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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提倡大膽的假設的同時，必須大力提倡小心的求證。一個人的假設，決不會一提出來就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有一個隨時修改的過程。我們都有這樣一個經驗：在想到一個假設時，自己往往詫為「神來之筆」，是「天才火花」的閃爍，而狂歡不已。可是這一切都並不是完全可靠的。假設能不能成立，完全依靠求證。求證要小心，要客觀，決不允許厭煩，更不允許馬虎。要從多層次、多角度上來求證，從而考驗自己的假設是否正確，或者正確到什麼程度，哪一部分正確，哪一部分又不正確。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實事求是，容不得絲毫私心雜念，一以證據為準。證據否定掉的，不管當時顯得多麼神奇，多麼動人，都必須毅然毫不吝惜地加以揚棄。部分不正確的，揚棄部分。全部不正確的，揚棄全部。事關學術良心，決不能含糊。可惜到現在還有某一些人，為了維護自己「奇妙」的假設，不惜歪曲證據，剪裁證據。對自己的假設有用的材料，他就用；沒有用的、不利的，他就視而不見，或者見而掩蓋。這都是「缺德」（史德也）的行為，我期期以為不可。至於剽竊別人的看法或者資料，而不加以說明，那是小偷行為，斯下矣。

我想順便談一談材料有用無用的問題。嚴格講起來，天下沒有無用的材料，問題是對誰來說，在什麼時候說。就是對同一個人，也有個時機問題。大概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只要你腦海裡有某一個問題，一切資料，書本上的、考古發掘的、社會調查的等等，都能對你有用。搜集這樣的資料也並不困難，有時候資料簡直是自己躍入你的眼中。反之，如果你腦海裡沒有這個問題，則所有這樣的資料對你都是無用的。但是，一個人腦海裡思考什麼問題，什麼時候思考什麼問題，有時候自己也掌握不了。一個人一生中不知要思考多少問題。當你思考甲問題時，乙問題的資料對你沒有用。可是說不定什麼時候你會思考起乙問題來。你可能回憶起以前看書時曾碰到過這方面的資料，現在再想去查找，可就「雲深不知處」了。這樣的經驗我一生不知碰到多少次了，想別人也必然相同。

一九二九年，我轉入新成立的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學習了一年，這在我一生中是一個重要的階段。特別是國文方面，這裡有幾個全國聞名的作家：胡也頻、董秋芳、夏萊蒂、董每戡等等。前兩位是我的業師。胡先生不遺餘力地宣傳現代文藝，也就是普羅文學。我也迷離模糊，讀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我曾寫過一篇《現代文藝的使命》，大概是東抄西抄，勉強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籌辦的雜誌上發表。不幸他被國民黨反動派通緝，倉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難。我的普羅文學夢也隨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時改用白話寫作文，大得董先生讚揚，認為我同王聯榜是「全校之冠」。這當然給了我極大的鼓勵。我之所以五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我的留學生活，也可以說是我的整個學生生活就這樣結束了。這一年我三十五歲。

我現在想談一點關於進行科學研究指導方針的想法。六七十年前胡適先生提出來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認為是不刊之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針。古今中外，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概莫能外。在那一段教條主義猖獗、形而上學飛揚跋扈的時期內，這個方針曾受到多年連續不斷的批判。我當時就百思不得其解。試問哪一個學者能離開假設與求證呢？所謂大膽，就是不為過去的先入之見所限，不為權威所囿，能夠放開眼光，敞開胸懷，獨具隻眼，另闢路徑，提出自己的假設，甚至胡思亂想，想入非非，亦無不可。如果連這一點膽量都不敢有，那只有循規蹈矩，墨守成法，鼠目寸光，拾人牙慧，個人決不會有創造，學術決不會進步。這一點難道還不明白，還要進行煩瑣的論證嗎？

六歲以前，我有一個老師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我些什麼，現在完全忘掉了，大概只不過幾個字罷了。六歲離家，到濟南去投奔叔父。他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逃到濟南去謀生的，經過不知多少艱難險阻，終於立定了腳跟。從那時起，我才算開始上學。曾在私塾裡念過一些時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四書》之類。以後接著上小學。轉學的時候，因為認識一個「騾」字，老師垂青，從高小開始念起。

我在哥廷根待了整整十個年頭。一九四五年秋冬之交，我離開這裡到瑞士去，住了將近半年。一九四六年春末，取道法國、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別離將近十一年的祖國。

