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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戰爭年代留下的後遺症。馬放南山後，這位本來是讀書人出身的大將軍、宋國公、太子太師卻靜不下來。他在書房裡坐不住，不再能讀得下去書，偏偏喜歡騎駿馬在曠野奔騰馳騁。他在打穀場的地底下埋了許多個大腹小口的瓦甕，然後，陶醉在那軲轆壓上去時，所發出的類似鐵馬金鼓的「咚咚」聲中。由此，在和自家的一個親戚發生口角後，被該親戚向朱元璋控告為私埋兵器。遂在朱元璋逼迫下自殺。距離傅友德自殺只過了兩個月零幾天。

朱元璋的心思細密之處還表現在，當處理胡惟庸並端掉宰相制度時，他很小心地將李善長和一批武將們摘了出來。原因是李善長雖然與胡惟庸關係親密，但此時威信尚存，且同情者亦多，因此將他放到了十年之後處置。同時，帝國軍事行動尚未結束，也不是打擊武將的合適時機。因此，朱元璋用稱得上是深情款款的語言，將李善長和深捲其中的幾位將軍開脫出來。

而在針對另一類人的另外一個戰場上，朱元璋則獲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

關於胡惟庸案發時的情形，各種說法很多。擇其大者，可以注意下列兩種完全不同的說辭：

傅友德有四個兒子，公認的儀表堂堂且聰慧過人，傅友德愛如性命。他的長子是朱元璋的女婿，尚壽春公主，為駙馬。二兒子過繼給了自己的弟弟，三兒子是皇宮衛隊軍官，最小的兒子則戰死在沙場。因此，當時他有兩個兒子，即駙馬和皇宮衛隊軍官在他身邊。他的小兒子戰死時，傅友德悲痛欲絕。從此，對剩下的兩個兒子倍加疼愛珍惜。當時，朝野中很多人都知道，大將軍傅友德特別憐子。

正月初六，胡惟庸為首的一大批人及其家族便被全部殺死。

據記載，劉伯溫晚年喪妻，對那位女子充滿愛憐與感激。他離開皇宮，急急忙忙想趕回家向她報喜，沒有注意一隊輕騎兵風馳電掣般駛過身邊。劉伯溫到家時，便看到她倒在血泊中，已經氣絕。

這支力量，時常被人們籠統地稱為官僚士紳階層——士大夫。

當地一個羅姓富豪，看出這是一個投資的好機會，便將自己美貌的妹妹送給朱亮祖做妾，外加不算菲薄的嫁妝。此後，成為侯爺小舅子的羅姓富豪便越發富豪起來。致使道同不斷收到百姓求他為民作主的狀子。其中大體包括諸如佔人田宅、霸人|妻女、強買強賣等等。道同忍無可忍，把侯爵的小舅子抓進了監獄。朱亮祖聞訊，立即派兵包圍了縣政府，並將該人犯——羅氏舅爺搶出。

如此分配與收入的不公，在公開提倡不公的我國古代，可能也算得上是離譜了。後來，有人在談到明代及其以後，貪官污吏的成長呈現特別繁盛的景象時，曾經將原因歸結為官員們的薪酬太低。應該說，這既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但卻可以看成是重要原因。想想看，當官員們不管如何荼毒下屬和百姓，只要搞定上司，就可以榮華富貴時，很難想像還有什麼更多的理由，不使官員們變成上司面前的巴兒狗和下屬與百姓們面前真正的惡狗。在此種情形之下，想讓全國官員都像海瑞一樣生活與做官，不啻於癡人說夢。不過，說起來，這可能確實是朱元璋的一個理想，也可能是明代社會顯得特別七扭八歪的主要原因。

開國之初的大明帝國，對於嫖娼的帝國官員懲處極嚴，可能丟官，甚至丟掉腦袋。但在此處，口腹色相之欲，是必須享用的開胃小吃。然後，才能進入正式消費——就來者想要得到的帝國官職，洽談價格，預交定金。

沈萬三的故事，在我國民間廣為流傳，可以相當明顯地看出朱元璋對這些豪門富戶的態度。

倒推回去九年，公元一三七一年，即洪武四年正月初二，春節第二天，李善長被朱元璋強迫退休。這一年，李善長五十八歲，從他一口氣活到七十七歲還很硬朗的情形看，所謂「高齡」一說相當牽強。這位李善長曾經被朱元璋比喻為自己的蕭何，是公認的帝國第一開國功臣，在軍民中之聲望不可謂不高。朱元璋偏偏在給予他崇高讚譽之後，不讓他繼續做宰相。同時，劉伯溫的才幹、品性與威信遠在胡惟庸者流之上，被朱元璋比喻為自己的張良，朱元璋也同樣不讓他做宰相。朱元璋似乎打定主意，就是要將那個可能撒歡尥蹶子的胡惟庸扶上宰相高位。其中，或許有深意在焉。

我們知道，在處理許多事情時，當朱元璋感到不快或不安，其殺伐決斷常常間不容髮。為什麼在對胡惟庸的問題上卻不是這樣？

原因在於下列兩點：

在縱向上比較，宋初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之後，節度使成為安置功臣權貴的一個榮譽性職銜，其年收入大約相當於今天的二百五十萬到三百萬元人民幣的樣子，比明初至少高出了五六倍。明初宰相的收入，大約是在一千石米左右，可能還有其他一些來自皇家的雜項收入，總體大約相當於今天年薪十至二十萬元人民幣。宋朝宰相的年薪則大約是一百八十萬元到二百萬元的樣子。

考之《明太祖文集》卷七，情形卻又是另外一樣。

南北朝時期，一個出身門閥世族、奪了別人皇位的傢伙曾經講，我當上皇帝，純粹是天命人願，關天下士大夫屁事？表明當時門閥世族是政治舞台上決定性的力量。經過隋唐和五代十國，世俗地主及讀書人作為士大夫，逐步成為國家生活中的中堅力量，白衣卿相走上前台。到了宋代，則已經有了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說法。以天下為己任，位卑未敢忘憂國成為文人士子們的普遍抱負或說辭。我們已經永遠無法知道這種說法會如何演變了。原因是它被一個力量所強力打斷：來自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蒙古族鐵騎。

邵榮勇猛善戰且多智謀，是朱元璋早期最重要的戰友與助手，在將近十年時間裡，他都是朱元璋手下的第一人，地位甚至在徐達之上。關於此人為什麼要叛亂，至今沒有一個準確的定論。我們只是能夠看到不少史學家常常喜歡引用的一個說法，當他叛亂失敗，被捉住後，朱元璋曾經與他相對喝酒。他憤憤不平地告訴朱元璋：「我們在外面拚死拚活，你卻把我們的妻子老小拘在手裡做人質，使我們骨肉分離，無法團聚，全為了你的一己私利。我這是不得已。」說完，潸然淚下。據說，朱元璋是在全軍將士面前，與邵榮置酒灑淚而別，然後行刑將其殺死的。

細細翻檢當時的各種史料，除了演義的那些，導致胡惟庸翻車的理由，無非諸如大權獨攬，拆閱臣民密封奏章，扣壓不利於自己的報告，收受賄賂，排斥異己，拉幫結派，等等。大體上是一些可大可小的罪名，有些還是欲加之罪。仔細推敲起來，找不到需要大動干戈，以至於必須牽連進兩萬多人一起殺掉的理由。

應該說，胡惟庸其人不是一個特別值得同情的人，但也很難歸入大奸大惡之類。他很有才氣，寫得一手好文章，做事情幹練機敏，不論多麼棘手，皇帝交辦的事情，都能辦得乾淨俐索，相當到位。因此，在長達十多年時間裡，頗受朱元璋信任和倚重，甚至相當長時間裡一人獨攬大權。即一個人當宰相，時稱「獨相」。

