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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根據對雙方力量對比的這種清醒的認識，在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的第二個月，也就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對前面所說的這個重大問題作出明確的回答：「我黨我軍正準備一切，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借此以爭取和平。蔣介石雖有美國援助，但是人心不順，士氣不高，經濟困難。我們雖無外國援助，但是人心歸向，士氣高漲，經濟亦有辦法。因此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全黨對此應當有充分的信心。」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正式召開。毛澤東清楚地看到和談的大門已被蔣介石完全關死，中國人民只剩下一條路可走，那就是經過戰爭推翻蔣介石的統治，才能在中國獲得真正的和平。這是毛澤東在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轉折，是他從抗戰勝利後一年多來的事實中得出的結論。它對中國共產黨下決心領導中國人民去奪取全國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十一月十八日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黨內指示，向全黨指出：

在政治方面，他要求「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並為此規定了黨在農村中、在城市中和在國民黨軍隊中必須團結、爭取、孤立的階級、階層和人員。

一九四六年六月，蓄謀已久的蔣介石以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終於發動了全面內戰。

戰爭是敵對雙方實力的競賽。面對國共雙方這樣懸殊的力量對比，中國人民解放軍能不能戰勝蔣介石軍隊的大規模進攻？這是作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首先需要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作出回答的問題。

四個月戰爭，進一步暴露了蔣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圖過大之間的矛盾。蔣介石共有正規軍八十六個整編師（包括未經整編的軍）、二百四十八個旅，戰爭第一個月即一九四六年七月，動用了六十八個師、一百九十三個旅，其中擔任第一線攻擊任務的是二十六個師七十二個旅。到戰爭第四個月即一九四六年十月，蔣介石動用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個師二百零九個旅，其中擔任第一線攻擊任務的是四十三個師一百一十七個旅。這就是說：一，蔣介石作為戰略預備隊而留置在後方的兵力，已由戰爭初的五十五個旅減少為三十九個旅。二，在投入內戰前線的二百零九個旅中，不得不以百分之四十四的兵力，即八十二個旅，用於「清剿」他們日益擴大的佔領區，相應地減弱了用於第一線進攻的機動兵力。

在四個月戰爭中，國民黨軍佔領了解放區縣以上城市一百五十三座，其中包括張家口、菏澤、淮陰、安東（今丹東）這些當時解放區的中心城市。解放軍方面只收復或攻佔了四十八座縣城，得失相較，解放軍丟失了一百零五座縣級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

單單這些還不夠。為了使人們認清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的虛弱本質，樹立起必勝的信念，需要提出一個簡單明瞭、使人一聽就明白並能記住的基本觀點，那就是毛澤東向正在延安採訪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士．斯特朗所說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八月十四日，大同攻城戰正式發起，但部隊傷亡很大，進展緩慢，到九月四日才肅清城周各據點和城關。從九月三日起，傅作義部以主力東犯集寧，增援大同。攻城指揮部調轉主力還擊傅部，又因各種原因，不但未能達到殲敵目的，而且集寧失守，大同亦難再攻。攻城部隊只能在九月十六日從大同撤圍，轉入休整。

美國政府對蔣介石的大力援助，也是蔣介石敢於發動這場大規模戰爭的重要原因之一。據統計，僅國共停戰的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美國政府就向國民黨政府提供了價值十三點五億美元的各種物資。美國總統杜魯門承認，美國在抗戰勝利後給予蔣介石政府的物資援助，是抗戰勝利前美國援華物資的兩倍。美國前後為國民黨軍隊訓練了各種技術軍官十五萬人，重新裝備了四十五個陸軍師（旅），為空軍配備了各類飛機九百三十六架，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戰勝利後移交給國民黨軍隊的。在全面內戰爆發後，美國政府又向國民黨軍移交了艦艇一百三十一艘。從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由美國海、空軍幫助輸送到內戰前線的國民黨軍隊達五十四萬人。大規模內戰爆發前夕，美國國務院除向國會提出《繼續對華軍事援助法案》請求通過外，又著手同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準備把儲存在西太平洋的價值二十億美元的戰爭剩餘物資以五億美元的低價出售給國民黨政府。

