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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後，在廈門九所中學的合作下，成千成萬的書都被搬出了市內各圖書館（其中五分之一是被偷走了），大部分的書被屯積在市圖書館的幾間空屋子裡，封上了門。另外一些則被運到了工人文化宮。這些書後來都要被燒為灰燼。

七月上旬，我五度領導同學們去抄老師們的家，蒐集資料。

在紅衛兵委員會這個新組織的第一次全體大會上，我們選舉了一個八人小組。這一個小組是由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和宣傳、連絡、財務、組織、校務、校際活動等各部門的首領組成。其餘的紅衛兵則被分成四個小隊，每隊十二人。全校師生同樣地被分成了幾個團體來配合工作。

走到自己班（高一五班）前面時，同學們爆出一陣歡呼，他們站起身來，幾乎把我們高一五班的四個人舉上了肩膀。我熱烈地擁抱他們，他們是我的本錢，若不是他們，我是當不了第一批紅衛兵的。

回到學校後，已經錯過了學校替我們特備的午餐，飯菜都被鎖在廚房裡了。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衝了進去，爭先恐後地搶著吃，出了一口悶氣。

「走吧！我們到街上去！」有人叫道。袁改正巴不得我們趕快走。我們走後，地上留下了成千的冰棒棍，汽車上留下了無數的腳印，池裡大半的魚都不見了，龍眼樹上的果實也報銷了大部分。

另一些缺乏耐性的同學會向我借袖章，我通常都肯借，但條件是兩小時之內一定要還，並且不准戴著它們去做不正當的事。後來，我才知道他們祇是借去到街上出出風頭。

現在，這是一個敵人的家。從前，我若不小心打碎一個花瓶都會難受半天；現在，就連砸爛一架鋼琴都不會令我有絲毫感覺。我對老師本人並沒有懷什麼冤仇。現在，我是以另一種身分來到此地，必須按身分行事。這家人對待我的態度當然不同往常，而我也不再為他的小女兒帶糖果了。

我氣極了，再也顧不得他們是那一部門的頭目了。我指著其中一人的鼻子大罵：「你這混帳王八蛋！這麼熱的天，為什麼連冰棒都不替我們買一點！」

七月十六日早晨八點鐘，我們學校中的兩千名革命師生幾乎全都集合在操場上，人群中最驕傲的要數我們這五十六個學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人物和骨幹份子了。這一天，我們正式當上了紅衛兵；「廈八中紅衛兵革命委員會」也正式成立了。我們加入了全市第一批紅衛兵，祇有廈門大學的紅衛兵成立得比我們早。

為了打入社會後能引起老百姓的敬畏，我們必須組織紅衛兵——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鋒才行。

這還是群眾第一次敢在市委會門前公然放肆。這固然因為我們經歷過了一個月以來不斷用武力鬥爭老師、抄家和抄圖書館等等的事件後，膽子越來越大；一半也是和我們同來的北京紅衛兵挑撥起來的。我們遲疑不決，不知是否要衝進禁地時，他們引誘我們，說我們膽小，像小腳女人一樣。

七月二日，大家讀到人民日報上刊載了一篇中央社論，鼓勵我們重讀一遍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社論號召大家打入社會和破除四舊：舊思想、舊www.hetubook.com.com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這令我們振奮不已。我們發現早報上也登出了這篇社論後，立刻買了兩千份報紙分發給學校的每一個人，並組織集會來討論這次號召的意義。

我們在晚上回到學校後，總要先把蒐集來的資料分門別類地整理清楚，然後找時間在住的地方玩「四十分」撲克牌遊戲。我們住的地方是在黑窩的樓上，這幢大樓也等於是校園圍牆的一部分。

秩序很快地亂了起來。院子裡容不下兩千人，於是有人爬到牆頭，有人坐在樹蔭裡，有人躺在台階上，有人坐在公家轎車的引擎蓋上，更有人乾脆涉到魚池裡去涼快涼快。

賣冰棒的小販想把地上的小棍子撿回去再用，可是士兵們趕緊把他們轟走，鎖上了大門。然而，緊鎖的大門擋不住我們唱的毛語錄歌曲：「什麼人民站在什麼立場」的震耳欲聾的歌聲。

