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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從沒有對他講過（特別是一九四三年夏潛艇戰失敗之後）我們在這次戰爭中不再可能取得軍事上的勝利，因而必須謀求和平之類的話。

在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的集會上，希特勒要求結束階級鬥爭，建立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政治上擺脫對外國的依賴，聯合一切力量以消滅失業，建立一個秩序井然的國家，生活在外交政策上毫無自由、經濟蕭條、內政分裂的德國的每一個愛國公民都會擁護這些要求。希特勒提出的這些目標與軍人的本質以及平時在履行這方面的職責和義務方面對軍人所進行的教育，是一致的。我認為德國走上了正確的道路。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我以「埃姆登」號巡洋艦艦長的身份出國防問，繞過非洲，進入印度洋。直至一九三五年夏這次訪問才結束。與一九三三年夏相比，我的印象是，德國在國外的聲譽已有明顯提高。特別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在薩爾舉行公民表決之後，這種趨勢更為明顯。這次在國際監督下進行的表決使德國獲得了壓倒多數的選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人紀念碑上有這麼一句話：「先生，給我們自由！」現在我們已經自由了。從薩爾表決的成功到發表有關國防主權的聲明和佔領萊茵蘭直至合併奧地利和蘇台德地區，這都是德國在外交政策上取得的接二連三的扣人心弦的偉大勝利。當德國經歷了那些恥辱和貧困的年代後，哪一個愛國者，哪一個軍人會不擁護德國這種蓬勃向上的發展呢？我們的祖先曾期望德國成為一個團結、偉大的德意志帝國，如今這個夙願終於實現了。

在介紹我與希特勒的工作和私人關係以及這種關係的發展情況之前，我想先簡單談談我對當時的民族社會主義的基本看法。

在向希特勒作了首次匯報後，我仍然遵循我的原則：在他的面前開誠佈公，不隱瞞海軍的弊端或失誤。例如，我曾毫不猶豫直接了當地向他談了我對潛艇戰的憂慮。一九四三年五月當潛艇戰崩潰之際，我絲毫沒有受到希特勒的責備。此後不久，在一次大規模的形勢討論會上，有人向他報告，說一艘重要的油船在達達尼爾海峽附近被英國潛艇的魚雷擊中，這艘油船是從黑海駛往被我佔領的希臘途中遇到潛艇的。希特勒怒氣沖沖地說：「當然，英國的潛艇是能做到這一點的，可是我們的潛艇在直布羅陀海峽卻一無所獲！」當時我站在他的對面靠近地圖處，周圍約有二十人，都是國防軍的首腦人物。這時我立即用強硬的語氣答道：「我的領袖，我們的潛艇必須與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作戰。假如我們的潛艇也能像英國潛艇在達達尼爾海峽前方海域那樣如入無人之境的條件下作戰，那麼它們起碼也會取得同樣的戰果。我派往直布羅陀海峽的都是一些地中海優秀的艇長，他們比英國人要能幹得多！」

對於迫害猶太人的一些騷亂事件（後來在「打砸搶之夜」「水晶之夜」，指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至十日夜間反猶太暴徒們對德國猶太人的攻擊，第二天街上到處都是被砸碎的玻璃，故被諷刺地稱為「水晶之夜」達到了高潮），我們這些軍官們毅然表示反對。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我的上級——艦隊司令伯姆海軍將軍那裡，並對他說，這種事件必將遭到主持正義的全體軍官的一致反對。我請求他把這一意見轉告給海軍總司令，使總司令就這次暴行向國家領導提出申訴時，肯定會像我所估計的那樣得到前線的支持。當時我是以海軍上校和潛艇部隊指揮官的身份以及全體軍官的名義同艦隊司令談話的。魚雷艇部隊指揮官呂特晏斯海軍上校（後任艦隊司令，在「俾斯麥」號巡洋艦上陣亡）也採取了同樣的做法。今天我從雷德爾海軍元帥的回憶錄中才看到，艦隊司令確實把我們的抗議轉告給海軍總司令了。（雷德爾：《我的一生》，第二卷，第一百三十三頁）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以後，希特勒不再邀我與他共餐。我只能在大庭廣眾中見到他，與他說說話。但他對我的親切態度仍一如既往。

例如，對我們軍官來說，在二十年代，很不習慣著制服路過船廠和工礦企業區。那時工人看到軍官很不友好而且遠而避之。但現在完全不同樂。當工人或近或遠迎面與軍官相遇時，態度和藹可親，真誠坦率。

