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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朱元璋的帝王心理人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相當淋漓盡致地展開的。

這條世界歷史上都很罕見的政策，確曾在當時得到過相當堅決的貫徹執行。

粗粗看去，這種將國民劃分成士、農、工、商四個等級，令他們「各安其生」的理念毫無新鮮之處，在中國至少已經通行了兩千年。然而，在具體實施中，朱元璋將自己對此的理解與理想灌注其中，再用戰爭年代形成的自信、威望與如今帝王的權勢予以強力推行，事情立即呈現出全然不同的面貌，其影響，令此後六百年間的中國具有了大不同於以往世代的特色。

是日，登基大典在莊嚴肅穆中順利舉行。

關於農民問題，朱元璋典型的談話方式大體如下：

「如今天下太平，老百姓除了按照自己的本分交公糧和當差之外，並沒有什麼其他的麻煩。因此，你們務必要用心打理自己的事情，以做到豐衣足食。每戶務必要按照國家號令，依法栽種桑樹、棗樹、柿子樹和棉花。這樣，每年養蠶生產的絲綿，可以豐衣；棗、柿子可以賣錢，遇到歉收年景可以當糧食。此事對你們老百姓有好處，鄉村里甲老人務必要經常監督檢查。若膽敢違背，家遷化外——流放到邊疆去。」

到大明帝國建立起來以後，浸潤於各類學者文人中的朱元璋，可以相當嫻熟自如地引經據典，探討歷朝歷代治亂、得失之道。而且到後來，他已經能夠寫作對仗工穩的駢體文，撰寫的一些詩詞辭賦也算得上中規中矩有模有樣，可以炫耀於人了。譬如，封徐達為信國公的誥文就是他親筆寫製的，稱「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太公韜略，當宏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立諸侯之上」（《廿四史札記》卷三十二，明祖文義，引《稗史彙編》）。

顯然，這裡的每個階層都有他們各自需要追求最大化的利益，這是導致帝國內部充滿衝突與搏殺的根源。

當時，謀士如劉伯溫，武將如常遇春都主張長驅直入，一舉拿下北京。朱元璋大不以為然。在《明太祖實錄》卷二五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部署。

此後，朱元璋以九五之尊，君臨天下，凡三十一年。

至於那首與黃巢異曲同工的《詠菊花》，就不僅僅是個性與豪氣了。詩曰：

如果說帝國之初實行的計丁授田、移民屯墾、獎勵生產、興修水利、輕徭薄賦之類的政策在其他朝代也曾經實行過的話，朱元璋則是把自己指導下的鄉村建設推到了極致，在某種時刻，會令人油然想起那遙遠世代的夢想，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田園詩般優美的理想畫卷。

在各種彩旗儀仗的導引下，於鐘鼎鼓樂聲中，朱元璋率眾從皇宮浩浩蕩蕩直奔京都南郊的天地壇。那時，天地日月尚是同壇而祭。將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分建於京城東西南北四方分時而祭，是很久以後的事情了。天地壇第一層，南向東位供奉著昊天上帝，西位供奉著皇地神祇；第二層則為日、月之位；兩側東西分列供奉著星辰、社稷、太歲、岳、鎮、海、瀆、山川、城隍之位。

因此，那些不知踏著多少人的屍骨血肉走上龍椅的開國帝王，常常會受到熱烈的愛戴、讚頌與尊崇。這也是那些讚頌的言辭和表現不管多麼肉麻卑賤令人作嘔，我們卻很難將其一概看成是虛偽的原因。

有一天，朱元璋心煩意亂。原因是天降災異，他詔求直言，就是希望大家坦率地給他提意見。有一位文臣上的摺子足有一寸厚，朱元璋命人讀給自己聽，結果，讀了一個多時辰，也就是現在的三個小時左右，還不知這位文臣想說什麼。命人一數字數，已是一萬六千三百多字。朱元璋急火攻心，命人將此文臣急急召來，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頓。次日夜裡，他又想起這個摺子，便命人再讀，直到一萬六千五百字之後，此人要說的五件大事才漸露端倪。據說，這五件事有四件都頗有見地，共用了五百字予以表述。朱元璋長嘆一聲，說出了那句評價中國知識分子的千古名言：「這些酸秀才，就像臭豆腐，聞著臭吃著香。」據說，第二天早朝，他還為此向那位被臭打的文臣道了歉。

正如我們曾經談到過和今後會不斷看到的那樣，皇家與官府的高度壟斷及其「朝貢」貿易，果然在未來的歲月裡，有效地培養出了東南沿海地區的大規模走私貿易。後來真正稱得上富可敵國的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只不過是這場走私加海盜狂潮到了晚期的受益者而已。而發生在他們父子之前、在大明帝國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極其著名的東南「倭寇」之亂，在某種意義上說，差不多就是——簡直就是這種壟斷和「朝貢」貿易的直接產物。討論上述種種事跡，大約需要厚厚幾大本博士論文，在此從略。

——販鹽有鹽引，賣茶有茶引，無引以走私論，處死刑。

緊接著前面的祭天大典，皇帝要立即換上繡著日月山川與龍的袞服，又叫龍袍；戴上前毓平頂冠冕，就是眼前耷拉著十二串珠簾的那種怪帽子，所謂皇冠是也，在天地壇南面即皇帝位。

這是朱元璋的一個極其有名詔令的部分內容。

最後，朱元璋發自內心地感嘆道：「其陳壽六其不偉哉。」——這陳壽六難道不是很了不起嗎！

洪武三年，即公元一三七〇年，天下大旱。朱元璋率所有王子，齋戒沐浴後，身穿素衣草鞋，步行到城外的岳瀆壇，在烈日下曝曬三天。當晚，並不回宮，就地臥於草蓆之上而眠。第二天，再接著曬。屆時，皇后率所有妃嬪下廚用野菜糙米製作齋戒之飲食。時值陽曆六月的南京。據說，此次皇帝截然不同於海濱度假沙灘上的曝曬，確實感動了上帝，五天後，便下了一場透雨。

