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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之後，身心交瘁的萬曆皇帝才知道，旁觀一代能臣治國是一回事，取代他、自己動手是另一回事。他不會承認自己眼高手低，卻也相當惆悵地詢問臣下：為什麼我一點兒都不敢懈怠地工作，可是國家還是沒有中興的氣象呢？

很難找到特別強有力的證據，說明皇帝為什麼發生後來那翻天覆地的變化。

十歲登基，小皇帝表現出了不凡的天資，他勤奮好學，對經史人物常有自己的獨到見解。當時，已經成為他老師的張居正親自主持編寫了一套教材，叫作《帝鑒圖說》，將歷史上值得借鑒的人物事件編成連環畫，圖文並茂。小皇帝愛不釋手，從此置於座右。令人驚異的是，他不喜歡千古名臣魏徵。他的理由是：這個魏徵先是跟著李密跑，後來為太子李建成效力，最後奔走於李世民身邊，算不上賢臣。這固然是不人云亦云的獨立見解，但其中透露出的偏頗信息卻顯然令人不安。

與王安石比較起來，張居正缺少王安石那樣燦爛的文化成就，也沒有王安石光風霽月般令人感佩的道德品格和潔身自好的風格。假如沒有上面這樣的業績，張居正在歷史上的形象，可能要不堪得多。

萬曆八年十一月，已經十八歲的萬曆皇帝，在小太監孫海、客用的引導下，來到西苑飲酒作樂。酒酣之際，皇帝命太監為自己唱曲，太監們不會唱新曲，致使皇帝不能盡興。於是，已經喝醉酒的皇帝拔出寶劍就要殺人，場面極為混亂。在眾人的勸解下，最後，割去了兩個人的頭髮權充首級。

從人的心理發育規律看，假如真的用狼嚇唬孩子的話，大概可以在這孩子的心中有效地培養出對狼的終生恐懼；而若不是狼而是人的話，那麼，這種恫嚇一遍遍重複的結果，則可能會在小皇帝心中，既培養起對張居正的敬畏之心，卻也完全有可能為皇帝未來的逆反心理，埋下意味深長的伏筆。

這種挫折感對皇帝造成了明顯的影響，萬曆十四年以後，他頻繁地以生病為理由，不願臨朝聽政。大臣們的奏疏報告越來越多地被扣留在宮中。皇帝只把那些他喜歡的奏疏批准下去。他所不喜歡的，或者盡量拖延，或者留中不發，從此沒有了下文。

萬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也是中國歷史上叫人最無法理解的一位皇帝。在談到明朝的滅亡時，乾隆皇帝曾經評論說：「明朝的滅亡，不是亡於流寇李自成，而是亡在明神宗即萬曆皇帝朱翊鈞手上。」這個評論可能沒有冤枉萬曆皇帝。他的孫子崇禎皇帝朱由儉吞嚥的那杯陳年苦酒，就是由他親手釀製的。而這一切的發生，可能和張居正的關係甚重。

這十年中，史書上記載了不少小皇帝認真學習履行皇帝職責的故事。諸如，刮起沙塵暴，當時叫大風霾，他會關心邊防第一線的情形；碰上風霜雨雪，他會操心是否影響農事等等。在朝廷的各項禮儀制度上，他也相當一絲不苟。

以及裁汰冗員、整頓驛站管理、節儉開支、整飭邊防與軍隊、實行一條鞭法，乃至清丈土地等等，無一不可以作如是觀。

於是，我們有機會在大明萬曆年間的歷史上，看到一條過於鮮明的轉折分界線。

誰知，恰在此時，一顆巨大的彗星飛臨到帝國的上空，其大如燈，顏色慘白，拖著長達數丈的不祥的大尾巴，由西南直射東北，出尾箕，越牽牛，逼向織女星座。未幾，紫禁城中竟然又發火災。天象示警，災異橫生，一時間人心大浮動，蜚短流長，謠言漫天，以至於西長安門上居然貼出了張居正謀反的傳單。（以上事見《國榷》卷七十，萬曆五年十月諸章；《明世宗實錄》卷六十八，萬曆五年十月諸章）

而第二位御史的作為，則對張居正形成了更大的殺傷力。

「丁憂」制度是我國一項相當古老的制度。按照這套制度，凡父母去世，其為官且承擔主要家庭責任的兒子必須離職，返回家鄉為父母守孝二十七個月，當時的術語稱之為「丁憂」，也叫「丁艱」。期滿後再出來繼續做官，叫做「起復」；倘若身為國家重臣，離職後可能造成重大影響的，作為特例，需由皇帝下令，可以免去離職丁憂，穿孝服直接起復視事，術語叫做「奪情」。曾經有過一位唐代官員，因為害怕失去官位與俸祿，不報憂守制。結果，為人揭發，被同僚們視為衣冠禽獸，在法司判其流放充軍之後，又由皇帝下令賜其自盡。帝國以孝治天下，忠臣出自孝子，不孝者必然不忠，已經成為人們普遍的信念。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很難理解另一個世界的情形。然而，在當時，這是一件絕對重大的事情。其重大的程度，我們可以在嘉靖初年的「大禮議」中，略見一斑。

