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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時間內，毛澤東多次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向他們介紹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既然發動已成事實，當然應當顧及實際的事實，中國共產黨在下列條件基礎上，堅決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這一衝突。甲、用吸收幾個反日運動的代表即贊成中國統一和獨立的分子參加政府的方法來改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丙、停止消滅紅軍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丁、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但不要提聯合蘇聯的口號。」

再次，總結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經驗教訓，闡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極端重要性。他尖銳地提出這樣的問題：「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無產階級怎樣通過它的政黨實現政治領導呢？毛澤東提出了四個條件：第一，根據歷史發展進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實現政治口號的動員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第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發揮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成為實現政治口號所提出的任務的模範；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鞏固和發展與同盟者的關係；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最後，他號召全黨不斷提高馬列主義理論水準，盡速造就德才兼備幹部，增強黨內團結，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

潘漢年立刻向陳立夫等提出，並且從旁促進宋美齡去西安。二十二日，宋美齡接到張學良歡迎她前往西安的電報後，立刻在端納、宋子文等陪同下飛赴西安。

毛澤東在政治報告和結論中，著重論述了三個問題。

一個月後，毛澤東又在延安同美國記者威爾斯談話。他說：國共談判仍在進行，最主要的是兩黨的共同政治綱領，這是兩黨合作的基礎。綱領的原則在實現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務。在抗日戰爭中階級鬥爭問題應有適當的解決。我們要在正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中的共同政治綱領裡提出：給工農以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普遍的選舉權；對工人必須改良待遇、改善勞動條件；對農民應減租減稅，關於土地問題應以立法及其他適當手段解決。民主制度是對日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非它不可。沒有廣大人民的要求與推動民主運動，則民主政治不會實現。全國各界各黨各派應團結起來為爭取民主權而鬥爭。

他還分別寫信給國民黨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等，爭取和他們實行合作抗日。

中國共產黨事先並不知道西安事變將要發生。事變發生的當天清晨，張學良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說：「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覆。」稍後，張學良、楊虎城又聯名電邀中共中央派人來西安共商大計。中共中央接到張學良電報後，周恩來、張聞天、博古、朱德、張國燾等在毛澤東住的窖洞裡開會，商量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政策。毛澤東、周恩來在同一天覆電張學良：「提議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線。」「紅軍擔任鉗制胡（宗南）、曾（萬鐘）、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軍。」「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如何盼覆。」

中國共產黨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後，在實際工作中採取了一系列的具體措施：停止了反對國民黨的活動，停止了沒收地主的土地，準備改紅軍為國民革命軍，準備在蘇區用民選的政府代替蘇維埃制度等。南京方面，也作出積極的反應：停止對紅軍的進攻，取消對邊區的經濟封鎖，而且撥發紅軍作為國民革命軍部隊應得的餉金的五分之三，即三十萬元。

張聞天不同意這個意見，說：「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儘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在軍事上採取防禦，政治上採取進攻。」毛澤東在作結論時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歷史事變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前途擺著許多通路，同時也有很多困難。敵人要爭取很多人到他們方面去，我們也要爭取很多人到我們方面來。針對張國燾「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的說法，毛澤東強調：「我們不是正面的反蔣，而是具體地指出蔣的個人的錯誤，」「又要反蔣，又不反蔣，不把反蔣與抗日並立。」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再次電告張學良：「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商爾後大計，擬請派飛機赴延安來接。」周恩來等先到延安，十七日乘坐張學良專機抵達西安，協助張學良、楊虎城處理事變。

第一，關於中日矛盾與中國國內矛盾問題。他說：有許多原則有進一步明確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國內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對國內階級關係發生變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會議決議是估計到了，但對蔣介石的變化沒估計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在政治事變中證實了這一估計，國民黨三中全會就是一個明證。我們的政策的變化，國民黨的政策的變化，主要的根據就是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義的革命的方面，與我們現時的政綱不是相衝突的，我們應當拿起這一武器。三民主義在理論上也要改一改。（三）階級鬥爭應該以照顧大局為原則，勞資兩方面都要如此，採取協商辦法，這種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現在不是主導的地位。（四）國民黨的三中全會開始了國民黨政策上的轉變，從通過的決議看，是從妥協到抗戰、從獨裁到民主。這一轉變，是由於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擴大與我們的政治影響。從開始轉變到徹底轉變還要經過一些時期，還會有很多曲折。

為了推動「聯蔣抗日」方針的實現，毛澤東多次寫信或致電給蔣介石、閻錫山、楊虎城、孫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劉湘、何香凝等，力陳抗日救國大義。五月，他親自佈置並接待了十年來第一個擔負和平使命前來蘇區的國民黨中央考察團，表示要實現國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國。

瓦窖堡會議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時，由於蔣介石還沒有明確的抗日表示並且正繼續加緊對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軍事「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針是「抗日反蔣」，而把工作重點放在有可能聯合的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方面。經過幾個月的工作，包括釋放東北軍團長高福源回洛川等，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初步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秘密協議，開始形成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