鄒吉甫是給大戶人家守墳的佃戶農民，有一次招待主人家公子喝酒，由鄉下的水酒，引出了一大段話來。

我們知道，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但凡這種時刻出現，都將意味著更深重的黑暗與災難的降臨，意味著一個人的腦袋可能還不如一個馬鈴薯值錢。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階層之間關係複雜。譬如，官僚退休——當時的術語叫做「致仕」——回到家鄉，就會變成當地的士紳，他們常常是真正的豪門富戶；而士紳和讀書人，經過薦舉或者科舉考試，經常一變成為官僚。假如他們觸犯了皇帝或法律，可能淪入社會最底層；而底部社會的農民，又有可能經過寒窗苦讀，進入士紳階層，甚至成為官僚貴族皇親國戚。由此可以知道，帝國內部存在著一種以皇權為中心的流動。

這個國家已經和牧歌、田園詩之類不沾邊兒了。它根本就使整個國家底部演變成了一個大型集中營，活潑潑的社會變成了彈性甚少、具有高度剛性的板狀結構。生活在其中的人們，被分割成無數個獨立單元，相互間本來就少的聯繫，又被強力摻進互相監視的關係因素，於是基本淪為生產與生殖機器。期待著其間還會有多少生機、活力與創造力，是為奢望。

《明太祖實錄》和幾種明人筆記中記載說，朱元璋時常沉浸在帝國事務之中，不論吃飯還是睡覺，但凡想起一件事，立即便要拿筆紙記錄下來。若逢吃飯時，他通常將這些紙條別在衣服上。故而，他的衣服上常常會別著許多紙條，心情好時，他會戲稱此衣為鶉衣，即破爛衣之意。

皇帝還要求每個鄉村都要選派一位老人，每月六天，於暮靄四合時分，炊煙裊裊之際，在鄉村街道上，搖著銅鈴，大聲朗誦宣講皇帝親自制定的六諭：

按照官方銀、絹、糧和*圖*書折價，五匹絹相當於大約六石米。當時，一個正七品知縣的正式收入為每月七點五石米；而正九品縣主簿收入則為每月五石米。結果，民怨沸騰之下，便發生了農民將八個官員捆綁起來押送京師的事件。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會一再有機會看到，他的這種帝王人格塑造，還將在他對帝國社會中部與上部形態進行理想化塑造的過程中，驚心動魄地展開。與他已經做過的上述事情一樣，其過程、結果和對後世中華民族的影響，至深且巨，創巨痛深。其許多方面，甚至到了今天，都令人無法不扼腕嘆息。

先是祭天大典。

——百姓鄰里必須互相「知丁知業」。就是說，凡成年男子，各人從事何種職業，每人現在何處高就、何地發財、何種營生，必須彼此知曉，否則人們可以以奸人——就是壞分子論處報官。

有一件常被人們引用的故事，說明了這皇帝當得有多煩——

於是，我們知道，事情開始變得不好玩兒了。

此次北伐，朱元璋運籌帷幄指揮若定，確實顯出了大戰略家的水平。

他那些充滿個性與豪氣的詩詞也會令人印象深刻。

陳友諒垮台後，有人將他用過的一個飾滿珍寶珠玉的鏤金床送到朱元璋面前。和當年宋太祖趙匡胤打碎後蜀國君孟昶那七寶馬桶一樣，明太祖朱元璋也當即將這鏤金床打碎。有一個侍臣在邊上拍馬屁，說：「陳友諒未富而驕，未貴而侈，乃其敗亡之因。」朱元璋大不以為然，曰：「難道富貴了就可以驕侈嗎？若有此心，富貴也保不住。戒慎戒懼地抑止驕奢淫逸，還怕做不好呢，何況放縱自己。」

文武百官在左宰相李善長的率領下，北向行跪拜大禮，山呼萬歲。此禮行過之後，朱元璋便正式成為大明帝國洪武皇帝。

「你們只談祥瑞，不及災異。殊不知災異尤為重大。今後各地發生災異，不論大小，地方官都要快馬飛奏。」

因此，朱元璋在宋、元時期極其繁榮的國際貿易上大踏步後退。他多次下達嚴厲的禁海令，其中，被人們引用最多的一句話，叫作「寸板不許下海」。其令人畏懼之處，我們完全可以在上文中動不動就看到的「家遷化外」——全家流放邊疆和「族誅」——殺其全家等等之中感受出來。結果，導致曾經給我國經濟與社會生活帶來高度繁榮、生機、活力與利益的國際貿易急遽萎縮，蛻變成了無論以今天的眼光，還是以當日的眼光，看來看去，怎麼看都是高度扯淡的所謂「朝貢」貿易。中國人特別自豪的鄭和下西洋，可能就與這種「朝貢」貿易干係甚深。

七月，隨著張士誠的灰飛煙滅，李善長率群臣勸進，朱元璋認為時機尚不成熟，回答說：「若天命果然在我，何須汲汲惶惶？我曾笑話陳友諒，剛剛得到天下一角，就急吼吼地妄自稱尊。我豈能步他的後塵？」

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老僧不識英雄漢，只管嘵嘵問姓名。

其一，朱元璋這位農民出身的皇帝，對變幻莫測的汪洋大海心懷疑慮，基本或完全找不到感覺；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曾經廣受譏諷的諸如「小腳偵緝隊」者流的歷史淵源。而若從後來實際發生的事實層面判斷，「小腳偵緝隊」之類，可能是由此導致的諸多醜陋罪惡裡，最為輕微的一種。從此以後，太多讓人笑不出來的東西，由此演變著，生發著，瀰漫在大明帝國及其以後的歲月裡。譬如錦衣衛、東廠等特務組織的大規模出現與氾濫，顯然與此種思路，同出一爐。

我們經常能夠聽到一句罵人的話：那個傢伙，原來是好端端的一個人，一做了官兒有了點兒權——或者，一發財有了點兒錢——就不是人了。大體指的就是此種情形，完全可以從人格職業化的角度予以理解。

