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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憑著自己往日與同學間的交情爭取到了他們的支持。我擔任學生會副主席時，從來不曾仗勢凌人，而且時時都在拉交情，靠著以前建立的關係，我很成功地在自己班上（高一五班）成立了反工作隊的組織。我們儘量籠絡那些父母曾做過學校行政人員的學生，並叫出「保護父母，趕走工作隊！」的口號，贏得了更多的信徒。

五天後，他死了。他的家屬到這時才敢向大家說真話：「我們幾天前所說的話是被逼著說的，你們可千萬不能誤會我們。」

祇不過幾年以前，兒童節對我還意味著是個又有糖果、又有餅乾的假日。每到這一天，哥哥、姐姐們會搶著帶我出去，為我買汽球、買木製的小手槍和鞭炮。

物理老師留下了一張字條給他的學生們「我不怪你們；可是我絕沒有想到我的教學生涯竟會換得這樣的下場。你們總有一天會明白我的意思。」

我們這一代的大陸青年是生活在一個無法預測動向而又變化多端的社會裡，早已經培養出一種對政治事件的感應力。我們看到老師們如此，就猜個他們一定是回想起九年前的慘酷的「反右派」的可怕教訓了。

我仍然尊敬他，實在不忍著他這副樣子。我也曾替他辯護，但是沒有用。我每次看他時都請校醫替他療傷，並且吩咐守衛注意衛生。

我們的立體幾何老師被指控為「國民黨的忠實走狗」。我一直認為他是個老學究，不大關心教書以外的事，是一位專心而公平的老師。後來我才發現，將這些罪名加在他身上的是幾個考不及格的學生。他在受過一頓狠毒的拳打腳踢後，被丟進了黑窩。他是個不屈不撓的人。他為了不再目睹世間的一切，曾企圖上吊，因為結沒有打好，十分鐘後就被別人救了下來。他的神色鎮定，除了說：「沒有什麼，不要麻煩」之外，什麼也沒有說。後來，他受的罪更加厲害了，而且被加上了「吊死鬼」的綽號。

我漸漸的祇專心蒐集攻擊王于畊的資料。我每一次巡視黑窩，都不忘去看看那被殘害的校長。每當夜闌人靜時，他會在黑窩裡哭泣呻|吟，哭得使人脊背發涼。他的膝蓋因跪在碎玻璃上而腫脹潰爛，使他站不起來，祇能拖著身子在地上活動。他在睡墊前的地上大小便，還想把穢物包在草席裡，臭氣瀰漫全室。

我走開去，深深地陷入沉思中，難道人是以這種方法對待別人的嗎？殺死一隻雞也祇是一刀而已，這些受折磨的人卻連好死都得不到。

我面對這一切，更覺得自律是重要的。在這種無法無天的環境下，要誤入岐途是輕而易舉的。大部分的學生都覺得青春難再，應該善加運用，更應該把握造反期間的方便而儘量利用自由。可是，真正有野心的人卻是另有打算。

那一天對我打擊最大的是他們殺害了我平素最敬愛的陳固德老師。他被認為是幾位問題最嚴重的老師之一。他早在六月十二日以前就被關在樓梯下面的一間屋子裡，被高一一班的流氓動了苦刑。我沒辦法阻止他們。僅僅想袒護某人就已經會被看成是反動派了。儘管如此，我還是設法救他。但於事無補，我甚至連寫信給拷打他的人，警告他們要給我留點面子，否則我會以牙還牙，但這一切都於事無補。陳老師好像已經預見了一切，他在從獄裡寫出來的一封信上說：「我是一個正直的中國人，我要在正直中死去。」

我們這兩班很快就變成了高中學生的兩個中心。在競爭最高潮時，我們這邊的人數超過三百人，他們那邊也有接近兩百人。起初，雙方的敵意十分濃烈，兩邊的領導人物也常常用辯證法來互相攻擊，偶而還有格鬥事件，大家爭著主辦集會和宣傳工作。我們這邊甚至有自己的報紙，以壁報形式出版，叫做「今日評論」，後來又改名為「鷺江評論」。七月中旬，學校中組成了第一批紅衛兵。文化大革命的指標由學校轉向社會後，這種敵對的情勢才稍見緩和。

最後，他被迫寫了一點關於王于畊的資料。這些資料都很淺顯，但比其他老師提出的要有價值多了。

有一天，我彎下腰對他說：「你要好好保重身體，才可以早點復原，可以為我們寫一點王于畊的好資料。」這本是一句校長和我的同志們都挑不出毛病的話，但我竟會難以啟齒，好像是我對他施了一點小惠，就立刻指望他報答似的。

我們看到學校裡的領導幹部一個接一個地認了罪，做自我檢討，都覺得十分新奇。他們管這個叫「自動下樓」。如果自我檢討不能令人滿意，老師們會被叫起來揭發他們——也就是所謂的「幫助下樓」。祇不過約莫一個月以前，三位副校長中有一位在開會後被公安局逮捕了。那次會議我們都看到了。那個副校長被捕的事曾使我們十分震驚。我們眼看著他被當眾指責為壞份子，被戴上了手銬。那次會議後，校長是垂頭而坐。那批人並沒有對校長採取什麼行動，他們祇不過是在殺雞儆猴而已。

我一直都不敢把這些想法告訴別人。經過一夜的恐怖夢魘的折磨後，我竟又鼓起了勇氣，敢在第二天再到學校去目睹更多的苦刑。我漸漸地對這一切麻木了。我有時為了求鎮定，甚至還設法對自己說：「這算不了什麼，世上比這更殘忍的事還有哩！」過了十天左右，我已經完全習慣了。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屍體，一聲聲慘厲的尖嚎，都已經不再能使我感到難受了。

