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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她假裝昏倒，並且還裝出一副受了冤枉的模樣，說大會所說的話都不確實，她完全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最後，她終於痛哭流涕起來「我受不了啦！我受不了啦！你們不能這樣鬥我呀！我是有病的人呀！」

我們的膽子壯了，開始在街頭上貼大字報：「葉飛必須低頭認罪！」這時當地居民看了也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吃驚了。

葉飛立刻差人來探望她。我們告訴來人說她一切都好，不用麻煩了。其賞，她已經開始自動絕食了。

她不肯吃東西，我們將鬥爭她的日子提前到十月六日，選定福州人民露天體育場為大會會場。阿豬終於如願以償了。她在兩萬人的群眾大會上當上了主席。這次，她可以從容地發表那篇在一個多月前被打斷的演說了。

省委會別無他法，祇好照辦。廈大的一個學生教我駕駛大小各型車輛。我利用交際處的院子就地練習，唯一的車禍是衝進了蓮花池。阿豬學開卡車，不屑學開轎車，她說轎車不是屬於工人階級的。我們常可以看到她的脖子上圍一條毛巾，跳上卡車，把同學們趕得四下亂竄，然後笨拙地把著方向盤，揚長而去。

於是，一百多名八中的同志在大塊頭的率領下包圍了病房區，輕而易舉地捉住了王于畊。女工友得到了五十元的獎金，王于畊的跟班則被痛揍了一頓，以彌補那些在各醫院和各旅館守夜的同志們吃的苦。

我立刻打電話給廣播站，指示他們用廣播呼籲大家不要再買那家百貨公司出售的「保皇牌牙膏」；然後，我們三十多人帶著照相機，一同到了百貨公司。我要好好地教訓楊秀玉一頓。

牙膏肥皂都在百貨公司的一樓。我們衝進去時，楊秀玉正在清點貨品。她看到了我們，拔腿想逃，我們繞著櫃台追上了她。

我們的設備是一天比一天精良，截取的各型車輛多達三十餘部（交際處的車輛這時已經被我們撞得差不多了）。我們如果在佔據房屋時遇到頑強的抵抗，只要一個電話打回隊部，一隊隨時備戰的五百至一千人的機動部隊馬上會坐卡車飛馳而來。

我們的「閃電攻勢」是這樣的：兩個戰士站在風馳電掣的汽車踏板上，其中一人搖著警報器，車還沒停穩，兩人一躍而下，衝進了房屋，把人抓出來，帶回隊部應訊。一聽到我們的警報器，凡是車輛都讓路不迭，貨車、公車和高級幹部的座車一概不能免俗，我們則常大言不慚地說：「我們不怕死，來撞吧！」

雖然如此，王于畊在起初還是硬不肯相信自己已經倒了。她依舊扮起一副兇面孔，以為她的丈夫和福州市的紅衛兵會來拯教她。但是，體育場裡擠滿了八-二九戰士、看熱鬧的人和福州市的民眾，保皇狗不可能救到她。阿豬每次命令王于畊認罪時，群眾立刻大聲響應：「打倒王于畊！王于畊，不投降就要妳死！」

在袖章上加一支閃電叉是唐雲禮的主意。他說從現在起，我們的行動要和希特勒的閃電攻擊一樣迅速。

我們繼續拆毀了敵方的幾個布告欄；比較牢固而不容易拆的，我們就倒開著卡車將它撞個稀爛。不到三小時，我們就已經在十字路口的四角豎滿了大字報欄，前後綿延約一公里長。我們沿著人行道的樹木把竹桿和木樁插|進泥土裡，在桿與桿之間掛上草蓆，兩面都可以貼大字報，每根桿子都標明「八-二九行動指揮部專用」的字樣，然後貼上了預先準備好的標語，「告全市人民書」和所有揭發王于畊的材料。

但是，這時文革已經徹底轉變成「推翻所有走資產階級路線的當權派」運動了。中央不斷在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發表社論，一再鼓勵我們要「捨得一身寡（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同時，工作隊由北京來信說，他們去過國務院的文化革命接待組，他們問到葉飛是否應該接受批判時，得到了堅定的答覆說：每一個領導幹部都必須接受群眾的批判，凡過不了關的，就要被打倒。

