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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中央的原定規則及政策背道而馳，決定用生產預算的經費來加倍提高採購部門員工的出差費。我決定在第二天邀請各缺料工廠採購人員的晚餐席上宣布這個消息。有些採購人員告訴我，採購原料的要點，在於「與人打交道，香菸最重要。」於是，我咬著牙把十箱最高級的中華牌香菸分派給他們。這些香菸原是準備交由後勤部分發給廈門公社各階層頭頭的。現在，我要確定這些採購人員不至於把香菸揩油掉，我附了一張字條：「但願誰也不會在孵出小雞之前就吞食雞蛋。」

「小凌，不要逃避責任。這個問題關係到我們組織的存亡。你的能力強，我又信任你。我要推薦你來負責恢復生產。」

工廠裡的幹部們的情形更糟糕。廠長、書記倒了台後，各廠的普通幹部沒有人干涉，沒有上級監視，下面的工人也不鬥他們，下廠的學生很本不理會他們。早上，大家到工廠來等點名，然後就坐下來看報紙，談天說地。膽子大的人在點了名後就開溜。在上班時間內，常可以看見身穿幹部制服的中級幹部們帶著墨鏡，騎著腳踏車逛市場，跟小販們討價還價，談論各種食物的營養。有些幹部甚至回家替老婆看孩子、洗尿布，或抱著孩子在大街上溜達。在家裡，二哥曾經挖苦說：「文革的意義就是要男人做女人的事。」

此外，某些工廠——特別是罐頭工廠和食品加工廠可以搞自產自銷。比如說，本來一罐水果在外銷市場上賣兩角錢，在國內市場上賣七角錢，現在，本廠工人可以每罐四角的價格直接買，我們將兩角錢納入國庫後，仍然有兩角錢的盈餘。

我早已聽到當權工人普遍貪污的情形。何為明曾經公開說，工人的工資應該提高兩、三倍。但是，在現有的規定下，工資是不可能調整的。所以，組織對工人分贓的情形多半是睜一隻眼、閉一隻限，祇要他們做得不過分就算了。他們貪污的錢主要來自工會基金，它本來也是為工人的福利而設的。

緊接著，何為明要我運用職權，從在場的各委員中選出幾人做副總指揮。我打量了全場的人，故意選了一個剛才反對我出任總指揮的老工人，我在心裡已經為他安排好了一個職位——在辦公室裡接電話。然後，我又選出了一個工人，一個可靠的老頭子來管財務。今後，我們經手的錢不再是幾百元的組織經費，而是動輒數十萬元的大數目了。至於學生副總指揮，我選了老板和六中的那個最小的學生（他後來在外事部也做了我的副部長）。到了遴選女副總指揮時，梅梅直拉我的手，哀求似地看著我。可是，我不想選她，主要原因是怕別人說閒話；而且，這個職位的風險很大，可能影響一個人的名節。我不希望她因任何緣故受到玷辱。何況，她會處處限制到我的行動，我抽一根菸或罵兩句粗話，她都會威脅著要告訴我的媽媽。

我在老板和其他兩個副總指揮的陪同下走進了菸廠，直往下廠的學生辦公室走去。這裡的學生全是四中初三的學生，正在全神貫注地打四十分。我們走過去時，他們祇抬頭看了一眼，馬上又低頭繼續打牌，老板祇得大喝一聲，引起他們的注意。他們的雙眼布滿了血絲，想必是日夜都在打牌，而且還顯得有點醉醺醺的。

對外貿易部的人聽說此事後，氣得暴跳三丈，大罵我們破壞了國家貿易。我輕描淡寫地推卸了這個罪名：「外銷內銷又有什麼不同？把中國人www.ｈetuｂook.cｏｍ•ｃｏｍ餵得飽一點、健康一點，難道不好嗎？」我們對國家整體的需要沒有概念。

何為明開始大捧我一番，把我在北京和上海的特殊經驗告訴了大家，並且加上一句︰「這是一個兒子鬥老子的時代，十六歲的青年難道會不如六十歲的老頭子？」

工人們聽到了這個消息，個個歡欣鼓舞，尤其最後一項規定每月多五塊錢不是小事，可以買二十五包香菸或十斤燒酒。

農曆新年快來了，指揮部擬定了志願工作辦法。這時大部分下廠的學生已經回家過年，工人文化宮辦公室裡的工作人員也只剩下不到二十人，這些都是與家庭不和的人。我把這些人分成幾組，到最貧困和最熱心與我們合作的工人家作春節訪問。大廳裡堆滿了我們買的禮物。我自己則準備順從母親的意思，陪著她到親戚家去拜年。