其三，做遊方和尚時，對人情世態冷暖炎涼——「心滾滾乎沸湯」的體驗，爭奪天下時的你死我活、血肉橫飛、背叛、殺戮，別人對他與他對別人的種種陰謀，足以使他心如鐵石，並對人性深處時時可能被外界誘惑激活的醜惡與黑暗，不再抱任何幻想。

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例證就是後來浮沉仕途許多年的徐階。這位享有廣泛正面名聲的帝國重臣，並非出身於大戶人家。但是，當他擔任了十數年相當於帝國副首相、首相的官職之後，其遠離帝國首都的家族，已經成為當地擁有六萬畝——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應該是四十萬畝——土地並橫行鄉里的豪門大戶。由此導致了他與那位比他名聲還大的清官海瑞之間影響巨大的直接衝突。

在上述一切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朱元璋在解決我國農民問題、士紳階級即豪門富戶問題、官吏問題、文臣武將問題和宰相制度問題時，所採用的方式，全部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極端。

當時，全國有十三個布政使司，相當於我們今天的省；一百四十一個府，相當於今天的地級市；一百九十二個州，相當於今天的小地級市和大縣級市；一千零十三個縣。這一千三百多個官員，不論良莠好壞，全部被殺掉。而且，是在有人已經向朱元璋解釋清楚了個中緣由的情況下被殺掉的。

在劉伯溫戰戰兢兢地留在京師，不敢返回家鄉去的日子裡，朱元璋曾經賞賜給了劉伯溫一個很美貌的侍姬。劉伯溫知道這是來監視自己的，因此，特別小心翼翼。

一類的目標針對貪官污吏，如洪武四年的甄別天下官吏，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洪武十九年的「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大約可以歸入這一類。朱元璋習慣上將此類獲罪者稱為「不肖無福之徒」。

其二，元帝國官吏的污濁腐爛，綱紀墮落，其糟蹋百姓從而導致天下大亂、社稷傾覆，給朱元璋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足夠引起他對帝國官吏們的深刻防範、蔑視和以剛猛手段對付之。

一次，道同將一幫欺行霸市、敲詐勒索的流氓當場抓住，然後，拴成一串在繁華商業區示眾。朱亮祖出面請道同喝酒，為這幫壞蛋講情。不管是論爵位，還是論級別，這位侯爺都比道同高出不止十級八級，算是給足了道同面子。誰知，道同很誠懇地希望朱亮祖不要為這幫子人渣壞了自己的名聲和體面，沒有買賬。

朱元璋針對讀書人所制定的、與以往具有極大差別的科舉考試制度，在內容與形式兩個方面，將「經義取士」推向極端，使我國知識分子終至形成了范進中舉和孔乙己式的心態與面目，直到公元一九〇六年科舉制度廢除。

在和*圖*書非正式史料的描述中，談到了一個故事。

最後，朱元璋還願意使用的殺人方法則是凌遲處死。這項技藝的核心之處，在於將人肉活剮了數千刀之後，還必須保證被剮者是活著的。在未來的時日裡，我們將會有機會看到，朱元璋所開創的這個朝代崩潰之前不久，他的子孫是如何以此來對付袁崇煥——這位帝國忠心耿耿的捍衛者的。

據說，中書省都事李彬最高可以答應為消費者運作的官職是宰相助理和六部尚書這個級別，即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比中央部委長官還要高級的官職。由此，可以知道為什麼消費過的人可自然成為推薦人。因為，假如事情敗露，李彬有宰相撐著，結果如何，不得而知。自己的腦袋先掉，則大致是可以肯定的。據說此地每晚的成交額，大約在十五萬到二十五萬兩白銀。根據肯定不精確的折算，可能不應該低於一千五百萬元人民幣。由此，在當時的京城，廣泛流傳著大宰相府和小宰相府之說。

他的死，同樣驚心動魄。

朱元璋，至矣盡矣。

推論起來，這種心態形成的原因相當複雜，但總體上應該不外乎如下因素：

李善長搬進新宰相府以後，李彬則將老宰相府改造成了一個極其豪華的銷魂銷金窟，從張士誠及其文臣武將那裡俘來的嬌姬美眷，許多被填塞其中。張士信有一套著名的純銀雕製的床榻、桌椅、櫥櫃、屏風、隔扇等，也擺在此處。而且，這裡的餐食酒菜，全是由帝國最好的廚師打理製作，被認為遠勝皇宮御製。

李彬是中書省都事，屬於帝國中級官員。其職責勉強可以類比為總理府副秘書長的樣子。他是李善長的心腹。

這些屠殺的情形不盡相同，其動機與目標大體可以分為兩類。

當時，占城國——地在今天越南中部的一個城市國家，使臣前來朝貢。朱元璋不知道此事，於是大怒。胡惟庸和副宰相叩頭謝罪，並把責任推給了禮部。禮部堅稱已經報告中書省。朱元璋更為惱怒，連下敕書，說：「你們互相推卸責任，朕不聰明，不知道究竟誰該負責，所以囚省、部，一定要追究到底。」表明當時的兩位宰相和禮部尚書，已經都被抓進監獄裡去了。

公元一三九五年，即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又是春節過後不久，馮勝被逼自殺。

朱元璋所建立的錦衣衛，開大規模公開使用秘密警察之先河，將我國古代的特務制度推向了極端。

細細品味起來，這些極端的做法與制度建設，充滿了高度的理想化色彩。從中完全可以看出朱元璋意圖建立一個完美的朱家天下的真實努力。天下臣民和世間所有一切，都必須服從這個理想。

相映之下，與此異曲同工的是，徐達背部生癰疽之後，據說，朱元璋曾經詢問御醫，此病最忌諱什麼？御醫答曰：「蒸鵝等發物。」不久，病情已經好轉的徐達，收到了皇帝賞賜的蒸鵝。徐達當著頒賞來使的面，流著淚吃掉蒸鵝，幾天後死去。

按照《明史紀事本末》中的說法，說是胡惟庸老家的舊宅井裡，忽然長出竹筍，高出水面數尺。拍馬屁的人們又說，他家三代祖墳上，夜晚火光燭天，是為大吉大利之兆。於是，胡惟庸開始想入非非。他兒子與馬車的事情發生後，胡惟庸開始謀劃造反。

這件事情不可能不傳到朱元璋耳朵裡。不久，有一次宮中舉行宴會，招待重要臣僚。朱元璋來到徐達面前敬酒，敬酒詞曰：「牝雞司晨，家之不祥。我這杯酒是特意來祝賀你可以免去滅族之禍的。」徐達一頭霧水，不知所言何謂。回家後才知道，自己的張氏夫人已經被皇帝派人來殺了。

從史書的記載上判斷，這位傅友德作戰勇猛，愛兵如子，深有謀略。據說，他平素沉默寡言，每臨戰事卻常能身先士卒、出奇制勝，是故，其人身上的刀劍傷痕不下百餘處。而且，此人在個人品行上也幾乎無懈可擊，相當自愛。因此，從一個普通的校級軍官，一直成長為屈指可數的帝國開國功臣，為朱元璋冊封的全部九個公爵之一。在史家筆下，對他的評價甚高。史書中也記載了許多這個人驚心動魄的作戰故事。

這年四月二十五日，朱元璋三十九歲的皇太子朱標突然病死。至此，朱元璋在幼年喪母、中年喪妻之後，又遭受人生第三大不幸，老年喪子。這一年，朱元璋六十五歲。五個月後，九月十二日，朱元璋立朱標年僅十六歲的長子為皇太孫，作為皇位繼承人。可能就在這個時候，朱元璋已經開始籌劃對帝國武將們的清洗。他必須為比皇太子還要柔弱的皇太孫，清除掉來自朱家之外一切可能的威脅。

當時，為了一個基本算不上過失，但皇帝認為是過失的事情，朱元璋下旨，令劉伯溫將一篇無用的文書必須每天抄寫一遍，以示懲罰。這實在無聊。時間一久，皇帝也不再提起此事，而且待劉伯溫親切如初了。六十五歲的老翁劉伯溫也就不再抄寫。而在此期間，那位美麗的女孩子，卻真心愛慕上了這位老先生的人品才學，使老人淒愴蒼涼的心境得到不小的慰藉。

