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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實踐論》結束時這樣寫道：

為了建立起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強調指出，必須在黨內反對兩種錯誤傾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這個問題的提出，同樣是以事實為依據的。他說：

在這篇講話中，他著重談了反對關門主義的問題。他用簡單明瞭的語言，把統一戰線和關門主義這兩種不同的正相反的策略，作了強烈的對比：「一個要招收廣大的人馬，好把敵人包圍而消滅之。」「一個則依靠單兵獨馬，去同強大的敵人打硬仗。」究竟哪一種策略的道理是對的呢？他依然用事實來作回答：

《實踐論》和《矛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發展進程中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這兩篇論文從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上，論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為日後系統地提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這兩篇論文又從思想方法論的高度指出黨內發生「左」傾和右傾錯誤的原由，為延安整風，特別是對教條主義的批判作了重要準備。

《矛盾論》還進而論述了關於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的問題。毛澤東指出：對立面的同一性有兩重意義：「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相反的方面轉化。這些就是所謂同一性。」他又指出：所謂矛盾的鬥爭性，就是說處於統一體中的矛盾雙方自始至終進行著互相排斥、互相鬥爭，並且促進這一事物向他一事物轉化。對抗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矛盾鬥爭的一切形式。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互相轉化。

接著，毛澤東回顧了十年內戰中以「圍剿」和反「圍剿」為主要形式的戰爭的歷史經驗，並且就九個問題作了說明：積極防禦和消極防禦；反「圍剿」的準備；戰略退卻；戰略反攻；反攻開始問題；集中兵力問題；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

在九一八事變後，特別是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以後，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都產生重大變化。「左」傾教條主義者在長時間內無視這種重大變化。毛澤東在報告裡，一開始便從千頭萬緒的現實生活中，十分鮮明地指明了當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說：「目前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全國人民的生存已受到嚴重的威脅。

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調原駐延安的東北軍增援東線，延安由紅軍接管。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從保安遷到延安。到延安後，他又擠出不少時間，不分晝夜，發奮攻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書籍。現在保存下來的毛澤東在這個時期讀過並作過批註的哲學書籍就有：西洛可夫、愛森堡等所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米丁主編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等。他在前一本書上所寫的批註約一萬二千字，在後一本書上所寫的批註有二千六百多字。批註的內容大約有四類：原著內容的提要；對原著內容的評論；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所發的議論；對原著中一些理論觀點的發揮。郭化若回憶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辦公室內，看到桌面上放著一本《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我翻開一看，開頭和其他空白處都有墨筆小字的旁批，內容全是中國革命中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並把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提高到理論水準上來，充實和發展馬列主義。他這些旁批，後來就逐步發展成為他的光輝著作《實踐論》。」

在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後，毛澤東又把注意力集中到黨的軍事路線上來。他說：「過去的革命戰爭證明，我們不但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線。」這就必須系統地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歷史經驗，從中作出新的理論概括。在經過長時間準備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他在陝北的紅軍大學作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報告。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係，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畫……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鬥的計畫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

在「積極防禦和消極防禦」中，他寫道：「積極防禦，又叫攻勢防禦，又叫決戰防禦。消極防禦，又叫專守防禦，又叫單純防禦。消極防禦實際上是假防禦，只有積極防禦才是真防禦，才是為了反攻和進攻的防禦。據我所知，任何一本有價值的軍事書，任何一個ｈtｔｐs://ｗｗｗ.ｈｅtｕbook•ｃom•ｃｏm比較聰明的軍事家，而且無論古今中外，無論戰略戰術，沒有不反對消極防禦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極防禦當法寶。然而世上偏有這樣的人，做出這樣的事。」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毛澤東軍事思想體系形成的重要標誌。它以對中國國情的科學分析和準確把握為深厚根基，以實踐為主要源泉，充滿著實事求是的創造精神，具有鮮明的中國氣派和特色。中國革命戰爭長時期內是在敵強我弱的環境中進行的。陳毅在中共七大的發言中曾作過這樣的評論：中國革命戰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以小敵大」、「以弱敵強」。他說：「拿起落後的武器，和具有新式武器的敵人作戰。我們是弱者，就不能鬥力，鬥力打不贏人家，我們就講究鬥智。因此我們戰略思想最發達，我們的腦袋最發達，靠腦袋吃飯。」「以弱勝強，以小勝大，戰略戰術特別發展。這種軍事思想為什麼又和毛澤東的名字聯繫起來呢？就是他能根據這些特點，總結經驗，現了毛澤東同志的天才。」