這裡，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當時還處於戰略防禦階段；又第一次提出了在國共雙方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於人民解放軍的變化後，人民解放軍將轉入戰略進攻，而實現這種戰略轉折的關鍵在於不斷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斯特朗是一位美國籍的進步女記者。一九四六年年初她從三藩市來到上海轉往北平，接著乘軍調部的飛機到達延安採訪。她在延安住了幾個星期，同各界人民和中共許多領導人廣泛接觸，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解放區的情況已有相當的了解。

在南線：

一個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推動下，在全民、全黨、全軍的奮力拼搏下，很快就要到來了。

顯然，「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對原定的三軍進擊津浦路然後渡淮而南的外線出擊計畫是一個重m.hetubook.com.com要修改。從毛澤東的幾個電報中可以看出，他認為作出這樣修正有兩個好處：一是「在政治上更為有利」；二是便於「看出敵人弱點」。這兩點，正是戰爭指導者在戰爭初期必須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則。根據毛澤東確定的「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的方針，華中野戰軍、山東野戰軍、晉冀魯豫野戰軍分別在蘇中戰場、淮北戰場和豫皖蘇、魯西南戰場取得了重大勝利，其中較著名的戰役有：華中野戰軍遂行的蘇中戰役，七戰七捷，一個半月中殲滅國民黨軍六個旅；晉冀魯豫野戰軍的定陶戰役，全殲國民黨軍一個整編師及另兩個整編師各一部。隨著內線作戰的不斷取得勝利，毛澤東一再推遲原定的外線出擊的時間，要求南線各軍在內線更多地殲滅敵人，為爾後轉入外線作戰創造條件。

毛澤東關於「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關於「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的論斷，一提出來，立刻傳遍國內外，深入人心，產生了人們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一九六〇年，斯特朗在《一個現時代的偉大真理》這篇文章中，懷著深厚的感情回憶起這次談話。文章說：「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時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現在這已成為有歷史意義的歷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針見血的語句，淵博的知識，敏銳的分析和詩人的想像力，使他的談話成為我一生中聽到的最有啟發性的談話。」

蔣介石控制著全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幹線，控制著全國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控制著幾乎全部的現代工業，軍火工業也有相當規模。而中國共產黨方面，卻只有全國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和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除哈爾濱外沒有一個大城市，經濟上主要依靠農業和手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只靠肩挑、背扛、大車拉、小車推，軍工生產基礎極為薄弱，只能製造遠不能滿足作戰需要的機步槍彈、手榴彈、炸藥以及極少數量的迫擊炮。當時人們往往把這些自製的彈藥加上一個「土」字，來說明它的技術性能之落後。

毛澤東是不放鬆任何一個機會來作調查工作的。他先向斯特朗詢問了許多美國國內的情況。斯特朗驚奇地發現：「美國發生的事有許多他知道得比我還詳細」。接著，毛澤東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問題。他談話的中心點，就是「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毛澤東列舉俄國沙皇和德國的希特勒、義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例子，來說明這些反動力量從表面上看是強大的，可怕的，但從長遠的觀點看，從本質上看，「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當斯特朗問到對美國使用原子彈的看法時，毛澤東爽朗地回答：「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原子彈當然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毛澤東最後又談到蔣介石發動的這場大規模內戰的前景。他十分堅定地告訴斯特朗：「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歷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雖然在中國人民面前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這就是經過四個月戰爭後軍事形勢的基本狀況。

八月六日下午三時，延安雨後初晴。在毛澤東居住的楊家嶺，斯特朗見到了毛澤東。陪同她去的，一個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一個是長期在延安工作的美國醫生馬海德，擔任臨時的翻譯工作。聽到斯特朗來了，毛澤東走出窯洞門口，來到院裡歡迎。為了表示對客人的禮貌，他那天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藍布衣服。他們一起坐在窯洞前蘋果樹下的一張石桌周圍，娓娓而談。

「慎重初戰」，是毛澤東一貫堅持的作戰原則，在重要戰略轉折關頭更是如此。在組織中原部隊突圍的同時，他密切注視著南線敵情的變化，不斷同南線各區領導人磋商原定的三軍進擊津浦路的計畫，並根據情況的變化加以調整。

全面內戰成為事實後，七月二十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中又進一步指出：「蔣介石破壞停戰協定，破壞政協決議，在東北占我四平、長春等地後，現在又在華東、華北向我大舉進攻，將來亦有可能再向東北進攻。只有在自衛戰爭中徹底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之後，中國人民才能恢復和平。」可見，即使在全面內戰爆發後的初期，直到這時，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仍在力爭實現國內和平的局面，進行自衛戰爭的目的仍是為了恢復國內和平。

