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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什麼是農場每天的重要新聞，永遠聽者興奮講者得意。他也得意，捲好一支煙，用手指碰了碰安的臂膀，說，隊長，給。安沒回頭，從肩上接過煙，抽起來。那人又捲好一支，自己叼到嘴上，噴出一個又一個圓圓的煙圈，瞇縫著眼睛看天。

很可能揀來的骨骼裡面，就有安兆俊的。然而面對纍纍枯骨，誰又能夠區別，英雄與奴才、殉道者與市儈、老實人與騙子、這個人與那個人？即使是未來的基因考古學家，又怎麼能夠知道，哪具骨骼裡面，曾經「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更何況，早已經，沒有人想要知道這個。

天，是一大片空白。

我問他人埋在哪裡。他說埋什麼！誰還有力氣挖坑！拉出去，丟在野地裡就是了。蘭新鐵路遠著哩，望都望不見，可列車上來來往往的旅客，都聞到一陣一陣的惡臭，弄不清是哪裡來的。事情暴露後，中央說這是甘肅省委的錯誤，派了一個工作組來處理。從六〇年十二月起，開始搶救和遣返。那時候，據工作組的統計，場本部、明水分場和新添墩分場三處加起來，總共不到一千一百人了。遣返也不容易，不少人已經無家可歸，不少人被開除公職，沒個單位收留。打那時候起，到六一年十月撤銷農場，又拖了一年。聽說這一年中，又死了不少人。究竟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突然一下子，血與火的歷史都退縮到了遙遠的地平線，湮沒在遺忘的陰影中。而那些至今糾纏著我們、耗盡著我們，我們牢牢記住和竭力想要糾正的一切，也好像倏爾之間，都幻化成了一些不可闡釋的象形符號，誰也沒有興趣再來把它們弄清。

二十年後，一九七八年，右派被「平反」，恢復名譽，恢復工作，叫做「歸隊」。我趕上了這趟順風車，到蘭州大學哲學系教書。一到蘭州，就去了一趟第四初中，尋訪安的妻子劉蓉。她已在一九六五年改嫁，帶著兩個孩子，不知去向。聽說她在一九六二年曾去尋找安兆俊，到酒泉才知道，連農場都沒了。

安兆俊這個隊長倒是當下來了。管教幹部們忙不過來時，也把一些雜事交給他做。其中包括把沒收來的東西分類登記。這個工作本應由執行搜查的管教幹部在現場做。以前犯人是法院判來的，一般每次只進來一、兩個，可從容搜查登記。現在大量湧入，天天排長龍，他們只來得及把各人的東西分別裝在標名的紙袋裡，回頭再登記。這就交給他了。他看了我那本日記，沒登記。趁幫灶時，丟在灶膛裡燒了。他說，我看了特別喜歡，但是沒處放，只好燒了。你別可惜，安全第一，你說對吧？人比東西寶貴，有人就會有東西，你說對吧？

由於有這些，我才在全方位孤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歲月裡，理解了「祖國」這兩個字的涵義，感覺到m.hetubook.com.com了自己與它的聯繫，以及與歷史、與整個文化人類的聯繫。不管這聯繫是何等渺茫虛幻，甚至是想像的產物，作為軛下的奴隸，它就是全部的生存意義。

鬆了手沒放，他說，要是陳治邦問你做什麼去了，你就說認一隻手錶，那不是你的。不問你就什麼也別說。我說，他要是問我幹嘛去了那麼長的時間，我怎麼說？他說他不會那樣問的，要問你就說，時間不長呀，就行了，現在我們走吧。我沒動，說，你也要注意安全。同我素不相識，就這樣，我怕你太輕信了，容易出事。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好像是教我放心，又好像是推我快走。說，這個你別怕，我謹慎得很。走著又補充說，你別忘了，我看過你的日記。

一轉眼四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不知道他的兩個兒子，安泰和安石，現在都在哪裡？還記得自己的父親不？如果沒有意外，他們該都過了四十歲了。我深深地祝福他們！但願他們能夠知道，他們的父親，是一個值得他們自豪的、真正的人。