政治路線也好，軍事路線也好，都離不開思想路線的正確與否。毛澤東清楚地看到：「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

毛澤東對這件工作做了十分認真的準備。他通過各種管道從國民黨統治區購買到一批軍事方面的書籍。他反覆地精讀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著作，認真研究德國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日本人寫的關於外線作戰的書籍等，還研讀了中國古代的《孫子兵法》。他後來多次講到：在遵義會議時，有人說我打仗是照《孫子兵法》打的，其實我當時並沒有看過這本書，倒是到了陝北後才讀了這本書。他還組織一些富有實際經驗的幹部一起，聯繫中國革命實際來研究和討論這些軍事理論問題。

這時，中國的政治局勢也正處在重大的歷史轉折時刻，開始由國內戰爭向抗日戰爭轉變。面對著錯綜複雜、變化多端的國內外各種矛盾，客觀形勢的發展，迫切要求黨內有統一的認識，對形勢作出科學的分析，制訂出正確的路線和策略。然而，黨內的思想並不統一。關門主義（也就是宗派主義）、冒險主義以及作為它們共同思想基礎的教條主義，仍然阻礙著黨的正確路線、策略的制訂和執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從思想理論的高度上加以解決，中國革命就不能前進一步。

毛澤東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這篇報告，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論述，系統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為全黨進入抗日戰爭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論準備。他的論述，處處以正在發生巨大變動的客觀事實為出發點，以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和階級關係的具體特點為出發點，反對那種不顧事實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條主義思想，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純熟地結合起來，說明他的思想正在進一步走向成熟。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是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結束後給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所作的報告。

在「戰略退卻」中，他寫道：「戰略退卻，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採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可是，軍事冒險主義者則堅決反對此種步驟，他們的主張是所謂『禦敵於國門之外』。」「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

那末，人的認識究竟怎樣從實踐發生，而又服務於實踐呢？毛澤東說：人的認識過程有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兩個階段。「人在實踐過程中，開始只是看到過程中各個事物的現象方面，看到各個事物的片面，看到各個事物之間的外部聯繫。」這是認識的感性階段。「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覆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裡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繫，而是抓著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繫了。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差別。循此繼進，使用判斷和推理的方法，就可產生出合乎論理的結論來。」這是認識的理性階段。前者只解決現象問題，後者才解決本質問題。「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認識開始於經驗——這就是認識論的唯物論。」「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這就是認識論的辯證法」。

毛澤東在這部著作中指出：戰爭是有規律的。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域規律的東西。戰爭的勝負不僅取決於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而且還取決於雙方的主觀指導能力。因此，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這個問題。

通過學習、討論和研究，把中國革命戰爭中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上升為理論。這就是httｐs://m.hｅｔｕbｏok•cｏm.cｏｍ《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由來。

毛澤東詳細地描述了一個軍事家正確地指導戰爭時的整個認識過程：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澤東應紅軍大學（後來改為抗日軍政大學）的請求，向學員講授唯物論和辯證法。總政治部把他講課的記錄稿整理出來，經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以後，毛澤東把其中的兩節，經過整理，成為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這是他對中國革命經驗所作的一次更深刻、更系統的哲學總結，是他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對曾經長期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看輕實踐的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思想的有力批判。

