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日久天長的泥沙堆積，不斷漲高河床，不斷潰堤改道，而我們的祖先又不斷把它重新約束到大堤之中，這種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較量，便成為中國人對付黃河的唯一手段。

金觀濤（中國科學院研究員、《走向未來》叢書主編）：我認為，用「黃河憂患」來比喻中國的歷史是非常恰當的。黃河的源遠流長，它的博大、它的災難深重，都和中國的歷史非常相像。如果我們高度宏觀地看中國兩千年的封建社會歷史，就會發現有兩個非常明顯的特點：一、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二、每隔兩三百年發生一次週期性的大動盪、大破壞，整個社會大瓦解。

馬克思早已預言的資本主義喪鐘，遲遲沒有敲響。神話般發跡了二百年的西方工業文明，雖然已經顯露出種種病態，卻還在困境中不斷調整和更新。本世紀初以來從帝國主義薄弱鏈條中相繼突破出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今又相繼開始大規模實行社會改革。美蘇裁軍、海灣戰火、拉美和非洲的不斷政變、東亞的民主風潮，蔓延在富庶的歐洲的恐怖活動、愛滋病的猖獗……這一切，把我們這個星球攪得亂麻一團。

（演播室　學者談超穩定結構）

（現場採訪）

這種獨特的社會結構，曾經在中國造就了高度繁榮。雖然，就在這大一統的奇蹟裏面，在一種爛熟文明的燦爛外表之下，在一種絕對供奉皇帝、聖人、老人、祖宗牌位的繚繞紫煙之中，這個社會結構的內囊裏卻悄悄地腐爛著。這種情形，非常像那黃河大堤正在被蛾蟻和田鼠悄悄蛀空一樣。儒家組成的官僚隊伍，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腐化傾向，權力本身成為一種腐蝕劑。於是，往往到了王朝鼎盛時期，崩潰就在眼前了。

一個共和國主席的命運，是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命運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法律不能保護一個普通公民的時候，它最終也保護不了一個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同志的白骨，曾經把動亂的慘烈和時代的悲劇揭示得無以復加，然而動亂的根源卻不是他個人的命運所能揭示的。這是一個民族的整體悲劇。如果中國的社會結構不更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至觀念不現代化，誰能保證悲劇不重演呢？

的確，黃河是一門非常複雜的大學問。黃河的治理是世界水利學上最大的難題。它是我們從祖先那裏無可選擇地接收下來的歷史遺產，它又是我們必須為子孫萬代作出合理籌劃的艱難抉擇。歷史和未來在今天撕裂著我們！

（再一次推出片名：憂患）

從加利福尼亞的暴風雪到孟加拉平原的大洪水，從席捲地中海沿岸的高溫熱流到持續多年不肯緩解的非洲高原大面積乾旱，地球仿佛在發瘧疾似地顫抖，人類竟然也像倒退了一萬年似的束手無措。

其實，可怕的社會動亂，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是並不遙遠也並不陌生的。「文革」動亂離今天雖然已經有十一年的歲月洗刷，它的巨創卻仍然留在人們心頭。然而，善良的人們是否認真想過，那場動亂的爆發，為什麼離解放前的動亂只隔了短短的十幾年？這是否意味著古代那種週期性的社會震盪還在延續？那個「七、八年再來一次」的恐怖預言，《芙蓉鎮》裏那個瘋癲的王秋赦，和*圖*書真的成為歷史陳跡了嗎？

黃萬里（清華大學教授）：這條懸河現在有個很好的條件，高高的，可以把水分放，讓它流出去。有些人誤以為，把水分出去要淹沒許多田地。那不會的。因為流出去的水都是沿著原來的河床和窪地流出去的。我們用這個辦法，不管黃河來多少水、多少沙，都可以流出去，而且還可以把黃河河床挖深，再也不會有水大的危險。

中國人民希望永遠不再有動亂，這就如同希望黃河永遠不再氾濫一樣。

對中國人來說，哪裡的洪水也沒有黃河發大水可怕。早在《詩經》的時代，中國人就發出這樣的嘆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在整個文明史上，黃河始終是「中國的憂患」。