一個最惡名昭著的例子可以顯示其為害之烈：

在我國歷史上，一般說來，這種情況一旦出現，便大體上意味著社會動盪不安，官吏瀆職自肥，而國家財政狀況則窘迫日深。

平心而論，在獲取權力的過程中，張居正的作為遠非無可挑剔。但若在一個更大的時間段中考察，譬如觀察其十年釋放權力的過程，又讓人很難懷疑張居正憂國憂民、竭心盡力治理好這個國家的政治善意與真誠。在他的目的與手段之間，於其同時代人來說，無法容忍的地方恐怕不在少數。而對於今日之讀者，則充滿了難以捉摸的弔詭之處。未來，張居正令人扼腕的命運，可能就是這樣導出的。

萬曆皇帝及其臣僚們的選擇，完全符合中國的傳統：將張居正打翻在地之後，將他曾經做過的一切，全部歸結為卑鄙的動機。

這種說法十分可疑。

據說，如此一走了之的省部級幹部就有至少十人以上。

張居正心思細密，應該令兩宮太后深感欣慰。

就此，推車撞壁，再也沒有迴旋餘地。

而在萬曆皇帝數十年荒怠國事期間，在中國大東北的白山黑水之間，努爾哈赤號稱以十三副兵甲起家，創建了後金國。並在萬曆皇帝死前一年，於今天遼寧撫順一帶，展開了歷史上極其著名的「薩爾滸大戰」，重創明朝大軍。

丈夫死後，這位來自平民家庭、如今富貴已極的皇太后，一個最大的心願，可能就是兒子能夠成為名垂青史的聖賢之君。驅逐高拱之後，她對張居正寄託了無限希望與信任，「大柄悉以委之」，就是將軍國大政全部委託給張居正處理，稱得上全心全意。據說，她訓斥萬曆皇帝時特別喜歡用的一句話是：「要是讓張先生知道了，看你怎麼辦？」這種情形，很像那些拿「狼來了」制止小孩子啼哭的民間婦女。可以看出，其間並無惡意，充滿敬意。

用今天的語言表述，張居正所追求的目標，可能就是用謀略、強力手段，恢復祖宗——朱元璋時代的帝國制度活力，從而，在現有的體制條件下達到民富國強。舉凡張居正十年施政舉措，譬如：

一號令——統一思想統一號令統一行動；

姑且不論成敗，王安石具有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其財政、金融等經濟思想與觀念，系統、高明而且超前，並確實曾經在大宋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諸多領域裡進行了相當深入的制度變革。

從萬曆皇帝一生行事上看，他的性格中具有相當濃厚的藝術氣質，敏感而易受傷害，偏頗而容易傷感，感情用事而意志薄弱。顯而易見，這種性格類型的人做起皇帝來，尤其是做大明帝國後期的皇帝，恐怕會相當痛苦。

派往福建的高寀是個從小閹割的太監，他聽說幼童的腦髓可以恢復性能力，於是多方搜求幼兒殺之，吸食其腦髓，被當地人認為是飛天夜叉的轉世化身。在其稅署池塘中，沉積了數百具兒童屍骨。

此時，一個誰都沒有想到的事情發生了：

從史料中，我們可以知道，萬曆元年以前，帝國財政狀況惡化，多年入不敷出，國庫相當空虛。萬曆十年，張居正死後，帝國國庫裡的存糧可以滿足九年的需要，太倉中的存銀有六百萬兩，太僕寺存銀四百萬兩，帝國留都南京的國庫裡存銀二百五十萬兩，全國各省的省庫存銀均在十五萬兩到八十萬兩之間。

信賞罰—和_圖_書—賞罰嚴明獎勤罰懶；

皇宮慣例，每年春節到正月十五，都要在鰲山上觀燈。張先生建議他免去此例，以節省開支。十歲的小皇帝相當通情達理地說：「鰲山上的燈我已經看過了，看一遍和看千遍是一樣的。我不看了。」

小皇帝回答道：「善。」第二天，張居正於心潮難平之中，向小皇帝呈獻了十年輔政生涯中的第一份奏疏。其中談道：

這種病態的情形，在張居正執政之初的各種文字中反映極多——「生民之骨血已罄，國用之廣出無徑，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張居正的憂慮十分真實，民脂民膏已經被搾乾了，若沒有更好的辦法，則「元末之事可為殷鑒」，元朝覆滅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

