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九點半鐘，我們再上車，女生和身體較差的同學佔坐了有蓬的兩輛。我們每六十人乘一輛，擠得肉餅一般，動彈不得。

隨後幾天中，我的胸部痛得很厲害。可是，我想到光明的未來，強迫自己繼續工作。

「你可以去，」他說：「如果媽不讓你單獨去，我陪你去；如果你沒有錢，我給你。」

我們努力保持鎮定，因為我們沒有力氣生閒氣了。大家不發一聲，四人一排地把女生挾護在隊伍當中，繼續前進。

大約十點鐘，我懷著悶痛的胸口回到了學校，疲倦得想抽一根香菸來提提神。母親剛叫我不要學壞，現在，我已背叛了她。

小孩子拖著鼻涕，穿著短褲頭，在隊伍後面跟著。有些膽大的人還敢伸手拉女學生的辮子，有些人則牽過水牛來嚇唬我們。

我們在點名時發現少了一個人。為了湊足三百零四個人，我們延遲了一小時出發，等候那個一直未露面的人。

這道公報使我們學校的紅衛兵振奮起來，決定向教育廳廳長王于畊採取行動。我們早已蒐集了大批有關王于畊的材料送給了市委會，可是一直沒有下文。我們每次打電話到市委會去，對方都說文件都已經送到省委會去了，但書記一直很忙，沒有工夫管這件事。現在，我們從去報上得到了靈感，我們認為省委會書記葉飛未必可靠，他也許是太忙，但他一定也想替王于畊——也就是他的老婆遮蓋遮蓋。

我們的那三架手推式油印機當然不是省委會印刷所的對手，但我們還是趕出了三千份「致福州人民的一封公開信」，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革命行動——也就是：我們要主持大會。

他緊緊地釘住我，一路上東張西望著，帶著我走了大約十棟大樓後，不得不停下來請教另一位服務員浴室在那裡？浴室原來就在我們住的那棟樓房隔壁。

「今天大概是你第一天上班吧？」我諷刺地問。這時，我看到五六名服務員帶著肥皂和浴巾默默地跟在我的後面。

「同志們，我們被軟禁了！」我踏上一張桌子大聲說著：「但廈門已經得到了我們的消息。」

十分鐘內，十三個頭頭一切就緒。我們十三個人祇有一點和別人不同：我們每人肩頭掛一個斜挎包，裡面裝著揭發王于畊的材料。不到半小時，大家集合起來聽阿豬的精神訓話。

母親祇好讓步了。她的眼淚沒有能使我哭，也沒有能使我軟化，令她很失望。這些日子來，我早已鍛練得有淚不輕彈了。

我現在放心了，即使警車追著我也不用擔心了。於是，我去喝了一碗綠豆湯，又買了兩片炸芋頭邊走邊吃，服務員畢竟是用不著維持什麼尊嚴的。

他們當然沒有見到周恩來，但是據說見到了周恩來的一個姓周的部屬。我們猜想中央雖不會為一所學校的小事而有所行動，但是如果出了大事，情勢說可能不同了，於是，我們著手擬定上福州的計劃。為了壯大聲勢，我們必須聯合其他學校參加行動。

不到幾天，冷淡的情緒就被驅散了。八月八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宣布了一道公報，聲明文化大革命直接受毛澤東領導，並公布了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條指示」。市委隨即指示廈門市所有的學校都必須花一星期的時間來研讀那道公報。我們研究了又研究，最後，那幾份報紙幾乎被鉛筆記號劃穿了。公報中有幾條特別意味深長的暗示，牽涉到中央幾位違背毛主席指示，利用工作隊鎮壓群眾運動的領袖。這會是那些人呢？我們萬萬想不到竟會是第二號人物劉少奇，大家都以為是北京市長彭真（附註二），因為他有好一段時間在招待外賓的場合中都沒有出現。

「現在，我們是造反的同伴了，」他說：「我雖然年紀一大把，你們革命小將們卻都比我們幹得好。」

天色已漸黑了，參加這次集會的每一個人均都是興高采烈，大家反覆地喊著口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生為豪傑，死為鬼雄！」