他也清醒地看到，西安事變雖然取得了這樣重大的收穫，並不是什麼問題都已解決了，中間還會發生障礙，今後的任務還很艱鉅。他說：「國共合作雖然說了很久，尚未實現。聯俄問題，亦在動搖中。」「西安事變仍是在發展中，我們應該教育落後（分子），更多的爭取中間分子。」但他對前途是樂觀的，在作結論時說：「關於內戰是否結束？我們應該說基本上是結束了。至於前途，不是內戰或是抗日的問題，而是抗日迅速與遲緩問題。」當事態正處在發展變動中的時候，毛澤東就作出這樣明確的判斷是很及時的，也是富有預見性的。

會後，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通報了這次政治局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的分別的進行談判」；「繼續停戰議和請蔣抗日的口號，目前階段實行他不來攻我不去打——他若來攻，則一面堅決作戰，一面申請議和」，「在抗日進軍路上，遇到蔣介石部隊和其他部隊，實行先禮後兵政策」等。

當然，南京政府政策的轉變，走的不是一條筆直的路，中間又有不少波折。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疑忌實在太深了。在他看來，所謂「中共問題的解決」就是要共產黨向國民黨投誠，由他們收編。這自然是辦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來強行解決，他仍認為是「上策」，還要再試一試。

毛澤東作結論指出：西安事變是站在紅軍的側面，受紅軍的影響是很大的。只有結束內戰才能抗日。「現在應估計到這次是可能使內戰結束。」「我們應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我們要爭取南京，更要爭取西安。」

其次，他提出並闡明目前階段的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三位一體的任務。他說：和平已實現，但和*圖*書並不鞏固，也不等於抗戰已經實現。為了鞏固和平，實現抗戰，必須具備一個必要的條件，即爭取民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結論不是回到「停止內戰」或「爭取和平」的舊口號，而是前進一步，提出「爭取民主」的新口號，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和平，才能實現抗戰。他批評那種認為「強調民主是錯誤，僅僅應該強調抗戰」的看法，指出：「抗戰需要全國的和平與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抗戰需要人民的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須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包括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等。

蔣介石在西安時雖然對停止內戰、合作抗日作出了重大承諾，但他回到南京後，態度又有變化，時局的發展出現過一些曲折。這也是毛澤東已經預見到的。

中共中央也和國民黨直接對話，努力促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二中全會書》提出：「只要你們立即停止進攻紅軍和蘇區，立即動員全國對日抗戰，並實現民主自由與制裁漢奸，我們和紅軍不獨不妨害你們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們，並願和你們密切合作。」「我們隨時都準備同貴黨任何組織任何中央委員任何軍政領袖進行關於合作救國的談判。」這封信七月十日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宣佈後，產生了積極的反響。蔣介石的報告中說：「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這比他在國民黨五大上所說「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顯然又進了一步。接著，南京政府外交部長張群同日本駐華大使談判時，採取了強硬的態度，這在九一八事變以來還不曾有過。

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危機深重的新形勢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轉變。這樣做，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氣。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時說：「此電發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託派必說我們投降，左派怕我們上當。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說明的，是可以表示我們真正抗日團結禦侮決心的。」

為了使國民黨的政策進一步轉變，從二月分起，周恩來等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三地同國民黨代表進行談判。談判的焦點，集中在紅軍改編後的編制、人數、設不設總指揮部，蘇區地位、行政長官人選，兩黨合作的形式及綱領，共產黨公開活動的時間等問題上。當周恩來在杭州直接同蔣介石談判後返回延安途中，毛澤東曾電告彭雪楓：「與南京談判，在紅軍、蘇區方面以保證我們的絕對領導為原則，在兩黨關係方面以保證我黨獨立性為原則，這些方面絕對不能讓步，對方已大致承認。」由於蔣介石還缺乏足夠的誠意，談判中對許多重大問題一時還沒有取得結果。

《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在第二天發出後，得到全國民眾的熱烈支持，並且推動了國民黨內部抗日派反對親日派的鬥爭。在二月十五日召開的國民黨三中全會上，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十多人提出了恢復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提案。這次會議通過的決議，雖然仍使用反共的語言，但所提的談判條件同中國共產黨所提的條件在實際上是相近的。這表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正在接受中國共產黨宣導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

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專門討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問題。毛澤東作報告。他指出：在全國民眾要求抗日的形勢下，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已發生分化。黨的統一戰線方針是：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下，對民族反革命派採取各個擊破，對民族革命派採取各個爭取；爭取民族改良主義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堅固的同盟。他特別指出：「東北軍之特點：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緒高，願與我們合作。」對張學良要實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權代表同張學良直接談。不管任何派別，都可以同他們進行談判，而在基本原則上不能讓步。報告提出，軍事談判集中於軍委，政黨談判集中於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揮。會議一致通過毛澤東的報告。會議決定派周恩來為中共全權代表赴延安同張學良會談。