在二次對農業廳的突擊行動中，我們抓到了和-圖-書副廳長，他是葉飛的一個親信。我們扳住他的手指，逼他供出許多關於葉飛的資料。我們發現農業廳的辦公室十分寬敞舒適，地點又近市區。幾天後，我們派人到農業廳宣佈八-二九行動指揮部佔據一號大樓，並且命令所有的員工在六小時內遷入二號大樓。到了下午四點，大樓已經完全空出來。

從此之後，我們祇要看到地點適中、面積寬敞、有利展開宣傳工作的辦公大樓、店鋪、學校或工廠，我們就立刻佔下來。有些單位不肯聽命，過時不走，我們就助上一臂之力，把裝滿公文的櫥櫃從窗口推出去，把幾個不肯走的人從窗口倒吊著，威脅要丟他們下去。這幾招一直是屢試不爽。

我們貼出了大字報，說「王于畊永遠逃不掉！」我們知道她不會躲在親友家，也不可能逃入深山，因為她不是個肯吃苦的人。她唯一可躲的地方是福州市或廈門市的大旅館或大醫院，於是我們派出人馬到各地的大旅館和醫院把守門戶。

「儘管自殺吧！」我說：「可是你要明白，自殺是反對人民的一種罪行！」

梅梅祇敢開轎車。我教了她兩小時，她不停地往樹上撞，弄得兩人頭昏眼花。

我對他們拳打腳賜。我祇知道眼前是一大堆肉，耳邊盡是尖叫之聲。我越揍越開心，彆了一個月的悶氣終於發得一乾二淨。

在十字路口的一角的是福一中。我們曾在上個月的大會中被打得落花流水，這個學校的女紅衛兵們是最最潑辣的。我領著一廠先驅戰士，奔向這學校的一幢主要大樓，阿豬在後面跟著跑，想要趕上我。學校的禮堂中正在開著學生會議，我從旁邊的一扇窗子一躍而進，跳上舞台，其他的人也跟著一湧而進。這比在破四舊時跳上供桌還要過癮。

雖然如此，我們吸收新會員的工作仍然繼續著。我在半個月內勉強跑過了福州市所有的中學。省委會倒沒有派人釘梢，也許是猜想經濟上的壓力會很快地把我們逼走吧。

既然中央明白表示「每個人都必須接受群眾的批判」，祇要堅守「提事實，講道理」的原則而不動武，我們就不會違反文化革命十六條守則的精神。我們有的是揭發王于畊的證據，其中最基本的四個罪狀是：一、她反對研習毛澤東著作；二、她企圖包庇校長之類的人；三、她過於重視提高學生入大學的升學率；四、她的生活腐化（最後一點是她嗜食龍蝦、蕃薯和各色的水果；如有必要，她會派幹部乘汽車老遠地為她弄來這些食物）。

唐雲禮才多智雋，自信心又強，而且十分熟悉革命運論，深信學生造反需要工、農和幹部的幫助。這套理論後來證明果然十分正確，同時，他還能和軍隊保持良好的關係來保護我們的組織。他為人懇切，也很實際，祇喜歡和頂尖兒的領導人物打交道，不怎麼理會一般人。他喜歡緊盯住你的臉，一面扶扶鼻梁上的眼鏡，一面用長官對下屬的口吻問：「懂了沒有？」

我們的對手——福州市的紅衛兵雖有數十萬之眾，勇氣卻不夠大，組織也不夠統一。他們祇有在省、市委會的吩咐下才會採取行動。我們接二連三地佔下了許多單位，他們越來越怕，漸漸的棄攻為守了。

總指揮是一個廈大獨立團的頭頭，二十三歲，名叫唐雲禮，是經濟系的學生（獨立團的頭號人物何為明已經回廈門去擴張組織了）。阿豬本來很想當總指揮，但因責任太重，又有點膽怯了。我們都不願意負最高的責任，像阿豬和我這些學校中的舊頭頭，現在能夠當當副總指揮已經十分滿意了。

事實證明我們需要機動車輛。八-二九行動指揮部屬下的各學校共有六輛車，交際處有兩輛俄製的吉耳卡車，兩輛武器運輸車和兩輛華沙牌的轎車。

然而，好景不常。我們總不能一直守在大字報旁。於是，福州市的紅衛兵開始在夜間出來，把我們的大字報撕毀、塗毀，或者更常見的，是把他們自己的大字報蓋上去。我們不甘示弱，再用我們的蓋上去；但不出兩小時，他們又會把我們的再蓋住，結果是厚厚的一層大字報。撿破爛的小孩可開心了，他們把破紙撿去，可以賣三分錢一斤。

