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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們對希特勒政府在戰前年月裡所取得的內政和外交方面的成就表示歡迎，這是很自然的。難道有哪一個國家的愛國軍人會有另一種感覺嗎？

在戰前的這些年月裡，我們沒有認識到這個政府的弊病，這些弊病主要是到了後來戰爭期間才滋長起來的。正如今天大家所知道的，當時的新聞限制無疑在這方面是起了作用的。

所以，我們軍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支持這個國家的。

一九一八年戰爭的失敗和由此而產生的政治後果使我們這些軍官——如同任何一個國家的熱愛祖國的國民一樣——心情十分沉重。對這些後果——不論在內政方面還是在對外政策方面——我們並未施加過任何影響。就我們在國內的政治地位而言，我們是作為軍人為全體德國人民和國家服務的，這個國家的形式已由我們的同胞們給自己選擇好了，因此，法律上的選舉權我們也是沒www.hetubook.com.com有的。這無異是為我們對國內政治採取完全中立的立場作了證明和擔保，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正確的。

考慮到這些情況，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德國武裝部隊傾向於國社黨，而不傾向於國際共產黨。

儘管如此，當國社黨的違法行為公開暴露時，我還是提出了最強烈的抗議。例如，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所謂「砸玻璃窗之夜」對猶太人採取暴力措施之後，我以個人和我的軍官團的名義向我的上級艦隊司令提出了抗議。艦隊司令又把我的抗議轉交給了柏林的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海軍元和圖書帥（見《雷德爾回憶錄》第二卷第一百三十三頁）。

因此，如果法國總理白里安和德國總理施特雷澤曼能夠實行他們早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就制定出來的有遠見的和解政策，並能夠解決德國公眾當時認為十分重要的一些問題，如撤離萊因區、賠款、各國均衡裁軍和戰爭債務等問題，那末，德國的內政就可能發展成為另外一個樣子，這些在德國十分激動人心的主張就不會成為國社黨獲得公民選票的主要原因了。

所以，在這一時期我也不可能在政治上發揮任何作用。那時我的軍銜只不過是海軍中校和海軍上校，職務相當於陸軍中校和陸軍上校。

這幾年，我擔任設在威廉港的北海司令部海軍參謀處的首席參謀。因此，採取防禦性措施以防止內亂也是我的任務之一。軍界各部門的有關代表也經常在柏林的德國國防部裡談論這些問題。我們很清楚，我們武裝部隊不https://www.hetubook.com.com能兩方面都反對，不能同時既反對國社黨又反對共產黨。否則，我們必然會與絕大多數德國人民為敵。

以後的政治發展是以國會通過的對希特勒的「委任法」作為主要基礎的，武裝部隊對這種政治發展絲毫沒有施加影響。

我們擺脫了由於戰爭失敗而引起的後果。薩爾投票的空前勝利，佔領萊因區，宣佈國防法，合併蘇台德區和奧地利，都表明了這一點。在國內，消除了失業現象，階級鬥爭的衝突再也看不到了，工人對我們軍人特別對軍官的態度與一九三三年以前相比是多麼的不同啊！

當時，整個世界陷於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這場危機對德國來說，特別是由於支付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賠款，影響尤為嚴重。一九三二年三月德國失業人數高達六百一十萬人。實行民主政體的德國總理布呂寧不得不發佈「緊急狀態法」，以防止全面的經濟崩潰和維和*圖*書護國家的安全。

在這種情況下，兩個激進政黨之間發生了公開的衝突，存在著爆發內戰的危險。消除這種危險就成為武裝部隊的任務。

要在今天談論過去是困難的，因為今天我們已經知道了那些為當時的人們所不知道的東西。但是，假如一位歷史學家要評價過去的事件和人物行為的話，他就必須以當時的認識為基礎，而絕不允許以現在全然不同的情況作為標準來觀察問題。所以，我今天也要盡量客觀地來談我當時是怎樣看待那些事情的。

可惜的是，在魏瑪共和國，中派的資產階級政黨未能做到像共產黨或國社黨那樣把工人爭取到自己一邊來。

關於國社黨的發展，我還有一點要提一下。該黨曾經聲明，他們要把德國人民從凡爾賽和約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由於這個原因，甚至連資產者階層中也有許多人投票贊成他們。

我們就是這樣來盡我們軍人的職責的。但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和*圖*書初，我們確實也對德國的內外政治形勢的發展趨向感到憂慮。

由於以上種種因素，德國武裝部隊普遍歡迎德國總統馮．興登堡根據國會選舉結果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委任希特勒為德國總理。我們軍人由此也希望，通過德國領導人的這種更換來消除共產主義的危險。

德國武裝部隊自然也希望擺脫凡爾賽和約的限制性規定。

毋庸贅言：在大量的失業和失業者及其家庭遭受不斷增長的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德國人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對當時的政治領導深感不滿。因此，左右兩翼政黨，無論是國社黨還是共產黨，都受到人們極大的擁護，也就不足為奇了。人們希望這些政黨能夠改變在德國總理布呂寧領導下的中派政黨所難以控制的絕望的局面。因此，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國會選舉中國社黨成了第二大黨，其次是共產黨。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和十一月的選舉中國社黨甚至成了第一大黨，共產黨仍居第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