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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片名，第四集　新紀元）

鐵腕的史達林，在三十年代靠著剝奪農民和壓低社會消費水平，強行高積累，竟使蘇聯工業獲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結舌的飛速增長。反對他這種作法的布哈林，則被當作「人民公敵」而槍決。但是，「史達林模式」也讓蘇聯付出了沉重代價，以致史達林逝世後，蘇聯就吹響了改革的號角。

無論是列寧還是普列漢諾夫，無論是史達林還是布哈林，也無論是毛澤東和他的許多戰友們，都曾經為認識這個神秘的看不見的經濟規律而付出了沉重代價。今天，趙紫陽終於能夠在這裏理直氣壯地說：

但在另一方面，財富的獲得又不可能在平等競爭的條件下進行，官辦的壟斷權和特權階層對商品的支配權，可以任意破壞社會主義所有制，並且毒化著執政黨的風氣和社會風氣，讓任何一個掌握任何一點權力的人，都可以輕易就把使用權、管理權異化為佔有權，使國家所有蛻變為部門所有、個人所有。觸目驚心的貪污受賄、假公濟私等等腐敗現象，不正說明了這一點嗎？

厲以甯（北京大學教授）：我曾經說過，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於價格改革的失敗，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必須取決於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要解決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我們頭腦中的公有制，是一個傳統的公有制，要由傳統的公有制改變為新的公有制。

中國這樣的小農大國，雖然商業從來都很發達，卻先天不具備真正的商品觀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歷朝歷代，皇帝是擁有整個中國的唯一私有者，他可以任意向百姓徵收賦稅，攤派徭役，無償也是無止境地剝奪農民。官吏靠朝廷微薄的俸祿度日，自然也要巧取豪奪地向百姓搜刮財富。這種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成為抑制古代中國經濟特別是工商業括動的沉重枷鎖。因此，有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從來沒有產生過真正的私有制，因而資本主義萌芽也是無從談起的。

公元一一六〇年，威尼斯政府向市內的商人借了十五萬銀馬克來發行公債，這在全世界破天荒第一次把一個政府徹底變成了一個公司，而威尼斯的公民成了政府的債權人。當商品貨幣關係成為經濟和社會的主要關係時，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也就成為不可抗拒的了。然而，威尼斯的商業精神，是連莎士比亞都詛咒的。因此，直到五百年後，英國才出現銀行發行公債的做法。而在中國，恐怕要晚八、九個世紀才會懂得這件事。

要解決延安問題，我們歸結了兩條：第一，要進行社會綜合研究，提出解決方案，使其內部產生一種機制；第二，在延安地區建立起和全國的通開機制、通開渠道，溝通和開放，現在這個體制不行。

這位偉大的導師是很謹慎的。他只對未來勾畫了一個藍圖。他設想共產主義社會，應當是生產力高度發展財富充分涌流，勞動不再是謀生的手段，勞動的消耗不再構成商品的價值，因此商品貨幣關係將退出歷史舞臺。

十年前，當我們終於打開封閉的籬牆重新回到世界上來的時候，在「窮過渡」的貧困和文化專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國人，是多麼驚訝地發現，資本主義的西方和日本竟那樣發達，人們竟生活得那樣富裕！

馬克思在審視資本這個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血的怪物時，一邊用雙腳把大英博物館的地面蹭出兩道深印，一邊在構想未來社會的輪廓。

「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經濟作出的科學概括，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理論依據。」

在一家著名的腫瘤醫院裏，任何一位醫生的收人和-圖-書，都超不過門口賣烤白薯的老太太。「開腦顱的不如剃腦袋的」，「彈煙琴的不如搬鋼琴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收人倒掛，「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後天下之富而富」。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會缺少機會平等的競爭機制，缺少一個共同的度量衡——市場。只有發育健康的市場，才能把機會、平等、競爭這三者掛起鉤來，而這，恰恰是我們這個文明最古老的民族所最不熟悉的東西。

從根本上講，這仍然是中國文明的性質決定的。這些被黃河沖刷的高原，這些同樣也是由黃河塑造的平原，就是我們民族的生存空間。見縫插針的綠色田疇，密如蜂房的村舍，水道田壟交織的網面，都是無數代農民艱辛勞動的證明。那是太多的人擠在太少的土地上，以及隨之而來的地力衰竭和人們努力維持生存所表現的技巧和堅韌。

