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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能對這種情況感到痛心，同時對於這種情況的理解又可幫助我們去消除它。具體地說，許多人為了進行一項極端的攻擊行為，必須使自己相信受害者已經失去人性。如果這是真的，那麼通過培養人們的通情就會使攻擊行為難以進行。諾馬和西摩．費謝．巴赫的確已經證明：兒童的通情和攻擊性之間存在著負相關，一個人通情越多，越不會採用攻擊行為。

在我們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看一看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認為別人已失去人性。這種看法產生於偏見中，它不僅傷害受害者，同時也傷害壓迫者。讀了下一章的第一段你就會明白我指的是什麼了。

假設在一個繁忙的交叉路口的紅綠燈下，汽車排著長隊。綠燈亮時，排在最前面的司機停了十五秒還沒有啟動汽車。發生什麼事情了？我們可以肯定，催促的喇叭響成一片。這可不是按一兩聲喇叭提醒最前面的司機綠燈亮了那麼簡單，這些拖著長腔、響個不停的喇叭聲說明了那些受挫的人們正在發洩他們的煩躁情緒。確實，在控制實驗中發現，在這種情形下，排在第二位的司機，大約有九十％會以攻擊性的方式撳喇叭。在同一個實驗中，一位行人在紅燈還亮著的時候從第一輛車與第二輛車之間橫穿馬路，等到綠燈亮時，他已經穿過了馬路。而排在第二位的司機，大約有九十％的人一直到綠燈亮起來還在撳喇叭ｈetuｂｏｏｋ•ｃoｍ.ｃom。那麼，如果這位行人是拄拐杖的人，情況會是怎樣呢？很明顯，看見有人拄著雙拐喚起了通情反應。通情的感受超過了攻擊的欲望，撳喇叭的人的比例大幅度下降。

這項研究的確很鼓舞人。在此我發現很有必要陳述我的堅定信念，即如果希望看到社會上大多數的孩子在面臨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及逆境時，都能自願選擇建設性行為而非破壞性行為是非常幼稚的。一般說來，社會呈現給我們的各種跡象表明，用暴力方式解決衝突和挫折不僅占主導地位，而且還為世人所推崇。約翰．韋恩、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斯爾維斯特．史泰龍、阿諾德．施瓦辛格、詹姆斯．邦德成為了我們的文化偶像。無論是清楚地表達還是含蓄地表達，無論是扮成復仇牛仔、城市員警、拳擊手、終結者，還是用奇異和娛樂的方式擊退對手的溫文爾雅的特工，這些影視英雄展現給孩子們的是社會的價值取向以及對他們的寄望。

一個抑制攻擊行為的重要方法是，清楚地指出這種行為是不適當的。最有效的指示者就是社會——即在同一情境下，其他有自製能力的、相對無攻擊性的人在場。例如，在羅伯特．巴倫和理查．凱普納的一項研究中，被試人在受到某人的侮辱後，又看到此人受到第三者的電擊。這第三者或者發出強烈電擊或者發出輕微電擊。另外www.hetubook.com.com還有一個控制組，這組的被試人沒有看到第三者發出電擊。然後，給被試人機會電擊侮辱他們的人，那些看到第三者發出強烈電擊的被試人，比控制組的被試人所發出的電擊要強；看到第三者發出輕微電擊的被試人比控制組的被試人所發出的電擊要弱。我們對這種情況應該很熟悉吧？讀者可能已注意到，攻擊行為的表現與其他（任何）行為的表現一樣，可以視為一種從眾行為。尤其在一個模棱兩可的情境中，人們看到別人如何行動以確定什麼行為是適合的。請你回憶第二章裏我們所描述的情境，在那個情境下你可能在弗裏唐尼亞高級官員的餐桌上打嗝。這使我們聯想到，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受到挫折或被惹怒，你周圍的所有人都向折磨你的人擲雪球，這就會增加你擲雪球的可能性；如果所有的人僅僅在氣憤地指責他，就會增加你氣憤地指責他的可能性；如果大家都用棍棒打他的頭，就會增加你撿起棍子打他的頭的可能性。

