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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搬家。可憐小雨，身體不好，跟著我窮折騰。

冬天到來的時候，我們還是回了南大。路上繞道北京，看望小雨的母親時，一位我所敬重的詩人約我們和王若水夫婦一同到他家吃飯。談起南大的事，教我別看簡單了。他聽知情人、一位楊姓翻譯家的妹妹說，南大很複雜，到底會怎樣很難說，多一個思想準備比較好。我說那邊的幾個頭兒都是自己人，起碼有什麼事，不會被蒙在鼓裡。是他們一再要求我去的，總會有個底線。詩人說，但願是那樣吧。

小雨說，我也是。

初到南大，熱鬧了一陣。分到房子前，住在校招待所。校長曲欽岳先生盛宴接風，幾位副校長和中文系正副主任也都來了。除董健先生和許志英先生以外，都是第一次見面。話題輕鬆。坐在我旁邊的人事副校長許庭官先生說，長江的魚，以鰣魚為最名貴。一斤要一百二十多元，還買不到。其次是刀魚，再其次是扁魚。我小時候愛吃鱖魚，問他鱖魚算第幾等。他說鱖魚嘛，只能算是大路貨啦。

非常時期，最見人心。小雨獨自一人，身體又極單薄，大災難中得到很多幫助。在南京，得以把緊要材料，鎖進中文系辦公室保險櫃裡。到成都，得以重回川師大藝術系教課，並住進依然空置的雨舍舊居……所有這些方便，都來自珍貴的情誼。她在北京的母親，每天給她寫一封長信，更是她極需的精神支持……雨舍近鄰廖加寧、吳麗君夫婦，對她關心幫助無微不至，我們感念至今。當然，老熟人躲著走的更多。「上面」也一直沒有批准小雨探監m.hetubook.com.com的要求。我一出獄，她就病倒了，幾乎死去。經空軍醫院幾度搶救，終於脫險，但康復緩慢。

南大在市中心，四面都是大街。屋在一棟新蓋的家屬樓裡，三室一廳，窗臨小巷，對面是樓。憑窗下看，行人熙攘。抬頭是無數曬著或沒曬著衣服的竹竿，搭在兩樓之間堆滿雜物的陽台上。「十里長街市井連」，是我最怕的那種環境。但生活、工作都很方便。南京住房緊張，南大尤甚。許多老師排隊多年，還在等。新來乍到能有此屋，已是極大的照顧，還能再說什麼？

這期間，趙憲章、許志英、董健來了不少信。南大監委主任歐磊和中文系總支書記朱家維兩位，兩次到成都看我。據說對於我的「問題」，國家教委比公安部門更「左」。在一次「全國高校政治思想工作會議」上，李鐵映講話，說像高爾泰那樣的人，還幾個學校爭著要，說明高校的思想工作，已混亂到何等地步。副主任何東昌當場命令南大黨委書記韓星臣趕走我。南大在同警方聯繫以後，寫了一份材料上報教委，說高爾泰並未犯法，而且工作需要，沒有不用的理由。教委不理。後來韓書記、曲校長一行北上，見了何東昌。何態度粗暴，打斷他們的陳述，說：那也不行！

附近的鼓樓商場，可以買到上好的綠茶，和極新鮮的椰絲麵包。我和小雨常常在黃昏時分，頂風冒雪，買點兒回來享受一下。那種燒水泡茶關門聽雨的感覺，後來竟常常懷念。

接下來是中文系一些老師的家宴，卻之不恭，受之有愧。特別是一位教蘇聯美學的凌姓教師的家宴，那份熱情，那份豐https://m.hetubook.com.com盛，真使我汗顏。

暑假裡，把孩子送到高淳姊姊家，和小雨兩個，吃食堂，開地鋪，起早摸黑收拾。南京夏天很熱，尚未通水電的新屋，像烤箱。我們安了爐灶，裝了淋浴器。買了木料，請木匠打了全套傢俱。根據房子的結構，自己設計書架，與牆同高同寬，成了房子的一部分。自己油漆，滿身砂紙打下的漆灰，順著汗淌，如同泥漿。那個苦呀，回頭後怕。

艱難時世，有這麼一句，也就夠了。

去中文系報到，許志英說，坐了那麼多天火車，先在家休息休息。

我笑笑，沒說什麼，等著通知收回住房。但是那次沒說。幾天後，趙憲章來，說，這些傢俱，都是現打的，出不了門，系裡可以幫你賣，請你說個價錢。我說，你們看著辦吧。

從一九八九年九月九日，到一九九〇年春節前夕，我在牢裡關了一百三十八天。之前的「收審證」上，寫著「反革命宣傳煽動」七個字。之後的「釋放證」上，寫著「審查完畢予以釋放」八個字。整個事件，莫名其妙。

李說，我沒什麼，我只怕那邊的保證靠不住，結果麻煩大了的不是他們，而是你們。

南大中文系柳副主任來訪，說，許志英老師讓我來看望你們，請你們一定要回南大。南大有自己的人事權，不必教委批准。我們會堅持到底，讓你一定放心。許老師怕的，是你自己動搖了，不來了，那就麻煩大了。早就聽說，許志英原先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文革時兩派鬥爭，他是一派的軍師，以料事如神著稱。果然料事如神，知道我想和_圖_書不去了。不去有何麻煩，我不知道。但是話說到這份兒上，不去就不仗義了。而且，還得再搬家。想想還是去吧。辜負了李奇明先生的好意，感到十分抱歉。

