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會議的第二階段，討論軍事戰略方針問題，由毛澤東作報告。他說：華北是全面對日作戰的戰場。「經營山陝，主要是山西，是對日作戰必要與重要的步驟。」我們的方針是「以發展求鞏固」。在戰略上要大膽，因為客觀環境好；在戰役上要謹慎，有利地形上以多勝少，以求減少錯誤。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臨時到河北、綏遠去。現在在山西臨時採取分兵原則，三個集團軍採用打網式的普遍的遊擊戰，求得一般地削弱敵人；我們自己則爭取群眾，擴大紅軍，而以擴大紅軍為主中之主。他在這個報告中，還逐條批駁了李德對戰略《意見書》的錯誤，指出它的主要問題是，「革命戰爭中的單純防禦路線」。他說：現在應該進攻，敵人「圍剿」來時要防禦，「圍剿」打破後就要進攻，「李德則取消進攻」。會議決定，戰略方針由毛澤東起草。

蔣介石對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合十分震驚，命令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軍共十幾個師的兵力向北大舉進攻，企圖乘紅軍立足未穩、正從會寧地區北移時，將紅軍殲滅於黃河以東的甘肅、寧夏邊境地區，把這個計畫稱為「通渭會戰」。張學良把蔣介石的「通渭會戰」部署通報給了毛澤東、周恩來。

由於國民黨胡宗南等部進展很快，到達靖遠、打拉池、中衛等地，打通了增援寧夏的通路，隔斷了紅軍主力同河西部隊的聯繫，這樣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奪取寧夏的戰略計畫已無法執行，被迫中止。孤懸河西的紅四方面軍三個軍二萬一千八百人，雖然控制了一條山地區，奮戰十多日，但這一帶的地形和生存條件十分不利，難以長期停留。十一月二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張並毛、周請示行動方針，說明：「此方人稀、糧缺、水苦，大部隊難以作戰。」「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各種關係不便久停時，即我方決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爾後待必要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九日，河西部隊經中央軍委同意後改向人口較稠密的涼州地區前進。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將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改稱西路軍。西路軍開始獨立作戰。

從二月十八日晚八時開始，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分別從陝西省綏德縣溝口、清澗縣河口等地強渡黃河，一舉突破閻錫山晉綏軍的防線，佔領了山西境內三交、留譽、義牒等鄉鎮。到二十三日，已控制寬五十公里、縱深三十五公里的地區，並包圍了石樓縣城。到二十五日，已消滅、擊潰晉綏軍五個團，繳獲槍支八百多，俘虜一千二百餘人。

瓦窯堡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在繼續抓緊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的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的同時，把主要力量放在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東征山西上。

東渡後初戰告捷，怎樣進一步發展勝利，擴大戰果，創立河東根據地？毛澤東在大麥郊召開紅一方面軍的團以上幹部會議，對下一階段的行動作了部署。會議決定，以紅一軍團並指揮第八十一師為一路，後來稱為右路軍，擔任主攻，向霍縣出擊，再沿汾河和同蒲鐵路南下作戰，伺機向晉東南發展；以紅十五軍團兩個主力師為一路，後來稱為左路軍，向靈石佯攻，掩護主攻部隊的南下行動；以方面軍直屬隊和黃河遊擊師等部統歸方面軍參謀長葉劍英指揮，後來稱為中路軍，鞏固現有占領區，保護黃河渡口和後方聯絡線。各路部隊從三月中旬開始南下和北上。

「在我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他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會議經過討論，同意毛澤東的報告，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西征，並在瓦窯堡創辦紅軍大學。

正當西征戰役正在進行的時候，一位外國朋友、美國著名記者愛德格．斯諾在七月初冒著生命危險進入陝甘寧革命根據地，進行實地採訪。他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以後，見到了毛澤東。斯諾不久後這樣記下他最初見到毛澤東時的印象：

直羅鎮戰役結束後，毛澤東等從前線回到後方的瓦窯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負責人一起，聽取五人小組關於審查劉志丹等「案件」情況的彙報，指出：「逮捕劉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是『瘋狂病』」，應予釋放。王首道回憶說：「毛主席還號召全體幹部、軍民進一步加強團結，一致對敵。毛主席的指示和劉志丹等同志釋放的消息傳出以後，廣大軍民奔相走告，歡欣鼓舞，熱烈歡呼：『劉志丹同志得救了！』『陝北得救了！』」

蔣介石發現紅軍三大主力即將會師，立刻在九月初調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三個軍，企圖搶佔西安蘭州大道上的靜寧、會寧、定西段，來隔斷紅軍三大主力會合的通路。胡宗南的先頭部隊火速北上，向這一地區推進。這是一刻千金的速度競賽。針對敵情的變化，中央軍委在九月十五至十七日接連致電朱德、張國燾，指出：四方面軍應迅速佔領西蘭大道的靜寧、會寧、定西段，否則一、四方面軍將被胡宗南部隔斷。十六日到十八日，中共西北局在岷縣附近舉行會議，討論紅四方面軍的行動方向問題。會議根據朱德、陳昌浩等多數人的意見，否定了張國燾的西進主張，肯定了北上同中央會合的方針。朱德、張國燾、陳昌浩立即致電前線指揮部徐向前、周純全，下達了靜寧、會寧戰役綱領，部署紅四方面軍各部向西蘭大道靜、會段前進。

為什麼中央紅軍主力剛到陝北才兩三個月就要出師東征呢？這個問題在中共中央內部是有爭論的：一個是鞏固和發展的關係，還有一個是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作報告提出：抗日運動高漲和陝北地貧、人窮、兵員缺的特定環境，不能一般地採取以鞏固求發展，而是要以發展求鞏固。我們要擴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紅軍。我們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東。「我們要下極大決心到山西」，「山西的發展，對陝北有極大幫助」。我們的軍事基本方針是穩打穩紮，背靠蘇區建立根據地，爭得東渡黃河的來往自由。會議決定：紅軍東征時中央政治局隨軍行動，彭德懷、張浩參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陝北由周恩來、博古、鄧發組成中央局，以周恩來為書記，主持後方工作。