我在新育小學考過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學生，也不怎樣努力念書。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來談一談：我開始學英語。當時正規小學並沒有英語課。我學英語是利用業餘時間，上課是在晚上。學的時間不長，只不過學了一點語法、一些單詞而已。我當時有一個怪問題：「有」和「是」都沒有「動」的意思，為什麼叫「動詞」呢？後來才逐漸瞭解到，這只不過是一個譯名不妥的問題。

在所有的課程中，我受益最大的https://ｗww.hｅtｕｂoｏk•ｃom.ｃom不是正課，而是一門選修課：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和一門旁聽課：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兩門課對我以後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可以說是一直影響到現在。我搞一點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顯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則同陳先生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我的專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內，共有三個教授授課，兩位德國人，一位中國人。儘管我對這些老師都懷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說，他們授課相當馬虎。四年之內，在課堂上，中國老師只說漢語，德國老師只說英語，從來不用德語講課。結果是，學了四年德文，我們只能看書，而不能聽和說。我的學士論文是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指導教授是Ecke（艾克）。

從一九三七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學漢學系講師。這個系設在一座大樓的二層上，幾乎沒有人到這座大樓來，因此非常清靜。系的圖書室規模相當大，在歐洲頗有一些名氣。許多著名的漢學家到這裡來看書，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國的Arthur Waley等。我在這裡也讀了不少的中國書，特別是筆記小說以及佛教大藏經。擴大了我在這方面的知識面。

以上是我最近十年來生活的綜述，也可以算是「自傳」吧。

在這裡，雖然已經沒有經學課程，國文課本也以白話為主。我自己卻沒有放鬆對中國舊籍的鑽研。我閱讀的範圍仍然很廣，方面仍然很雜。陶淵明、杜甫、李白、王維、李義山、李後主、蘇軾、陸遊、姜白石等等詩人、詞人的作品，我都讀了不少。這對我以後的工作起了積極的影響。

我體會，一些報刊之所以要我寫自傳的原因，是想讓我寫點什麼治學經驗之類的東西。那麼，在長達六十年的學習和科研活動中，我究竟有些什麼經驗可談呢？粗粗一想，好像很多；仔細考慮，無影無蹤。總之是卑之無甚高論。不管好壞，鴛鴦我總算繡了一些。至於金針則確乎沒有，至多是銅針、鐵針而已。

我記得，魯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講了一個笑話：一個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聲吆喝，叫賣治臭蟲的妙方。有人出錢買了一個紙卷，層層用紙嚴密裹住。打開一看，妙方只有兩個字：勤捉。你說它不對嗎？不行，它是完全對的。但是說了等於不說。我的經驗壓縮成兩個字是勤奮。再多說兩句就是：爭分奪秒，念念不忘。靈感這東西不能說沒有，但是，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勤奮出靈感。

那麼怎麼辦呢？最好腦海裡思考問題，不要單打一，同時要思考幾個，而且要念念不忘，永遠不讓自己的腦子停擺，永遠在思考著什麼。這樣一來，你搜集面就會大得多，漏網之魚也就少得多。材料當然也就積累得多，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一旦用起來，你就左右逢源了。

初中畢業以後，在正誼念了半年高中。一九二六年轉入新成立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山東大學的校長是前清狀元、當時的教育廳長王壽彭。他提倡讀經。在高中教讀經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進士，一位綽號「大清國」，是一個頑固的遺老。兩位老師的姓名我都忘記了，只記住了綽號。他們上課，都不帶課本，教《書經》和《易經》，都背得滾瓜爛熟，連註疏都在內，據說還能倒背。教國文的老師是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後來到山東大學去當講師了。他對我的影響極大。記得第一篇作文題目是《讀〈徐文長傳〉書後》。完全出我意料，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讚揚，批語是「亦簡勁，亦暢達」。我在吃驚之餘，對古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弄到了《韓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歐陽修、三蘇等的文集，想認真鑽研一番。談到英文，由於有尚實英文學社的底子，別的同學很難同我競爭。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學了德文。