當初，張居正在世時，對張家百般奉承的湖北地方官，如今聽說皇帝準備抄已故太師張居正的家時，立即搶先行動起來，將張居正全家人圈禁在一個房子中，並在門上加貼了封條。過了若干天，皇帝的欽差來到，打開門後，全家人中，已經有十幾口人包括孩子被活活餓死。

官修正史《明史》在談到李太后時說：太后性嚴明。萬曆初政，委任張居正綜核名實，治理國家，臻於富強，太后「之力居多」。表明這位皇太后確實曾經給予了張居正相當大的支持。

而首席大學士李廷機的辭職故事最為令人啼笑皆非。萬曆三十八年，從被任命為首相時起，李廷機就自稱有病，不肯料理公務，並且開始了漫長的辭職生涯。直到三年零九個月以後，在他呈遞了第一百二十三封辭職報告，並搬出北京城以示決絕，皇帝才在形式上批准他辭職。據說，皇帝這樣做除了表示對臣僚的蔑視與報復之外，部分原因是缺額官員的俸祿可以收歸皇室使用。

如今，考成法一出，監察御史與給事中們一下子找不著北了。他們本來是皇帝的耳目喉舌，在理論上代表了帝國官場的良心與良知，現在，突然一股腦地變成了內閣首輔張居正鞍前馬後的馬仔與爪牙，「一不小心，便會受到叱責，長官隨即受命對其進行考成」，其鬱悶可想而知。對此，王世貞幸災樂禍地評論道：「御史、給事中們雖然畏懼張居正，然心中大多忿忿不平。」

轉過年去，萬曆三年二月，第一次年度考成結束不久，這位給事中再次上書，除批評張居正外，矛頭直指考成法，並暗指張居正、馮保為諛佞之臣。結果，張居正大怒，十三歲的小皇帝也大怒，安了一個顯然胡扯的罪名，將這個楞傢伙「革職為民，永不敘用」。當年十二月和第二年正月，又相繼有兩位御史上書，猛烈抨擊張居正。第一位，直截了當地引用王安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故事，抨擊張居正和皇帝誤國且自誤。皇帝下旨，令錦衣衛將其抓進鎮撫司監獄，「好生打著問」。結果，此人雖被打成重傷，卻堅決不肯改口認錯，最後，定罪發配浙江定海充軍。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是，在此期間，有數位御史和給事中相繼來到監獄，為他送藥並慰問之。

就這樣，用今天的眼光看去，具有傑出才華的政治家張居正，活得七扭八歪。卻也差不多以他一己之力，歷十年努力十年堅持，在沒有改變帝國政治制度與經濟結構的情況下，幾乎實現了帝國的中興。從他所受到的反彈中，似乎可以想見帝國政府組織與各級官吏肯定也承受了空前的壓力。方才使「帝國官僚政治的效率達到了頂點」，「標誌著那個時代在中國社會政治傳統束縛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極限」（黃仁宇先生語）。由此，形成了與整個大明帝國特別是十六世紀其他年間似乎是不可能的對比。

這件事，被馮保報告給了慈聖李太后，使太后憤怒之餘十分傷心。她命張居正上疏切諫，並代皇帝起草罪己書，一份放在內閣，一份交太監保管。並將皇帝召到慈寧宮罰跪。據說，這次罰跪時間長達三個時辰，也就是六個小時。在暴風雨般的痛斥中，悲慟而憤怒的太后宣稱，準備廢掉這個失德的皇帝，由他的弟弟接位。最後，萬曆皇帝痛哭流涕，表示悔改，事情方才告一段落。

那麼，怎麼辦？張居正認為：「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顯然，張居正是以這種「磊落奇偉之士」來自我期許的。

在後來陸陸續續的揭發材料中，萬曆皇帝瞭解到，早在自己即位之初，為了排擠高拱、奪取首輔的地位，張居正就與馮保配合呼應，製造冤案。按照帝國法律，朝廷大臣結交太監是一款大罪，而此二人的結交至少已經十年以上。皇帝恍然大悟：難怪這兩個人的立場經常如此一致。

公元一五七二年，即隆慶六年六月十九日，驅逐高拱的第四天，小皇帝單獨召見了張居正。這次平台召見很有名，是張居正位居帝國首輔之後，與皇帝之間的第一次奏對，大體確定了十年萬曆初政的基調——

事實上，也就是在奪情風波之後，張居正發起、推動了幾項相當令人尊敬的工作，展示了這位大政治家真正的膽識與魄力。其中，迄今最為人稱道的是清丈田畝和一條鞭賦稅制度的推廣。

「我要以區區之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在此期間，還發生了相當於人事部部長的吏部尚書去職事件。