中共中央和軍委根據敵我態勢，在同朱德、張國燾及紅一、二、四方面軍領導人協商後，在十月十一日發佈《十月分作戰綱領》，要求全軍爭取一個月的休整時間，部署遲滯南敵和進攻寧夏的準備工作，其中要求紅四方面軍以一個軍迅速選擇渡河地點，加速造船，準備過河進入寧夏。

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和陝北肅反擴大化問題的糾正，使陝甘革命根據地原來面對的兩個最緊迫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使中共中央能夠在這裡站定了腳跟，能夠獲得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來考慮和處理許多帶全域性的問題。

毛澤東在二十三日到達距石樓縣城二十公里的張家塔，致電十五軍團：「石樓為東征戰略要地，須盡一切方法奪取之。」第二天，他和彭德懷會合，下達方面軍訓令：我方面軍已勝利渡過黃河，完成東征戰略的第一步任務；方面軍有堅決粉碎敵人援兵之任務，儘快爭取居民群眾與紅軍一致，集中兵力消滅敵軍一路至兩路，取得在山西發展抗日根據地之有利條件，完成東征計畫第二步任務。同時，他和張聞天、彭德懷急電周恩來：「請到前線催促紅二十八軍主力東調，如能及早趕到，定能奪取被晉綏軍佔領的吳堡、佳縣、神府許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劉志丹、宋任窮奉命率領紅二十八軍向東，趁晉綏軍四個步兵旅回援山西的機會，恢復了一度被他們佔領的大片區域，鞏固了陝北根據地的東部地區。

二十一日拂曉，紅軍突然從南北山上向直羅鎮猛撲下去。第一〇九師倉促應戰，激戰至下午二時，大部被殲。紅軍在打援中又殲滅援軍第一〇六師的一個團。到二十四日，第一〇九師殘部在突圍中被紅軍全殲。直羅鎮戰役的勝利，打破了國民黨軍隊對陝甘根據地的「圍剿」，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在收到朱、張、彭十月二十三日所制定的寧夏戰役計畫後，毛澤東當夜十二時覆電同意這個戰役計畫，同時因國民黨的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個軍和關麟征部一個師已迅速北上，在電報中又強調指出：「胡、毛、王、關業占大道，如繼續北進——則我處南北兩敵之間，非擊破南敵無法向北」，「目前先決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二十四日夜半，紅三十軍開始渡河，第二天全部渡完，控制了河西一片土地。這時，胡宗南等部在飛機掩護下向紅軍陣地猛撲，已先後佔領會寧、通渭、靜寧等地，向朱、張、彭所在的打拉池進逼。二十五日，毛澤東、周恩來急電朱、張、https://m.hetubook.com.com彭等：「根據敵向打拉池追擊及三十軍已渡黃河的情況，我們以為今後作戰，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於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不停止南敵，將使爾後處於不利地位。第二步重點集注意力於向北」。二十六日，已隨紅三十軍到達黃河渡口的紅九軍，經中央軍委同意後過河。四方面軍指揮部一起過了河。二十七日，朱、張致電徐向前、陳昌浩，轉達中央軍委指示，並說：「四方面軍除三十、九兩軍及指揮部已過河外，其餘各部應停止過河。」三十日，國民黨軍關麟征師向靖遠突進。看守渡口的紅五軍無法向打拉池靠攏，就奉朱德、張國燾的命令，也撤到河西，看守船隻，休整待命。這樣，河東和河西兩岸的紅軍被國民黨軍隊割斷。

「在會寧我們已經與紅一師的戰士們攜手見面了。他們英勇殺敵的氣概，和藹親誠的態度，使我們景仰欽佩。」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著重討論當前的軍事行動。毛澤東提出：應該在本月內粉碎敵人對陝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不能用整個冬天，否則會給敵人構築堡壘的時間。軍隊的編制恢復紅一方面軍，下轄第一軍團（由陝甘支隊改成）和第十五軍團。會議決定：軍事工作由毛澤東負責；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

當斯諾在蘇區進行了兩個多月考察後，九月下旬，毛澤東又同他談了聯合戰線問題。在解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政策為什麼要改變時，毛澤東說：第一是日本的嚴重侵略，如果不同國民黨合作，我們對日抗戰的力量是不夠的；第二，中國民眾和許多愛國的官員都渴望國共兩黨為抗日救國而重新合作；第三，國民黨內的許多愛國分子也贊成同共產黨重新聯合。為了實現這一聯合，一定要建立一個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國防民主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要任務是：（一）抵抗外敵侵略；（二）給予民眾以民主權利；（三）發展國民經濟。我們反對帝國主義，但並不反對現在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

會後，毛澤東會見徐海東。先同他談了當前敵人動向和我們將採取的對策，然後詢問部隊傷亡和傷患安置的情況，要他好好組織部隊休息，讓戰士們都洗洗腳。當聽他講到在鄂豫皖根據地搞的肅反中還有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沒有作結論時說：這些同志都跟著長征一路過來，吃了許多苦，為什麼還當作反革命？要立刻給他們摘掉嫌疑犯的帽子，黨員恢復黨籍，團員恢復團籍，幹部要分配工作，還要徐海東親自去解釋，安慰他們。徐海東回憶道：

為了對付這種嚴峻的局勢，毛澤東、彭德懷致電中共中央，建議在前方舉行中央政治局會議。張聞天採納了這個建議，同在後方的政治局委員一起來到延長縣交口太相寺，在五月八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出席會議，作了「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

毛澤東從瓦窯堡出發，經過延川到達延長縣縣城。一月底，他在這裡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並作了報告，進一步闡述了發展和鞏固的關係，以解除一些幹部中存在的擔心紅軍主力東征會影響陝甘根據地鞏固的顧慮，也批評了李德所說東征是「想挑起日蘇戰爭」的錯誤觀點。這次會議進一步統一了思想，加快了東征的戰備步伐。