在朱元璋親自撰寫的《大誥續編》「民拿下鄉官吏第十八」中，朱元璋還向全國通報表彰了「如誥擒惡受賞」的常熟縣農民陳壽六。

第二年，朱元璋將元至正二十七年即小明王龍鳳十三年，改元稱為吳元年。這一年，已經是公元一三六七年。

對於朱元璋來說，這實際上是一個卓有成效的學習過程。

知道了這些，九泉之下的朱元璋大約會無論如何也閉不上眼睛。

中國人習慣上把這種情形稱之為虛懷若谷，禮賢下士，或者從善如流等等。是否具備此種德行，常常被知識分子們作為衡量「主上」是否有道、能否成氣候、是不是一位具有識人巨眼之命世英主的重要標準。在讚美帝王的煌煌業績與品德時，臣子們也時常以此來證明自己的君主具有堯舜般的美好品德，哪怕實際情況遠非如此。因此到後來，上述詞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演變為拍馬屁時的專用語，在相當長的世代裡，被士大夫們以極高的頻率使用著。

朱元璋的勤於政務在中國帝王中應屬罕見。他高度熱愛那些枯燥繁瑣的行政事務，日復一日，樂此不疲，三十多年如一日，且不捨晝夜，從不覺乏味無聊。在三十一年時間裡，這位皇帝除非生病，基本堅持每天兩次上朝辦公。早朝的時間冬夏不同，但大體上是在早晨四點鐘前後就開始了。長年累月，寒冬酷暑，在沒有空調暖氣的古代，其辛苦可以想見。單是這股子勁頭本身，就實在可以成為許多當代科學研究的典型案例。

棉花在我國的大面積推廣種植得益於朱元璋的大力推動。從而，使棉製品這種王公貴族的奢侈品，進入了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在造福國民的同時，一個沒有想到的副產品，還舒緩了松江府人民的苦難。

事情的起因是樂亭縣的主簿汪鐸與縣機關各部門負責人一起，設計了一個「僉派徭役」的把戲。用今天的話講，就是找由頭，策劃一個項目，然後把該項目與全縣的發展進步、前途命運、人民幸福與否聯繫起來，於是，老百姓自然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其實，就是巧立名目攤派斂錢的意思。他們規定，縣民中凡想逃避此徭役者，必須每人交納五匹絹的費用。我們需要知道，在當時，這五匹絹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此外，朱元璋制定的徭役制度相當先進，其核心，大體上是根據家財田產的多寡確定承擔勞役的多少——富者多出，貧者少出甚至不出。頗有些當代稅收累進制的味道。致使今天還有學者盛讚其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公平世道。

大典的最後一項儀式是送神，燃旺壇上大火，畢恭畢敬地凝神注視，將貢獻給神靈的玉帛埋好。再拜頓首，祭天大典禮成。

事實上，不管這位皇帝如何複雜，如果我們不是從理論和概念層面出發，而是將他作為一個人來打量，從人的層面來開始工作的話，或許我們的討論反倒會更加接近事實。或者換句話說，這樣做的結果，至少不會更加遠離事實。

宮廷內部的空地上，不建亭台樓閣，不治山水花木，大多闢為園圃，栽種應時蔬菜。朱元璋自己時常流連於此，看人們澆水施肥，鋤草捉蟲。有記載說，朱元璋的餐桌上多用蔬菜，飯菜種類不多，甚少飲酒。與他後世子孫一年一個人的伙食費，便相當於今日數千萬元以上人民幣的情形頗多不同。

一年前，朱元璋曾經派一員大將，準備將安置在滁州的「大宋」皇帝小明王韓林兒接到南京來。誰知，在長江瓜步渡口就是今天的江蘇六合附近，一船人全部被翻沉於風大浪急的大江之中。當年，西楚霸王項羽曾經將義帝裝在船裡沉於江中，結果，給劉邦留下了號召天下討伐項羽的口實。如今，所有護送小明王的隨行官兵都可以證明，他們一路上如何恭謹護持，船hetubook.com.com翻後，這位大將如何奮不顧身地跳進隆冬時節的江水中搶救皇帝。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皇帝是被有意害死的，只能歸結於上天的意志，歸結於這位小明王並非真命天子。朱元璋表現痛心，他痛罵這位將軍一頓，關了他幾天有酒有肉的禁閉，然後將他發回前線去戴罪立功。

屆時，由李善長率群臣跪拜，宣讀賀表，群臣舞蹈揚塵再拜頓首。然後，由李善長代表皇帝冊封馬氏為皇后，朱標為太子，有關人員加封官爵，大家跪拜謝恩如儀。

開國之初，各地官員時常奏報祥瑞，禮部請求頒佈祥瑞奏報辦法。這是典型的中國式馬屁。朱元璋相當不以為然，他的反應是：

現在，我們只需知道，當一個本來應該是自然發育成長的東西，被缺少知識的政治權力強行介入之後，會演變得有多麼面目全非乃至不可思議。而且，這種東西幾乎是必然地要回過頭來削弱介入者的力量，進而形成敵對力量，對培育出這個怪胎的政治權力和社會本身形成巨大的殺傷力。

如前所述，元朝末年，天下大亂。一時間，英雄豪傑和流氓惡棍蜂擁而起，中國進入了有槍便是草頭王的時代。

然後，便是宣讀祭天祝文。祝文大意是：以前，上天您派來的天命真人已經結束了自己的使命。在您恩賜給我的英賢們輔佐下，天下已然安定下來。大家都說沒有主人，非得尊我為皇帝，我不敢推辭，所以現在敬告您，已經決定定天下之號為大明，建元洪武，恭請您把這件事記在心裡。尚饗！就是請您享用祭品的意思。

修建皇宮時，朱元璋下令將所有雕琢奇麗之設計全部取消，取莊重簡樸，少施彩繪。妃嬪住處的牆壁與屏風，全部畫上耕織圖；太子東宮畫朱元璋生平事跡圖；朱元璋自己起居辦公之殿堂內，則工筆大書歷代治平之典章格言。