華大的一個學生在救災時滅了頂。我們在這個學生的公開追悼會上發起了募捐，收到了一萬多元的捐款，在支付了喪葬費用後，還大大地彌補了我們的組織中十分短缺的經費。我們乘出殯的機會來了一次示威。我們這一次喊口號時沒有人再向我們表示敵意了。

我們將這一些信件印出來，貼在街頭的大字報上，呼籲革命群眾繼續提供振奮人心的揭發信件。我們還在全市設了意見箱，可是在幾天之內就全部失了蹤。大字報上也塗滿了「造謠」之類的字，或畫著一個箭頭指向陰溝，表示我們的大字報應該下陰溝。

惡人先告狀。在省委會的挑撥下，一些著名的模範工人和醉心毛澤東的著作的學生聯名發了一封電報給北京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報告福州市發生了一次匈牙利式的反革命事件。這些人大事渲染，聲稱廈八中的一群暴民曾經企圖襲擊黨的組織，替國民黨的反攻鋪路（當時正好有一個來自台灣，表示支持我們的行動的廣播）。一夜之間，他們把這紙急電印出了幾十萬份。

「你們這整群保皇狗的末日到了！」我吼道：「我們八-二九戰士要報一箭之仇，也讓你們嚐嚐造反的味道！」

別的同志在學校大樓的屋頂上架起了十個二十五瓦的擴音器，對準十字路口。忽然間，在一陣歡呼後，從擴音器裡傳來了梅梅的清脆嗓音：「這裡是八-二九行動指揮部福州一中播音站，現在開始戰鬥！」她接著宣布解除戒嚴，讀了告全市人民書，並且讚揚「今天的革命行動好得很！」

王于畊靜靜地聽完這個故事，也許她還記得這是小學三年級書本上的一課。她向我保證絕不會反咬我，並會終身感激八-二九。她說得聲淚俱下，幾乎跪倒在我的眼前。突然，我想起了八-二九群眾大會的紀錄，立刻拿來給她看，還提醒她自己說過的狂言：「你們永遠打不倒我——。」我看到了這些紀錄，不由得怒火中燒；我又想起了她那天的獰笑、福州紅衛兵的叫囂和我自己遍體的傷痕。我失去了理智，朝著她的胸口，一把將她推倒：「你現在倒了沒有？」

果然不錯，好多同學都因為負擔不起而待不下去了。九月中旬，駐在福州市內的五百名廈八中學生（包括隨後趕到的兩百人）中，有三百多人被迫回廈門去了。在這段艱苦的日子裡，我們做頭頭的人必須樹立好的膀樣，吃的都是粗茶淡飯。晚餐時，我總愛和梅梅分享一盤菜，兩人都不停地把魚或肉往對方的碗裡塞，一面還戲言「這真像一九一七年的蘇聯」。我如果到得遲了，她一定坐著等我，宛若一座完美的雕像。她從不替我拉椅子，我也不替她拉，我們是男女平等的同志。如果我先到，我是不等太久的，總是自顧自吃起來，只替她多留一點。

他們被攆出了學校。他們一出校門，又被我們留守在外的同志們揍得更慘，祇得四散逃命，奔入小巷。幾個跑不快的人都被俘虜了。我們逼他們下跪，向我們磕頭求饒，但我們並不立刻釋放他們。我們打電話回隊部，說是抓到了「免費工人」幫我們豎立布告欄。

我們的播音宣傳站的實力強大無比。沒有多久，我們又補充了從別的學校搶來的和從廈門運來的設備，後來又在十字路口的郵電大樓和百貨大樓上裝了擴音器，使得在我們行動達到最高潮的時候，擴音器共有五十架之多。下面的街道上擠滿了看大字報的市民，任何有疑問的人都可以到學校中的接待站來詢問，並且得到了免費的資料。

在福州的這段日子中，我忘記了家庭，忘記了親戚朋友，忘記了家教和學業，忘記了國家利益，更忘記了大地的主宰是誰。這時，如果有人問我「你的生命中除了造反和破壞以外是一無所有，你還認為自己是個人嗎？」我非但不會覺得驚奇，反而認為這問題問得太蠢；也許，祇有從母親口中說出這些話才會使我有點反省，但是母親一直不知道我已經變成了這樣的一個人，當然也一直沒有對我說過這種話。