就在那座比黃河河床還要低九米的開封城裏，歷史曾經演出過大起大落的無限繁榮和無比災難。然而，對今天來說，或許在這裏曾經發生過的兩個人物的故事，比鐵塔和相國寺還要更深地烙在中國人的心靈上。

（毛澤東在河南邙山頭上眺望黃河）

（再一次推出片名：憂患）

人類社會在它的締造者面前，也變得光怪陸離，越來越難以駕馭了。

黃河就是這樣一條難以捉摸的怪河。它最特殊之處就在於它那可怕的泥沙，所謂「黃河斗水，泥居其七」，這在世界江河中是絕無僅有的。把它每年從黃土高原上沖刷下來的十六億噸泥沙，堆成一米見方的大堤，可以繞赤道二十七圈。幾千年流淌下來，黃河就把一個千溝萬壑、支離破碎的貧瘠高原拋在上面，又把一個洪水肆虐、朝不保夕的災難平原扔在下面。它把這兩個沉重的包袱留給中國人，只顧自己沉到海裏去了。難怪有人形容說，黃河造成的水土流失，真正是中華民族的「動脈大出血」！

陳先德（黃河水利委員會副主任）：我們黃委會認為，第一，黃河不可能清，也不需要清；第二，黃河下游的治理，要立足於現有河道，不需要改道，也不允許改道。

自然和社會，這兩個人類文明藉以依託的基礎，為什麼都如此充滿著憂患？這兩種憂患之間，難道也有某種聯繫嗎？

「厄爾尼諾現象」，這個挺新鮮的名詞，像幽靈一樣在世界徘徊。

多少世紀以來，把黃河變清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千古夙願。它像一個永不泯滅的夢。新中國曾經把這個夢全部寄託在三門峽大壩上。一九五五年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在懷仁堂向全國人大代表們宣佈：在三門峽水庫完成以後，我們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國人民，就可以在黃河下游看到幾千年來人民所夢想的這一天——看到「黃河清」！在三十二年前的那個莊嚴時刻，中國人確乎是相信一句古老諺語的：「聖人出，黃河清」……

週期性的大動亂，總是一次又一次把生產力的積累無情地摧毀掉。往往越是經濟發達、繁榮富庶的地區，破壞得越厲害。中原本是中國最早的經濟開發地區，隋末動亂之後，那裏卻是「人煙斷絕、雞犬不聞」。中古時代的膏粱之地開封，盛唐時是小城鎮，北宋時成為世界性大都市，到元末亂世又倒退為小城鎮。似乎六百年一個大輪迴。

我們不知道古時候的黃河是個什麼樣子。此刻展現在你面前的黃河，不正是濁浪滾滾，像一條狂暴的巨龍嗎？這是黃河在內蒙古托克托河口鎮，受到呂梁山的阻和*圖*書擋後，突然掉頭南下，憤怒地劈開黃土高原，奪路而走，從此便在那狹窄深邃的晉陝峽谷裏，變得暴戾無常了。看它現在這副模樣，你還能想像得出，它在約古宗列盆地的那種晶瑩澄澈嗎？你還能看得出，它在九曲河套裏那種柔順、舒展、嫺靜的一絲風韻嗎？

三門峽的失利，常常會叫人聯想起大禹的父親鯀的悲劇故事。在那洪水滔天的時代，鯀出來領導人們治水，但他卻採用了堵的辦法，治水失敗。他被殺死後拋屍荒野，屍體三年不腐。人們剖開他的肚子，禹便出生了。禹吸取了父親的教訓，改用疏導的辦法，劈山開河，終於治服了洪水，從此名垂青史。

幾千年的週期性氾濫，使華北平原面目全非，湖泊淤平，城池丘陵沉淪，生靈塗炭。當年齊桓公大會諸侯的葵丘安在？《水滸》所寫的八百里蓼兒窪，也就是幾千年來古人常與洞庭湖媲美的那個巨野澤又在哪裡？而那時世界最繁華的百萬人口的大都市東京汴梁，如今也淹沒在十米黃土之下，更不用說各朝代又有多少人民性命財產都付之東流。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或民族，會像中國經受這樣的週期性毀滅呢？