或許正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白銀滾滾流入浪潮，才使得後來的大清王朝臣民有能力購買並消費英國東印度公司那滿船滿船的鴉片，支付那一次次沒完沒了的戰敗賠款。以中國自己的白銀礦藏及其產量，斷無此之能力。

最後，他感慨萬千：「聽人家說，洪武爺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的，就為出了個永樂爺就弄壞了——」

因此，在帝國的政治博弈中，他們雖然人數眾多，卻恰如中國象棋裡那些沒有過河的卒子，基本處於時常被忽略不計的地位。他們真正發揮作用，只有在接近殘局的時刻。屆時，這些拱過了河的卒子，沒有任何退路地橫衝直撞，雖然鋒芒所向，甚至可以把老將逼宮至死。但其最大的功能，時常是為別人掃清道路，製造條件，譬如丟卒保車之類。他們自己則絕少機會能夠如朱元璋那般取而代之。

有一種理論認為，評價政治與歷史人物時，不能用善惡的標準，而必須用歷史的標準。所謂歷史的標準，就是說只看此人是否推動了歷史的進步，其他均可不論，或頂多是次要因素。這種理論顯然為政治人物為非作歹、不擇手段提供了強大的理論依據和心理支持。幸虧此種理論不是出現在中國古代，否則，中國人所遭遇的苦難，大約會遠遠不止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那些。

朱元璋以自己的作為，讓一切對他的評論根本無法在好、壞、善、惡這種倫理的層面上進行，也使中國人評價皇帝時慣用的諸如聖君、暴君、明君、昏君之類概念基本失去效用。原因在於，作為一位皇帝，此人的所作所為實在過於複雜。

在這位皇帝的《御製文集》中，各體詩詞有一百多首。為此，他相當得意，說：「我本野人，未曾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天乎？」

此後的發展，肯定會令朱元璋於九泉之下痛心疾首。

至此，朱元璋為我國鄉村建設所傾注的心血，稱得上是至矣盡矣。這可能是他雖然大批量殺人、卻在當時與後世能夠受到廣泛讚譽的原因之一。

從上述事例中，或許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朱元璋搞定這個階層的理想與努力，大致上應該算是成功了。

十二月十一日，李善長再次率領文武百官勸進。此時，朱元璋被形容成萬民仰望的「紅日方升」，是幫助上天撫育天地萬物的上天之子，若不正大位，就無法滿足天下臣民的心願，臣子們將要以死相請。朱元璋很謙虛地拒絕了。他顯然很清楚，這些臣子們，沒有人會在此時此刻為此去死。第二天，李善長再一次率百官懇請，希望朱元璋能夠為天下蒼生百姓的利益著想，滿足大家的要求，就出來當這個皇帝吧。終於，朱元璋「勉從輿情」，就是勉強答應輿論請求的意思，決定出來為天下造福。

朱元璋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務俾農盡力畎畝，士篤於仁義，商賈以通有無，工技專於藝業。」翻譯成今天的語言就是：務必要讓農民盡心盡力地耕種土地，文人士大夫全心全意地奉行仁義道德，商人好好做買賣流通貨物，工匠專心致志地提高自己的技藝。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帝國社會結構是一個標準的金字塔狀結構，廣大的底部是農民，向上逐層縮小，依次為士紳、官僚，金字塔的頂部是皇親國戚勳貴，塔尖上坐著半是神格半是人格的皇帝。在這個結構裡，至少在人們有效地改變自己的身份之前，各個階層之間一級壓一級的等級就像我們一眼看上去那樣分明而森嚴。

那些遊手好閒和無事生非者，則必須受到懲罰。

原因是，舉行登基大典的黃道吉日選在正月初四，然而從十二月二十日開始便陰霾四布，下起紛紛揚揚的鵝毛大雪。二十二日，朱元璋搬進新建的皇宮，並禱告上帝：如果我朱元璋可以做天下的主子，就請上帝神靈在初四那天降臨，屆時日朗天清；如果不可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

結果，正如此次領兵北伐的統帥徐達所說，此後的情形，與朱元璋的佈置竟然「分毫不差」，一切都是按照朱元璋預料的那樣發展的。

其二，與軍事和政治領域不同，此人可能缺少經濟上的洞察力與戰略眼光，因此只能信守無商不奸之觀念，堅持重農抑商的治國理念；

在這篇曠世罕見的奇文中，朱元璋嚴厲警告說：若有敢於無事生非擾害陳壽六者，「族誅」——殺其全家；若有敢於捏造罪名誣陷陳壽六者，「族誅」——殺其全家。嗣後，陳壽六若有過失，只有皇帝朱元璋本人有權力審他。

這裡所謂的帝國底部，如上所述，指的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工匠即手工業者和小商販而言。誠如朱元璋曾經做過和我們所知道的那樣，每當社會動盪之際，這一部分人便自然成為動盪的載體。將他們牢牢釘死在土地、職業與有限的活動半徑內，是帝國安詳、寧靜、和諧的前提與保障，也是朱家天下萬世一統的前提與保障。這肯定是皇家最高利益之所在，也肯定是朱元璋的最高理想、出發點與目的地。

到大年初一這一天，雪雖然停了，天空卻依然陰沉。初三日，朱元璋有些沉不住氣了，下令百官戒慎戒懼、以誠敬恭謹之心侍奉上帝鬼神，不要惹神靈生氣。結果，十數天風雪陰霾之後，正月初四一大早，竟然雲開霧散，紅日當空。只見藍天麗日之下，彩旗白雪，把個六朝古都石頭城裝點得分外妖嬈。

中國人習慣於詩意地稱呼這種情形為——逐鹿中原。

我們知道，朱元璋是農民出身，有過多年在社會最底層遊走流浪的痛苦經歷，歷經十六年時間，他在血肉橫飛之中，踏著無數人的屍骨，登上了皇帝至高無上的龍椅。這樣的經歷與位勢落差，必定會投射到和*圖*書他的內心世界包括潛意識之中，這應該是我們理解這位大明帝國開國皇帝的行為、帝國各種制度建設和施政舉措的重要參照。