隨著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也出現分化，一部分人已有同共產黨合作的可能。毛澤東冷靜地看到：集結在陝甘蘇區周圍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蔣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軍二十個團是楊虎城指揮的，他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進步思想，過去同共產黨和一些黨員有過友好關係；東北軍六十個團雖是「圍剿」軍的主力，他們在東北淪陷後背井離鄉，流亡關內，不願意再打內戰，而是強烈地要求抗日收復故土；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同日本侵略者有著家仇國恨，勢不兩立。這些，都是可以聯合抗日反蔣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澤東、周恩來等就把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重點先放在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上，從優待釋放被俘官兵著手，並寫信給他們的師長、軍長以至張學良，逐步開展對上層的統一戰線工作。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到達陝甘，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據地，這是巨大的勝利。國民黨軍隊對中央紅軍的追擊堵截不能不告一段落。但作為一個戰略家，毛澤東清醒地看到，要實現中共中央把大本營在西北奠基的任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十分艱鉅的。

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在九月二十七日致電朱張，通報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見：「中央認為，四方面軍仍宜依照朱、張、陳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從通渭、隴西線北上，不過半月左右即可到達靖遠、海原地域。」同日，他們又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請電令通渭部隊仍回占通渭，其餘跟即北上。」

這兩個問題如果不能得到恰當的解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在陝甘根據地是無法站住腳跟的，把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從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先後在孝義縣大麥郊、隰縣石口和石樓縣羅村、四江村舉行，通常稱為晉西會議。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這一點——大概是不錯的。然而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於工作卻事無巨細都一絲不苟，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許多日本人都認為他是中國現有的最有才幹的戰略家，這是令人很感到興趣的事。」

局勢看起來十分危急，毛澤東卻指揮若定。他和周恩來、彭德懷決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戰，先在鄜縣的直羅鎮打一次殲滅戰，消滅沿葫蘆河東進的敵軍一至兩個師，再視情況轉移兵力，各個殲敵以打破這次「圍剿」。十一月十八日，在直羅鎮以東的東村，毛澤東主持召開西北軍事委員會議，作關於戰略計畫的報告。指出：大量消滅敵人，猛烈擴大紅軍，擴大蘇區，是三位一體的任務。戰略方針是攻勢防禦。建議將紅軍主力集中南線。會議通過毛澤東這個報告，要求兩個軍團分別付諸實施。

紅一方面軍的西征勝利，為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創造了有利條件。

這樣，張國燾才被迫同意紅四方面軍北上，同紅一方面軍會合。四方面軍各部從九月三十日起，分五個縱隊相繼從岷州、漳縣等地向通渭、莊浪、會寧地區前進。可是，時間已延誤十天左右，使遠道趕來的國民黨軍隊胡宗南等部得以逼近這一地區，使紅軍三大主力會合時西北地方的局勢變得十分嚴峻，增加了許多原來沒有預計到的困難。

會後，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簽署命令，要求主力紅軍即刻出發，打到山西去，開通抗日前進道路。各路紅軍立刻奉命秘密行動起來。

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結束了創造人間奇蹟的長征，也是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錯誤的勝利。在抗日戰爭烽火即將在全國燃起的歷史時刻，三支主力紅軍會師對開展新局面的重大意義是難以估量的。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央軍委致電熱烈祝賀三大主力的會師，指出：這一會合，證明「中國民族抗日統一戰線與抗日聯軍是有了堅強的支柱了」，「全國同胞是有了團結禦侮的核心了」，在「國內政治關係上，將要起一個決定的作用」。指揮紅四方面軍北上的徐向前、陳昌浩、李卓然也致電毛澤東，興奮地說：

陝甘這塊革命根據地，是三十年代初由劉志丹、謝子長分別在陝北、陝甘邊領導武裝起義後創立的兩塊根據地合併而成的。它包括延長、延川、保安等六座縣城，遊擊區擴展到陝北和隴東的十七個縣。根據地內進行了土地革命，大部分土地已經分配。謝子長犧牲後，這裡的紅二十六軍和紅二十七軍由劉志丹統一指揮。中央紅軍到達這裡前一個多月，原在鄂豫皖地區活動的紅二十五軍，由徐海東、程子華率領到達陝北延川同紅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合。三個軍合編成紅十五軍團，共有兵力四千八百人，徐海東任軍團長，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程子華為政治委員。紅十五軍團成立後，先後殲滅前來進攻的東北軍一個師又四個營，迎接了中央紅軍的到來。

毛澤東更關注的是陝北肅反擴大化的問題。他和周恩來、彭德懷從前線致電張聞天、博古，請他們詳細考察這方面的實際情況，並且肯定地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係事實」；要糾正錯誤，但處理要慎重，要有利於領導層的團結。中共中央決定：由董必武、李維漢、王首道、張雲逸、郭洪濤負責審查這個「案件」。

這時，恰好下了一場大雪，毛澤東心情極好，作了一首詞——《沁園春．雪》：

為什麼紅軍在這時準備發動寧夏戰役？這同毛澤東五月八日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的設想有關，也同當時陝北的糧食和武https://www.hetubook.com.com器給養十分困難、很希望得到共產國際援助有關。毛澤東在六月二十九日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曾寫到：「從總的戰略上看，無論站在紅軍的觀點上，站在紅軍與其他友軍聯合成立國防政府的觀點上，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是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紅軍接近蘇聯的道路有二：一是寧夏及綏遠西這一條路，距離較近，人口經濟條件較好，缺點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據地。但如能給馬鴻逵主力以打擊，一個時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涼肅三州這一條路，能造成鞏固根據地，缺點是距離較遠，某些區域人口稀少，行軍宿營恐怕有些妨礙。」「遠方電臺已通，中央的報告已發出，不久當有回電。關於西渡問題，當日內徵求遠方意見。茲先徵求你的意見。」以後，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負責人在兩條道路中更多地傾向於先取寧夏。九月十四日，他們給朱、張、任的電報中說：「國際來電，同意佔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佔領寧夏地域後，即可給我們以幫助。」十九日，毛、周、彭致電朱、張，就十分明確地提出：「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因寧夏是陝、甘、青、綏、內外蒙，即整個西北之樞紐，且國際來電說，紅軍到寧夏地區後給我們幫助，沒有說甘西。」十月十九日，毛澤東、周恩來致朱、張電中又囑咐：按照軍委《十月分作戰綱領》已到黃河渡口的「三十軍渡河，以至少備足十個船開始渡為宜」。「二十號開始渡河問題是否推遲數日。」