然而，舊王朝崩潰了，新王朝很快取而代之，社會結構又恢復原樣，繼續朝著下一個崩潰走去。就像黃河大堤潰決了，人們又修復它，等著下一次潰決。我們為什麼總是陷在這樣一種周而復始的命運之中呢？

當大興安嶺森林大火、重慶空難、火車相撞、上海流行肝炎等等人為災禍相繼發生的時候，難道不是衰朽的社會機制正在冥冥中向我們發出一次又一次警告嗎？

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在邁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步子之後，終於也開始嘗試政治體制的改革了。今天，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終於有人勇敢地第一次舉手投了否決的一票，這是何等不容易呵！誰能說這不是一種進步呢？不管這個改革將遇到什麼樣的阻力和風險，我們都只能朝前走下去。我們的身後曾經洪水氾濫，我們的身後也曾經動亂不已。我們必須朝前走，去衝破那周而復始的歷史循環。也許我們會遭受挫折，但是，這不正如那位功敗垂成的鯀，用它的失敗為兒子大禹鋪墊了成功嗎？

崔愛忠（開封市市長）：黃河在歷史上曾經開口八次，其中最嚴重的有兩次：一次是明末李自成起義時期，當時的開封，現在全在七米土下埋著呢；第二次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扒了花園口大堤，形成了整個黃泛區。當然，黃河這些年來經過了治理，但在這一段仍然威脅很大。群眾有個說法：「黃河是銅頭鐵尾豆腐腰」。開封這個地方是「豆腐腰」的「豆腐腰」，軟得很。之所以軟，是因為河床高出提外地平線九米，是條「懸河」。一旦決口，這地方就像鍋往外倒水一樣，是非常嚴重的。這幾年我在這兒當市長，這是威脅最大的！最擔心的就是黃河安全問題，一旦決口，給人民帶來的災害太嚴重了。從歷史上看也是很嚴重的。

這個神秘的超穩定結構，主宰了我們兩千年。而今，紫禁城裏的金鑾寶座早已成為歷史文物，龐大的儒家官僚網也灰飛煙滅了。但是，大一統的幽靈似乎還在中國的大地上遊蕩。社會震盪的惡夢還讓人記憶猶新。更不可忽視的是，官僚主義、特權思想，以致局部的腐敗現象，仍m.hｅtｕboｏk.ｃoｍ.cｏm然在破壞我們的「四化」大計。這些古老的社會頑症，頗有些像黃河每年帶來的泥沙，在一天天地淤高下游河道，漸漸積累著危機。

那夾持著滾滾黃河的千里大堤，不正是我們大一統的社會結構的一個絕妙象徵嗎？

（演播室　學者專家們談治黃方略）

黃河從大禹腳下流到我們這裏，仿佛只打了一個盹兒，而人世間已閱盡數千年。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同黃河氾濫進行了數不清的搏鬥。搏鬥的結果是，我們終於靠著兩條大堤，把黃河挾持起來，連洪水帶泥沙一塊送進大海。人們常常驚歎祖先建造萬里長城和大運河的偉力，殊不知這千里長堤也是一個偉大的奇蹟。長城只剩下了觀賞價值，運河也早已被截斷，唯有這黃河大堤，至今同我們休戚相關，因此有人稱它為「水上長城」。

王化雲（原水電部副部長、原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利用黃河首先要利用洪水，然後再利用江水。我們首先必須治好黃河，才有條件來利用江水。我給趙總理彙報，總理把我的意見都總結了，他說：化雲啊，你的治河方略我聽懂了。第一，你對黃河的特點總結為「兩清一渾」，你利用「兩清」，同時利用「一渾」。你的辦法呢，不外是「上攔下排」，而「上攔」工程的重點是幹流上的七大水庫，具體措施就是七大水庫。

今天的黃河大堤，修築於光緒初年，此後僅僅二十幾年就又變成了地上河。河床平均每年抬高二釐米，有的河段平均每年要抬高二十二釐米。解放以來，我們已經三次加高加寬大堤，它保證了將近四十年的安瀾無事，在近代黃河史上幾乎成為奇蹟。但是，這畢竟同我們祖先一樣，沒有擺脫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被動局面。看看今天的懸河兩岸，城市、鐵路、油田、鄉村，無數的設施、無數的生靈，不都處在隨時可能發生的滅頂之災的威脅之下嗎？