這以後，我沒再見到過他。

我喜歡「農場」這個詞的牧歌意味，心想到這裡就安全了。沒想到入場時要搜查行李，還搜身。那本要命的日記，也同現金、藥片、皮帶、球鞋帶、手錶、問題書籍一起，落到管教幹部手裡。從那時起我一直做惡夢。每看到一些人由於一些小事被捆起來擲在地上示眾，繩子嵌進肉裡滲出殷紅的鮮血，就想到不知哪天日記事發，會輪到自己。我想由於問題嚴重，我定會被捆得更緊，時間更長，很可能繩子切斷肌肉。再也不得恢復。久無動靜，又擔心是在暗中醞釀著更大的災禍。每晚的小隊會上，例行表態是少不掉的，每當我表態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時候，心裡總是擔心，這會和日記聯繫起來，構成欺騙罪，被加上去算總賬。

靠外面的一半當桌子使用，放著一些文具、一個鬧鐘、一些紙袋子和一塊玻璃板，很整齊。玻璃板下面壓著幾張表格，和一張四寸照片，照片上是一個女人和兩個男孩。他介紹說，老伴叫劉蓉，在蘭州第四初中當校醫。大兒子五歲，叫安泰。小兒子安石，現在兩歲了。問我喝水不，讓在炕沿沿上（桌子邊上）坐下。他語音壓得很低，但是大開著房門。

有人在後面叫我的名字，我一驚，猛回頭，是我們的大隊長陳治邦，旁邊站著那個領唱國歌的人。他向陳點了點頭，給我說，你跟我來。

我們剛坐下，慶祝大會就開始了。有個人上台領唱國歌，復又全體起立。那人衣服上滿是補丁，顯然也是犯人。但清潔整齊，頗精神。約莫四十來歲，高個子，蒼白瘦削，脖子細長，喉結突出，額頭寬闊，下巴結實，狹長無肉的臉上，小半是絡腮鬍子。他面對全場，神色冷峻，一動不動地站了一會兒，才張開兩臂開唱。略帶嘶啞的男低音，意想不到的深沉渾厚。

他說，不知道是怎麼想的，那個天天死人的當兒，領導上還要再搞一個分場，把一千多人送到高台縣明水鄉開荒。夾邊溝這邊，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勞動量翻了一番，配給的口糧，卻少了將近一半。原先規定一天十二市兩，這會兒只有七市兩了，實際上吃到的還不夠這個數。那還幹什麼活！幹部們也不管事了，秋作物還沒有收上場，都由著你躺在炕上。掩埋組的人天天拉著板車大院裡轉一圈。哪個和圖書號子裡死了人，拉出來放在門邊，他們就撿走了。後來板車不濟事了，改用了大馬車。

但是，將近一年的時間過去了，毫無異常。猜不出原因，一直納悶兒。這次才知道，他們原來是在看我表演。我想貓玩老鼠就是這樣，時間越長越有趣。恐懼是活東西，在脆弱而又孤獨的靈魂中，它會生長，會變出各種花樣。一時間我覺得，好像腳下的土地在往下沉。別說是外面的形勢，周圍這些捉虱子縫鈕扣打瞌睡的人們，也都像是另一個世界的幻影了。想起了父親、母親、姊姊和妹妹，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我擔心，再也見不著他們了。

我唯唯，也站起來。他又指了指炕角落上那捆《工地快報》，說，那個，你時常看見吧，別看它廢紙一張，將來都是第一手歷史資料，珍貴得不得了。我一直留心收集，一張都沒有少掉。著眼於將來，現在就有了意義。你說對吧？本來沒路的地方，一走就有了路，你說對吧？好，今天沒時間多談了，很遺憾沒能聽你談談。一會兒報告就要開始，我們得回去了。說著他伸出手來，同我握手，握得特有力，特緊，特久，微微抖動。我感到一股強烈的熱流，從那手上傳遍我全身。

不知何時，午休開始了。嗡嗡的人聲響成一片。起來小便的人很多，隊與隊之間的空檔裡人來人往川流不息，帶起來的灰塵和劣質捲煙混成濁霧籠罩全場。午餐「改善生活」，吃糖包子，喝小米稀飯。是農場稀有的美食，從未有過。我雖極度飢餓，也沒吃出味道。

我們到達時，大牆外面臨時搭成的司令台前。已經席地坐著一大片人。灰糊糊的，就像是拾荒者晾曬著的一地破爛。管教幹部們都穿著深藍色鑲細紅線的公安制服（平時不大穿），在四邊走來走去。大牆上插著幾面五星紅旗，在淡日下迎風飄揚。牆下的司令台上，掛著個毛澤東像。一邊是黨旗、一邊是國旗，他在中間微笑。