丘貉找到我，因為他知道我是高一五班的頭子，對撮合這兩派必定能起些作用；至於對大塊頭和阿豬，他已經有了很大的影響力。

丘貉為了打倒王于畊，急於要得到多方的支持，這並不祇是因為他和王于畊的私怨。據說，幾年前他在王于畊手下的一個單位任主管時，王于畊沒有將他按理升為副廳長，反而將他一腳踢開，這就是兩人積怨的原由。目前，他在各方面受到的壓力十分可怕，從黑窩裡放出來的教員們正在蒐集不利於工作隊的材料，準備交給王于畊。工作隊隊員每天都會收到恐嚇信，有些是匿名信，有些則署名「廈八中革命教師」；而且據報導，王于畊也已蒐集了足夠的證據準備來鬥倒丘貉。此外，丘貉又怕回到他那省體育協會會長的職位去。七月初，中央已經命令所有的工作隊隊員（最初是劉少奇發起組織的）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等待面臨可能的鬥爭。

公報替紅衛兵定下了新的任務。我們現在才明白，以前對老師們的鬥爭和在社會上的破四舊運動全是釣餌，為的是考驗紅衛兵的膽量。現在，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開鑼！

工作隊認為倒王的時機已經成熟了，隊長丘貉和其www.hetubook.com.com他的人開始常到學校來走動，是為了這件事而想拉攏高一一班和高一五班的學生。

我們鎖上房門，召集了一次緊急會議。我報告了下午的經過，阿豬補充說，我們對外的通訊實際已經斷絕了，因為接線生根本不肯接外線。比我們早一天坐公共汽車到福州來的工作隊隊員也在場，他們安慰我們：「不要擔心，省委總不能把你們三百零四個人一口吞下。」可是，他們卻又建議每個人不要洩露我的姓名，以免省委控訴我。

我、我的堂哥、老板和搥胸（八-八戰鬥隊的半數隊員〉一個接一個舉起了手，阿豬、梅梅和其他幾個人也跟著舉起了手，三〇四人中舉手的共有十七人。「十七」真是個黃金般的數字！我們十七個人終於成了英雄，在這重要的關鍵上，我們選擇了最艱難的路——往死裡求生，因此我們在後來組成的八-二九組織中，個個都擔當了重要的職務。

午餐後，我們又上路了。這時，我被烈日曬得昏頭脹腦的，我真想坐下來，甚至打一會兒盹。梅梅好幾次要我坐進車裡去，大家擠一擠，但我逗她說：「那你就要坐在我的大腿上嘍！」這句話令她非常生氣，她向來不滿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可是，我和別的男生一樣，就是忍不住要在女生面前顯一顯男人的威風。

按照我們的規矩，輸的人臉上要像京戲中的花臉一樣被畫上槓子，輸一次，畫一道；臉上畫滿了，就畫在背上和大腿上。

「嗨！老凌，正在等你呢，打四十分三缺一啦。」身為財務委員的「老板」叫道：「咱們好好的來幾盤，我要翻本咧！」

他為了表示決心與王于畊周旋到底，還抄錄了兩行描寫荊軻刺秦王壯志未酬的古詩：

「咱們是井水不犯河水。」我粗聲粗氣地回答。

我們從工作隊帶回來的消息中知道另有幾所學校中也有人支持我們，這些學校都以種種不同的原因來反對王于畊。例如，第二師範的學生控訴省教育廳排擠他們，使他們的許多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其實，二師的學生都很差勁）；華僑大學的學生多數是被印尼政府趕回來的，他們的不滿是因為教育廳補助的津貼太少（我們本地生的根本沒有津貼），而且不能隨便穿那些在國外時穿慣了的花衣服和窄管褲（我們私下覺得他們的不滿真是無聊而可笑）。這些學校的學生開始在福州集合，準備參加八月二十九日的群眾大會。