蔣介石認為自己進行的是「現代作戰」。他的根本觀點是：「無都市即無政治基礎，無交通就無政治動脈」，所以，「最要緊的莫過於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從這個觀點出發，他要求部隊「必須把匪軍所佔領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據點一一收復，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據地」而成為「流寇」，然後加以「清剿」。現在，在佔領解放區一百和*圖*書零五座城市後，他以為自己已取得重大勝利，他的戰略目的已接近實現。因此，在十月十日便下達恢復徵兵制的命令。十月十一日，也就是佔領張家口的當天，就宣佈在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準備出任「總統」。不久，對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下達了進攻延安的命令。這樣，蔣介石就完全關閉了和平談判的大門。

「七月二十日中央對時局的指示上說：『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全黨對此應當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個月的作戰，業已證明此項斷語是正確的。」

在四個月戰爭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殲滅國民黨正規軍三十二個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裝備的部隊，連同被殲滅的非正規軍，總數達三十萬人。其中，起義、被俘的和斃傷的約各占一半。四個月中，人民解放軍損失兵員十二萬人，其中負傷的占九萬多人。國民黨軍隊的損失是解放軍的二點四倍。這裡，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被俘的國民黨士兵，大多轉為人民解放軍戰士，成了人民解放軍兵員的重要來源之一；人民解放軍方面雖也有被俘的，但為數甚少，僅占兵員損失的百分之三左右，即三千多人，而國民黨軍隊沒有也不敢將他們補入部隊。二是解放軍損失的兵員中，約百分之八十屬於負傷，負傷人員中又有大約百分之八十治癒後仍然回到部隊，而國民黨軍方面很少有傷癒歸隊的。所以，雙方頭四個月實際損失兵員數的對比，遠遠不是三十萬對十二萬。

還在十月一日，毛澤東全面總結了三個月戰爭實踐的經驗，在一份黨內指示中指出：

蔣介石當時的兵力，包括陸軍的正規軍、非正規軍，海軍、空軍、特種部隊以及後方機關、軍事院校，總數達四百三十萬人；而中國共產黨方面，只有六十一萬人的正規軍（野戰軍）、六十六萬人的地方部隊（軍區、軍分區、縣屬武裝）和後方機關人員，總數一百二十七萬人。雙方兵力的對比是三點三七比一。

蔣介石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發動這場內戰，主要是由於他自恃擁有遠較共產黨方面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其中包括美國給予的大量援助，以為可以憑著這些力量很快地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

「向解放區進攻的全部正規蔣軍，除偽軍、保安隊、交通警察部隊等不計外，共計一百九十幾個旅。此數以外，至多再從南方抽調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後即難再調。而此一百九十幾個旅中，過去三個月內，已被我殲滅二十五個旅。」

在這個計畫擬定後的短短幾天中，他接到周恩來從南京發來的國民黨軍隊即將向各解放區、特別是蘇中和蘇北發動大規模進攻的重要情報，又先後接到華中野戰軍司令員粟裕六月二十七日的電報，以及華中張鼎丞、鄧子恢、粟裕、譚震林會商後於二十九日聯名發出的電報。這兩份電報列舉蘇中地區的重要戰略地位後，建議在津浦路作戰的第一階段中，華中野戰軍主力仍留置蘇中迎擊來犯的敵軍，依託根據地的有利條件，爭取先在內線打一、兩個勝仗，而以一部加入津浦路作戰；待津浦路作戰進入晉冀魯豫、山東兩軍渡淮作戰的第二階段時，華中野戰軍主力再加入這個作戰序列。六月二十八日，陳毅、舒同也致電中央和劉鄧，分析了南下淮北、淮南作戰可能出現的不利局面，建議淮北、淮南兩地的野戰軍仍應各自獨立作戰，山東、太行、華中各軍仍沉著應變，作充分準備，以便大舉。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也就是蔣介石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的前夕，毛澤東對國內形勢作了如下分析：「觀察近日形勢，蔣介石準備大打，恐難挽回。大打後，估計六個月內外時間，如我軍大勝，必可議和；如勝負相當，亦可能議和；如蔣軍大勝，則不能議和。」根據這個判斷，毛澤東得出結論：「因此，我軍必須戰勝蔣軍進攻，爭取和平前途。」

