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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義秩序注定難以穩定存在，因為它多變的領導集團與多變的福利生產集團不能構成均勢。領導集團稍微左一點，就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稍微右一點，就是歷代帝國和前朝黨國腐敗墮落的老路。民間的經濟力量逐漸增強，又會造成國民黨在台灣遇到的局面，黨國體制不得不面對風起雲湧的民間政治要求。

帝國或黨國與地主階級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理想的帝國基礎是一盤散沙般的自耕農，而地主階級的重租和大面積佔有土地造成了大量流民，影響了社會安定，降低了農村的整體購買力，這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和工業化計劃都是不利的。因此，國民黨也有土改計劃，到台灣後發動的和平土改也取得了成功。

上述特徵充分體現在毛澤東設計的新民主主義秩序之中。在政治方面，新民主主義秩序就是共產黨領導一切。在經濟方面，則是將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收歸官辦，允許民族資本主義在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限度內發展。在農村，則無償沒收地主的土地，將土地平均分配為農民的私產，同時允許富農經濟的存在。對比帝國制度，在新民主主義制度中，「家天下」被「黨天下」替換了，儒家官僚被幹部替換了，官營企業也被全民和集體所有制企業替換了，土地兼併被限制在富農水平，其他因素則無實質性變化。

如果更仔細地區分，還應該補充說：其中更大一個數量是在官營產業的奴役下。大量工人在傳統的官營企業裡從事僱傭勞動，中國的官僚代替了歐洲的資本家。中國共產黨在工人運動早期階段，發動礦山和鐵路工人罷工，爭取工人的結社權並提高工資，其矛頭所向，主要是官府委任的管理當局，而不是私人資本。中國工人向專制政府爭取權利的鬥爭，先後遭到鎮壓甚至屠殺，工人運動失敗了。

馬列主義的階級分析眼光，幫助中國共產黨看清了地主與農民的衝突。毛澤東認為，國民黨的專制統治是封建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聯合專政，貧下中農反抗地主剝削的階級鬥爭必定導致與這種上層建築的武裝衝突，結果必定是中國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中國，然後過渡到社會主義。

毛式社會主義也面臨著巨大的外部壓力，一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競爭壓力，二是蘇聯式社會主義的競爭壓力。毛澤東堅信資本主義是垂死的制度，他更看重來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競爭壓力。這是關係到民族和領袖本人的世界地位和歷史地位的更加直接的競爭。由於蘇聯的官僚集團具有hｅｔuｂｏｏk•ｃoｍ•ｃｏｍ更顯著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特徵，毛澤東又有代替蘇聯為人類指明前進道路的宏偉抱負，國內反對「走資派」的鬥爭就成了「反帝」、「反修」的世界總圖景的一部分，成了解放全人類的歷史總圖景的一部分。

工農業生產全面的低效率，迫使政府強化非經濟的激勵—威懾體制。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這一後期毛澤東思想的解釋體系裡，農民對自留地的熱情屬於小生產者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多吃多佔的農村黨支部書記和國營企業的管理官員屬於官僚主義者階級，後來進一步定義為黨內資產階級；偷懶怠工屬於私有制時代剝削階級思想的殘餘；解決上述問題的主要辦法是，堅持思想政治領域中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

中國的改朝換代主要倚重農民造反，而馬列主義對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評價甚低。馬克思認為，與工業文明遭遇之際，農民企圖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舊的所有制關係的框子裡去。小農的政治影響則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一切。這樣一個階級顯然不能代表未來。

在這種制衡機制中，毛澤東把勞動人民擺在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這個人民又要由他根據歷史規律予以定義。人民的根本利益必定也必須與領袖心目中的歷史規律一致，正是這項苛刻條件，成了最激烈的民主與最極端的個人專斷的匯合點。文革的大民主就建立在這個微細的重合點上。

農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結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隊是基本核算單位。社員偷懶的後果只能由本隊的其他成員承擔。農民無法向生產隊之外轉嫁低效率的平等體制造成的產出損失，又不甘心泡在一起挨餓受窮，便開始了前仆後繼的探索。最初的探索是擁有強勞力的農戶拉牛退社，被壓制後轉變形式，隱蔽為小包工之類的責任制，再變為包產到戶，更進一步就是包幹到戶。當這一切都被批判後，剩下的便是集體土地上的怠工和對自留地的熱情，以及平等的貧窮和農產品嚴重短缺。

毛澤東勾畫的歷史和社會圖景在凸顯某些事實的同時也遺漏和淡化了某些事實。毛澤東凸顯強調了中國弱小的無產階級及其作用，淡化了這個階級主要僱主的國營或黨營的性質。毛澤東強調了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淡化了這個組織由愛國知識分子創建又由農民戰士充實的事實；毛澤東強調了歷史上農民與地主的衝突，把這種衝突描繪為中國歷代的主要矛盾，淡化了農民與官府的矛盾。毛澤東強調了地主階級和官府的共同利益，淡化了他們之間的差別和衝突，把自身利益鮮明的暴力賦斂集團降格為地主階級的代理人；毛澤東強調農民戰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根本動力，而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卻再三表現為改朝換代的工具，呈現為帝國制度重建儒家秩序的自我調節方式。