「不要害怕。其他幾個早就派到工廠去的同學會幫助你，任何損失由我負責，我會全力支持你。」

我想到物理老師的死和他死後的一切變化。這位曾經關心過我的老師已經長眠地下八個月了，我卻平步青雲，變成了革命造反的頭頭，究竟有誰能判斷歷史的是非？

「這就是我們革命造反派的作風。我們要大膽，要出其不意，要做別人從來沒有做過的事。」

那天晚上，我吃了一頓熱呼呼的晚飯，換上比較舒適的衣服，再度體會到家庭的溫暖。大年初一，我在七點鐘就起床了，母親還沒有來得及做早點，我就包了一大塊年糕，直奔工人文化宮。到了那裡，發現何為明、盧大瑤和其他頭頭們已經起來了，正在三樓放鞭炮。大家都專心一意地熱衷於工作，沒有一個人回家過年。我把年糕切開，一人分了一塊。大家坐下來閒聊。大門在寒風中震得砰砰作響，整棟大樓顯得冷清而淒涼。大家的心頭都攏上了一陣愁雲。

開完會後，我們立刻通知各工廠，事無鉅細——生產、工人福利、產品分配等等，一切要聽從我們的指示。我同時命令生產計劃組擬定新的生產進度表。然後，我決定自己到各工廠去發表演講（我時常發表演講，引起許多人批評我患了左傾幼稚病——認為一篇動人的演講就能解決一切問題）。

最後，我問祕書們現在各廠的生產情形和過去有什麼出入，答案是增產的一家也沒有，一部分工廠的產量甚至降到舊有產量的百分之十以下。

他們指出：按照這個規定，被鬥倒的當權派雖然已經不存在了，銀行還是照發薪水給他們；工人奪了權，現在坐上了廠長的位子，拿的卻還是工人的工資。有些工人埋怨說，這種奪權是有名無實。後來，許多工人都盜用公款。

「別忘了我才十六歲。工人們不會聽我的話的。就算他們肯聽我的話，我又怎麼敢領導他們？你還是找個有經驗的老幹部吧！」

在廈門公社成立的五天前，我和何為明談起我所見到的上海市的工人奪權的情形︰工人和廠裡原有的幹部們合作，顯然能很有效地處理一切，維持生產水平。他興趣盎然地聽完了我的話後說：「那麼，你對這件事是有真正的瞭解囉。」

這些幹部們的革命精神到那裡去了？從他們的身上完全找不到絲毫曾經追隨毛澤東革了十幾年命的痕跡。

在捲菸室中，我看見工人們坐在機器上聒噪著，彼此開著玩笑，看時間等下班。

何為明說︰「這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你們一定記得，www.hetubook.com.com前農業廳的陳廳長在十六歲時就當了紅軍團長。凌委員也是十六歲，他馬上就要十七歲了！」

四、工人獎金：每名工人每月至少可得五元現金獎金，由工會基金項下支取。各前任工廠領導濫用這筆金錢的事實也被揭發了。

增加生產和利潤來對黨和毛主席效忠，說來容易。究竟怎麼個生產法？

「看看這個！那群王八蛋！無聊的墨棍！一點都不尊重我！」

事情既已有了決定，我不如接受下來。人應該經歷各種各樣的事，免得到頭來白活一場，何不玩弄玩弄經濟大權？剛才，我竟膽怯得忘記了自己的求知慾。

八點正，我召集所有的部下舉行一次簡單的會議，勉勵大家同心協力，日夜工作。我更強調他們對到辦公室來的人要有禮貌。我很慶幸手下的人多半是女生，女生是真正肯幹的奴才。

根據這一天得到的資料，我以「生產總指揮部」的名義發布了一封「致全市工人同志的公開信」，其中包括四大要旨：

我苦笑著點點頭。但是，我畢竟並不是那種喝杯酒、抽根菸就能忘懷一切的老油條。

我們沒有談出什麼結果就分手了。可是，我很擔心。何為明是言出必行的人。

我選了一個廈大的女生，梅梅聽見我提名別人時流下了眼淚：「我們在一起那麼久了，你一點也不在乎我！」

我狂妄自大是事實，但我並不是別人所罵的「冷血動物」。我對自己和部下很嚴厲，對來見我的工人們總是和和氣氣的。有時，工人眷屬扱拉著木屐，抱著哭泣的孩子來要求救濟。我會命令部下拿熱水袋來替孩子暖胸；看到他們衣衫襤褸，也總是當場下條子發二十元的教濟金。這樣做，並不是為了積陰德；我祇知道我憑這二十元買到了一家人的感念。說不定有一天，像小說和電影裡說的一樣，自己若遭不幸，也許會得到他們的幫助。