一個更加潛在的難題是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正在展現一種落後的越落後、先進的越先進的「馬太效應」。區域間貧富差別的日趨嚴重，引起了國內所謂「三個世界」的劃分，引起了「梯度」和「反梯度」理論的爭辯，也引起人們對我們文明的發祥地——廣大的黃土高原的憂慮。

普列漢諾夫的懷疑，雖然被十月革命的勝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寧的挑戰，卻並沒有被歷史所淹沒。經濟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經濟發展階段而獲得成功，這個普列漢諾夫劃出的巨大問號，半個多世紀以來，始終纏繞著社會主義陣營。

這種並不美妙的田園牧歌情調，有時還會爆發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熱昏病。在那顛狂的大躍進年代，「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神話，把北方的小麥吹到畝產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畝產五萬多斤，上至寫過《實踐論》的偉大領袖，下至科學家和一向講究實際的中國農民，居然都會相信這種神話。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居然家家都砸了鍋、關了門，幾億人都到公共食堂吃大鍋飯，似乎共產主義就這樣來到了。這個從經濟「烏托邦」走向政治危機、最終導致社會大動亂的歷史悲劇，難道不正是一種農業文明的必然結局嗎？

一個曾經創造了人類最成熟最燦爛的農業文明的偉大民族，一個恰恰因為這種農業文明過於爛熟而顯得步履維艱的古老民族，當它站在工業文明的門檻上時，有時竟會顯得像孩子一樣幼稚、慌亂和不知所措。但這不要緊，只要終於邁到了這個門檻上，下決心邁進去，這個民族就能重獲青春！

如今，發展中國家都一門心思想去賺發達國家的錢。但是，當他們還不具備一個像樣的國內市場的時候，這個國家的經濟常常是崎型的。

在這樣的環境裏，自古以來中國經濟就具有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其中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能夠養育眾多而稠密的人口。一八〇〇年，當西方到處掠奪海外殖民地的時候，中國這塊土地正養育著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的學者並不認為中國文明沒有產生工業化就是一種「失敗的文明」。他們很欣賞這種農業文明的低水平的田園牧歌情調。

在本世紀中葉的大約二十多年時間裏，中國曾經又一次面臨著經濟發展的良好時機。然而，我們鎖上了國門，蒙起眼睛來「超英趕美」，還不間斷地一次又一次大搞政治運動，詛咒發誓在中國土地上「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長資本主義的苗」，到頭來鬧得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邊緣。歷史又一次無情地把我們拋到了後面。

這位被稱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普列漢諾夫，堅持馬克關於歷史不能跳越其必要發展階段的思想，不主張過早奪取政權，認為對社會和-圖-書主義的急於求成，會使經濟遭到最慘重的失敗。

王軍濤（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無非是三大類，跟其他落後地區差不多。一是自然條件在發展農業經濟和某些其他經濟方面具有一定劣勢；二是在社會結構和政洽體制中存在著一些弊病，整個社會的發展比較單調；三是在人們的文化觀念中存在著一種強大的惰性，使人們缺乏一種進取心和多樣化發展的意識。

記者：請問，延安的問題主要是些什麼？

王軍濤：不只是跟不上，我覺得有一種強烈的反差。我們這次來，感到有一種壓抑感、沉悶感。你們在北京大概也聽說了一種叫做「發展級」的理論。這個理論認為，在人類經濟發展的格局中，有些地區先發展。有些地區還處在落後狀況，這是人類經濟發展的必不可免的代價。到什麼時候這個問題才算解決呢？一直到經濟發達地區富裕到不知道往哪兒花錢了，然後才往落後地區投資、輸出技術，這樣帶動落後地區發展。按照這樣一種理論，中國的東部地區比較發達，西部地區落後，那麼，整個西部地區要被拋後二十年到五十年，也就是說，一萬萬人口和廣大的資源要被扔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格局之外。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就是在這樣一種發展格局中過來的。我們就是想對這樣一種發展格局提出挑戰。因為經濟體制改革後，要想借助市場機制來發展的話，就很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市場機制一方面給西部地區比如延安造成一種壓力，同時也給它造成一種機會。我們認為延安地區也有自己的優勢：人均土地有十五畝多，有能源優勢，還有許許多多可供開採的自然資源。如果能夠開發出來的話，延安地區是可以獲得一個比較大的發展的。