經過毛澤東、張聞天等的醞釀和起草，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通過了《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電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五項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電文明確表示，如果國民黨三中全會將這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國共產黨為了達到全國一致抗日的目的，願意作出如下四項保證：「（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可是，蔣介石卻視毛澤東等的忠告為軟弱可欺，認為，紅軍的處境已難以為繼，又變本加厲地調集三十萬軍隊準備「圍剿」紅軍，以蔣鼎文為西北「剿總」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陝甘綏寧邊區總指揮，由軍政部次長陳誠駐前方「督剿」。十二月四日，蔣介石帶著這批人和其他軍政要員飛抵西安，給張學良、楊虎城施加壓力。蔣介石住在臨潼華清池附近的臨時行轅裡，召見張學良、楊虎城，向他們提出最後通牒式的兩個方案：（一）服從「剿共」命令，將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全部開到陝甘前線作戰；（二）如不願「剿共」，就將東北軍調往福建，第十七路軍調往安徽，讓出陝甘，由中央軍「剿共」。張學良、楊虎城無法接受這兩個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蔣介石「苦諫」，反又遭到蔣介石的嚴厲訓斥。這就把張、楊逼到了絕境，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推動，終於驅使張、楊下定決心，採取非常手段，實行「兵諫」。

第二天，毛澤東針對南京政府扣留張學良後又向西安進兵、西安內部群情激憤的事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進一步提出：「自從釋蔣後，我們總的方針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目前我們的方針，仍是要打擊右派，爭取中派，所不同的，對軍事上應有準備，對西安更要積極地幫助與團結。」「現在不僅是西安問題，而是全國問題。」同一天，中革軍委主席團致電前敵總指揮彭德懷、任弼時及各軍團首長：為策應東北軍與十七路軍積極作好準備，反對敵人的分化孤立政策，鞏固西北抗日聯合的勝利，推動時局的發展。

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確定以國民黨、蔣介石作為今後談判的主要對手，決定發表公開宣言和秘密文件。這次會議標誌著由「抗日反蔣」向「逼蔣抗日」過渡的結束，決定了全黨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報告和結論，對西安事變的意義作了很高的評價。他說：「西安事變成為國民黨轉變的關鍵。沒有西安事變，轉變時期也許會延長，因為一定要一種力量逼著他來轉變。西安事變的力量使國民黨結束了十年的錯誤政策，這是客觀上包含了這一意義。就內戰來說，十年的內戰，以什麼來結束內戰？就是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結束了內戰，也就是抗戰的開始。」

會議通過《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提出：「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同時，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聯名向南京、西安當局發出通電，表明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由於政治局內部意見已很一致，這個通電並沒有等候共產國際的來電，就在十二月十九日當天發表了。

「子、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醜、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寅、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

關於對三民主義的態度問題，毛澤東說：我們老早就是不僅信仰共產主義，而且同時也信ｗww.heｔｕbooｋ.com•cｏｍ仰過三民主義的。不然，我們為什麼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夠加入國民黨呢？我們黨中曾經有若干人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及省黨部委員，我就是其中的一個。現在的任務是必須為真正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鬥。這就是說，對外抗戰求得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選國會制、民主共和國的民權主義，與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數人民痛苦的民生主義。這樣的三民主義與我們現時政綱，並無不合，我們正在向國民黨要求這些東西。至於我們還信仰共產主義，那是不相衝突的，孫中山先生在世時曾經同意我們同時信仰共產主義。只要當前革命政綱取得一致，即構成了團結救國的基礎，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國難的軌道。

日本步步加緊對中國的侵略，不僅嚴重威脅著中華民族的生存，也嚴重威脅著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統治地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內許多人員也有相當強烈的民族情緒。他們原來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夠適可而止，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國際社會能對日本實施制裁，使局勢不致進一步惡化，但這些希望都落了空。華北事變的發展，特別是日本導演的「華北自治運動」的出臺，把南京政府逼到幾乎無路可退的地步。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南京政府開始考慮大幅度調整它的對日政策。

西安事變後幾天，原來在延安的東北軍就撤向西安一帶集中。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由紅軍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機關隨即從保安遷往延安。毛澤東也在一月十三日一起來到延安。他們在路上走了四天時間。快進城的時候，毛澤東對周圍的人說：延安，在陝北來說是個大地方，現在群眾還不了解我們，我們一定要很好地聯繫群眾，要注意群眾紀律，要對群眾多做宣傳工作。從這時起，他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了整整十年。