「不，你故意潦草簽名來表示你的沉默反抗。你是別有用心。你對周白音和這裡的舊黨部知道得很多，他們用修正主義的方法來教育你，把你變成了專而不紅的典範。你一直想逃避這一切。」

我為了尋找更進一步的鬥爭材料，便去翻看物理老師的私人文件。我偶然翻到了一本記事簿，發現他竟是一個富有同情心而又有遠見的人，絲毫沒有地主的醜惡面目，也不是每一根毛細血管裡都充滿了人民的血和汗的那種人。我又發現他曾經特別留意過我的言行，他這樣寫道：「這孩子值得培植，能教導這樣的學生是件令人快慰的事。過去十幾年來，教育界愈來愈黑暗，我曾經數度考慮辭職；然而為了這樣傑出的學生，我實在無法放棄。」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清晨五點鐘，房東新近在院子裡裝設的擴音器吵醒了我。當時，我是迷迷糊糊的，想要聽它說些什麼，可是聽不清楚。好像是有人在演講；然後，又好像有人在歡呼鼓掌。我的睡意全消後，才記起了今天（六月一日）是兒童節。

我常想人人平等的共產社會不是很好嗎？但那並不是說，我們必須用殺人的手段來達成不殺人的目的呀！

我們卻從來沒有經歷過一次運動。兩年前（一九六四年）當工作隊到我們學校來主持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他們對我們呼喊的口號就是「放下煩惱重擔，開動思想機器！」意思是說，我們不必擔心運動是針對學生或是一般老師而發的。它的對象祇是校方領導https://m.hetubook.com.com級的幹部，我們祇要絞盡腦汁把所知道的關於校長、三位副校長和各主任老師的事都說出來說行了。

「沒有。」我撒謊。

母親已經在院子裡開始洗衣服，雙手沾滿了肥皂沫。

我覺得這些學生太過份了。更嚴重的是許多女生都變得殘暴而野蠻。她們既暴躁又無情，時常拍著桌子或瞪圓了眼睛，對人怒目而視。我有一次無意間聽到了她們在審問黑幫時的措辭：「狗娘養的」、「你這臭婊子」和許多更猥褻不堪的話。她們又學會了掐人和打人耳光，有一些女生甚至和男生比賽，美其名為「男女平等」和「解放女性」。

我的眼裡噙著淚水，知道已經失去了一位真正關心我的好老師。

我刷牙洗臉後，就幫母親做了些提水、掃地、擦灰等家事。母親結婚都快三十年了，她的陪嫁傢俱都還完整無損。她的檀木梳妝台尤其完好如新，永遠是纖塵不染。梳妝台上方的牆上掛著一張泛黃了的相片，是她穿著學校制服時拍的，顯得非常嫻靜美麗。

我曾經有好多次都想向大家指出：我們的老師多半都是很好、很前進的！我們不應該對他們這樣壞。可是，每一次我都記起了陳老師的話而保持了緘默。於是，隨著大勢所趨，祇要是同學們寫完了一張大字報，我就在最後草草地簽上自己的名字，潦草得幾乎難以辨認。

更重要的是我使用了說服法。我時常和他們私下談天，說得很誠懇。我向他們解釋說王于畊註定要倒了，誰也救不了她，我也不怕她報復（事實上，我們鬥爭王于畊完全是個設計周詳的冒險，後來全憑運氣取勝。如果目標找錯了——萬一王于畊是毛派，我們就會被打成反革命份子。我們當了紅衛兵後，有許多次還是有這種顧慮。我們在一連串對當地黨幹部或軍區司令員的鬥爭中，就像和毛澤東打賭一樣——非贏即輸）。

最後，醫生在死亡證明書上寫上「因高血壓突發而死」。曾經動手毆打陳老師的大塊頭和在一旁監視的阿方也以證人的身分簽了名。陳師母趕到學校來，她被迫承認這個死因之後才獲准把屍體領回去。

母親把她的六個兒女的相片都放在梳妝台的玻璃板下。三個大孩子早就讀完了大學，現在在遙遠的北方工作著。三姐是我們中間唯一不用功讀書的一個，卻喜歡歌唱和舞蹈，母親十分擔心她今年中學畢業後進不了大學。我那時十六歲，是最小的一個。有一張相片是我繫著紅領巾，站在中國共產黨青年團的旗幟下拍的。在那塊玻璃板下還排列著我從小學一年級到目前止所得的十七張獎狀。許多老師都對我說：「要用功讀書。書讀得好，你才能有美好的前途。」

用刑的人被教唆說：「國家要我揍你，毛主席要我揍你，你一旦得到了正確的觀念就不覺得痛苦了。」有些黑幫份子自願要求挨揍，這表示他們已有了自動自發的精神，果然少挨了不少揍。

工作隊隊員不停地叫著、喊著，吹著哨子要大家安靜下來。然後，要我們再次收聽擴音器播出來的中共中央（附註一）不久前向全國發表的正式廣播，其中包括了幾位領袖在討論會上的演講錄音，有總理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太太江青所說的話，還有毛澤東的私人秘書陳伯達在一次接見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所謂紅衛兵戰鬥小組和其他學校學生的會議上所發表的談話。

