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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信同樣短，用管教幹部的眼光看了兩遍，確信不會被扣留，才寄出。兩個月後，回信來了。她說兩年中，為了打聽我的下落，她給蘭州十中的校長、蘭州市教育局局長、甘肅省教育廳廳長都寫過信，都沒回信。後來給我的姊姊寫信，才知道我在酒泉，一連寫了幾封信到夾邊溝勞教農場，都石沉大海。絕望中才想到，把信寄給甘肅省公安廳廳長。請求他幫助轉達，不抱多大希望，竟意外地聯繫上了。

快到門口時，她站住了，問，你在想什麼？我一愣，說，沒想什麼。感到自己的聲音裡，有一種空洞和不誠懇的調子。

我想錯了。作為臨時工，她在工廠的底層，躲過了這場災難。母親去世後，嫁了一個勤勞本分的工人，生了一個壯實聰明的兒子，把家建設得很好。我呢，帶著女兒高林，顛沛流離，吃盡了苦頭。

在中國地圖上，濱海農場位於東南海濱，夾邊溝農場位於西北沙漠，相隔萬水千山，但卻驚人地相似：飢餓、疲勞、死神的肆虐，都無二致。甚至風景也相似，四周都是一片白茫茫的鹽鹼地。比較起來她們那邊稍微好些。起碼她們冬天還發給了棉衣，起碼她們還有許多人活著農場至今存在。但是我在夾邊溝只呆了一年多，她在濱海呆了五年多，吃的苦沒法比。她一度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殺過一次。農場的一個醫生愛她，救活了她，還治好了她的病。她說，都說這種病不能根治，但我一直沒有復發過。

我不由得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那時全國一盤棋，所有的美術院校、美術系科，教材和教學方法都是蘇聯來的：獨尊觀察力和精確性，排斥個性和想像力，嚴格的技法規範和操作程序都無不是為了客觀地再現對象，以致十個學生畫一個老頭兒，畫出來十個老頭兒一個樣，就像十個不同角度的同一照相。我不想學了，要求轉系，誰勸都不聽，最後系主任蔣仁找我談話，說他留學法國十幾年，什麼流派都見過，摸索一輩子，才知道蘇聯的現實主義藝術最先進。我們不必走彎路，是趕上好時代了，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三好的第三，是身體好。作為先進集體，一年一度在全校運動會上的團體總分，就十分重要。這是我們班的弱項，大家都很重視。每次報名，五個班幹部都要帶頭。唐素琴參加中距離，得過一次八百公尺第四名。她本來有條件跑得更好：個兒細高，腿長有彈性，跑起來動作協調，像羚羊。但她不練，勸她練練，她不，說，我沒錦標主義。直要到快開運動會了，才臨時準備一下。她更重視的是動員大家參加比賽。某某某，你個兒大，擲個鉛球吧；某某某，你腿長，跑個三千米好不好？……你要是同意，她會說對不起我已經給你報了名了。你要是不同意，她會說幹嘛不？反正你不參加比賽還得參加看，坐都坐累了，不如去活動活動；去吧去吧，我已經給你報了名了。你要是怕失敗不參加，她就說比輸了也比不敢比的人光榮，何況不一定輸；試試吧，不試白不試，我給你報了名了。

正確得可怕。我默然。她又說，現在全校都在爭當三好，第一思想好，第二學習好，你這一鬧，兩好都沒了。要是這個學期的錦旗讓別的班奪去，大家都會怪你，你好意思？我默然。意識到動彈不得，別無選擇，也就按照教的學起來：直起胳膊量比例，彎起胳膊定位置；瞇縫起眼睛看整體，瞪大眼睛看局部；注意層次比較，注意塊面分析，注意解剖透視，注意區別固有色和環境色、質量感和空氣感……並逐漸從這裡面得到樂趣。老師和同學們都為我高興，都誇我進步很快。這年的錦旗，還是我們的。程萬廉總結經驗，有好多條，其中的一條是：先進帶後進，大家齊上進。

我想來想去，別無選擇，只有說真話。

我說不用說服，聽其自然吧。說不定，他們比我們更能對付這個政權。她說，政權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的人口，文化素質又這麼差，一民主就亂，亂起來不得了。要是你當了領導，你怎麼辦？