在正誼中學學習期間，我也並不努力，成績徘徊在甲等後幾名、乙等前幾名之間，屬於上中水平。我們的學校瀕臨大明湖，風景絕美。一下課，我就跑到校後湖畔去釣蝦、釣蛤蟆，不知用功為何物。但是，叔父卻對我期望極大，要求極嚴。他自己親自給我講課，選了一本《課侄選文》，大都是些理學的文章。他並沒有受過什麼系統教育，但是他絕頂聰明，完全靠自學，經史子集都讀了不少，能詩，善書，還能刻圖章。他沒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託在我身上。他嚴而慈，對我影響極大。我今天勉強學得了一些東西，都出於他之賜，我永遠不會忘掉。根據他的要求，我在正誼下課以後，參加了一個古文學習班，讀了《左傳》、《戰國策》、《史記》等書，當然對老師另給報酬。晚上，又要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十點才回家。這樣的日子，大概過了八年。我當時並沒有感覺到有什麼負擔；但也不瞭解其深遠意義，依然頑皮如故，摸魚釣蝦而已。現在回想起來，我今天這一點不管多麼單薄的基礎不是那時打下的嗎？

由於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學期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因此受到了王狀元的嘉獎。他親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獎給我。這當然更出我意料。我從此才有意識地努力學習。要追究動機，那並不堂皇。無非是想保持自ｈtｔｐs://ｍ.ｈｅｔubooｋ•cｏｍ•ｃｏm己的面子，決不能從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學習三年中，六次考試，考了六個甲等第一名，成了「六連貫」，自己的虛榮心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在學術工作方面，有人說，我對自己太殘酷。已經到了望九之年，雖然大體上說來，我的身體還算是硬朗的，但是眼睛和耳朵都已不太靈光，走路有點「飄」；可我仍然是不明即起，亮起了朗潤園裡的第一盞燈，伏案讀寫，孜孜不倦。難道我不知道，到圓明園或頤和園去溜彎，再遠一點，到香山去爬山，不比現在這樣更輕鬆愉快嗎？難道我在名利方面還有什麼野心嗎？都不是的。我知道溜彎舒服；但我認為人活著不是為了多溜幾年彎。那不是追求的目的。至於名利，我現在不虞之譽紛至杳來；利的方面，爬格子爬出了點名堂，稿費也是紛至杳來。可以說，在名利兩個方面我都夠用了，再多了，反而會成為累贅。那麼，我這樣幹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麼呢？我不願說謊話，講些為國為民的大道理。我只能說，這樣做能使自己心裡平靜。如果有一天我沒能讀寫文章，清夜自思，便感內疚，認為是白白浪費一天。習慣成自然，工作對我來說已經成了痼疾，想要改正，只有等待來生了。

總之，我要說，一要求證，二要小心，缺一不可。

我在這裡提出漢語來，也許有人認為是非常異議可怪之論。「我還不能說漢語嗎？」「我還不能寫漢文嗎？」是的，你能說，也能寫。然而仔細一觀察，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我們今天的漢語水平是非常成問題的。每天出版的報章雜誌，只要稍一注意，就能發現別字、病句。我現在越來越感到，真要想寫一篇準確、鮮明、生動的文章，決非輕而易舉。要能做到這一步，還必須認真下點工夫。我甚至想到，漢語掌握到一定程度，想再前進一步，比學習外語還難。只有承認這一個事實，我們的漢語水平才能提高，別字、病句才能減少。

一九八八年是一個什麼樣的年頭呢？改革開放的政策已經實行了十年，取得了異乎尋常的成功。經濟繁榮，人民歡樂，知識份子這一個解放後歷屆政治運動都處在挨整的地位上的社會群體，現在身上的枷鎖砸掉了，身心都感到異常的歡悅，精神又振奮了起來，學術界和文藝界真是一派大好形勢。我自己當然也感覺到了這種盎然的春意。雖然早已過了退休的年齡；但是，學校決定我不退休，我感到很光榮，幹勁倍增。不似少年，勝似少年，怡怡然忘記了老之已至。我雖然已經沒有正式的行政工作，但是社會工作和社會活動，卻是有增無減。全國性的學術團體中我被選為主席、會長或名譽主席、會長的有七八個之多。至於理事之類，數目更多。不顧不問的顧問，一個團體的或一部書的，總有幾十上百個，確實數目，只有天老爺知道，我個人是搞不清楚的。大型叢書，上千冊的，上百冊的，由我擔任主編的，也有三四部。至於電視採訪，照像錄音，也是常事。幾乎每天下午都是賓客盈門。每天接到各式各樣的來信也有多封。裡面的請求千奇百怪。一些僻遠省份青年學生的來信，確實給我帶來很大的快樂。我從內心裡感謝這一些天真無邪的青年男女學生對我的信任。一位著名的作家，在自己的文章裡提到我，說我每信必覆。這卻給我帶來了災難。我哪裡能做到每信必覆呢？即使我什麼事情都不幹，也是做不到的。我只能讓我的助手和學生代覆，這難免給一些男女大孩子帶來了失望。我內疚於心，然而卻無能為力。