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還討論了張國燾的錯誤。毛澤東在發言中說：張國燾路線毫無疑義是全部錯誤的。張國燾的哲學，一言以蔽之是混亂，其中主要的東西是機械論和經驗論。他只承認看得到的東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論反原則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體，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於進行科學的分析，所以我們能預見運動的法則，在軍事上即是有戰略的頭腦，這正是張國燾所缺乏的。會合後，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動。他要用槍桿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線，這是完全不對的，根本失去了組織原則。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張國燾入黨以來，還曾有若干階段是在黨的路線下工作的，但他的機會主義歷史問題是必須要指出來的。我們應該用誠懇的態度要求張國燾轉變，拋棄他的錯誤，今後從頭幹起。三十一日，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

紅軍東征勝利回師，五月五日，毛澤東、朱德聯名向南京政府和各黨派、各團體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呼籲：「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通電沒有再提「討蔣」、「反蔣」的口號，專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且將舊稱「蔣賊」改為「蔣氏」，這一字之改在全國社會各界產生巨大反響。五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作軍事報告討論的結論時，再次強調：「東北軍工作要加緊做」，「東北軍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團結。」

毛澤東把這次談話的記錄稿又帶一份給愛德格．斯諾，附信說，這表示「我們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驟」，請他廣為「宣播」；也把這個記錄稿寄一份給上海《大公報》的記者范長江，請他在可能時把它發表。

這時，南京政府也開始通過各種途徑同中共接觸，他們的代表來到陝北。毛澤東、張聞天等向他們提出了五項要求：「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

在同楊虎城第十七路軍建立聯繫後，毛澤東寫信給楊虎城說：「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勢在歷史均有參加抗日戰線之可能。故敝方堅持聯合政策，不以先生之遲疑態度而稍變自己的方針。然為友為敵，在先生不可無明確之表示。」同一天，又寫信給第十七路軍總參議杜斌丞，希望他繼續推動楊虎城下決心聯共抗日：「先生一言興邦，甚望加速推動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華北救中國之偉大事業，願與先生勉之」。楊虎城收到毛澤東的信後十分感動，表示誠懇地接受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救國的主張。

首先，他從分析九一八事變以來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關係的變化狀況出發，由此確定黨的任務和方針。他說：「由於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他敏銳地指出：「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我們的統一戰線是包括資產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們的，是舉國一致對外的。」他又冷靜地估計到：國內矛盾雖已變為次要和服從的東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適當地調整，這就是還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針的由來。從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開始的中國革命新時期的第一階段，主要任務是爭取國內和平；從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開始的第二階段，主要任務是爭取民主。這些都是走上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的過渡階段。在結論中，他批評了那種由於片面地或表面地看問題而形成的否認國民黨已開始轉變的「左」傾觀點，指出這種觀點看不見舊階段的結束和新階段的開始，因而不敢提出新任務，不敢前進一步。

在收到周恩來來電的同時，毛澤東又獲悉：日本外相十七日聲言，南京若與張、楊妥協，日本將不能坐視；日本關東軍發表聲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張聞天、博古等商定，主張有條件地恢復蔣介石的自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十八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表示「為國家民族計，為蔣氏個人計」，要求國民黨：「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釋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愛國領袖。」並表示：「本黨相信，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否則糜爛橫政，民族生存與貴黨生命均將為貴黨錯誤的政策而斷送乾淨也。」

隨著局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態度也在逐漸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給博古轉周繼吾的信，1936年3月4日。發生變化。四月九日晚，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張聞天提出：「目前不應發佈討蔣令，而應發佈告人民書與通電。」「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現在保存下來的電稿後面有一個注：「此電剛發，接到洛甫來電，所說立場同意」。就在同一個夜晚，周恩來在延安同張學良會談。這是一次有歷史意義的會見。當張學良提出「假如我們能夠聯合抗日，我們應該怎樣對待蔣介石」時，周恩來首先說明共產黨過去是主張抗日反蔣的，不過現在願意重新考慮這個問題，表示願意聽一聽張學良的意見。張學良根據這兩年同蔣的不斷接觸和多方觀察，覺得蔣還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蔣的錯處在於他堅持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問題在於設法把蔣這個錯誤政策扭轉過來，真正實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周恩來聽完後，對他提出的逼蔣抗日或聯蔣抗日的主張表示同意，並表示這是一個重要的方針政策問題，願意把這個意見帶回去，提請黨中央鄭重考慮以後，再作最後答覆。張學良高興地說：「你們在外邊逼，我在裡邊勸；我們對蔣介石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可見雙方在新形勢下對這個問題已有了大體相同的認識。

西安事變是在非常特殊的環境中發生的。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說來，它來得很倉促，不可能和_圖_書在事前作準備，中間又經過不少曲折。黨必須根據急速變化著的政治局勢，迅速作出判斷和處置，這實在是很難很難的事情。儘管在有些問題上對情況的了解和認識不能不有個過程，但從大的方面說，黨對事變獨立作出的各項決策是及時而恰當的，從而實現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目標，為全民族的團結抗戰打開了通道。這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政治上的成熟。

