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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伯再三建議，要父親出去闖闖。父親不聽，後來他一個人走了，先到南京江寧中學，後到上海復旦大學教書，把家也搬到上海，不回來了。在上海頻頻來信，力勸父親也去。說大丈夫志在四方，死守在高淳那個小地方，一輩子都不得出息。

書記快人快語，說這事早就該解決了，忙得沒顧上，我們馬上解決。請轉告張書記，請他放心，我們馬上解決。問我有處住麼，說要是不方便，就到縣委招待所住，不要見外。說高教授多年不回來了，走以前得聚一聚才行。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麼。最後四句，古詩中有。沒想到，他還會這個。

七十年代末，黨中央「撥亂反正」。二姊獲得平反，讓回淳溪鎮教小學。工資雖不補發，工齡可從四九年算起。學校裡給了一間宿舍，在三年級教室的隔壁，出入要經過教室。母親同她合住，被吵得頭暈腦脹。上書上訪陳情說理，要求縣上歸還住房。幾年下來，一次次寫的申訴材料，加起來足有尺把厚了，毫無結果。

一位《人民日報》的朋友，建議我寫個材料給他，他讓報社的信訪組去辦。此舉果然靈驗，高淳縣政府辦公室立即回信給《人民日報》，說房屋沒有歸還的原因，是「房改時平方米計算方法不明確，待請示上級明確後即可處理，進展情況及時向你們匯報。」顯然他們已經做好了下台階的準備，只要報社再過問一次，問題就解決了。

背上的衣服焦黃，黏連著皮膚上破了的水泡，撕不下來。母親和二姊收屍時當眾大哭，被指控為「具有示威的性質」，現場批鬥，成了「階級鬥爭的活教材」。

戰時，在大遊山中避難，他魂牽夢縈地想家，有詩云：「六年未見襟湖橋，高閣長虹久夢遙。」戰後歸來，小城一片焦土，他辦的學校和倉庫變成了廢墟。家裡八間兩進房子，只剩下後院裡堆放雜物的兩間小屋在瓦礫堆裡歪著，經過修補，可以暫蔽風雨。最是一樓藏書，灰燼無存。父親說，房子可以再做，書是搜不齊了。特別是有些本地人自刻的集子，水平不比許多大名人的差，可能這就絕版了。

九十年代初，在建造濱河路的拆遷工程中，ｈttps://ｗwｗ•hｅｔubook.coｍ.cｏm父親千辛萬苦造起來，但沒住上幾天，反而招來家破人亡之禍的那棟房子，歷盡滄桑，終於被拆掉了。聽到這個消息，我長長舒了一口氣。那感覺，就像夏衍《舊家的火葬》中寫的：隨著一棟老屋的燒燬，一段沉重的歷史就此灰飛煙滅，他反而感到一陣輕鬆。

父親說，越亂越得要有個房子住，你們說是不是？

想找縣上的領導談談，見不著。辦公室說領導很忙，有事找信訪辦（群眾來信來訪接待辦公室）。那是二姊回回碰壁的地方，我去也一樣。據說有後門，但沒錢，不知怎麼走。想來想去，想到了張仲良。

但是歸還房子的事，手續非常複雜，辦起來非常緩慢。二姊每次去催問，都說是正在按程序辦，辦好了就通知你。這樣拖了一年多，張仲良逝世，縣上口氣立即變了，說，該你的不用你說，不該是你的你怎麼鬧也沒用。

儘管如此，也是萬幸。母親連聲念佛，二姊頻抹眼淚。我回到北京，也能比較安心了。

這是關於那棟新屋的唯一一份官方文件。如果它是合法的，那就是說以前的侵佔和出租是非法的。否則它所沒收的就是高淳縣的，亦即它自己的，而不是我們家的房子了。孰是孰非，也弄不清楚。總之二姊去了一個叫做秦家圩的地方，當了農民。後來母親也跟著去了。隨之交通局為拓寬馬路，拆掉了那兩間搖搖晃晃的破舊小屋。

回來我們扶著母親，到城南淳溪河邊，去看了看父親造起來沒住上幾天的那棟新屋。轉眼四十多年，新屋已變成老屋。透過斑斑綠苔，可以看到外牆上革命標語的殘跡。一邊的窗子油漆剝落，另一邊的窗子漆著鮮艷的天藍色；反映出兩家住戶不同的風格。後院舊址，變成了公路。前門口造起許多房子，連棟連片，兩公尺外就是對門人家，看不見河了。縱使視線依舊，風景也不是當年。河被兩邊的房子擠得很窄，湖被圍湖造田推得很遠，原先是湖口的地方，現在是工業區。煙囪林立，不見一棵樹。