這種關係的逐步發展，大大方便了我對海軍的領導。

與每一個熱愛祖國的德國人一樣，一九一八年的失敗給了我沉重的打擊。

很快我覺察到了戈林所耍的手腕，那就是經常把其它軍種的失誤當作頭條新聞不切實際地告訴希特勒，結果我與他之間發生了衝突。最激烈也是最後一次的衝突發生在一次大的形勢討論會上。會議一開始戈林就報告，德國的快艇在英吉利海峽沿岸的某港受到英國飛機轟炸，損失慘重。造成這次事件的原因很可能是海軍的快艇沒有分散隱蔽，為了圖舒服「一古腦兒」地集中在一起。

一九三五年夏我回到德國。從和-圖-書那時起我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於組建新的潛艇部隊（將這一使命委託給我，使我感到意外）。我們在海上進行訓練。當然，我與全體德國人民一樣為德國從希特勒執政以來所取得的明顯的發展而感到自豪與喜悅。希特勒開始執政時，人們普遍認為，他在解決大量問題時也會像以往的政府那樣遭到失敗。但這種現象沒有發生。

打這次匯報後的一段時間內，我曾懷疑，我擔任海軍總司令的日子是否能長久。但很快我發現，我反對希特勒的結果完全不像我所想的那樣，後來他對我異乎尋常的客氣，這種態度一直保持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底。他喜歡用我的軍銜稱呼我，而不用別的。當著我的面他從沒有打破這個慣例，也沒有改變這種態度。

一位英國海軍將領當著他的那些對英國政府現有措施不滿的軍官們的面對我說：「我們需要一個希特勒！」而且英國對我——「埃姆登」號艦長的邀請也越來越頻繁，凡此種種都是德國威望提高的結果。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我在國外聽到了關於德國國防主權的聲明，這個聲明對於進一步提高德國的聲望起了作用。

由於力量不足，國防軍根本不可能同時控制這兩個黨派而避免發生這樣的內戰。馮．施萊歇爾將軍讓人把這一點轉告給了馮．巴本內閣。

雖然我已被任命為海軍總司令，但在這種外部政治形勢下，我除了盡力組織好戰鬥外，也別無它法。

那幾年是中立黨派很不景氣的年代。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的國會選舉中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成為第二大黨。共產黨為第三大黨，獲得四百五十萬張選票和七十六個議員席位。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和十一月的選舉中，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的選票名列前茅，成為第一大黨。共產黨仍居第三位，但得到了國會的支持，獲得約八十九個、確切些是一百個議員席位。

我作為首席海軍總參勤務軍官和海軍總參業務部門的領導人還負責制訂防止北海海軍基地發生「內亂」的有關措施。

一些盎格魯撒克遜人公開宣稱，「討伐」民族社會主義和希特勒只不過是出於道義上的目的。這種討伐並不是他們主要的戰爭目的，其鬥爭的目的主要是針對德國人民及其工業力量。在一九四五年希特勒自殺和民族社會主義被消除後的頭幾年，也就是希特勒和民族社會主義在德國人民中間失去共鳴的時候，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希特勒和民族社會主義失去德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的原因倒不是由於盟國所採取的各種措施，而是德國人民在一九四五年以後瞭解了這個政權所犯下的罪行。

我所以這樣詳細地描述這一次爭論的場面，是因為我覺得這件事對事業帶來了重要的後果。此後，希特勒再也沒有干預過海軍的事情。他似乎相信我會盡力而為的，對我可以信得過。當其它人向他提出對海軍的建議或要求時，或在他面前以某種方式指責海軍時，他經常這樣回答：「海軍元帥一定會盡快按要求去辦的！」

因此，國防軍認為，為了恢復和維持內部政局的穩定，鎮壓羅姆暴動是很有必要的。關於當時發生的一些恐怖性謀殺事件我們海軍基地的參謀軍官知道的並不比公開發表的多。當時我們的看法主要受到內閣決議的影響，該決議對所有與鎮壓政變有關的措施都作為「國家緊急防衛」措施予以合法肯定。