毛澤東及時提出新階段的任務。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聽取博古關於西安事變經過的報告後，毛澤東說：「我們過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現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對全國工作的佈置更為需要。」他說：我們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電是大的讓步，是帶原則性的讓步，為著一個大的問題，就是為著抗日。對於土地問題，在大階段來說是不放鬆的，但在目前階段是應停止沒收土地的。蘇維埃制度過去十年的鬥爭是對的，現在改變也是對的。「應從理論上說清楚這個問題」，「我們有解釋清楚的責任」。

這時，毛澤東認為逼迫蔣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對蔣的問題，現在還沒有把握。」「然而蔣不一定是始終不變的。根據情況的變遷，有可能逼他走到與我們聯合。」十二月一日，他同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等十八位紅軍高級將領聯名寫信給蔣介石，批評他調集胡宗南等部進攻紅軍和蘇區；希望他當機立斷，化敵為友，共同抗日。信中寫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何去何從，願先生熟察之。寇深禍亟，言重心危，立馬陳詞，佇候明教。」

一九三七年元旦，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博古並告彭德懷、任弼時，指出：南京內部鬥爭甚烈，親日派不甘心下臺，有最後掙扎、扣留張學良、進攻西安的危險。並作如下處置：與楊虎城、王以哲等商議團結對敵，秘密通令東北軍、西北軍緊急動員，防禦親日派進攻，紅軍準備進至興平、扶風策應，加緊晉、綏、川、桂、直、魯的活動，反對內戰。同一天，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潘漢年，指出：共產黨「贊助國民黨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科、馮玉祥各方面「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

三月初，他在延安鳳凰山住處會見美國進步作家和記者史沫特萊。毛澤東對她說：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是抗日的，不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只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要求英、美、法等國同情中國的抗日運動，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有人說共產黨宣導人民陣線，這是不對的。因為，中國共產黨宣導的是民族戰線，包括全民族一切黨派及一切階級，只除漢奸在外，這比起法國或西班牙的人民陣線來廣泛得多。沒有疑義的，共產黨的這種步驟是對國民黨一個大的讓步，但這種讓步是建立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則上面，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這叫做雙方讓步，互相團結，一致抗日。國民黨政策的轉變誠然至今還不能令人滿意，但是業已開始了它的轉變，三中全會的決議，可以看到這種轉變開始的證據。

到一九三六年深秋，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關係進一步改善，步調更趨一致。在西北地方，已經初步形成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三位一體」的新局面。

在這期間，毛澤東進一步加強了對張學良和楊虎城部的工作。九月，他派自己的秘書張文彬到西安同楊虎城談判，達成了互不侵犯、雙方在防區內取消敵對行動、取消經濟封鎖、建立軍事聯絡等協議。張文彬作為紅軍代表留在西安，公開身分是十七路軍總指揮部政治處主任秘書。十月初，毛澤東等又派葉劍英到西安張學良部作為中共中央的常駐代表，進一步開展對東北軍、西北軍和整個西北地方的統一戰線工作。

十二月十九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這時，西安事變發生後各方面的情況已比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確地提出自己的方針。毛澤東在會上做了報告和結論。他在報告中說：「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蔣介石問題上，動員一切力量來對付西安，把張楊一切抗日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這是西安事變發生後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現，這是對於抗日不利的。」我們必須指出：「目前問題主要是抗日問題，不是對蔣個人的問題，盲目的擁護蔣個人而不問抗日是完全不對的。」他接著說：在另一方面，西安事變的發生是由於南京政府不立刻對日抗戰、尤其是由於蔣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進抗日（力量）與親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戰爭更為擴大，這是光明的一面」。我們應該「堅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場，對於好的方面發揚，對於黑暗方面給以打擊」。他明確地提出反對使內戰擴大，也就是爭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主張，說：「我們主要是要消弭內戰與不使內戰延長。」當時，蘇聯《真理報》兩次發表評論，指責西安事變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澤東不同意蘇聯的這種說法，指出：「日本說蘇聯造成，蘇聯說日本造成，雙方對於事實的實質都有抹煞。」他堅持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表示：「我們準備根據這樣的立場發表通電，國際指示還未到，或者要隔兩天再發。」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實際上接受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標誌著「聯蔣抗日」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批准了毛澤東的報告和遵義會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這次會議和中共中央接著召開的白區代表會議，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作了重要準備。

九月中旬，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目前政治形勢和統一戰線問題，又作了三次長篇發言，著重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和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問題。他說：對民族反日統一戰線的領導，不是願意不願意，而是有力量領導和沒有力量領導的問題。西歐國家的資產階級和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同。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資產階級力量薄弱，我們在大革命時聯合了它。當前經濟危機加深，日本壓迫，「使民族資產階級又有轉變到革命方面的可能」。我們重新提出和資產階級聯合，有蘇區、紅軍的存在，應當由共產黨領導，才能實現抗日的勝利。事實證明，也只有共產黨有力量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過，這樣的領導還是要爭取的，現在正在爭。「我們現在要用各種辦法，逼蔣抗日。」他還說：加緊對南京政府以外的各黨各派的統一戰線工作，更能逼蔣走到抗日。會議為適應新的形勢，決定改「人民共和國」為「民主共和國」，並作出《中央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