這套無所不在的法網編製起來之後，張居正將其功效發揮到了極致。大凡財政、賦稅、軍事、教育、裁汰冗官冗員、清理驛站制度等等涉及全帝國的重大事宜，基本都讓他裝進這個大籃子裡面去了，而且其堅持不懈的勁頭，相當令人為之動容。大史學家談遷說道：「江陵——張居正志在富強。立考成法，行之十年，太倉之積，足備數載。」其評價頗為積極。

前十年，在官方的各種文件中，官員的業績與能力是一個熱烈的話題。處於嚴格監督下的官吏們，需要用自己的工作業績，證明自己的能力，證明自己應該得到更好的機會。因此，整個國家顯得生氣勃勃。

萬曆皇帝摯愛鄭貴妃，這種感情持續了一生。為此，他表現出明顯的願望：越過長子朱常洛，立鄭貴妃所生的次子朱常洵為太子。結果，遭到群臣的激烈反對。君臣間的對抗長達十五年。這就是所謂「國本之爭」。圍繞這個爭論，發生了著名的「妖書案」與「梃擊案」，使派系活動和君臣間的離心離德變得無法收拾。在這個過程中，萬曆皇帝的表現就像一個陷入早戀怕被抓住的中學生：敏感、患得患失、欲蓋彌彰、首鼠兩端、毫無機斷權謀。這些表現應該是鄭貴妃將他稱為「老媽媽」的主要原因。最後，萬般無奈的皇帝作出了讓步，這肯定使他感到沮喪並備受傷害。

平心而論，萬曆一朝很少誅戮荼毒大臣。張居正死後的遭遇可能是整個萬曆年間最為悲慘的——

史書記載顯示，有些城市裡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商人富戶為之破產。

一年半之後，萬曆十年六月，五十八歲的張居正重病去世。患病期間，皇帝曾經為之難過得淚流滿面，甚至不願吃飯。在此期間，張居正被晉封太師，這是正一品、真正位極人臣的文官最高頭銜，成為有明一代罕見的活著時被封為太師的大臣。有分析家認為，如果不是神志昏迷，張居正很有可能不敢接受這個職銜與榮譽。

翰林院掌院學士也彙集數十位翰林院官員，前往張居正官邸。張居正拒之門外。這位掌院學士闖入府邸，勸解張居正。張居正淚流滿面，又一次跪下，舉手索刀，做出自刎狀，並嘶聲喊道：「皇上一定要留我，先生們又堅決要驅逐我，這不是要我死嗎？」他叫道：「你殺了我，殺了我吧！」事情已然無可挽回。

從當時的情形判斷，皇帝、皇太后、馮保，張居正身邊的支持者，甚至包括他同朝為官的兒子，應該都是發自內心地希望他不要離開。張居正遂接受了皇帝三番五次的慰留，奪情視事，在官守制。

粗粗看去，這套官吏考核制度很像今天廣為人知的「績效考核制度」。

這還不算，最大的不幸則是——

半年後，萬曆二年六m.hetubook.com.com月，按照這套制度考核並完成任務的一批兵部官員，已然受到賞銀、提級與加薪獎勵。再過半年，萬曆三年正月，五十四個官員則受到停發工資三個月的處分，涉及未能按期完成的工作事項二百七十三件，其中，包括一批省級行政官員與監察官員。

這真是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長達十年，在帝國歷史上璀璨奪目的萬曆初政，竟然是在這種波詭雲譎的重重黑暗中拉開的序幕。這實在算不上是個好的開頭，其詭異乖戾之處，令人無法想像後面的結局會是皆大歡喜。

此人是張居正的門生。不僅於此，張居正還曾經相當看重他，選拔、舉薦他擔任了正七品的巡按御史。我國古代沒有「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一說，座師與門生的關係，在官場視同師生，講究的是一日為師，則終身為父。並成為帝國官場最重要的人力資源網絡之一，其關照、提攜、援引的功效有如同鄉與同年，為官場中人所不敢輕忽。誰也沒有想到的是，前一位御史被充軍浙江的一個月，即萬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這位御史便洋洋灑灑上書五千言，痛斥張居正植黨營私、作威作福、貪贓枉法、擅改祖制等等。從而，成為我國歷史上罕見、大明帝國開國二百年以來第一位彈劾座師的門生。

顯然，沒有人能回答得了他的問題。

僅就這些已經足夠摧毀張居正的形象了。何況真真假假的揭發還有許多。只有看過這種陣勢的人，才會真正懂得「人走茶涼」、「人心叵測」的真實含義。

萬曆二年五月，翰林院飛來一隻白色的燕子，內閣也有碧蓮花早開。百忙之中的張居正將此作為祥瑞獻報皇帝。結果，受到馮保的當面批評：「萬歲爺年紀小，不要用那些奇異之物開啟他的玩樂之心。」一位南京戶科給事中上書斥責張居正，曰：「地方大旱，大家都憂心忡忡，張居正卻獻什麼祥瑞，實在不是大臣應該做的。」弄得張居正好生無趣。

