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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覺得寫作是有甘也有苦的。在物質上和時間上當然會有損失，但某些作品得到朋友的鼓勵就覺得精神有點欣慰了。

問：除了寫作外，你還喜歡音樂，也畫速寫，這些愛好對你的創作有沒有幫助？

問：在你寫過的作品中；你最喜歡的是哪一部？

問：你的長篇《太陽下山了》插入好些廣東話，是必需的嗎？

在我的生活經驗裡，接觸過好些小市民與低下階層的人物。他們並不如別人所想的那麼悲觀，他們往往是很有幽默感的。我並沒有想過「一定要」怎樣寫；譬如，集中寫出美的方面，集中寫他們樂觀地、堅強地生活。不過我對人有信心，我可以對很多東西失望，但不會對人失望。我其實並沒有在作品裡故意突出貧富階級對立。在香港，有些有錢人相當好，但不普遍。在錢面前，一個人的本質立刻就會暴露出來。譬如我發了達，有一千萬，而你是個窮光蛋，最終我一定會跟你保持距離。在生活中我看過不少這種例子，這並不是什麼人的錯，而是本質上的距離。

答：用意是加強地方色彩，小說的背景是當年西灣河的和圖書窮街。有些廣東話以普通話替代難以傳神。因此書中某些粵語名詞、形容詞，外地人不懂的，就注釋；能會意的就不用注釋了。其實以全書比例來說，採用的方言也不多。它們是經過作者選擇的。而語法我倒是用普通話語法的。

答：我是在香港出生的，年少時住在筲箕灣，在中環一間英文書院唸書。唸書時用的是英文，但很奇怪，我越讀英文，就越想把中文讀好。從三十年代末期四十年代初期，香港的文藝風氣很盛，很多文化人——如茅盾、端木蕻良、徐遲、蕭紅、袁水拍等都集中在香港；《七月》、《文藝陣地》等刊物也在香港出版。我的叔叔在廣州戲劇院研究所，他把很多劇本介紹給我看。洪深的《五奎橋》、田漢的《回春之曲》、曹禺的《雷雨》和《日出》、陳白塵的《亂世兒女》等，我那時都看過了。茅盾的《子夜》是我上課時放在抽屜裡看的。那時我十餘歲，開始學習投稿。後來在《珠江日報》、《立報．言林》、《申報．自由談》等副刊以王烙及其他等等的筆名發表過一些習作。

答：也是經過構思、安排的。其中有街頭說書人等人物，因此有意這樣寫。此書重印時，想改動，但考慮到牽一髮而動全身，便保留原貌了。而且以個人的淺見，從十九世紀到現在，用第三人稱寫法的長篇和圖書小說，能全部擺脫客觀敘述、描寫，完全以單一觀點、角色觀點去寫而又成功，沒有幾部吧？這是因為題材所限，這條路越走會越窄，很容易流為形式主義；即使大師們，通常也是把「全知」與「角色」的觀點交叉並用的。這是我讀大師們的小說後留下的印象。拙作《太陽下山了》的故事不是單線發展，用橫斷面的寫法，基本上採用全知觀點，但其中有好些篇幅，卻是採取角色觀點的，如少年的林江眼中所見景物、人物等等。寫時，在技巧上說，對於觀點的轉移，怎樣才「轉移」得自然，倒是注意到的。而且當時也經過主觀的努力，在傳統的基礎上創新，不知你們有沒有留意到，這篇小說的語言是盡量避免用成語、套語等等。我當時有意把寫實的、抒情的、通俗的筆墨，熔於一爐。