一九六一年夏天，甘肅省勞改局從紅山根磚瓦窯抽調了一批人，到我們農場來協助夏收。其中有一個夾邊溝的倖存者，叫劉文漢，以前是解放軍，到朝鮮打過仗，受過傷，立過功，轉業到公安廳。五七年響應黨的號召，大鳴大放，批評肅反運動是「打虎的鞭子打在羊身上」。因此被劃為右派，送到夾邊溝勞教。從他那兒，我知道安兆俊已經死了。

我說剛才劉場長的報告，正把我嚇得不行。他說現在你可以安心了。那是心理戰，隨時都會有，一不冷靜就會輸。有時候我就擔心，哪天你給唬住了，沉不住氣，自己去坦白，檢討運動中隱藏日記的錯誤，我就麻煩大了。每次陳治邦來開會，我都要摸摸那邊的底，後來就放心了。我問，他說我什麼了？他說，他從來沒有提到過你，這就夠了。陳治邦這個人不壞，他是公安出身，知道立功不能贖罪，所以也沒有害人之心。現在怕的，是那種想要立功贖罪的人。那種人愛攀談，但自己不說什麼。光想聽你說，見了要小心。

一聽就知道，那是安兆俊。我一骨碌坐了起來。遠處坡地上，停著一輛馬車，車旁橫七豎八躺著坐著許多人，大家喝完了車子捎來的那桶水，就在那裡隨地息下了。我走過去，看見背向人群，支起上半身，側躺在斜坡上。再走近些，從側面，看見他眼睛裡汪著淚水，鬍子閃閃發光。好在是革命歌曲，沒人多心，都只當風過耳邊和-圖-書。

「勞動教養」這個詞，以及它所指謂的事物，是一九五七年的新生事物，歷史上從未有過（以前只有「勞動改造」一詞）。進來以前，沒人知道勞教農場是個什麼樣子。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帶來了許多事後看起來非常可笑的東西：二胡、手風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啞鈴、拉力器……等等之類，畫家畢可甚至帶來了畫箱畫架和一大卷油畫布，重得揹不動。有些東西（例如照相機、望遠鏡、書籍、畫冊等等），進門時被沒收了。沒有被沒收的，持有者生前是個累贅，死後都成了後死者們生火取暖的材料。

我帶來了一堆書，還有一本日記，是反右運動中隱瞞未交的。裡面都是那種懵懂年齡裡一個自由愛好者一閃一現的小感想。諸如「一個社會裡個人自由的程度，是這個社會進步程度的標誌」，或者「我的世界是這麼大，這麼千山萬水無窮無盡；我的世界又這麼小，這麼咫尺千里寸步難行」之類。毫無操作意義，本身微不足道。但要是被別人拿到，後果卻十分嚴重。在那右派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年代，沒人代為保管，又不甘心銷毀，只有帶在身上，終於一直帶到農場來了。

看見我，他用食指碰了一下嘴唇，示意別說什麼。拍了拍地面，讓我在他旁邊坐下。把一隻手放在我的手上。我們就這樣，默默地坐了一會兒，一動不動。天大地大，沒一絲風，沒一點兒綠色，沒一點兒聲音。西斜的秋陽照著橫七豎八、靜靜地一動不動的人群，像照著許多沒有生命、被風吹散的破布垃圾。灰淡灰淡的地平線，長而直。剎那間，有一種被活埋了的感覺掠過心頭，也想唱點兒歌，但我沒唱。

開工的哨子響了，安同我握了一下子。仍然那麼緊，那麼有力，那麼微微地抖動。我再次感到，一股子強烈的熱流，從那手上，傳遍我的全身。

我問他安兆俊在哪裡，明水還是夾邊溝？他說在夾邊溝。要是在明水，死得更快。他說，那傢伙迂得很，已經不行了，還要天天擦臉梳頭。沾一點兒杯子裡喝的開水，就這麼擦。分飯的時候別人都到手就下了肚子，他還要找個地方坐下來吃。不管是什麼湯湯水水，都一勺一勺吃得人模人樣。別人都躺在炕上，他不到天黑不上炕，在門外邊地上鋪一塊東西，背靠牆坐著看天。有時候還要唱點兒歌，咿咿唔唔的，不知道唱的什麼。他就是這麼坐著死的。