應該說，萬曆皇帝相當懂事。

「如今，承蒙皇上天語諄諄，恩若父子，人非草木，我怎能不激勵自己奮發有為！」

在長達三十年時間裡，他躲進深宮，不見群臣。一位官升內閣大學士的大臣宣稱，在十五年時間裡，只見過三次皇帝。他大量積壓或留中臣子們的奏疏，哪怕是關於戰爭或災難的緊急報告。一位大學士感慨：「一事之請，難於拔山。」——請求批准一件事情，比撼動大山還難。

而帝國的財政狀況也在此期間重新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

此後，在一批批官員受到獎勵的同時，也不斷有人受到扣工資、降級、強迫退休、開除公職等處分。譬如，萬曆五年十一月，有四十八個各級官吏，被一次性勒令致仕閒住，即強迫退休。於是，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姑息、百事推諉的狀況大為改觀，帝國萎靡不振的官場「中外凜凜，毋敢以虛文支塞」——朝野內外兢兢業業，沒有人敢於用虛話、套話應付差事。

據說，在監獄中，此人受盡嚴刑拷打，卻慷慨自若，言辭更加激烈。最後，對這位御史的處分是「削籍為民」——被開除公職，遣送回鄉。不久，他又被幾個官員指控為貪贓枉法，不明不白地死在獄中。當時和後來均有人認為，這些官員是在張居正的授意下做的這件事情，或者至少是為了討好張居正。遂成為一個謎團。

張居正淚流滿面，跪俯在地上，頓首泣謝，曰：「臣承蒙先帝厚恩，不敢不竭忠盡力，以圖報效。方今國家大事，惟在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講學親賢，節用愛民，是為君之道所最首要的，懇請皇帝聖明留意。」

在理論上講，科道官員一般是由那些飽讀聖賢之書、品行端莊、性情耿介之士充任的。張居正的做法，理所當然會被他們視為對祖宗舊制的破壞和對帝國監察事業的凌|辱。終於，對張居正的抨擊開始了，炮火並漸趨猛烈。

當十二歲的萬曆皇帝興致勃勃地將自己的書法作品賞賜給大臣們時，張居正和其他人一樣，不算特別誇大地頌揚了皇帝書法藝術的成就。但是，緊接下來的勸告則是：夠了，到此為止。宋徽宗書法藝術的偉大成就，並沒有使他和他治理下的國家避免一塌糊塗的命運，很有可能還加劇了這種命運。因此，皇帝應該把時間和精力用到研習治理國家的聖賢之道上去。這番說教肯定沒有錯，卻也肯定是兜頭潑來的一盆冷水。

此時，一切都來不及了。大明帝國日薄西山，就要沉入黑暗，走向國將不國。

結果，這位青年官吏也受廷杖八十，被充軍到了貴州都勻地區的萬山叢中，並留下終身殘疾。四十多年後，黨派林立的帝國江河日下、行將分崩離析之際，這位已經成為國家重臣、名重天下的東林黨領袖，早已不再激烈。他痛定思痛，思緒萬千，發出了重新評價張居正的呼聲，並為張居正平反昭雪而奔走。

有一次，隆慶皇帝練習騎馬，這個小東西走過來扣馬勸阻說：「父皇乃天下之主，獨騎疾騁，萬一馬驚，卻如何是好？」不管是不是別人教導的，從六七歲孩子的嘴裡說出這麼一番話，做父親的肯定會驚喜交加。

張居正則在帝國官場長期薰陶下，缺少深入系統的思想理念，他更多憑藉的是申不害韓非子古老術家與法家那一套權謀智術。因此，在制度層面上，我們找不到或很少能夠找到張居正進行或試圖進行變法的證據；在理論層面上，也很難看出他有什麼富有創意的貢獻。他所做的一切，大體是在現有制度、體制框架內進行的。誠如張居正自己所說，他要做的，「惟在遵守祖制」，「為祖宗謹守成憲」。

從萬曆皇帝的一生行事看，他顯然不屬於那種深有城府和謀略的人。二十歲上下，正處在沒有什麼生活閱歷，卻又自以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年齡。上述一切，可能使他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許多往事，越想越認定這是一個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偽君子，認定他欺騙與玩弄了自己的感情、信任和尊敬。從而，從以往那種真摯與深切的敬愛，轉變成極度的憤恨與失望。而且，當初的感情有多深，如今反方向的作用力就有多大。

