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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獲釋前不久，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一個美國記者在一本美國週刊中寫道：「獅子頗為自在。」——「為了保持工作能力和清醒的頭腦，他毫不後悔，滿懷憎恨地做著體操和閱讀書籍。」

上面我提到了關於我們單獨監禁的事。只要還有一個像魯道夫．赫斯這樣可憐的人在施潘道坐牢，我就不想在此繼續發表關於我們待遇的意見。

我們相處得很好，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是志同道合的，我們互相幫助，共同度過這些歲月。在最後的一段時間裡，他的健康狀況壞極了，他已經年逾八十，感謝上帝，他總算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被釋放了——我和牛賴特僅僅發生過一次爭吵。牛賴特原是個好獵手，相反，我曾有二、三次應邀去獵小鹿，然而每次都是一無所獲。（剛才我忘了說，有一次，我在非洲伴隨一位熟識的農夫去捕鱷魚。那條鱷魚本來是可以被我獵獲的，然而在關鍵時刻我卻射偏了，於是，這條鱷魚使勁地甩著長長的黑尾巴一頭鑽進水裡去了。）在施潘道，每當牛賴特斷定有田鼠在我們的沙畦裡挖洞時，他就獵興大發，在田鼠溜出來時，他總想抓它。我對待田鼠卻同ｗｗw•ｈｅtｕｂoｏk•ｃｏm.com他不一樣。我們發覺，田鼠特別愛吃水芹的根，這樣，我們的水芹就枯萎了，這使牛賴特很傷心，因此他決心要消滅畦中的這些田鼠。當他能打到一隻田鼠時，他就獵興勃勃，雙眼熠熠發光。有一次，我把兩塊麵包放在鼠洞口，緊張地等待著，看看是否有田鼠跑出來吃麵包。果真不出所料，一隻田鼠爬出來東嗅西聞，小心翼翼地找麵包屑吃。正在這個時候，牛賴特跑過來了，我們發生了在施潘道的唯一的一次爭吵。他對我說：「鄧尼茨，我們必須明白，我們在這裡是幹什麼的！要末我們乾脆在這裡搞個動物園，要末我們在這裡好好種植青菜和水芹。我們再也不能縱容這些危害園內作物的動物了。」這就是在我們之間發生的唯一的一次半真半假的不睦。我深深地懷念牛賴特！

這樣，我就打算按照歌德在他的《西東集》這本詩集的《蘇萊卡》中的原則度過這幾年生話，歌德寫道：「人若不計得失，生活隨遇而安；如欲一成不變，就會丟失一切。」

對這個問題，我想先引用別人對我在施潘道時期的有關評論。

一個英國記者對我作了如下的描寫：「海軍元帥鄧尼茨一直沒有後悔的表現，他仍然是施潘道最危險的人物。」

韋瑟爾說對了。我在和圖書施潘道時期，以及早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作為國家元首被拘捕後，根本沒想到重登政治舞台，因為這在當時的情況下以及從戰後的形勢發展來看，顯而易見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在施潘道的克制態度並不是出於政治上的野心，而是由於我個性方面的原因。首先，如我在前面已講過的那樣，我根本不知道我有什麼罪。因此，我認為，我之所以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而受到無辜的判決，不得不在施潘道坐牢，可能是盟國的政治家們認為，作為國家元首希特勒的繼承人在戰後的德國是不容許有自由的。

如同在戰爭結束時一樣，我也曾這樣命令過德國海軍：不要銷毀任何文件，因為我們的行動一直是光明磊落的、崇高的、沒有什麼可隱瞞的；在紐倫堡受審時，我一直堅持這一看法，在審訊結束時，我還是這樣明確地表示，我是被非法監禁的——這裡我想引用我的辯護律師考茨比勒在公佈判決之後對記者所作的解釋。他說：「在我看來，紐倫堡法庭對一個被證明為無罪的人判刑十年要算是最輕的懲罰了。」——這同我在施潘道時期對我罪責問題的看法完全一致。因此，我並不感到有任何義務由於對我非法的監禁還要去為「款待」我的「主人們」效勞並對他們表示親熱。這就是我採取克制態度和-圖-書的主要原因！可是，這一態度對看守人員和監獄管理處卻產生了完全相反的結果。看守們顯然尊敬我。即使不是全部也是極大部分的監獄長也這樣。例如：如果我向一個看守打破沉默而向他提出任何一個要求時，那末這個看守——多半是個老兵——總是馬上很好地滿足我的要求。當然，看守們的這些舉動偶而也被監獄當局發覺，以致我由於在監獄裡膽敢使用「命令權」而受到兩次警告——對此我當時只能報之一笑，因為，天曉得，這種權力不是我，而是監獄當局才配有的。