朱元璋在全國推行了一套極有創意的引憑制度。這套制度將身份證、通行證、許可證、各種執照之類熔於一爐又分別打造，對於各種職業、各種身份的活動方式及其範圍作了嚴格甚至是嚴厲的規定，其管理可謂細緻入微。

皇帝要求，全國每個村莊都要置鼓一面。凡到農忙時節，須指定專門人員於清晨五更時分擂鼓，令人們黎明即起，下田耕作。這個工作，一般由老人負責。懶惰不下田者，由老人督責。若老人沒有盡職，導致懶漢生活困窘，從而鋌而走險為非作歹被官府抓到了，則老人有罪，將受懲罰。

吳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九回給我們講過一個故事。

作為農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肯定相當透徹地瞭解，對於農民來說，官吏們的欺壓魚肉有多麼可怕、多麼如狼似虎。如果說在過去的歲月裡，農民朱元璋曾經親身領受過各級官吏的厲害的話，那麼如今作為擁有四海的天子，他當然應該更加透徹地知道，只有農村安靜，整個國家才會祥和。任何與農民過不去的舉動，都可以看作是與他——朱家天子和朱家天下過不去。

——凡行醫賣卜之人，只能在本鄉活動，不得遠遊，否則治罪。

首先，實現皇家利益的最大化，問題並不僅僅出在農民身上。還有比他們更重要的社會力量需要關注。這更重要的社會力量，由帝國的另外兩個階層構成。只有像搞定農民一樣搞定了這兩個階層，高高在上的皇帝才能夠將自己的陽光雨露灑向人間的芸芸眾生，從而真正實現皇家利益的最大化。

每年正月和十月，全國各地之鄉村都要舉行兩次全體村民大會餐，名曰「鄉飲」。屆時，全體村民必須在進餐之前，聆聽年高望重者發表訓詞報告和宣讀朝廷最新頒佈的法令文件，所有行為不軌者將在此受到批評教育。其中屢教不改及態度惡劣的人，將被宣佈為「頑民」，扭送到縣政府去，他甚至包括他的家屬，都將被發配或者充軍到邊遠地區。假如被推舉出來主持這些工作的年高望重者，沒有能夠很好地履行上述職責，那麼他們也可能受到懲罰，嚴重者將會被發配或者充軍邊疆。

——人民出入作息，必須鄉鄰互知。有行蹤詭秘、不務正業、遊手好閒者，皆「遷之化外」——流放到邊遠地區，藏匿者同罪；對於此類人士，允許四鄰、里甲、親戚諸人拘拿到京重處；若坐視不問，一旦作奸犯科，上述人等全部連坐。

從《農桑輯要》中我們知道，元代中後期曾經在中西亞地區引進棉花種子試種，感覺不錯，開始推廣。於是有了廣受人們尊敬的老婆婆——黃道婆。

朱元璋對於天降災異相當重視。洪武元年，許多地方發生旱災，並持續到了次年暮春時節。朱元璋誠惶誠恐，在父母亡靈面前禱告，說：絕不敢忘記父母當年吃草根樹皮的苦難，願與天下百姓共甘苦，率所有妻妾吃半個月草根粗米，以反省上天的譴責與懲罰，並為百姓祈福。

到了下半年，局勢便顯出大局已定的模樣——割據群雄如浙江沿海一隅的方國珍、四川的明玉珍、福建的陳友定、廣東的何真等，終於在坐井觀天之際，迎來了將自己變成釜底游魚的時刻。而北京——元大都京城裡的大元帝國君臣，雖然已是日暮途窮，卻也在一系列的內訌與自相殘殺中，衝殺出了幾位相當厲害的角色。這些人稱得上是百戰之將，相互之間烏眼雞一般，但沒有人願意把江山拱手送給朱元璋。因此，北伐中原，拿下大都，取元而代之便成為朱元璋此階段的戰略核心。

倘若不是瞭解這位皇帝青少年時代曾經遭遇過的苦難，讓人很難相信這位殺人如麻的皇帝還會有這樣的情懷。類似的事例實在太多，無法一一列舉。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位農民出身的皇帝，或許的確是出自真心地在關心、保護著自己心愛的農民，他可能由衷地希望自己治下的農民能夠過上安靜富足的生活。

如此，表明上天正式批准他成為這萬里錦繡江山的主人。

即位大典之後是祭祖大典。

一個很難改變從而令人不解的事實是，我國的創業者們在理論上大多會認為應該這樣做，但實際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卻少之又少。於是形成了另外一個可能相關的情形，能夠做到這一點本身，就是一種相當難得的素質。上天不會讓太多的人具備此種素質，否則，豈不要天下大亂？

松江府治下，在今日上海的松江縣。當年松江府管轄的範圍為兩個縣，比今日的縣治要大。前面曾經說過，此地過去是張士誠的地盤，朱元璋切齒痛恨張士誠治下人民對張士誠的支持，曾有過「屠其民」的念頭，就是想殺光蘇州、松江一帶的百姓。後來想想不對，勉強放棄了這個想法，但還是有一塊塊壘，梗在胸口下不去。於是，改為向蘇州、松江地區徵收高額賦稅。

據說，登基之前，朱元璋的心裡充滿了期待與忐忑。

——北京百年之都，城池堅固。懸師深入，若師老於堅城之下，糧餉不繼，而敵援兵四集，豈不進退失據？因此，要先取山東，撤其屏蔽，回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門戶，則天下形勢盡入股掌之中。此時元都勢孤援絕，將不戰而克。然後乘勝而西，大同、太原及關隴之地可席捲而下。

——要孝敬父母，要尊重尊長，要友愛鄰里，要教育好子女，要安居樂業，不要為非作歹！

江蘇省常熟縣的這位農民，率領自己的弟弟與外甥三人，捆綁了「害民甚眾」的縣吏顧英，到首都告御狀。結果，受到皇帝大張旗鼓的支持。朱元璋嘉獎他能幹，賞了他鈔票二十錠，大約相當於今天的一千多元人民幣，三個人各賞兩件衣服，免除他「雜泛差役三年」，並通報全國予以嘉獎。