記者：跟不上東部地區和沿海地區的發展，是嗎？

這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這一天，終於把中國也推進了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大潮之中。這個帶著滿身傷痕剛剛從動亂中爬起來的國家，這個還帶著幾千年傳統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將要解決的難題，比蘇聯和東歐各國都要複雜得多、艱難得多。

一九一七年，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一聲炮響，便似乎宜告馬克思構想的這個未來社會已經在俄國出現。然而，當時俄國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農業產值在國民總產值中高達百分之五十七．九，工業產值只有美國的百分之七。於是，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漢諾夫就同列寧發生了一場激烈爭論。

然而問題在於，這種文明是怎樣養活著中國人的。直到一九八〇年，在距蘭州市僅四十公里的一個公社裏，人均口糧只有四十斤到一百斤；三分之二的農民，家中土炕上沒有炕席，平均三個人才擁有一床爛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沒有棉衣。

我們今天終於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經濟，可我們擁有的唯一優勢，只剩下廉價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密集型的低技術加工產業，是難以構成持久的競爭勢頭的。

一八九五年，年輕的康有為在北京發動「公車上書」。戊戌維新黨人認識到發展資本主義此刻是挽救中國的唯一出路，他們大聲疾呼對國家進行全面的變法改革。但是，僅僅百天之後，當譚嗣同等六君子頭顱落地之時，中國便再一次失去了走向先進工業社會的機緣。這一次機會的喪失，無疑將繼續付出一個百年落後挨打的沉重代價。

今天，離二十一世紀只剩下十二年光陰了，中國人著實有些性急了，「時不我待」，「加快步伐」。可這一「快」，弄得不好又會叫我們重蹈大躍進的歷史覆轍。那種低技術、低質量、高消耗、低效益的浪費型發展模式，曾經讓我們吃了多大的虧呵和-圖-書！

我們總以為我們還在長進，殊不知人家的長進比我們快得多！這種差距如果按現在的比率發展下去，有人作了一個很可怕的比喻：再過五六十年，中國將重現鴉片戰爭時的狀況——外國人擁有洋槍洋炮，中國人只有大刀長矛。難怪有人更大聲疾呼：弄不好，中國將被開除球籍！

當東部的商品經濟已經深人家庭細胞之中的時候，西部某些落後地區還在等待國家給它們去「輸血」。

（現場採訪　學者談開發延安地區）

公元一六四九年一月，英國人民打敗國王查理一世。王權消失了。一個人的專制讓位給一批人的共同執政。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使這個島國民族在人類史上捷足先登，率先跨入歷史新紀元。

在廣大的落後農村，中國農民素質中普遍在著創業衝動微弱、風險承受能力很低、依賴思想和聽天由命觀念濃厚等等問題。難怪有的學者感嘆道：面對這樣的人的素質，不要說政策上還有諸多限制，就是大經濟學家凱思斯活轉過來，又能奈之若何？不是資源的匱乏，不是產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質差，才是所謂「落後」概念的本質。而人口素質的下降，恰恰又是由於人口數量的猛增造成的。這真是一種惡性循環的農業文明。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讚賞它和迷戀它呢？

（再一次推出片名：新紀元）

或許正是這個強刺|激，讓我們又揀起了一個已經淡忘了多年的老議題：意味著巨大財富的工業文明，為什麼沒有在中國歷史上出現呢？

然而，讓馬可．波羅如此驚訝和羡慕的中國文明，此時已經在衰退之中了；歷史偏偏更鍾情於他那遠在地中海岸的故鄉，那個剛剛從一個捕魚曬鹽的小村落發展起來的威尼斯。這是一個沒有農業的國家，它甚至算不上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沒有領域的城市，一個商人共和國。它的政府就是一個股份公司，首領就是總經理，參議院就是董事會，所有威尼斯人都是股票所有者。於是，它成為資本主義文明最早的發源地。

小生產方式還造就了一整套低目標的自我平衡價值觀。知足常樂、隨遇而安、不冒風險、好死不如賴活等等處世之道，不是至今仍為大多數人所奉行嗎？當我們在陝北農村問到這位青年為什麼苦守在家裏而不出去闖蕩一番時，他說：爹媽沒給我生那個膽量！