八月二十四日清晨三時，我們聽到的不是雞啼，而是阿豬的吼聲。

丘貉和我在校園見面，我們一起坐在草坪上。兩個月前，他還會趾高氣揚地指責我疏於揭發反動派的校長，說我不配當青年團團員，也不配擔任學生會副主席；我也曾在他的寵信牆頭草面前嚴厲地批評過他，（牆頭草曾經提供他不少有關校長的資料）。

我和其他三名頭頭殿後。我的堂哥雖是身體不好，仍然被選做了頭頭。我很替他擔心，可是，他吹起哨子來卻比誰都響亮。他是我最親密的七個同志之一，我們原先都是梅花戰鬥隊的隊員。這個小組織是六月初鬥爭牛鬼蛇神時成立的，後來，我們八個人開始自稱為「八-八戰鬥隊」，來紀念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八月八日所做的各項決定。在這次遠征中，八個人中有四人——我的堂哥、搥胸、老板和我——當了頭頭。

我大聲命令：「我們打出去！殺回大樓去！」剎那間，盃碗盤碟滿天亂飛，女生們用口咬、用頭撞；男生們用拳頭揍。我們衝出餐廳，跑回了住處，發現有幾個服務員在的檢查我們的私人用品。他們還來不及逃，就被我們揍了一頓老拳。

我的階級高，本可以坐在司機旁邊的位子上，但是我將這個位子讓給兩個女生坐，自己站在門邊的踏板上。靠門邊的那個女生是個很漂亮的紅衛兵，肩頭上垂著兩條辮子，大家都叫她梅梅，她曾經給過我一朵小紅花。她為了怕我從踏板上跌下去，在長達六小時的旅程中，她一直緊緊地抓住我的手。

我們用高速趕完了前十六公里，然後，在一個小鎮歇腳。許多學生開始覺得走得太辛苦了，可是我拒絕了他們要吃東西、喝水的請求。有幾個人假裝要小便，溜到路邊小攤子上去買吃的喝的，我抓到一個饞蟲，一把撕下了他的袖章。「你讓我們的組織丟光了臉！」我說：「真想把那些東西從你的肚皮裡挖出來！」

八月中旬，廈八中促進革命友誼大會在操場盛大舉行。兩班正式和好了，大家都很激動。身為高一一班班長的大塊頭緊緊地握住我的肩頭說：「現在我可以叫你弟弟了。」她幾乎和我一樣高。阿豬也跑過來說：「我要叫你小凌了。」我祇好笑笑——她比我矮了一截，我連和她站在一起拍照都不敢。

我們這支孤單的隊伍在路上走著時，農民們以為我們是一年一度下鄉幫助農忙的學生，都逗我們說：「喂，那邊的俏查某，你是從哪個學校來呔？」——「來我們這邊，我們有水有吃的！」

「沒有！」

我們經過福一中和三中時，又受到了一次侮和_圖_書辱——顯然是省委會有計劃的攻勢的一部分。最後，卡車駛進了交際處的大門，進入一座井然有序的院子。這裡名為「交際處」，其實是那些來福州參加會議的幹部們的招待所。交際處長出來迎接我們，並說了這樣的一句話：「不要離開這裡，你們會迷路的。」

五點正，大隊開動了。隊前飄揚著一面大旗，我們靜靜地離開了甦醒中的廈門市。

他的褲子上沾滿了早上瀉肚子時的髒東西。

「上京告狀」這句話是出自一齣京戲，那齣戲的主人翁到京城告狀，叫僕人抬著棺材跟了去，表示不惜死拚的決心。事實上，被選出來的三位代表的表現也正像赴刑場一樣，他們燒毀了信件，提出存款為妻子父母做了安排。我們到火車站去替他們送行，他們一個個哭著上路，發誓若得不到國務院的反應絕不離開北京；萬一官司輸了，他們說永遠回不來了。

