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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操場後，我看到同學們讚嘆地圍著吉甫車。我把鑰匙交給大塊頭：「現在，你可以用這輛車了。」她得意極了，要我教她開車。我匆匆地教了她十五分鐘，就趕回家去了，決定下午任憑發生天大的事，也要留在家中。

鈴聲第二次響起，母親已經是老淚縱橫了。也許，她是在想像自己最心愛的么兒被埋在冰天雪地裡或迷失在萬里長城外的漫天黃沙中吧。我盡力忍住鼻中的酸楚。從文革以來，我一直努力培養自己的意志力，大丈夫有淚不輕彈！

「看到那輛吉甫車嗎？那是我們的戰利品！同志們，大家要勇往直前，抓住每一樣東西。我們，祇有我們才是天下的主宰！」

我問道：「王于畊還關在學校裡嗎？」我沒有忘記她，還想逗逗她。

堂哥打來的一封電報（八-二九事件後，堂哥先回廈門去了）使得我決心離開福州。十月九日，他打電報給我說，廈八中紅衛兵將在翌晨選出十名幹部參加串連，其中四人要在福州的同學中選出來。他勸我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什麼？你那裡來的這些念頭？」母親已經意識到不對勁了，她早就聽說過紅衛兵串連的事。

我們回到家後，立刻整理行裝。我收拾出了三大包東西，一包揹在背上，兩肩各有一包，另有紅衛兵的帆布挎包——裡面裝著毛巾、牙刷、五百元公款、各種身分證件、用來與別的機關交換的紅衛兵袖章、公文、筆記簿和毛語錄等物，手裡還提著一籃水果。

「你是說要去串連？絕對不行！你連自己的衣服都不會洗！你不應該這樣到處跑，串連時常發生意外，我聽說還有人送命呢！你從來不替媽想想，上次到福州，究竟還在同一省裡；這次要到北方去，你連冬衣都沒有一件！」

幸好二哥說話了：「到全國各地走走是最難得的訓練。我本來就想寫信到福州，告訴你不要沉迷於權力鬥爭中。現在你回來得正好，我認為你應該去。」

「媽，我的車票都有了，晚上六點半就走。我真的想去，不會出事的。」

這些標語多數是用「打倒」、「燒」、「轟」、「吊」或「油炸」等字開頭，最後是廈門市委會高級幹部的姓名。廈門市已經採取了「打倒一切」的新精神，這在一個月以前還是遙遠的理想。紅衛兵的影響力是多麼強大！我真是以身為紅衛兵的頭頭而驕傲。

梅梅認得我的母親，她拉著父母的手，一一介紹給我的母親。梅梅的母親欠身說：「我早就聽說您的孩子很聰明、很能幹，這都是因為他有這麼一位好母親。」

到學校時，選舉大會已經進行了好一會兒了。我們的吉甫車一開進大門，操場上立刻揚起了一陣歡迎聲和掌聲。我們是八-二九的英雄，我們的成就有誰能懂！在福州市的一個月似乎在我們身上鍍了一層金，使我們比任何人都了不起。為了表示讚揚我們的遠征、我們的成功鬥爭和我們的吉甫車，廈門的同志們把我們抬上了肩頭，這是我們歷盡千辛萬苦後所得到的最大報酬。

二哥還向母親保證我不會出事。我畢竟不是個笨拙的鄉下孩子，我不會輕易地受人利用；廈門十分開通，況且我們的才智又絕不輸於北方人。

有一樣東西似乎忘了買：蜜餞。和*圖*書於是，我們到了蜜餞舖，在那兒碰見梅梅和他的父母與妹妹。她的父母一定也是和我的二哥一樣，放下了半天的工作，替女兒的遠行準備一切。她的妹妹的懷裡早已塞滿了大包、小包的東西，多得幾乎捧不住了。

二哥緊捏住我的手，重複著同樣的幾句話：你必須嚴格地鍛練自己，增加見識，不浪費時間，隨時警覺；無論到了那裡，每晚都要將所見所聞一一記入日記和筆記裡。他希望我回來時，會成為一個更成熟的人。我尤其記得他的這句話：「從你的來信裡，我可以分辨的你有沒有進步。」