中共中央、毛澤東得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的消息，非常興奮。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張浩、張聞天、周恩來、彭德懷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指出：我們正動員全部紅軍並蘇區人民粉碎敵人的進攻，迎接你們北上。「二、四方面軍以迅速出至甘南為有利。待你們進至甘南適當地點時，即令一方面軍與你們配合，南北夾擊，消滅何柱國、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軍的完全會合，開展西北偉大的局面。」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他們成立西北局，由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統一領導紅二、四方面軍的北上行動。第二天，毛澤東同周恩來、彭德懷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關切地詢問：「不知糧食夠用否？目前確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又說：「西北統一戰線有了進步，三個方面軍會合之後，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變化，兄等行軍情形盼時告。」在接到朱、任、張來電通報北上情況和決心後，毛澤東、張浩、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在八月三日覆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接八月一日電為之欣慰。團結一致，犧牲一切，實現西北抗日新局面的偉大任務，我們的心和你們的心是完全一致的。」紅一方面軍主力在八月底從豫旺堡、同心城、黑城鎮地區南下迎接二、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在十月初進抵靜寧、會寧地區。

十二月二十五日，會議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指出：「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上的變化」，「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確定要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明確地指出：「在目前說來，『左』的關門主義，是黨內主要危險。」

「毛澤東同志說過：南下是絕路。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正確論斷。『吃一塹，長一智』。我對毛主席的遠大戰略眼光和非凡氣魄，是經過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認識到的。」

針對有些人惡意地把中國共產黨說成是莫斯科在華代理人的攻擊，毛澤東義正詞嚴地說：共產國際不是一種行政組織，除起顧問作用之外，並無任何政治權力。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員，但決不能說蘇維埃中國是受莫斯科或共產國際統治。中國共產黨僅僅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在它的勝利中，它必須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決不能代表俄國人說話，也不能替第三國際來統治，它只能為中國群眾的利益說話。

鑒於這種嚴重狀況，毛澤東、彭德懷命令南下、北上的兩個軍團在抗擊敵軍進攻中向晉西地區收縮集中，並命令中路軍控制有關的黃河渡口。同時，向中共中央提出：「東面情況已根本發生變化，喪失了繼續作戰的可能，為穩固計，決定西渡。」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決策。從五月二日開始，毛澤東、彭德懷指揮東征軍，分別在清水關、鐵羅關西渡黃河，五日全部返回陝北休整。在東征作戰中，紅二十八軍軍長劉志丹不幸犧牲。

這時，紅一方面軍的下一步行動已經作了部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已初見成效，陝北根據地形勢已經好轉，而且共產國際七大決議的文件已經到達，有必要對前一段工作進行總結，明確下一階段的任務。毛澤東和張聞天等商定，在前方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

會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發佈命令：任命彭德懷為紅一方面軍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全軍共五個師又四個團，一萬多人。

奪取寧夏的計畫被迫中止後，中央軍委對河東的作戰方針是：逐次轉移，誘敵深入，求得在有利地區，集中優勢兵力殲滅國民黨軍一至兩個師，停止他們的進攻。這時，驕橫不可一世的胡宗南孤軍深入，獨自分三路向豫旺縣進攻。十九日，彭德懷到山城堡前線主持召開前敵總指揮部會議，擬定山城堡作戰部署，命令各部迅即進到指定位置構築工事，待機殲敵。二十日凌晨五時，毛澤東又致電彭德懷說：胡宗南的丁德隆第七十八師，「有經山城堡、青崗峽向定邊之可能」。「打時，以首先消滅其一師、取得確定勝利後再打第二仗為原則。」這時，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到前線慰問部隊，應彭德懷的要求，留下共同指揮作戰。紅軍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區集中。

中共中央為了推進抗日救亡運動，在十一月十三日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併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毛澤東在二十五日發表對《紅色中華》報記者的談話，重申「蘇維埃中央政府願意與國內任何武裝隊伍訂立反蔣的作戰協定」，進行民族革命戰爭，以求中國領土的解放和完整。

「張國燾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心裡著慌。特別是張浩來電，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中央北進路線是正確的，高度評價中央紅軍的英勇長征，這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無疑是當頭一棒。這個時候，陳昌浩也轉變了態度，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孤家寡人的張國燾，被迫『急謀黨內統一』。朱總司令和大家趁機做他的工作。我們還是老主意：取消這邊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見，待日後坐下來慢慢解決。」

瓦窯堡會議是從十年內戰到抗日戰爭的偉大轉變時期中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它表明黨中央克服了長征前一段時期內「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指導思想，不失時機地制訂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它也表明，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革命中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已經成熟起來，能夠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來貫徹共產國際決議，創造性地進行工作。

國內的政治形勢發展得很快。十二月九日，在中國共產黨北方黨組織的推動下，北平爆發了「一二九」學生愛國反日運動。運動迅速席捲全國各大中城市，學生們還下鄉進行救亡宣傳，博得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進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發展。

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張浩，以及李維漢、郭洪濤等十餘人。張聞天主持會議，張浩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的指示精神。會議著重討論了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

關於抗日戰爭的前途和戰略方針，毛澤東說：日本必敗，中國必勝。中國當前的任務是收復全部失地，不僅僅是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東三省是必須收復的。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後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樣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於輔助性質的第二種方針。

這次會議決定，中共中央不再隨東征紅軍行動。會後，張聞天等隨即回後方瓦窯堡。

毛澤東在前線緊張地指揮作戰的同時，十分關心剛到後方瓦窯堡的中共中央機關的工作。當張聞天來電向他徵詢改變對富農政策的意見時，他覆電表示基本同意，同時也提出，當鬥爭發展，貧農、中農要求平分富農土地時，黨應贊助這一要求。富農可與貧農、中農分得同等土地。過去分壞田的原則是不對的，但富農土地完全不動的原則，在蘇區尤其在南方蘇區也是不對的。在土地問題上，對富農策略同中農應該有一點區別。