這種情形，立即使人們躁動的心情激動而且憤怒起來。不少人覺得，這個張居正貪戀權位，又忸怩作態，無非是想堵住天下萬世悠悠之口，實在不是個東西。於是，十月十五日吏部尚書罷官，十六日星變未弭而宮中火起，十七日出現了傳單，十八、十九、二十日便有四位官員相繼上書，反對奪情，彈劾張居正。他們比張居正更加義正詞嚴地質問道：「陛下以江山社稷的緣故慰留張居正。對於江山社稷來說，最重要的是三綱五常。皇帝的老師，國家的元輔大臣，乃綱常之代表，卻置綱常於不顧，難道江山社稷還能夠安寧嗎？」

可是，來不及了。

「我要謹守祖宗舊制，不敢以臆見紛更；為國家愛養人才，不敢以私心好惡取捨。」

小皇帝對張居正慰勞備至，說：「先帝活著時多次告訴我，先生您是忠臣。今後，所有的事情都要先生盡心盡力地輔佐。」

礦監稅使制度持續了二十四年，荼毒全國，激起了近百次民變與兵變。直到公元一六二〇年，即萬曆四十八年，五十八歲的皇帝臨死時才下詔罷停。此時，全國已是一片肅殺，風雨滿樓。距離烽火遍地天下大亂，只有幾年時間了。

考成法規定：帝國中央六部與都察院將所有應辦之事，按照道路遠近、事情緩急，規定出完成期限，然後分別在三套賬簿上記錄在案。一套留在部、院存底，一套送六科監察部門以備註銷，一套報呈內閣查考。中央六部與都察院對於所有承辦官員，每月檢查一次，完成一件則註銷一件，未能按期完成者，須如實申報，否則以違制罪論處。六科監察部門稽查六部執行情況，每半年上報一次，並對違限者提出處分意見。內閣則稽查六科，並對違限與欺瞞者予以懲處。

據說，該詔書發佈時，朝野內外許多人痛哭失聲。

按照《明史》所載，李太后出身於漷縣的一個農民家庭。漷縣和*圖*書治所在今天北京通州東南的漷縣鎮。此地在元代為漷州，下轄今日河北省的武清、香河兩縣。明初太祖時漷州為縣，到清代併入通州。太后家境貧寒，其父李偉為避兵禍，逃難來到北京。初進裕王府時，李太后只是一個低級侍女，後來受寵，生下皇長子朱翊鈞也就是萬曆皇帝。隆慶元年晉封為貴妃。而正宮陳皇后體弱多病，且沒有生育，一度被「移居別宮」。種種跡象表明，她與李貴妃和做皇帝之前的皇太子相處融洽。

公元一五七三年，即萬曆元年，張居正上《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他認為：「天下大事，困難之處不在於立法，而在於有法必行；不在於說些什麼，而在於說出來就一定要有效果。」遂制定考成法。

這位吏部尚書在前一年張居正的門生彈劾張居正時，曾被指為是張居正植黨營私的私黨之一，人們也普遍認為他是張居正的親近分子。如今，他竟然在幾十位翰林院官員的要求下，帶領他們一起來到張居正官邸，請求張居正作為帝王之師、帝國首輔應該以世道人心為重，給天下蒼生作個好榜樣，回家丁憂去。張居正義正詞嚴地予以批駁，並在激動之中，叱責他們不執行皇帝的指示，逼迫自己，居心叵測。

就像沒有人能夠沿著錯誤的道路走到正確的目標一樣，也沒有人能夠盤活這一局已經死透了的棋。從此以後，張居正真心實意、雄心勃勃地為帝國所做的一切，客觀上，可能只是讓這盤大棋死得更快而已。

最開始，大家寫了辭職報告，等他批准後才敢離開，後來見他根本不予理睬，便放下官服官印自行離去，沒有人追究過問。

就心理學一般規律與生活中通常發生的情況判斷，性格單純而感性的青年人，特別容易由於感情上的挫折與欺騙，變得憤世嫉俗，走向極端。

按照皇家制度，新天子即位，應尊先帝時的正宮皇后為皇太后，有親生母親須稱為太后者，要另外再加徽號作為區別，就是地位略低於正宮皇太后的意思。這種情形，顯然無法令萬曆皇帝和他的親生母親滿意。另外無法滿意的，則是馮保與張居正。於是，馮保以兩宮太后並尊暗示張居正。最後，張居正想出了一個聰明的主意：尊陳皇后曰仁聖皇太后，尊李貴妃曰慈聖皇太后，從此，兩宮太后並駕齊驅，沒有了區別，遂成帝國定制。有一次，小皇帝玩得高興，對自己的首輔大臣說：「昨天，大內百花盛開，我奉陪母后賞花盛宴，開心極了。」他說的母后，指的當然是自己的生母李太后。張居正奏曰：「仁聖陳太后那兒長期寂寞，恭請皇上能夠放在心裡。」小皇帝頗以為然，回宮報告自己的母親後，親自駕往陳太后所居宮殿，將其接到鮮花盛開處，再設盛宴賞花，盡歡而散。