工作隊又不斷地到紅衛兵的隊部來走動，並提供我們最機密的資料。另一方面，工作隊在大會後不久宣布決定要「上京告狀」——上北京去向周恩來總理告王于畊。

「洗澡。」

我的第一個念頭是打長途電話。可是，我立刻記起自己把錢全留在挎包裡了，服務員的衣袋裡一個錢也沒有。按在福州什麼人都不認識，這時，已經有好幾個行人在盯住我這個一直問路、方向不清的服務員看。我猜想浴缸裡的那個傢伙現在大概已經被發現了，也許省委已通知所有的警察和軍隊來抓我，我開始緊張起來。

遠征的領導人也被提名選舉出來了。我在負傷期間還堅守著工作崗位，所以備受推崇。我被提名時，除了十幾人外，全場一致舉手贊成。這次一共選出了十三名頭頭，由阿豬統領大權。

街上擠滿了行人，我開始覺得站在踏板上很不好意思，於是擠進了車廂。梅梅已經不再生我的氣了。

老板對我咬耳朵：「我跟你一家，咱們來打大塊頭和阿豬，這回非要畫到她們的大腿不可！」

此後，丘貉便不時地來拜訪我，一次比一次更焦急。他把每一件事都告訴了我。有一晚，他還拿日記給我看。在最後的幾頁日記中，他的恐懼是表露無遍。他描寫那些無眠的夜，不敢逼視那雙沾滿教員血腥的手，又描寫自己曾在房裡聽到令人悚然的哭聲。現在，他害怕受到和教員們同樣的命運。

我心裡盤算著：萬不得已時，是否要回廈門去報告我們的困境？還是繼續留在福州？這時，我又想何不打電話給我們的戰友「廈大紅衛兵獨立團」？於是，我打了，而且成功地聯絡到了他們，心中總算是落下了一塊石頭。

卡車再開動後，大家都往邊上擠。我們沿著全市最長的「八一七路」開到了總車站。到了那兒，早有一輛吉甫車等著引導我們到住宿的地方去。行人好奇地看看我們這一車車曬得通紅的學生。這時，我們開始喊口號：「決心批判福建省的資本主義教育路線！」、「廈八中革命造反派到了！」

七十萬人口的福州市是比廈門大三倍，市容卻遠不及我的故鄉繁榮。我從來就不喜歡福州人，現在在街上看到了他們，覺得更不喜歡。他們穿鬆鬆大大的褲子，襯衫不扣好，還拖了一大戳在外面，骯髒的腳上拖著木屐或塑膠拖鞋，當街比手劃腳或揚著扇子慢條斯理地走著。有些人則坐在小吃攤上，聒噪著難聽的福州話或用雨傘尖指東指西的。這裡的婦女不像我們家鄉的女人那樣穿鮮艷的衣裙，她們都穿著完全沒有式樣的長褲。我對於所見所聞是一樣也不喜歡，覺得祇有我們才是來自文明都市的人。

我們到了天馬國營農場後，享用了一頓豐盛的早餐：稀飯、油條、鹹蛋和肉鬆。堂哥的神智恢復後，聽說勒索成功了，索然地說：「沒有我，恐怕不會成功吧。」

八月廿六日，廈大獨立團的一百多名團員到了福州，帶來消息說：我們同學們的家長都被迫寫信給子女，催他們回家。這消息使我們十分不安。

他知道：要我一下子軟下鐵面孔，沒那麼容易。於是，他一連給了說許多保證，說他願意自我檢討，並且向我公開道歉。

「就是他，就是他！」胖子叫道，他的鼻孔中仍然塞著草紙。所有的服務員朝我一擁而上，但我那三百零三位同學們立刻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我們到了泉州市，經過三所學校時，歡迎我們的是那兒的紅衛兵們丟出來的或用彈弓打出來的水果、梅核等，還有一片叫罵聲。

打四十分，我是老手；可是，現在我沒有這個心情。當我建議舉行一次會議討論數日來的心得時，竟得不到反應，大家都全神貫注在撲克牌上。

我回到交際處時，不敢走大門進去。最後，我發現一處牆角下有一個垃圾出口，就從那兒滑了進去。牆頭上拉著的鐵絲網原是用來防小偷的，現在卻軟禁了我們。我透過一扇窗戶往裡望，看見同學們坐在餐廳裡，每十二個人一桌，被六十個左右的服務員監視著，這六十個傢伙的飯碗都還是滿滿的。整個餐廳除了筷子、湯匙、飯碗相敲擊的聲音外，全室鴉雀無聲。阿豬和其他ｈetuboｏｋ•ｃｏｍ.ｃom的頭頭緊抱著裝著王于畊材料的挎包，東西是一口也沒有吃。他們那一桌有一個位子是空的——那顯然是我的位子。