我們在抄家後，如果覺得熱氣騰騰、汗水淋漓，我們就到小島上的一個著名海濱去游一會兒泳。我們把抄來的資料袋埋在沙裡，免得被人偷走。我們一下了水，立刻把那些家屬痛哭流涕的哀求模樣忘得一乾二淨，一直泡到天黑才上來。

廈門市內已經可以看到幾名由北京來的紅衛兵，他們是剛從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醫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等校到廈門來「煽起革命之風、燃起革命之火的。」他們來訪的目標主要是廈門大學，可是其中有七個人（多數是廈八中的校友）來到了我們的學校。他們剛來時，趾高氣揚得令人很難忍受，還吹牛說是從毛主席身邊來的，知道得比誰都多，是國內第一號造反份子。現在，我們必須向他們看齊了。市委會組織紅衛兵的號令一響，這些北京來的紅衛兵立刻幫助我們成立了組織。

我處在這種情況下，還是盡了最大的力量來報答他過去的仁慈。我發出嚴格的命令，把抄家的重點放在老師的日記、會議記錄、來往的信件和其他的文件上，值錢的東西一律不准碰。我在抄家運動初期會絲毫不苟地執行這條戒律。可是，我很快地發現我領導的同伴們都不太熱衷於和我同行。我這才明白如果不准他們填飽私囊，他們一定覺得索然無味。

這一記突然的打擊使我們大為惱火。我們兩千個人，包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站在驕陽下，又渴又熱，他竟然連出來見一面都不肯。我們開始把鼓打得喧天價響，又唱起毛語錄歌曲，斥責袁改不支持革命。

我洗了一個澡後覺得精神抖擻，心想自己一定還是這附近的第一個紅衛兵，應該趁早運用一下這個新特權。那天晚上，我剛好要到學校去開會，於是，我提早出了門，故意在大街上繞道而行，果然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我絕不會忘記你們，」我說：「我們還有好長一段路要並肩前進！」

我們這五十六個人終於走上了講台，其中有十二個人（包括我在內）都曾是文革的班級領導人，其餘的人都是學生會、少年先鋒隊和共青團的幹部。

我被選出來負責校際活動。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職位，因為這意味著我將指揮全校參加破四舊的新運動，有兩小隊紅衛www.hetubook.com.com兵和四百名革命師生被撥在我的麾下歸我指揮。

「八中有三寶

儘管這抄家和抄圖書館的活動已經和從前每天刻板無味的鬥爭老師的活動有所不同，我們依舊不覺得這是真正的進入社會。這些活動是缺乏組織，雜亂無章。我們有時還不得不到渡輪碼頭去拉同學，叫他們立刻在溼答答的游泳褲外套上長褲，赤著上身跟我們一同去抄家和抄圖書館。

要在一天內把所有的書都看完，當然是不可能的；可是有些書實在太精采，我簡直不忍放手。有道是「雅賊非賊也」，第二天，我帶了一個背包來裝書。

袁改終於鑽出大樓來，口裡還啣著牙籤。這一點，我們一直沒有忘記。後來，祇要他被鬥，我們就在他的牙縫裡插滿了牙籤。

那一天，我雖祇有幾步路好走，但我明白一個人的外表會嚴重地影響到別人對他的印象。我知道我的天賦不錯，個子高，五官端正，雖然太瘦了一點，但是合身的制服把我的身材襯托得筆挺。上天賜給我一付能言善道的口舌，我在校內外曾向群眾演講過許多次，現在已經是個經驗豐富的學生演說家了。另外，我在對付牛鬼蛇神的鬥爭中已經樹立了優秀的積極表現和紀錄，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自信能在紅衛兵的領袖群中獲得一席地位。