午飯後，我到「大中專」去要人。曾在工廠裡有優良表現的學生更是我遴選的對象。新上任的第一號人物希望我不要做了高官就忘了舊部下；他不但給了我四十個幹練的部下，還給了我一個後勤部副部長的名義。其實，他是希望我能從工廠裡多取些利潤給「大中專」，後來我也就儘量滿足他這一點。

「我贊成在聯合領導下成立專門機構。」何為明的態度很堅決。

「請妳不要這樣，」我溫柔地說：「妳一定要常常到這兒來幫忙控制我的火氣。」

三、改善女工待遇：嚴格執行每日八小時的工作量，各女工不論年資，患病、受傷或分娩者一律得享受休假和津貼，並加強改善廠房設備（這一款實際是由梅梅擬訂的。她一直在我的身旁，本著上帝和孔子的助人美德為女工謀福利。僱女工的工廠全是使生產總指揮部賠錢的機構，可是我一直不忍心把它們關閉）。

這時第二號人物盧大瑤不能不說話了︰「我同意老何的看法。」老大和老二都表示了意見，誰還能反對？

何為明打破了僵局︰「我提名廈八中八-二九公社的凌委員。」

我的第一個目的地是廈門菸廠，因為前幾天有人埋怨買不到香菸，何老頭沒有菸抽尤其覺得苦惱。廈門菸廠形同虛設，黑市商人就變得十分活躍。再說，如果能解決癮君子的困難，也能大大地提高廈門公社的聲望。

參加會議的人都大感意外，連我自己都嚇了一跳，雖然我明知他早有這個打算。除了六中的一個學生外，我是四十多個男頭頭中最小的一個。和_圖_書

他說：「你非但要負責恢復生產，我還要把全市的經濟大權交給你。」他對我一直是很有信心的，這也許是因為我們性情相近的緣故吧——我們在某些方面都是果斷而乾脆的。

我軟化了。我不願贏一仗而輸了另一仗。

「我覺得很好，很滿意。」午飯時，我對何為明說：「我要是辦不好事，祇好跳樓自殺了。」

我在第二天早晨七點鐘就到了辦公室。文化宮裡的工人通常都是八點鐘才上班的，我命令總指揮部的人七點半就要到。

會後，何、盧、我和五個副總指揮留下來繼續討論比較具體的問題。何為明把一疊當權派人物的相片和履歷拿給我看，說這些人物都很支持我們。這些人原來都是要被鬥爭的，因為廈門公社需要他們的才幹，才決定放他們一馬。他叫我從這些人當中選幾人做顧問。我剔除了任何有貪污紀錄或私生活不檢點的人，並把臉上鬍子比較多的人也擱置一旁，我認為鬍子濃的人都比較難纏。我總共選出了八個人。

其他獎勵辦法也一一實行了。倒如，凡是生產量提高到文革以前生產量百分之八十者，可從生產利潤中抽兩成做為工人獎金（過去，祇有一成利潤是分給工人的），獎金數目按產量多寡決定，產量愈高，獎金愈多（不過，工人常常偽造生產數字來掩飾挪用公款的事實）。

我抓起報紙，正要到編輯部去算賬。我在門口碰到了梅梅，她問我到那裡去。

二、獎勵與懲罰辦法：回到生產崗位全日工作的工人可得獎金；拒絕復工的工人不能扣工資，卻可以停發肥皂、毛巾、香菸、茶葉和火柴等當時在一般市場上買不到的日用品。

「這麼說，工人的工資是不能隨便增減的？」我問。

另一個委員接口說：「但這件事比當團長重大得多。我認為我們不應該成立特別的機構；有問題，應該由大家共同商量。」

「對。原先登記多少，批准多少，銀行就發多少，這是中央規定的。」

早餐後，我陪母親到七、八位親戚家去拜年。大家難得見面，一見了面就談個沒完。母親的話題總以我為中心。親戚們個個都誇讀我，母親反而裝出不以為然的樣子。我則換上一副乖巧討喜的模樣，恭敬地讓親戚們在我的口袋裡塞滿了糖果。