張學良以為蔣介石已經承諾了和談條件，又怕時間久了在內部會橫生枝節，經宋子文請求，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同意蔣介石離開西安。他事前沒有告訴別人，連周恩來也沒有通知，下午三點朵拉著楊虎城陪同蔣介石夫婦乘車直奔機場。蔣介石臨行時對張、楊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看重義氣而經驗不足的張學良，陪送蔣介石回南京後，反而遭到蔣介石的扣留和囚禁，長達半個多世紀。

周恩來在十七日到達西安，立刻同張學良面談，且於當夜致電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報告國民黨中央軍劉峙部已以五個師入潼關、逼渭南。「張擬以楊部控西安，東北軍主力集渭水北備戰，決戰必使紅軍參加。」他已同張學良商定紅軍南下延安、慶陽一線接防。電報中還報告說：蔣鼎文已釋放，持蔣介石信令停止內戰，宋子文明日來西安。「我們商定條件：（一）停止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日。（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四）成立抗日聯軍。（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開籌備會。」第二天，周恩來又兩次來電報告情況：「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戰為條件來西安，汪將回國。」這些都為中共中央的決策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情況和建議。

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的任務。毛澤東在發言中講了三個問題：

毛澤東在二十一日又致電潘漢年，提出同南京政府談判的五項和_圖_書條件，要他立刻向陳立夫等提出，並且表示：「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並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

一月二十四日，他在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報告了同國民黨談判的情況。談到國民黨中央軍繼續由潼關西進時，他說：「對西安事件的分析，第一個階段是進兵，第二個階段是趨向和平。所以能趨向和平，就是因紅軍靠近張楊。現在已一般的趨向和平了。」在討論中，他再次發言說，對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應該有表示，應該有新的問題。比如：說明我們要建立的不是西班牙那樣的人民陣線，而是民族陣線；說明西安事變中我們的立場是和平解決，放了蔣介石以後我們軍隊開去還是為著和平；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國成立，我們就願意成為統一的區域，蘇區是特別的，但也歸他管轄。

自從中央政治局確定了以南京政府作為主要的談判對手以來，毛澤東在指導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進行談判外，還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軍政要員宋子文、邵力子、孫科、陳立夫和王均、朱紹良、毛炳文等，力陳抗日救國大義，主張「停戰議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寫信給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愛國領袖，對他們的愛國行動表示敬佩。他還努力同地方實力派取得聯繫，分別寫信給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傅作義、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勢力代表馮玉祥、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爭取他們對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理解與支持。

國內和平基本實現後，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勢，中共中央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來自蘇區、國民黨統治區和紅軍中的黨的正式代表二百十八人，列席的有六十四人。這是一次人數眾多、代表性廣泛、意義重大的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政治報告，並根據會議討論的結果，作了《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

會後，毛澤東草擬了《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在九月二十日前後脫稿。協定草案共八條，其中規定：為實行對日武裝抗戰，實現抗日救國聯合戰線，建立民主共和國，從本協定簽字之日起，雙方立即停止軍事敵對行為。國民黨方面承認：停止進攻紅軍與進犯蘇區，劃定紅軍屯駐地區，改革現行政治制度，允許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釋放政治犯。共產黨方面承認：紅軍不向國民黨區域攻擊，停止推翻國民黨政權的言論與行動，抗日作戰時，在不變更共產黨人員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的條件下，全國軍隊包括紅軍在內實行統一指揮與統一編制。這個協定草案的基本內容，成為後來國共談判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同各地方實力派談判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

第二，關於過渡階段問題。他說：第一階段爭取和平已經達到了；從西安事變到抗日開始是第二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民主問題，「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號，「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號，主要口號是「準備抗日」。為了抗日要爭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務，是這次政治局會議的主要議事日程。

第三，關於領導權問題。他說：資產階級從來都是想使無產階級服從它，做它的尾巴，這是應當著重說明的，並加緊對群眾的教育。目前形勢對我們更有利，政治攻勢都在我們方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平運動、民主運動，都是我們創始的。

會議決定發表的「公開宣言」，就是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它敘述了中國共產黨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的主張，嚴肅地批評國民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和它造成祖國大片河山淪喪的嚴重後果，同時也肯定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有了若干進步」，但仍不能滿足全國人民強烈抗日的要求。在亡國滅族的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再一次向國民黨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保衛及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它在最後明確提出「國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議：「關鍵現在是在貴黨的手中」；「至於我們方面是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並願堅決的遵守這個協定。」

為了實現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毛澤東在十九日這一天就起草並發出十四份電報。其中，發給在西安的周恩來的電報有十一份，通報了中央的決定並提出具體的工作部署。發給在前線指揮軍事的彭德懷、任弼時的電報有兩份，命令他們率領野戰軍急行軍直達長武待命，並派八十一師和二十八軍開赴延安接受任務，給張楊以實際的援助。還致電在南京的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