大自然在人類面前忽然變得陌生起來！

我們將怎樣抵禦未來的洪水？黃河的出路在哪裡？四十年的安瀾無事，給中國人鑄成了一種麻痹心理，人們仿佛快要把它那猙獰的面孔遺忘了。這種心態，也許就像大興安嶺忽然燒起大火來，人們才想起。噢，那裏原來有一片森林！

當這位中國當代最偉大的人物面對這條大河的時候，他會想些什麼呢？據說，他當時十分憂慮地問道：黃河漲上天怎麼辦？雄才大略的毛澤東一生說過許多氣吞山河的話，卻唯獨對黃河說得很少、很謹慎。他年過七十的時候，還想徒步策馬去探黃河源頭。他說：人說不到黃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黃河也不死心。

然而黃河沒有變清。滾滾泥沙淤死了三門峽大壩，回水倒灌徑渭河，淹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夙願，又一次在混沌的黃水裏化為泡影。

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我們頭上，我們卻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落下來！

更可怕的是，這種週期性毀滅，在中國不僅僅是個自然現象，而且還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以大的時間尺度來衡量，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從建立、發展趨於鼎盛，漸漸顯露出危機，爆發動亂，直到崩潰，每隔兩三百年就會發生一次激烈的大動盪。舊王朝覆滅了，新王朝代之而起，也明顯地是一種時間上的週期性，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m.hetubook.com.com乎像黃河氾濫一樣永無休止。

人民更不會忘記，就在離包公祠不太遠的一幢舊銀行裏，發生過「文革」動亂中最黑暗的一幕。在這間陰森森的黑屋子裏，親自主持制定過憲法和黨章的共和國主席，被秘密囚禁，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二十八天。死的時候，他那滿頭白髮足足有一尺長……

動亂永遠過去了嗎？

然而，不動聲色的黃河也充滿危險。預計黃河將有大洪水，千里大堤和整個華北大平原猛然又繃緊了所有神經……

而今，中國人還有一個更深沉的嘆息：為什麼我們的封建時代如此漫長，漫長得猶如那永無休止的黃河洪水。這是一個更大的惡夢。它從驪山那座大墳裏不斷彌散出來，充塞著兩千年的歷史空間。近百年來，多少次想把它徹底葬送進墳墓裏去，可它卻始終死而不僵。

張含英（原水利部副部長）：現在對於黃河下游改道的問題，應該擺到治理黃河的議事日程上來。究竟它改不改道？說它一百年穩定，一百年以後怎麼辦？三十年穩定，三十年以後怎麼樣？今天我們要不來考慮這個問題，我們就是給子孫留下了一個難題。

這位黑臉包公，八百年來盛名不衰。儘管他不過是封建社會裏苦難人民的一種無可奈何的虛幻偶像，但今天開封人依然深情地修起如此富麗堂皇的一座包公祠來，四方遊人絡繹不斷。難道僅僅是為了旅遊嗎？「青天」觀念在中國民間的久久不肯泯滅，說明了什麼呢？

馬克思曾經把建立在封建自然經濟之上的社會結構，形象地比喻為「一袋馬鈴薯」，雖然裝在一個口袋裏，卻是彼此分離的。在古代中國，小農象夏夜的星空，密密麻麻，一盤散沙。具有社會聯絡功能而又信仰統一的儒家知識分子，把分散的小農，有效地組織成社會。

哺育我們的黃河，必然同時要禍害我們。有一得必有一失。這就如同人類向大自然索取了什麼，大自然就要向人類報復些什麼。這個聽起來頗為荒誕的法則，其實也通行在中國的社會歷史之中。

從有文字記載開始，黃河的第一次氾濫，發生在公元前六〇二年的周定王五年。從那時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國民黨扒花園口，兩千五百四十年間，黃河共計潰決了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兩次決口，一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世界江河之中，黃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條河。

（再次推出片名：憂患）

我們認為，這兩個特點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密切相關性。我們提出了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系統的假說。

為什麼中國會發生兩三百年一次的社會大破壞？為什麼這些破壞又會造成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呢？簡單地講，我們可以這樣看：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一個社會也是這樣。在任何一個社會裏，我們宏觀地分析它的吝種變化趨勢的話，就會發現有兩種因素——一種是進步的和有組織的因素，另外一種是無組織力量，是非建設性的破壞因素。其中，無組織力量的增長是瓦解社會的因素。