綜合而言，毛澤東提出的方針政策，很嚴格地滿足了傳統的打天下策略的要求，同時又用馬列主義的語言和邏輯，為自身的活動指派了崇高的性質和偉大的歷史意義：這是一八四○年開始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延續，是無產階級政黨代替軟弱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和_圖_書

國營工商業體系延續了帝國時代的管理弊病。由於職工收入以固定的計時工資形式發放，企業管理官員和工人對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就表現為在不受到行政懲罰的算計下對閒暇最大化的追求。對行政懲罰的躲避則主要表現為壓低計劃指標的討價還價和謊報計劃完成情況。怠工的後果無須自己承擔，可以轉嫁給全社會。

正統馬列主義對城市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的強調，使共產黨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最初幾步走得跌跌撞撞。

以暴力方式剝奪地主的土地和財產，這是與政府對抗的武裝集團獨享的擴張策略。歷代造反武裝都可以吃大戶，可以殺富濟貧。地主的財富集中，自衛能力卻微不足道，採取這種後勤和人員補給策略的暴力集團可以高速擴張，直到較富有的社會成員被搾乾吃盡為止。而且，這個策略是任何合法政府都難以模仿的，造反者則可以殺雞取卵——壯大自身同時又破壞合法政府的財政基礎。採用這種後勤補給策略還有一項意義重大的好處，就是動員分得地主土地的農民加入共產黨軍隊，為保衛自己的利益而戰。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解決上述問題的一攬子方案。毛澤東參照帝國治亂循環的被動調節方式，試圖建立一種主動的自我調節機制，在最高當局的控制之下製造小型的治亂循環，每隔七八年來一次，利用民間「革命群眾」的力量，監督官僚集團沿著毛澤東設計的道路前進。毛澤東堅信他設計的道路合乎人民群眾的利益，文革就是憑藉革命群眾力量建立毛式社會主義的根本制衡機制的努力。

北伐成功後，蔣介石羽翼豐|滿，開始強化孫中山模仿蘇聯創建的黨國體制，大批屠殺對自身統治和黨國秩序構成威脅的共產黨人。共產黨人倉促組織和發動的武裝暴動，最初也像俄國那樣以佔領中心城市為目標，結果又遭到了慘重失敗。

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有選擇地將部分馬列主義概念與中國的部分歷史和部分現實結合起來，建構出最有助於共產黨發展壯大的理論，指出了共產黨打天下的道路，指出了工人農民翻身做主人的道路，指出了全社會走向平等富裕純潔的大同世界的道路。

毛澤東建立的體制承受著多方面的內部壓力。一是農民對包含了巨大利益的自耕農制度的追求壓力；二是工人和管理集團對利潤掛帥和物質刺|激的興趣；三是領導集團順應上述壓力向傳統的管理方式復歸的壓力，這種復歸是追求較低的管理成本和較高的代理人收益的自然過程，其中也包含了對農業自耕農制度和工業企業利潤掛帥與物質刺|激原則的讓步和推崇。毛澤東認為，領導集團的當權派性質決定了他們是毛式社會主義的最大危險，因為他們有選擇制度改變道路的權力。作ｍ•ｈｅtｕｂｏoｋ.cｏｍ.coｍ為對上述圖景及其內在關係的把握，毛澤東創造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

用階級鬥爭理論將暴力方式的土改描繪為歷史的必然，並將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地主階級的利益描繪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這是非常高明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策略。這種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共產黨動員農民奪取政權的政治利益，而不是反映事物本身的真實關係。

毛澤東的去世削弱了對異己力量的清剿、壓制和勸說能力，舊的權利邊界有了恢復的可能。

在毛澤東時代，全社會的資源配置主要靠國家計畫委員會的下達的行政指令進行。政府建立了農產品統購統銷的壟斷體制，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內，以低於市價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價格徵收農產品。同時，國營企業按照政府規定的壟斷價格，把工業品賣給農民。以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形式，中國農民為建立國營工業體系做出了份額最大的貢獻。

在上述意義上，中國的社會主義試驗，是傳統的集權制度在更加集權的方向上竭盡全力的一躍；是挾立國之威，對西方工業化列強的衝擊的激昂回應；是中華民族在新環境中努力適應並爭取優勢的百年探索的持續；也是共產主義信仰激發的對理想社會的狂熱追求。

在國營工商業內部，職工工資長期凍結在低水平上，政府以這種方式提高積累率，將職工個人的住房和養老積累轉變為建立國營工業體系的資金。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農民占全國總勞動力的百分之七十九，是產業工人數量的一百倍。中國又處於獨裁統治與軍閥割據並存的亂世，武力的強弱決定著政治權力的大小。要在這片土地上打天下坐江山，無論正統理論如何說，現實的力量格局注定共產黨必須繼承兩千年來反覆驗證的成功策略：組成一個武裝集團，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幟，吃大戶，發動農民戰爭，耗盡對手的力量，最後包圍城市奪取政權。