可能就是基於此種認識，朱元璋才制定了那個著名的嚴禁官吏下鄉、允許捉拿擾民官吏的政策。

但是還不行。

據說，朱元璋曾經多次放聲大哭，起因都是因為於錦衣玉食之際，想起了父母吃糠咽菜的悲慘時日。陰曆九月十八是他的生日，按皇朝傳統，皇帝的生日是為萬壽節。照帝國儀禮制度，此日百官須在正殿舉行朝賀，逢皇帝心情舒暢，還可以大吃一頓。朱元璋連續十多年拒絕行此典禮。大約不完全出自矯情。

公元一三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即大明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消滅了主要的割據群雄，登基稱帝，創立大明帝國，算是正式捕獲了那隻元失之「鹿」。從此，開始了大明帝國二百七十六年的統治，直到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深夜，即公元一六四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凌晨。當時，朱元璋的子孫——大明帝國最後一位皇帝朱由檢，與一位陪伴他的宦官，相對吊死在御花園的煤山壽皇亭。其地點在今天的北京景山公園裡面。

朱元璋對於農民給予相當深切同情與關愛的事例極多，顯示出此人對於解決當時的「三農」問題傾注了大量心血。從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五年，免徵各地農民賦稅的文告與詔令稱得上連篇累牘。與此相關聯，在各種場合的談話、文告、詔令和對子孫教育中，朱元璋也曾無數次地表現了緩解農民疾苦的努力。由此判斷，很難得出此人在這個問題上不真誠的結論。

從過河卒子，到坐進深宮寶座的皇帝，朱元璋深知世事如棋。他太瞭解卒子們的功能、品性、追求和利益所在了。他會滿足他們，同時也要將他們釘死在那裡，永遠不給他們拱過和圖書河去的機會。

相對於生活在社會底部的農民，我們姑且把這兩個階層稱呼為帝國的中部社會與上部社會。

其三，割據浙江、福建一帶的方國珍、陳友定殘部逃入大海，並與日本浪人聯手出沒在東南沿海一線。

就這樣，朱元璋在大體完成對帝國社會底部形態理想化塑造的同時，也完成了他自己從放牛娃——農民——遊方和尚流浪漢——爭奪天下之豪傑——帝國皇帝這樣一個心理人格的塑造。

為此，帝國每一個鄉村都要建設「旌善亭」與「申明亭」各一座。旌善亭用來表彰上述良民及其令人稱道的善行義舉，他們的名字和好人好事將被嚴肅認真地摹寫在亭中，以此激勵人心之向善。申明亭則是處理村中糾紛的場所，舉凡婚姻、財產、爭佔、失火、盜竊、罵人、鬥毆、錢債、賭博、擅食田園瓜果、六畜踐食禾稼、褻瀆神明等等，都要在此由年高望重者予以仲裁。審理仲裁中，老人可以酌情使用竹篦荊條等抽打案犯，但不許設置牢獄監禁。白天審問，晚上必須放回，第二天接著再審。那些行為不檢者的名字及其壞人壞事，也將被一絲不苟地摹寫在亭中，以此警醒後來者不要重蹈覆轍。

另外一項堪稱德政的，則是棉花及其棉製品的大面積推廣與使用。

顯然，這位只讀過兩年私塾的放牛娃，在這個學習過程中，相當成功地完成了自己從草莽英雄到帝國君主的轉變。當我們意識到這種轉變是伴隨著爭奪天下的殘酷廝殺一道完成的時候，理解朱元璋此後的所有表現，就應該不是特別困難了。

溫飽思淫慾。朱元璋好色，故事也不少，有時表現得狠毒而且惡劣。奈何筆者沒有滿足窺私慾的義務，故此按下不表。總體看，他的後宮大致平靜。此人身體健壯，生理正常，因此，一口氣生下四十二個龍子鳳女。在數量上，居於大明帝國十六個皇帝之首。高於唐高祖李淵的四十一個，低於唐明皇李隆基的五十九個，低於宋徽宗趙佶的六十五個，也低於康熙皇帝的五十五個。在我國的高產皇帝中，肯定可以位居前列。

——商人有商引，無引以奸盜論處。

我們知道，重農抑商、崇本抑末是我國具有悠久歷史的治國之道，今天人們不停談到的「三農」問題——農村、農業、農民，則早就是我國歷朝歷代國家治理中的重中之重。至於「無農不穩」、「有糧不慌」之類的治國智慧，根本就是普通的生活常識。朱元璋在上述問題上均曾作出過極其富有創意的發揮。這些發揮，許多都稱得上前無古人。其別出心裁之處，著實令人耳目一新。

至此，登基大典全部結束。（以上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九）

北平布政使司——後來永樂皇帝將帝國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後，所轄地區改為北直隸——大約相當於今天的河北省，其所轄的樂亭縣農民趙罕辰，曾經率領三四十個農民將一幫縣裡的貪官污吏擒拿起來，押送到了首都。

同樣，人格化的帝王，也必須按照帝王的邏輯，尋求皇家利益的最大化，否則他也就不是一個合格的帝王。因此，應用人性的標準判斷這些帝王時，通常會出現的一個情形是：不是帝王，而是進行這種判斷的人顯得可笑無比。因為他們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即自己的工作對象實際上已經距離人相去甚遠。

祭儀第一項為迎神，又稱燔柴祭，燔燒祭壇之上的木柴，將寶玉和牛羊豬三牲置於火上炙烤，令芳香直達天庭，意義在於恭請天地神靈前來參加此人間盛會。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很快就會看到，為了實現這一理想，朱元璋所做的努力稱得上是不遺餘力。

