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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從美國來的武漢人。」

聶華苓雖然身在海外，但和臺灣文壇，尤其是和受臺灣當局迫害的作家（包括「鄉土文學」作家），都有著密切的聯繫。一九六八年，「國際寫作計劃」曾邀請陳映真去衣阿華。陳映真臨行前被臺灣當局逮捕，先後在土城、屏東和火燒島監獄度過八年，一九七五年才被釋放。陳映真被捕時，聶華苓和安格爾曾盡一切努力進行營救：一方面給蔣經國寫信抗議，一方面向香港和美國新聞界爭取輿論聲援，並出資聘請在臺灣的美國律師（因中國律師不敢受理這一政治案件）為陳辯護。但聘請費卻為特務所扣，陳定罪後才送到律師手中。

但是，武漢變樣了。

但，五十年代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在「文化沙漠」的臺灣，卻獨樹一幟，不要「反共」八股，敢於刊登一些富有生活氣息的真正文學作品。他們有時收到清新可喜但有瑕疵的作品，聶華苓就和作者一再通信討論，一同將稿子修改潤飾發表。目前，臺灣有幾位知名作家，就是那時那樣開始發表作品的。

生在中國、長在中國的聶華苓，是一個到現在還對武漢充滿感情的武漢人。

一九七九年三月號的「上海文學」發表了她的短篇小說「愛國獎券」，這是海外作家在國內刊登的第一篇小說。為此，新華社和中國新聞社都向海外發了消息。

一九六四年，她被迫離開臺灣，去了美國。她現在美國衣阿華大學教書，也還寫作，並從事翻譯工作。

聶華苓最近寫了一組「七十年代的故事」，她在其中的一篇裡，這樣介紹自己：

長江的水和三十年前一樣地流著，江上的木船和三十年前一樣地蕩著，江漢關的鐘樓和三十年前一樣地矗立。但是，江上架起了雙層大鐵橋：汽車在上層橋上跑；火車在下層橋上跑——鋼鐵的力震動了龜山和蛇山。

我們住在漢口的德明飯店，不，現在叫做江漢飯店了。沉重的德國式樓房還是老樣子；門前老樹一大蓬樹葉的綠也還是老樣子。我提著旅行袋，恍恍惚惚走上那一抹又寬又長的樓梯……

聶華苓——寫小說wｗw•heｔubooｋ.com.coｍ的。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在臺灣寫作、編輯、教書十五年；現在是一個東西南北人，以美國衣阿華為家。三十年後，和丈夫安格爾以及兩個女兒薇薇、藍藍回中國探親。

「咦，你在什麼地方學的？」

「喜頭魚！」我叫了起來。抗戰離家多年，回到家鄉，我就是用那口吻向母親點菜的。

武漢，武漢，我終於回來了！

自從一九六七年起，他們到處旅行，寫了無數的信，募來三百萬美元的基金，終於辦成了這個組織——附設在衣阿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在過去的十幾年，「國際寫作計劃」已接待了來自五十多個國家的近四百位作家。「國際寫作計劃」在國際間頗為有名，聶華苓和安格爾曾因此在一九七七年為三百多位世界各國的作家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現在，聶華苓是這個組織的主持人，她的丈夫已退休，做這個組織的顧問。

「離開武漢多少年了？」

「三十年了。」

讓我們海內外的文學工作者，通過各種渠道、各種方式，能有所交流吧！

當晚，雷震請胡適和「自由中國」半月刊全體同人在家吃晚飯。聶華苓一進門，雷震大叫：「來了，來了！就是她！胡先生！就是她不肯給你獻花！」胡適嘿嘿笑了兩聲，手裡正拿著她寫給雷震的紙條。雷震笑著對她說：「我們正在傳觀你的字條！」事後，「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另一位同事對聶華苓說：「好！好！你怎麼可以去給胡適獻花！你將來要成作家的呀！」

當時保羅．安格爾說：「你瘋了麼？我們哪裡有錢把他們請來！單是一個人的旅費就要幾千美金，還有幾個月的生活費呢！」

前不久，她在香港發表一篇關於《李自成》的文章，我們想把它收進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關於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一書中。當我寫信給她，把這個想法告訴她時，她在回信中高興地說：「這篇東西主要是給海外人看的，裡面有些話，對於國內讀者也許不新鮮了！但是，裡面提出的某些問題，國內讀者也許不常聽到，也許有些意義，也可讓國內讀者知道我們這些在海外的寫作者的看法，這也是國內外的中國人溝通的辦法之一。假若這篇東西能收集在你所編的集子裡，對海外的作者以及文學工作者將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創舉，可以大振人心！因為到現在為止，海內外的文學工作者還沒有任何交流。」