在青年時代，我就對普魯士的歷史，尤其是對「老弗里茨」和自由戰爭的情況有不少瞭解。童年時代我就知道，我的父親，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為了「威廉老國王」（威廉一世皇帝）寧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辭。在我的家庭裡個人主義佔不了上風，而是普魯士的集體主義占統治地位。我當了兵成為軍官後，不言而喻受到了這種精神的熏陶和感染。在我離家時我就樹立了這樣的信念，履行我的職責是頭等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我從一九一二年開始乘坐「布雷斯勞」號巡洋艦在國外航行。這段時期對我的影響特別大。它激發了我的愛國主義熱情。我看到了德國美好的遠景，並把它與其它國家和民族作比較。當時我對德國內部的弱點還不甚清楚。

此外，「摩根索」計劃表明，我們預料中的事可能會發生。該計劃是一九四四年九月羅斯福和丘吉爾在魁北克會議上決定的，內容是準備摧毀德國的工業和所有的工廠。從此德國將變成一個牧場。

根據與我前任提出的同樣的理由，我得出結論，上述計劃是錯誤的。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向希特勒作了有關這方面問題的匯報。我簡單明瞭地向他解釋了我不能同意他的命令的理由，並請求他撤消這個命令。當時他感到意外的難堪，因為他萬萬沒有料到我這個一向要求大力支持潛艇戰的前潛艇部隊司令會有這種態度。他十分惱怒，但最後還是憤憤地同意了我的請求，並對我下了逐客令。

一九四三年二月八日，我看了一下大型軍艦的退役計劃，這個計劃是我的前hｔｔps://wｗw.hｅtuｂook•ｃoｍ.cｏｍ任擬訂的。起初我對該計劃沒有提反對意見。

我回到德國後，在北海海軍基地的管轄區內，海軍和衝鋒隊之間的關係日益惡化。衝鋒隊提出了一些干預國防軍合法任務的要求。雖然海軍基地司令奧托．舒爾策海軍將軍（因功而榮獲過騎士勳章）與當地的衝鋒隊隊長馮．朔萊默男爵之間進行了多次談話，但情況並沒有好轉。相反據我們所知，衝鋒隊企圖通過政變來奪取政權，並企圖通過威廉港衝鋒隊的頭目在政變一開始就把舒爾策海軍將軍及其參謀長和首席海軍總參勤務軍官（即我）「軟禁」在各自的住宅裡。在其它軍區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

在此之前，除了和所有的國防軍高級領導人一樣向希特勒作一些軍事匯報（如在「埃姆登」號巡洋艦出國訪問開始和結束時）或者奉命向他匯報情況外，我與希特勒沒有任何個人接觸。這種匯報在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二年共有九次。海軍總司令常常為此下達命令。

但是，這種關係對我的地位也帶來了反作用，使我面臨其它軍種和帝國當局的非難。

這是德國總統馮．興登堡每年賞賜給國防軍一名軍官的例行旅行。

在戰前的最後幾個月中，國家領導對英國的思想狀況是否有正確的估計，我表示懷疑。我只能希望希特勒絕對不要與西方國家發生戰爭。當我聽到德國不可避免地入侵波蘭的消息時，我表示很大的懷疑，雖然這個消息沒有使我感到驚奇，但對英法的宣戰卻使我感到心情沉重。

這幾年，左右兩派政黨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非常激烈。始終存在更大規模的動亂危險。在這種情況下，陸軍和海軍的總參勤務軍官（其中包括我在內）一直為準備動用國防軍、時刻加強對軍事設施（如軍用倉庫）的防護和防止盜竊武器事件的發生而奔波。我們多次被召到柏林的國防部，討論防止內部動亂的有關措施。這些措施由國防軍處處長馮．佈雷多夫上校在馮．施萊歇爾將軍的部長辦公廳討論決定。討論的題目是國防軍同左右兩派激進黨，也就是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和德國共產黨，進行鬥爭的必要性。概括地說，這場鬥爭意味著反對德國人民的大多數。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當馮．巴本總理為阻止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和德國共產黨進一步發展而決定解散這兩個黨時，國防軍領導認為，一場公開的內戰很可能會爆發。