我萬萬沒有想到，就由於這一點英語知識，我在報考中學時沾了半年光。我這個人頗有點自知之明，有人說，我自知過了頭。不管怎樣，我幼無大志，卻是肯定無疑的。當時山東中學的拿摩溫是山東省立第一中學。我這個癩蛤蟆不敢吃天鵝肉，我連去報名的勇氣都沒有，我只報了一個「破」正誼。可這個學校考試時居然考了英語。出的題目是漢譯英：「我新得了一本書，已經讀了幾頁，可是有些字我不認得。」我翻出來了，只是為了不知道「已經」這個詞兒的英文譯法而苦惱了很長時間。結果我被錄取，不是一年級，而是一年半級。

但是，仔細一琢磨，卻有了困難。上面這一篇是有頭有尾的。如果在尾巴砍上一刀，狗尾續貂，難免不倫不類，不像是一篇完整的文章。考慮再三，決定保留上篇的完整性，再補上一個下篇，看上去，同樣是完整的。

我剛才講的「史德」，是借用章學誠的說法。他把「史德」解釋成「心術」。我在這裡講的也與「心術」有關，但與章學誠的「心術」又略有所不同。有點引申的意味。我的中心想法是不要騙自己，不要騙讀者。做到這一步，是有德。否則就是缺德。寫什麼東西，自己首先要相信。自己不相信而寫出來要讀者相信，不是缺德又是什麼呢？自己不懂而寫出來要讀者懂，不是缺德又是什麼呢？我這些話決非無中生有，無的放矢。我都有事實根據。我以垂暮之年，寫了出來，願與青年學者們共勉之。

我於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併入臨清市）官莊。我們家大概也小康過。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時候，祖父母雙亡，家和圖書道中落，形同貧農。父親親兄弟三人，無怙無恃，孤苦伶仃，一個送了人，剩下的兩個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餓得到棗林裡去揀落到地上的乾棗來吃。

我在上面拉雜地寫了自己七十年的自傳。總起來看，沒有大激盪，沒有大震動，是一個平凡人的平凡的經歷。我談的治學經驗，也都屬於「勤捉」之類，卑之無甚高論。比較有點價值的也許是那些近乎怪話的意見。古人云：「修辭立其誠」。我沒有說謊話，只有這一點是可以告慰自己，也算是對得起別人的。

這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劇烈進行。德國被封鎖，什麼東西也輸入不進來，要吃沒吃，要穿沒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時間，我忍受了空前的饑餓，終日饑腸轆轆，天上還有飛機轟炸。我懷念祖國和家庭。「烽火連六年，家書抵億金。」實際上我一封家書都收不到。就在這樣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我苦讀不輟。一九四一年，通過論文答辯和口試，以全優成績，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動詞的變格》。

現在一講理論，我們往往想到馬克思主義。這樣想，不能說不正確。但是，必須注意幾點。一，馬克思主義隨時代而發展，決非僵化不變的教條。二，不要把馬克思主義說得太神妙，令人望而生畏，對它可以批評，也可以反駁。我個人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就是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唯物主義就是實事求是。把黃的說成是黃的，是唯物主義。把黃的說成是黑的，是唯心主義。事情就是如此簡單明瞭。哲學家們有權利去作深奧的闡述，我輩外行，大可不必。至於辯證法，也可以作如是觀。看問題不要孤立，不要僵死，要注意多方面的聯繫，在事物運動中把握規律，如此而已。我這種幼稚園水平的理解，也許更接近事實真相。

在這一段異常困苦的期間，最使我感動的是德國老師的工作態度和對待中國學生的態度。我是一個素昧平生的異邦青年。他們不但沒有絲毫歧視之意，而且愛護備至，循循善誘。Waldschmidt教授被征從軍。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來代課。其實我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的對象也幾乎就是我一個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領都毫無保留地要傳給我。他給我講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語法》、Patanjali的《大疏》、《十王子傳》等。他還一定堅持要教我吐火羅文。他是這個語言的最高權威，是他把這本天書讀通了的。我當時工作極多，又患神經衰弱，身心負擔都很重。可是看到這位老人那樣熱心，我無論如何不能讓老人傷心，便遵命學了起來。同學的還有比利時W．Couvreur博士，後來成了名教授。