這個問題也已成為解放區軍民心目中感到憂慮的中心問題。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的信中，明確地指出：「在解放區軍民中目前的中心問題不是對美蔣的幻想問題，存在這種幻想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向軍民描寫美蔣怎麼厲害，怎麼凶，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後則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區軍民心目中的中心問題是能否勝利與如何取得勝利。」

中原軍區主力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鬥爭，對各解放區起了重要的屏障作用，為作好自衛戰爭的準備爭取了時間。因此，對中原軍區部隊的勝利突圍和王震部回到陝甘寧邊區，毛澤東十分欣慰，多次致電李先念、鄭位三加以慰勉，指出這是戰略上的偉大勝利，極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著老解放區的作戰。九月三十日，毛澤東還同中央其他領導人一起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歡迎會，歡迎歸來的三五九旅指戰員。

但是，一貫重視人在戰爭中的作用而特別重視打殲滅戰的毛澤東，卻從這些數字中得出了同蔣介石恰好相反的結論。

在北線，毛澤東擬定的半年內外奪取「三路四城」的作戰計畫，經過一段曲折的實踐過程後，也由他作了重要修改。

怎樣去「戰勝蔣介石」呢？毛澤東提出幾條基本的指導方針：

早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為了報復山西閻錫山部對太嶽解放區的進攻，並為此後m.ｈeｔuｂoｏｋ•cｏm•cｏm迎擊傅作義部可能向綏東地區的進攻，晉綏軍區並指揮晉察冀軍區一部分部隊，已在同蒲路北段發起晉北戰役，連克崞縣、五台、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隨後，根據毛澤東擬定的「三路四城」計畫，晉察冀軍區主力自平漢路西調，會同晉綏軍區部隊準備奪取大同。

提出了一個奪取「三路四城」的計畫。準備以晉察冀野戰軍主力和晉綏野戰軍主力協同作戰，逐一佔領平漢、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門（石家莊）、太原、大同四城，而將冀東、熱河作為鉗制方向。毛澤東向華北部隊提出：「在國民黨大打後，你們的基本任務是保衛地方與奪取三路四城」。這個計畫的實施次序，後來在設想中又演變為：第一步奪取大同，控制同蒲北段；第二步奪取平漢北段，相機佔領石家莊、保定；第三步轉用主力於正太路，相機佔領太原。毛澤東在電報中要求：「須準備六個月或較多時間，但是必須完成此任務」，「所有對平漢、同蒲、正太三路之進攻，均是攻城戰，望立即訓練攻城技術，多備黃色炸藥。」

人對客觀事實的認識常常需要有一個過程。南北兩線初期作戰的實踐，為毛澤東提供了許多新經驗，使他對指導作戰的認識有了發展和變化，主要是：在敵強我弱的基本條件下，人民解放軍只有依託解放區的有利條件，實行內線作戰，主動放棄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斷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縮小雙方力量對比的差距，才能最終改變戰略上敵攻我防、敵主動、我被動的不利態勢。

「蔣介石日暮途窮，欲以開『國大』、打延安兩項辦法，打擊我黨，加強自己。其實，將適得其反。中國人民堅決反對蔣介石一手包辦的分裂的『國民大會』，此會開幕之日，即蔣介石集團開始自取滅亡之時。蔣介石的軍隊在被我殲滅了三十五個旅之後，在其進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時，即使用突襲方法佔領延安，亦無損於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蔣介石滅亡的前途。總之，蔣介石自走絕路，開『國大』、打延安兩著一做，他的一切欺騙全被揭破，這是有利於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的」。

大同撤圍後，解放軍控制的華北重鎮張家口已處於國民黨軍隊從集寧和北平兩面夾擊的不利態勢中。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副司令員蕭克根據實際情況，先後兩次致電中央軍委，提出對張家口只作「掩護戰鬥，不作堅守」，而以軍區主力集中於張家口、南口之間尋殲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敵的建議。毛澤東總結了大同失利的教訓，在十八日覆電批准聶、蕭的建議，並指出：「此種殲敵計畫是在保衛察哈爾之口號下進行動員，但以殲滅敵有生力量為主，不以保守個別地方為主，使主力行動自如，主動地尋找好打之敵作戰。」「每次殲敵一個團二個團，並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幾個團鉗制諸路之敵，集中十個至十五個團即有可能殲敵一個旅（兩個團）。」這樣，毛澤東就已在實際上改變了「四路三城」的計畫，而採取內線作戰的方針了。