第二年正月初二，一個被抓進監獄的胡惟庸部下與親密戰友，突然揭發說，胡惟庸想要謀反。結果，牽連纏綿，雪團越滾越大。

持這種說法的人很多。

於是，所謂「胡藍奸黨案」是不是莫須有的冤案，已經變得一點都不重要。從現在已經整理發現的資料看，其邏輯混亂、矛盾百出的情形，只能讓人堅信一點，那就是，即便沒有發生「胡藍奸黨案」，也會有其他的什麼案。如果沒有胡惟庸和藍玉，也會有其他的什麼人被拉出來頂缸。為了朱家天下的長治久安，必須有人被裝進那心思細密、深謀遠慮的天羅地網。否則，就有太多的事情，令我們無法解釋圓滿。

洪武三年，第一次大封開國元勳。共封六個公爵，二十九個侯爵。其中，李善長以開國第一功臣的文臣身份，受封公爵，其餘公、侯則全部是武將。公爵的待遇是每年三千至五千石祿米，按照並不精確的折算，大約相當於今天三十五萬至六十萬元人民幣的年薪；侯爵的待遇是每年九百至一千五百石祿米，大約相當於今天十二萬至二十萬元人民幣的年薪。此外，還有一次性的賜府第，就是國家分配住房。由於國家尊嚴與觀瞻所繫，這些房屋的外觀與質量在當時應屬上乘。至於賞賜金銀及綾羅綢緞等，數量可能不是很多。此外，公、侯們享有子孫世襲的免死鐵卷，就是為中國人特別津津樂道的所謂免死牌。這種東西樣子像瓦，鐵質，上面鐫刻著皇帝詔敕，底部刻寫著本爵及其子孫免死的次數，字用鏤金，相當漂亮。

它們包括但不限於：刷洗，將不斷沸騰著的開水澆在人體上，然後用鐵刷子刷，直到剩下一具骨骼；秤竿，用鐵鉤將人心窩鉤住後吊起示眾，直到風乾；抽腸，於肛|門處將人的腸子抽出，直到掏空內臟；錫蛇遊，將熔化的錫水灌進人口，直到灌滿腹腔，等等。

在手段應用上，朱元璋算是達到了千古罕見的極致。他與帝國官吏階層、豪門富戶階層的殊死搏鬥，也真正達到了數千年來前無古人的程度。對此，朱元璋並不滿意。他相當感慨，說：「我傚法古人任用官吏，豈料，剛剛提拔起他們時，每一個人都忠誠且有原則，時間一長，一個個全都又奸又貪。我只能嚴明法紀，予以懲處。結果，能夠善始善終的沒有多少，家破人亡的很多。」由此，表明他對這場戰爭的結果相當困惑。

總得有人給皇帝辦事呀。

隨後，在一次重要的會議上，常遇春心事重重的模樣被朱元璋發現了，逼問緣由。常遇春不敢隱瞞，跪在地上，講出了這件事情，請求朱元璋寬恕。朱元璋表示，這算不了什麼，我再送你兩個就是了。然後繼續開會。其間，朱元璋在奉茶的侍衛耳邊說了幾句話。最後，每個與會的重要臣僚都收到了一個匣子，上面大書「悍婦之肉」四字。裡面裝著常遇春被肢解了的妻子。據說，常遇春的癲癇病就是此時落下的，他正值盛年便暴病而死，可能也與此頗有一些干係。

在《九朝談纂》中還有一個記載。

謝再興則是另外一位獨當一面的重要將領，他的叛變顯然與朱元璋頗有干係了。當時，謝再興領兵鎮守在外，朱元璋沒有通過他，便自說自話把他的女兒做主嫁給了徐達，形同配給。雖然據說一對新人是兩情相悅，但這種做法顯然無法讓做父親的感覺愉快。不久，可能是內部政治鬥爭的結果，有人舉報謝再興的兩個朋友走私，販賣皮革等軍用物資。朱元璋立即將此二人殺死。當時，江南早已進入潮濕悶熱的黃梅天氣，朱元璋派人把二人已經腐臭的腦袋，懸掛到了謝再興的辦公場所，同時，命派去做這件事的人奪了謝再興的軍權，從而，導致他率兵叛投張士誠。

這段故事，深入人之情感最底層，催人淚下，可能出自時人或後人的附會或想像。不過，哪怕純粹是傳說或虛構，卻可以相當傳神地表達出人們對朱元璋的一個認識：此人做事情時，是可以埋下很深、很持久伏筆的。

另外兩個階層的事情就遠沒有如此簡單。

從朱元璋的一生行事判斷，他對開國功臣們的猜忌，可能需要追溯戰爭年代那一系列背叛事件。

此人除了能打仗之外，其他方面基本可以歸於惡棍之列。他到廣東之後，很快與當地的土豪惡霸們攪到一起，成了這幫傢伙巧取豪奪、橫行鄉里的靠山。結果，與當地一位深受民眾愛戴的縣官道同發生衝突。

「郭桓案」則號稱是洪武朝最大的貪污案，發生在洪武十八年，即公元一三八五年。這位郭桓時任戶部侍郎，相當於全國最高財政經濟部門二把手。據說，在這個官員勾結舞弊的大貪污案件中，被貪污了的財物總計可以折合精米二千四百多萬石。差不多相當於當時全國一年的稅糧收入。

他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這幫傢伙到底犯了m.hetubook.com.com什麼毛病，怎麼連懷裡揣著的官印都還沒捂熱，就急急忙忙地去貪贓枉法？前任官的人皮就在他們眼前的桌子邊上，怎麼就偏得到了刑場上才知道後悔？

這種情形，相當耐人尋味。

與此同時，帝國實行了一項「糧長」制度。規定每一萬石稅糧為一個納稅區，由當地最富戶擔任糧長，負責稅糧的催徵輸解。這是實行「許拿下鄉官吏」之政策，割斷了政府官員們假借稅糧魚肉百姓後的一個替代性方案。朱元璋為此項發明相當得意，說這是「以良民治良民」的高招，並且給予這些糧長們應該算是很不錯的優惠待遇，直至從中直接選拔帝國官員，甚至高級官員。以至於很多年後，大學者顧炎武還在他那本著名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記載說：「當時，父兄們經常教導子弟，做糧長比參加科舉考試還好。」

廢除宰相制度，為一千五百多年所未有。處理如此重大的事宜，假如是在胡惟庸案發時才臨時起意，這未免把朱元璋的性情和謀略都看得過於簡單兒戲了。

偵破此事的，就是那位被朱元璋稱之為皇家惡狗之一的楊憲。當時，朱元璋遠在開封。臨行前，委託李善長與劉伯溫共同負責京師事宜。李善長負責日常事務，劉伯溫負責監察百官。於是，楊憲將此報告給了劉伯溫，劉伯溫決定搜查小宰相府。

朱文正則是朱元璋的親侄子，以大都督銜坐鎮南昌。在決定生死的鄱陽湖大戰之前，他以艱苦的南昌保衛戰，立下了將陳友諒拖在南昌城下八十多天的大功。此人年輕，手握重權又立大功，於是，驕橫異常。據說，他任意掠奪民間有姿色的婦女，淫逸無度，被人告到朱元璋那裡。於是，朱元璋在論功行賞時，便沒有給他賞賜。此後，他認為朱元璋賞罰不公而心懷怨恨，並一度在其他人的攛掇下準備謀叛。結果，又一次被人告發，導致朱元璋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南昌，朱文正倉促來迎，朱元璋斥罵說：「小子打算幹什麼？」將他帶回，禁錮而死。