他是歷史學家，叫安兆俊，原先在民族學院研究新疆史，是夾邊溝監獄改為勞教農場後第一批關進來的右派分子之一，當了農業隊第一大隊的大隊長。在勞改隊和勞教隊裡，用犯人來管理犯人是很普遍的事。我們基建隊四個大隊的大隊長全是勞教分子。但都當得不長。我曾在工地上看見，第三大隊的大隊長上官錦文因為說錯了一句話，被管教幹部當場撤職，下令捆起來，擲在地上。

留下來的，只有我這一星半點在烈風中飄零四散的記憶：他的保護、他的話語、他的握手、他的冷峻的側影、炎熱的眼淚，和寂寞的歌，還有他的《工地快報》——那個意義的追尋，那種向絕對零度挑戰的意志。

這是國歌的歌詞，來自抗日戰爭時的《義勇軍進行曲》。此時此地聽到，有種荒謬之感。唱著他兩手往上一揚，全場就跟著唱起來了。他打拍子指揮，動作幅度很大，全身都在動，眼睛發亮，長頭髮一聳一聳的，很投入。下面三和*圖*書千多人，又乏又餓，有氣無力。各唱各的，聲音不齊。看著聽著，也都怪怪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初，我被兩個省公安廳來的警察，帶離了夾邊溝。到蘭州為「建國十年成就展覽」作畫。完了還得再回來。但這一年期間，夾邊溝農場因死人太多，已經面臨關閉。無「家」可歸的我，被送到了另一個農場——靖遠夾河灘勞改農場。

我跟著他穿過人群，進入有鐵門的大牆。院子裡一排排開著門的號子，空無一人。每一排開頭的傘牆上，都貼著各隊慶祝國慶、歌頌新中國的牆報，爭嬌鬥艷，花裡胡哨。他領著我匆匆走過，進入號子中的一間。同別的號子一樣，十幾平方公尺的面積，大半都是土炕。但別的號子炕上都擠著十幾個舖位，這間炕上只有一副被褥。其餘空舖位上糊著舊報紙，不見土面，很乾淨。靠裡面的一半，放著碗筷面盆暖瓶衣服包裹之類，還有尺來厚一摞子我們農場右派們編的《工地快報》，疊得整整齊齊，捆得嚴嚴實實。這東西新添墩也有，每天一張，發到各小隊，是大家做捲煙紙和手紙的材料，除了最新的，全都消失了。

他是來拉穀子的。穀子離地，如不及時拉走，就會被風吹走。他的搭檔睡在車上，打了個哈欠，下來蹲到我們旁邊，從口袋裡掏出煙袋和兩張小紙片，開始捲煙。一面說，聽說今天晚上吃蕎麥麵糊糊，加洋芋。

我腦子裡轟地一下，響起了無數蟬鳴，完全清醒了。

一九八二年，我回到蘭州大學。有一天，系上的同事、教中國哲學史的楊梓彬（也是歸隊右派，見《楊梓彬》）氣沖沖跑來，說他要抗議，抗議甘肅省委批准蘭州醫學院到夾邊溝挖掘完整人骨，做實驗和教學用具。那件事本來是嚴格保密的，但醫學院的辦貨人事先答應附近的農民按計件工資付酬，後來發現不用挖掘，只在農場大門遺跡前面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撿了一天就夠數了，覺得太虧，要求修正合約，改為按勞付酬，農民說他賴賬。他說農民騙錢。雙方一衝突，秘密就公開了，這才傳到了老楊的耳朵裡面。但是，抗議發動不起來。這樣的事情，沒人覺得有趣。

一九七八年年底，我被借調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在那裡三年，正碰上群眾進京上訴上訪的高潮。來自全國各地的冤假錯案受害者，擠滿車站，露宿街頭，在國務院、公安部、和其他各部委「群眾來信來訪辦公室」棋盤一般狹小的窗口下面排著長龍過夜，希望能求得一點兒公平和正義。其中有一個夾邊溝的倖存者，叫詹慶元。原先是蘭州新華印刷廠的工人，戴的是「壞分子」帽子。五七年反右時，有一條黨的政策：工人中有右派言論者不叫右派分子，叫「壞分子」（因為工人階級是革命階級，理論上應無右派），他屬於這一類。但是壞分子的帽子，不單是為工人中的右派而設，社會上有男女作風問題的、不聽調度的、打架鬧事的、小偷小摸的，都叫壞分子。右派平反的時候，壞分子並不平反，這樣他就虧了。在當地求告無門，到北京來尋求公正。