說著說著，他突然哭了起來。看大男人掉眼淚真要命，我趕緊轉開臉去。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們學校的全體代表在院中的大禮堂中鄭重聚會，一致通過參加八月二十九日的大會，並且要抓到控制權。最後，我們舉行了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投票：「憑著手裡的證據，凡是願意打倒王于畊的請舉手！」

過了幾分鐘後，我從門縫中看出去，祇見那胖子服務員一個人站在外面。突然，我記起一部間諜影片中的一段，於是我趕緊穿上衣服，任水龍頭開著，一面小心翼翼地滑開插鎖，然後，我用盡全力把門一推，正好撞在胖子的鼻梁上，把他打昏了。我立刻把他拖進浴室，脫下他的制服，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巴，用皮帶和另一條毛巾綁住他的手腳。他的鼻孔流血，我用草紙塞住他的一個鼻孔，留下另一個鼻孔讓他呼吸，然後把他拖進浴缸裡。我把他的白上衣穿在我的外套上，再套上他那條又短又大的長褲後，向大門走去。

我一直忙個不停，到八點鐘才回到家裡，母親替我把晚飯熱在爐子上。我必須告訴她：我又要走了。我目不轉睛地看著她。最近，她顯得蒼老了很多，我真不願剝奪她那看到我常常在家的小小樂趣。

後來的五天中，我們為了忘記恐懼，忘記思鄉病，便儘量不停地忙著，並使那些冒充服務員的倒楣的中下級幹部忙得團團轉。省委命令他們一定要常掛笑容，而且我們祇要對他們的服務有所不滿，便隨時可以向省委抗議。

正在這時，那第三〇四名代表騎著腳踏車趕上來了。他跳下車，我摟住他說：「我知道你會趕上來的！」

八月間的一個早晨，我覺得身心爽快，於是決定到學校去看看。大部分成份不太好而不准參加破四舊或立四新運動的同學，按規定應該每天在紅衛兵的監督下參加學校裡的政治研習會，而現在，他們卻把毛澤東選集、毛語錄和人民日報的社論丟在一邊，或玩四十分，或七嘴八舌地吹牛：像某某人跳并自殺啦或某某街上又出了武裝搶劫啦等等；另一批人則在講鬼故事。僅僅在半個月前，我還會一把揪起那些講故事的人，把他們拖到太平間去摸死人；現在我也懶得管了。他們的確比我更會吸引聽眾。

我們住在一座高大的樓房裡，每四人住一間，女生住樓上。學生們一見到軟綿綿的彈簧床上鋪著雪白的床單，大家都倒在床上，像是再也不要起來似的。大部分同學從來沒有睡過彈簧床。接著，從廈門帶來的撲克牌、棋、口琴、笛子和小提琴全部出籠了，不消一會兒功夫，整棟大樓都充滿了歌聲、樂聲和牌聲。從文革的初期起，中央就不斷鼓勵大家「帶著毛語錄，隨時隨地研究」；我們則是繪著撲克牌，隨時隨地玩耍。

「廈八中是反革命大本營！」他們叫道：「誓死保衛以葉飛為首的福建省委會！」

在紅衛兵的隊部，我遇見了其他七位負責的頭目——這在目前是很難得的一件事，四個人在打撲克，三個人在旁觀戰。

我們學校選出到福州去的代表共有三百零四人。我們故意選出這個人數，因為它恰好等於從廈門到福州的公里數。為了避免人家批評我們是出來造反的「黑七類狗崽子」，選舉時的重要標準是成份一定要好。人人認為這不僅是上福州，而且是上天堂，所以競爭相當激烈。我為了這件事大為光火，胸部痛得更厲害，大家都把這次的行程看成到福州旅行的大好機會，對後果根本不聞不問。