就任總指揮的第一天晚上，我聽取了由祕書準備好的各廠報告，知道每個工廠各交百分之十的放入作為工會基金，其餘的都存入國家銀行每月結帳一次，每三月向上級呈報開支（如增添新機器）一次。每次添購器材以前，須得上級批准，購買後的收據須呈交上級。每個工廠都有固定的幹部和工人工資表。每月十三或十四日將應付工資表送進銀行；銀行在十五日將錢發給工廠。

「都是我不好，昨天，我的確太缺乏自制力了。」梅梅哀求說不要無謂地和寫文章的人交惡。最後，她沮喪地說：「如果你願意，我以後不再來這裡了。」

我自己也曾偶而對四十分著迷，可是當場決定自即日起戒掉這個嗜好，並且命令所有的人不准再玩這種遊戲，還立刻把撲克牌撕個粉碎。他們理怨在菸廠裡實在沒有別的事可做，這倒也是實情。

在橡膠廠、菸廠和酒廠裡，本廠工人購買產品可打七折。一度也會有許多廠外的人設法到廠裡來買東西，我們打了七折，還是不虧本，因為省下了層層中間人的剝削。

我對自己的部下要求得很嚴格，絕對不許他們把公文積壓三天以上，若有拖延，就扣上「資本htｔｐs://ｍ•ｈeｔｕｂｏｏk•cｏｍ.ｃｏｍ主義的官僚作風」的罪名。他們在工作時也絕對不准有輕薄的表現，免得影響工作效率。老板總喜歡親一親傳公文的女秘書，或捏她一把；最後，我顧不得他曾救我一命，還是把他訓了一頓，並且把女秘書也叫來罵了一頓，弄得她哭了起來。正在這時，梅梅走了進來。她趕緊安慰女祕書，並且轉向我說：「我的鐵血宰相，你自己可以瘋狂賣命，可不能指望別人統統跟你一樣！」

我關心的主要是工人，不是賺錢，何為明從來沒有批評過我。他說：「你為組織賺的錢也許不多，可是，贏得了不少聲望。聲望比金錢重要得多。」

後來，我向這老頭說到那天我丟臉的情形和我發了好多次脾氣等，他不住地安慰我。他說年輕人總是比較衝動的。但是，我還是決心單刀直入，處理主要的問題。首先，我要整頓下廠學生的紀律問題。他們不能繼續住在廠外，也不可以因為不拿工錢就祇用三分之一的精力工作。我決定設立一個核查小組，以老板為首，經常突擊檢查他們的行動。其次，表現不夠積極的幹部必須和普通工人一樣服勞役，直到改過自新為止。我們把由學生、工人和幹部聯合管理工廠的基本原則立刻付諸實行。在舊有的幹部中，有百分之五十都同意我們的看法，他們就在學生和工人的監視下實際負責工廠業務。祇要學生能機警一點，這百分之五十的人應該能做完全體幹部的工作；舊有幹部中反正有許多是游手好閒、無所貢獻的人。第三，我要特別解決原料短缺問題，這個問題在菸廠、罐頭廠和化工廠裡尤其嚴重。

「別開玩笑了。我不過是個學生，連算盤都不會打，怎麼去恢復生產？」

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個同學像家庭主婦似地在排隊買|春捲皮。我看著他，心想：我們的區別有多大！

現在，事情處理得比較合理，各工廠的煙囪又冒出了裊裊青煙，工人們也開始對我展露笑顏了。我每天到廠裡，他們就請我在食堂裡一起吃飯。我並不認為接受這種免費膳食是貪污，否則我也不會接受。我對自己的廉潔是十分自豪的。我和工人們聊天，設法更瞭解他們，說甚至還去訪問他們的家庭。

工作的份量和複雜的程度足夠令人的腦袋開花，也祇有學生才願意幹這種沒有報酬的事。工人要求至少領雙薪，才肯在生產總指揮部工作，他們的理由是︰在辦公室工作需要腦力，會使人短命。

梅梅聽到何為明的話後，緊緊地抓住我的手。別人則立刻表示反對，嘀咕何為明是老糊塗了，否則就是神經錯亂了。

中央顯然是因為看到了全國各地生產量的普遍銳減，便號召全國所有奪權的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產」。一月中旬，按們聽到了這項號召後（附註八），料定毛澤東一定很震怒。祇有金錢才能安慰他。