我經過挑選後，列出了一張二十多人的名單。我儘量不列出我所尊敬的老師和黑五類份子——也就是出身於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和右派份子的人（後來，這五類份子被增加為七類：加上了財主和資本家）。我同情他們，是因為我和他們的命運相似，同病相憐。我們家雖然祇被說為中產階級——我的父親曾做過銀行經理，我在班上還是被紅五類嚴厲攻擊，他們並指明這是蓄意的階級復仇。不過，這些同學被我們駁倒了。我們指責他們出賣自己人，把他們從班上一腳踢走。他們後來加入了高一一班，該班有一半的人是紅五類。我們學校中的絕大部分學生是黑五類，這是我們學校的特色之一。

這套方法說服了許多學生，誰又肯讓從前和他地位相當的人騎在自己頭上？

第八天晚上，工作隊把我召了去，隊長丘貉要和我談話。

我自己和王于畊也有一點小私怨。她有一次來我們學校作視察，和我以及其他幾人一同午餐。我嚥不下那粗糙的硬飯，把它擱置一邊，她斥責我說：「浪費是這裡的一個嚴重問題，連學生會副主席都有浪費的陋習！」我認為她不給我留面子，對她沒有好感。現在，我把這件事也列入了攻擊她的證據之一：「虐待學生」。

我們後來從老師們的子女口中漸漸知道，那位副校長在性方面有缺陷。他又像男人，又像女人，跟男的和女的都亂搞過。也有人說從來沒有看過他上廁所。廈門謠言滿天飛，都說八中出了個陰陽人。有人祇要碰到佩著我們的校徽的學生，說會追問這件事。

我為了要鞏固控制權，首先建議終止學生會的一切活動，使學生會幹部可以回到自己的班上參加活動，學生會不再是個獨立的權威機構。我的理由是「文化大革命是要群眾自我解放，我們絕不容許別人透過關係來解放我們！」

我早就已練好了一套答辭，我說：「我一直在考慮應該如何好好地跟隨這次運動的潮流，以求對黨有所貢獻。」

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物都可以啟發那些用刑人的靈感，就連吃飯時手中握著的筷子也能使人想到如何把它當作刑具。有些學生成天所想的就祇是如何折磨犯人；同學之間流行開小組會議來交換經驗，討論如何揍人取樂。

我一直相信鬥爭是以鬥智為主，而且我也信不過別人，總是自己審問黑幫份子。我明白單靠肉體折磨是沒有用的，他們可能會暫時屈服，苦刑一旦終止，他們又會拒絕說實話了。所以，我開始採取懷柔政策。我先挑了幾名模範，准許他們回家，還制訂了一套優待辦法：坦白得越多，做的苦工越小，休息的時間越多，食物和睡的地方也比較好。這套方法竟使得他們互相競爭起來。

其餘的學生受了煽動，也變得大膽起來，也跟著叫：「打！打！」並且真的跳到老師們的身上拳打腳踢起來。漸漸的，本來在四處觀望和躊躇不前的學生們不知不覺地也高聲叫嚷了起來，揮出拳頭來幫忙。

我在聽到校長的「腐化」生活被揭發了後，更覺得難過了。據說，他曾和校內的十多位女老師有過關係。我一直很敬佩這位校長。他孜孜不倦地為學校工作了十年，我認為他個人的腐化祇是偶然的；況且，我就不相信有一廂情願的通姦。可是消息傳開後，學生們常會在教室中竊竊私議。如果某位女老師很漂亮，他們就懷疑校長一定勾引過她。

另一方面，革籌會又一成不變地採取不妥協而傲慢的態度，喪失了大部分的同學。這些學生不是不按時奉行革籌會的命令，就是大膽地反抗他們。革籌會是越來越不受歡迎，權勢也因而萎縮了；而我卻同時很成功地掩飾了建立自我權力中心的企圖。

九點鐘，大家在操場集合了。我和-圖-書們都注意到老師們並沒有像往常一樣地在隊伍中走動著維持秩序。他們站在另一邊自成一列，校長也站在當中。他垂著頭，似乎既不敢看講台，也不敢看學生。

校長被打得最慘。校園中有一個陡直的斜坡，他就被迫跪在斜坡的邊緣上。他祇要稍稍向前傾斜一點，頸間沉重的桶子就可以使他翻倒下去。他連續跪了十五分鐘，大家都看得出他馬上就要支持不住了；這時，他才被拉了起來，有人在他的腹部猛搥了幾拳，打擊的聲音像是籃球撞牆壁一樣，他痛苦得叫出聲來：「救救我！」有一個學生把一罐墨汁潑進他的嘴裡，呵呵大笑著：「看誰來救你！」

六月中旬，我們七個人——五個男生和兩個女生，開始非正式地組織了一個「心理研究小組」，交換一天的心得。我們在開會時都避免提到用苦刑的事，卻一致地認為用苦刑是一種藝術（就像納粹將刺了玫瑰紋身的法國俘虜剝皮後用來做燈罩一樣）。我們談得那麼輕鬆隨便，無數黑幫份子都是已經註定了要受皮肉之苦了。譬如說：我們談到了恐懼。人為什麼會恐懼？恐懼是有用的嗎？我們漸漸地發現某些囚犯的個別反應為我們提供了對付其他囚犯的手段。我們會告訴某一名同志說：「用某某方法」。這正是毛澤東所謂的「對症下藥」。

我在工作隊正式撤出的幾天後就打起了反工作隊的旗幟。我這樣做，完全是出於對工作隊的憤恨。學生會和共青團中有百分之七十的成員都支持我，他們都是些無法博得工作隊的寵信而情緒低落的人。

我曾到我一向非常尊敬的國文老師陳固德的家裡去，向他請教意見。他回憶起一九五七年初的那段不平凡的春天。那時，許多智識份子都吐露了心聲，天真地以為他們的批評是會被接受的。最後，他對我說：「少說話，你就至少保住了一半的安全。」