交通工具是嚴重問題。市委會當局不派車輛，我們立刻擬定了一紙「廈八中革命師生致市委會照會」，揚言如果沒有車輛，我們就要徒步走到福州去，任何嚴重的後果都由市委會負責。那十三名還留在廈門的工作隊隊員，除了一人以外，都決定個別乘公共汽車到福州，以免暴露出他們在這次運動中的身分。

阿豬驀地大喊一聲：「停！」隨即領導大夥兒高唱進行曲。這樣繼續了好一陣子，非常有效，壯大的歌聲提起了我們的勇氣。

「好。那麼，以下就是組織的命令：在路上不許吃東西，不許喝水。凡是帶著熱水或食品的，統統丟掉！」

因此，我們必須在意氣相投的人當中去找同盟；凡是意見相合的都可以，不管他的動機是什麼。廈大裡有一部分學生贊成向老師們採取激烈的手段，他們在七月間從主要的紅衛兵單位中分裂出來，單獨成立了「紅衛兵獨立團」。該團的頭頭之中有一個叫何為明的，是個三十八歲的軍人，他現在回校繼續學業，和大塊頭的男友是朋友。這個獨立團祇有數百名成員，也正需要同志，就這樣變成了第一批支持我們的盟友。同時，我們在廈門市航海學校和同安縣第一中學也拉到了同盟。

「有沒有不服從命令的？」

不久，我們跟他們當中的幾個人混熟了後，大家就聊聊他們的家庭或聊聊日常的瑣事，其中有一個姓向的是個大色狼。他一看到女生就會轉過頭去目不轉睛地看，我們給他取了個外號叫https://www.hetubook.com.com「向日葵」。他常向我吹他的過去，說他在剛加入革命的時候還是個英俊小生，如何南下到上海工作，又如何跟資本家的女兒們搞得很開心，可是，不久他就被一個黃臉婆的老婆拴住了。他說廈八中的女生真漂亮，令他忍不住想打打歪主意。我警告他，說要告訴他老婆，他根本不在乎，因為她是遠在鄉下，何況他對那鄉下婆娘也實在沒有什麼胃口。

第二天下午，廈門市航海學校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也趕來福州助陣。就在當天，省委發出一項通知，說八月二十九日將舉行「批判福州教育界走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群眾大會」，一共分發了一萬多張傳單。最令我們光火的是：我們的死對頭及批判目標王于畊居然還是大會主席；而且，我們學校祇被列在一大串參加單位的最後面。

幾天後，他們打了一個電報給丘貉，要點是我們必須趕快派人到省會福州去，把王于畊揪出來鬥爭，製造事件來引起中央的注意。

我們忙著向這些學校展開聯絡工作。有一晚，大夥兒到離廈門三十公里外的同安縣去，我騎的腳踏車出了車禍。我跌傷了胸部，痛得難以呼吸，幾乎說不出話來，祇好就近到一家醫院去求治。大夫用一個竹筒裝了燃燒著的酒精，扣在我的胸前，竹筒到處跳動，大概是把各處的淤血收集在一起。然後，護士在這塊地方上用刀割了一道縫，放出好多黑血來。

她的第一句話是問「我們當中有沒有怕死的膽小鬼？」

我並不是唯一懶得與立四新大隊向行的人。現在，領導立四新大隊的是一個軍人的女兒紅衛兵。我的幾個最要好的朋友也留在學校中打乒乓球、玩四十分、捉彩色甲蟲和鬥蟋蟀。他們命令留在黑窩中的十幾個老師（其餘的都在學生一心破四舊時被放回去了）到學校後山上替他們捉蟋蟀。捉到最大的，就多賞幾分鐘上廁所的時間；空手而回的，就要挨揍；那些分不清蟋蟀性別的老師則被罰跪數小時。