我說，你的思想真好呀！

一天，我發現，床底下那一堆氣味難聞的髒破衣服，洗得乾乾淨淨，補得整整齊齊，疊得方方正正放在那裡，一股子肥皂和陽光的清香。一打聽，才知道是唐素琴幹的。在畫室裡遇見，我向她道謝。她說還要再替我洗。我說別別別，我自己洗。她說你要是不過意，就自己洗。又說，不會洗，我來教你。

我在正則藝專時很敬愛的呂去疾先生，到蘇州來看望他的父親，聽到這個「事件」，派人把我叫去，說，你要跟上時代，別這麼橫在裡頭，看著像個怪物！人都是公家的了，還個性個性地嚷，影響多不好！對我們也不好！你看看四邊，有像你這樣的麼！我聽了，很困惑。這些話，不像是他說的。

她回信說，我知道，我理解你，你還是那樣，你一點兒也沒有變。信寫完後，又在紙的左上角，補充了一句話：請你記著我。這句話的意思，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才明白。

說著我們轉上了大街，在一家小鋪子裡要了小籠包子和酸辣湯。默默地吃了一會兒，她問我能在南京住幾天，沒等我回答又說，希望我能多住幾天，她有許多話要同我說。我告訴她我很想和她多談談，但我已經十多年沒回家了，急於去看看爸媽，回來再來看她。她說，好的，什麼時候走？我說，我想明天走。她沒說話。往回走的路上，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她突然說，我知道你不愛我，我理解你的心情。你這樣是對的。

她寄到夾邊溝農場的信，我一封也沒收到。收到這封信，也純屬偶然：恰巧碰上好人，他們知道我，而我正好又在蘭州。否則，那麼多勞改單位那麼多犯人，哪裡找去？誰會去找？

讀著讀著，我不由自主地一陣陣顫抖。珍重寄還時，我在信上說，同死去的同伴們比較起來，我們還是幸運的。至少我們還可以讓各種體驗豐富我們的生命，從旁觀察這不可預料的歷史進程。我告訴她我已結婚，我和我的妻子李茨林兩個，都希望她做我們共同的朋友。

在蘇州上學時，我們那個班，不但是全系，也是全校的先進模範。每個學期，都要得到一面校政治部頒發的絳紅色絲絨錦旗，上書「三好集體」，全班引以為榮。得這榮譽，不是偶然，五個班幹部起了積極作用；他們個個政治覺悟高，學習成績好，朝氣蓬勃幹勁十足，是同學們的知心人。

陳陵先生說，這僅僅是開始。他要推薦我到市體委當專業運動員，受正規訓練。唐素琴反對，問我幹嘛去，我說練好身體麼。她說什麼都沒單是個身體好有什麼意思？比賽來比賽去單是比個體能有什麼意思？要比就比智慧，比創造，同愛因斯坦、達爾文比，同列賓、蘇里科夫比，比不上就別說比。你力氣再大，大不過牛，跑得再快，快不過馬。三、四十歲以後，年輕人都蓋過你了，你再同誰比？

那年暑假，反右運動開始，我們失去聯繫。兩年後，五九年，我在酒泉夾邊溝勞教農場，被押回蘭州畫畫，住在友誼賓館，仍歸公安部門管理。一天，省公安廳廳長辦公室的一個人，到友誼賓館來，交給我一封信，竟然是她的。信很短，告訴我她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現在江蘇北部的濱海農場。

第二次到唐素琴家，見到了那位醫生。魁偉、沉穩，靠得住的樣子。二十天中她家添置了不少東西，陰濕的老屋裡，點綴上許多光鮮的顏色。她和她母親換上新衣，人都精神不少。加上炊氣蒸騰魚肉飄香，炒菜鍋裡吱啦吱啦地響，原先那股子淒涼勁兒都沒了。

回到班上，唐素琴問我，想通了沒？我說，我真的不知道，究竟出了什麼事。她說，這就是說還沒想通，是吧？現在全班都在為你著急，你倒沒事人一樣。學習不是個人和-圖-書的事……我說你別說了我知道了是革命任務。她說怎麼啦不對嗎？我說我沒說不對，也不是不想學畫……她說我知道你要說這不是畫畫是照相。就算是學照相吧，多學一門手藝就多留一條活路，也好麼。現在不是你花錢學，是國家花錢培養你，你不想學也得學，幹嘛不好好學？