我進城時看到已經有學生在貼大字報了。那時祇是清晨五點多鐘而已。多麼任勞任怨的紅衛兵！我連按三下喇叭向他們致敬。

母親來開門。

「孩子，先去洗洗手。」在福州時，是梅梅提醒我洗手，祇是，她總稱呼我「嗨」。

與其說這次集會是選舉會，不如說它是歡送會。代表們早已選了，其中有兩位是女生——梅梅和牆頭草。串連代表的身分證明和其他的證件都已準備妥當了，還有不准轉讓的火車票和串連經費三百元。我們的住宿問題雖由沿途的接待站照顧，在到達北京以前，伙食卻要自己負責。我是串連小隊的領隊，全隊共有三個女生和六個男生（祇有我們九人准免費旅行）。

歡送會中，大家請我報告廈八中戰士在福州的成就。我講到我們那一再重複的鬥爭、失敗和勝利的種種悲哀、樂趣和血淚，聽眾們個個全神貫注，聽得入迷。我一連講了一小時、兩小時——，祇要提到八-二九，同學們就激動得熱血沸騰。

二哥早已想好了一套說服母親的最有效的方法。整潔是我家最注重的一點，但我從小時候起就一直有一件事總使母親不開心：我穿衣服總是很隨便，並且不喜歡穿新衣服。

母親苦笑道：「你還早得很呢？」

我在擁擠的候車室中到處尋找我的同伴。滿室是喧囂的人聲，地上到處是果皮。大家都顯得很闊氣，因為大家都在不停地吃這吃那——蛋、水果和蛋糕等。孩子們則在人群中捉迷藏。佔到座位的人，都在腿上攤開著毛語錄，嘴裡卻在心不在焉地嚼著水果。他們是在奉行「上火車前要讀毛語錄」的指示。這幅景象真使我作嘔，二哥嘲諷地說：「在這個社會裡，靠背毛語錄就能混飯吃！」

這是我離家最久的一次。母親在恢復鎮定後埋怨我說：「耿兒，你真不應該這樣。媽擔心死了。」

我立刻又變成了一個被寵壞了的孩子。即使在伙伴們面前，我也裝不出一副紅衛兵頭頭的模樣來了。我踢掉鞋子，親熱而撒嬌地轉向母親：「媽，我好餓！」我知道她就是喜歡這樣，我才不管伙伴們張口結舌地瞪著看哩。

母親的愛和二哥的愛再度發生衝突了。三姐也沉不住氣了——她也想到北京去。

我拿電報給八中的頭頭們看，兩百多個同學立刻在院子裡開了一次大會，大家的情緒都很熱烈，竟為誰應該去，誰不應該去而吵了起來。最後，阿豬決定在十二名留在福州的頭頭中選拔代表，因為串連的意義並不只是遨遊天下，而是負有重大的責任，凡是去的人都必須吸取革命經驗、抄ｈｅｔｕbook•cｏｍ•coｍ大字報，還要帶回寶貴的資料。

「我們的女兒還不是一樣，攔也攔不住。希望在以後的這段日子裡，您的兒子能多多照應她。」

「我會一直記著您的話，不會做壞事的。媽，我已經長大了！」

我們在小攤附近停下來，跳出吉甫車。排隊的人們看到紅衛兵得勢得連車子都有了，個個都是目瞪口呆。小攤老板畢恭畢敬地先招呼了我們。我們在油條攤上也受到了同樣的優遇。手裡捧著這些食物實在和我們的身分不相配，於是我脫下髒兮兮的制服，用它把吃的東西包起來後，匆匆趕回家去。

「啊呀，不敢當。這孩子越來越不聽話了。他以前從不離開母親一步，現在居然要參加串連了！」

我們到了車站時，裡面已經擠滿了三百多個參加串連的代表們，他們的父母們也在那兒。這些代表大都來自廈門市和閩南各縣市的大學、中學和專科學校。當時傳出了一則謠言說，我們全體必須擠在兩節車廂裡。

我和她爭論了好久，終於說服了她：我一定要學習新的革命經驗；我並且答應她，每到一城一市，就打一封電報回來。她祇要是有事，打電報召喚我們，我一定立刻趕回隊部。

「天是紅衛兵的天，地是紅衛兵的地！」

我向母親強調我可以去看看北方的哥哥和姐姐們，看看他們過得怎麼樣，回來後，向她報告一切；況且我還可以替他們帶些有用的東西去。母親曾希望有一天能去看看他們；如今，她的計劃被文革徹底粉碎了——紅衛兵串連以後，鐵路交通達到了空前的混亂狀態。