「沒有！」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

當晚，三〇四名代表齊集在樓梯口、樓梯上和走廊中，一致通過了一件致省委會的照會，要求將王于畊交給我們批判，並抗議省委對我們採取秘密警察的惡劣手段。我們又用自己帶來的油印機印出了一千五百份傳單，請工作隊去分發。奇怪的是：儘管每個工作隊隊員都說一直有人釘梢，他們卻依然可以來去自如。

我忽然想起了堂哥，連忙趕到前面去看他，祇見他的臉色灰白，雙手冰涼，精神倒很堅定。我明知他需要喝點水、吃點東西，但是我總不能偏心，尤其在剛剛處罰了別人之後。我祇好硬起心腸，殘酷地說：「要昏倒就昏倒，我什麼也不能給你！」阿豬吵著要給他特別待遇，因為他有一枝生花妙筆，我們丟不起他。堂哥拒絕了她的恩典，祇說：「不要壞了紀律。」

這簡直是窮拍馬屁。

八月二十三日，我們正式成立了「廈八中赴榕戰鬥兵團」，召開了誓死效忠的群眾大會，並且在會中發動了紅衛兵的一個附屬組織，命名為「紅旗兵」。到福州去的三百零四個人中祇有五十個人左右是紅衛兵，其餘的人都是紅旗兵。

在投票前，阿豬一再強調這次任務很艱難，誰都不可勉強自己。因為，如果倒王失敗，我們就會被判為反革命份子，被丟進監牢。

走到第三十一公里時，我們勝利了。省市當局顯然怕會發生難以擔當的棘手問題，派出了五輛卡車來運載我們。在頭頭會議中策劃好的不吃不喝之計果然生效了。這時，昏倒的已經有十多個人，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惡化情勢，除了當場鬧出人命以外，沒有更有用的手段了。

每隔幾分鐘就閃過一輛軍用卡車——有些車上滿載著士兵，大聲地鳴著喇叭。車上的那些武務員使我們脊背發涼。難道說，我們竟會被看成叛徒？我們為了怕拖在後面的人要倒楣，不自覺地便加快了腳步。我吹起哨子來調節步伐，可是，我們的腳步和哨音都越來越快，最後簡直是跑步了，許多女生流著淚在後面趕著。

丘貉的身材瘦小，衣衫不整，現在顯得比以前更激動。他很熱心地對我說：「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你我共同的利益，我們應該解除過去的誤會。」

台下有一陣小小的騷動，不過很快就平靜了。我的肚子很餓，有一點頭昏目眩，可是我仍然故意留下了一包二哥替我準備的補給品。

我的身上除了攻擊王于畊的材料、毛語錄、幾本別的書和足夠的錢外，什麼別的也沒有帶；做頭頭必須和一般人不同，而且要顯出一副要務纏身、沒時間做其他瑣事的樣子。首先，我想洗個澡。解下了軍服腰帶後，我走的大樓去找浴室。這時，一個身穿不合身的服務員制服的胖子趕過來，操著北方口音說：「同志，要上哪兒去？」

他好像準備後事似的還在日記中列下儲蓄的金額，表示自己出任多年的公職以來，一直是個清官，他對於沒有能為家人留下足夠的錢，覺得非常遺憾。

我們再上路時，天色已經大白了。我們這時才發現受到了密切的監視，在大隊後面跟了一大群賣涼糕和豆漿的小販，有些男人則騎著車子來實甘蔗和水和_圖_書果。所有的小販都有著纖細的手指和白皙的頸項，最不像樣的是他們都穿著膠鞋，有些人甚至還戴著眼鏡。有哪個辛辛苦苦的中國農民是這付打扮的？市委會派了這批飯桶來，真是大錯特錯。

校園的一切都靜了下來，祇有蝸牛還醒著。

有一次，我們這樣談了一陣子後，我請求他代我寄幾封信。他馬上變了臉：「你以為用幾個妞兒就能買通革命幹部啦？」

我的堂哥第一個昏倒了，那時大約才走了二十七公里。接著，其他的人（多半是女生〉也接二連三地倒了下去，我們輪流把他們揹在背上，好像真要一口氣走完三〇四公里而不休息似的。太陽越來越大，我們的衣服已經全部濕透了。

