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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底返港與家人團聚。從那時起，卻要面對另一種現實，每天為衣食住行而忙。在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裡，文學往往成了出奇的奢侈品。深夜有感：怎麼辦？只能以「非文藝」的職業（如會計工作等等收入）來支持那份「文藝興趣」或創作熱情。因此，四十多年來，為了謀生，先後任職於洋行或商行、建築公司、教育機構等，業餘從事寫作，一點一滴或時斷時續地寫。期間，曾向任職公司申請五個多月停薪留職的「長假」。一九七七年九月，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之邀，赴美參加文學活動，為期四個月。（然後趁訪友和圖書之便，另加月餘難得的「逍遙遊」，帶著塗鴉自娛的畫冊上路；回來後曾把一些草於紐約、華盛頓、三藩市、西雅圖、東京等地的街頭速寫發表於此間的刊物上。）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翌年離開淪陷的香港赴桂林。往後異鄉歲月中，唯一與我「重聚」過幾天的親人，是戰前在廣州研讀戲劇、戰時在奔波中熱心於搞話劇的叔叔，即先父的三弟。到桂林後，我在印刷廠做過校對等工作；在書店朋友的鼓勵下，也曾於漓江畔寒夜透風的板房裡，化數月工夫把一部並非暢銷但風格獨特的英國小說（Ｔｈｅ　Ｓｅａ　m.hetubook.com.comＴｏｗｅｒ）翻譯成中文。後來十八萬字的《望海樓》譯稿在戰亂中失去了。一九四四年秋，湘桂大撤退、大疏散，像千萬無家可歸的人，成了顛沛流離的難民。其後與一偶遇的青年朋友結伴，徒步穿州過省，從宜山到貴陽，每天身負行囊、曉行夜宿，途中暫停時替人家擺賣故衣籌路費；投野店、睡稻草鋪，都是平常事了。我輾轉到了昆明才找到工作，在美軍（盟軍）機構中任文員，也當譯員；直至戰後數年仍天南地北。先後在越南、台灣、上海、東北、北平（北京）、南京等地工作、生活過。那幾年添了點人生閱歷和_圖_書與風霜，偶爾執筆為文寫詩，或閱讀古今的一些中外文學作品時，似乎有較多的體會了。

個人除常用的筆名舒巷城外，還用過秦西寧、方維、邱江海、舒文朗、尤加多、石流金、秦可等筆名發表作品。

我原名王深泉，祖籍廣東惠陽縣。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二日生於香港，在此長大受教育。早年西灣河、筲箕灣是我的家和生活基地。街坊上和那一帶的人事悲歡，為日後的小說創作提供過好些素材（短篇《鯉魚門的霧》、長篇《太陽下山了》是其中例子）。父親在當地開https://www.hetubook.com.com了家商店，卻無法改變我這長子難以「子承父業」的命運。七歲進私塾唸「人之初」，為期甚短；繼而在兆榮漢文學校肄業，背誦古文舊詩是功課之一。讀了幾年小學後，考取到當年官立英校特設的獎學金；於是先讀「五年免費」的育才書社（Ｅｌｌｉｓ　Ｋａｄｏｏｒｉｅ　Ｓｃｈｏｏｌ），後讀教會辦的華仁書院。（前者位於上環附近某小崗高處，是一座設有鐘樓的西式紅磚建築物；後者當年位於中區羅便臣道側的半山上。）回顧那六、七個年頭，每天上學、放學，往返之間要走一大段的路才乘搭「長途」電車，可以看到這海港城市在變化中ｈttps://ｍ.ｈｅｔuｂoｏｋ•ｃom.ｃｏm的日漸繁忙。自童少年時起，興趣廣泛，參加過小足球隊、曲藝社，學過唱粵曲、依譜填詞等等；喜歡看電影，喜歡風格各異的音樂、繪畫；接觸新文學後，可說「一往情深」了。因無緣攻讀大學，自知所學不足，便努力自修、學習，至今未輟。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香港人口倍增，文化事業蓬勃。在抗日戰爭期間就讀英文書院時，受了朋友及南來作家的影響，開始投稿。曾以王烙等筆名發表過一些小說、詩歌的習作；也曾被兩位寫新詩的朋友拉「入伙」，在某學院出過一本油印的《三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