對於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說明在領導革命時一定要堅持從實際出發的原則，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實際情況變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就會隨之變化，共產黨人的政策和策略也必須隨之改變。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先後寫下《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重要著作，分別從政治路線、軍事路線、思想路線上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歷史經驗教訓，剖析了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左」傾錯誤指導思想，及時地回答了黨所面對的重大而緊迫的問題，並把這些現實問題提到哲學的高度來分析，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發展作出創造性的貢獻，奠定了黨的思想理論基礎。

毛澤東在這裡敘述的認識過程，實際上已超越軍事科學的範圍，而具有一般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意義。它同以後《實踐論》中的論述，只有一步之隔了。

《矛盾論》對對立統一規律的闡述，是從分析矛盾的普遍性開始的。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絕對性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二是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沒有什麼事物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特別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毛澤東有一段時間能夠比較集中地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深入的理論思考和理論概括。

他又指出：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其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在矛盾中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地位也不是固定的。由於事物發展過程中矛盾的雙方鬥爭力量的增減，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可以互相轉化。如果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著變化。

《實踐論》提出：由感性認識進到理性認識，並不意味著認識過程的完結，它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世界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這又是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的一個飛躍。理論之是否正確，是否符合客觀世界的規律性，並不能由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要應用理論於實踐，看它是否能夠達到預想的結果，在實踐中檢驗其真理性，糾正其不完全性和錯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這個報告，也是黨內在軍事問題上一場大爭論的結果。這場大爭論，在長征前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已經激烈地進行著。瓦窯堡會議後，李德又不同意會議通過的東進的軍事戰略方針。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向中共中央提出書面意見，根據敵我力量懸殊的狀況，主張「鞏固與發展蘇區創造新根據地」，武斷地認為「我們轉入進攻是過早的」，「政治準備不充足」，結果就會「退卻和逃跑」，以反對會議決定的「以發展求鞏固」的方針。並且說「戰爭未發生以前，在我們這方面的應當避免能夠引起蘇日衝突的行動。」生怕把蘇聯牽進到軍事衝突中去。這種離開「發展」來談「鞏固」的主張，其實又是在重複他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的那種單純防禦戰略。從當時陝北的實際情況來看，更是不適宜的。毛澤東立刻指出，它是在革命進攻下的保守的單純防禦戰略。這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晉西開會時，討論了李德的《意見書》，許多人在發言中批評李德的錯誤主張，並且作出決議：「戰略決定由毛主席寫。」這件事，也促使他下決心系統地總結十年內戰時期在軍事鬥爭上的經驗教訓，來寫這本書。

中國共產黨走過了一段富有傳奇性的艱險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實踐中取得過巨大的成功，也經歷過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兩次慘痛的失敗；積累了許多超越前人的經驗，也有過「左」的和右的沉重教訓，其中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四年統治，更把黨幾乎引向毀滅的邊緣。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但它是在紅軍長征途中舉行的，只能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領導機構問題作了變動hｔtｐs://wｗw•ｈｅｔｕbｏｏｋ.com.com，其他問題還來不及解決。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談到博古時說：「遵義會議糾正了他的錯誤，然而沒有指出宗派主義、冒險主義，這個問題是路線上的錯誤。」可見，他對黨內存在的種種問題，正在從根本路線上進行通盤的審視。

在「集中兵力問題」中，他寫道：「集中兵力看來容易，實行頗難。人人皆知以多勝少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於指導者缺乏戰略頭腦，為複雜的環境所迷惑，因而被環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採取了應付主義。」「無論處於怎樣複雜、嚴重、慘苦的環境，軍事指導者首先需要的是獨立自主地組織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敵逼迫到被動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復主動地位。如果不能恢復到這種地位，下文就是失敗。」「主動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體的，物質的。這裡最重要的，是保存並集結最大而有活力的軍隊。」他還著重地指出：「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