第二天，省委會聽說王于畊落網後，立刻命令和*圖*書各鄉鎮及市區的黨委會攔截運載她的車輛；可是我們早在頭一天夜間就已經把她押到了福州市。我們把她鎖在交際處大樓二樓的一間房裡。這個房間有鐵窗。我們怕她自殺，把她的腰帶之類的東西充了公﹒並且把床也拆走了，使她不能站上床去拉天花板上的吊燈來觸電自盡；我們甚至把燈泡上方的電線也往上繫緊，把電燈開關改接到門外去。我們所給她的祇是一張破草席和一條毯子而已。教育廳紅極一時的風雲人物如今也落得如此下場！

她又是涕泗縱橫，知道已經沒了指望，大哭大叫著：「我要自殺！我要自殺！」

第二天，福州市的紅衛兵們舉行了一次示威遊行，不過他們沒有敢動那些大字報棚，祇搗毀了廈大同志們駐守的輕工業廳大樓接待站，這個接待站後來遷到了福一中繼續服務。

這種宣傳攻勢阻礙了我們的吸收新會員的工作，也妨礙了我們擴張組織的工作。我們無論到那裡，都像過街老鼠一樣備受羞辱。如果我們別著校徽出去買東西，人家會拒絕賣給我們，連三歲小孩都會罵我們是反革命份子。有一次，我們一群人到福州市的名勝——古山去遊玩，我們的不道地的福州話在回程中露出了馬腳，車掌要求乘客把我們扔出車外，司機也拿著螺旋鉗來威脅我們。福州人的地域觀念一向深厚，這一點正好被省委會利用來對付我們。他們會說：看，這幫造反的傢伙都是外地人，他們表面上是來「批判省委會」，質際上是要來霸佔福州市，做你們的頭子。

女人生來就細心。如果我在飯前忘了洗手，梅梅一定提醒我，這一切都使我覺得如果她能做我的妻子就好了。她在藝術上的才華（她會彈鋼琴、拉小提琴、繪畫、歌唱和舞蹈）正好可以彌補我在這方面的笨拙和不足（破四舊運動很快就過去了，總算沒有和她對西洋古典音樂的喜愛衝突太久。這對她而言，真是幸連。她就是這樣自相矛盾——身為紅衛兵，而最心愛的作曲家竟是蕭邦〉。

梅梅喜歡在播音宣傳站工作，我則喜歡率領人馬去抓葉飛的親信部下來問話；晚上再把問話的結果從播音站播送出去。我們很以那燈火通明的大字報欄為榮，時常鼓勵賣冰棒和零食的小販到十字路口去叫賣。這裡變成了八-二九的小小天地。

南來參加第一批「串連」的北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航空學院和其他各校的紅衛兵則叫囂說，福建省的運動比其他各省落後了一大截。在我們交際處設立了連絡站的北京紅衛兵中有一人說：「我們已經把礦業部長鬥垮了，上海市委會的幾個書記也已經被鬥了好幾天了，你們怎麼還不敢碰葉飛？」

這以前，我們每天都收到幾百封恐嚇信，有的簽了名，有的沒有簽名，寫著髒話，還畫著棺材、骷髏和絞架之類的東西。有人寄了一把小刀來，附一張字條說：「明年是你們的週祭。」寄給女生的信常常是有猥褻的圖畫，我們做頭頭的人往往截下這些信，留著晚上自己欣賞。阿豬也收到了不少信，均沒有一封把她嚇倒。她如看到一段侮辱她的打油詩，她會背下來，還朗誦給別人聽；有好幾封信都稱她為「豬玀」，信封上還畫了個豬頭。

十月將近，王于畊像是秋風中的落葉，葉飛的力量已經不能保護她了。

王于畊被四個廈八中的紅衛兵押上堂來，雙手被反扣在背後。每逢她被迫認罪時，那四個紅衛兵就按下她的腦袋；當她垂首聽批判時，他們又常常猛拉她的頭髮，使她抬起頭來。

我們從交際處搬去幾張木床，我們的第一號據點就此誕生了。

九月底，我們這「八-二九行動指揮部」的三十多個頭頭決定採取另一個大規模的行動。我們在卡車上裝備了木板和竹竿，買了數百張草席做成貼大字報的布告欄，用盡了最後一滴經費，買來昂貴的擴音設備和電線。然後在一個黃昏，我們召集了「八-二九行動指揮部」的所有戰士，留下和_圖_書幾人看守隊部，其餘的八千人左右都徒步或坐卡車到了市中心。祇有我們這些負責指揮的人才知道任務是什麼，別人祇是滿心狐疑。梅梅不斷地問我是怎麼一回事？我祇問答說，有「行動」。