周恩來在西安極為複雜的環境中，機智地執行中共中央的方針，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雙方談判創造了良好條件。談判從二十三日上午開始，南京方面出席的有宋子文，後來又加上宋美齡，西安方面出席的有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談判一開始，張、楊重申他們在通電中提出的八項主張，周恩來也說明中共的六項主張。經過兩天談判，宋美齡和宋子文對談判的一些問題都作了明確的承諾。

他進一步分析西安事變能夠造成這個轉變實現的原因：「西安事變這樣的收穫不是偶然的，因為國民黨已開始動搖，醞釀了很久。」「他們內部矛盾發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變便解決了這個矛盾。這是醞釀成熟、時局轉變的焦點。西安事變是劃時代轉變新階段的開始。」

這時，一個慘痛的損失是西路軍在河西走廊的失敗。他們自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渡過黃河以西，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多人，表現了不畏艱險的英雄氣概和獻身精神。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共中央同南京政府交涉，要他們下令正在河西走廊不斷攻擊西路軍的馬步芳部停戰讓防，又派人去青海同馬步芳談判，要他們停止攻擊。由於他們毫無誠意，談判沒有取得結果。三月五日，由劉伯承、張浩率領的援西軍出發西進。不久，因西路軍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失敗，援西軍停止西進。

中共中央《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中指出：「由於東北軍現在所處的特殊的政治絕路的地位（亡國奴的地位），由於紅軍對於東北軍的革命的影響，東北軍有極大可能轉變為抗日的革命的軍隊。」我們在東北軍中的工作目標，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東北軍變為紅軍，而是要使東北軍變為紅軍的友軍，使東北軍實行徹底抗日的綱領。超出這個範圍的一切言論與行動，均在排除之列。根據這個原則，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我們與東北軍關係現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七八兩月須注大力於該軍、師、團三級的工作，派較得力的人分途去見軍、師、團長，根據他們的思想程度與接受可能，向他們解釋合作抗日的道理。他特別指出，「這個中層乃是樞紐，目前最為重要」。

國內的局勢發展得很快，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七月底決定，由毛澤東負責對東北軍和整個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重要的決策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國共兩黨關係和統一戰線等問題的報告和結論。報告中說：蔣介石對日的基本方針，在戰略上沒有變，但他準備開國防會議，實行局部的對日作戰，戰術是變了；戰術既大變，將來有可能影響他們戰略的動搖。報告說：我們三月提出談判的五條原則後，他們在五月答覆時提出四項辦法。從這可以看出蔣介石有動搖的可能。他們五屆二中全會來信對談判又提出新的四條這新四條同五月ｈtｔps://www•hｅｔubｏok•ｃoｍ.ｃｏm的四項辦法有些變化，現在是著重統一，對紅軍開赴綏遠抗日沒有提。「我們願意和南京談判，現在還是繼續這個方針。」從蔣介石的態度來看：「現在總方針變了，現在是鞏固他的統治。從前和我們無往來，現在有些改變了，現在他也來談統一戰線，他可能改成國防政府，但要他統一指揮，使群眾對他改變態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這一民族運動，不願站在敵對地位。」我們應當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力量，為要達到真正的抗日，必須要經過這樣中間的過程，我們可以和他談判。「我們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毛澤東還在結論中提出：蔣介石總是說先統一後抗日，我們是要他先給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樣程度，才同他講統一。「我們又要抗日，又要統一。」「『抗日必須反蔣』，現在不適合。現在要在統一戰線下反對賣國賊。」同時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對同盟者的警戒性，堅持黨的獨立自主原則。

西安事變的發生，是九一八以後民族危機日益激化的產物，也是中國共產黨積極宣導並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特別是加強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工作的結果。在中國共產黨內，這項工作是由毛澤東直接領導的。

處在從內戰到抗日的轉變關頭，毛澤東善於運用靈活的策略，對蔣介石採取的多種手段，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在軍事上，他致電駐在張學良處的劉鼎，告訴他：「蔣介石向西北進攻，我方已有相當準備，立於防禦地位予以打擊，促其覺悟。」在政治上，當蔣介石邀周恩來前去會談時，毛澤東指出：「先停戰，後談判。」蔣介石大舉進攻西北的情況，使周恩來無法前去，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漢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談判。從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十九日，他同南京政府代表陳立夫進行了三次會談。陳立夫根據蔣介石的指令，態度十分強硬，提出在陝北的政權必須取消，紅軍只留三千，師長以上一律解職出洋等。這樣，談判只能擱淺。到十二月初，當陳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敗後，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漢年，表示國共談判不能中止。