我認為敵人是不會同意和平談判的，因此我覺得講這樣的話純屬多餘。

但後來因為戰爭已在所難免，我即採取了明朗而堅決的態度：作為軍人，我唯有與外來之敵進行殊死的戰鬥。軍隊在思想上團結得越緊，戰鬥力則越強。這種思想上的團結表現在，當他們的祖國面臨戰爭時，軍人應毫無條件地執行國家領導的各種決策。任何偏離這些戰略決策的做法都意味著對己方力量的削弱和敵人在軍事上的勝利。與我們的全體軍人一樣，我在戰爭中的責任是，盡一切力量，想一切辦法去贏得軍事上的勝利。其中還包括以我的地位維護國家和國防軍之間的團結。對一位軍事指揮官來說，如果除了應在戰爭中指揮一切對付外來之敵的責任重大的艱苦戰鬥外，還要為內部的一些問題操勞，甚至還要與政治領導作鬥爭，那末對他的要求就太苛刻了。關於這個問題我準備在談到七月二十日事件時再作一些補充。

一九四四年一些身居要職的將軍，如隆美爾，曾積極主張我們可與西方締結和約，以集中德國的全部軍事力量來對付東方，但當時外部的政治條件尚不具備。盎格魯撒克遜一直反對這項提議。

我出生在普魯士。我的祖宗幾百年來一直是薩勒河口地區易北河旁古老的日耳曼新村的世襲莊園主和村長。後來從這個農民村長的家族裡也出現了福音新教的牧帥、軍官和學者。

一九三三年一月，德國的失業人口為六百萬以上。而現在失業現象已經消失。分裂人民的階級鬥爭已不復存在。強調勞動的倫理學和強調每一個忠於職守的人（不管他幹的是什麼工作）都應該受到尊重的思想使內部的團結大大加強。對勞動者在精神狀態方面的變化，我們軍官們感受很深。

然而國防軍對內戰的態度還取決於下述事實：第三大黨，即共產黨，依然獲得選票。一旦他們掌權，這就意味著德國將向共產主義過渡。只是由於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的出現，才使共產黨在前幾年直至目前沒有成為德國最強大的黨。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很可能通過一場流血的革命來奪取領導權。二十年來，資產階級黨派和民主國家的首腦都沒有能夠阻止共產黨的蓬勃發展。在一場即將來臨的內戰中，國防軍不可能同時對付左右兩個黨派，因此，它必須作出決定支持其中的一個黨派。不言而喻，這個黨決不可能是共產國際的共產黨。於是國防軍終於支持任命希特勒為帝國總理。

如果說以前德國與英國海軍和英國政府在開普敦的代理人之間的關係雖然是友好和_圖_書的，但還是有所克制的話，那麼到一九三五年初這種情況可以說有了明顯的好轉。

但對某一軍種的領導來說，他有義務在戰時向政治領導詳細匯報他任務範圍內的軍事形勢。此外還要對這場戰爭在軍事上是否有完全成功的希望發表意見。

我立即反唇相譏：「我不允許您抨擊海軍的事，元帥先生，您最好還是去關心關心您的空軍吧，那裡夠您忙乎的。」

我並不感到意外，甚至連德國的老對手丘吉爾在一九三八年發表在《時代》報上的「致希特勒的公開信」中也這麼寫道：

雖然我知道我所面臨的任務很重要，也很艱苦，但仍為我的任命而感到高興。我希望能隨著我職務的提高，我的影響能力也有所擴大。在已往的戰爭年代中，作為潛艇部隊司令的我不得不經常忍受我們的政治領導和國防軍統帥部所堅持的大陸主義的態度，儘管雷德爾海軍元帥多次進行規勸，但他們仍沒有認識到英國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海軍沒有及時和充分地得到為完成戰爭中舉足輕重的作戰任務所必需的兵力兵器。我打算改變這種局面。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我親自對希特勒施加影響。光靠書面報告是不夠的。在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上通過在領袖大本營裡擔任要職的將軍來反映海軍的要求也是不夠的，必須由總司令親自出面來說明。根據以往的經驗，僅僅滿足於在希特勒那裡作一次簡短的匯報是不行的；應該長時間留在那裡，直到一次匯報所產生的影響得到充分的鞏固為止，這也是有必要的。此外，還得準備應付以後的反對意見，如有必要的話有時還要反覆懇切地闡明自己的觀點，使其生效。事實證明，自由生動地表達自己的願望是比較合適的，這樣可以激發希特勒生動的想像力，而不是「僅觸及他的表皮」。

每個民族都要求其軍人具有這種態度，並通過最隆重的宣誓來強制他們無條件地履行這種義務。即使在軍事形勢不利的時候，也不能改變這種態度。一個國家如果在軍事形勢不利或沒有希望的時候，允許它的軍人不再把全部力量投入戰鬥，甚至讓每一個軍人自己去判斷情況是否如此，那麼就會動搖這個國家自身存在的基礎。