父親是一個——用母親的話說——書獃子和_圖_書，他說他就喜歡這「高淳小地方」。還說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而飲。李伯伯說你先出來看看，試試，不喜歡還可以再回麼。父親說，那我也得先把房子造起來再說。

縣委辦那人還是說，書記很忙，有事到信訪辦說去。我掏出信，請他轉交，就走了。沒走多遠，他追上來，氣喘吁吁，滿臉堆笑，說書記有請。

進屋那天，忙到天黑。吃晚飯時，父親叫我們看外面，說這就是唐詩上說的……「先生卜築臨清濟，喬木如今似畫圖」，現在天下大亂，人心惶惶，這樣的好房子，哪裡找去！？

房子不大，三間兩層。中堂無樓板，裡面兩層高，器宇軒昂。地基挖得很深，石頭澆灌。下半截牆也全是青石板砌的，不怕水災時的風浪和浸泡。前門臨河，越過河堤下幾十棵老柳樹，可以望見湖口，和湖那邊的一髮微茫。霜晨月夕，氣象萬千。父親說，晴雨不讓西子，風露勝似洞庭。

但不知怎麼了，報社沒再過問。母親等不及，在西舍小學二姊的宿舍裡去世了。我用展覽會上做模型的材料，做了一個帶閣樓和迴廊的小房子，把她的骨灰匣放了進去。二姊說，媽媽到底有房子住了，引得回來奔喪的大姊和妹妹都哭起來。

抗日戰爭以前，父親寫《傀儡戲考源》時，曾全國各地跑資料，每經旬不歸。回來常說，高淳這地方，山高湖大，人文薈萃，民風純樸，比哪裡都強。刻了一顆章：「湖山還是故鄉好」。字畫上蓋，也作藏書印。

小屋門前，一株忍冬猶存，盤在瓦礫堆上，與艾草藤蔓爭榮。父親、母親和二姊三個，合力把它扶起來，搭了一個涼棚。又清理了瓦礫堆，把磚頭、青石板、柱礎和沒有燒透的樑柱木板分類堆放，為重建家園作準備。意外地發現了那顆印章：「湖山還是故鄉好」。父親得之，一日三摸挲。

母親環顧我們三個，笑著說，你爸還知道有個天下大亂？這些年仗越打越近，漲價漲得像瘋了一樣，都說是要共產了，他可是來造房子！沒想到他還知道，世界上有個天下大亂！

也好，當別的老師和廣大市民一起，圍湖造田大煉鋼鐵，日以繼夜戰天鬥地，在接踵而來的大饑荒中餓和圖書得衰弱浮腫的時候，她和母親兩個因為沒有資格參加群眾運動，在屋前屋後種了許多瓜菜，養了一群雞鴨。雖也只二十來斤定量，倒也沒有挨餓。

戰後百業蕭條，物資缺乏，造房子談何容易。首先得要有錢，父親沒有。為了賺錢，他就去賣油餅。菜籽、棉籽、黃豆、芝麻搾油後的餅狀殘渣，統稱油餅，是餵牲口和肥田的好東西。農村很需要但難以買到，油坊裡積壓的存貨又不能及時出清。他批發出來，雇一艘烏篷船，運到鄉下零售。獲利無多，但很辛苦。

一九四九年初，快到春節了，我們全家搬進了新屋。取下滿屋子的紅色賀聯，在中堂掛上了一幅李伯伯畫的《歲朝清供圖》。那是他裱好了托人帶來的。有「竹園老弟新屋落成誌喜」題款。印章是父親舊句，「湖山還是故鄉好」。他特地新刻的，也帶來了。這句詩就有兩顆章了。一顆青田石的是父親刻的，另一顆雞血石的是李伯伯刻的。畫兩邊對聯，白底黑字，上聯「梅花繞屋香成海」，款「竹園先生」。下聯「修竹排雲綠過牆」，款「右任」，是于右任先生寫的。父親怕雨季發霉，字畫都裝了鏡框。

我們無言，嘻嘻地笑。

一年後我離開家鄉，到丹陽上學，天天想家。那年放寒假以前，收到二姊的信，說爸媽和她，都要我別回家過年。因為我們家的成分，已經被改為地主；並被勒令搬出新屋，回到後院那兩間小屋住下了。政府在新屋中堂砌了一堵牆，分別租給了孫、谷兩家人，由「高淳縣房產管理所」酌收房租。我如果回去，就是地主子女，有可能就出不來了。

房子造起來，還不能馬上居住。許多板頭板腦破磚碎瓦需要清除，七高八低的地面需要夯實鋪磚，裸|露著磚頭的牆壁需要墁泥抹灰，梁、柱、樓板、隔板和地板都要刮灰泥、打砂紙、油桐油……母親說，為了這房子，你爸命都不要了。