也許，就像人們對不斷增高的大堤深表憂慮一樣，永遠的超穩定，不也頗令人憂慮嗎？歷史已經給了我們的啟示，難道還少嗎？

我們在問黃河，也在問歷史。

那是為了我們的子孫萬代永不再憂患！

可是，洪水是無法預測的。自從一九七五年淮河hetubook.com.com支流在河南南部爆發大洪水之後，黃河水利委員會就發出警告：在今後的某一天，黃河可能還會發生萬年一遇的大洪水；一旦發生，黃河無論向北還是向南潰決，都會造成損失數百億元的毀滅性災難，都將給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帶來巨大威脅。

東北遼河流域發生特大洪水，當地軍民奮力抗洪搶險。長江洪峰終於安然渡過荊江大堤，葛洲壩經受了嚴峻的考驗，整個華中地區稍稍喘了口氣。

但學者專家們卻忘不了可怕的黃河，哪怕黃河不動聲色，默默無言。他們有的憂慮，有的樂觀，有的懷疑，治黃大計始終眾說紛紜。

洪水還會再來嗎？

相傳在黃帝時代就發明了的指南車，至少東漢張衡也發明過，但後來馬鈞、祖沖之這些大科學家又一次次地重新發明它。古代科學發明在亂世中一再失傳，讓能工巧匠一代代耗盡精力。利瑪竇從西方帶來十五卷本《幾何原本》，同徐光啟合譯了前六卷。明朝一亡，翻譯中斷了整整兩百年。可就在這兩百年間，徐光啟的譯本傳到日本，推動了那裏的科學發展。中國文明的新因素幼苗，就這樣不斷地在週期性大動亂中夭折。

讓我們這一代用雙肩把憂患的重擔挑起來！

如果我們再去翻一下中世紀的世界地圖，就會發現，破裂的歐洲本土，眾國林立，就像一條「雜亂拼縫的坐褥」。日本和印度也是一片分疆裂土。唯獨在東方的中國，有一塊遼闊而統一的大版圖，雖然時不時要破碎一下，但很快又板結起來。相比之下，歐洲的查理曼帝國、阿拉伯的穆斯林帝國，乃至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國，都不過是漫漫長夜中的一道閃電。

歷史是過去的事實，但我更認為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無終止的對話。在這種對話中，我們可以產生一種很深的憂患意識。這對當代人是有益的。歷史對中國人的啟發是：中國在社會變革中應該避免毀滅性的動盪，一定要讓進步與創造來代替動盪。當舊的東西瓦解的時候，應該讓能夠取代舊的東西的新的因素成長起來。我想，在當前，無論是對黃河的憂患意識，還是對中國的憂患意識，都是件好事情。有危機意識，這本身是一種有歷史意識的表現，使全體人民能夠站在歷史的高度來總結自己的過去。我相信，如果中華民族在這一次的歷史反省中間，能夠真正地認識歷史，吸取歷史的經驗，把它變為一種歷史的智慧，那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將是中華民族走向繁榮和昌盛的新起點。

是一種什麼樣的強大力量，能把這麼大的國家牢牢凝聚了兩千多年？這個「大一統」之謎，使中外學者在驚愕中絞盡腦汁。

（推出片名，第五集　憂患）

清水變成了濁浪，靜靜的流淌變成了怒不可遏的掙扎，孕育變成了肆虐，母親變成了暴君。

歷史在古老的磨道裏碾得那樣緩慢、沉重。黃河在它那淤滿泥沙的河道裏淌得也是那麼緩慢、沉重。

這種社會結構的崩壞，並不像有些理論說的那樣，具有什麼革命的意義。不，它只表現出驚人的破壞力和殘酷性。王朝末日，戰禍一起，便是赤地千里，城廓破碎，田園荒蕪，人口銳減。秦漢之交，短短八年，全國人口減少一千萬。東漢盛期人口五千多萬，經過黃巾起義和三國爭雄的大動亂後，只剩下了七百多萬人。富庶的長安曾有十萬戶人家，兩年間「相食略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