我突然記起了衣袋中有一個祖父留下的金掛錢，祇要能找到個做黑市買賣的就行了。我的運氣不錯，很快就找到了一個人，他的十五元把錢買去了。我立刻打電話到廈八中去，但三個電話都故障，那邊顯然也出了事。

我說：「一個人也許可以顯赫一時，但他必須為自己留步退路，否則會死無葬身之地。」

我們經過了好幾個小鎮，漸漸地發現一切並不如想像中的美妙，路的兩旁不過是些稻田、農夫、水牛、鐵犁和電線桿而已。我們渡過了閩江，在標著「三〇三．五公里」的路牌前，五輛卡車因交通管制都停下了。卡車旁就是一塊牌子，上面寫著「福州市」！我們爆出了一陣歡呼，時間是十六點三十七分。

我們漸漸的明白文革其實是針對「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而發的。我們經過長期的討論，終於得到了結論：我們可以在文革期間考驗考驗市長、市委會書記、省長和省委會書記等當權派，然後再斷定他們究竟是不是毛派。

「可是，我們在革命的時候不能分道揚鑣。我搞了幾十年的革命，參加過反胡風和反右派的運動，還參加過三面紅旗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現在，王于畊竟然不斷想利用她的丈夫的權勢來解決我，我還從來沒有這麼慘過——。」

市委會當然不難將紅總司改變成一個御用機構。

我脫掉外衣，把穿在那服務員的長褲上面的軍服拉拉正，大踏步地走進了餐廳。

這件工作不簡單。八月中旬，市委會奉中央命令組織了當地紅衛兵的統一機構，成立了「廈門紅衛兵總司令部」，並且派人騎腳踏車到各校訪問，說服各紅衛兵頭頭加入紅總司。大部分頭頭看到有機會在更有權力的組織中擔任更重要的領導工作，對「腳踏車騎士」的建議都有良好的反應。然而，除了一個小小的集團以外，廈八中的紅衛兵拒絕加入，這主要是因為雙方成份不同的緣故——我們學校的許多紅衛兵因為不屬於紅五類，沒有資格加入；而屬於紅五類的人又多半祇是工人的子女。事情很清楚地顯示紅總司是被軍人的子女和幹部的子女把持著，所以，像阿豬這樣一個普通勞工的女兒很可能被排擠掉。紅總司的第一號紅衛兵頭頭是市委會書記袁改的女兒。

每天早上，我們彼此用室內電話將對方叫醒，然後大家同時打電話叫服務員來整理房間，而且在整理房間之前，先叫他們去倒夜壺。大家都喜歡站在門口看那十幾個服務員手捧夜壺，如履薄冰地走下樓去將穢物倒進糞坑裡；有時，我還吹一吹哨子來調整他們的步伐。

一陣歡呼。

第二天一早就要出發，代表們就都留校過夜。學生中也有人學那三個「上京告狀」的工作隊代表們的先例，忙著把青年團的團費繳清或替弟弟妹妹們買些糖。當天晚上，有許多焦急的家長跑到學校來，打聽究竟出了什麼事。

浴室非常狹長，隔成好幾個小間。我鎖上門，開始心不在焉地沖著澡。我怎麼辦呢？他們知不知道我是個頭頭？

校園中，每幢大樓都是燈火通明，大家都睡不著覺。我們十三個頭頭在紅衛兵總司召開第一次會議，然後，我巡視了各教室，關上燈，請大家早早睡覺。

丘貉贏了。我認為在鬥爭王于畊時，聯合陣線是十分重要的。於是，我召集了高一五班的開學，向他們解釋我的意向，多數同學都贊成兩班合作。

她不肯讓我去，哭了起來。這時，二哥出面調停，他一直為了母親太寵我這個最心愛的孩子和她爭辯，而且，他認為我能從經驗中去學習是很重要的。他在破四舊運動中，曾有一兩次在街上撞見我身穿紅衛兵制服，可是他從來沒有告訴過母親。

「我帶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