她被鎖在一間斗室中，祇有一張草蓆、一條毯子和一本毛語錄跟她作伴。她一看到我，似乎想說些什麼，但又馬上改變了主意。我繞著她踱方步，逗她說：「我明天要到北京去了，看到了毛澤東和中央其他的領袖們，我一定要告訴他們：葉飛和王于畊有多壞！」即使在一個可憐巴巴的仇敵面前，我也不忘自誇要到北京去。

「我的媽媽最愛我」，我開玩笑似地說：「你們的家都不能跟我家比——我家最舒服、最好客。」我在附近的一個小吃攤上買了我最喜歡的一味早點小菜蒸豆仁。小時候，我每天都要到這兒來買它個半斤。這也許是我那時候幫母親做的唯一的一件家事吧。

我的配備共重二十多公斤，擠公共汽車太不方便，廈門市又沒有計程汽車，除了雇一輛三輪車外，別無他法。文革以來，三輪車已被紅衛兵貶為資產階級的奢侈品，我是身穿制服、臂佩袖章的紅衛兵，我怎能坐它呢？可是我別無他法，祇好脫下制服，叫了一輛三輪車來，讓母親帶著行李坐上去，我和二哥跟在後面幫車伕推車子。文革帶來了一個新風俗，叫做三輪車伕的「翻身和解放」，坐三輪的年輕人遇到上坡時，必須下車來幫忙推車。

「這是給大哥的孩子的，這是大姐冬天要用的面霜，這是二姐愛吃的點心——。」二哥在布店中就地開出一張清單，遠方的哥哥、姐姐們都喜歡廈門的精美產品。

到了廈門後，我非常興奮地減慢了速度，沿途看著標語。

我們終於上了火車。果然祇有兩節掛在貨車後面的車廂來裝載我們三百多人，載重量已經超過了和*圖*書三分之一。母親不由得緊張起來。她站在車站下，雙手捧住我的臉，一遍又一遍地囑咐我：「好好保重身體，注意清潔衛生，不要吃不乾淨的東西，走路要小心，留心來往的車子，不要做壞事，不跟別人打架或罵髒話，不要喝酒，不要抽菸，不要賭博，盡可能早點回來。」

「恐怕我的兒子連自己都照應不來哩。」

我們臨走前，阿豬塞了兩百元人民幣在我的手裡，說這是組織的經費。我不肯接受，但她說如果不收下，我們會忘了組織，也不會有足夠的錢打電報。

我們聽說這件事後都很難過。我的母親在最近的一封信中也表示對我離家一月感到十分不放心，威脅說要當著同學的面把我抓回去。我不得不央求她千萬不要到福州來，祇告訴她我在遊覽名勝，一面又寄了風景明信片和土產給她。我對自己究竟在做些什麼則是隻字未提。

伙伴們堅持要我開著車到他們家去轉轉，一路上，我們多載了不少的乘客。沒有多久，擠在吉甫車上的小弟弟和小妹妹們已經有八、九個之多了，有些還坐上了我們的肩膀。過路的行人嚇得愣住了，附近的居民們紛紛從窗口伸出頭來看個究竟，我還故意在一個警察站前呼嘯而過。廈門市的警察新近學會了一條交通規則：紅衛兵是沒有什麼交通規則的。

我想到晚上又要離家而去，陣陣愁雲湧上了心頭。我該怎麼向母親開口？可是，我馬上又想：這畢竟不是上刑場，我已經去過一次福州，何況，在去北京的途中，我還可以看看大哥、大姐和二姐。

同時，我也暗示他們：比起在福州的同志，他們已經落後了。

我們的終於坐上了一輛吉甫車回廈門市，車上堆滿了同學們託帶給父母的信件和包裹。沒有多久，我的三個同志都已經入了夢鄉，我這個司機雖是睏倦，卻仍意志堅強地以每小時八十公裡的速度前進。近來，祇要我覺得太累或是遇到了困難，我就會想：十六歲正是人生的黃金時代，無論肉體上要付出多少代價，我都要拿出超人的意志和能力來達到目的，用無比的熱情去發掘新的經驗。

