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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感遺憾的是，當我的小說接近完成的時候，胡先生不能夠再等候了。隨了時局的發展，他要把書店搬往國外去。於是《窮巷》的版權又由初步書店轉讓給文苑書店。一九五三年，書才印了出來。

對於別人的可感謝的意見，我一直沒有作過什麼反應表示。這並非由於我的創作態度一向不主張拿文藝作品當作說教工具，而是由於我有著不能不那樣寫的理由。這不會是只憑直覺去看作品的人所能了解的。

我是一個不能把寫作當作職業，事實上卻又被迫著形成了職業的人，wｗw.ｈｅtubｏoｋ•com.ｃｏm可是一部二十萬字的作品要能夠順利地寫成，在我當日的生活狀態下是沒有可能做到的事。許多為著生活而經常得應付的事情，不斷地佔有了我的精神和時間；《窮巷》的寫作進行因此時續時輟，沒法如願迅速完成。不久之後，新民主出版社為著配合時局的需要，出版方針有所改變。初步書店的胡鐵鳴先生徵求了我的同意，把《窮巷》的出版權轉移到他的手。我只有一個要求：容許我把已發表的部份從頭再寫，這便得把預先打好的紙型全部犧牲。胡先生慨然答應，事情便這樣決定下來了。

不過在另一方面的意義說，《窮巷》的寫作留給我的卻是非常深刻的回憶。因為在我執筆的過程中，正是我生活上最hetubook.com.com困難的歲月。因此從寫作至出版，都經歷著重重波折。

《窮巷》出版以後，我在報刊的評論上看到了好些珍貴的意見。這些意見的共通之點，是認為我不應該把那樣的故事渲染上悲劇的色彩；苦難人們的遭遇應該有個好收場；對於落在絕境的人更應該給他們指出正確的道路和方向。……

五十年代是個政治敏感性強烈的年代，也是文藝工作者不容易自由運用筆桿的年代。一個文化商人如果希望自己的出版物能夠順利地賣出去，便不能不注意作品的內容是否有值得顧慮的東西。聽說，因為我在《華商報》發表過小說，我在台灣銷售的一些單行本就被禁止了hｅｔubｏｏk•coｍ•cｏm。《窮巷》將要寫完的時候，書店負責人就找我討論小說「結尾」的問題，為的是恐怕我會添上一條「可怕」的尾巴。此外，書名有個「窮」字，也容易喚起患「敏感」症的人的某種聯想，為了擔心書發行到海外某些地區時不許進口，《窮巷》便用了兩個書名，另一個書名是《都市曲》。兩個書名按不同地區分別應用。這事說來有些可笑，但是誰願意冒險做虧本生意呢？

《窮巷》最初是在夏衍先生主編的《華商報》副刊上連載，隨寫隨發表。那是全國解放前夕。大約刊至三萬六千字左右，夏衍先生離開報館；人事上有了變動。副刊的新編輯上場時有他新的編務方針，而我的小說又不能在他所希望的短典內全部刊完，我只好自動把它停止和圖書。

出版權轉移以後，一拖竟然三年時間。在生活緊張、人事紛繁的情形下，我一直不能安定下來把小說寫好交出付印。我在精神上所擔負的重量，實在比負一筆債所感覺的還要痛苦。在這期間，胡先生以了解一個像我這樣的作者處境的寬宏度量，隨時給我的困苦生活以熱誠的援助，目的是鼓勵我把作品寫成。這真是難得碰到的一個好出版家！

一位去年夏季才相識的來自南美洲一個遙遠國度的朋友，在回去僑居地以後給我寫信，要求我替他找一本《窮巷》寄給他（因為他在書店裡買不到）。我沒有如他所願。但是我沒有因此感到歉意。理由是這本書是不值得他再讀的。

我說不值得他再讀，是因為這本書寫得並不好，至少我自己就覺得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我所寫的和*圖*書是大戰結束後的香港。幾個身份不同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他們一面對生活作鬥爭，一面又從各自不同的命運中發生種種不同的遭遇。故事是複雜的，主題也還算是健康的。唯一的缺陷是我寫得不夠深刻，我的筆沒有達到我預期達到的地步。

但是在小說連載期間，新民主出版社已經有意在《窮巷》全部登完時出單行本，便趁報館排版的便利，逐日將印好報紙的《窮巷》排版借去，預先打了紙型。事後才託人通知我，並徵求我對於出書的同意。對於這樣一番盛情，我是沒有異議的。只是這樣一來，我卻不能不把這部小說繼續寫下去了。

這些都是沒有人知道的事情。

《窮巷》卷首本來有一篇「序曲」，可是也因為有著上述的顧慮，在出書之前，給出版人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