但是她說，她最有興趣的是數學。從小學到中學畢業，她的數學成績，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本想工作兩年，考清華理工科，但組織上根據需要，安排她來學美術，她就來了，高高興興地來了。她說，要是我不服從，組織上就會安排別人來學。許多人連這個機會還沒有呢。都說祖國的需要就是前途，確實是這樣，你說啊是呀？

有一次，她問我，聽說你每天睡覺，都不鋪褥子，睡在硬板上，是不是要學拉赫美托夫呀？我說怎麼，你還知道有個拉赫美托夫嗎？她說又沒禮貌了，你以為只有你一個人知道，啊是呀？我說，沒見你看書麼。她說，你以為別人看書，都要跑到你的眼皮子底下來看，啊是呀？我考了她一下，才知道她著實看過不少書。

想到我生命微賤，如草芥螻蟻，居然有人想著，滿天世界尋找，如此執著，百折不撓，十分感動，也十分感激。但是，她信中有幾句話，又使我十分困惑。她寫道：「……在這些困難的日子裡、你的形象一直在我的心靈中燃燒，像一朵靜止不動的火焰。」這是不容誤解的信息，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這樣的會，只開了一次。莫名其妙地，同學們又恢復了昔日的友好。

我回到高淳，才知道家中只剩下母親和二姊兩個人！相對真如夢寐，舊事說來驚心。她們收到過唐素琴的信，信上家裡人的口氣，她們一看就覺得很親。說到這次在南京見面的事，二姊說你看她處境這麼難，處理得多麼好！多麼地大家風度！你呢？你能嗎？

三年後，我在敦煌，剛結婚不久，收到她從成都寄來的一封信，和一個本子。信上說，她婚後不久，就離婚了。拉過板車，拾過煤渣，撿過垃圾，什麼苦活髒活賤活都幹過，只差沒要飯了。因為有一個堂哥在成都一家工廠當總工程師，母女二人到了成都，在工廠裡當臨時工。

她說，你說是不是麼？

這個星期日，我們同洗了一上午的衣服。我由於過分用力地揉搓，右手中指、食指和無名指的背面，都搓脫了一層油皮，紅兮兮的，滲黃水，痛了很多天。此後，我們常常和其他同學一起，擠在潮濛濛的洗衣間裡，一道洗衣服，邊洗邊說說各種事情。有一次我告訴她我很想家。我說家裡窮，沒錢，還給我寄錢，我很不安。將來掙了錢，一定要多多地給他們。她說錢你還得清，情你還得清嗎？我說情嗎，只能在心裡感激，怎麼還呀？她說你要是出息了，讓他們為你高興、為你自豪，那就還了。我說前途由組織安排，自己做不得主，怎麼個出息法呀？她說所以嘛，你要追求進步，靠攏組織，啊是呀？

正確得可怕！但我這次不聽了，決心要逃避正確，胡攪蠻纏。我說我追求的是快樂不是偉大，我說競技狀態是一種人生境界你不懂，我說體能的開發是創造也是貢獻……她笑著說，別貧了。我繼續貧，說人家把終極真理都告訴你了你還要智慧幹什麼？比智慧、比創造就是自由主義，不是說要反對自由主義嗎？她不笑了，四面看看，厲聲說，別說了。

正確得可怕。

黃昏時分，在幽暗的深巷裡走著，許多往事來到心頭。一個目光清澈明淨，羚羊般活潑美麗的女孩子的形象，伴隨著蘇州河邊樹林疏處的哥特式建築，充滿油彩氣味的畫室，水氣瀰漫的洗衣房，敞亮安靜的圖書館，清朗的陽光裡在體育場上空自由舒捲的五彩綢旗……交織成一片青春、希望、光和色的世界。

我被分配到蘭州。後來在蘭州收到她一些信，知道她的問題「搞清楚了」，被分配到常州中學教美術，帶班主任，很忙，但忙得起勁兒。她說，孩子們很可愛，也很喜歡她，她很快樂：有決心，也有信心，當好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她寫道，誰說當教師沒奔頭，孩子們的奔頭就是我的奔頭。翌年，一九五七年，她當上了「模範教師」，大會上市長授獎，戴大紅花。寄來的照片喜氣洋洋。我有時煩起來，會向她抱怨生活的單調乏味。她就會說些小我只有在大我中豐富，愛生活才能創造生活之類的話，依舊正確得可怕。