為此，他充滿理想地精心設計了帝國最基層的鄉村生活樣式。

皇帝規定，上述懲惡揚善暨鄉村自治的過程，均不許政府官員干預。不論懲惡，還是揚善，官員的職責就是如實向皇帝報告。若地方政府官員敢於干預，則鄉村主持者有權直接報告皇帝。那時，這個官員將會被一同治罪。這種雙軌報告的機制，可能會使帝國各級官員們相對地收斂一些。

登基稱帝前不久，朱元璋曾帶太子朱標來到南京郊外農民家中的茅草棚屋，讓這個未來的接班人觀察體會他們的生活，並告誡曰：「農民四季勞苦，粗衣惡食，國家之錢糧全靠他們供給。你要記住君主的責任，不可陷他們於饑寒。否則，於心何忍？」

宋朝紹興年間，松江稅糧只有十八萬石，朱元璋時期一傢伙增到了九十八萬石，加上其他雜費，總計達到了一百二十多萬石。當時，全國年稅糧總計二千九百多萬石，蘇州一個府需要交納的是二百九十萬石左右，佔全國的百分之十。松江雖然不到蘇州的一半，但號稱天下賦稅最重之地。原因是蘇州府管轄著七個縣，松江府只轄兩個縣，從農田面積上看，松江只有蘇州的四分之一。這樣重的負擔，僅靠土地種糧已經完全無法支撐。於是，心靈手巧的蘇州人向生產絲綢發展，蘇州成為全國的絲綢製品中心；聰明能幹的松江人則向棉製品進軍，「上供賦稅，下給俯仰」，並進而形成了松江棉製品「衣被天下」的局面。

即位後的當今皇上，需率領皇家諸子手捧神主即寫著祖宗名字的木牌，前往太廟祭告祖先，行祭祖大典。在這個典禮上，需要感謝祖先神靈的庇護，將四代祖先追尊為皇帝和皇后，向每位祖先奉上玉璽與玉冊。程序是，由皇帝依次向各位祖先宣讀玉冊冊文，然後奉獻叩拜如儀。

人格化的資本，必須按照資本的本性，尋求資本增值即利潤的最大化，否則他就不是一個合格的資本家。因此，當我們面對這種人時，經常會驚異於人類情感在他們身上的缺失——真善美的一切對他們不發生作用，只有面對鈔票圖案時，他們才會兩眼放光，一副色迷迷的表情。為了將這些鈔票攫取到手，他們常常敢於冒上絞架的風險並不惜做出下賤的舉動。用人性的標準，通常很難理解這一切；但若放在資本的性格之下，則立即可以大體瞭解此類人形經濟動物。

天為羅帳地為氈，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腳，恐踏山河社稷穿。

由此我們知道，這個階層的追求大抵如斯。

《野臥》詩曰：

然後是即位大典。

據說，就是在這一次祭祖時，朱元璋恍惚中似乎看到了他的母親前來受享，致使他神情激動地疾步前去迎接。宰相李善長對此的解釋是，這是因為皇帝陛下的誠孝感通天地神靈所致。遂使皇帝感慨而滿懷喜悅。

「昔日，在民間看到飢寒交迫的鰥寡孤獨、老弱病殘，心裡常常會產生一種厭世的心情，恨不得能夠馬上替他們死了。戰亂年代，見到這種情形時，也是同樣心生惻然。如今，我代天治民，若天下還有流離失所的人，那就不但有悖於自己拯救百姓的願望，也沒有盡到代天的責任。你們務必要體會我的心情，好好安置那些貧苦無告的人，不可使天下還有任何一個這樣的人。」

作為農民，這些已經足夠了，作為皇帝卻還遠遠不夠。朱元璋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往前走，終於讓我們知道了什麼才叫皇帝的心思。

——農民則被要求「不出一里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曉」。就是說，農民只允許在一里地範圍內活動，早出晚歸。何時睡覺，何時起床，必須互相知道。此處透露出的信息，味道很糟，它是如此的乖戾不祥，充滿了令人不安的氣息！

一般說來，生活在社會底部的人們，其利益訴求最簡單，也最容易滿足。有人曾經把他們比喻成馬鈴薯，從裡到外都很相似，彼此間卻沒有什麼關係。他們的共和_圖_書同之處就是大家都是馬鈴薯，然後被裝進帝國這個大麻袋裡，仰望著賜給他們陽光雨露的皇帝。他們追求的陽光雨露並不多，大凡有房住，有飯吃，有衣穿，有田種，就可以了。哪怕仍然要承受官吏與大戶的盤剝欺壓，只要不是過分凶狠地無法忍受，他們就會對萬歲爺充滿感激之情。假如萬歲爺竟然還會為他們撐腰做主，從而減輕了這種欺壓，那簡直就是聖人的世道，儼然就是盛世了。我們經常在各類官員們口中聽到一句充滿感慨的讚美：中國的老百姓實在是太好了！此話真誠洋溢，大約就是緣此而發的。其中所包含的意味，深長已極。深究起來，令人寒徹肺腑骨髓。

一切生活在帝國農村中的人們，都應該全心全意地致力於生產勞動，通過男耕女織的誠實勞動，交納皇糧——向帝國財政貢獻賦稅並獲取生活的來源，成為帝國忠實的良民。

為了使農民能夠安居樂業，朱元璋對他們的生產與生活做了相當細緻入微的考慮與安排：

不過，即便以此種理論衡量，我們還是無法截然判定，這位朱皇帝對中國歷史究竟是推進了，還是促退了。原因仍然是此人的作為實在過於複雜，且不論依照上述理論能否作出判斷和作出的判斷是否有意義。

事實上，此時，就如資本家是人格化了的資本一樣，朱元璋其人也已經變成了人格化的帝王。我們曾經熟知的一切，諸如昔日的放牛娃、農民、遊方和尚、流浪漢、造反者等等，已經全部退到了這位帝王的背後和心底，變成了一種背景，一種在暗中或者潛意識裡發揮作用的因素。所謂屁股決定腦袋，蓋此之謂也。

《示不惹庵》詩曰：

比較起來，當時的割據群雄甚至包括元帝國政府在內，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在此方面比朱元璋做得更好。