十一點半，年過六十又身患高血壓症的陳老師被他們揪了出來。他在烈日下站了兩小時以上，身上掛著名牌和其他的人一起敲鑼遊行；然後又被拖上一棟教室大樓的二樓，再被拉下來，一路上又是拳打，又是用掃帚柄猛槌。在二樓時，有人跑到教室裡拿了一根竹扁擔繼續打他，我阻止他們，哀求他們：「你們何必這樣呢？這太過份了。」

像這樣的心戰大約維持了兩個月，我對自己在這短時期內的轉變覺得十分驚訝。無憂無慮的學生生活和少年時代已經結束了，我祇有十六歲，卻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大人了，肩負了成人的責任。

「可是，」隊長說：「根據報告，你的態度相當含糊。譬如說，每個人都應該寫大字報，你什麼都還沒有寫過。」

六月十二日早上，工作隊奉了省當局的命令正式撤離學校。他們在搬走之前，先在校內成立了一個由十二個人組成的革命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革籌會〉來承擔學校中的領導權，取代了以前虛有其名的三、四十個學生會幹部。有一個工作隊隊員留下來成為新委員會的一份子，大家叫他「阿方」，因為他什麼都是方方的，連臉型都是方的。青年團的書記是一位老師，他也成了這個委員會的一員。

「我是和同學們一起寫的。」

工作隊走了，他們要讓學生們獨立鬧革命。

我很難過。我們都愛自己的學校，而且很引以自豪。它是全福建省的三所重要的中學之一。全省的大學生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從這三所學校出來的。

我們每人各有主張，有些人贊成肉體折磨，有些人主張精神虐待、威脅和敲詐等等，更有些人喜歡在威脅、恐嚇的文字外面裹上一層糖衣。我總是儘量不抄襲別人的路子，設法別出心裁。我時常會問些出其不意的問題，使被審間的人不能用公式化的答案來搪塞我。毛澤東的一句名言：「不打無準備的仗」不能適用於我，我就是喜歡不受拘束而又具有彈性。

小貓起身，伏在我的木屐上，像是在請我起床。

「仔細檢查清楚，他是不是得高血壓死的？不准你袒護他！」

我痛苦地在心底深處掙扎著。校長兼黨書記周白音和老師們對我一直都很好。我在學校很快樂，還常常受到寵愛。我的哥哥和姐姐們在這所學校中曾經得到過許多榮譽，老師們都知道我。我們家和學校的關係也一直十分密切，背叛校長和老師們會是我們家所不容許的一種負義行為，我也等於是在做著昧良心的事。

這時，兇手們都楞住了。也許這還是他們第一次把人活活地打死。我們大部分人也還是第一次親眼看到這種景象。有人開始跑開去，一個接一個的。兇手們似乎被嚇住了。他們把他拖離操場，放在一個以前老師們打乒乓球的木頭房子裡，丟在一個髒兮兮的運動墊上，然後才去叫醫生。

「你是不是有什麼顧忌？」

「孩子，這麼早就起來了！」她看我站在門口，就微笑著說：「怎麼不多睡一會兒？」

他曾經昏厥了好多次，被他們用冷水潑到臉上後又恢復了知覺。他全身不能動彈，雙腳被玻璃和荊棘刺破了好幾處，可是他的神智仍然清楚。他叫道：「你們為什麼不殺我？殺吧！」

那天晚上，我和幾位同學在一位朋友家見面。我們坐在天台上，一面聊天，一面吃水果，一直搞到半夜以後。我們談功課，也該那即將來臨的新運動。大致說來，我們很輕鬆，也很開心，因為從此不用上學了。我們想：學校大約祇停課幾星期而已。我們又很擔心，因為我們當中有幾個人很快就要考大學了。

然後連續不斷地打他的耳光。他跌倒在地上，重重地喘著氣，眼睛緊閉著，滿口是墨汁和血。

況且，我在學校一向是紅人，如果我在工作隊下也變成了紅人，同學們自然而然地會討厭我，我會變成一條代代紅的變色龍。我一向討厭這種人，而現在我卻赫然地發現自己正處在這樣的地位上。但是，話又得說回來，我如果還想讀大學，就需要政治資本，而這政治資本正是唯有不顧良心才能得到的。

這時，有一群學生立刻抓起木棍動手打人。他們是學校裡的一群流氓，是黨幹部和軍官的子女，是屬於紅五類。紅五類同時還包括工人子女、窮人子女、中下級農民子女和革命烈士子女——多半是北方人。他們既粗野又殘暴，慣於仗著父母的權勢欺侮別的同學。他們在學業方面卻往往爛得幾乎被退學，也正因為這個緣故，他們把老師們恨得入骨。

學生們指責他的家人教唆他假裝自殺，並且逼迫他的一個家屬承認「他這樣做是錯的，我們必須在他和我們之間劃清界限，必須為了他這種大膽行為鬥爭他。」

我也是抄家者之一，卻不屑去做這些事。我覺得他們是在緣木求魚，我在抄家時只拿起一本百科全書來看。到了中午，我們強迫師母替我們煮豬肉粥，還派了一個人去監視她，防她在粥裡下毒。到了下午，有幾個男生硬說肚皮痛。我們為了報復，為了表現革命精神，硬把人家的浴缸當馬桶用了。