她說醫生人不壞，但同他沒話說，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她說，我寫的時候就是在跟你說話，不知道你可願意看看？看過還我好嗎？

是那種三十二開硬皮橫格的本子，字跡時而工整時而潦草，有時幾天有時幾個月一則。有一處提到「無愛的婚姻」，她寫道：……常常要想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罪與罰》中朵尼亞嫁給盧靖的那一段。其實我的情況，和朵尼亞完全不同。她必須犧牲很多寶貴的東西：她的青春、她的美麗、她的尊嚴與自由、她愛別人和被別人愛的可能性，以及為崇高事業而犧牲的機會。可我有什麼可以犧牲的呢？我的一切早已被剝奪和摧殘得一絲不剩，我早已沒有什麼可以犧牲的了……

她笑了，說，你用不著為我不痛快，一切都很好。你回家去團聚，他到我們家來，大家都高高興興過個春節，多好！

她前天還在農場，昨天剛回來。和她母親一起，張羅我吃了晚飯，洗了澡，要我馬上睡覺。說擠了四天火車，一定累壞了，有什麼話，明天再說。第二天，我們一同出去走走。她穿著一件土布的破舊棉襖，原先大概是黑色的，由於風吹日曬，肩背等處變成了灰黃色，腋下仍很黑，其他地方則介乎黑灰之間。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顯然是太過於寬大了，她解釋說，這是農場發的衣服，號碼不對。我問她那件墨綠色呢子短大衣呢？她說在農場換了吃的了。

在另一處，她寫道：從前看菲格涅爾的回憶錄《獄中二十年》，覺得很可怕，她在獄中計劃未來時，總是忘記把獄中的歲月計算在內，總以為自己出獄時還像入獄時一樣年輕、強壯、美麗。二十年後，少女已成老嫗，又見陽光，情何以堪！特別是二十年中世界也變了，她視為神聖的信念已成荒謬，她為之做出重大犧牲的事業已煙消雲散，以致她出獄後成了誰也不理解誰也不需要的多餘人，孤零零迷失在陌生的社會裡。現在看來，這算什麼！我們這些人，甚至還沒有學會從政治的角度看問題。就已經在五年中失去了她在二十年間失去的一切，結果不是不被理解、不被需要，而是被憎恨、鄙視和踐踏……

她說，你是說你做不到假裝愛我，是吧？你不覺得這樣說是侮辱了別人嗎？我說我是說我自己。她說知道你是說你自己，你這是假定，我需要別人由於憐憫我而為我犧牲。這不是太傷人心了嗎？

我問自己，我愛她嗎？回答是，愛的。但那不是男人對女人的愛，而是弟弟對姊姊的愛。當然，她很美麗。但是對於那種愛來說，美麗沒有意義。弟弟不會在乎姊姊美不美麗，兒子不會在乎母親美不美麗，學生不會在乎老師美不美麗。反過來也一樣：小耗子也可以說，我醜，但我媽愛我。

我想不出話來為自己辯護。

那時我們班上。下一個被審查的，是唐素琴。她父親是國民黨的將軍，她必須說清楚家裡的事，說來說去過不了關，人瘦了許多。鬥爭會上，臉色蒼白眼圈發青，卻清潔整齊莊肅從容。據說蔣介石給她父親送了一把軍刀，她說她不知道，沒見過，大家不信，一直開會，她一直不知道，只好算了。和她同時，我們班上受審查的，還有杜吾一、張文時、葛志遠，都沒過關。當我們按照統一分配的方案。走向各自的工作崗位的時候，和*圖*書他們四個被送到無錫一個叫做「學習班」的地方，繼續接受審查。據說，各院校各科系畢業班尚未結案的審查對象，都被集中到那裡，查清了問題，才能分配工作。

我打了個哆嗦。

我不是怪你，她說，我知道你。你還是老樣子，一點兒也沒變。你也別為我不開心，我用不著。濱海農場那個醫生還在追我，人不壞，個大，溫和，也比較正派，就是抽煙改不掉，也難怪。我可以同他結婚。他老家青島，我們回青島去，生活不成問題。

