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日落調景嶺》經過了跨越死亡門檻之恐懼，經過兩三年的一再刪改而終於完稿。
我穿過上山的小巷，沿著一條迂迴的山路往山上的車站走去。我忽然感到身體有點不舒服，呼吸不暢順，眼前一黑……。
長者獲悉我的來意後，很樂意地帶領我到區內各處逛逛。調景嶺大街、學校、教堂、居民辦事處，最後領我走進離碼頭不遠的老人中心。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我感覺呼吸稍為均勻，睜開眼睛，發覺眼前的、樹上的枝葉清晰了，不再天旋地轉了。於是，我定了定神，吃力地爬起來。我髣髴大病初癒似的，扶著路邊的鐵欄杆，舉步維艱地往山上走。
本書原稿達三十四萬多字，但應出版社的要求，字數限於十五、六萬以下，只好忍痛將原文上卷刪掉，只刊用下卷，真有點遺憾。（上卷是寫主人公高弘在台灣的艱苦歲月及國共戰爭的日子）
https://m.hetubook.com.com在老人中心逗留了個多鐘頭，離開的時候已是陽光火辣辣的中午時分。
我終於走到巴士站，在站旁的小食店買了一盒豆奶來喝，漸漸地精神始重新抖擻起來……。
第二次到調景嶺是與第一次相隔三十年後的九十年代。當日有朋自遠方來，我和海辛兄陪同一位由美國回港省親的文友到調景嶺一遊。我們從香港西灣河碼頭乘渡輪前往。渡輪駛出鯉魚門後往左轉航行，不一會就可見不遠處的山谷上滿佈鱗次櫛比的房子。最深印象的是當渡輪駛近，可發現遍山都是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窄長的、用木材建造的碼頭兩旁，整齊地豎著的兩排旗幟，在迎著海風飄揚，像在揮著手，歡迎遠方來的客人。
於九龍將軍澳安寧居
和-圖-書我們上岸後，在山上的橫街小巷到處瀏覽，站在山崗上拍照的時候，發覺鏡頭裡國民黨的旗幟無處不在。因為，家家戶戶都插上國旗，可見當年棲息調景嶺難民營的居民、是如何地對台灣政府忠貞不二。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三時零五分
有「小台灣」之稱，當年住滿逃港難民的調景嶺，跟「三不管」的、充滿神秘感的九龍城寨一樣，在香港地方史上有其重要的意義。這就是我寫完《九龍城寨風雲》之後，繼續動筆寫《日落調景嶺》的原因。
第三次到調景嶺是為《日落調景嶺》搜集資料。那是一九九四年六月一個陽光普照的日子。
那天，我一反平日睡到日上三竿的習慣，在早上八點鐘爬起床，啃了個麵包，喝了一杯開水，就匆匆出門。由於www.hｅｔｕｂｏok.cｏｍ.ｃｏｍ家住將軍澳坑口區與調景嶺毗鄰，乘計程車由陸路往調景嶺僅十分鐘之遙。
老人中心裡有社工辦事處和長者休息室。三、五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家在對弈、讀報或打盹。氣氛悠閒安謐。在閒聊中，老人家們對家園即將被清拆感到無奈和欷歔。其中一個年逾八十、曾是國民黨軍官的老人家，向我憶述當年幾千難民被香港政府用渡輪載到這個被稱為「吊頸嶺」的荒山來的情景，及後來建造校園的漫長艱苦歲月……。
望著他皺紋斑駁的臉、閃著淚光的老眼，聽著他低沉而蒼老的嗟嘆聲，我的鼻腔熱了……。
我跟一個在樹蔭下乘涼的長者搭訕，傾談之下，始知一部份在這裡住了幾十年的調景嶺居民，已接受政府的安置，遷居鄰近的厚德邨；留下來不滿賠償條件的居民仍在跟政府討價還價。
這是我創作生涯中出的第三十本書，也可能是我最後heｔｕboｏｋ•ｃｏｍ.ｃｏm的一本書。記得一九八九年出的第一本書《鍍金鳥》是純鈎兄給我出版的，十八年後的今天，又蒙純鈎兄不棄，將我選入「老作家系列」。我相信這是緣分，謹此向純鈎兄致謝。
另外，在本書創作過程中，得到海辛兄的鼓勵和宇無名老弟百忙中為我搜集有關調景嶺難民營的資料，又得到廣州學兄周俊杰兄補充一些一九四九年，廣州解放前夕的歷史資料，在此一併致謝。還有一些幫忙過我的朋友，在此不贅。
我突然聞到泥土的氣息，醒過來，發覺自己的鼻子貼在泥土上，臉上有點疼痛，用手揩拭一看，是紅彤彤的血。這時節，心裡一慌，渾身乏力地仰臥地上，只見頭頂的樹，天上的白雲都在旋轉，彷彿地在動，山在搖。眼前的景物漸漸模糊了。這一瞬間，我的腦海浮現了我的老伴和兒女，一陣死亡的恐懼襲上心頭。我想高聲呼救，但喊不出聲來。
我是躺在山
和_圖_書路旁的一棵石栗樹的蔭影下。一片葉子飄落在我的臉上，我無力抬起手去拂掉它；蚊子嗡嗡的在我的耳邊響著，叮吮著我的脖子和耳朵，我無法動彈去驅逐牠們。我惶遽地暗忖：難道我出師未捷身先死？我閉上眼睛，只希望此刻有路人經過，發現我、救我。
我第一次認識調景嶺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當時我參加了《中國學生周報》主辦的「寫作問題講座」，由報社組織一班年輕的、愛好文學的學員到調景嶺參觀。由於事隔半個世紀，記憶中的印象模糊了。只依稀記得當時是到一所校舍簡陋的學校與同學交流，其他一切，如今都記不起來了。
落車後，我由蜿蜒的小路從山上走到調景嶺的海旁。一路上，我感覺到周遭那本來滿眼的旗幟較以前疏落了。天氣很燠熱，海邊一丁點風也沒有。碼頭上豎著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已經褪了色，在陽光下一動也不動，像疲憊不堪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