雷德爾提議，卡爾斯海軍大將和我都可以作為繼任者。「如果希特勒想強調潛艇部隊目前對他來說是居於首位的話，那麼選擇鄧尼茨是完全合理的」（雷德爾：《我的一生》，第二卷，第二百九十頁）。

消滅德國的這種政治和經濟力量是英國的戰爭目的，美國支持英國的這種目的，而且在行動上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九三九年英國參戰，原因是，大德國合併了奧地利之後變得強大起來，使英國的強權利益和經濟利益受到了威脅。英國的歷史學家和軍事文學家富勒在他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中寫道：英國政府參戰的真正原因是，「要使大不列顛存在下去就應堅定不移地執行傳統的政策，而德國的強權政策、生活方式、經濟政策和金融政策與英國的利益是對立的，如果英國忍氣吞聲的話，就會使德國在歐洲佔據統治地位。」（Ｉ．Ｆ．Ｃ．富勒：《第二次世界大戰》，德文版，洪博爾特出版社，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頁）

但是，從原則上來講，一個處於領導地位的軍人，當他認為軍事局勢已無望取勝的時候，即便同意無條件投降，也應提出締結和約的要求，這樣做有可能提前中止戰爭。歷史告誡我們，在戰爭中出乎意料的政治變化和某些事件有可能改變無可挽回的形勢。

一九四三年一月，我被任命為海軍總司令。當時，對我所承擔的責任是何等重大，我心裡是完全清楚的。作為軍人我在戰爭中唯一的義不容辭的責任是全力以赴地抗擊外敵，這個態度我始終沒變。

現在，我自己當上海軍總司令後，我與作為國防軍最高司令和國家元首的希特勒就有了直接和經常的接觸機會。

限制每個負責人的職權範圍是希特勒的原則，與海軍無關的問題他從來不問我，更談不上徵求我對這些問題的意見。

尤其是羅斯福對史達林和蘇維埃俄國的態度一直很主動，例如，羅斯福總統錯誤地認為，今後還得靠史達林來征服日本，因而要使英美與蘇維埃俄國脫離關係是不可能的。因此，德國政府在一九四四年夏除了無條件全部投降外，包括向史達林投降，似乎沒有其它停戰的可能性。但是對投降國來說，投降意味著：停止戰鬥，束手就擒，去當俘虜。這樣一來，德國政府就得把當時尚在俄國縱深作戰的幾百萬德國東線士兵作為犧牲品交給史達林。這是決不可能的！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柏林的海軍指揮部工作。當時我對海軍指揮部司令岑克爾海軍將軍和帝國國防部長格斯勒極為敬重。我的工作範圍是處理與海軍有關的國內政策方面的事情和國內政策中有關抨擊海軍的問題。後來馮．施萊歇爾（後來成為將軍）領導的處專門處理海軍和陸軍中存在的這些事情。此外，我還充當過主管維護紀律和和圖書量刑等工作的軍方負責人。

我在希特勒面前仍然堅持我的坦率而堅定地表達自己觀點的原則。在好多情況下我曾講過：「我這個海軍總司令可能幹不長了。」

實際上我想關心一下其它方面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從一九三八年以來不再舉行內閣會議，我只好要求在其它部門的首腦向希特勒匯報情況時我能參加旁聽，或者能得到這些報告的文字材料。但這兩種辦法都行不通。因而我對職權範圍以外的一些主要問題缺乏系統和足夠的瞭解。由於不瞭解情況我對這些問題無法進行客觀的判斷，因此我在希特勒面前除了過問少數的特殊情況外，無法過問我職權範圍以外的事情。凡是我對這些問題提的建議，總是被希特勒用相反的理由加以駁斥。這主要是我對事情缺乏全面的瞭解，不得不同意他的理由。但是，這種對我的任務範圍的限制，並不能打消我作為海軍總司令想經常瞭解整個軍情的願望。要實現這一願望，經常性地參加大本營召開的大的軍事形勢討論會是很有必要的。

軍人應該毫不猶豫地堅決執行這個原則。軍事和航海方面的大量工作充實了我們的生活。不過，當時對於國內所出現的各種運動和潮流，我們還是表示贊同的。我們覺得這些運動和潮流的精神似乎與我們的精神是一致的。如果我們不回憶那些愛國者、下層人物和忠於職守者的傳統美德，不把個人的榮辱與集體相聯繫，我們就不能從凡爾賽和約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就談不上恢復我們整個民族的平等和自由！