問：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你自己的創作感受和對香港文學的看法？

答：從小時候起我就喜歡唱粵曲、聽音樂；也畫速寫，這對捕捉場景和鍛煉觀察是有多少幫助的吧？有一段時間我幾乎以粵劇藝人的生涯為題材寫成中、長篇。我認識一些戲班裡的音樂師傅，也有演廣東戲的同鄉，題材是從他們身上來的，寫新文藝的人很少接觸這個題材，後來感情深了，也就沒有寫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香港就淪陷了。我於是「打單和*圖*書包」走回內地。同行的還有一位姓楊的朋友。我們從東江出發，然後輾轉到了桂林。湘桂大撤退後，我像很多人一樣，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那時我和一個少年朋友步行兩省，到了貴陽。在途中我寫了很多札記，以後掉失了很多東西，但始終沒有把札記丟掉。以邱江海之筆名寫的《艱苦的行程》就是這次逃難的「小說化」記錄。後來到了昆明，當美軍的翻譯，先後去過越南、上海、天津、東北、北京、南京等地方工作、生活過，到四八年底才回到香港來，那時我還很年青呢。這一段歷程對我也有好處，不但豐富了個人的生活經歷，而且使我有機會從美軍中的圖書館讀到不少外文書籍，包括海明威等人的小說，甚至一些電影文學劇本，詩集，等等。

香港文學的整體成績可能不及台灣和大陸，但肯定說，香港是有文學的。

答：很多作家我都喜歡，但對我影響並不大，因為我沒有刻意模仿。《駱駝祥子》、《日出》、《雷雨》、張天翼的某些小說、魯迅的短篇等我都十分喜歡。特別是魯迅的小說，當我生活經驗多了再回頭看，仍然覺得十分深刻；雖然融和了外國技巧，但還是很有中國風格。我喜歡樸素、深刻的作品，太賣弄技巧的，我不喜歡。作品最難做到的是單純——有歸真反璞之美的單純，焦點太多，花巧太多反而不好。在htｔps://ｍ.hetｕbｏoｋ.ｃｏｍ.cｏm藝術創作的去繁就簡那方面說，我覺得，契訶夫、托爾斯泰……其實是很單純的，貝多芬、莫札特也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國作家提倡寫實的精神，對我也許有影響，但不是自覺的。我也相信文學應該「為人生」，通過小說表現人生中的某一點，而不是為藝術而藝術。

香港是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物質文明壅塞了創作的心靈。藝術創作是需要時間的，在香港這樣商業化的社會裡，連靜下來反省、思考一個問題的時間也沒有。至於香港年青一輩的作者，一般說，論毅力似乎不及他們的前輩了。即使在抗戰時候，我們很困苦，但也有理想、有希望。在香港有些新一輩的作者往往急於成名，但不能堅持；不夠踏實。這當然跟整個社會的風氣有關。但我對創作仍然是樂觀的，因為在香港也不斷有人默默地、真誠地從事文學工作，不是每一個人都只想著賺錢，或者熱中名利的。

答：我較喜歡的有三部：《艱苦的行程》、《巴黎兩岸》、《太陽下山了》。感情上我喜歡《艱苦的行程》，因為這是自己很獨特的一段經歷；《巴黎兩岸》也是我偏愛的作品。《太陽下山了》是寫西灣河的，我在西灣河住過很久，跟這些人長期生活在一起；書中的林江就有些自己的影子，所以感到很親切。

問：書中有些地方，作者以旁觀者的身份把故事敘hetubook.com.com述，告訴讀者將來會怎樣、怎樣等，這種寫法有問題嗎？

問：有沒有什麼中外作家對你的創作是有過影響？

答：這個大概同自己的成長有關。我是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長大的，對香港很有感情，筆下自然也會以香港為題材。至於稱呼我做「鄉土作家」，我實在愧不敢當了。

在寫作上我並無大志，沒有想過要當作家。一九四九——五〇年間寫《鯉魚門的霧》等短篇，一九五二年，開始以秦西寧為筆名投稿到《新晚報．都市場景》。後來也在《南洋文藝》、《伴侶》、《海光文藝》、《七十年代》上發表作品。《太陽下山了》是我第一次用舒巷城為筆名寫的小說，以後也就多用這個筆名了。

問：我們都知道舒巷城先生是香港的資深作家，在四十年代時就已經開始創作了，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自己早年的創作和經歷呢？

問：有人稱你為「鄉土作家」或者「寫實作家」，你對這些稱呼有什麼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