關於對外政策，毛澤東說：今天中國人民的根本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它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ｈｅｔｕboｏｋ.ｃｏm.ｃoｍ而且是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敵人。當中國真正獲得了獨立時，外國正當貿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機會。蘇維埃政府是歡迎外國投資的。

七月一日，毛澤東、張浩、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彭德懷等六十八位在陝甘的黨政軍負責人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賀龍及二、六軍團和四方面軍指戰員，慶祝二、六軍團和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電文說：「我們以無限的熱忱慶祝你們的勝利的會合，歡迎你們繼續英勇的進軍，北出陝甘與一方面軍配合以至會合，在中國的西北建立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接著，中央軍委發佈命令：紅二、六軍團和紅三十二軍（原紅一方面軍的紅九軍團）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委。兩軍會合後，任弼時從張國燾處要來電報密碼本，直接同在陝北的中共中央溝通了聯繫。在朱德、劉伯承、任弱時、賀龍、關向應等力爭下，紅二、四方面軍決定共同北上，從七月初開始分左、中、右三個縱隊北上同中共中央會合。

十月二十八日，中央軍委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兼政治委員、劉伯承任參謀長，統一指揮三個方面軍抵禦南敵北進。根據這個要求，彭德懷在十月三十日下達經中央軍委批准的海（原）打（拉池）戰役的部署，規定紅一方面軍六個師、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一軍準備從東西兩面殲滅胡宗南先頭部隊一至兩個師；其餘部隊鉗制毛炳文、王均二部。同一天，張國燾卻命令四方面軍兩個軍後撤，使海打戰役的部署未能實現。這個計畫沒有實現，對阻滯國民黨軍胡宗南等部北上、重新恢復河東河西紅軍部隊的聯繫，產生了嚴重的不利影響。因此，中央軍委隨後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一切具體部署及作戰行動，各兵團首長絕對服從前敵總指揮彭德懷同志之命令。軍委及總部不直接指揮各兵團，以便適合情況不影響時機地戰勝敵人。」彭德懷指揮紅一、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第四軍、第三十一軍由同心城李旺堡一線東移，待機殲敵。

為了擴大紅軍東征的政治影響，宣傳紅軍的抗日主張和有關政策，毛澤東和彭德懷聯名發佈《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佈告》，號召一切愛國志士與紅軍聯合一致抗日。並指出，紅軍東征的目的是為了抗日，紅軍保護愛國運動，保護革命人民，保護工農利益，保護知識份子，保護工商業。

會議進入討論政治問題時，毛澤東作了主題發言。討論中，對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可能抗日的問題，產生了爭論。毛澤東發言中提出，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入侵華北，中華民族面臨危亡關頭，不僅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要求抗日，民族資產階級也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應當聯合他們抗日。博古發言仍引經據典地論證「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抗日，說這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在第二天再次發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它具有兩重性，在亡國滅種關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甚至連大資產階級營壘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變」失策，就在於套用「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這一理論。我是根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場來分析中國問題，提出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抗日的。他還憤激地說：「難道這樣做，就是對祖宗不忠？對祖宗不孝嗎？」博古啞口無言，往床上一躺不說了，毛澤東在討論過程中明確地提出：「我們要從關門主義中解放出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張聞天等多數人贊成毛澤東的主張。經過認真討論，最後統一了認識。

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毛澤東說：是要在陝南、甘肅、陝北、寧夏「四中擇一」，因為「方向在一個時期中只能一個」。他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作了比較：陝北，沒有飯吃，地域狹小，不能去；寧夏，黃河南岸不大，雖有金馬池，但從政治、經濟觀點著眼不應去，因為馬鴻逵可能爭取或守中立，軍事上此地不能守，綏遠亦然；陝南是重要的戰略區域又有紅軍，但須注意，或者去時易回時難，或者國民黨軍隊在西安、襄陽間築堡壘，不能出東方；「甘肅是上述幾條路的必由之路。地方雖不好，但有極重要的意義。再在三邊及甘北弄它一塊。地廣人稀，敵人以後進攻困難。這是這一時期的任務。」「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則只有把蔣調到甘肅，乘其疲而擊之。糧食有了，再往東邊。」

閻錫山對紅軍神速地突破黃河天險，十分驚慌，立即調集十四個旅的兵力，編成四個縱隊，從北、東、南三個方面，準備向紅一方面軍發起反擊。

他在報告中還著重地提出紅軍政治學校的問題，說：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國大局面，沒有大批幹部是不行的，現在不解決這個問題，將來會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來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談。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視眼。」我們有責任「引導同志們看得遠」，辦一所紅軍大學來培養大批幹部，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這次東征歷時七十五天，雖然因軍事形勢變化而沒有能完全達到預期目的，但無論在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消滅國民黨軍七個團，俘敵（包括閻部團長郭登瀛）四千餘人，繳槍四千餘支，炮二十餘門；取得渡河作戰的經驗，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迫使原來侵入陝北的晉綏軍撤回山西，鞏固了陝北根據地的東部地區；紅軍擴大了新兵八千多人，籌款三十多萬元，發展並壯大了紅軍和根據地的力量；在山西二十多個縣開展群眾工作，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建立一些抗日遊擊隊和遊擊區，為以後開闢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基礎。

「我第二次看見他是傍晚的時候，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在做手勢。我起先認不出是他，後來等到別人指出才知道。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在渡河作戰的準備工作中，毛澤東覺得原定出發的力量還不夠，軍力還須更加集中。二月十七日，他和張聞天、彭德懷致電留在後方的周恩來，提出：「不論從戰略上，從戰役上，從消滅山西敵人上，從消滅陝北敵人上，均須集中全力爭取東面勝利。」要求紅二十八軍主力東移到吳堡附近，第一步乘國民黨晉綏軍第七十二師撤退時，肅清這一帶的殘敵；第二步相機渡河。他們還建議周恩來暫移清澗縣委駐地，指揮部隊，爭取群眾，以保持東西兩岸前後方的運輸和渡河點。