「王于畊大哭！」她屈服後不到十分鐘，這些字樣就出現在大字報上，貼在郵電大樓的牆壁上。

大陸上的汽車不多，汽油又短缺，所以百分之九十的學生都不會開車。交際處的汽油很少，我們要求省委會多供應一點汽油，否則，我們就要戳通卡車和公共汽車的油箱。

九月二十日左右，福州市下了一場傾盆大雨，低窪的合江地區淹了水。八-二九行動指揮部立刻展開救災活動，救出了幾十個被困的災民，其中有好多人家的木屋都支離破碎了。

這第一次的鬥爭大會沒能使王于畊公開認罪，對市民們卻有很大的教育作用。這次大會證明了她是可以打倒的，而葉飛也已自身難保。這時，我們已經不再稱葉飛為「同志」了；而且，我們即使在街上叫囂他的老婆是反革命，也不再有人來反對我們了。

我抓住她的頭髮，使她好好地看我一眼：「老子是八-二九的頭頭。今天，我倒要看看妳究竟有多反動！」我說著就命令手下把牙膏和粉之類的東西從櫃台中抱出來，又塗又撒，搞得她一身一臉。然後，我們押著她在百貨公司和十字路口遊街，強迫她一路叫道：「我是保皇狗，汪汪！」我們並且給她拍照片。最後，我們把她拖回店裡，勒令立刻停止營業。我們召集了所有的職員聽演講，要他們立刻組織反楊秀玉運動，並且揭發她是葉飛用來鎮壓八-二九的一個工具。我們同時廢除了由省委會頒給她的「勞動模範」之類的榮譽。我們把她的獎狀從牆上摘下來，在地上踩爛。

廈門的同志首先報捷。十月初的某一天，他們接到市立醫院的一名女工友的電話，說有一個與王于畊相像的女病人剛剛住入最好的一間病房，並且有四五個鬼鬼祟祟的人陪看她（王于畊一向有人陪伴，一面保護她，一面隨時注意四周的情況變化）。這個工友是八中的一個同志的母親，她曾答應幫助我們。

當天晚上，王于畊要求見我，她似乎感覺到她的生死大權是操在我的手裡。她懇求我不要按照原計劃把她送到廈八中去再鬥一場。她並且拿出了許多醫生證明給我看，證明她是體弱多病，必須住院。我祇回答了她一個「漁夫與蛇」的故事。這個故事中的蛇被漁夫救起後，立刻反咬恩人一口，要了漁夫的命。

我教的其餘幾個同學連方向都分不清，叫他們踩剎車，他們會踩油門，有一個人還衝進了室外的餐廳，把桌椅撞得稀爛。我說：「這是叫你開車，不是叫你造反！」

我抓住麥克風繼續說：「你們認識我嗎？老子住在交際處一號大樓二〇五室，有種的就來會會我！這回，你們誰也逃不了！」

「揍他們！」我叫道：「打！誰也不要放過！」這時，大約有兩千五百名鬥士一湧而入，我們重演了八-二九之戰，但這回，雙方是對調了角色。

會還沒有開完，她就昏厥不醒了。我們弄不清她是真昏還是假昏，但會議是結束了，原訂要她遊街的節目也臨時取消了。

我們問葉飛是否因為我們要逮捕他的老婆而擔心？他回答說，我們的批判是對的；我們如能找到他的老伴的下落，等於幫了他一個大忙。當然，這些話全是違心之論。

不錯，在文革初，軍隊似乎是冷靜而和平。許多由文職轉調軍職的當地幹部都很慶幸自己的好運，因為文職身分已經非常不可靠，許多領導級的幹部在一天接一天的受批判或疲勞轟炸之下，早已喪失了所有的特權和聲望了；另一方面，新近由軍職調任文職的人，如工廠廠長或書記之額的人，馬上發現自己變成了手下工人鬥爭的目標。凡是回頭向老同僚求助的人全被韓先楚的命令拒絕了。韓先楚則以「立場堅定，不庇護壞人」得到國防部長林彪的讚揚（附註三）。和-圖-書