順便說一句，我在大學在課餘仍然繼續寫作散文，發表在當時頗有權威性的報刊上。我可萬萬沒有想到，那樣幾篇散文竟給我帶來了好處。一九二四年，清華畢業，找工作碰了釘子。母校山東濟南高中的校長宋還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國文教員。我那幾篇散文就把我製成了作家，而當時的邏輯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國文。我可是在心裡直打鼓：我怎麼能教國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飯碗還沒有拿到手，我於是橫下了一條心：你敢請我，我就敢去！我這個西洋文學系的畢業生一變而為國文教員。我就靠一部《辭源》和過去讀的那一些舊書，堂而皇之當起國文教員來。我只有二十三歲，班上有不少學生比我年齡大三四歲，而且在家鄉讀過私塾。我實在是如履薄冰。

教了一年書，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賜給一個良機。清華大學與德國簽訂了交換研究生的協定。我報名應考，被錄取。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開始了國外的學習生活。我選的主系是印度學，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我學習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還選了不少的課。教授是Sieg、Waldschmidt、Braun等等。

現在再談一談關於搜集資料的問題。進行科學研究，必須搜集資料，這是不易之理。但是，搜集資料並沒有什麼一定之規。最常見的辦法是使用卡片，把自己認為有用的資料抄在上面，然後分門別類，加以排比。可這也不是唯一的辦法。陳寅恪先生把有關資料用眉批的辦法，今天寫上一點，明天寫上一點，積之既久，資料多到能夠寫成一篇了，就從眉批移到紙上，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比如，他對《高僧傳．鳩摩羅什傳》的眉批，竟比原文還要多幾倍，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自己既很少寫卡片，也從來不用眉批，而是用比較大張的紙，把材料寫上。有時候隨便看書，忽然發現有用的材料，往往順手拿一些手邊能拿到的東西，比如通知、請柬、信封、小紙片之類，把材料寫上，再分類保存。我看到別人也有這個情況，向達先生有時就把材料寫在香煙盒上。用比較大張的紙有一個好處，能把有關的材料都寫在上面，約略等於陳先生的眉批。卡片面積太小，這樣做是辦不到的。材料抄好以後，要十分認真細心地加以保存，最好分門別類裝入紙夾或紙袋。否則，如果一時粗心大意丟上張把小紙片，上面記的可能是最關重要的材料，這樣會影響你整篇文章的質量，不得不黿勉從事。至於搜集資料要巨細無遺，要有竭澤而漁的精神，這是不言自喻的。但是，要達到百分之百的完整的程和-圖-書度，那也是做不到的。不過我們千萬要警惕，不能隨便搜集到一點資料，就動手寫長篇論文。這樣寫成的文章，其結論之不可靠是顯而易見的。與此有聯繫的就是要注意文獻目錄。只要與你要寫的文章有關的論文和專著的目錄，你必須清楚。否則，人家已經有了結論，而你還在賣勁地論證，必然貽笑方家，不可不慎。

上面講的是精神方面的東西，現在談一點具體的東西。我認為，要想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應該在四個方面下工夫：一，理論；二，知識面；三，外語；四，漢文。唐代劉知幾主張，治史學要有才、學、識。我現在勉強套用一下，理論屬識，知識面屬學，外語和漢文屬才，我在下面分別談一談。

我在上面講了四個方面的要求。其實這些話都屬於老生常談，都平淡無奇。然而真理不往往就寓於平淡無奇之中嗎？這同我在上面引魯迅先生講的笑話中的「勤捉」一樣，看似平淡，實則最切實可行，而且立竿見影。我想到這樣平凡的真理，不敢自秘，便寫了出來，其意不過如野叟獻曝而已。

在這期間，我是怎樣考慮十年浩劫的呢？實際上，從我腦筋開了竅認識到這一場在極端絢麗的面紗下蒙著的極端殘酷的悲劇那一天起，我就沒有把它忘記。但是，我期待著，期待著，一直到一九九二年《牛棚雜憶》產生，我的期待結束。到了今年一九九八年，《牛棚雜憶》終於出版問世。我的心情才比較得到了點寧靜。這一切我已經在「自序」中比較詳盡地介紹了，這裡不再重複。我覺得，我總算為中華民族的後世子孫做了一件好事。我又有了新的期待，我期待還能有問津者。