直羅鎮是一個不過百戶人家的小鎮，三面環山，一條從西而來的大道穿鎮而過，北邊是一條小河。幹部們看過後興奮地說：「這一帶的地形，對我們太有利了！」「敵人進到直羅鎮，真如同鑽進了口袋。」

二十日下午，東北軍第一〇九師在飛機掩護下孤軍深入，沿葫蘆河進入直羅鎮。當晚，毛澤東下達命令，按原定部署，紅一軍團從北向南，紅十五軍團從南向北，在拂曉前包圍直羅鎮。毛澤東的指揮所設在距直羅鎮不遠的一個山坡上。戰鬥打響前，他在下達作戰命令時斬釘截鐵地說：「這個仗，一定要打好！」「我們要的是殲滅戰，不是擊潰戰！」

當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主力在陝北站住腳跟並勝利展開的時候，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一直十分關心被張國燾強令南下的那部分紅軍的命運，爭取他們早日重新北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向他們通報直羅鎮大捷的情況，並告訴他們：「在中央正確領導下，粉碎了三次『圍剿』，正在猛烈擴大紅軍，猛烈發展蘇區，準備迎接戰鬥的勝利。」一九三六年元旦，毛澤東在覆電朱德時又通報說：「國際除派林育英同志來外，又有閻紅彥同志續來。」「政治局在國際指示之下，有新策略決定」，「其主要口號為民族統一戰線，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相結合，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結合。」

「他似乎一點也沒有自大狂的徵象，但個人自尊心極強，他的態度使人感到他有著一種在必要時候當機立斷的魄力。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生過氣，不過我聽到別人說，他有幾次曾經大發脾氣，使人害怕。在那種時候，據說他嬉笑怒罵的本領是極其傑出和無法招架的。」

但張國燾卻一意孤行，在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在理番縣卓木碉另立黨的第二「中央」，狂妄地宣稱：「此間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系」，「你們應稱北方局，陝北政府和北路軍」，「一、四方面軍名義應取消」。

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對整個形勢作出科學的分析，制定出適合新情況的完整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

山城堡戰役的勝利，對擊破蔣介石的進攻，穩定陝甘寧根據地的局面，發展革命力量，促進國內和平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是對奠基西北的一份厚禮。

毛澤東在十月十三日致電紅一方面軍總指揮彭德懷：「請按十月分作戰綱領準備作出寧夏計畫綱要，與朱、張httｐs://ｍ.heｔuboｏk•ｃom•com面商後提供給中央軍委。」朱德、張國燾率領紅軍總部在十月二十三日抵達打拉池，同先期到達的彭德懷會合，共同商討由彭德懷擬制的寧夏戰役計畫，表示「完全同意」。這個計畫規定由紅一、四方面軍分兩路西渡黃河奪取寧夏：一方面軍主力先「略取靈武、金積沿黃河南岸地區，爾後渡河」；四方面軍以三十軍、四軍渡河，控制黃河左岸，攻擊中衛，「吸引馬鴻逵主力向中衛增援」，以配合一方面軍的行動。

第二天，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第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指出東北軍第一〇九師明日有到直羅鎮的可能，我軍應準備後日作戰。在發起進攻前，他又要求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的團以上幹部到直羅鎮周圍，察看地形，研究具體作戰部署。

這時，蔣介石已經知道中央紅軍和陝甘紅軍會師的消息，重新調整了部署，調集東北軍五個師的兵力組織新的進攻：在西邊，以第五十七軍四個師由隴東沿葫蘆河向陝西鄜縣東進；在東邊，由第六十七軍第一一七師沿洛川、鄜縣大道北上，企圖圍殲紅軍於洛河以西、葫蘆河以北地區，摧毀陝甘革命根據地。

鑒於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同志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黨中央除去電命令張國燾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的傾向外，特決定在中央委員會內公佈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決定。」同時，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還商請剛從共產國際回來的中共代表團成員張浩（即林育英）做張國燾的工作。張浩在二十四日致電張國燾等，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於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他建議張國燾取消偽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於張燾和中央之間的則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張浩的電報在南下的紅軍中引起極大的震動。徐向前回憶道：

毛澤東曾經多次同斯諾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向他說明中國共產黨和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內外政策。

張國燾越來越孤立，被迫在一月二十七日致電張浩、張聞天，表示「在原則上完全同意」瓦窯堡會議決議，又提出「由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這時，南下紅軍在不利環境下遭到國民黨軍重兵進攻，傷亡極大，由原來的八萬人銳減為四萬多人，給養困難，前途渺茫。紅二、六軍團又即將在任弼時、賀龍等率領下前來會合。這些，迫使張國燾不得不在六月六日宣佈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徐向前回憶道：

「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麼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史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捲舖蓋，幾件隨身衣服——包括兩套布制服。」

正當紅一、紅十五軍團分別南下和北上時，蔣介石為了阻攔紅軍的東進，調遣十個師的兵力開入山西，派陳誠協助閻錫山指揮作戰；並命令黃河以西的國民黨軍隊同它配合，企圖封鎖黃河，消滅紅軍，摧毀陝甘革命根據地。閻錫山也改變了原來拒絕國民黨中央軍進入山西的態度。這就使雙方在山西的軍事力量對比發生重大的改變。

戰役結束後，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營以上幹部大會上，作了《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他指出取得這次戰役勝利的原因是：「一、兩個軍團的會合與團結（這是基本的）。二、戰略與戰役樞紐的抓住（葫蘆河與直羅鎮）。三、戰鬥準備的充足。四、群眾與我們一致。」報告還提出，在新形勢下，對待俘虜軍官採取一律不殺和優待釋放做法，既搞下層統一戰線也搞上層統一戰線。這是針對過去「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主張只搞下層統一戰線、不搞上層統一戰線來說的。