從紛紜駁雜、汗牛充棟的各種記載中，很難得出張居正與王安石一樣，進行過大規模變法的結論。儘管後來——直到今天的人們時常把這兩個人的作為，並稱為「王安石變法」與「張居正變法」，認為此二人是我國古代歷史上的偉大改革家。甚至在張居正如日中天、大權在握時，就曾經有人將張居正類比為王安石，而對其進行猛烈抨擊。

另一方面，張居正素以豪傑自許，認為必有非常之人，方可為非常之事，才能成非常之功。因此，處在一個非常時期，則不必拘泥於常情常理，不必顧及常人之非議，受常人小節的約束。當時，張居正可能正在準備實施意義重大的清丈田畝和整頓賦稅，他顯然不願意在政局如此波詭雲譎之際，離開朝廷二十七個月。那意味著前面一切努力都可能付諸東流，且同樣潛藏著不可測之禍。

從此，雙方的戰略態勢發生根本逆轉，大明王朝再也沒有力量對付自己的掘墓人了。

課吏職——對官吏職責高標準嚴要求；

另一方面，張居正經營的業績擺在眼前，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當年十二月初，一封彈劾馮保十二大該殺的奏疏擺到了萬曆皇帝面前。皇帝情不自禁地說：「我等這篇奏疏，已經等了很久了。」他可能沒有想到，這篇奏疏揭開的卻是清算張居正的序幕。

事實上，萬曆皇帝的一生，除其父隆慶皇帝在世時的短暫時日外，他可能的確過得相當鬱悶。藝術家的品格與皇帝需要的品格，即便不是背道而馳，也實在相去甚遠。皇帝所要面對的人與事太具體，太缺少美感，太需要理性、謀略、鋼鐵般的意志和手腕。可惜，如此種種，在這位皇帝身上均告闕如。

當上述種種交織在一起之後，我們便大體可以瞭解，張居正身後的遭遇何以會如此之悲慘了。當然，到目前為止，促成這種遭遇的諸多因素中，還缺少最重要的一項。這項因素與張居正一生中最大的失敗有關。那就是張居正所傾心輔佐的學生——萬曆皇帝。

一方面，這麼多的人反對張居正，可見張居正做的確實很壞；

這時，發生了一件小事，對張居正的刺|激可能不小。按照帝國慣例，內閣首輔離位三天，次輔的座位就可以由次要的位置挪到主位，人們也就可以身穿紅袍向次輔道賀，視為他已經自然升為首輔。此次，張居正的去留尚未定，已經有一批人著紅袍前去向次輔道賀了。頗為厚道的次輔雖然沒有挪動自己的座位，卻也實實在在地接受了人們的祝賀。人情惡俗澆薄的官場，著實給張居正上了一課。

為了「大破常格，掃除廓清」，張居正採取的手段很絕，相當獨特而出人意料。他沒有像太祖朱元璋那樣大刀闊斧地清算貪官污吏、豪門富戶，而是在執政不久，力道很強地推出了一個「考成法」。如果說十年萬曆初政有什麼富有創意的新鮮做法的話，大概這個「考成法」可以算在其中。

不幸的是，情形很有可能就是這樣。

張居正結黨營私，收受過一些人的貴重禮品，這有他親筆書寫的書信為證。怪不得這幫傢伙能夠得到如此重用。

皇帝發現，幾年前，張居正聲稱，為了供奉皇帝的書法作品，需要改建家中的住房。皇帝為此特別賞賜給他一千兩白銀。現在才知道，當時的花費是一萬兩，按照購買大米的購買力折算，這筆錢大約相當於一百五十萬元人民幣左右。而且同時，在他的老家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沙市地區，也修建了一座同樣的府第。

為了表達自己對群臣的蔑視與憤慨，這位皇帝採取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報復措施，那就是長期消極怠工和不管不顧地聚斂財富。

尊主權——可以理解成尊重君主權力；

對於張居正來說，不幸的是：這位「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其丰采」的傑出政治家，只能以這種陰暗的開端，塗抹著自己的臉譜。彷彿揮舞了一支過於粗暴的墨筆，黑墨淋漓之際，使他後來那些對帝國真正偉大的貢獻，也變成令人不忍卒睹的花臉。

這時的禮部尚書是一位才幹素著的人物。他曾經多次反對過張居正，張居正表現出了一個大政治家應有的胸襟，並不介意，多次推重，直至使他出任高官要職。此刻，他意識到如此激烈的強硬手段勢必帶來深刻的後果。於是，出面找張居正斡旋。素來冷峭孤傲的張居正竟然一反常態，跪在來人面前叫道：「您饒了我，饒了我吧。」禮部尚書嘆息而去。