梅梅和她的母親抱頭嗚咽著，驪歌揚起了憂鬱的旋律。列車緩緩地挪動了。我凝視著月台，心中湧起了千頭萬緒的思潮。從前，我曾經在這兒送過哥哥、姐姐們，現在輪到我自己離開了。古往今來究竟有多少人經歷了多少次的離別？

「媽，」我說：「我要再出門一次，去看大哥、大姐和二姐。」

在阿豬看來，失去了三個最得力的男頭頭，像從她身上剮掉了一塊肉。她堅持要我留下來。阿豬和我並肩作戰了一個多月以來，已經建立了堅固的友誼。別人也許覺得她又醜又討厭，我卻相當瞭解她。她的愛恨分明——對同志是無限的愛，對敵人是無限的恨。她樹立了絕對的權威，使同學們個個甘願臣服。

「這是補腦的，這個對眼睛好，還是你最喜歡吃的——。」母親不斷地把菜夾進我的碗裡，然後又從一個小鍋裡取出一隻雞腿說：「早上，我特別買了一隻雞慶祝你回家。」

梅梅在我還沒來時，以代理領隊的身分把我們的那一隊人從人群中帶開，來到樹蔭下的一處清靜所在。全隊九人中，祇有梅梅的父母和我的heｔubooｋ•ｃoｍ•ｃｏm母親來送我們。

「你最近老是違背我的意思，事情連商量的餘地都沒有！我總有一天會失去你，我看得出來。」

母親看我堅決要去，而且此行的好處的確很多。她有點動搖了，但又懷疑她的最小的兒子是否能替全家負起這個四處造訪的任務。

吃過早點後，我告訴母親說，我必須到學校去。然後，我們四個人在市區瘋狂地大兜其風。我放下車蓬使大家都能看到我們，還像宣傳電影裡的美國大兵一樣，四仰八叉地攤在車上。一路上，我們很少看到別的汽車，廈門市總共祇有三百輛左右的汽車。

我做結論時，強調絕不要害怕幹得過火。在福州，我們已經證明了敢造反，敢在葉飛頭上撒尿了。

大塊頭為我的杯子添水四次，她向我耳語道：「注意時間。」

大街上喧囂漸起，市民們已經在早點鋪的外面排長龍等候買油條了；商店正忙著開門；挑垃圾和挑水肥的人們在四處通知各戶人家；農夫們趕著牛車，把水肥運往城外。街上幾乎是一輛汽車也沒有，只有幾個人在打羽毛球。

十月的第一個星期裡有一天，那是在第一次王于畊鬥爭大會以前，梅梅的父母到福州來參加醫學會議。她的父親是西醫，母親是護理長。他們在交際處問明了梅梅的去向後，便乘車到了廣播宣傳站，把她連哭帶鬧地架了出去；然後，由她的母親把她帶回廈門去了。

「媽，我們剛從福州回來！」

散會以後，我們四個人巡視了所有的教室，好像來訪問的大人物似的。我們把手背在身後，煞有介事地擺出一副大人物的派頭。現在，大塊頭和其他留在學校裡的人似乎都比我們矮了一截。他們一個個都是憂心忡忡的，不知自己的成就能不能博得我們點頭讚許。

舉手選拔的結果，我得到了最高票；第二名是阿豬（但她馬上自動宣佈退出。她知道福州的廈八中組織如果少了她，一定會瓦解）。另一個得次多票數的是原來在高一甲班，名叫周吉美的女生。其餘得到票的五人是不分勝負，祇好再選一次。他們先是蒙上眼睛，被人推轉了好幾圈，然後看誰能分辨出面對的方向，「搥胸」旗開得勝，當選為第三個代表；剩下的四個人則被轉得昏頭脹腦而不得結果。我們祇好換個方法：從一疊撲克牌中抽一張出來比大，三盤兩勝後，「老板」成了串連的第四個代表。

我儘量安慰她，對她說要給她帶上海的皮鞋、一把綢傘、枕頭套、梳子和她喜歡的別的東西回來。我知道她把上海貨列為第一等，北京貨和廣州貨次之，別地方的東西是一點也看不上眼的。