斯諾在十月底秘密回到北平，把他在蘇區採訪獲得的豐富材料寫成書寄到英國，在倫敦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並且很快被譯成十多種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實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真實情況，產生了相當轟動的效果。以後，也被譯成中文，用《西行漫記》的書名出版，在中國國內產生廣泛的影響，使眾多的人們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相。

彭德懷西方野戰軍從五月十九日起出發西征。因為這一地區是回民聚居的地區，毛澤東在二十五日發佈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主張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決」；「擔保回民信仰的絕對自由」；「願意武裝回民，成立獨立的回民抗日軍」；「取消軍閥官僚民團的一切苛捐雜稅，改善回民的生活。」西方野戰軍接連取勝，相繼佔領了陝甘寧三省邊界的大片地區。在作戰中，紅軍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著重打擊馬鴻逵、馬鴻賓部和地方民團；原則上避免同東北軍作戰，同東北軍騎兵第六師達成互不侵犯協議，但對接受蔣介石命令向紅軍進犯的何柱國騎兵師準備適當還擊。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對西征以來的整個指揮，我都是同意的。」「對何柱國指揮『進剿』之東北軍，宜決定消滅其一部，這樣做不會妨礙大局，反有利於大局。」西方野戰軍在作戰中俘獲了何柱國騎兵師部分官兵，在經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教育後，全部釋放，馬匹和武器也一併歸還。這樣又促進了紅軍和東北軍合作關係的發展。

從外部環境看，隨著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國民黨當局立刻調集重兵到陝甘蘇區周圍，包括張學良部東北軍、楊虎城部第十七路軍，還有中央軍的胡宗南、關麟征、毛炳文等部，直接用於「圍剿」的兵力達十餘萬人。蔣介石親自兼任西北「剿匪」總司令，而以張學良代理總司令職務。國民黨方面的兵力比中央紅軍主力和陝甘紅軍要多好幾倍，並且正在氣勢洶洶地繼續向根據地推進。

應斯諾的再三請求，毛澤東還向他詳細談了自己從童年到長征的經歷。這在毛澤東一生中，是僅有的一次。

二月十八日，毛澤東出席紅一方面軍團以上幹部會議，作了關於東征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強調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東渡黃河。隨即同彭德懷發佈了紅一方面軍東征作戰命令。

會議當天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形勢下，黨的總任務是「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黨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作戰指揮的基本原則是：戰略防禦時，要執行積極防禦，執行後發制人；戰略進攻時，既要反對機會主義的估計不足，努力為擴大戰果而奮鬥，又要反對冒險主義，要適可而止，波浪式的發展，有陣地有後方的發展。運動戰是基本原則，主力紅軍大踏步進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主攻方向放在東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綏遠，先渡過黃河東征山西，再視情況北進。

十一月三日，在甘泉縣下寺灣，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和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的彙報。毛澤東在這以前已經聽到當地的幹部和群眾說：陝北的肅反有問題。他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並且說：「我們剛剛到陝北，僅了解到一些情況，但我看到人民群眾的政治熱情很高，懂得許多革命道理，陝北紅軍的戰鬥力很強，蘇維埃政權能鞏固地堅持下來，我相信創造這塊根據地的同志是黨的好幹部。」當省委彙報到肅反問題，他立刻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那時，中共中央正忙於戰役準備，先派剛擔任國家保衛局長的王首道等組成工作組，前往陝甘晉省委駐地瓦窯堡調查並糾正肅反中的錯誤。毛澤東還叮囑王首道等說：「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

會議由張聞天主持，並作了傳達共產國際七大決議案的報告。毛澤東在發言時強調：瓦窯堡會議決議是合乎共產國際七大決議案的，會後的中央工作是與國際決議一致的，事實上已經打開了新局面。他說：中國共產黨要站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對主要敵人。「中國人的事要自己幹，相信自己」。他提出：「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對的。」我們的任務，要利用每一分鐘來爭取最大多數。

但是，陝甘根據地當時外部環境和內部狀況都面對著十分嚴峻的形勢。

在這些任務中，最緊迫的是西征甘肅的軍事行動。五月十八日，毛和-圖-書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下達西征戰役命令，決定以紅一方面軍主力一萬三千多人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向陝、甘、寧邊界地區發動進攻；其餘部隊留在南線、東線牽制國民黨的軍隊，以掩護紅軍主力西征和保衛陝甘根據地。

這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林育英）從蘇聯回到陝北，向中共中央口頭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人民陣線的決議精神（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毛澤東、朱德分別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發表《抗日救國宣言》，提出願同一切抗日反蔣者訂立停戰協定，進而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

西方野戰軍的作戰到八月一日結束，進行休整。這次戰役，歷時兩個半月，共消滅敵人、俘敵旅長以下二千餘人槍，戰馬五百餘匹；開闢了橫寬二百多公里的新區，使陝甘根據地發展成陝甘寧根據地；擴大了紅軍，組建了兩個騎兵團，發展了地方武裝；徵集了大批資財。這為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打好了基礎。

毛澤東著重談判：面對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新形勢，中國共產黨的國內政策正在相應地作出重大變動。他說：在整個中國正面臨著要變為日本奴隸的迫切關頭，為著把一切愛國分子組成一個抗日的民族陣線，我們的政策在許多方面已經改變了。富農的土地是不沒收的，小地主的財產不被沒收，被沒收的地主也給他們一份土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只限於任何一個階級的參加，現在一些資本家、銀行家，甚至許多地主和許多國民黨軍隊中的軍官們，已經表示了他們為民族解放而戰的志願，我們不能拒絕他們。甚至蔣介石，如果他一旦決定參加反日的抗戰，我們也會歡迎他參加。

紅軍回師陝北後，由毛澤東、朱德再次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但蔣介石卻拒不接受，繼續加緊對陝甘革命根據地的進攻。他著手成立以陳誠為總指揮的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部。在陝甘蘇區的東面和北面，有蔣介石嫡系湯恩伯部兩個師、閻錫山晉綏軍的一個師又一個旅準備渡河入陝，協同陝北的井岳秀、高桂滋兩個師，採取堡壘政策，向根據地腹部步步進逼。在蘇區西部，蔣介石將寧夏馬鴻逵、馬鴻賓的一部部署在陝甘寧邊界地區。在蘇區南部，蔣介石命令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向北進攻。但張、楊已同中共建立初步的合作關係，不願再同紅軍作戰。