另外一群學生開始在布告板上貼條子，指責我們的神祕關門主義，說我們不幫其他同學看書，並且罵我們「暗地裡做見不得人的勾當」。我回敬了一張布告：「如果你們也想做挑害的工作，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市立圖書館、青年文化宮和工人文化宮等。」但是這些人卻發現廈四中的學生搶先了一步：半數的書都不見了。

我們都懶得在夜間上廁所，夜壺總是裝得滿滿的。我們有時摸不到它，就乾脆從窗口小便出去。有一次，我自己這麼做時，看著下面廈門市的夜景，突然，一陣孤獨而寂寞的感覺、一股想要征服世界卻又無能為力的感覺湧上心頭。我回到床上後竟然不能成眠，被一股空虛的感覺壓得透不過氣來。

有時，我會把抄來的資料裝在玻璃袋裡，用一手舉著，游過那長達五百公尺的海峽，和乘輪渡的同伴們打賭，看誰先到達對岸。這條海峽是我的小小的自由天地，我可以不停地一口氣游十幾個來回。

我們抄的人家中，有一家是我的初中老師家，是我很熟悉的地方。夏天，我時常到那兒游泳，總在他們家換衣服；游完後在廚房裡煮咖啡喝，就像在自己家一樣。連老師家的貓也是我的老相識。幾個月以前，我還曾替牠買了幾分錢的小魚乾。

會議進行了三個小時，坐在烈日下的革命師生一定個個巴不得早一點散會。主席團則決定全廈門市的市民都應該慶祝這個重要的日子，新紅衛兵們一致同意。於是，我們扛著剛頒下的旗幟，敲著全校所有的鼓，領著一長列隊伍浩浩蕩蕩地往市委會書記住宅去報喜。

我自己並沒有接受賄賂，但卻很樂於賣弄權勢。同學們當然都很關心自己的申請是否會成功，所以，祇要我走向紅衛兵總部，一路上就會被人問個不停。有時，我故意逗他們說：「急躁鬼吞和-圖-書不下燙豆腐，你們何不回家去，先把買袖章的三毛錢預備好？」

在烈日之下，感到最難受的是我們這群新紅衛兵。我們的身上穿著厚厚的制服，腰間紮著皮帶，鈕扣一路扣到頸間。我們又覺得不宜解開衣扣或席地而坐，又要來回奔跑，忙著維持秩序，向市委會人員辦交涉。可是，他們根本不把我們放在眼裡，連一滴開水都不給我們喝。

緊接著的是新紅衛兵代表，一個國語很標準的女生致詞。她宣讀了我們的目標和任務，其中包括五敢和四不怕：敢想、敢說、敢幹、敢革命、敢造反；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她演說的主要內容都是從人民日報和紅旗這些官方報章雜誌抄來的。

他的態度是冷靜而漠不關心，而我們則在太陽下熱得滿身大汗。我恨不得馬上揍他一頓。於是，我一把抓住他的頭髮把他拖到外面來。

我雖然自己偷書，卻不准普通市民搶書，因為怕被批評為寬容搶奪。我每次總是坐在司機旁邊，命令他加足油門，衝過人家放在路中央來阻擋我們的腳踏車和沙包等東西。

我們這第一批紅衛兵有遴選申請人的權力，我們竟變成了那些躍躍欲試的同學們奉承和賄賂的對象。許多同學自動將小刀和太陽眼鏡之類的東西送給我，也有人請我們吃館子，因為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軟，選拔也就不大公平了。

眼前，這些事都還沒有發生。我祇是憑著自己的職權和小老虎精神從學校走向社會，把舊世界砸個粉碎！

我們都穿著整齊的綠軍服，戴著五角軍帽，腳踏膠鞋。有些人的裝備是學校特別訂製的，有些人則穿父親兄長的舊制服。帽子的式樣是模仿毛澤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設計的中國紅軍軍帽。祇有第一批紅衛兵才有這種帽子戴，後來的都戴人民解放軍軍帽。此外，我們為了表示自己是領導幹部，都在肩上掛一個綠帆布做的斜跨包，用來裝「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語錄」。（不久以後，我們就把每一樣東西都裝了進去——衛生紙、毛巾、肥皂、牙刷、軍糧餅乾、急救用品、文件、地圖和記事本等）。平常戴眼鏡的人也把眼鏡摘下，顯得英武一點，不再那麼書卷氣了。我們一切就緒，就祇差一個紅袖章了。