「哦，不、不、不！」我連忙搖著雙手否定了這個說法。事實上，我在上海祇停留了兩天。上海工人如何使用權力？如何有效地處理一切？我根本是一無所知。

虧本的工廠主要是重工業工廠。為了不受這些工廠的拖累，我們關閉了幾家，將廠內的工人調到利潤高的工廠去幫助增產。我們這項改革違反了全國一盤棋的生產計劃，使中央十分憤怒（後來，我身負數條大罪而被通緝，這便是其中之一）。

「我知道。我並不是不願意。你知道說是意志堅強的人；問題是我沒有能力！萬一出了紕漏，賠上我所有的家當也補償不了損失和-圖-書。何況，我對經濟又是一竅不通。」

廈門公社展開活動的兩三天後，我們開了一次會，討論如何「抓革命，促生產」。會中決定在廈門公社下成立一個「生產總指揮部」。但是到了選舉負責人時，大家都默不作聲，誰也不願意肩負這個重擔。這因為我們都是外行，而且，負責人如果失敗了或被控貪污，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一、工人參加革命組織的規定：每一百名工人中，有一人可獲准離開生產線，在本廠中負起文革的責任。這類工人可在應有工資外再在工會基金項下支取獎金。

年初二，我又陪著母親到鼓浪嶼去向親戚們拜年。經過物理老師家門口時，我請母親等我一下，自己跑了進去，發現他的家屬已經搬走了，換了新房客。我帶來了物理老師的兒子的望遠鏡，想還給他，卻再也辦不到了。

我說很快地巡視了文化宮中劃給我的那塊辦公場地。辦公桌、櫥櫃和電話都是嶄新的，還有一套新沙發。一疊疊的紀錄都已整整齊齊地排列在保險櫃中了。

何為明接著正式宣布：全廈門市的一百四十七間工廠和八千名駐紮廠內的學生全歸我指揮，邁向增產的目標。他把我的名字填在「總指揮」的證明文件上，把所有的材料都交給了我，並且將工人文化宮的二樓劃出一半給我做辦公室。交通工具嗎？他撥給我一輛轎車、三輛吉甫和一輛卡車，這是廈門公社屬下車輛總數的十分之一。別人聽到這個消息後都顯得有點酸溜溜的。

別人笑著看我們交頭接耳。她這句話使我很難過。我說：「現在不要哭，散了會再談，好不好？」

八-二九廈門公社奪權後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廈門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廠的生產量都減少了。

我走進辦公室，看到辦公桌上有一份工總司的機關報「工人革命造反報」。這一期是成立「生產總指揮部特刊」，首頁刊了我的照片，下面是一篇介紹我的文章，把我的資歷列述如下：「廈八中文化革命領袖，八-二九運動的十七名英雄之一，八-二九總部委員，赴京串連代表領隊，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第三期學員，廈門公社委員，大中專後勤部副部長，廈門公社派往上海學習工人奪權特別代表。」使我更惱火的是一篇由編輯部署名，題目為「我們的希望」的特別報導，裡面形容我不選梅梅做助手的行為是大公無私的表現；最後還扯到我和梅梅的關係。那篇文章的結論說：「從這一點看來，總指揮以背水一戰的精神接受了這個職務。」

我們既然奪到了權，就不能容忍這種懶散行為。這一天，我在菸廠、船塢和麵粉廠發表演說，鼓勵大家為國努力工作，我沒有解釋增加生產對個人有什麼利益。所以，大家對演說的反應都很冷淡。許多人都是趁興而來，敗興而去。有些人甚至還沒聽完一半就溜走了。我問替我管財務的老工人副總指揮這是什麼緣故？他答稱：「學生要權，工人要錢。」此後，我一直把這兩句話當作至理名言。

我不想在有生之年在生命史上留下一個污點，乘渡輪離開鼓浪嶼回去時，我把望遠鏡丟入大海，願滔滔的鷺江洗淨這污點吧。

「絕對不要這樣想，我要給你多派幾個警衛了。你和工廠打交道時，要抱著做遊戲一樣的心情。賠錢的工廠就逼它關門。要果斷。這對我們或對你都是一樣——玩弄職權是危險的勾當。可是，你我腦筋都夠靈活，萬一失敗了，還可以改名換姓，帶著家小和現錢跑到山裡去。大不了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