開門的正是唐素琴，我幾乎認不出她了。憔悴佝僂，顯得矮了許多。皮膚乾皺，鬆弛地下垂，頭髮焦黃稀疏，眼眶紅腫和糜爛了。睫毛有的黏在一起有的翻上去貼在肉上，以致兩眼輪廓模糊。照面的一剎那，她呆滯的目光裡並沒有流露出歡喜。只是毫無表情地把我讓進屋裡。說。路上吃苦了吧？露出一個灰暗無光、略帶綠色的銅質假牙，很大。

到教師中有人被捕、有人自殺、有人隔離審查（其中有陳陵老師）的時候，運動也在學生中展開了。我們是畢業班，沒放暑假，日夜開會。先是學習《人民日報》上關於胡風材料的按語，和社論《必須忠誠老實》，然後揭發交代問題。平時很熟悉的同學們，臉上都有了一股子說不清道不明的陌生味兒。一天，在樓道裡遇見我們班上的女同學董漢銘，她同我招呼的前半句還和往常一樣熱情，中間忽然停住，下半句沒出來，倏爾臉色變了，大聲說，你別胡說白道的好不好？說著扭頭就走了。我追上去，擋住她，說，怎麼回事？講清楚。她白我一眼，長辮子一甩，繞過我走掉了。來不及驚訝，我發現所有的同學，都變得怪怪的。遇見唐素琴，她也裝做沒看見我，低著頭看地下，加快腳步，匆匆走過。

他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慘，復出後，任南京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一九八九年春天，我到南京大學任中文系教授，和妻子浦小雨一起，拜望了這位保護我安全地度過了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風暴的老人。那時他剛離休，住在靈隱路六號。鬚髮已一色銀白，對新思潮新動態瞭如指掌，視野開闊，談笑風生。說起三十四年前舊事，記得一清二楚，還記得我賽跑得了個第一。胸中塊壘難平，偶爾也寫點舊詩，開卷蒼涼，一股子夢迴吹角連營的況味。可惜當時沒有抄錄，依稀記得的，只兩句：然否鵒為語，成虧昭鼓琴。不過這是後話，扯得太遠了。

二十年後，我到成都四川師範大學教書。和妻子小雨、女兒高林一起，到他們家作客。三室一廳的公寓住宅，收拾得舒適整齊，一塵不染。她丈夫非常熱情，自豪地指給我們看他親手打造的傢俱，又親自下廚，炒的菜非常好吃。兒子是個體戶，搞時裝設計，財源滾滾。她本人當了政協委員，銀髮耀眼，目光清澈明淨，好像又恢復了昔日的光彩。

席間說到社會上的種種，母子兩個爭論起來。兒子說她思想老朽，說完站起來走了，大皮鞋在地板上砸出一連串的響聲。她平靜地說，幾十年折騰來折騰去，什麼文化價值都折騰完了，你拿什麼去說服他們？現在的年輕人錢最要緊，他們窮得只剩下錢了。

一天，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楊鞏找我談話，說他看了那些信，認為是思想問題，不是政治問題。說他已經給肅辦打了招呼，肅辦已經撤銷了我的案子。說我很有才能，但是思想問題嚴重，不解決沒有前途。遲早要出問題。既然是追求真理，就要從實際出發，先調查研究再下結論，不可以從定義出發，先下結論再找論據；說他相信，我只要認真多讀馬列，多瞭解中國近代史，多調查研究現實狀況，一定會得到正確的結論。我那時小，狂不受教，辯駁頂撞，使他失望。多年後閱歷漸長，回想起來，才知道感激，才知道慚愧。

聽她說自殺過，我想起了信上的那句話：「請你記著我」，又打了一個哆嗦。

一九六二年左右，有一個短暫的寬鬆時期，她和我都被解除了勞動教養ｍ.ｈetuｂｏoｋ.cｏｍ.coｍ。我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她在濱海農場就業。翌年春節，我回江南探親，要在南京轉車，相約那時，到白露洲她家中看她。列車上人擠得像罐頭裡的沙丁魚，過道裡、座位底下，甚至貨架上都塞滿了人。列車誤點，變成了無點。她到下關車站接我，沒接著。幸好我以前去過她家一次，依稀記得路，自己找了去。