會議中還頒發了紅衛兵證書，決定了吸收新成員的辦法。我們的紅衛兵組織編號是由〇五〇〇一到〇五〇五六號。定五位數的目的是預備將來全廈門的紅衛兵人數多達數萬人時使用的。後來，當我們和其他紅衛兵比資歷時，數目少的編號就吃香了。

會議由中國共產黨廈門市委員會（下稱市委會）第一書記袁改主持。他讚揚我們是文革的先鋒，希望我們帶頭掀起廈門市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然後，他又和廈門軍分區司令員田軍一起替我們分別佩上了袖章，並將一面繡著「廈們第八中學紅衛兵」字樣的旗幟授給了我們。

早上，賣食品的小販都會到牆下來賣點心給我們。我們把錢放在竹籃裡，繫上繩子，從窗口吊下去，接點心上來。如果我們想和小販們找找樂子，就叫他們把燒餅或麵包扔上來讓我們接，扔不準的就不給錢。小販們似乎很樂於做這種輕而httｐs://ｗww.ｈetｕｂook•ｃom•coｍ易舉的買賣，漸漸的，有人天不亮就來了，發出各種聲音來吵醒我們。要是惹火了我們，我們就把夜壺向窗外倒下，把他們轟走。

「看，早預備好了！」有人會塞一張一元鈔票給我，好像那多餘的七毛錢是送給我的。

後來，我假裝不舒服，早早趕回家去。一進門，連小貓都不認識我了，牠從縫衣機上跳下，跑開了，也許以為我是個陌生的軍人。母親和二哥都在外工作：母親在一家工廠做事，二哥是工程技術員。

儘管我生來就不是個喜歡裝模作樣耍派頭的人，可是我覺得在那一天即使多表示一點傲氣，人家也不會討厭我的。我特別留心自己的步伐——我平常走路有點顛顛仆仆地，而且略向前僂，這是我必須糾正的一點。誰也不知道我為了這一天還特地到裁縫店去假裝試穿新衣，其實是躲到試衣室的帘子裡對著長鏡練習步伐。我不停地練，不斷地練，直到人家請我回家為止。

沒有多久，老百姓就開始用憎恨的眼光來看紅衛兵了，袖章也不再是珍貴的好東西了，我們中有好多人都不聲不響地把袖章擱置一旁了。後來的幾個月中，我收集了一大堆各式各樣的袖章，它們已經是一無用處，我還是收藏著，儘管布料短缺，我也沒能忍下心來學別人的榜樣——把袖章七拼八湊起來做內褲穿。

他顯然不太重視我們，當天早上參加會議也祇是敷衍行事。我們將寫著「喜報」的文件交了給他，也懶得先朗誦一遍了。

袁改比我矮半個頭，他顯然缺乏經驗，笨手笨腳地弄了半天才把袖章別在我的衣袖上。誰又想得到僅僅一個月後，這個人，這個現在站在我的鼻子前的人，就會被我們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和反毛澤東思想的走資本主義路線當權派」的罪名揪出來，鬥得死去活來？他，正是那授權給我們替他自己挖墳的人！

大塊頭、阿豬、牆頭草！」

開始時，許多做父母的人也很為他們的紅衛兵子女感到驕傲，而且認為孩子的傲慢態度十分有趣。他們還沒有領教紅衛兵會做出什麼事來哩，「打、砸、搶、抄、抓」！

廈八中紅衛兵的選舉在各班級舉行了。候選人的名單由各班級送到革籌會後，被他們刷掉了一半，入選者的名單再被送到市委會做最後的決定。

我們在市內街道上遊行到下午兩點鐘，回到學校時，隊伍已經減了一大半。比起早上，我們的熱忱大減，制服已經濕透了，發出陣陣餿臭味。

這個家裡的每一樣東西——鋼琴、圍棋、葡萄棚下的籐榻和在風中索索作響的梧桐樹等，對我而言都是那麼親切。然而，現在不同了。

絕大部分的學生已經申請加入紅衛兵，會議決定每一個申請人都必須先經過他的直屬工作團體中的紅衛兵頭頭挑選，再經過紅衛兵委員會審定通過，最後將名單上報市委會備案，同時訂製新袖章。

