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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哭了起來。我返回自己房間時，心中十分內疚。我和弟弟、妹妹在一起坐了很久，望著全家的照片，回憶著我們在一起的日子。離開家裏我雖然很傷心，但我知道被黨選中是極大的榮譽。我告訴自己：作子女的遲早要離開父母，我也無法作更好的選擇。

這期間，金日成的兩個助手，賀邦漢和吉長博被「清算了」。政府發出命令把他們的名字從課本裏刪去，以典型的篡改手法，全民齊上陣把他們的名字用黑墨水塗掉或用削鉛筆刀刮掉，他們成了「不存在的人」。

「好極了，好極了，」他停了一會，語調變得嚴肅起來。「金賢姬，你願意為黨獻身嗎？你知道嗎？被黨委以重任不僅是最高的榮譽，還可能要為之獻身。」

父親半夜才回家，得知發生一切之後，他像發呆似的，總是一遍又一遍地問我同一個問題，好像沒有聽懂我的答覆。「坐下，聽我說，賢姬。我一直希望你會成為普通的家庭主婦，當好賢妻良母。可是為自己的國家獻身也是一件光榮的事。請永遠記住：就是落入虎穴，也要活下去，你要集中精神，盡量做得好些，我為你感到驕傲。」

她仍然在切菜，然後把菜放到鍋裏去炒。「希望你父親坦然接受這件事。」她說了這句話就再也不作聲了。

然後他們就叫我出去了。這個周末，全體女生在體育館集合，站成一排，一批參觀者前來視察。他們逐個慢慢地觀察我們這些女生，一邊作些筆記，見到長得漂亮的女孩，就要問明她的名字。

後來幾年又有人要我拍電影，但爸爸不讓我再去了。於是我集中精力參加少先隊的活動。每天早上七時，平壤唯一的廣播電台就會播放少先隊之歌，歌詞是：

「我學習日語是為了我國能趕上日本，最終使韓國統一。」

進大學的第二年我十八歲。一天我被叫到系主任辦公室。在辦公室見到一個胸前佩戴著紅旗徽章的男子，這表明他來自中央。

我童年最不尋常的事就是我成了電影小明星。在我自己毫不知道的情況下，一個電影製作人來我校參觀，為即將開拍的一部電影尋找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他看上並選中了我。影片叫「小洙和小玉，找到了社會主義祖國」。不用說，在西方人的眼中，這是個奇怪的片名。可我因為被選中了而激動得要命。

因為小組活動比文化學習更為重要，我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少年團的各種活動上。金日成命令婦女夏天不得穿長褲，兒童就上街巡邏，仔細檢查來往的行人。如果有婦女真的穿了長褲或如果有人忘了在胸前掛上金日成的像章，我們這些兒童就會要求他們報出名字，然後將此事報告他們工作單位的上司。

「沒有，先生。」

「好，現在給你檢查身體。」

然而最困難的是收集鮮花。搜集來的鮮花就堆在附近許多座的金日成雕像前。由於北韓沒有鮮花商店，所以我們就只好給當地花圃的園丁行賄來完成指標。

記憶中還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有一天，我發現通往屋頂的門是開著的，於是帶著妹妹和其他幾個小孩到屋頂上去玩。好幾小時後，我們坐在屋頂邊緣，腳伸到外面晃蕩著，望著屋頂遠處的一切出神。結果被古巴的維修工人發現了並告訴我們的家長，他們嚇得臉色蒼白，趕到ｈｔtps://m.ｈetuｂｏok•ｃom.ｃom屋頂，把我們帶回安全的地方。

回到平壤外國語學院時，我感到如釋重負，馬上就抓緊功課的學習。這兒男女之間不准約會，可是仍有個別的勇者敢去冒險。一旦被發現，就會被開除出校，有的甚至被流放到最北邊的勞改營去。還要定期進行身體檢查，如果是女性則包括處女膜的檢查。這樣，當局就可以確定我們是否仍然是處女。

金日成大學畢業的學生在今後的一生中保證能被安排到很好的工作，因此只有少數特權人家的孩子能來這裏讀書。雖然我也來自特權家庭，但我在學習上仍然有困難，因為我大部分時間都在附近的農村裏幹農活。父親於是建議我轉入平壤外國語學院，這所大學的畢業生也能保證分配到好的工作，女學生尤其如此。父親為我安排入學考試，我通過考試後被錄取為日語系的學生。