當競爭沒有以機會平等為前提的時候，看起來是符合商品經濟規律的價格放開，反而會造成經濟活動的紊亂和失調；舊體制與新體制的磨擦，也抵消著雙方的積極因素；官僚主義、封建主義和以權謀私種利弊端，反而仿佛找到了一個共同的「度量衡」，統統通過物價反映到社會上來。在一個平均主義傳統深厚的國度裏，物價的失控，又必然導致人民情緒的恐慌，甚至發生社會震盪。倘若我們因此而失去了大多數人對經濟改革的支持，中國將重新陷入停滯。八百年前的王安石、九十年前的譚嗣同，他們的遺恨是多麼深重呵！

由於人口的與日俱增，更由於「人是世間第一寶貴的」、「人多力量大」等等顯然不明智的說法，使稀缺的土地變得愈加珍貴，使多種資源變得更加緊缺。相形之下，壯健的筋肉多於貧瘠的土地，嗷嗷待哺的生命反而變得輕踐。時至今日，人口負擔成為中國一切難題中的最大難題。它造成的惡果，不知道要讓多少代中國人去咀嚼？

中國人此刻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急於走進世界市場。但是，這個民族畢竟被封閉得太久了，它對於商品經濟的海洋，是那樣陌生；而它參與國際間競爭的實力，又是那樣的單薄。世界產業結和-圖-書構大調整的時機，也許是轉瞬即逝的，我們已經來遲了，並且準備得也是那樣匆忙和不成熟。

當南部城市居民的消費眼光已經向港澳水平逼進的時候，北部農民的相當一部分還在為粗飽而奔忙。

我們今天也終於懂得了要去參加「國際大循環」，可是我們在盯著人家的市場的時候，卻又捂著自己的市場，總擔心「肥水外流」，似乎忘記了人家肯來投資，無非也是看中了我們的市場。要讓中國走進世界，同時就要讓世界走進中國。否則，我們將再一次坐失良機！

十九世紀中葉，當資本主義所召喚出來的大工業正在歐洲方興未艾之際，一個猶太人已經在大英博物館裏解剖它的秘密，宣告它的死刑了。

而且，這種在小片土地上的大量人力投入，不僅使機械化的大農業難於開展，使解放了的農村勞動力沒有出路，也使眾多人手的辛苦勞作成為社會公認的常規，而任何節省勞力、講究效率、追求財富的作法都會被認為是「暴發戶」的橫財。今天的「紅眼病」很難醫治，難道不就是這個原因嗎？

改革在更多的情況下和更深刻的意義上，乃是一種文明嬗變的巨大陣痛，是一項充滿風險的事業，是一個需要我們這一代甚至今後幾代人作出犧牲的艱難歷程。我們正好站在十字路口；要麼讓我們的古老文明永遠衰落下去，要麼促使它獲得新生的機制。無論怎樣，我們都無法推卸這歷史的責任。

毛澤東當年說得並不錯，我們的確是一窮二白。自然，這一窮二白決不是一張可以隨意塗抹的白紙。窮是由於白，白又因為窮。我們面臨著雙重的改革與重建。

幾千年來，中國的農業文明從這塊黃土高原上，逐漸輻射開去，從黃河流域走向長江流域，再走向東南沿海。今天，我們恰恰看到一個相反方向的輻射，工業文明正從沿悔擴展到長江流域，再向黃河流域逼進。只有當這片曾經為養育我們民族而榨乾了它的乳汁的土地，終於也從農業文明中走出來的時候，中華民族才能真正跨進二十一世紀。

當明朝實行閉關鎖國、太平洋西岸一片寂寞的時候，從地中海沿岸孕育起來的世界商業大革命，正向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移動。歐洲逐漸由中世紀的蒙昧野蠻，走向世界中心舞臺。海岸文明在這天賜良機的歷史關頭，毫不遲疑地發揮出它那開拓、擴張的內在活力和文明優勢。

曾經被「史達林模式」所籠罩的東歐各國，也或早或遲「離經叛道」，進行改革。巴爾幹半島的南斯拉夫異軍突起，率先衝出蘇聯模式，探索自己的道路。緊接著匈牙利、波蘭、捷克等也都走上了風雲變幻的改革之路。歷史仿佛把普列漢諾夫的疑問重新提了出來。歷史並沒有倒退，而是人們超越了它。

睜開眼看看我們民族在這個星球上的處境吧！世界銀行的年度報告顯示出來這樣一些數字：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一百二十八個國家中，總是徘徊在倒數第二十位前後，同索馬里、坦桑尼亞這些非洲窮國作伴。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出口商品結構、教育衛生投資，還不及亞洲「四小龍」。一九六〇年的時候，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和日本相當，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一九六〇年時超過中國四千六百億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萬六千八百億美元！