通情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西摩．費謝．巴赫注意到：很多人覺得故意使別人受痛苦是很困難的，除非他們能找到一些判定受害者已失去人性的方法。因此，當美國在與亞洲人作戰時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與日本人作戰，五十年代與朝鮮人作戰，六十年代與越南人作戰，我們的軍人經常把亞和圖書洲人稱為「蠢豬」。我們認為將亞洲人非人性化是為他們的殘酷行為找到合理的理由，因為對於一頭「豬」實施暴力比對人要容易。正如筆者在本書中一再提到的，費謝．巴赫指出的那種文飾作用不僅使我們有可能攻擊別人，而且可以使我們繼續不斷地攻擊別人。回憶一下生活在俄亥俄州肯特城的那位中學女教師。在四個肯特州立大學的學生被俄亥俄國民警衛隊員殺死後，她告訴作家詹姆斯．米切納說，任何一個赤足走在大街上的人都該死。就表面判斷，這種言論是十分荒誕的。只有當我們意識到，說這種話的人已經把悲劇的受害者看做失去人性的人，才能夠開始理解它的含義。

有很多方法能促進人們之間的通情；其中一部分可以在小學教室裏學到，無需在此一一指出，我也不準備在這裏討論他們。

後來，諾瑪．費謝．巴赫開發一套訓練通情的方法並成功地測試了它對攻擊行為的有效性。簡單說來，她教育一些學齡前兒童如何從別人的角度看待問題。孩子們被訓練去識別人們的不同情緒，然後讓他們在各種各樣充滿情感的情景下扮演其他人的角色，並以小組為單位探究他們各自的情緒。這些「通情訓練」導致了攻擊行為的顯著減少。喬治娜．漢默克和黛博拉．理查森近期做過一個類似的實驗，證明了通情是極端攻擊行為的重要的緩衝器。他們把大學生置於一個情景下，命令和_圖_書他們每個人向另一個同學發出電擊。那些受過通情訓練，能夠感受他人情緒的學生發出的高強度電擊要少於那些通情較少的學生。肯依奇．沃布奇（音譯）及其同事在日本學生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沃布奇命令每個學生向另一個學生發出電擊，作為一個學習實驗的一部分。在一種情況下，在受到電擊前，受害者先介紹一下個人情況因而打開了促使通情形成的大門；在控制情況下，受害者沒有機會介紹自己。受害人在前一種情況下受到的電擊比在後一種情況下受到的電擊輕得多。

已經研究過的另一個可能性是，當一個孩子進行攻擊行為時不理睬他（或她）；在他進行非攻擊行為時給予獎勵。這種做法部分地依據這樣一個假設：孩子們（也許還有成人）常把進行攻擊行為作為吸引他人注意的一個手段。對他們說來，寧願受罰也不想被忽視。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對攻擊行為的懲罰實際上可解釋為一種獎勵——「嘿！瞧，每次我一碰小妹妹，媽媽就很注意我。我想再來一次。」布朗．保羅和羅傑斯．伊里亞德在幼稚園所做的實驗驗證了這一想法。他們讓幼稚園的老師不理睬孩子的任何攻擊行為，同時要求老師十分注意這些孩子，當他們做了與攻擊行為相反的行動，如友好地玩耍、把玩具分給別人、與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時，給他們以特別關照。幾個星期以後，這些孩子的攻擊行為明顯地減少了。喬和*圖*書爾．大衛茨在一個更加精細的實驗中證明：挫折不一定導致攻擊行為；相反，它也可以導致建設性行為，只要經過事先訓練使這種行為能吸引人、引起人們的興趣。在這項研究裏，讓孩子們四人一組地玩耍，對一些小組的建設性行為給予獎勵，而對另一些小組的攻擊性和競爭性行為給予獎勵。然後故意挫傷所有的孩子。方法是先讓他們產生一種希望，即告訴他們要看娛樂性電影，還可以做遊戲。實驗者甚至真的開始放映電影並發給每人一些糖果讓他們等一會兒再吃。這時，挫折來了：實驗者突然在影片的最高潮時停止放映，並且收回了糖果。之後，讓孩子們自由玩耍。那些被接受過建設性行為訓練的孩子，比其他組的孩子表現出更多的建設性行為和更少的攻擊性行為。

無需冗言，我們對發生的問題採取暴力解決的方式的宣傳不僅僅局限於電影和錄影片；這類事件同樣主導了每天的晚間新聞。因而，一點兒也不奇怪孩子們是怎樣知道大人們經常用暴力方式來解決衝突的。而且，許多孩子甚至沒有意識到還有其他可行的或正確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如果我們希望看到孩子們在成長階段認同非暴力的解決方法，那麼向他們提供掌握這些技巧的特殊訓練並鼓勵他們運用這些方法可能是個極好的想法。而且，我們沒有什麼理由不能在家庭和學校裏同時提供這樣的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