在針對第一類目標的戰場上，朱元璋的勝利短暫而曖昧。

這樣一來，前一種說法便無從談起了。

其四，對任何可能形成分庭抗禮、從而對皇家利益朱家天下形成威脅或潛在威脅的高度敏感與警覺。

朱元璋當即暴怒不已，下令除他自己的外孫之外，將傅友德全家查抄、流放到雲南去。雲南全省，正是傅友德帶領大軍收歸大明帝國版圖的。此時，朱元璋的女兒壽春公主已經去世。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為了朱家的天下，朱元璋並不在乎把任何人推進火坑與地獄。並且，到藍玉案之後，他已經索性不再費心為自己尋找藉口了。

當時，被抓住的李彬堅稱此事全部是自己一人所為。官修正史上記載了李善長為此人所作的斡旋，雖然相當簡略，也沒有談到其他人的作為，卻也足以透露出李善長與此人的親密關係。當時，甚至在朱元璋親自從開封發來處死李彬的命令時，李善長還試圖以天象的理由挽救李彬的性命。在劉伯溫的堅持下，事情以李彬被殺掉告終。後來，楊憲死在李善長手裡，而劉伯溫則死在胡惟庸手中。除了朱元璋的因素之外，相當多的人們認為，李彬貪瀆事件是雙方交惡的導火索。

因此，作出這樣一個推斷，或許不算特別冒昧：以李善長和劉伯溫的功勞、威信與才幹，假如他們在宰相的位置上，那麼要想端掉宰相制度，其難度要大得多。因此，朱元璋很有可能就是要在宰相的位置上，放胡惟庸這麼一個人。他需要這樣一個權欲薰心、並可能利令智昏的人物，需要他替自己清除障礙，如消滅劉伯溫。他還需要這個人，以其撒歡尥蹶子，為自己提供一舉端掉宰相制度的理由。否則，位高望重的開國宰相李善長尚且可以輕輕搬開，十個胡惟庸可能都不需費此周張。

此後，從明代開始直到今天，我們在諸多歷史學家們的堂皇著作中，能夠讀到許多對於朱元璋澄清吏治的讚美。事實上，這些頌揚之詞，除了表達出人們對貪官污吏的切齒痛恨之外，基本上可以被視為扯淡。

胡惟庸手下的人曾經犯走私罪，並在闖關時毆打官吏。我們知道，朱元璋曾經為同類事情，不顧跪在面前苦苦哀求的女兒，終至殺死自己的駙馬女婿。此時，他只殺掉犯事者本人，接受了胡惟庸自己不知情的解釋。

其一，朱元璋的早期經歷，譬如為埋葬父母親人苦苦乞求豪門富戶，應該足以在他心靈深處，對為富不仁者埋下仇恨的種子。

於是，以往一直有一種幾乎是權威性的結論，認為「胡惟庸奸黨案」是朱元璋為代表的君權與胡惟庸為代表的相權之間長期鬥爭，最後，君權大獲全勝的結果。

比如——

不料，那位聰穎的女子卻比劉伯溫更瞭解皇帝。她每天都在悄悄替劉伯溫抄寫，遂使劉伯溫得以交卷。朱元璋相當失望，卻在隨手一翻之際，看出後面的字跡有異，詢問之下，得知實情。皇帝沒有表示什麼，放過了劉伯溫。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如此大面積打擊之後，僅僅過了一年，即洪武十九年，公元一三八六年，就又有一百多人犯了貪贓害民之罪，鬧得我們的洪武皇帝朱元璋也是一頭霧水。他連連感嘆說：「唉，唉！殺的不是一兩個人，大家都親眼所見。怎麼前邊的屍體還沒有挪開，後人就腳跟著腳地開始為非作歹了呢？人們難道都不拿法律當回事兒嗎，如此前赴後繼地貪贓枉法？吁！可謂之難教者歟，難禁者歟！」意思是——真稱得上是難教育、難禁止呀！

據說，正是這兩次大規模遷徙，造就了鳳陽的乞丐大軍。

以此為由頭，朱元璋對官吏隊伍進行了大張旗鼓的大清洗。時間持續了十多年，死於此案的人數至少在兩萬人以上。

揆諸史籍，其情形大抵如此。

按照帝國法律的正式規定，對於刑事犯罪者包括一切貪官污吏的懲罰，只能使用五種刑法：

假如一定要從朱元璋個人功過是非的角度進行判斷的話，毋寧說，此人的作為，相當有效地展示了一點，在我國古代政治文化傳統下，帝王個人的心理、性格與能力可以使他做些什麼和能夠達到什麼程度。

於是，多種因素絞合作用，於波詭雲譎血雨腥風之中，注定了大明帝國詭異乖戾的命運。流風所至，令人扼腕嘆息。

有一種推測，認為根本就是宰相李善長的大兒子與李彬合謀做下的這樁大買賣，否則，李彬斷然沒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而李善長也不會這樣明目張膽、疏忽大意。從當時情形和李善長一生行事判斷，這種推測很有可能是接近實際情況的。

經過元朝的短暫插曲之後，到了朱元璋的時代，他所面對的就是由世俗地主、豪門富戶、讀書人、帝國各級官吏所組成的這樣一支重要社會力量。

朱元璋要求對此案一追到底。就是說，要從中央部門開始，一級級地追查出所有犯罪終端。

朱元璋一生行事，為微小過失殺人，大抵如斯。為什麼對胡惟庸偏不如此？須知，常遇春、徐達、劉伯溫諸人的地位與威望全部遠高過胡惟庸。

朱元璋對於胡惟庸和李善長之間的交往，大約是一清二楚。據說，那件被朱元璋砸掉的雕龍金床，最開始是由一位名叫李彬的人交給胡惟庸，胡惟庸搬給李善長，又由李善長獻給朱元璋的。胡惟庸與李善長關係相當密切，這可能是李善長在朱元璋面前提攜舉薦胡惟庸的原因之一。洪武元年，朱元璋來到開封，一方面視察北伐戰況，一方面考察開封山川形勢。這期間發生了李彬的貪瀆舞弊案。這個案件在官修正史上記載得含混簡約，實際上，可能是一件極其重要而典型的官場舞弊案。

在這場戰爭中，朱元璋的殺伐決斷、無所不用其極，稱得上駭人聽聞。而豪強富戶和帝國官吏，則在這場古已有之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博弈中，充分體現了前仆後繼的精神。其「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頑強生命力，著實令人嘆為觀止。

該做的，不該做的，朱元璋算是全部做盡做絕了。

朱亮祖勇猛善戰，是帝國第一批封賞的開國功臣，是為永嘉侯，享有侯爵的全部待遇。洪武十二年，即公元一三七九年，被朱元璋派遣去鎮守廣東。

最後，為了化戾氣為祥和，平息人們的怨恨與恐懼，朱元璋把辦這個案子的專案負責人員也拿來殺了，並相當鄭重其事地佈告天下說：「我讓他們除奸，誰知他們反而生奸，來擾害我民。這種人哪裡可以縱容？今後再有這樣的壞蛋，將不在赦免之列！」

朱元璋對這些人的心理感受很有可能是極度複雜的。他們與農民不同。應該說，朱元璋對農民的所有作為中，有感情的成分在。這種感情，或者來自他自己的農民出身與經歷，或者是如我們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樣，朱元璋深知推動帝國龐大國家機器轉動的能源，來自農民與社會底層人民的血汗。侵害他們就是侵害帝國——皇家的利益。而在朱元璋搞定豪門富戶與帝國官吏的過程中，我們則完全找不到感情的因素。或者如果說有感情的話，那也是一種深刻的戒備、憎惡與輕蔑。假如我們說朱元璋將農民釘死在土地上，使他們變成了生產與生殖機器的話，其間畢竟還能看到若干溫情與保護的成分在。而對官吏士紳們，則只能看到冷酷的利用與驅使，全然如同對待工具與奴僕。但凡這些工具與奴僕令他感到不順手、不如意，或者感覺他們有可能成為分庭抗禮、威脅皇家利益的潛在力量時，隨之而來的必定是無情的誅殺。