蔣介石對發動這場大規模內戰充滿自信。在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次會議上，他告訴他的部下：「我們軍隊的長處是什麼呢？就是我們有特種兵以及空軍、海軍，而共產黨沒有這些兵種。」他還提出「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聲稱「因為我們有空軍，有海軍，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種兵，而是他們匪軍則絕對沒有的」，因此「我們就一定能速戰速決，把奸匪消滅」。

毛澤東審慎地分析了國民黨軍隊即將發動全面進攻的形勢，認為這些建議「似有理由」。他當機立斷地先後為中央軍委起草電報致南線各戰區領導人，對南線作戰部署作了調整，指出：膠濟、徐州、豫北、豫東、蘇北之頑可能同時向我進攻，我軍要「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在政治上更為有利」；「甯周午文稱：蘇北大戰即將開始，蔣軍將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東、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時動作，先求解決蘇北，然後打通津浦、平漢。」「在此情況下，待敵向我蘇中、蘇北展開進攻，我蘇中、蘇北各部先在內線打起來，最好先打幾個勝仗，看出敵人弱點，然後我魯南、豫北主力加入戰鬥，最為有利。」毛澤東還告訴他們：「一切作長期打算，爭取最後勝利。」

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是全面內戰爆發後的最初的四個月。它在解放戰爭歷史上處於極為重要的地位。

為了答覆毛澤東的詢問，大同前線在第二天召開有各縱隊領導人參加的陽高會議進行研究。八月三日，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了會議的結論：「一致認為攻佔大同對今後各方執行任務均為有利。」「大同（敵）總兵力不強，但工事堅固是其特點，故須在技術上充分準備方可奏效。」「對大同擬強攻及坑道進行，我們與晉綏已有一些準備，並繼續加強中。」這樣，首先奪取大同的決心就確定了下來。

處在被國民黨軍隊重兵包圍下的中原軍區李先念、鄭位三部以「生存第一，勝利第一」為基本行動目的，立即組織突圍。由於中原軍區東部的鄂東、皖西是國民黨預有準備的築壘地帶，北部則東西向的河流較多，在國民黨軍隊堵截下不易渡越，向西雖也有國民黨軍堵截，但地域廣闊，便於機動，便於就糧，而且鄂西北、豫陝邊地形複雜，高山峻嶺，便於分散堅持和*圖*書，如果情況十分緊張，還可分向陝南、湘鄂川邊突進和向陝甘寧解放區、太嶽解放區轉移。根據這樣的分析，毛澤東批准了中原軍區的建議，決定他們除以一部分部隊就地堅持，一部分部隊以蘇皖邊解放區為目的地向東突進外，主力三萬多人分兩路西進，越過平漢路，直趨鄂西北及豫陝鄂邊地區。

除了作出上述南北兩線的作戰計畫外，毛澤東還要求中共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本著「一心一意準備以長期艱苦奮鬥去取得和平的總方針」，抓住停戰時機，通過加緊進行軍事、政治、群眾工作多方面之準備，以「增加革命力量，減少反動力量，使雙方力量對比發生於我有利的變化」。而在目前則應採取「敵不攻我，我亦不攻敵，保持平靜」的方針，以爭取時間。他十分強調東北應準備持久戰爭，提倡自力更生，告訴即將去蘇聯治病的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羅榮桓：「東北鬥爭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蘇方提出「過高與過多要求」；「關內應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蘇方「作任何要求」。

「蔣軍一百九十幾個旅中，須以差不多半數任守備，能任野戰者不過半數多一點。而這些任野戰的兵力進到一定地區，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備。敵人的野戰軍，一方面不斷地被我殲滅，另一方面，大量地擔任守備，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除了政治上經濟上的基本矛盾蔣介石無法克服，為我必勝蔣必敗的基本原因之外，在軍事上，蔣軍戰線太廣與其兵力不足之間，業已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此種矛盾，必然要成為我勝蔣敗的直接原因。」