接著劉場長訓話。他說，你們進來才一年，外面就實現了大躍進，提前進入了共產主義時代。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全國上下破私立公，全民煉鋼全民皆兵，一天幹十幾二十個小https://m.hetubook.com.com時，創造了一畝地產萬斤糧。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奇蹟……全都聞所未聞。環顧四周，有人在捉虱子，有人在縫鈕扣，有人在閉目養神。大有「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的境界。

那天正打盹兒的時候，忽然聽見唱歌，是《國際歌》。聲音低沉渾厚，一如熱風貼著地面，徐緩而又執拗地行進：

國慶後，分場派我們基建第四大隊協助農業隊秋收。各小隊分在不同的地段，收完一片地，把成捆的穀子背到路邊，等候農業隊的馬車來拉，再轉移到下一片地。路都是現開的，把地埂上撥開一個豁口，把溝渠填平，讓車子能趕過來，地就成了路。穀子拉走後，再把它復原，路又成了地。土質鬆軟，收成無多，這些都很容易，比平時挖排鹼溝要輕鬆多了。但是起早摸黑，加上餓，也還是很累。息晌的哨子一響，人們都就地坐下，打起盹兒來。

我唯唯。他說怎麼樣？熬得下來麼？我說還可以。他說，我看你的日記，思想感覺多些，閱歷經驗很少，還是個小孩子麼。我說我二十二歲了。他說是麼，我比你大一倍呢，真擔心你的承受能力。處境越是絕望，人也越容易沮喪。特別是我們這種，都是些孤獨的個人，沒有個組織的支持，沒有個輿論的聲援，也沒有個社會的同情，這種人最容易沮喪。我們這裡，名演員偷別人的饅頭，大音樂家涎著臉乞求一丁點兒施捨，在外國拿了兩個博士學位回來的學者，為搶著刮桶，打架不要命，這樣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於自打耳光、告小狀、一年到頭不洗臉不梳頭不補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這都是精神崩潰的表現。現在死掉的人越來越多，我想除了餓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潰，也是一個原因。你還年輕，一定要堅強些，再堅強些，要學會經得起摔打。這個，誰也幫不上忙，全靠你自己了。說著他瞟了一下鬧鐘，站起來，說，回去了好自為之。記住，不光是要活下去，還要活出意義來。

突然有幾句話，像錐子似地鑽進了耳朵：……個別人狗膽包天，竟敢記秘密日記……沒有馬上治你，是為了給你一個主動坦白的機會……你不坦白，就看你表演……

接下來劉場長說，我們農場的形勢，也是一派大好。原先，抗拒改造的佔百分之幾，有牴觸情緒的佔百分之幾，願意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佔百分之幾。愛場如家願意以場為家的佔百分之幾。現在，在黨的勞教政策的感召之下，局面有了根本的改變。各佔百分之幾，都有具體數字，還有小數點……漸漸地我也開始打起盹兒來了。

這些沒有墳墓的森森白骨，曾被人們忘記得一乾二淨，在荒原上風吹日曬草纏沙擁。由於有用處，這才被想起。於是乎公文飛馳，藥水浸泡，教鞭戳指，動物標本一般任憑撥弄。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我們新添墩分場四個大隊全體人犯，天不亮起來，摸黑吃飯，帶著碗筷，沿著新築的車路，拖拖迷迷走了兩、三個鐘頭，到達場本部所在地夾邊溝，參加慶祝國慶大會。

不料尋到的，仍然是官僚機構的銅牆鐵壁。他的申訴材料，仍然被轉回到原單位處理。聽說我在社科院，來找我商量個辦法。在樓下總布胡同的一家小飯館裡，我們談了很久。他離開夾邊溝較晚，是被工作組遣返的。他說開頭死人都丟得很遠，後來越丟越近，最後死的那批人，包括安兆俊在內，就都丟在場部大門前面二百公尺處第一道沙梁的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