「很好，現在背誦金娟淑《金正日夫人回憶錄》的第一章。」

我們離開體育館時，一個男的把我拉到一旁，要我下周去黨的第一辦公大樓報到。

回到平壤，我被錄取到哈森（Hashin）小學就讀。在這兒，我就開始接受一本正經的政治教育，功課的學習還不到一半的時間。一整天裏，學得最多的是我們偉大的領袖金日成的生平事迹。我們學唱一首「南瓜頭」歌，這是關於當年金日成打敗日本人的一首歌，說的是他給了日本軍隊致命的打擊，日本人無法把屍體送回國，只好淨把人頭帶回國去。所有學生都得參加充滿政治色彩的課外活動，這些活動辦得很認真，常常要到晚上十時才能回到家。

「你要立即收拾一下，」他又說。「今晚你可回家住一夜，明天就得出發。」

大家鼓掌，老師也點頭稱讚。可是我坐下來時並不感到高興，我木然地聽著下一個同學的發言，她叫孫洋，總喜歡批評別人。「同學，你不配在偉大領袖的懷抱中學習，學校應立刻把你開除。」

回想起來，我都不知道哪來睡覺的時間。周末我們要去礦山，或搞其他義務勞動，而且常常還要參加各種革命集會。看起來學到日語真是一個奇迹，可是我卻實實在在學到了一口流利的日語，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我被帶到一個醫生的辦公室作檢查，然後在休息室等了一會，很快又被叫了進去。

這種會一個星期開兩、三次。最後我們就在家裏尋找可以批評的事物。如果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批評的話則是最糟的事了。

「非常出色，先生。」

「你為甚麼學習日語？」

在我讀三年級的那個冬季，我們班中有十個人被選去在青年節唱歌，據說金日成將親自來觀看演出。我們連續兩個月排練唱「我們熱愛偉大領袖給我們的制服」這首歌。這段期間，排練結束後，我只好等最後一班巴士回家，有時要等上幾小時，腳都常常凍僵了。在排練時，儘管我很想家，但卻從未抱怨過，心裏明白：為敬愛的領袖唱歌是非常光榮的事。

我們還接到指示尋找和收集兔皮、狗皮和蛆（直到今天我們還不明白為甚麼要收集蛆）。蛆在戶外廁所的糞便中較多，那種廁所沒有沖水設施。孩手們同樣也比賽誰收集得多。收到大堆以後，再送到農民那兒去做肥料。根據每個人所收的數量和質量予以評分，在後來派發定量供應的票證時，將結合考慮我們收集這些東西的評分來派發。

按南韓的標準，我們根本稱不上中等人家，可在北韓，我們算是特權家庭，例如，家中全https://m.hetubook.com.com年都有油吃，還能做些油炸食品。後來我才知道食用油在南韓非常普遍，家家戶戶都能吃油炸食物。我們住在北韓首都平壤，有一間自己的單位。像我父親那樣職位的人都可住上獨立寓所，但一般勞動人民都是住公共房屋，十來戶人家合用一個洗手間。

我被任命為少先隊隊長。以後，我就完全投身於小組活動，努力使自己領導的小組成為模範小組。有時我們也很成功，可是我仍然不能嚴格地實施紀律約束，從內心來說，不想嚴厲地訓斥朋友。

父親在外交部擔任要職，關於他的工作家裏其他人所知甚少。他一從國外回來第一眼看到我起，就像祖父祖母一樣關心我，疼愛我。他一直就這樣待我，直至四年前我們的最後一次見面。

「尊敬領袖、遵守黨章、絕對服從和無條件接受。」我機械地回答。

那是難熬的一段生活。有時天天登山、行軍。我們學會了辨認和使用各種武器和軍用車輛。由於伙食太差，我們中許多人都瘦了許多。長途行軍時，我往往跟不上隊伍。中尉（班長）是個二十五歲左右的英俊小伙子，他就留在後面催我跟上去：「加把勁，賢姬，別溜後。不要因為是女的就有借口，這兒男女都得同等對待。」

古巴那時比北韓自由得多，我們自己也感到生活要好得多。母親後來告訴我在古巴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時光，她喜歡去超級市場買東西，那兒僅僅是食品的種類就使我們驚喜不已。我不知道別的地方怎樣，就以為各地的小孩都是像我這樣生活的。