朱元璋對帝國底部形態的塑造，在其思想最深處，顯然包含了對皇家利益最大化——帝國長治久安，皇家萬世一統的深切追求。

——百姓外出有路引，凡百里之外，無官府發放之路引者概可擒拿送官，告發、擒拿者有獎，縱容者問罪。

平心而論，回望洪武這三十一年的歲月，實令人感慨萬千。

當時，帝國政府作出了詳細規定，每家農戶必須按照一定數量與比例栽種桑、棗、柿和棉花。其中，棗、柿是如何解決了農民的零花錢問題並在災年幫助他們度過饑荒的，我們不得而知。從常識判斷，想必還是能夠發生作用的。而另外兩項——桑與棉，則對我國經濟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是與其他許多因素纏綿交織後演變而成的，其演化結果，許多都與朱元璋的初衷完全相反。之所以產生這種南轅北轍的結果，可能是出自下列三個原因——

如上所述，朱元璋對這個階層的施為大抵如斯。

此後，朱元璋的日子相當難熬。

早在南北朝時期，棉花就已經傳入我國。但直到宋朝晚期，並沒有廣泛使用。從當時的資料中判斷，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個詞——布衣，其實指的是麻布。當時，南方地區過冬，用絲綿袍禦寒；北方則主要是用毛皮所製之裘衣。棉布輕暖溫柔，優點頗多。但非本土所產，因此罕見使用者。到了宋朝末年，棉布製品可能比羔羊皮、狐狸皮都珍貴。以至於只有橫行天下的成吉思汗、忽必烈這個級別的人才穿得上。而且破了以後，還要多次補綴。可見其珍視程度。

走到離縣城四十里地的時候，這位縣主簿汪鐸央求趙罕辰：「我從十四歲開始寒窗苦讀，才有了今天的地位，饒了我這一次，休壞我前程。」結果，他沒有被饒過，還是被送到京師。朱元璋下令將其砍掉了腦袋。

當了皇帝後的朱元璋，大體算是「自奉甚儉」，或許可以列入中國歷史上最為克勤克儉的那一類帝王之中。

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

後來，我們在大明帝國軍隊裝備清單上經常能夠看到的「胖襖」一款，指的就是那肥大臃腫卻溫柔舒適的軍用棉衣褲。

鄒吉甫道：「而今人情薄了，這米做出來的酒都是薄的。我聽我老爹說，當年，在洪武爺手裡過日子，各樣都好；二斗米做酒，足足做出二十斤。後來，永樂爺掌了江山，不知怎的，樣樣都變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來。我是扣準了米和水的份量，釀出的酒卻還是這般寡淡無味。」

下一步程序則是和上帝神靈一起享用祭品，正式的名稱叫做飲福、受胙，就是飲祭酒，吃祭肉，表示接受上天的恩賜。

有一次，山西和浙江兩個州縣的學政、教諭進京朝見。朱元璋問他們民間情形怎樣？莊稼收成如何？這兩個人是教育官員，在皇帝面前不敢信口開河，於是老老實實回答說：於民事所知不多。誰知，朱元璋拍案大怒，曰：哪有久居民間而不知民情世務的道理？立即下令將這兩個倒霉蛋撤職，流放到了邊疆。

酒喝到後來，他心有不甘：「不瞞老爺說，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憐見，讓孩子們再過幾年洪武爺的日子就好了。」

所謂帝國中部社會，指的是傳統上所說的士紳階級，包括了城鄉豪門富戶、地主，和享有一定帝國特權的讀書人。而所謂帝國的上部社會，則指的是佔有了國家權力、社會公器的貴族及各級政府文武官員。用美國漢學家費正清的定義，可以理解為帝國的下層士大夫和上層士大夫。

最後，皇帝需要駕臨奉天殿，正式接受百官朝賀。

由於中國文化排除了眾人分享這「鹿」的可能，因此，就必須有一個人要滅掉所有對手——這裡所說的滅，通常指的是真正意義上滅，即肉體上的消滅——獨自俘獲並享有這隻「鹿」。這既是中國政治傳統特別凶殘一面的原因，卻也真的是中國人特別幸運的時刻。因為，如果沒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人們立刻就會像被爹娘丟棄了的孩子，惶惶然於天下沒有了主子，從而不知道自己應該向誰磕頭，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活下去。中國社會則將就此進入軍閥割據、混戰的時代。

然而，朱元璋此時大力倡導的種植桑樹，卻在後世結出了豐碩的果實。不論是「朝貢」貿易還是走私貿易，絲綢在數量和價值兩個方面，都成為廣受國外用戶歡迎的最大宗華夏物產之一，而行銷世界。一百五六十年以後，到大明帝國後半葉，即徐階、高拱、張居正主政的隆慶年間，帝國政府正式開放海禁。其後，以絲綢、陶瓷為主的中國出口貿易，包括官方、民間、走私貿易在內，一度橫掃世界市場，甚至在數年之間，曾經將世界當年白銀產量的一半以上吸納到了中國。其受追捧的程度，有如今日美國之英特爾芯片。朱元璋雖不是始作俑者，確也著實功不可沒。

揆諸歷史，中國人所特別津津樂道的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常常就是以此為開端的。這種情形的確如滾雪球一樣，能夠帶來眾望所歸、百川歸海般的效應。其結果，一般會令那些自視過高、剛愎自用的顧盼自雄者很快被淘汰出局。

我們知道，朱元璋在爭奪天下時，有一個相當突出的特點，從很早的時候開始，他就能夠像一塊特大號海綿，源源不斷地從周圍將有益的東西吸附到自己這裡來。從李善長、劉伯溫、宋濂、馮國用馮國勝兄弟，到那位來去飄忽的老儒朱升、名士葉兌、徽州碩儒唐仲實等，無一不是當時具有一流見識的人物。在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代，此種人物均屬珍稀資源——朱元璋成功地佔有了這些資源。他們無不在日常事務或者關鍵時刻、關鍵問題上貢獻著自己的學識和智慧，從而營養了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