在經濟方面，他要求「必須作持久打算，必須十分節約地使用我們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力戒浪費」。要「努力生產」，要「依靠自力更生，立於不敗之地」，要「艱苦奮鬥，軍民兼顧」。

怎樣去爭取自衛戰爭的「大勝」呢？鑒於蔣介石已經發動全面內戰，毛澤東決心用半年左右的時間，在南線和北線分別組織幾次強大的攻勢，殲滅大量敵人，擴大解放區，以此逼迫蔣介石知難而退，恢復國內和平。根據這個決心，他在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和各戰略區領導人多次磋商後，通盤籌劃，擬定出南北兩線的作戰計畫（這個作戰計畫，經過實踐中的探索，後來都作了比較大的調整）。

毛澤東在全面內戰開始時所作「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這種預測是不是符合客觀實際？用什麼方法去粉碎蔣介石的進攻？戰爭的發展過程和結局會是什麼樣子？這一連串問題，經過頭四個月戰爭實踐的反覆探索，已經從事實中得到初步的回答。

大規模內戰的戰火，首先在中原地區燃燒起來。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國民黨軍鄭州綏靖公署和武漢行營所屬的八個整編師另兩個旅共三十萬人，在武漢、西安兩地空軍直接支援下，向中原軍區部隊集結的以宣化店為中心的方圓不足百里的地域發動進攻。中原軍區主力按預定部署分兩路向西突圍，於二十九日突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一線合圍圈，越過平漢鐵路，擺脫國民黨軍的多次圍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難，於七月底八月初分別進到陝南和鄂西北地方，創造新的遊擊根據地。其中，由王震率領的第三五九旅，在八月底回到陝甘寧邊區。

在從事軍事部署的同時，毛澤東仍力圖以戰爭勝利來謀取恢復國內和平。他從「大概半年之後又可能和」的估計出發，要求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駐南京代表團按照「繼續爭取長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進行工作」，並指出：「如不可能則爭取再延長休戰時間。」

這次談話中，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談話開始後不久，斯特朗發現附近二十多米的草叢中有響動，吃驚地問：「那兒有誰？！」「是另外一家老百姓家的孩子」，毛澤東笑著回答：「他大概是對我的外國客人產生了好奇心。」這件小事給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四年後她回憶說：我很少見過這樣能和周圍環境打成一片的人。

毛澤東雖然作出了這樣的決策，但對這樣一座經過日軍長期設防的工業城市能否攻克仍抱著審慎的態度。當得知晉察冀軍區部隊遲遲未能攻克大同週邊的應縣後，他立刻致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和副政委劉瀾濤，詢問他們：「應縣久攻未下，你們對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結果將如何？此種可能性應當估計到。」

根據這個判斷，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國民大會」召開的第二天，毛澤東致電中共駐南京代表團，要代表團主要領導人周恩來等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數人同國民黨繼續保持某種接觸。

面對這個重大問題，毛澤東是怎樣考慮的？他充分看到蔣介石在軍事、經濟力量方面所佔有的優勢，尤其是美國大力支持這個優勢，這是一個方面；但他堅持對事物採取分析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清晰地看到蔣介石存在的種種弱點和自己的種種優勢，尤其是革命力量在八年抗戰中取得的巨大發展，已遠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可比。

吃飯後，他們又接著談下去，直到午夜。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份指示中，毛澤東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名稱來代替前一階段一直使用的「自衛戰爭」。這不只是一個概念上的變換；毛澤東是把它同蔣介石「自走絕路」連繫在一起的。在蔣介石發動了全面內戰以後，毛澤東又觀察了四個多ｗwｗ•hetｕboｏk.ｃom•com月。隨著蔣介石不顧一切地攻佔張家口和單方面宣佈召開「國民大會」，實現國內和平已經不再可能，客觀形勢迫使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別無選擇，只有下決心以戰爭為手段來解決中國的問題。

「今後一個時期內的任務，是再殲滅敵軍約二十五個旅。這個任務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蔣軍的進攻，並可能部分地收復失地。可以預計，在殲滅第二個二十五個旅這一任務完成的時候，我軍必能奪取戰略上的主動，由防禦轉入進攻。那時的任務，是殲滅敵軍第三個二十五個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復大部至全部失地，並可以擴大解放區。那時國共軍力對比，必起重大變化。欲達此目的，必須在今後三個月內外，繼續過去三個月殲敵二十五個旅的偉大成績，再殲敵二十五個旅。這是改變敵我形勢的關鍵」。