我從他身上學到不少東西——那幾年的庭園勞動使我們常在一起，這方面他懂的東西當然比我多，因為在此以前我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海上度過的。這方面我也是要向他學習的。

以上所引的法文是我從米歇爾．Ｃ．韋瑟爾的重要著作《紐倫堡的脫險》一書中摘錄出來的。

但是，促使我採取克制態度還有一個簡單的原因。從性格上來說，我不會在監禁後同看守們閒談，同他們建立任何較親密的關係，或者試圖成為取悅於他們的人。如果一個人把精力耗費在這種地方，那末，他一定會像俗話所說，帶著一隻「空鍋子」一事無成，毫無價值地活在世上。因此，我的自我克制是完全合乎我的天性的。也許，這種克制態度的主要和_圖_書原因是在於我相信，如果我能反躬自省並力圖使自己獨善其身，那末，我就能十分順利地度過監禁期。我盡可能地充分利用為監獄處所允許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那些東西，追根究源或者深入探討，把它們弄清楚。我努力從我所能看到的那些書本中認真吸取精神上的東西，並盡可能地把它們化為自己的東西，因為自我修養是指人們把那些根據自己的觀點從精神上加以「消化」了的東西變為屬於自身的一部分，而不是指人們僅僅讀過一下稍稍記在腦子裡的那些東西。

最初幾年，我們是單獨監禁的。這就是說，我們在庭園裡一起勞動時互相不能講話，當我們離開單人牢房去洗東西或領飯時，更須保持沉默——這種庭園勞動是在監獄圍牆之內的一片沙地上進行的。在最初的「沉默期」，特別在往後的幾年裡，我們七個施潘道的犯人在共同的勞動中都找到了自己的知心朋友。在庭園勞動中，我同前德國外長馮，牛賴特男爵相處了多年。今天我還滿懷敬意地、衷心地思念著他。我認為他是我一生中有幸結交的一些最好的友人之一。我認識他是在一九一五年，那時他是君士坦丁堡的德國大使馮．汪根海姆男爵手下的一名參贊。有一次他應我們的長官海軍少校克諾爾的邀請偶而來到「帝國布雷斯勞號」作客。當時我是克和_圖_書諾爾的副官，因而我也能榮幸地參加會見——三十餘年後，我們又在施潘道朝夕相處，我們在一起回顧往事和一生的遭遇。

米．韋瑟爾在這本書中說，我這種十分謹慎的舉止會使人們設想，我在釋放後會重新有政治企圖。對此，他寫道，人們在作這樣假設時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我在被任命為希特勒的繼承人（這件事使全世界都感到驚奇）之前，從來不是一個政治家。

在信仰和宗教方面，我們在施潘道受到法國神父們十分合乎人道的照顧。神父尼古拉評論我時寫道：「他是一位完美的君子，顯得有點謹慎。人們往往由於他政治上的狂熱和對待盟國監獄看守人員十分謹慎的態度而譴責他。看來，退休的海軍元帥鄧尼茨愈來愈表現出懷有新的政治野心。」

在施潘道時期，我個人的觀點是，讓一切照原樣保存著。

法國教士尚茨在談到我時說：「我一直很同情鄧尼茨，雖然他還是所有人中最狂熱的一個，不過他不像赫斯那樣是病態的，而是有理智和有自衛意識的。他被監禁以來就竭力使自己具有頑強不屈的精神。他肯定會想，你們從我身上是得不到什麼東西的，我是不會屈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