許多老師住在廈門海岸外的名勝小島鼓浪嶼上。鼓浪嶼曾是外國租界地，住在那裡的人家環境比較富裕。我選擇這裡作為抄家的目標，是有兩個理由：躲開廈門的熟人，我才可以抄搜自如；同時，我還可以到海邊去游泳。

第一書記袁改早就自會議中溜回他的辦公室和圖書兼住宅去了，我們帶著喜報要求他出來接見，可是他的部屬對我們說：「袁書記在吃午飯，沒有空接見你們。」這句話成了我們與他決裂的開端。

他不慌不忙地回答我：「革命小將應該不怕艱難。你們怎麼連一點熱都受不了，儘想吃冰棒呢？」

我們班裡有四個人入選，我是其中之一。

「在北平，我們敢對中央領袖造反。」他們說：「你們在這兒還怕什麼呢？」

我開始走向講台時，幾乎是機械地擺動著雙手。我不斷地提醒自己：「手不可高過上衣的第三個鈕扣，步子不要太大。」當我們經過那些運氣較差的同學們面前時，他們都坐在地上，拉扯我們的褲腿，要向我們握手道賀。我故意放慢了腳步。有好多我已經記不得姓名的人也不斷恭喜我：「我們向你學習！向你致敬！」老朋友也歡叫：「別忘了我們啊！」最親密的朋友對我說：「真高興看到你領先了一步！」

會議於八點三十分開始。我們步向講台時，大夥見都羨慕地注視著我們。

愉快的場合很快的變成了衝突，有幾名女生熱得昏倒了。我們加油加醋，在送進去的報告上誇大了昏倒的人數。

七月上旬，奉了市委會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的命令，所有的黃色和反動派書刊必須屯積在一個特定的地點封鎖起來。於是，我開始集中注意力來抄搜各大圖書館。我們有幾個人貼了布告，宣布要接收學校的圖書館。我自己曾數度進入藏書室，但大部分學生則根本沒有進去過。我們第一天在藏書室做整理工作時，一個個都沉迷在書堆裡，連午飯都沒有時間吃。我們關緊門窗，放下百葉窗，繼續不斷地在燈光下挑到下午。

兩三天後，我們要求市委會撥兩輛卡車開到我們學校來，好讓我們也能參加針對全市各圖書館而發的掃蕩禁書、黃書運動。各學校之間也醞釀著競賽，每裝滿一卡車的書運走時，負責的學生就會喊出校名和書本的總數。許多閒人也混進了我們的隊伍來幫忙。

這些禁書、黃書和反動書很難到手，市民們幾乎為之瘋狂。另有些人想要偷出去賣，假如一個普通工人搶到了十斤書，他可以用每斤一角六分人民幣的價格賣給舊貨舖，所賺的錢比他的一天工資三元人民幣還多。

起初，我們都有著極高的榮譽感，祇要是穿上了制服，絕不肯在路邊小攤子上吃東西。有一次，一個同學借了我的袖章，戴著它在攤子上吃螺螄，我發現後，揍得他鼻青臉腫。若是母親叫我到小店買醬油之類的東西，我一定先脫下制服和袖章後才肯去。

主席和副主席的頭銜自然而然地落在大塊頭和阿豬身上，她們在革籌會也擔任同樣的職務。阿豬的成分很好，她是出身在泥水匠家庭中，經常吹牛說她們家的祖孫三代都沒有住過自己的房屋。主管校務的新委員是一個女生，她善於投機取巧，專會見機行事，因而得到了「牆頭草」的諢號。這三個女生都以狠毒而名噪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