我有一次在給二哥的信裡提到有些同學一面造反，一面談戀愛，使我看不下去。我晚上在西湖（現已改名為紅湖）畔散步時，經常可以遇到談情說愛的男女，我總是把他們數落一頓。這回，二哥說我還小，不懂得男女間的事，並且責備我太極端了。

隆隆的車聲灌進了我的耳朵，我向家人揮手道別。母親站在最前面，後面是二哥和三姐，再後面是梅梅的父母親和妹妹。他們的身影越來越糢糊了，越來越遙遠了，終於變成了一條直線。

我們到了梅梅家，我按按喇叭，另一個同伴吹了一聲口哨。突然間，我窘迫地發現這完和圖書全是電影中的調情鏡頭。梅梅身穿睡衣，睡眼惺忪地從窗口看出來，顯得更是迷人。我失魂落魄，鼓足勇氣向她做了個大膽的手勢，她卻用手指刮刮面頰（「羞羞羞」），退了進去。我弄不清那天怎會那麼開心。這以前，我從來沒有輕浮過。

那天晚上，大家為我們四個人舉行了歡送會。同學們為了這個晚會會花了半天的時間到西湖去捉魚。

全家大小開始替我準備一切，三姐留在家中寫信通知大哥、大姐和二姐，並準備晚飯；二哥也請了半天假，和母親一同陪我去買棉製的衣物、一頂有耳蓋的暖帽、手套和其他的瑣物。

突然間，我覺得自己最受寵愛；如果換了三姐，母親一定不會這樣。我故意偷看二哥一眼，看他會不會因母親寵我而不高興。他慢慢地吃著，我看了他的表情，知道他有話要對我說。我在福州時寫給他的信裡是對他無話不說，我甚至寫了許多不敢當面對他說的話。現在，我們兩人重逢了，反而覺得彆扭起來。

我早在七月底就聽說串連已組成了，那時的串連還祇是北京紅衛兵的特權。現在，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都有機會免費旅行，可和別地的紅衛兵交換革命經驗，還可以到北京去見毛主席。

就這樣，她們打開了話匣子，每一句裡都夾著「我們做母親的」之類的字眼，四周的同學都在笑她們。三姐對我扮了個鬼臉。我猜她一定覺得我是假正經，表面裝得循規蹈矩，一顆心卻早已飛到未來的好時光去了。

「我今天晚上就走。我們可以免費乘車，又有特別的吃住招待，機會太好了。」

這天剛好是母親休假的日子，午飯比平時由三姐做的要好吃得多。我在福州已經吃夠了交際處的爛伙食，現在，面對著這許多鮮香可口的菜餚，我幾乎忍不住要用手抓來塞進嘴裡，忘記了雙手是骯髒的。

「你們不要客氣，自己去倒熱水，拿紅糖，還有毛巾和拖鞋。」我告訴伙伴們：「我去幫媽弄早點。」他們看到我這麼高興，好像都很後悔沒有先回自己家。

我洗臉時，小貓像以前一樣跳上花盆瞪著我看，一切似乎都沒有改變。

梅梅的雙眼泛紅，想必是和父母大吵了一場。我對她耳語道：「我們像極了搶購物資的黑市商人。」

二哥似乎一面在勸她，一面在指示我：我應該多帶一點錢，衣服則是越簡單越好，只要兩件罩在棉襖的外面、可以換洗的單布衫和兩條長褲就夠了。三天後，到了安徽見到大姐，可以把罩衫洗好。

我們在福州市的組織正在不斷地擴大，而參加串連到處旅行又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真是兩面為難，十分痛苦。增加見聞和知識的慾望終於戰勝了權力的慾望，我決定走了。

我在給二哥的信中倒是明說了我正在當頭頭，而且所負的責任與年齡不成比例。他倒並不覺得十六歲還很小。他來信說：「美國有一個天才早在十四歲以前就讀完了大學。」他鼓勵我繼續參加新運動，自己發掘社會的真相，並且考驗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但他提醒我要自律，不要打罵任何人，不要變成流氓，也不要變成官僚。

「先喝點湯開開胃——慢慢地喝。」我既然已經回到了家裡，就必須守這些規矩。

我叫醒了三位同伴，堅請他們到我家去吃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