怎樣看待這一形勢？蔣介石和毛澤東各自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斷。

在北線：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來結束了同國民黨歷時一年多的談判，率中共代表團多位成員回到延安。誰都看得出來，中國國內政治局勢已發展到一個新的轉折關頭。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舉行了一次重要的決策性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報告了國共談判的經過。毛澤東接著說：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方針是一無自由，二要消滅，他是不允許共產黨在保持一塊地方的條件下簽訂城下之盟的。因此，「我們的方針是戰爭的方針，這是確定了的。」毛澤東指出：過去幾個月內消滅了國民黨軍三十八個旅，使有些戰場上的國民黨軍隊停止了進攻，證明打殲滅戰是可能的，也是能夠改變戰局的。毛澤東為解放戰爭的發展勾畫了一張大致的藍圖，說：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消滅國民黨軍七八十個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國七八年中援助蔣介石的所有積蓄，使國共雙方的力量達到平衡。「達到平衡後就很容易超過。那時我們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肅，然後就可以再向長江以南」，大約用三到五年的時間達成這一目標。毛澤東還指出：當然，我們還是應該把事情估計得嚴重些，我們不但要準備三到五年，還要準備十到十五年。一方面，要藐視他們，非此不足以長自己志氣，滅他人威風，另一方面，又要重視他們，每一仗都要謹慎。對於現在是不是要馬上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毛澤東主張可以按這個目標去做，但不必急於提出這個口號。

在軍事方面，他強調兩個要點：一是「戰勝蔣介石的作戰方法，一般地是運動戰」。為了打好運動戰，他指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暫時放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暫時放棄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為了取得最後勝利，否則就不能取得最後勝利。此點，應使全黨和全解放區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準備。」二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當著敵人使用許多個旅（或團）分幾路向我軍前進的時候，我軍必須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於敵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於敵的兵力，於適當時機，首先包圍殲擊敵軍的一個旅（或團）。這個旅（或團），應當是敵軍諸旅中較弱的，或者是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駐地的地形和民情對我最為有利而對敵不利的。」他指出這種方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殲，二能速決」，在蔣軍武器加強的條件下，這是「我軍必須特別強調的」。

蔣介石的軍隊，由於接收了侵華日軍一百萬人的武器裝備，再加上美國政府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抗戰勝利後給予的大量援助，裝備先進、武器精良。他的正規軍，約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裝備起來的，一半以上是日械裝備，四分之一是混合裝備。他們不但擁有大量的炮兵，而且還有相當數量的坦克、作戰飛機和海軍艦艇。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卻只裝備有抗日戰爭時期繳自日軍的各種步兵火器（主要是步槍、輕重機槍、迫擊炮）以及極少數量的山炮、野炮，沒有坦克，沒有飛機，更沒有作戰艦艇。

大同、集寧之戰，是北線人民解放軍的「初戰」。此戰先後殲敵八千多人，並使部隊經受了鍛煉，但沒有能實現預定的奪取大同的目標，對以後晉察冀戰場的形勢發展影響很大。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於這個戰役的失利原因作過這樣的評述：「從實踐的結果來看，發起大同戰役，有考慮不當之處。因為大同敵人的兵力雖不雄厚，而城防設施是頗為堅固的。當時我軍既沒有重武器配備，又缺乏攻堅戰經驗，哪裡有把握攻下大同？在當時裝備很差的條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後打強的。」

在毛澤東考慮中的南線作戰計畫，更重要的是，在全面破裂後準備以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五萬人、山東野戰軍主力五萬餘人、華中野戰軍主力四萬人，分別出擊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兩側地區和蚌埠、浦口段及其東側地區，在野戰中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在上述作戰勝利後（不一定要取得開封、徐州），可考慮以晉冀魯豫和山東兩軍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別山、安慶、浦口一線挺進。這是一個大踏步挺進的計畫。毛澤東指出：「這一計畫的精神著重向南，與蔣的計畫著重向北相反，可將很大一部蔣軍拋在北面，處於被動地位」，「這一計畫依靠老根據地逐步向南，穩紮穩打，並不冒險」，「如能渡淮而南，即可從國民黨區域徵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區不受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