我遲疑了一會才回答：「我不知道，媽媽！」

我決定把織繡送給賢玉，當我把這些給她時，我感到像是把作為長女的位置也傳給了她，我要永遠離開家了。「好好保管它，」我說：「如果有一天我回來，我會要回它的！」

我頗為困惑地猶豫了一下，但馬上就開始背誦起來，說的是金正日來到了巴圖山，這是金日成當年打了勝仗的一個舊戰場，金正日號召工人們鼓足幹勁，恢復工地舊貌，並對他們作了許多指示。

這就是我們的一些日常活動，就是在假期中也難與家人一起度過。我們不得不利用這些時間來參加少先隊的活動。

他陪我回到學院，我僅僅只有很短的時間與教授們告別。看起來他們都為我被黨選中而感到驕傲，並祝我一切順利。一個小時後我回到了家裏，同樣是由鍾特務陪著，我把這驚奇的消息告訴了媽媽。

我那時還小，不太明白這些事。然而我回到學校後卻常常受到英雄般的歡迎。電影公開放映後，我就真正出了名。我在街上走時，人們認出我，並用電影中的角色的名字來叫我：小玉。媽媽也常向客人介紹我，就像老師在學校時一樣地看重我。只有我爸爸不大贊同，每次提到這部影片他都皺眉頭。

我們住處的一樓放著一台鋼琴，母親每天給我上一課。她也是在小時候學過鋼琴的，而且很有天分。後來我回北韓才發現普通家庭能有鋼琴是件異想天開的事，只有獲准作為專業人士培養的人才能擁有鋼琴。

「你的成績怎樣？」

他在一個本子上作了記錄。「你有男朋友嗎？」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吃早餐時，大家很少說話。看得出媽媽由於悲傷，眼睛都哭腫了。

「黨叫幹甚麼就幹甚麼。」

因為我是少先隊隊長，老師常常要我管教那些表現不好的同學。記得有一次，一個同學https://m.hetubook.com.com因為沒有完成任務定額而受到譴責，班上每個人都要當面批評他幾句。輪到我時，我直打哆嗦，因為我最不願意訓斥自己的同學；可老師的眼光直瞪著我，我只好盡量堅決地批評他：「你說沒完成任務是沒有時間，可昨天我見你和別的孩子在玩。我真不能相信你有時間玩卻沒時間完成任務。這種表現說明你違背了偉大領袖要我們忠於集體事業的教導。」

在我讀高中的最後一年，我被金日成大學的生物系錄取。這是北韓唯一可與美國大學相比的學府，只有政府高級官員的孩子才能在此深造。像北韓其他學校一樣，課程最強調的是思想學習，學生大部分時間用來學習金日成的思想哲學。

他們還告訴我們，要打敗美帝國主義，我們國家要從國外購買武器，於是就要我們每天花好幾個小時去收集破銅廢鐵、玻璃瓶及其他可回收的廢品，以便出售換取外匯。我們都有完成任務的指標，不完成這一指標的孩子就會受到公開批評。因此，能收集得最多往往就是我們競爭的目標。

我出生一年後，父親被派往古巴，那幾年我就是在哈瓦那的北韓大使館門前的那條街上度過的；卡斯特羅只是在近幾年才被政府封為卡斯特羅總統。儘管那時古巴政局有點亂，但經濟上比北韓要繁榮得多。我們與大使館的其他家庭住在一幢大樓裏，這幢大樓在革命前屬於一個資產階級家庭。樓房被清理和重新布置過，以前房子裏有許多貴重的雕塑和其他花俏的裝飾品，如水晶枝形吊燈和鑲金家具等。搬走這些東西不過是為了清除資產階級的痕迹。

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弟弟和妹妹欣喜若狂。然而媽媽在做晚飯時，一直一聲未吭。最後她頭也沒抬地問我：「這是不是說你將永遠離開家裏了？」

「畢業後你準備幹甚麼？」

我一時感到喘不過氣來，這個問題使我大吃一驚，但我決不能表現出一絲的驚訝。「當然，」我回答說：「我將完成黨交給我的一切任務，就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我怎麼忘得了離家的那一天？父親悲傷的眼光一直目送著我。母親和妹妹都哭了起來。只有弟弟們裝得很開心，儘管我知道那也是竭力表現出來的。

一到中午，就有一輛賣雪糕的車開過廣場，我就拿著幾個硬幣跑過去叫著：「赫拉德羅！赫拉德羅……（賣雪糕的！賣雪糕的……）」因為我特別喜歡吃朱古力味的雪糕，母親叫我「朱古力將軍」。