聶華苓一共出版過十三本書，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中譯英、英譯中。她的作品有的已譯成英、葡萄牙、波蘭、匈牙利、義大利文。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說「葛藤」（一九五三年臺北「自由中國」出版）；短篇小說集「翡翠貓」（一九五九年臺北明華書局出版）；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一九六〇年由臺北學生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四年由臺北文星書店再版，並於一九六五年又再版），短篇小說集「一朵小白花」（一九六三年臺北文星書店出版）；散文集「夢谷集」（一九六五年香港正文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桑青與桃紅」（一九七六年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

有一次，在紐約，一位訪向者問她：

「那可就太多了，像歐陽山的『三家巷』、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和『李家莊的變遷』、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她在給我的一封信裡也說：「我發現國內的作品，文字都很好，是從泥土裡長出來的文字；而臺灣許多作品的文字，矯揉做作，扭扭捏捏，讀起來叫人起雞皮疙瘩！那是因為他們沒有生活，只是在象牙塔裡作白日夢！文字是『想』出來的，不是『活』出來的。」

聶華苓對中國的當代文學很感興趣，而且下功夫做過研究工作。

讀罷「臺灣軼事」，我們不禁會問：聶華苓是怎樣一個人？

她和她的丈夫還辦了一個「國際寫作計劃」，每年九月到十二月把世界各國作家請到美國衣阿華，為他們提供一個安靜的適於寫作的環境，以及一段無需憂慮的時間，進行寫作、討論、旅行和文化交流。

他們半信半疑望著我。

ｈttps://ｗww.ｈｅtｕbｏoｋ.cｏｍ•coｍ一九七八年，她從中國回去後，在「三十年後」（「歸人札記」）一文中寫了這樣一段：

「三十年？你想吃什麼家鄉菜嗎？只管告訴我們。麵窠？豆皮？喜頭魚？」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為此奮鬥了。

一九四九年，二十四歲的聶華苓，剛從中央大學畢業，就拖著母親、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人到了臺灣。她家庭負擔很重，急著找個工作，便到「自由中國」半月刊編輯部管理文稿。她在業餘也寫寫文章、搞點翻譯賺稿費養家。一天，「自由中國」半月刊的主持人雷震，手裡拿著一篇她發表的文章，跑到她家，對她說：「聶小姐，我還不知道你寫文章呢！從今以後，你就做編輯吧，負責文藝稿。」

年輕的聶華苓，不僅有才氣，也很有骨氣。一九五二年，胡適從美國回到臺灣。胡適到臺北那天，雷震要聶華苓去機場獻花。聶華苓卻在雷震書桌上留了張紙條：

就這樣，聶華苓成了「自由中國」半月刊文藝版的編輯。一九五三年，她又正式加入了「自由中國」的編輯委員會。五十年代初期，臺灣省文壇幾乎是清一色的「反共」八股，很難看到一篇「反共」框框以外的真正文學作品。那些以「反共」作品出名的作家把持著臺灣省文壇，非「反共」的作品很難找到發表的地方。這個時期，老一代的如楊逵、吳濁流，新的一代如鍾肇政等臺灣本省的作家，因長期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教育，還不能用中文寫作，暫時保持著沉默。臺灣省的文學一下子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傳統切斷了。臺灣省新的一代作家還沒有開始摸索，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創辦「現代文學」以及以陳映真、王拓、尉天聰、王禎和、黃春明、楊青矗等人為代表的臺灣省「鄉土文學」的崛起，那都是六十年代以後的事了。

一九六一年，聶華苓在臺灣大學和東海大學擔任創作及現代文學的副教授。

小橋流水是古代的詩，鐵橋大江是現代的詩。我很驚奇：我竟然沒有懷古的幽情了！

順便說一下，「王大年的幾件喜事」英譯曾在美國著名雜誌「大西洋月刊」登出，後收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中，又收在紐約出版的「國際短篇小說」（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中，並已譯成匈牙利文在匈牙利發表。「珊珊，你在哪兒？」英譯也收在「國際短篇小說」中，並已譯成義大利文收在義大利出版的「世界小說集」中。