話雖如此，我們在街上開車的作風確像造反一般，速度總是開到最大，對交通燈視而不見，對警笛聲充耳不聞，常常衝上人行道，來個轉彎或調頭，出的車禍不計其數。

我在第一輛卡車上負責搖警報器。我們到了市中心後，我命令十幾輛卡車停在離一個主要十字路口五百公尺的四條大路上，擋住來往的交通，宣布戒嚴。

所謂「行動」，就是在隨後幾週內抓葉飛的親信手下——處長、廳長和工廠廠長等來盤問，強佔福州市的房屋來安頓我們的幹部和建立宣傳播音站。這一切的行動都要做得乾淨俐落。

在半個多月之間，我們七校很成功地從當地學校中吸收到了一萬名學生，這些學校包括福州的二十五所中學、福大、福師院以及福建農學院。我們既然已經吸收到這麼多新的組織，便極需建立一個統一的指揮部。於是，我們在九月中旬成立了「八-二九行動指揮部」，由一名總指揮和三十多個副總指揮統領職權；這時，我們學校的紅衛兵也開始自稱為「廈八中八-二九紅衛兵」了。

每到下午五點半鐘，工人和幹部都下班了，在十字路口和百貨大樓裡購物的市民熙熙攘攘地混成一片，使這個地區變成了全市最熱鬧的地方，小孩子常常會走失。於是，我們在固定的廣播節目外又增加了一種服務——尋找遺失的小孩。

我何要葉飛把他的老婆交出來，他回說不知道她在那裡。事實上，我們後來從省委會的密報中知道，葉飛已經打電話請福州市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庇護他的老婆，因為他知道紅衛兵不敢攻進軍區司令部。但是韓先楚一口拒絕了，他說，奉了中央的命令，軍隊不得干涉當地的文革行動。

我在福州市一無親，二無友，連點頭之交都沒有，我可以肆無忌憚，無拘無束，面子問題是根本不存在的。這一切都和在廈門時不同。我在廈門的顧忌真是千頭萬緒數不盡。我所受的家教和我的狂妄意念不斷在心中衝突，一面又要不斷地磨練自己。

楊秀玉是受盡了羞辱。我們從此再也沒有見她出現在櫃台後面了。

不久，高級幹部都不敢再坐車經過十字路口了，因為我們一定會攔下車子，把他們拉下來讀大字報，然後強迫他們站在桌上發表感想。在炙人的烈日下，這幾乎和公開鬥爭大會沒有什麼兩樣。

我特地留意沒有把麥克風砸爛，可是看到講桌沒什麼用處，我就把它一腳踢翻。

有一天，我們正在為大字報常被撕毀而發愁，隊部收到一份報告說，在百貨公司的肥皂牙膏部門工作的「勞動模範」楊秀玉在上班時總要沿路撕毀我們的好幾張大字報。我氣得跳起來，這保皇狗居然敢在我們的鼻子下撒野。八-二九事件後，她是打電報向中央誣告我們的人之一。

時候已經不早了，大部分戰士都在準備通宵戒備，防敵人來反攻。我從一扇窗口看出去，祇見宣傳戰場上的燈火輝煌（電是從附近電線上接來的）。今晚，葉飛一定很難安眠，許多省委會幹部一定都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

有一些居民，特別是上夜班的人埋怨擴音器太吵，我們總是勸他們要多為需要收聽廣播的多數人著想。許多工廠的工人和職員幹部都提早收工來讀我們的大字報，「學習革命經驗」。領導幹部當然不敢阻止任何人來學習革命經驗，於是，十字路口的人潮格外擁擠，我們祇好強迫市衛生局多派灑水車來保持場地清涼。

演講完畢後，阿豬用手指猛戳王于畊的太陽穴，命令她承認那些罪狀。其他的控訴人——八-二九行動指揮部中其他各校的代表也學阿豬的樣，問她：「這是你幹的，是不是？」一面戳她的太陽穴，一面猛搗她的腦袋。

在救災事件後，恐嚇信的數字大量減少了。最令人振奮的，是收到了署名「一名福州工人」或「福州一市民」的來信，讚揚我們的英勇行為，揭露市委會如何組織人民來反對我們，如何停止生產，好讓工人參加對八-二九組織的攻擊。

我令人把她拖走，一輛吉甫車正在外面等著。明天早晨，在廈八中的操場上，她將在成千上萬怒吼的人民面前瑟縮發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