至於我們的正式課程，國文、英、數、理、生、地、史都有。國文念《古文觀止》一類的書，要求背誦。英文念《泰西五十軼事》、《天方夜譚》、《莎氏樂府本事》、《納氏文法》等等。寫國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寫作文。課外，除了上補習班外，我讀了大量的舊小說，什麼《三國》、《西遊》、《封神演義》、《說唐》、《說岳》、《濟公傳》、《彭公案》、《三俠五義》等等無不閱讀。《紅樓夢》我最不喜歡。連《西廂記》、《金瓶梅》一類的書，我也閱讀。這些書對我有什麼影響，我說不出，反正我並沒有想去當強盜或偷女人。

我寫這些事情幹什麼呢？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告訴讀者我現在生活和工作的真實的情況；如果我有不周到的地方，請他們體貼原諒。

上面的自傳是一九八八年寫成的，到現在已經整整十年了。在人生百年中，十年是一個不短的期間。時移世異，人事滄桑，今天的我已經非復當年之我了。現在中央黨校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牛棚雜憶》，希望能附上我的一篇自傳，使讀者能瞭解牛棚裡的季羡林究竟是何許人，並且建議就用上面這一篇，再加上點延續，一直寫到今天。這個建議是合情合理的，我準備採納。

這是不是就改變了我那幼無大志的情況呢？也並沒有。我照樣是鼠目寸光，胸無大志，我根本沒有發下宏願，立下大志，終身從事科學研究，成為什麼學者。我夢寐以求的只不過是畢業後考上大學，在當時謀生極為困難的條件下，搶到一隻飯碗，無災無難，平平庸庸地度過一生而已。

最後還要談一談時間的利用問題。時間就是生命，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時間是一個常數，對誰都一樣，誰每天也不會多出一秒半秒。對我們研究學問的人來說，時間尤其珍貴，更要爭分奪秒。但是各人的處境不同，對某一些人來說就有一個怎樣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的問題。這個怪名詞是我杜撰出來的。時間摸不著看不見，但確實是一個整體，哪裡會有什麼「邊角廢料」呢？這只是一個形象的說法。平常我們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沒有人和事來干擾，你可以從容濡筆，悠然怡然，再佐以龍井一杯，雲煙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個時間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麼「邊角廢料」問題。但是有多少人能有這種神仙福氣呢？魯鈍如不佞者幾十年來就做不到。建國以來，我搞了不知多少社會活動，參加了不知多少會，每天不知有多少人來找，心煩意亂，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間，我成了「不可接觸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裡也是門可羅雀。《羅摩衍那》譯文八巨冊就是那時候的產物。難道為了讀書寫文章就非變成「不可接觸者」或者右派不行嗎？浩劫一過，我又是門庭若市，而且參加各種各樣的會，終日馬不停蹄。我從前讀過馬雅可夫斯基的《開會迷》和張天翼的《華威先生》，覺得異常可笑，豈意自己現在就成了那一類人物，豈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是能夠想出辦法來的。現在我既然沒有完整的時間，就挖空心思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在會前、會後，甚至在會中，構思或動筆寫文章。有不少會，講話空話廢話居多，傳遞的信息量卻不大，態度欠端，話風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這個」、「那個」，間之以「唵」、「啊」，白白浪費精力，效果卻是很少。在這時候，我往往只用一個耳朵或半個耳朵去聽，就能兜住發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個耳朵或一個半耳朵全部關閉，把精力集中到腦海裡，構思，寫文章。當然，在飛機上，火車上，汽車上，甚至自行車上，特別是在步行的時候，我腦海裡更是思考不停。這就是我所說的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積之既https://www.hetubook.com.com久，養成「惡」習，只要在會場一坐，一聞會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聯翩飛來；「天才火花」，閃爍不停；此時文思如萬斛泉湧，在鼓掌聲中，一篇短文即可寫成，還耽誤不了鼓掌。倘多日不開會，則腦海活動，似將停止，「江郎」仿佛「才盡」。此時我反而期望開會了。這真叫做沒有法子。