結果，m.hetubook.com.com其中有一些深受百姓愛戴的好官也稀里糊塗地被幹掉了。比如方孝孺的父親方克勤，時任山東濟寧知府。此君一件布袍穿了十幾年，每日三餐，有兩餐以一盤素菜下飯。當地百姓則在他的任期內，號稱富足。於是，百姓們不願意這位知府調離，自發地作歌傳唱挽留。歌曰：「使君勿去，我民父母。」結果，這麼一個好官好人，此次卻被朱元璋不由分說地殺死。二十多年後，他的兒子方孝孺也成為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原因是，他不肯迎合奪了侄子皇位的永樂皇帝朱棣，結果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被滅了十族的人物。此是後話。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將皇帝的威權推向極端，並在未來的歲月裡，逐漸演化出了我國古代的內閣——司禮監制度。從而，釀成了歷史上最為僵硬且風險極大的政治制度，和最為嚴重的宦官弄權現象。

徐達有兩位正夫人，一位是張夫人，一位是謝夫人，就是朱元璋做主嫁給徐達的謝再興之女。張夫人會武功，經常隨丈夫出入戰場，可能教養不是太好，說話不走腦子。大約屬於在北京人嘴裡會被稱呼為「事兒媽」的那種女人。一次，做了皇后的朱元璋之妻馬夫人，宴請那些文武功臣們的妻子。席間，馬皇后說：「大家都是吃過苦的人，那時，哪裡想到會有如今的好日子。」大家紛紛附和，說了不少逢迎拍馬屁的喜慶話。誰知，首席武將功臣徐達的這位張氏夫人冷冷地接了一句：「都是窮過來的，如今我家可不如你家。」一時間，在場的人們全都傻了，誰都不知再說什麼好。

隨後，朱元璋下令鎖拿朱亮祖父子進京。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將不斷看到——

有一種說法認為——

其中，邵榮、謝再興叛變和他的親侄子朱文正謀叛，應該起了重要作用。

當年，劉邦定都長安之後，曾經把十萬天下大戶強制遷離本土，填實關中，是謂「強本弱末」之術。朱元璋傚法之，於公元一三六七年，消滅張士誠政權後，立即將一大批蘇州富民遷徙到他的老家鳳陽。八年後，即洪武七年，朱元璋再次下令將十四萬江南富戶強制遷到鳳陽，以填實帝國中都。

另一類則主要針對可能威脅他的皇位，或者可能威脅到他的繼承人皇位的那些開國功臣們。這一類基本上屬於政治謀殺。包括從洪武十三年一直綿延到洪武二十六年的「胡藍黨案」和洪武二十三年的「罪妄言者」。朱元璋將此類人稱為「奸黨」。

胡惟庸一案結束後，頒佈了一個《昭示奸黨錄》。誰知不久就有人為李善長公開辨冤，致使這份文件的真實性大打折扣，今天已經無法看到。這份《逆臣錄》同樣可笑，它煞有介事地選錄出近千人的口供，並記載著近千人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前往藍玉的公爵府飲酒赴宴、密謀造反的故事。於是，這位曾經百戰百勝的大將軍，霎時間變成了一個不是弱智、就是腦子進水的陰謀造反者。

終於，公元一三九三年，即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值帝國所有軍事行動基本結束不久，將帝國軍事將領幾乎一網打盡的「藍玉奸黨案」即告爆發。

同樣，對李善長，朱元璋能夠隱忍十九年，直到洪武二十三年，才生拉硬扯地將已經七十七歲的李善長拉進胡惟庸奸黨案，一舉殺掉其全家七十多口人。

劉伯溫的第二個錯誤是：帝國的車沒有翻在胡惟庸手裡，胡惟庸的車倒是翻在了朱元璋的手中，而且是同帝國根深蒂固的宰相制度一起翻掉。

由於對象和目標的不同，朱元璋在打擊那些可能威脅自己或者自己繼承人皇位的人們時，表現得高度理性而審慎，層次分明又有條不紊，使這場沒完沒了的戰爭具有了政治謀殺的特點。

在鞭死朱亮祖時，「胡惟庸奸黨案」的序幕已經拉開將近一年，此時，正是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時刻。

當年，他使用楊憲諸人開錦衣衛之先河時，曾經很明白地說出，這些人就是他養的幾隻惡狗，他要放出這些惡狗去替皇家看門、守院、咬人。儘管楊憲當時的表現和胡惟庸一樣聰明伶俐，並且爬到了差不多是宰相助理的位置。最後，完成了他的使命時，還是被朱元璋送上刑場。

朱元璋創立的衛所制度，在把軍隊與農民和農業生產相結合後，則將軍隊與國防建設推到了極端。

其一，在任何一種政治文化裡，吏治的狀況都是該政治文明程度的標誌之一。與我國以往時代的吏治比較起來，作為人格化的帝王，朱元璋所做的一切，並沒有什麼新鮮之處，僅僅是將傳統思想與手段推到了極端處使用而已。這種情況唯一可以證明的只有一點，那就是，這種政治文化傳統所蘊涵的政治智慧、政治空間、政治倫理道德資源已經萎縮枯竭，其山窮水盡之際，只剩下苟延殘喘和迴光返照。

當年底，藍玉平叛勝利，十二月班師回朝。轉年正月初十左右，藍玉回到南京。二月初八日，早朝即將結束時，突然有人控告藍玉謀反，大將軍、涼國公、太子太傅藍玉被當場逮捕。一天後，公元一三九三年即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十，朱元璋就下令將他處死了。到當年五月一日，朱元璋已經將京城各軍府、衛所的中高級將領基本牽連進來殺光，並將自己親自作序的藍玉《逆臣錄》公告天下。就這樣，在兩個多月時間裡，將大約兩萬多需要幹掉的人大體清除完畢。

王文祿在《龍興慈記》裡記載：

此後，朱元璋就當沒有聽過劉伯溫勸告似的，接二連三地提拔胡惟庸，直到讓他做了宰相。同時，縱容胡惟庸並自己親自動手，三番五次地折磨劉伯溫，使他完全陷入一種生不如死、如履薄冰的境地，很快便染病在身。

就此，道同被擠在天職、天良與天敵之間，再無迴旋餘地。此後發生的一切，便是標準的中國式悲喜劇了——

其六，從現象上判斷，這位皇帝在他帝王生涯的中後期，很有可能已經患上了相當嚴重的心理變態或精神疾患，譬如迫害狂與被迫害狂之類。此類變態的一個特點——恰如朱元璋那樣——可以高度理性地去執行那些殺人計劃。

這裡說胡惟庸被捕，是在公元一三七九年，即洪武十二年九月。

誰知，一些有財有勢的糧長們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希望更快捷迅速地得到更大的財與勢。他們想出的主意相當富有中國特色，比如，將自己及其親友們應當繳納的稅糧，分攤到納稅區的眾人頭上；比如，除了該繳納的正糧之外，再加上各種附加費，這些附加費的名目可以達到十八種之多，通常是正糧的數倍以上；比如，將收繳上來的稅糧當作高利貸放出去，再對上申請延期交納，等等。同時，輔之以臨門吊打、拆屋揭瓦、逼賣家產等手段。表現出極高的智商水平和非道德勇氣。

除了道德教化之外，帝國政治文化缺少更有效的基因性機制，用來防止這種情形的出現，防止士紳變成土豪劣紳、官吏變成貪官污吏。於是，這種情形自然形成了一個無法醫治的週期性頑疾，成為帝國那些具有政治善意的政治家們心頭永久的痛與揮之不去的夢魘。因此，縱觀中國兩千多年歷史時，我們才能夠看到一個大體上相同的景象：任何一次天下大亂和改朝換代，都與豪門大戶、貪官污吏大面積突破道德法紀底線的巧取豪奪、荼毒良善、貪婪兼併緊密相關。

誰知，很久以後，朱元璋突然下令，要檢查太久之前給劉伯溫留的家庭作業。劉伯溫一下子懵了，他哪裡可能拿得出來？這雖然不是一件什麼大事，但安上一個抗旨的大罪名卻恰好合適。劉伯溫惶恐無地，由此知道，皇帝這是想要自己死。