羅斯福和丘吉爾在一九四三年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上作出決定，要不顧一切地繼續將戰爭打下去，直至德國和日本「無條件投降」，美國政府和英國的戰時內閣批准了這一決定。這就是說，我們被征服後連一點合法的要求也談不上，只有聽憑戰勝國的老爺們任意擺佈。

希特勒決定由我任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所陳述的理由在這件事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許他認為，作為潛艇部隊司令的我在大型艦隻退役問題上與他有共同的看法（馮．普特卡默爾海軍少將（希特勒的海軍副官）：《令人不安的海洋》一書中的《希特勒和海軍》一章，第五十三頁，維也納卡爾．屈內出版社）。

為了使那些為實施海上戰爭而必需提出的要求得以實現，我必須在工作上取得希特勒的信任，沒有信任就根本談不上給他施加足夠的影響。要使他瞭解我，只有經常或間隔幾天就到大本營去。我相信，我上任之後採用這種辦法就能鞏固我在希特勒那裡的地位。

由於在工作上我幸運地得到希特勒對我的信任，從而使我能為海軍爭取到他的許多支持。凡是海軍裝備方面需要的物資，一般都能如願以償，雖然當時正在進行的轟炸要求德國工業生產力大大超過前幾年。關於這一點我將在第十九章中談到。

世界上哪裡有直接隸屬於國家元首的某軍種總司令是採用其它辦法來完成他的每一項任務的呢？

對德國這種形勢的繼續發展，尤其是對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國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以後的形勢發展，我開始憂慮不安。我感到與英國發生戰爭的危險越來越大。對於當時我所採取的有關措施在第五章中已經提到。（見本書第四十四頁（第五章））

我的工作範圍使我與國會及其所屬的委員會有所接觸。對於許多黨派之間的分裂、在國會決議中經常明目張膽地把黨派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以及在全體會議上為選舉而進行無休止的辯論等現象，我感到很厭煩。在國會中如何策略性地處理一些軍事問題，這倒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喜歡簡單扼要、實事求是的態度，這符合軍人的習慣。但光有這些是不夠的。

我認為帝國海軍的軍官不去過問政黨的任何政策，這是很自然的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圓滿地完成任務，為整個民族和人民所創立的國家服務。

但很快我發現有關大型軍艦的報廢問題必須重新研究。經過調查我認為，大型軍艦退役，尤其是軍艦報廢需要花費勞動力和工業力量，這兩者都不會給人力和物力帶來值得一提的好處。這些措施必然會在軍事和政治上產生不良後果。

這意味著什麼，從史達林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底召開的德黑蘭會議上所提的要求就可以看出。在會上他要求德國至少向俄國遣送四百萬名德國人作為永久性的勞動力使用。

「我曾反覆講過，如果大不列顛在戰爭中失敗的話，我希望我們能發現一個希特勒，以使我們在各國之間重新取得合法的地位。」

因此，面對敵人要求我們無條件投降的這種情況，對於一個在一九四三年或一九四四年就認為這場戰爭在軍事上已無法打贏的德國指揮官來說，在這個時候去提醒希特勒必須結束戰爭締結和約是無濟於事的；因為除了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人們提出的未被採納的無條件投降的辦法外，這個軍人也沒有其它的辦法。

在一九三八年秋以前的戰前年代裡，我對民族社會主義陰暗面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海軍只要一上艦就與和*圖*書黨的機關沒有接觸了，這樣相互之間也就不可能發生矛盾了，我本人是在一九四〇年認識赫斯，一九四一年認識戈林，一九四三年才認識希姆萊的。

一開始我就遇到了麻煩。當我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就任海軍總司令的那天向他匯報時，他滔滔不絕地對我講了為什麼要大型軍艦退役的問題。他講完後，我對他說，我對我現在這一新的職務的使命還沒有充分的領會。

一個國家的武裝力量不必去打聽在什麼時候要與誰打仗的問題。這是政治領導的事情，政治領導在這方面比軍人享有優先權。同樣，結束戰爭也是政治家的事情。

希特勒曾命令，凡是與瓦解國防軍戰鬥力有關的刑事案件均應交給人民法院處理。但由於我的抵制，這項命令對海軍來說等於無效。只有在海軍中，由於我的反對，才使得一九四四年委派的民族社會主義指揮官沒有對部隊的指揮活動產生多大影響。遇到諸如此類的事情，我總為海軍作出特殊的規定。