從陝甘根據地內部來說，中央紅軍到達前出現了「左」傾錯誤，新成立的陝甘晉省委九月下旬開始了錯誤的肅反，原陝甘根據地的不少軍政幹部被捕被殺，甚至連劉志丹也被關了起來。很多幹部、群眾非常不滿，使根據地陷入嚴重的危機中。

這時，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已命令紅一方面軍向南急進。十月二日，西方野戰軍的紅十五軍團騎兵團在繞過海原縣城後，連續奔襲二十多小時，行程三百多華里，搶在胡宗南等部到達前，奪占會寧縣城，為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創造了條件。

會後，毛澤東連續出席五月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八日的七次政治局常委會議，逐項落實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的任務。

根據這次政治局會議的決定，中共中央領導人暫分兩路：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劉少奇等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先到陝甘根據地的後方瓦窯堡；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率紅一方面軍開赴前線，準備粉碎國民黨軍隊對陝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

十一月二十日，丁德隆的第七十八師進佔山城堡等地。二十一日，彭德懷、周恩來指揮設伏的紅軍，突然向從山城堡東出的丁德隆師發起攻擊，將他們大部壓迫在山谷中，經過一天激戰，全殲該師一個旅又兩個整團，取得了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的第一次大捷。進攻鹽池的國民黨軍一部也被紅二十八軍擊潰。這次戰鬥，迫使胡宗南部全線後退，基本上停止他們對陝甘蘇區的進攻。

一九三五年，中國整個時局發生巨大的變動。日本帝國主義大大加快了他們企圖獨佔中國、不斷擴大對中國的侵略的步伐，並且把矛頭進一步指向華北，使中華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間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了。這一年，國民黨政府先後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達成「何梅協定」等，把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量主權拱手讓給日本。但日本帝國主義並不因此罷手，反而更加得寸進尺，發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企圖將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島三個特別市脫離中國政府管轄，由它直接控制。這就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開始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可是，一向反覆無常的張國燾會後立刻變卦，一趕到漳縣紅四方面軍總部，又違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決議，命令紅四方面軍撤離通渭等地，轉頭西渡黃河。朱德得知這個情況後，立刻向中共中央和軍委報告，表示堅決維護原定的靜會戰役計畫；致電張國燾，批評他擅自改變西北局的決定；同時，下令紅四方面軍各部隊暫停行動，並通知西北局各成員速到漳縣重開會議，再次討論行動方針問題。徐向前到臨洮調查後，也查明黃河以西氣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難行，人稀糧缺，渡河計畫難以實現，提出了停止西進繼續北上的意見。

對當前的形勢，毛澤東不是只從邊區的局部著眼，而是從全國的大局出發，作出這樣的分析：現在反日反法西斯的運動如暴風雨般地發展，工農商學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們不願當亡國奴，要反抗，要鬥爭。「群眾運動發展到不怕統治階級壓迫的狀態！九一八所激起的運動不如此次之深厚廣大。」中間分子的態度轉變過來了，落後分子也一天天覺醒了。在這種情況下，來自不同方面的對群眾的爭取十分緊張。我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被許多人所接受。我們的任務，總的是建立全國人民的統一戰線，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具體的政治任務，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口號是爭取直接對日作戰，以紅軍作先鋒，可以轉到同東北軍一齊去幹。對南京的態度，在我們方面是發一個回師宣言，主張停戰議和。紅軍東征抗日，蔣閻阻止，紅軍自動停戰，要求議和。不和，那末你是賣國賊，我們就要打賣國賊。在山西立足，從目前我們的力量來看，還有困難，或是不可能的。「東邊的路，是將來必走的，是長時期內戰略進攻的方向。」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個被冤枉的同志宣佈了恢復他們的黨團關係。三百多個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淚。從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實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還要被冤枉多久呢！」

毛澤東一過河，就部署方面軍下一步的行動。三月八日，他在交口縣大麥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分析了形勢，調整了作戰部署，決定在呂梁山地區集中兵力重創晉綏軍。十日至十三日，方面軍主力在呂梁山區先後擊退晉綏軍四個縱隊的第一次反擊。其中，在孝義兌九峪地區，擊潰閻錫山部的第二、第三縱隊十四個團。這就為紅軍向前挺進打開了通道。

「毛澤東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有相當深邃感情的人。我記得有一二次當他講到已死的同志或回憶到少年時代湖南由於饑荒引起的大米暴動中發生死人事件的時候，他的眼睛是潤濕的。」

在二十三日的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軍事戰略方針的報告和結論。他一開始分析了當前形勢的特點：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獨佔中國和紅軍的勝利。提出一九三六年的軍事部署是：「正確估計敵我力量，準備對日直接作戰，擴大紅軍，發展遊擊隊及白軍工作。」他歸納了十四條作戰指揮的基本原則，包括：反對單純防禦，實行積極防禦；在內線作戰中，一般的是後發制人；波浪形的發展，反對冒險主義；又要打又要走，沒有固定戰線；爭取技術的提高；反對不讓敵人寸土的辦法，大踏步前進後退；集中兵力於一個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戰鬥準備；統一指揮下，依照情況分工指揮；戰略方針去指導戰役戰術方針等。他提出：準備六個月後，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戰略上擴大戰果。號召全黨學習軍事，一切服從戰爭。張聞天、周恩來等都同意這個報告，並且作了補充。張浩說：「澤東同志將九年來國內戰爭經驗總結起來，是很有價值的。」

十月七日，紅一軍團第一師、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三師在會寧同紅四方面軍第四軍會合。九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率紅軍總部、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和紅四軍、紅三十一軍到達會寧，同紅一方面軍會師。二十二日，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率領紅二方面軍總指揮部到達靜寧以北的將台堡同紅一方面軍第二師會師。至此，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終於實現全部勝利會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