當我背完以後，他問我：「你父親幹甚麼工作？甚麼級別？」

這段期間，我的第二個弟弟出生了，一個極可愛的小孩，父母給他起名范洙。

說完後，我看出她當時非常震驚，儘管她盡量不讓它表露出來。她客氣地請鍾特務吃飯，但鍾謝絕了。他說要我收拾好行裝第二天出發，然後就走了。

「黨的四項基本原則是甚麼？」一個人問。

我告訴了他。

有趣的是，多年後我讀中學時，在北韓的街上見到他一次，他做出一副很尷尬的樣子就走開了，我知道他認出了我，並且還記得起自己曾經是個令我討厭的人，這倒使我感到不少安慰。

我沒有別的選擇，只有遵命去報到。一批官員等在那兒問我問題。我感到有些尷尬不安，但我禮貌地向他們敬了個禮，談話就開始了。

我出生在格桑（Gaesung）的祖父母的家裏。那時父親在國外，祖父祖母幫著照料我。他們的失望很快就消失了。母親後來告訴我他們很快就喜歡上了我，把我當成掌上明珠。

「拜和*圖*書託了，」父親神情嚴肅地說：「她為我們家帶來榮譽，我們不會擔心的，我非常感激黨的厚愛。」

我又拍了另一部電影，說的是在韓國戰爭中，北韓民軍撤退時，一個小姑娘在大火中被戰士救出來的故事。電影中我扮演的是配角，片中主角的最好的朋友。我獲得的報酬是一個新書包和一本筆記簿——根本談不上是明星的酬金。

我們在古巴的日子是幸福與夢境的結合。我常與其他小孩一起玩，印象最深的是金澤邦大使的兒子，他常打我，又常常以捉弄我來尋開心。有一次，他用筷子把我很珍貴的生日禮物——橡皮艇戳漏了氣，把它搞爛了。我只要不理他，他就會跑到我房前大聲喊：「賢姬，出來玩！」他就像個獵人，喊上一百遍也不罷休，直至我讓步從屋裏出來。

這一年發生洪水氾濫，迫使我們大樓中住在一樓的人家搬到樓上來與我們共住。對孩子來說，這真是好玩極了，晚上我們就去屋頂看著洪水慢慢退下去。

「再見了！」他們齊聲說完，又一個個重複著這句話。

那完全是一部以話劇形式演出的宣傳影片。故事是說由於南、北韓的分裂而使一個家庭四分五裂。由於那母親曾經收留過北韓的士兵在家裏住，所以在影片結尾，美國士兵帶走她以示懲罰。想起那部電影，我又一次想起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書，這是我現在才讀到的，回想起來，它們與歐氏小說《一九八四》中「兩分鐘仇恨」的形式很類似。電影結束時，觀眾向美國佬發出「呸」的一聲，甚至還向銀幕扔東西。

當我一想起每年在北韓出生的百萬兒童，想起戰後四十年裏北韓出生的所有兒童，都曾經或將要去接受我所受過的那種教育，相信那樣的謊言，我就感到怒火滿腔。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是對人的生命多麼嚴重的踐踏啊！這也說明了為甚麼我會去炸飛機的原因。

訓練結束前，我們扛上三十磅重的行李包袱行軍二十英里。我們能熟練地使用機鎗、手鎗，甚至還能開坦克。我們學會了扔手榴彈，在空襲演習時發射高射砲及發射反坦克導彈。

直到今天，我仍能聽見這些聲音，仍能聽見它們在耳邊迴響。

這時，我倆都哭了，兩人緊緊抱在一起，直到媽媽叫我們吃晚飯。

就是在這樣的太平日子裏，我們也得接受金日成主義的灌輸，我最先學習的詞語是：「謝謝你，金日成，我們偉大的領袖。」我們被教育成憎恨「美國」。即使是小孩，反美的情緒就已根深蒂固了。在北韓，美國是「我們不共戴天的死敵」。我們在古巴時，爸爸也常常說起楊基佬帝國主義者即將發動的進攻。有一次，我們在海灘上（海灘是個奇妙的世界，它有一望無際的沙灘和海水），他指著地平線上隱約可見的一片土地說：「那就是美國，賢姬，世界上最壞的地方。」他的話嚇住了我，恐怕我的橡皮艇就被水沖到了美國。看到那些被沖到岸上的空瓶子、空罐子，我也很害怕，他說那也是美國來的。打從那以後，我都不敢到沙灘上來。