富勒繼續用下面一段話道出了英國的戰爭目的：「從都鐸王朝到一九一四年，大不列顛的政策一直是，維持強國之間的平衡，也就是說使大陸強國處於對抗和分裂狀態，使它們之間形成平衡。這種平衡作用的結果使人們自然要考慮誰是敵人的問題。這個敵人當然不是那個聲名狼藉的國家，而是另一個其政策對大不列顛或英帝國威脅更大的國家。」

從丘吉爾發表在《時代》報上的其它信件的內容來看，雖然他在一九三八年對希特勒的看法已經有所改變，但在前幾年他確實存在上面所說的那種想法。難道我們德國人在那時候還應該有其它想法嗎？

雷德爾海軍元帥移交給我的那部分部隊在思想感情上和我的部隊很融洽，因此戰友之間的友誼和部隊的紀律都有所加強。海軍從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艦隊暴動和卡普叛亂的後果中得到了教訓，在二十年代初就純潔了其「內部組織」。經過海軍指揮部首腦們多年的教育工作，主要是一九二八年以來在雷德爾海軍元帥的努力下，德國創建了一支在戰爭中能堅持不懈，頑強戰鬥、經受住各種考驗的軍種，儘管這個軍種與兩大海上強國的優勢兵力相比懸殊較大。我所接受的是一支基礎良好、思想健康、體格強壯的軍種部隊，即使在未來的更加艱苦的戰爭年代，這支軍隊必定會實現我的願望。

紐倫堡法庭對我判刑的原因之一是，我在「戰爭期間與希特勒就海軍問題進行過一百二十次會談」。

打這次後，戈林再也不敢像上次那樣指責海軍了。他似乎也打算與我和解，這次衝突後短短的幾天他出乎意料地給我送來了用鑽石做的航空兵徽章，但是我覺得對於這種姿態我無法回敬。

對於他的電話我感到非常意外。我沒想到雷德爾海軍元帥會有辭職的打算。我也沒想到，希特勒與他之間會因使用大型戰艦打擊從挪威北部海區駛往俄國的護航運輸隊的問題而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產生分歧。當時大型艦隻沒有取得希特勒所預期的那種戰果。因此，他命令大型艦隻退役，他認為這些艦隻已失去軍事價值。

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我有幸到當時的荷屬印度、蘇門答臘、爪哇和巴厘以及錫蘭和印度進行了一次富有啟發性的國外旅行。

一九四三年一月中旬，海軍元帥雷德爾給我在巴黎的指揮所打來電話。他告訴我，他打算辭職，準備提議讓卡爾斯海軍將軍或我作為他的繼任人擔任海軍總司令。他要我在二十四小時後作出答覆，我的健康狀況是否允許我擔任這一職務。

由於我的回答措詞激烈，當時整個會議廳鴉雀無聲，希特勒面紅耳赤十分尷尬，但即刻就恢復了平靜，並對那位向他報告情況的約德爾將軍說：「請說下去！」我對希特勒的這種評語十分惱火，隨即離開了會議桌走到窗口旁。當討論會結束的時候，我走在後面，但希特勒走到我面前，用親切的口吻問我，是否願意與他共進早餐，我表示同意。他把戈林、凱特爾和約德爾打發走後，只留下我一人。

頓時會議室裡死一般的寂靜。後來希特勒要求那位作報告的軍官繼續講下去才打破了這種沉悶的空氣。

我經常向希特勒闡述，我對我們的這場海戰是如何充滿希望的。

二十四小時後，我告訴雷德爾，我的身體很健康，完全有能力接受海軍的最高指揮權。

戈林喜歡在希特勒面前指責其它軍種。他的這種行為給我的前任雷德爾元帥帶來不少困難。當雷德爾移交最高指揮權告別希特勒時，為了助我一臂之力他對希特勒說：「請您在戈林面前支持海軍和我的接班人。」

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四年我在北海海軍基地任首席海軍總參勤務軍官。

雷德爾海軍元帥對這項命令持反對態度，當希特勒堅持執行這項命令時，他提出辭職。希特勒對此也感到意外，做了一些工作，想使雷德爾回心轉意，但無濟於事。結果只好同意他辭職。

這次討論會結束後，又出現了與第一次同樣的情況：希特勒有意挑逗性地留我吃早飯，而與戈林握手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