校門的正對面就是操場，集會通常在這兒舉行。我看到三五成群的同學，有的站著、有的坐在台階上和樹下紛紛議論著。我十分詫異，我們按照規定是應該直接到教室或閱覽室自修的。我在魚池邊和_圖_書還遇見了三個同學：一個是我的堂哥，一個是綽號叫「老板」的矮胖子，另一個是因脾氣急躁而被叫做「搥胸」的小瘦子。我問他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這時，各班級的權力仍然集中在兩個集團的首領手中。我們共同設立了「牛鬼蛇神的黑窩」，在一棟兩層樓的大樓裡闢了兩三間教室做監牢。被囚在黑窩裡的教員大約有六十人，每間黑窩關二、三十人。

我看到這副景象，嚇得目瞪口呆，臉色發青。我發現有幾個女生差一點昏倒了。緊接著來的是毆打和苦刑。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些苦刑：吃糞便、吃蟲子、受電殛、被迫跪在碎教璃上和綁住手腳吊起來「坐飛機」等等。

他們都戴著高紙帽，紙帽上面也寫著類似的稱呼。他們背上揹著掃帚、鞋子和撢子等，頸間還掛著裝滿石塊的桶子。我看到了校長，他的頸間的桶重得使鐵線深深陷入他的皮膚裡。他的身體搖晃不定。他們一個個都是赤著腳，一面繞著操場走，一面敲著破鑼或鍋子，口裡叫著：「我是黑幫份子某某某」。最後，他們一起跪了下去，燒香求毛澤東恕罪。

我們幾個在上面的人不必自己動手打人，卻的確時常命令手下的人去做，但我們同時又得提防他們做得過份，因為最後的責任仍然會落在領導人頭上，「多行不義必自斃」。

我還很清楚地記得那天早上的事。我那時就睡在那幢大樓裡（我和其他幾人已開始在學校過夜了），剛醒來就聽到一個響聲，像是有東西被扔出了窗外。過了一會兒，有人來告訴我們：華老師自殺了。我們跑出去，看見他躺在地上。他還能說話卻不敢說真話，祇說是不小心跌下來的。他流了很多血，但是大家祇是站著看他，任他躺在地上虛弱地呻|吟著。最後，還是另兩名黑幫份子把他送到了醫院，並且通知他的家人。

到了仲夏，我已經盤算好如何將攻擊箭頭指向教育廳廳長王于畊，也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成為造反份子的先鋒。工作隊隊長丘貉一開始就曾經暗示：在校長之上還有一個人在跟我們搗蛋，專替廈八中的革命找麻煩。我們都知道他所指的就是王于畊，校長是她的親信之一，她因為校長把八中搞成一所最佳中學，所以很器重他。

十一點鐘，我們回家；下午兩點再到學校作個別班級討論，寫志願書和挑戰書交給學校支黨部和工作隊。五點鐘，我們又在操場集合，每一班派一個代表出來讀宣言。這次集會到七點才結束。在整個會議中，我們再次注意到老師們沒有參加行列。

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的。年輕的學生們雖然平常都很平靜，行為也端正；可是，一旦有人帶頭採取了行動，他們也會起而效尤。

我沒有想到這一切會發展得這麼快。當天正午十二點鐘，我們幾個剛從海邊游泳回來，快接近校門時，我聽到了尖叫和呼喊。有幾個同學向我們奔來，一邊跑一邊叫道：「鬥爭開始了！鬥爭開始了！」

等到恢復冷靜後，我聽到那傢伙在呻|吟。我還是不滿足，便叫人把他拖出去，再盤問一次，一直搞到我完全滿意為止。

然而，我們在寫大字報時，時常會有工作隊隊員到教室來鼓勵我們多說話，多攻擊學校裡的領導階級。有一次，有一個同學問道：「我們可以寫有關校長的材料嗎？」

我很自負，又喜歡賣弄鋒芒，總是想使犯人屈服在我的狂傲之下。我如果發現犯人竟比我強，往往會勃然大怒。有一次，我做得有點離譜，我命令守衛的都走開後，關上門和一名犯人說「知心話」。誰知道他的脾氣火爆，受迫之後竟然爆發起來。他說了一聲：「我先宰了你！」就抓起一把椅子向我衝來。我為了躲他，祇好在屋裡繞圈子逃避；這時，我才想到自己竟這樣粗心大意，連一件武器都沒有帶。最後還是守衛聽到了聲音趕進來制服了他。我僥倖沒有受傷，可是辦公室已經是滿目瘡夷，零亂不堪了。我所喜歡的一個小花瓶也被砸得粉碎，我不由得怒火中燒，高喊：「揍他！揍他！」

我正要向母親撒嬌，背後傳來了一聲「不要擋亮。」我轉身看見二哥一面看書，一面默默地在寫著什麼。我立刻跳進院子裡。

在黑窩裡，教員們的命運堪稱慘絕人寰！

我們都預感有一個新的運動即將來臨。五月間，報紙上曾猛烈批評那些被稱為「毒草」的文學作品、戲劇和電影。外界的混亂傳到了教室，老師們都失去了慣有的氣度，一個個顯得惴惴不安。老師中有許多是毒草的崇拜者。最近，他們變得十分小心，不再跟我們講那些人的小故事了。

我拿起放在梳妝台上的父母親的結婚相片，輕輕地擦拭著。我剛滿一歲那年，父親就去世了，我祇有靠這張相片才能回想起父親的樣子。

「我會正確地把握自己的。」

我們的物理老師以曾經是「大地主」和「老反動派」的罪名被丟進了黑窩。他被判日夜做苦工。他的聽覺不大好，助聽器被弄壞以後，折磨他的人就罵他「狡猾」或「裝聾」，殘忍地虐待他。有一天早上，他們叫他到一幢大樓去掃二樓的地，他趁機從一個窗戶跳下去自殺了。