歐磊先生和朱家維先生聽說我們要走，一同來看我們。進門就說，對不起，對不起，這種事情，真是太對不起了。

我說，終於回來了，卻沒有到家的感覺。

我們聽了，很感動：南大終於有人，說了這麼一句。

據說雪天易晴。這次竟一連下了十幾天。有時大風大雪，白茫茫一片，有時又變成雨，把積雪化為泥水。我從前的老師、年近八十的許汝祉先生頂風冒雪，步行來看我們，使我們惶恐之至。和小雨送他回家時，巷道裡迎面來了一輛自行車。連忙收傘靠邊，貼牆而站。到跟前才看清，是上次宴席上十分健談的人事副校長。呼啦一下子就過去了，車轂轆濺起一片水花。

但是，還沒來得及在家裡做一頓飯吃，我突然被抓進了監獄（見《鐵窗百日》）。警察搜查屋裡，翻得一塌糊塗。後來我被押解成都。小雨為便於探監，從南京趕到成都，這房子就沒人住了。

暫時沒事做。讓我來，是要設立文藝美學博士點。設點有許多條件，除了所謂「學術帶頭人」、所謂「博導」的個人條件，還有學校整體的條件，教學班子裡每個人的條件。要添一大堆申報表，技術繁瑣，我都不懂。這些事，系裡都做了。我除了在填好的表上簽字，就是收拾分配給我的屋子。

十幾天後，中文系來了一輛轎車。許志英和_圖_書、趙憲章、系辦公室主任三個人請我們吃飯。席上，從秦淮河的污染，夫子廟的重建，說到寧海路自由市場能買到什麼魚什麼菜之類，直到杯盤狼藉，我以為他們要下一次再說的時候，許志英提到了「國家教委那個事情」，說，「我們一直頂著，現在看來，怎麼也頂不住了。只能等幾年以後，形勢好轉了，再接你們回來。」

想去拜訪一下那位翻譯家的妹妹，瞭解一下情況。再一想已無必要：反正是要走的，一走，就什麼複雜都沒了，何必多此一舉。

沒有開燈，靜靜地坐了一會兒。

到南京，正雨雪霏霏。公共汽車都濕漉漉的。無數微明的雨傘，在黃昏的街燈下游移碰撞。小巷依舊，樓道上沒遇見一個人。屋裡到處是灰土。空氣陰冷，被褥潮濕，雨夾雪打在窗玻璃上，沙沙地響。對面樓照進來的燈光，在牆頭地面和天花板上，交織著一些菱形光斑。

回來十幾天了，上次常來看望的幾個負責人，一個都沒來。連趙憲章都沒來過。那位教蘇聯美學的凌姓教師倒是來了。進門沒說話，點了個頭，就逕自穿過客廳，進入這個房間那個房間，上下四邊看。我很驚訝，問他想幹什麼。他解釋說，是來看房子的，此外無話。同時，我們寄存在系上一位同事家的一卷畫，取回來後，發現少了好幾幅……看來所有這些，都不是偶然的。從上次柳副主任去成都，至今已七個多月。這期間肯定發生了什麼，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記得從前在西北，有一次到酒泉鋼鐵廠位在戈壁灘上的工人住宅區去。一排排蜂窩般密集的低矮土屋，蒙著冰雪塵沙，遠望與戈壁同色，彷彿溶解在浩瀚無邊的荒寒死寂中和_圖_書。但走進小屋裡面，家家畫報糊牆爐火通紅，盆栽花草欣欣向榮五彩繽紛。一牆之隔兩個世界，進門如同夢幻。不由得為渺小生命抗拒宇宙洪荒的大勇，和人為了活得稍微像個人樣而不顧一切的固執所震撼。現在我發現，酒鋼工人們的那份勇敢和固執，我們也有。

白天來訪者多，沒處坐，站著說話。系裡很關心，幫了不少忙。董健家在隔壁，許志英也住得很近，常來問問需要什麼。特別是趙憲章，三天兩頭跑，送這送那。有一次他給辦了個煤氣本，拉來一罐煤氣，特沉重，扛著爬上三樓，累得直喘。我們過意不去，想將來給他送一幅好畫，表示我們的感謝。到新學期開學的時候，基本上收拾就緒。放下窗簾，不看外面的醜陋，小環境也還可以。

我的辦案警察中，有位李奇明先生，出獄後成了朋友，勸我留在成都。說，你留在成都，有什麼困難，我們可以幫得上忙。要看病，可以幫找好醫院、好醫生。女兒的工作，也可以幫安排得好些。那段日子，我和小雨都在畫畫。他說你們要是想專門畫畫，也可以調到畫院。這當然比到南大要好。起碼可以脫離教委的控制。原以為京畿沿海一帶比較開放，安全系數大些。既然不是那樣，我想不如留下。

捉放一場，如同兒戲。但生活的根基，已經連根拔起。我們準備走路。先回四川，再想辦法。幾個青年教師都反對就這樣走掉，說起碼得要求賠償損失。當時民告官是一種時尚，法院雖不會受理，但可以擴大影響。我草擬了個控告國家教委的訴狀，愈寫愈覺得沒意思，像政治表演。四十年來家國，多少血淚消磨。還來算這麼點兒小賬，豈不是自我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