幾年苦下來，終於可以開工造屋了。園子裡搭了帳篷，盤了臨時爐灶，一天好幾桌人吃飯。木匠、泥瓦匠、小工、來幫忙跑腿的親朋鄰里，都不敢稍有怠慢。臨時需要什麼，三寸釘、五寸釘、角膠、鉚……都得趕緊辦到。父親和母親熬夜熬得眼和圖書睛通紅。我們放學回家，只覺得亂哄哄不辨東西南北。

風裡來雨裡去，常幾天不回家。隨時賺得的錢，隨時買造屋的材料。青石板、柱礎，圓木、爿板，磚、瓦，石灰，洋灰，砂石……都得在不同的地方購買。每次買一點兒，運回來要碼好蓋好，以防風雨偷盜。笨重難弄的，還得請人幫忙。那些年我成了問題兒童，打架、逃學、留級。母親常說，你爸瘦了、黑了，手腳都硬了，太吃苦了，你不要再惹他著急了。

二姊因此被劃為右派，開除教職。回家和母親一起，打零工度日。

五八年夏天，縣上在東平殿廣場建築司令台。正值大躍進高潮，參加勞動的居民群眾情緒昂揚，等不及窯裡的磚頭冷卻，就逼著地、富、反、壞、右出窯。父親在毒日頭底下，背著灼熱沉重的磚頭趕路，沒能支持得住，從跳板上跌下來死了。他是世紀同齡人，時年五十八歲。

母親還保存著一些父親的遺物。書稿、筆記、字、畫、自刻的印章。其中有那兩顆「湖山還是故鄉好」。文革中幾度抄家，這些全都沒了。幾件老式傢俱，也被革命群眾拿去破了四舊。二姊因對房子被佔流露過不滿情緒，幾經批鬥，被吊銷了城市戶口，同時收到一份蓋著「高淳縣軍事管制委員會」大紅印章的「房產沒收通知書」。

但是政府修築了一條公路，正好從我們家小屋和被佔新屋之間的院子通過。從早到晚汽車拖拉機來往不息，揚起煙塵滾滾，直往屋裡灌。載重的大卡車經過時，地面和牆壁都要抖動。六三年初我南下探親，在門窗緊閉的小屋裡，老是擔心屋頂上的瓦片會掉下來。

張曾是甘肅省委書記，五七年指名把我打成右派，五九年又指名把我從夾邊溝勞教農場，調到蘭州籌辦「十年建設成就展覽」，我因之免於一死。時值「大躍進」，張為了取悅毛澤東，不顧人民死活，致死三百多萬人，被調離甘肅，當了江蘇省委書記，是我在江蘇官場中認識的唯一者。試著聯繫了一下，居然頗友好，約到南京瑯玡路他家中見面。他癌症臥床，依然精明銳利。讓省委辦公廳主任湯天英以他的名義，和圖書給高淳的第一把手、縣委書記邢華平寫了個信，囑「盡快落實政策」。讓我帶著，去找邢。

抗戰時期，我們家在大遊山裡避難時，買了五畝半地營生。後來父親辦學教書，土地租給了別人。四九年，解放軍南下過境，留下一批人協助地方建政，進行了土地改革。把我家的成分，定為「小土地出租」。說父親是「開明紳士」，讓他做了「人民代表」，在縣上的工商聯領工資，參加那裡的「政治學習」。二姊在城區小學教書，也成了「模範教師」。父親很高興，說，比國民黨好多了。

我建議去問問土改工作組，不是小土地出租嗎，怎麼變成了地主？二姊回信說，工作組早已解散，人都走了。現在是本地幹部管事，凶得說不上話。總之你別回來就是了。

寫作此文時，我已住在美國。中國的圈地運動方興未艾，頻頻傳來老百姓因房屋被拆求告無門自焚抗議，或者成群結隊進京上告被警察抓回原籍看管的消息，不覺輕鬆又變成了沉重：那一場花樣繁多的人肉盛宴，拖的時間也實在是太長了。

從那時起，我十幾年沒回家。家中發生的事情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我弄不清楚。父親這個地主，五七年又成了右派。右派帽子怎麼會戴到一個已經帶著地主帽子的人頭上，也是一件弄不清楚的事情。我所能確切知道的一點只是，三間新屋人見人愛，是一切災禍的原因。

父親有個朋友，叫李狄門，和我們家是世交，我稱他伯伯。戰爭爆發時，他要父親和他一起到大後方去，父親不肯。他一個人去了，參加了國民黨，在陝西當了幾年縣長。回來後失業無事，常來找父親談天。涼棚下擺一張小方桌，拖兩把竹椅，燒一壺茶，一談就沒個完。

我常年在外，又笨，家裡的事，無可奈何。每次南下省親，進入那裝滿聲音的斗室，看到那厚厚一摞廢紙又增厚了幾許，都不由得動魄驚心，感到無能也是一種不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