「哼，這正是你應該拋棄的保守思想。」隊長說：「許多周白音的舊親信都已經出來揭發周氏黑店的罪行了。」

這種心理研究小組不能公開存在，因為它算是一種罪行——它沒有經過正式的委任。不過，學生和工作隊都知道它，我們也沒有停止聚會，偶而，參加聚會的人也會多到三十人。我們有時也會覺得研究工作做得不夠徹底。有許多方法我們都還不能試驗，如用藥物控制犯人的神經系統等。我們在研究和試驗的過程中很少在意那些直接的指責，這些指責多半是用不具名的書信方式轉給我們的，信中稱我們是「鬥爭成人的小鬼」或「紅色恐怖的黑暗動物」等等。我們早已忘了折磨的對象正是自己的師長。

有一個高三五班的男生首先向校長發難。他畫了一幅漫畫，題名為「百醜圖」，畫的是學校裡所有的壞份子，並把他們按階級和職位的高低排列在校長穿的一條裙子下。那個男生還把校長請了來看這幅畫，還詢問校長的意見。校長回答說：「你的技巧是好的；不過，我希望你能在內容方面求實在。」

我有一度想裝病，甚至希望我們家裡會突然發生什麼事，像是有人死了等等，這樣，我就可以有藉口退出這一切。我真希望日子快一點過去。

這種情況僵持了六小時之久，他最後失去了控制排泄的能力，他們還想用一根棒子插|進他的肛|門。這一次，他終於不支倒地了。他們又澆冷水，可是已經太晚了。

罪孽深重的不一定是那些動手用刑的或是那些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流氓學生，而是那些在夜晚溜進學校指使親信在幕後煽火的工作隊——像阿方之類。阿方曾說：「打死人事小，領導革命、鏟除修正主義和保衛紅色才是wwｗ.hｅtuｂook.ｃｏｍ•ｃｏｍ要緊的！這批牛鬼蛇神全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和反毛澤東思想的，他們死得越多，留下的危險就越少。」

醫生檢查後，宣佈他死於苦刑。那批人中有一些人立刻抓起醫生，開始打起來。

隨後幾天，校內的工作使我十分困擾。工作隊規定每個學生都要寫十張大字報，陳述五十條罪狀來揭發校長和老師們。工作隊為了便於聯絡和便於推行大字報運動，更指定每個年級都要有一個文革領導小組，每個班級還得非正式地選出班級的文革領導小組。這兩種小組我都有份。蒐集材料和寫大字報的實際工作則由從一班或一班以上的同學中選出來的戰鬥小組的組員來擔任。

六月十二日上午九點間，工作隊交了一張黑名單給革籌會，並且將老師們的資料一一公開。有一位老師被指控曾當過國民黨黨員；另一位則被指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有過關係。

工作隊隊員的答覆是：「當然可以，這還應該特別強調呢！」

我們的運動器材管理員早在一九五七年就被指責為「老右派」，現在，這筆舊帳又要新算了。他是個駝子，大家把他的背帶除掉，把他綁在鐵柵上，來醫治駝背。他還被逼著頭先腳後，從四樓上爬下來。後來，他又承受了「騎烏龜」之類的凌|辱。

指控老師的罪狀內容不拘，小自上課遲到、懲罰學生，大至抱怨或攻擊共產黨，都可以包括在內。反正揭發得越多越好，形式也不拘，用漫畫、標語或宣傳攻擊的重型武器——大字報等等來揭發都可以，目的無非是無中生有而已。如果某位老師曾經埋怨過生活困難或食物貧乏，這就可以被引申為「反共產黨」或「仇視無產階級專政」。

校長是王于畊的得力助手之一，他是一個重要的資料來源。可是他們兩人的關係比他和我之間的關係深多了，所以，他沒有答應我。他祇說：「讓我考慮考慮，我一直覺得她是個好人。」他說這話時並沒有生氣。

「好吧，那麼你就回去仔細地想想。再見！」他在我的椅子上拍了兩下，我覺得我的頭像是被鐵鎚敲了兩下一樣。

我不否認那時的我還不夠穩健，四周圍滿了和我們同住的漂亮學生「秘書」和「護士」，和她們來往是在所難免的。可是輕俏又愛格格發笑的女生有時很使我擔憂，我發現很不容易叫她們執行我的命令。我認為這些女生很低級，僅是草芥而已。我認為在辦公室裡調情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我想到過去有多少人死於戰爭、死於饑荒、死於疾病，各種死亡之間究竟又有什麼區別呢？如果有人要我死，只要是好死，我就死。因為一個人不管他的事業有多成功，最後反正是難免一死的，又何必非要留在世上目睹這些不幸呢？

我說：「我覺得應該一分為二，也就是辯證法所說的，事情要分兩面看。」

每天放學後，工作隊和老師們就聚集在閱覽室裡開會。我們覺得非常好奇，尤其是他們總愛在開會時用黑窗帘遮住閱覽室的窗戶。我們中有些人就爬上窗戶，避開窗帘向裡邊偷看。我們常常會被發現，曾有一個工作隊隊員甚至威脅地要記我們的名字。