一九七九年ｍ•hetubｏｏｋ.cｏｍ.ｃｏｍ九月，聶華苓邀請了兩位中國作家——蕭乾、畢朔望去衣阿華。與此同時，她又邀請了臺灣作家王拓和瘂弦，但臺灣當局卻未予放行。趁此機會，她邀請了一些臺灣、香港和旅美的中國作家，到衣阿華歡聚幾天，舉辦了一個「中國週末」，共同討論「中國文學創作的前途」。在這次「中國週末」的討論會上，作為主持人的聶華苓致了熱情洋溢的「開場白」：

近年來，流浪者的哀歌，一直是臺灣文學現象中不斷重複的主題和題材，聶華苓又是這一主題和題材領域中比較突出的作者。她的短篇小說大多反映的是解放戰爭後期離開大陸到臺灣去的流浪者的種種遭遇和他們的精神生活。「愛國獎券」中的萬守成、顧丹卿、烏效鵬，「一朵小白花」中的譚心輝、丁一燕，「珊珊，你在哪兒？」中的珊珊、李鑫，「王大年的幾件喜事」中的王大年、夫子，「一捻紅」中的嬋媛，「君子好逑」中的董天恩，「李環的皮包」中的李環，「高老太太的週末」中的高老太太，「寂寞」中的袁老先生……，這些有家不能歸的思鄉病患者，從大陸去臺灣窩居已經三十年了。他們的苦悶、迷惘、彷徨和精神空虛，作者寫來，維妙維肖。作者自己選出這十幾篇作品在國內刊物先後發表，這次結集出版時又題為「臺灣軼事」，對我們生活在大陸的讀者來說，會使我們更加思念生活在臺灣的骨肉同胞。

她和她的丈夫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合譯的毛主席詩詞，是目前最受歡迎的一種英文譯本。一九七二年在紐約出了精裝本和平裝本，一九七四年在英國又出版了另一英文本，一九七四年在巴黎還出版了法文版本。

為此，特別是她在一九七八年從中國大陸探親回去之後，寫了一些觀感，臺灣當局對她也不客氣了。她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我出了十幾本書，在臺灣都給禁掉了，手邊也沒有了！」

另一封信中說：「我的名字在臺灣公開場合已不准提到了。我當然有朋友在那兒，當然也有讀者要看我的東西……」

最初，這個主意是聶華苓想出來的。她認為，世界上許多作家，要寫出他們精心結構的作品，往往為生活所累，和圖書無法寫作，不幸流產，這是莫大的損失。

小時候，家住在漢口舊租界；大熱天，我和弟弟去買雪糕；我們得走過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長征五個租界，為的吃一根雪糕！紮紅頭巾的印度巡捕、矮小凶悍的安南巡捕，拿著棍子趕黃包車和叫化子。德明飯店在德國租界邊上，我們走到那兒，一根雪糕早已舔光了！門前那一蓬綠色的蔭涼沒有我們的份兒！飯店裡住著洋人和中國買辦，「閒人免進」。汽車一聲不響地開到飯店門口，穿白制服、戴白手套的「汽車伕」跳出車子，打開車門，哈著腰站在一邊。高鼻子洋人向德明飯店裡走，皮鞋打在水門汀上得得響，一直走上大門裡那一抹又寬又長的樓梯，走進那沉重神秘的大樓裡去了。

「自由中國」半月刊終於在一九六〇年被國民黨當局所封閉，該刊主持人雷震則以「涉嫌叛亂」的罪名被捕坐牢，關了十年。當刊物被封、雷震被捕時，聶華苓和其他編委也全被隔離，她家門外一直有許多便衣特務在走來走去地監視著。

關於這一時期的生活，她在一篇談魯迅的文章裡順便提到：

「你喜歡國內哪些作家的作品？」

在臺灣、港澳和海外的文壇，聶華苓早已是一位很有名氣、很有才氣、很有勇氣的女作家了，但在國內，她的名字還不大為人所知，讀者難免有陌生之感。

「我是武漢人。」

「臺灣軼事」和聶華苓的另一部中篇小說「桑青的故事」（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國內出版，用她自己的話說，這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創舉，可以大振人心！」

現在的江漢飯店並不神秘了！短髮白衣的女服務員，說黃陂話、黑黝黝的鄉下漢子，現在成了飯店的主人了！他們聽見我說武漢話，臉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