毛澤東接著指出：「這種情形，就給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怎麼辦』的問題。反抗呢？還是投降呢？或者遊移於兩者之間呢？」他指出：中國的工人和農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小資產階級也是要反抗的。現在他們眼看就要當亡國奴了，除了反抗，再沒有出路；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他們具有兩面性：既不喜歡帝國主義，又害怕革命的徹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脅的新環境下，他們是有變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國民黨營壘中，在民族危機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在日本炸彈的威力圈及於全中國的時候，在鬥爭改變常態而突然以洶湧的陣勢向前推進的時候，也是要發生破裂的。

如果人們從社會實踐中得到感性認識，再由感性認識推移到理性認識，造成某種思想、理論、計畫或方案，用來指導實踐，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那末，對於這一具體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但是，客觀世界的運動變化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者承認，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動的道路一樣，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可能變動，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變動一樣。日本帝國主義決定要變全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和中國革命的現時力量還有嚴重的弱點，這兩個基本事實就是黨的新策略即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出發點。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因此，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他指出：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它對事物起主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則處於次要的和服從的地位。當然，這種地位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過程階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可能降為次要的，次要矛盾也有可能上升為主要的。「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

毛澤東在對待理論工作上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在他看來，有了正確的理論，才能使人們對事物的認識不停留在初級的感性階段，而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認清事物的本質和它的內部規律性，用來自覺地指導行動；而這種正確的理論，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只能從實踐中來，再到實踐中去接受核對總和繼續發展。

那末，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呢？毛澤東指出：第一、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而又經過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敵人的強大；第三、紅軍的弱小；第四、有共產黨的領導和土地革命。第一個特點和第四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其敵人，第二個特https://m.hetubook.com.com點和第三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快戰勝其敵人，即是規定了戰爭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話，還可能失敗。正是從這些特點，產生了我們的戰略戰術。

在《矛盾論》中，毛澤東還分析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這裡，毛澤東特別強調主觀和客觀的一致。在指導戰爭中，人的主觀能動性是極其重要的：「學習戰爭全域的指導規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為這種全局性的東西，眼睛看不見，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會懂得。」但他所說的「用心思去想」有一個前提，就是要和客觀的實在情況相符合。他寫道：「為什麼主觀上會犯錯誤呢？就是因為戰爭或戰鬥的部署和指揮不適合當時當地的情況，主觀的指導和客觀的實在情況不相符合，不對頭，或者叫做沒有解決主觀和客觀之間的矛盾。」「這裡的關鍵，就在於把主觀和客觀二者之間好好地符合起來。」

毛澤東到陝北後，就努力閱讀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種哲學書籍。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到保安去訪問他後，記述道：「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採訪共產黨的黨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於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麼都不管了。他讀書的範圍不僅限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一些古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得、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

《矛盾論》一開始就論述了辯證法和形而上學這兩種宇宙觀的根本對立。在人類的認識史中，人們不僅以其對物質與意識何者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被劃分為唯物論和唯心論兩大陣營，而且還以其對世界發展的不同回答被劃分為辯證法和形而上學兩大陣營。形而上學宇宙觀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和永遠不變化的；如果有變化也只是數量上的增減和場所的變更，其原因不在事物的內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於外力的推動。和形而上學相反，唯物辯證法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係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繫著和互相影響著。「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他得出結論：「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迴圈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基於對現實狀況的分析，毛澤東得出結論：「目前是大變動的前夜。」「當著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黨的基本的策略任務是什麼呢？不是別的，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於軍事計畫建立之前，而且存在於軍事計畫建立之後。當執行某一計畫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是又一個認識情況的過程，即實行的過程。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於實況，需要重新加以檢查。如果計畫和情況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於新的情況。部分地改變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戰都是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間或有的。魯莽家不知改變，或不願改變，只是一味盲幹，結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澤東從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這一唯物主義的根本原理出發，強調了認識對實踐的依賴關係。他指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社會實踐是推動人們的認識由低級向高級、由淺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動力，也是認識真理性的標準和認識的目的。因此，「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文章著重論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係，就是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係。矛盾的特殊性，構成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必須對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不同質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從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來看，總是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後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當著人們已經認識了這種共同的本質以後，就以這種共同的認識為指導，繼續地向著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教條主義者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艱苦和_圖_書的研究工作，不用腦筋具體分析事物，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因此，他們在領導中國革命中，不分析和研究中國國情，把共產國際的決議和蘇聯的經驗生搬硬套於中國革命。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結果，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