工作隊隊長丘貉是福建省體育協會主任，他的階級比校長還高。他帶來了三十名隊員，每個人的政治立場都很「清白」。這批人很快就在學校中抓到了權力。

我們的化學老師曾經在課堂上幽默地比喻過「陰性和陽性電子之間的吸力，就像男女結合一樣。」所以，他被命令脫下褲子來和他的妻子做示範表演，周圍的人猥褻地叫嚷著（但是後來並沒有示範表演）。他經常強調多送學生上大學的重要，於是，他被批判為「小資產階級教育家」，應該被洗腦。他被迫承認幾年來一共毒害了多少學生，然後又被逼迫吞蟲子、扮小丑和畫一幅醜相來自我嘲笑。

「這是個群眾運動，」他說：「就像驚濤駭浪一樣；可是，你又一直在做些什麼呢？」

「現在，事實擺在眼前了，」工作隊說：「讓大家看看你們究竟採取什麼立場。」這時，學生們已經準備用武力向老師們和階級敵人展開一次「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了。

起初，學生們寫的都是些小事，而且在大字報上集體簽名。大家都怕工作隊，擔心上大學的機會是操在他們的手裡；但另一方面，大家也怕被老師們誤會而引起報復，所以有許多學生私下寫信給老師，說是受了逼迫才做出這些事情的。祇有少數的好事之徒和壞學生才利用這樣的機會來報復老師，公然向過去不太注意他們的老師們發難。

物理老師死後兩天（六月二十九日），他的家被抄了。去抄家的多半是軍人子女，他們把他的收音機、書籍和存款簿都拿走了。有人還在地下挖了一個三尺深的洞，把牆也敲開了，說是要搜查藏起來的鴉片。其實，他們是想挖金子。革命以後，許多人家都把珠寶和金條藏在牆壁或院子裡。

他指的是我在學校中的地位。四年來，我一直是優良學生；可是，因為我的中產階級的背景，我直到最近才被准許加入共產黨青年團。

審訊教員時，有時用暴力，有時不用。我是不用暴力的。我在長達兩個月的鬥爭中極少打人，我要讓大家知道：我是個有教養的青年，不是老粗。我善以文字的攻擊來代替人身攻擊。不過，我當然也會偶而叫叫：「打他們！打！」

我們摹倣正規制度，設置了輪班看守的守衛或監察小組（多半由初中生擔任）和審問制度，還規定了家屬的探監時間。各班文革領導小組的學生都有權提出黑窩中的牛鬼蛇神來審問。不久，我們又擬定了統一管制法，成立一個名叫領導中心的組織，大塊頭和我被選為負責人。凡是這個小組中的人都有權提囚犯來審問。如果某一班想審問某個教員，必須經過我們的批准。

我開始盡力發展自己應付各種情況的能力，嚴格地訓練自己，並且訂出了自己的座右銘：自信、自決、自誠。我竭力擺脫孩子氣，野心勃勃地樹立了目標，每晚都像個道道地地的首長一樣，穿著一件外套，端坐在辦公室中博覽群書，增進知識。我有幾箱在七月間抄圖書館時得來的書，其中有許多已經被共產黨禁掉，說是反動派。我對於希特勒、毛澤東、史大林、孫逸仙和蔣介石等享譽世界的領袖的傳記特別感到興趣。許多同學都為那些他們從沒有看過的黃色|小|說而欣喜若狂，走火入魔。一到晚上，他們就津津有味地高談闊論著，有些人甚至還想實習所讀到的東西。

一小時後，我完全平靜下來了。這時，我才後悔自己竟是這樣缺乏耐心，這樣沉不住氣。我看到他被打得那麼慘，既想向他道歉，又怕失去聲望，終於就麼算了。

我們的級任老師是我們班的老師中唯一逃過羞辱的一個人，這多半是我努力的結果。他曾經寫過一封感人的長信給我說：「我眼看著最近數日來的鬥爭，仍難信以為真。種種景象都像夢魘一般，使我們日間緊張，夜間恐懼。許多老師所受的折磨已經超出了人類所能忍受的範圍。人的尊嚴盡失，精神失常。若非為了家庭，我必然早已自了殘生了——。」我www.hetubook.com.com回信時請他寫一份「自我檢討」。那份檢討書由我修改了四次後才交給「檢討會」。我在會議中指出他是一直熱心參加這次運動，又說他的「自我檢討」寫得十分誠懇等等，總算大家沒有異議，他才倖免受罪。

我的心裡一直記掛著那奇怪的清晨廣播。我急急忙忙地趕到了學校。夏天，學校在七點半就開始上課了。

毛澤東的太太申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徹底剷除修正主義。她說，許多人一直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她形容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創舉。周恩來作結論說，所有的大、中學和專科學校統統要停課。他並沒有把小學列入，祇說初中一、二年級學生早上上課，下午就得參加新運動。這個長達一小時的播音結束後，工作隊隊員告訴我們：學校就要關閉了，好讓學生們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

在新的局面下，我認為我也必須提幾個當權派的反革命的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來適應潮流。於是，我拿出一百七十八個教職員的名單來決定。校長一向對我很好，何況他已經被鬥倒，再列上他的名字已經沒有什麼用了。另兩位副校長中，有一個是老幹部，而且參加過長征，他的生活卻很腐敗。我一向憎恨腐敗的人，這種人在共黨社會中普遍地受到輕視。我列出的名單中大部分是這種人。此外，我還特別列了有工農背景，但已經蛻化變質的人——他們是紅五類，卻濫用他們的新權勢來為非作歹。我這樣做是為了替家人——祖父、父親和叔伯等報仇，他們就是因為這批流氓而喪失了可觀的財產、職業和土地的。