他遞給我一篇《金日成回憶錄》的篩選，讓我現場翻譯，我準確無誤地譯了出來。

我們在古巴住了五年，後來父親被召回平壤，這五年中，弟弟賢洙出生了。離開古巴前，媽媽帶我去燙頭髮，說回到北韓就燙不成了，我那時還不知道，生活從此就要徹底改變了。

「賢姬同志，」我進去時他對我說：「相信你一定學了許多我們敬愛領袖金正日的事迹，能否馬上背誦一個記得起的故事？」

提問的那個領導人是個姓鍾的特務，我進去時他站起來，伸出和-圖-書雙手對我說：「恭喜你，金賢姬同志，你已被黨選中了。」

「好極了。還有一件事，你的學業成績好嗎？」

剛過十時，鍾特務就來了。與父親打過招呼後，他說：「不要擔心賢姬，黨會給她安排一切。我們甚至還會給她找個丈夫，把一切交給我們吧！」

按照要求，我仍須繼續軍訓。我們被帶到鄉下一個新兵訓練基地，一整天就是學開鎗，練步操。這對女性來說，尤為艱苦。在共產黨政權下面，女人被認為與男人是平等的，所以要求她們參加同樣嚴格的訓練。然而，訓練基地的設施卻又根本沒有為女性作任何考慮。我們不得不在擠滿人的廁所裏換衣服，常常連衛生巾也不夠用。

但我卻發現女的常被人們當成負擔而不是人才。因此，我們的訓練往往更多、更嚴格。我憎恨這種雙重標準，可最終我感到自己各方面的本事上決不亞於一個男的。

我生於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因為我是家裏的第一個孩子，人人都希望是個男孩，祖父祖母尤其如此。所以當我從娘胎裏出來時，他們自然有些失望。

這個決定改變了我的命運，如果我不轉學來平壤外語學院學日語，我就不會被招去當間諜了。當然，那時候我一點也不知道這一改變將帶來甚麼結局……

我毫不遲疑地背完了這一章。他們對我的記憶力非常吃驚。

入學前要參加六個月的軍訓，所有大學生都要參加。開學後，我發現這所大學是按軍隊的形式組織的，感到十分有趣。一個班被稱為排，一個系稱為連，所有本科生組成的是一個營，班長被稱為中尉，一個系的學生負責人被稱為上尉。

如果回答正確，老師就會在黑板上的「革命課」記分欄上標下一個紅色記號。

氾濫過後不久，傳來可怕的流言，說北韓可能爆發同美國的戰爭，原因是美國Pueblo號船被擊沉一事。平壤的氣氛非常緊張，不少家庭開始收拾食物衣服準備撤離平壤。滿街張貼著「迎接戰鬥，以牙還牙！」的標語，大人們日夜工作，為即將到來的戰爭作準備，可孩子們卻好玩極了。我們去偷囤積的食物吃，很感興趣地觀望著事態的進展。有時半夜響起的警報會驚醒我們，我們就爬到屋頂上去，看著平壤變得一片漆黑。有時夜晚，常常是凌晨四點鐘響起防空警報，我們就跳下床來，跑到附近山上的防空洞裏。

我知道應該感到慶幸才是，可我卻有點茫然。一切都來得太快了，但我還是握住他的手，盡量作出感激和榮幸的樣子，實際上卻一點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結果，父親很晚還沒回來。我晚上一直在收拾行李，這時我發現一些母親讀中學時給自己做的針織品，是她在我入大學時給我的，這些織繡對我有重要的感情價值。

在學習方面，學生的分數常常拿出來公開展覽。學校開設四門功課：革命、文化、勞動和品德。比如在上革命課時，老師就舉著一張金日成早年時候的照片要一個同學作解說。這個學生走向前去，恭敬地說：「這幅照片表現的是偉大領袖在作出要在全世界擴大發展武裝鬥爭的指示。那是一九三〇年偉大領袖在卡隆（Karoon）主持人民革命軍代表大會。」

他其實早已知道，我是金日成歷史研究中心的成員，這個中心是由全校十個最優秀的女生組成的。「當然啦。」我有些不滿地回答。

我們還經常出席外交宴會，我對那些白皮膚和黑皮膚的外國人十分好奇。尤其是那些金髮的客人，他們更像外國人。我們大使館的秘書們也喜歡逗我、抱我。他們總是讓我坐到他們的大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