朱元璋對此類人物一般採取的措施就是殺之，並抄其家。在他的《大誥三編》中，我們可以讀到他一次殺頭抄家一百六十個糧長的記錄。有一個號稱浙江金華首富的楊姓糧長，放出狂話，說是皇帝徵糧萬石，不及他一個田莊的收入。結果，解糧進京時，朱元璋召見，問他：「糧食何在？」他回答說：「霎時便到。」朱元璋「哼」一聲：「殺時便到嗎？」立命拉出去砍頭。消息傳出，其家人四散而逃，家產被當地人搶掠一空。據說，有一次朱元璋夢見一百個無頭之人跪在階下。十天後，有一百個糧長解糧到京，恰好全部沒有足額按期交納。朱元璋下令格殺勿論。在朱元璋當政的三十一年中，曾經至少發起過六次大規模整肅帝國官吏與豪門富戶的運動。有學者認為，在這些大清洗中，大約有十萬以上到十五萬帝國官吏與豪門富戶被殺死。因此，有國內外學者將其稱之為「有計劃的屠殺」。

其二，朱元璋死後，在他所開創的朝代裡，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氾濫成災的程度，不亞於任何時代最糟時的情形。由此，印證了上述結論。

從待遇上看，明初開國勳貴和文臣武將的收入，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低的一個朝代。

如果將此只是當成聲色娛樂場所，那就大錯而特錯了。一般的有錢人根本邁不進此處大門。只有有錢、還有帝國官位品級、還有推薦人者，方能入內。那些在此消費過的人，可以自然獲得推薦人資格。原因在於此處消費的特殊性質。

前面說過，這次叛變發生在朱元璋與陳友諒的鄱陽湖大戰前夕，假如陳友諒和張士誠能夠把握好時機，後來的歷史會如何發展就很難說了。

第二天，正月初七，朱元璋宣佈進行一項重大的政治制度變革。這項變革，在整個中國政治史上都堪稱為一重大事件，這就是歷時近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被正式廢除。從而，直接影響了明清兩代五百多年的政治格局。

當時，全國共有一千零一十三個縣，正七品知縣，年收入為九十石祿米。

在打擊這些所謂「不肖無福之徒」時，朱元璋顯得隨心所欲，但卻有一個相當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盡可能地擴大打擊面，最好將那些豪門富戶們攀扯進來，同時，不惜採用最為嚴酷的和圖書手段。

不知朱元璋的性情中，是否具有某種完美主義的傾向。其人一生行事，對於違犯法紀者基本是毫不容情。譬如，還是在戰爭年代，他手下大將胡大海手握重兵在外，他的直系親屬犯禁酒令被朱元璋抓住。當時，有人勸朱元璋手下留情，免得激出不可測之禍。朱元璋的反應是，寧願胡大海叛逆，也決不能放縱，下令立即處死。開國後，有一個傢伙「尚」公主——就是娶了朱元璋很喜愛的一個女兒。當時，凡是娶皇家公主的，都叫「尚」公主。大約是有所倚仗的緣故，這位得意忘形的駙馬爺犯了走私枉法罪，朱元璋知道後，將跪在面前苦苦哀求的女兒痛斥一頓，然後，算是給他們夫婦留了體面，勒令該駙馬必須自殺，並將同案人犯全部殺死，全不管女兒守寡與否。朱亮祖的例子則是一個典型，表明在這場政治戰中，有一批人，確實是撞到他槍口之下的為非作歹者。

最後的結果是，所有中央六個部和全國各地、各級的大部分官員被牽連進去。朱元璋自己說，此案「天下諸司盡皆贓罪，繫獄者數萬，盡皆擬罪」。《明史》的《刑法志》記載：自六部左右侍郎，即從中央六部每個部兩位副部長開始的以下官員全部處死，全國各地各級官員處死者數萬人。由於「寄贓遍天下」，所以，「百姓中產之家大抵皆破」。就是說，朱元璋畢其功於一役，將天下的貪官污吏和豪門大戶一網打盡了。其中有多少冤魂怨鬼基本無從查考。

這一切，可能是除了上述心理因素之外，大明帝國開國皇帝採用鐵腕治理這個國家的根本原因。

當時，朱元璋的兒子們封親王，其待遇是每年五萬石祿米，加兩萬五千貫鈔。鈔是當時由中央政府發行的紙幣，其價值跌宕起伏極大，專門寫一本厚厚的博士論文，可能都寫不清這些古代紙幣的故事。按當時的情形，行情好時，這兩萬五千貫鈔大約可以購買兩萬五千石祿米。公主和駙馬的待遇則是每年兩千石祿米。

一張張熟悉的面孔消失了，一批批不熟悉的面孔也前赴後繼地不見了。

到朱元璋死前，他所封的全部九個公爵，除病死者外，只有一個信國公湯和，得以善終。原因是，此人第一個交出兵權，且久患中風，除了不停地淌口水，已經連一句完整話都說不清楚了。

事實上，士紳與官吏這兩個階層的確與農民不同，他們不是一盤散沙，也不是被裝進麻袋裡的馬鈴薯。他們之間左右交錯上下勾連，其利益之最大化常常需要在這種相互關係之中才能夠實現。因此，四兩撥千斤——將帝國國家公器的力量轉化為他們自己的力量，就成為帝國官場常用長新的手段，從而，使他們變得能量極大。那些官官相護、官紳相護之類的形容，顯然表明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他們之間已經結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

從此，他所做的這一切，與他所訂立的祖宗家法——《皇明祖訓》一道，成為帝國傳統，有如遺傳基因，深植其子孫的每一個細胞，並宿命般地籠罩在大明帝國的上空。它們扭攪在一起，伴隨著朱元璋很少考慮到的人性因素，在時間與空間中長久地膨脹，發酵，扭曲，演變。最後，在許多方面，走到了與朱元璋的初衷完全相反的方向。帝國從上到下，變成了一個具有高度剛性的板狀結構。致使這個曾經長期領先於世界的國家，如今就像一個被關閉了發動機又無人有權啟動的龐然大物，靜靜地臥在世界的東方。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則彷彿被裹挾或綁架一般，大體喪失了創造的能力。

此人名叫沈富，字仲榮，號稱天下首富。在各種記載中，少見其人劣跡，大約是元代極為活躍的國際、國內貿易中的一位商業天才。由於人們搞不清此人是如何做到富可敵國的，於是便傳說他手中有一個聚寶盆，可以源源不斷地生聚財富。據說，帝國首都南京城的城牆、官府衙門、街道、橋樑有一半是該人捐資修建的。這使皇帝朱元璋的心裡很不舒服。恰在此時，沈萬三為了破財免災，討好朱元璋，便自說自話地提出申請，說是願意再捐一大筆錢，供天子犒賞軍隊。結果，這個馬屁拍到了馬蹄子上。朱元璋大怒，曰：一介平民，卻要犒賞天子的部隊，必是污長犯上的亂民，其罪當誅。後來，多虧那位馬皇后講情，認為人家送禮出錢，本是好意，不該殺頭。且一介平民富可敵國，本身就是不吉不祥的事情，早晚會遭天譴。於是，皇帝終於開恩，免其死罪，將他全家遷徙充軍到了雲南。

朱元璋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大約是殺人殺得手滑興起的緣故，他索性完全踢開了這些規定，把我國歷史上那些極富創意的殺人手段大多搬了出來。這是一些真正富有想像力和高度技術含量的發明，在人類歷史上大約會列入獨一無二或絕無僅有之屬。

傅友德提著兩個兒子的人頭返回時，沒有下跪，也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站在朱元璋面前。朱元璋呵斥道：「你怎麼這樣殘忍？莫非是怨恨我嗎？」傅友德大吼：「你不就是想要我們父子的人頭嗎？你不就是想要我遂你的心願嗎？」說完，橫劍自刎而死。此時，距離藍玉案爆發，過了一年多一點時間。