毛澤東是農民的兒子，熟悉中國傳統和現實力量的格局，他用馬列主義的詞彙和邏輯，重新解釋了傳統的農民造反的意義，闡明了共產主義信奉者在中國奪取政權的道路、他們的敵人和盟友、鬥爭各階段的目標和策略。這套體系的核心內容，就是共產黨領導農民搞土改。

大躍進造成國內生產總值的急劇下降。毛澤東被迫放棄了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m.ｈeｔuｂoｏｋ.cｏm•cｏｍ高指標，降低了農業領域的集權程度，所有制單位由人民公社退到了生產隊，一度還默許了包產到戶的存在。

上述激勵機制和資源配置體制在工業化初期的模仿階段中成效可觀，但在較長時段的國際比較之中，則既不如市場機制那樣有效，又不如市場機制那樣充滿活力和創造性。

上述凸顯和淡化是可以理解的。共產黨一旦成立，黨派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和利益，意識形態的建構和發展自然要受到自身生存和發展需要的指引和影響。毛澤東建構意識形態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團結全黨奪取政權，實現社會改造的理想。他預設了一個神聖正義的目標，圍繞著這個目標挑選事實並展開論證，輝煌的目標吸引了他的視線，也造成了他的盲區。神化了無產階級，就可以合乎邏輯地神化其先鋒隊組織。不肯或不能指出行政權力支配一切並導致社會崩潰的歷史和現實，是因為共產黨也要依靠行政權力建立社會主義並實現工業化。強調地主與農民的衝突，不僅關係到公平的社會理想和實現工業化的良好條件，更直接關係到共產黨的政治動員能力，關係到軍隊的兵源、士氣和後勤供給。

大躍進是由最高領袖發動，由農民承擔主要代價的最嚴重的失衡。剛剛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制度，將農民根據自身利益和小集體利益安排生產的權利剝奪了，把他們與未收穫的莊稼的利益聯繫切斷了，人力物力被高度集中的行政權力控制著，調配到原始的大煉鋼鐵試驗中，調配到設計粗劣的興修水利工程中，造成了荒唐而巨大的浪費。吃飯不要錢的共產主義試驗加速了集體糧食儲備的消耗。

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農業帝國的廢墟上起步的。它要利用傳統的行政優勢，集中全社會的資源，完成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中國共產黨要根據自己的馬列主義信仰，有計劃按比例地搭建出一個工業化的平等社會。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失衡，一方面是毛澤東的巨大權力直接侵犯了官僚集團和平民百姓的傳統權利，一方面是毛澤東製造的半無政府狀態引發了對各種社會集團的合法權利的全面侵犯。這兩方面的侵犯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卻沒有建立文革發動者試圖創建的治亂循環式的防修反修的制衡機制。恰恰相反，各個社會集團對毛式社會主義的反感隨著各自損失的增加而增加了。

但是，由於中國的工業化與市場化脫節，與農村城市化的進程脫節，計畫經濟及其選擇的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造就了一個嚴重畸形的工業體系。大量投資被浪費掉，建成的工業企業又有濃厚的軍工色彩，且效率極其低下。同時，農民——工業品的最大消費群體——又被吸納勞動力能力較低的重工業優先戰略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m.ｈeｔｕbｏｏｋ.ｃom•ｃom

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衝擊下，帝國制度在一次自身壽命循環的末期崩潰了。它企圖找到新的自立框架。廢墟上暴力集團林立的競爭環境，注定這個框架的支柱必定是一個強大政治軍事組織。廢墟中小農經濟基礎的土壤，又決定了這個制度的基本結構是行政權力支配一切的結構。君臨天下的行政權力企圖把西方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生產和交換手段用行政手段硬搬過來，以公有制的名義塞到官營工商業的框子裡去。

毛澤東一九二六年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說：「中國因經濟落後，故現代工業無產階級人數不多。二百萬左右的產業工人中，主要為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五種產業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個數量是在外資產業的奴役下。」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體制的確出現了許多偏離設計的失衡，但最嚴重的失衡是由強大自信的最高權力引發的。這是歷代帝國戰功卓著的早期統治者經常造成的問題。

中國的工業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九五二年中國工業已恢復到戰前的最高水平，此時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過百分之十九．五二，一九七八年，這個比重上升為百分之四十九．四，一個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粗具輪廓。這是持續了兩千年多年的帝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帝國的小農經濟基礎，被中國共產黨利用小農的經濟力量及其支持的強大行政手段徹底破壞並迅速提升了。高效廉能的共產黨為這破天荒的一躍提供了關鍵性的組織和精神力量。

在跨越新民主主義秩序近三十年後，這種允許資產階級和富農經濟在籠子裡發展的制度設計，又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名義登上了歷史舞台。此時，在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上，中國共產黨已經領導一個「晚發外生型社會」基本完成了模仿階段的工業化任務，卻沒有建立充滿活力並自發演進的現代化社會。無論是帝國還是黨國的官營經濟和官僚體制，都不能提供這種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