我說，是嗎？我有種負罪感，覺得自己自私冷酷，是個混蛋。

幾個人同時站起來，喝問是不是你寫的？你哪裡不自由了？新社會哪一點不好？……我初出蛋殼，不知道厲害，兩眼望著頂棚，嘟嘟囔囔地說，我腦子裡想什麼是我的事，別人管不著。爆發出一陣不齊聲的激動怒吼，使我十分驚訝。靜下來時，唐素琴發言，她說我們每個人，都是屬於國家的，不是屬於自己的，因此每個人都有義務接受監督，也有權利監督別人。問你想什麼，就是問你立場站在哪一邊，站在革命的一邊還是站在反革命的一邊，這是頭等大事，怎麼能說管不著。大家這是挽救你，你要放明白些，口氣很硬很冷，不像她的聲音。

那是一九六六年四月的事。不久文革爆發，我又成了階級敵人，茨林下放農村，死在那裡，再一次家破人亡。估計唐素琴也在劫難逃，這一次她已經沒有可能，像肅反運動時那樣，清潔整齊，莊肅從容，保持做人的尊嚴了。我想像，她會像所裡的女畫家們那樣。被打得披頭散髮血流滿面。我擔心，她會被打死。

參加短跑的同學很少，她就在一百公尺項下，填上了我的名字。第一次比賽，我是穿著球鞋跑的，不知道有跑鞋那種東西。跑了個第四名，被體育系系主任陳陵看中，給了我一雙釘子鞋，要我每天早上，提前一小時起來學跑，他來教我。除起跑、衝刺、變速跑以外，還要我練舉重、跨欄、單槓雙槓、跳高跳遠、負重越野等，寒暑假不許中斷。這樣一年以後，我得了一百、二百兩個第一，成績破省記錄，平全國記錄。回到看台時，全班同學的臉一個個笑得像盛開的花，唐素琴的臉更像太陽般放光。

一天，全班和往常一樣，在教室裡開會，二十七個人圍坐在課桌拼成的會議桌邊。程萬廉拿出幾張紙來念，什麼個人自由的程度是一個社會進步程度的標誌，什麼十九世紀俄國民主主義者的優點是能聯繫社會制度的根本看問題……怎麼那麼耳熟？原來那是我以前寫給中學同窗劉漢（時在華東師大上學）的信，不知怎麼，到了我校肅反辦公室。程被叫去，摘抄了一些，在同學中傳閱，已經有一些日子了，我竟然一點兒都不知道。

我那時十八歲，是班上年齡最小的一個。從小隨便慣了，自由散漫，跟不上那個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趟兒，成了班上的包袱。班幹部唐素琴負責幫助我。她比我大三歲，同我說話的口氣，就像我的姊姊。我小時候服從姊姊慣了，只要她一開口，不管說的什麼，也不管對不對，就本能地小學生般頻頻點頭。當然，是否照辦，又當別論。

時值一九五五，我們正面臨畢業分配，肅反運動來了，校園裡氣氛突變。從那些哥特式建築爬滿長春籐的雕花樓窗中，時不時傳來一陣陣可怕的吼叫和拍桌子的聲音；那是老師們在開鬥爭會，鬥爭「胡風分子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到夜晚，就有人巡邏放哨；在傘狀羅漢松的陰影下，在鐘樓圓柱後面，在樓道拐角燈照不到的地方。在校園邊界瀕臨蘇州河的古老城牆上，都有人拿著棍棒，靜靜地盯著你看，猛抬頭見了，嚇一跳。再一看都認得，是學生中的黨團員和積極分子。

我怕洗衣服，邋裡邋遢；有礙集體形象，屢教不改。團支部書記程萬廉替我申請到一筆「困難補助」，買了一件新的棉大衣給我，把我那件滿是油畫顏色的破大衣抱去，丟到垃圾桶裡去了。我很感謝，他說不謝，這是組織的關懷，你要是知道感激，就勤洗勤換衣服；我努力了一陣，但未能永遠堅持。不知不覺，新大衣又弄髒了。

我問了一些細節，感到可以放心，如釋重負，很感激那位醫生。

正確得可怕。我不覺又像小學生一般，頻頻點起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