其他人姑且不論。這三位被他視作心腹甚至是其親戚的人，起了這般心思，顯然不能說朱元璋完全沒有責任。從後來的情況看，他雖然沒有過分為難這些人的遺屬，然而，從此後的眾多談話與舉動判斷，他基本上還是把這些情形歸結到了人性自私險惡、人心奸詐難測，根本經受不住外界的誘惑，從而不可信任上面去了。這是他維持自己心理平衡的需要，也應該是他必欲置那些昔日戰友們於死地的心理動因。事實上，平心靜氣地觀察與分析，具有朱元璋這樣生命閱歷的人，上述事件引起的如果不是這種心理反應，可能反倒是一件不真實、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了。

公元一三八〇年，即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三——之所以特別點出這個並不重要的日子，是因為此時帝國歷史上著名的「胡惟庸奸黨案」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之中——前一年剛剛被派往廣東的朱亮祖父子被押進午門。據說，此二人跪地膝行，就是用膝蓋跪在地上走路，來到朱元璋面前後，「以頭撞地」，口稱罪該萬死。朱元璋揮起鞭子就打，武士們也看出朱元璋要的是催命棍，於是，更加不遺餘力。最後，據說朱元璋是親眼看著這一對父子氣絕身亡後，方才氣咻咻地悻悻而去。

隨後，正式的史料便記載說，胡惟庸在朱元璋的暗示下，帶著醫生去給劉伯溫看病。於是，劉伯溫的肚子裡很快長了個痞塊。最後，在一種典型的慢性中毒症狀中，輾轉反側，相當痛苦地死去了。

道同給皇帝寫了一封信，控告朱亮祖。而朱亮祖則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快馬加鞭地將自己對道同的控告信，搶在道同之前，送到了皇帝手中。朱元璋看到朱亮祖的報告後，立即派人前去斬殺道同。幾天後，道同的報告到了，朱元璋馬上意識到其中有詐，命人飛騎追趕前面派出的使者並調道同入京。結果，朱亮祖早已安排專人，買通前一位使者，日夜兼程地趕到廣東，在追趕的使者到來之前，殺死了道同。

道同是蒙古族，屬於真正的好官。我國歷史上，經常可以看到這種好官，他們一般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其一是生性剛直寧折不彎，其二是真的從心裡相信仁義道德，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口頭上。道同就是這樣一個人。據說，直到六百年後的今天，廣東番禺一帶民間，還有供奉道同牌位的說法，這可能是重要原因。大約也是為此，朱亮祖心裡很是厭煩。

第二天，朱亮祖親自出馬，當場打碎枷鎖，釋放了那一干人犯。後來又找機會，以禮儀不周的名義，把道同當眾痛打了一頓。

從橫向上比較，這些幫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與幫助他治天下的文武們，其待遇遠低於僅憑血統便地位崇高的皇親國戚。

由此回望胡惟庸，如前所述，其人弄權行私的事例不算少，有些，朱元璋應該是心知肚明的。以往的關鍵時刻，劉伯溫多次為他指出命門所在，他相當瞭解劉伯溫的本事。以他的心細如髮和決不容眼睛裡揉沙子的性情，應該不會對胡惟庸其人的作為和劉伯溫如此清楚的提醒掉以輕心才對。

從洪武十三年即公元一三八〇年，爆發「胡惟庸奸黨案」，到洪武二十三年，即公元一三九〇年牽連殺死李善長等，再到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三九三年的「藍玉奸黨案」，朱元璋的政治謀殺纏綿持續了十多年，被捲進去殺死的文武功臣各色人等，大約有五萬人上下。其中，有些人自有其取死之道，其罪大惡極，實屬該殺，譬如朱亮祖。但更多的人則冤哉枉也，死得稀里糊塗不明不白。從中，我們可以瞭解，為什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類政治格言，在我國會特別多，使用頻率會特別高的原因。

對此，不必過多浪費筆墨了。我們只要知道，這位馮勝和傅友德一樣，是朱元璋所封的全部九個公爵之一，而且是帝國建立之後第一批冊封的六大公爵之一，就可以知道此人的戰功與地位了。

在此期間，文藝復興照亮了歐洲中世紀黑沉沉的夜空，一架功能強大的發動機轟然起動，逐漸加速。世界再也不是以前的那個世界了。

「空印案」幾乎是當時人人皆知的冤案，發生在洪武十五年，即公元一三八二年。其緣起用今天的語言描述相當簡單，大意可以表述為：戶部，即帝國最高財政機關，在每年審核各地例行財政報表時，要求嚴格，精確到了小數點以後的多少位數字，稍有不合，立即作廢重報。於是，各地進京申報報表的財務人員為了少跑冤枉路，就在進京時，攜帶了蓋好本地公章的空白報表，以便與中央機關核對過數字後，或者在遭受到刁難時，就地重填。當時沒有電子郵件和特快專遞等，最遠https://m.hetubook.com.com的省份來回一趟需要幾個月時間，且不算時間、精力、花費等等，箇中情形，相當苦惱。按理說，用這種報表是造不出有價證券來的，人們也很難靠這裡的數字徇私舞弊。因此，此種做法已經普遍應用，為各方所默認接受。誰知，朱元璋偶然知道了這個情形後，認定自己發現了一個官員相互勾結、舞弊欺詐的滔天大案。於是，這位缺少財務知識的皇帝立即發雷霆之怒，下令將全國各地、各級政府部門的正印官，即一把手全部處死，副手以下官員打一百棍，充軍邊疆。

十一月二十九日這一天，朱元璋舉行盛大宴會。誰都沒有想到，大家剛剛坐定，朱元璋突然提出的話題是，傅友德擔任宴會警衛的兒子簡慢無禮。傅友德連忙站起來，打算賠罪。不料，朱元璋也立即站起，喝問道：「你站起來幹什麼？哪個讓你站起來？」傅友德趕緊埋首坐下，不敢吭聲。朱元璋下令說：「去把你的兩個兒子叫來。」傅友德遵命向外走去。他剛剛走到門口，朱元璋的貼身衛士便趕來傳旨：「帶二人的首級來見！」隨即，遞給傅友德一把寶劍。

從朱元璋一生行事和眾多文件書信中，我們知道，朱元璋是那種事無鉅細，幾乎無微不至的性格。然而，在如此長時間裡，放手甚至是縱容胡惟庸，以至於一度容忍其為「獨相」，其中一定隱藏著重大的理由。

而絕大多數犧牲者，則可以肯定並非如此。

從朱元璋親自撰寫的《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等著作中，羅列了凌遲、梟首示眾——就是把頭砍下來掛在高處示眾、種誅——就是滅族、棄市——殺頭等種種刑罰案件至少萬例以上，其中許多都是成批處置的。徐禎卿在他那本著名的《翦勝野聞》中記載：朱元璋是否想要大批量殺人，有一個明顯的信號。如果在朝堂之上，他把腰間的玉帶按到肚皮底下，就預示著可能會有數目眾多的官員人頭落地；若他將玉帶高繫胸前，則大半會日暖風清。於是，滿朝文武便隨著這玉帶的高低起伏，體驗著人世的冷暖炎涼，感受著人生的喜怒哀樂。據說，當時的官員，許多人在早晨上朝之前，要和妻子訣別，並安排後事；若能活著回來，會舉家慶賀，感謝上天的恩典。