外語的重要性，盡人皆知。若再詳細論證，恐成蛇足。我在這裡只想強調一點：從今天的世界情勢來看，外語中最重要的是英語，它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語。這種語言，我們必須熟練掌握，不但要能讀，能譯，而且要能聽，能說，能寫。今天寫學術論文，如只用漢語，則不能出國門一步，不能同世界各國的同行交流。如不能聽說英語，則無法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情況就是如此地咄咄逼人，我們不能不認真嚴肅地加以考慮。

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學來任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是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把我介紹給胡適、傅斯年、湯用彤三位先生的。按當時北大的規定：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回國的，只能任副教授。對我當然也要照此辦理。也許是我那幾篇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發表的論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後沒有多久，湯先生就通知我，我已定為教授。從那時到現在時光已經過去了四十二年，我一直沒有離開北大過。期間我擔任系主任三十來年，擔任副校長五年。一九五六年，我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十年浩劫中靠邊站，挨批鬥，符合當時的「潮流」。現在年近耄耋，仍然搞教學、科研工作，從事社會活動，看來離八寶山還有一段距離。以上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經歷，沒有什麼英雄業績，我就不再囉嗦了。

計算一下，最近幾年來，我每年寫的文章，數目遠遠超過過去的任何一年。我平生最長最艱鉅的兩部書，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一部是長達八十萬字的《糖史》，一部是也長達數十萬字（因為部分用英文寫成的，字數難以準確統計）的吐火羅文Ａ方言（焉耆文）的《彌勒會見記劇本》的譯釋。我雖然是個雜家，但是雜中還是有重點的。可惜，由於一些原因，不明真相的人往往不明白我幹的究竟是哪一行。外面來的信，有的寄到中文系，有的寄到歷史系，有的寄到哲學系，有的寄到西語系，有的甚至寄到社會學系。從中可以看出人們對我的瞭解。兩部大書一出，估計可以減少點混亂。對我來說，這種混亂一點影響也沒有的。

要求知識面廣，大概沒有人反對。因為，不管你探究的範圍多麼窄狹，多麼專門，只有在知識廣博的基礎上，你的眼光才能放遠，你的研究才能深入。這樣說已經近於常識，不必再做過多的論證了。我想在這裡強調一點，這就是，我們從事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人，應該學一點科學技術知識，能夠精通一門自然科學，那就更好。今天學術發展的總趨勢是，學科界線越來越混同起來，邊緣學科和交叉學科越來越多。再像過去那樣，死守學科陣地，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已經完全不合時宜了。此外，對西方當前流行的各種學術流派，不管你認為多麼離奇荒誕，也必須加以研究，至少也應該瞭解其輪廓，不能簡單地盲從或拒絕。

除了馬克思主義以外，古今中外一些所謂唯心主義哲學家的著作，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推理方式，也要認真學習。我有一個奇怪的想法：百分之百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和百分之百的唯心主義哲學家，都是沒有的。這就是和真空一樣，絕對的真空在地球上是沒有的。中國古話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就是這個意思。因此，所謂唯心主義哲學家也有不少東西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千萬不要像過去那樣把十分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和教條化，把唯心主義的標籤一貼，就「奧伏赫變」。

一九三〇年，我高中畢業，到北平來考大學。由於上面說過的一些原因，當年報考中學時那種自卑心理一掃而光，有點接近狂傲了。當時考一個名牌大學，十分困難，錄取的百分比很低。為了得到更多的錄取機會，我那八十多位同班畢業生，每人幾乎都報七八個大學。我卻只報了北大和清華。結果我兩個大學都考上了。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我選了清華，因為，我想，清華出國機會多。選系時，我選了西洋系。這個系分三個專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選某種語言一至四年，就算是專修某種語言。其實這只是一個形式，因為英文是從小學就學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則是從字母學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國人，上課都講英語，連中國教授也多半講英語。課程也以英國文學為主，課本都是英文的，有「歐洲文學史」、「歐洲古典文學」、「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文學」、「文藝批評」、「莎士比亞」、「英國浪漫詩人」、「近代長篇小說」、「文學概論」、「文藝心理學（美學）」、「西洋通史」、「大一國文」、「一二年級英語」等等。

總之，我要說，一要假設，二要大膽，缺一不可。

談到工作態度，我的德國老師都是楷模。他們的學風都是異常地認真、細緻、謹嚴。他們寫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討論，然後才發表。德國學者的「徹底性」（Grundlichkeit）是名震寰宇的。對此我有深切的感受。可惜後來由於環境關係，我沒能完全做到。真有點愧對我的德國老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