這片浩瀚的西太平洋，近百年來曾不斷地給我們這個大陸送來恥辱和苦難，而今天，它那波詭雲譎的洋面上，卻仿佛湧動著強烈吸引我們的巨大財富。日本正在向美國和亞洲「四小龍」，提出調整經濟結構的建議。西太平洋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的新舞臺。命運正在把又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賜予我們。沉hｔtｐs://wｗw.hｅtubooｋ.ｃｏｍ•com默了幾百年的沿海地帶，這條中國人的黃金海岸，帶著久被壓抑的饑渴，率先衝向太平洋。

從整個黃河流域看，它的改革是兩個層次的問題。一個層次，從整個企業來講，是明確產權關係的問題，在產權關係明確之後，形成橫向聯合、企業集團。這種事可以促進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另外一個層次，在黃河流域的商品經濟要發展起來。商品經濟是個自然發育的過程。這個自然發育過程形成市場後，國家所調節的市場就不是一般的市場，而是調節一個完善的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是完善的市場引導有靈活反應的企業。這樣的話，所有制改革和市場的發展是結合在一起的，黃河流域的經濟就有希望。

公元一七八一年，瓦特製成雙向運動蒸汽機，使英國人又獲得一盞「阿拉丁神燈」。工業革命在幾十年中創造的財富，抵得上人類幾千年的共同積累。它使先完成工業化的國家迅速強大，落在後面的國家就要被動挨打。它強迫一切國家走工業化的道路，否則就要被歷史淘汰。

產業革命催化了國際分工。資本把全世界都攏進機器中去。由於有了機器，現在紡紗工人可以住在英國，而織布工人卻住在東印度。廣大亞、非、拉處於農業文明中的貧困國家，都成為歐洲工業國的農礦原料供應地和商品市場。這就是一種歷史的命運。世界既然已經變成一個統一的市場，中國就逃脫不了捲入世界商品流通範圍的命運了。工業先進的西方是決不肯放過如此巨大的一個商品傾銷地、投資場所和原料產地的。因此，在十五世紀末地理大發現以前，中西方的衝突還沒有發生的時候，中國已經失去了一次發展資本主義的千載良機。資本主義就再也無法從中國內部產生，而是從海外來欺負中國了。

以大量消耗、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能源為代價的舊經濟時代，已經在本世紀下半葉結束了，一個以科技進步和人的知識為前進槓桿的新經濟時代已經來臨。我們今天擁有的優勢將不再是優勢。

但它有兩個問題：第一，地區各級領導對延安地區的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技術性對策都很清楚，而且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都不大。這需要我們研究，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第二，延安地區的市場目前不能容納大幅度地開發資源和建立一個現代工業體系，開發這些資源需要資金、人才、技術和信息，這些它都沒有，需要從全國引進。

（演播室　學者談經濟改革）

雄漢盛唐的光景不必去說它了，但即使到了一千年前文弱的趙宋王朝，中國的經濟特別是城市商業，也還是世界上最繁榮的。當北宋汴梁和南宋臨安已經是百萬人口的大都市的時候，歐洲最繁華的商業中心城市充其量也超不過十萬人。難怪威尼斯的商人馬可．波羅到了中國，竟會樂而忘返。

同樣是一個中國，當我們狂想起來的時候，總覺得它幅員遼闊、資源豐富，甚至沾沾自喜於能替發達國家發射火箭；但是當我們冷靜下來琢磨一下，就會發現它其實是人多地薄、資源短缺、科技落後、教育萎縮、勞動力素質很低。

這位陝北的老農告訴我們，去年由於乾旱而小麥減產，青黃不接的時候他們只能靠土豆度日。一輩子過著這樣的窮日子，他竟還生了三個兒子四個女兒，如今已經有了十幾個孫子和外孫。

為什麼標誌著現代工業文明的資本主義如此與中國無緣呢？為什麼中國人如此憎惡它，以致到了本世紀六七十年代還在大規模地「割資本主義尾巴」呢？

今天，有多少中國人能清醒地認識到，改革並不僅僅意味著「紅薯換蒸饃，光棍娶老婆」，並不僅僅意味著彩電、冰箱和增加工資，似乎也不僅僅是一千美元的小康水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