他所封的全部五十四個侯爵，在朱元璋死前，只有人們普遍認為最平庸、最沒有威脅的兩個還活在世上。

於是，在帝國官場上，出現了一道罕見的奇異風景，坐在檯子後面審案的御史腳上，戴著鐐銬，他本人已經被判了死刑；而另外衙門裡面的大堂上，那位面無人色的堂皇大員，不久前，剛剛挨了皇帝的八十大棍。茹太素是明初相當有名的一位大臣，以忠厚正直為時人所敬重，官位最高時為正二品戶部尚書，此人就是因為奏摺寫得太長而被朱元璋急急召來打屁股的那位。他就曾經被判罪後戴著鐐銬上班辦公，後來終於被朱元璋殺死。在《大誥三編》中，我們知道，這種為朱元璋所發明的嶄新工作方式，叫作「戴罪辦事」。戴，是已經被判刑的意思。當時，在各級政府機關裡，這種戴罪辦事的人，按照朱元璋的記錄，有三百二十八人。不必有多麼豐富的想像力都可以想見其景象多麼壯觀。

此外，為朱元璋最廣泛推廣使用的，則是剝皮實草。就是把人皮剝下來，將裡面塞滿草，然後放置在官衙門的辦公桌旁。據說，當時，差不多在每一個地方的官衙門前，都有一個剝皮場和一個挑貪官人頭的長竿，其核心理念是震懾那些心存貪瀆之念的官吏。以至於一百五十多年後，當這個帝國基本爛透了時，那位以青天之名著稱於中國史冊的海瑞，還大聲疾呼，希望恢復祖宗創立的以剝皮實草為主的刑法。

原因是，他們被強制遷徙時，只能帶走金銀細軟，並不許隨便離開遷移之地，其原有的房屋土地等不動產或被收歸官有，或落入他人之手。從此，為了探親掃墓，他們只能化裝成乞丐，以逃荒要飯的名義，從鳳陽流散到江南各地。久而久之，竟成習俗。那句歌詠鳳陽好地方的花鼓戲詞「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蓋源出於此。其中滋味，相當悲涼。（趙翼《陔餘叢考》卷四十一，「鳳陽丐者」）

朱元璋掃蕩豪門大戶的工作，早在大明帝國建立之前，已經開始。

從史料上看，這位藍玉雖然百戰功高，卻遠沒有徐達之死那麼令人同情。原因是此人的貪橫恣肆與朱亮祖大約在五十步與百步之間。有一個我們在電視劇中曾經看到過的細節，決定了此人難逃朱元璋之手：前一年年初，平定四川西部建昌地區叛亂時，朱元璋派藍玉為領兵主將。出發前，他將藍玉召到京城面授機宜。當時，藍玉隨身帶了幾員將軍一同覲見。朱元璋要把密令單獨授給藍玉，便令其他人退出。誰知，連說了三遍，幾位將軍都一動不動。直到藍玉揮了揮手，這幾位將軍方才退下。

但史料中有一個情節，相當意味深長，朱元璋曾經就胡惟庸能否做宰相一事，徵求過劉伯溫的意見。顯然，劉伯溫不看好此人。他將胡惟庸形容成是一個喜歡撒歡尥蹶子的生牛犢子，認為讓他駕轅，會把車弄翻。我們知道，劉伯溫料事如神，是一位不亞於諸葛亮的神奇人物，朱元璋對他的意見一般都很看重。但是，這一次，劉伯溫錯了。

由此可以算出，朱元璋的四十二個子女中，每一對子女的待遇，大約相當於十個最重要的開國元勳，相當於五六十個宰相；每十對子女，便相當於全國差不多全部縣官收入的總和。

笞——鞭打，杖——棍打，徒——監禁，流——流放，死——處死。

還有一種說法，也不妨作為參照。這種說法認為，朱元璋曾經在邵榮領兵在外時，調戲並姦污了邵榮剛剛成年的女兒，從而促使邵榮發起叛亂。後來，朱元璋念邵榮沒有在公開場合揭露此點，而放過了他的全家。這種說法，特別容易在討厭朱元璋的人們那裡得到響應。姑且存疑。

從上述撲朔迷離、波詭雲譎的情勢看，這種說法可能是值得推敲的。

常遇春是朱元璋最喜愛的猛將，民間傳奇中，有許多此人神奇的作戰故事。他家裡有一個妒悍成性的夫人，致使常遇春根本不敢挨其他女人的邊。朱元璋知道後，挑選了兩個美貌侍姬送到常遇春府上侍奉。一天早晨，一位侍姬端洗臉水侍候常遇春，常遇春在該女子的手上摸了一把，說了句「好白的手」，便出門上朝公幹。晚上，大將軍回家後，他的妻子送給常遇春一個包裝講究的禮品盒，大將軍打開一看，裡面盛著那位女孩子的雙手。常遇春魂飛魄散。如此對待皇帝賞賜的人，按照當時的法律，至少屬於滅族的大不敬之罪。

李善長、胡惟庸、劉伯溫、楊憲諸人之間，關係複雜，在此沒有必要展開敘述。但上述事項很有可能是一把鑰匙，能夠有效地幫助我們理解大明帝國開國之初那極其錯綜複雜的政治形勢。同時，我們需要知道，當時，帝國的財政收入，每年只有幾百萬兩白銀。以朱元璋對人事關係的高度敏感，想要讓他相信，只有李彬一個人就能夠在帝國官場掀起涉及幾百萬兩白銀的醜聞來，恐怕是有些勉強的。不久後，他早早讓李善長離開宰相之位，這件事或許是原因之一。甚至，這也可能是引發朱元璋後來一舉端掉宰相制度的誘因之一。於是，就和朱元璋對胡惟庸的提拔使用密切相關了。

到一三八〇年，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報告朱元璋，說自己家裡的水井冒出醴泉，就是甜蜜的美酒，請皇帝臨幸。朱元璋答應了。走到西華門時，一個名叫雲奇的太監，衝到皇帝的車馬前面，激動地拉住馬韁繩，舌頭像被夾住似的急得說不出話來。朱元璋怒其不敬，左右亂棍齊下，幾乎把他的右臂打斷，差點打死。但此人指著胡惟庸家的方向，忍痛不退。朱元璋似有所悟，立即返回去，登上宮城觀察，發現胡惟庸家裡的牆道間，藏著士兵，刀槍林立。於是，「即發羽林掩捕」之。

胡惟庸的兒子是個惡少，屬於在首都大街上可以橫著走路的那種人。一天喝醉酒後，宰相公子真的在大街上橫著走路，結果被一輛馬車撞了。胡惟庸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人將駕車者殺死。朱元璋知道後，立即下令將胡惟庸的兒子逮捕，命其償命。胡惟庸要求賠償金錢贖出兒子性命，朱元璋不允。按照朱元璋的性格，他是完全可能連兒子帶老子一起幹掉的，但他未將胡惟庸怎麼樣。

第二年，公元一三九四年，即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元璋將一位類似徐達的人物逼死，他就是我們曾經提到過的大將軍、潁國公、太子太師傅友德。

其五，經過掃蕩群雄拿下江山、極度莊嚴亦真亦幻的登基大典、無數文人武將士大夫三叩九拜熱烈讚頌、傳統文化一代代堅定而不容置疑的反覆論證，足以使他和他的臣民們堅信，他就是上天選定的真命天子，他就是在「代天治民」。因此，維護皇家利益就是維護上天和國家的利益，執行自己的意志就是執行上天和國家的意志。從而，在視臣民如草芥包括荼毒那些開國功臣時，不會感到心理上的負擔與歉疚。

此後，朱元璋還曾數次取天下富戶填充到帝國首都南京。這種強制遷徙與性質有所不同的移民政策，一直持續到永樂年間，據說涉及人口，累計達到了至少百萬人以上的規模。受到當代歷史學者們的熱烈讚頌。

這是一場真正曠日持久的戰爭，貫穿在朱元璋當皇帝的三十一年之中。當它與其他因素交織在一起時，便深刻影響了當時與後代社會。

胡惟庸案發後，劉伯溫被毒死一事，成為追究胡惟庸的一個由頭。朱元璋在後來的各種談話中也一再申明，劉伯溫是死在胡惟庸的毒藥之下。事實上，假如沒有朱元璋的一再迫害，胡惟庸即便嫉恨劉伯溫的品性、才幹與威信，但他是否敢於並能夠毒死劉伯溫，是相當值得懷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