怎樣才能學會正確地指導戰爭？毛澤東有一句名言：「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

毛澤東指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是違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教條主義者否認認識開始於實踐，否認感性認識的必要性。他們總是從書本出發，忽視對實際情況的具體分析，生吞活剝地引證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中的個別詞句去指導革命。經驗主義局限於一時一地的片面的感性認識，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而忽視理論的指導作用。他們在認識論的全體上都是錯誤的。

在「殲滅戰」中，他寫道：「『拼消耗』的主張，對於中國紅軍來說是不適時宜的。『比寶』不是龍王向龍王比，而是乞丐向龍王比，未免滑稽。對於幾乎一切都取給於敵方的紅軍，基本的方針是殲滅戰。」「擊潰戰，對於雄厚之敵不是基本上決定勝負的東西。殲滅戰，則對任何敵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響。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殲滅戰和集中優勢兵力、採取包圍迂迴戰術，同一意義。沒有後者，就沒有前者。人民贊助、良好陣地、好打之敵、出其不意等條件，都是達到殲滅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他十分強調在研究戰爭規律時必須懂得一般和特殊的辯證關係：「我們現在是從事戰爭，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度裡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他指出：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著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應該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

毛澤東在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批註中寫道：「辯證法的本質即對立的統一法則。」他的另一篇重要哲學著作《矛盾論》就是著重闡明了事物的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

陝北的相對穩定的局勢，國內翻譯出版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和文章已能傳送到這裡，也都便於毛澤東有可能從理論上全面地回顧和思考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

在「運動戰」中，他寫道：「『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我們的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一切的『走』都是為著『打』。我們的一切戰略戰役方針都是建立在『打』的一個基本點上。然而在我們面前有幾種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當面的敵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當面敵人雖不多，但它和鄰近敵人十分密接，也有時不好打；第三，一般說來，凡不孤立而佔有十分鞏固陣地之敵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決戰鬥時，不好再繼續打。以上這些時候，我們都是準備走的。這樣的走是許可的，是必須的。因為我們承認必須的走，是在首先承認必須打的條件之下。紅軍的運動戰的基本特點，就在這裡。」

「時局的特點，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處在新的全國大革命的前夜，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特點。這是事實，這是一方面的事實。現在我們又說，帝國主義還是一個嚴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狀態是一個嚴重的缺點，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又一個特點。這也是事實，這是又一方面的事實。這兩種特點，這兩種事實，都一齊跑來教訓我們，要求我們適應情況，改變策略，改變我們調動隊伍進行戰鬥的方式。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採取廣泛的統一戰線，防止冒險主義。不到決戰的時機，沒有決戰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進行決戰。」

他又十分強調在研究戰爭規律時必須懂得全域和局部的辯證關係。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域規律的東西。「戰爭的勝敗的主要和首先的問題，是對於全域和各階段的關照得好或關照得不好。如果全域和各階段的關照有了重要的缺點或錯誤，那個戰爭是一定要失敗的。說『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帶全域性的，即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著，而不是那種帶局部性的即對全域無決定意義的一著。」自然，全域性的東西不能脫離局部而獨立，全域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指揮全域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域上面。如果丟了這個去忙一些次要的問題，那就難免要吃虧了。

毛澤東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批註中，聯繫中國革命的實際，寫道：「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命題出發，李立三主義和後來的軍事冒險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都犯過此錯誤，不但不是辯證法，而且不是唯物論。」《實踐論》就是以認識與實踐的正確關係為核心，全面而系統地闡述和發揮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