不久，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聯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對日宣戰，並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幟，將粵、桂軍改稱「抗日救國軍」，出兵湖南，被稱為兩廣事變。毛澤東在六月八日向《紅色中華》社記者發表談話說：「西南抗日反蔣的軍事行動，客觀上是革命的與進步的行動。雖然這中間還不免有個別分子夾雜有權位、地盤等不正當的動機。」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時局發展到新的階段」；日軍入侵華北，國民黨中央勢力退出華北，中國內部整個起了很大變化。「我們說重心是抗日，請蔣出兵。」

會議討論時，政治局內部的意見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贊成毛主席這個解釋。」我們應著重指出，目前的問題是抗日不抗日的問題，不是蔣個人的問題，「不採取與南京的對立」。張聞天說：「我們的方針，應確定爭取成為全國性的抗日，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我們應儘量爭取時間，進行和平調解。」

毛澤東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工作。

山城堡戰鬥結束後不到一個月，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產生巨大影響、直接促成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西安事變發生了。

共產國際的來電，是在第二天（二十日）收到的。它的內容和中共中央已經作出的決定基本一致。毛澤東立刻在當晚八時把它轉發給周恩來。共產國際來電的全文如下：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和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十多名軍政要員，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等，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召開救國會議等八項主張。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潘漢年那時正住在南京宋子文公館裡。這是因為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後，宋美齡急於了解中共的態度，經過宋慶齡的介紹，潘漢年從上海到南京住進了宋公館。他收到十二月十八日的《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立刻把它交給宋子文轉送國民黨中央。他還以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代表的特殊身分，從旁支持宋美齡等力排眾議，主張和平營救蔣介石。當他接到毛澤東十九日的密電後，又把剛剛譯出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通電》立刻交給宋子文，並說：宋委員最了解張學良將軍，他一定會熱情歡迎您去西安的。宋子文認為潘漢年這個話反映了中共的意向，就在經過同親日派的辯論後獲准「以私人資格前往西安」。二十日上午，宋子文由顧問端納陪同飛抵西安。張學良在見到宋子文時，坦率地告訴他：只要蔣答應張、楊通電中的八項主張，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將一致同意釋放蔣介石。隨後陪同他一起去見蔣介石。周恩來也明確轉告宋子文：中共並未參與此事，對事變主張和平解決，希望他勸說蔣介石改變政策。第二天，宋子文飛回南京。

當「兩廣事變」被南京政府以政治收買和軍事討伐的辦法解決後，蔣介石認為又可以騰出手來集中對付紅軍和共產黨了。他一面邀請周恩來在廣州或香港會談，一面調集軍隊「圍剿」紅軍，胡宗南部就是在這時又調到西北向紅軍進攻的，想給紅軍以大的打擊後再在談判桌上講條件。

對張學良的複雜處境，毛澤東十分關心。他在八月九日寫信給張學良提醒他：蔣介石一解決西南問題，就有極大可能進攻西北。「無論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並要十分防備蔣的暗害陰謀。」

會議決定在黨內所發的「秘密文件」，就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之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我們目前中心口號依然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因為西安事變的發生很突然，情況還不很清楚，有待進一步了解和觀察，會上對許多重大問題只是交換意見，需要在進一步弄清情況後才能作出決斷。毛澤東先發了言，最後又作了結論。他在發言中提出一個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們對這一事變的態度怎樣？應該擁護，還是中立，或反對？應該明白確定，是不容猶豫的。」他斷言：「這次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就是在他的自衛的出發點上也是革命的」，「是應該擁護的」。他說：蔣介石最近立場雖是中間的立場，然在「剿共」一點上還是站在日本方面的。這一事變的影響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蔣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轉到西安方面來，同時也要估計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劉峙等進攻潼關，威脅西安。在蘭州、漢中這些戰略要點，我們應立即部署兵力。他當時的設想是：「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的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以西北為抗日前線，影響全國，形成抗日戰線的中心。」他著重提出：「我們的政治口號：召集救國大會。其他口號都是附屬在這一口號下，這是中心的一環。」與會者還有九個人發了言，其中講得最激烈的是張國燾。他說：「在西安事件意義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內亂是不是可免？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問題。」「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周恩來報告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工作。毛澤東在會上稱讚周恩來領導的這項工作「可為很好的模範」。並且提出：過去我們的工作方針，第一在西邊建立根據地，第二在東邊開展遊擊戰爭，第三建立抗日聯合戰線。「以後的工作方針還是以前的三個，但次序要變更，第一是聯合戰線的擴大，應放在第一位」。對東北軍，對楊虎城部隊，對南京部隊，都要建立工作委員會。現在大家應該出馬，不應該關起門來。不僅要注意上層，還應該抓緊中層的工作。紅軍的行動也應該配合這一工作。會議通過了毛澤東這個提議。

紅軍東征回師後，毛澤東找東征中俘獲的閻錫山部團長郭登瀛談話，要他帶信給閻錫山，表示紅軍願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接著，又派彭雪楓等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去山西太原同閻錫山聯絡。

談判結束後，周恩來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見蔣介石。蔣介石當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來當時向中共中央所報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