「你為什麼跟他一鼻孔出氣？你想跟他一樣嗎？」

不出所料，我雖然會被選為班級領導及學生會副主席，這次卻是榜上無名。我對工作隊深深地感到不滿。

記得有一年的兒童節，我看了一部名叫「風箏」的電影，片子裡有一群中國孩子在放風箏。後來，風箏的線斷了，孩子們就隨著風箏一路到了法國。我好羨慕他們，我也要隨著風箏飄到外國去。

我並沒有欺騙他們。許多黑幫份子一旦寫了資料都獲准回家；有些人還獲准回家寫資料，然後在一定的限期內交回來。我還收到了許多表示感激的信，稱讚我：「善於體諒別人，肯為他人著想」，把我推崇為傑出青年。這些過獎之辭往住使我很不自在。

開會時，我往往這樣打動手下的人：「同志們，你們不要以為我是在替黑幫份子翻案或是在同情他們（其實，我的確有點同情他們）。今天的問題不是打人，而是我們的方法是否有效。即使把人打死了，也不見得能得到我們所需要的材料。我們應該想想如何有效地蒐集證據，才能把福建省教育廳所有的黑線份子一網打盡。」

老師們也被請了去讀大字報，這些大字報是將他們一個個地揭發了。最後，學生們還問他們的感覺如何，多數的老師說：「我同意這一點。我歡迎這種批判。」可是仍有少數幾位老師只瞥了一眼就調頭而去，結果是惹出了更多的大字報來攻擊他們。

在燒著木柴的爐子上，鍋子開始滾了。母親擦乾了手，拿出雞蛋和糖，在一隻碗裡熟練地打了開來，然後加進熱稀飯。我吃了一碗稀飯。我的面前放著一本俄文書，翻在最後一章。小貓已經在爐邊打盹兒了。

我趁抄家時搶了那兒子的一副望遠鏡。我向來崇拜電影中的指揮官，他們在頸間掛了一副望遠鏡，顯得又英勇又神氣（後來我到了北平就是用這副望遠鏡看到毛澤東的）。

革籌會的主席是個綽號叫「大塊頭」的女生。她的個子很高，長得又粗又笨，對黨倒是一片忠心，而且很肯負責。她已經二十歲了，卻還沒有畢業。她和新委員會的副主席（一個又矮又胖，叫做「阿豬」的女生）都是大嗓門。尤其是阿豬，她可以不用擴音器直接向好幾百人演講。

我跑進校門，看到操場上和一棟四層樓的新教室大樓前面站著好幾排老師，一共有四、五十人左右。他們的頭上和臉上都被澆了墨汁，變成了貨真價實的黑幫。他們的頸間掛著一塊狗牌；上面寫著：「反動派學術權威某某某」、「階級敵人某某某」、「走資本主義路線某某某」和「流氓腐化大王某某某」等從報紙上抄來的名堂。每塊牌子上都有紅叉叉，使他們看來像是一群定了罪，等待被處決的囚犯。

這時，擴音器又在廣播了。這次是從學校傳來的。我爬上洗衣盆旁邊的石凳，用手圍住耳朵仔細地聽。母親特意停止洗衣，讓我聽得清楚些。我所聽到的祇是「嘩啦！嘩啦！嘩啦！」而已，而且我差一點就跌進洗衣盆裡。

某些不斷偷偷回到學校來指示工作方針的工作隊員，尤其像隊長丘貉一輩的人，對這新的發展很不自在。有一個人罵我們是陰謀家，可是我們已經不再怕他們。我們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已經變成學生運動了。

晚上，我回到家，母親和二哥問了我許多問題。他們雖然聽說老師們被鬥爭——在我們的社會裡，鬥爭已經不是新鮮事了——可是，對實際情形是茫無所知。我什麼也沒有告訴他們。我如果說出來，母親會被嚇壞的。

曙光照亮了天邊，屋外的公雞啼了，賣蒸荳仁的老頭兒也開始叫賣了。這時，我聽到了我的小貓的叫聲。我每天早上一醒來，牠就會喵喵地叫著過來。我翻身伏臥在床沿，伸手扭住牠的右爪，用俄語向牠道早安。我在廈門第八中學的俄語成績在九十五分以下，我在班上才是第四名。考在我前面的三個女生祇有俄文成績比我好，我下定決心，一定要趕過她們。

我們離開前曾經滿屋子翻箱倒籠，並且用紙條把所有的門戶都封起來，祇留下出入的大門。我們把紙條交叉貼住，表示不准他們出入各個房間。他們一家老少跪在地上拉扯我們的衣服，苦苦哀求我們不要封房子。我漸漸地開始動搖了，特別是當我看到他那和我同年齡的兒子時。我不由得想到這個男孩為了父親的遭遇在學校裡到處抬不起頭來。最後，我准許他們打開一間臥室來用。

我們不消幾天工夫就在各班級之間抓到了權。我們首先是借用舊有的學生會特權來爭取同學。就人數而言，我們是佔了上風。因為工作隊狂妄自大，對同學們又是羞辱有加，學校中到處瀰漫著反工作隊的情緒。

堂哥說他很清楚地聽到了廣播。

許多學生還是有點怕老師，有些學生可能一輩子都沒有打過人。所以，大家有好一陣子都是手足無措。這時，阿方起來煽動大家。他和喉嚨已經叫啞了的大塊頭一同站在一道鋸齒狀的矮牆上，手裡抓著書本，不斷地用毛語錄裡的句子激勵大家幹。他還特別引用了毛澤東所寫的湖南國農民運動報告，這份報告中說不反對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他高喊道：「我們難道做得過份嗎？不過份！沒有什麼叫做過份！這是一個好運動！」

「你還不知道啊？」他說：「今天早上不上課，九點鐘要開會，很可能是為了那個新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