從萬曆二十四年開始，皇帝派出大批太監充任礦監稅使，奔赴全國各地，為他開礦收稅。這些人通常而典型的做法，就是圈佔商人富戶的產業與土地，宣稱此處有礦可開，迫使他們花錢消災。

廷杖剛剛結束，一位剛中進士不久的見習官員便上書皇帝，以更加全面、徹底、激烈、尖刻的語言痛斥張居正。並第一次以假借的口吻，將自詡為非常之人的張居正比喻為豬狗不如的禽獸。

萬曆元年春節，是他當皇帝後的第一個春節。民間張燈結綵擺酒設宴，皇宮裡的御膳桌上，除了平時的飯菜外，只是加了幾道水果。史書記載說，這是根據張先生的建議做的。這個春節，他們母子節省下的酒飯錢有七百多兩白銀，大約可以折合成十幾萬元人民幣。此後連續幾年都是如此。

隨後和_圖_書，有兩位科道官員立即上書彈劾，導致皇帝下旨，這位吏部尚書被勒令致仕——強迫退休，罪名是藐視皇帝，無人臣之禮。

當時，唯一能夠制止萬曆皇帝胡來的，只有他的母親慈聖李太后。這位出身農家的老太太曾經以「家人禮」親切地對待張居正的母親。此刻，她正在為自己另一個兒子的婚事操心。萬曆皇帝告訴她，有人揭發張居正和馮保都是家財百萬，抄了他們的家，就不用發愁婚事的花銷了。這位曾經高度尊敬張居正的老太太居然同意了。結果，張居正所有財產查抄變賣後加起來，大約是二十幾萬兩白銀，不到嚴嵩的二十分之一，大約也遠遠不夠她操辦兒子婚事所需的花費。至此，張居正全家家破人亡。

當時，萬曆皇帝很有可能相信，沒有張居正，事情將會做得更好。因此，他雄心勃勃勵精圖治，很有幹一番事業的氣象。他幾乎全盤否定了張居正所做的一切。他將張居正罷黜的大批庸濫官員全部官復原職，將張居正時期事實證明相當能幹的一些文官武將放逐投閒。一代名將戚繼光鎮守薊遼，十餘年間，蒙古族騎兵在他面前從不敢輕舉妄動，此時，被放逐到無事可做的廣東，幾年後，鬱鬱寡歡地死去。曠世難得的治河專家潘季馴則因為替張居正說了一些公道話，而被勒令回家，直到黃河氾濫得不可收拾時，才把這位心灰意冷的老先生又重新請出來。

從後來所發生的一切看，的確很難得出其他的結論。

即便如此，仔細檢視當日之情形，應該說，張居正的這種努力，進行得相當艱苦卓絕，其程度還真的不亞於一場真正的改革。

皇帝憤恨地知道，幾乎在張居正節制自己對宮中妃嬪宮女們賞賜的同時，他本人納娶了兩位年輕美貌的姬妾。這兩位美女，可能是戚繼光用軍費買來送給張居正的。而且，張先生還在研習房中術。他在五十八歲上死去，大約於此亦有關聯。

對於十八歲的青年皇帝，這是一個奇恥大辱，也使他對馮保切齒痛恨。

萬曆皇帝做的最絕的事情，則是對空缺官位與官員調動、陞遷不聞不問。資料顯示，萬曆中後期，相當長時間裡，皇帝就已經開始無視各級職位的空缺。最嚴重時，整個帝國官員的職位空缺達百分之五十以上。用今天的概念表達，就是所有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缺額一半以上，而且有些中央各部門的官員空缺高達百分之七八十。其直接後果，顯然是大官無法辦事，小官陞遷無望。於是，人們紛紛求去。

「為臣之道，必須出以公心，不謀私利，才能稱得上一個忠字。臣子我從小受父親和老師的教誨，對這個字爛熟於心。走上官場之後，兢兢業業，沒有做過什麼墮落、從而玷污這個字的事情。」

以國人細緻入微的敏銳觀察力，沒有證據能夠證明，正值盛年守寡的李太后信任與支持張居正，有著其他方面的微妙考慮，譬如男女之情一類。

皇帝吃驚地獲悉，以聖賢之道諄諄教誨、嚴格要求自己，並且屢屢抑制皇宮消費的張先生，原來生活得頗為豪華奢侈，連他回家奔喪時坐的轎子裡，都可以起居飲食，可以容下兩個僕人伺候，需要三十多人才能抬走。

許多年以後，在給帝國晚期政治帶來重大影響的所謂「國本之爭」中，萬曆皇帝對冊立自己不喜歡的皇長子為太子一事遷延乖張，太后問他是什麼理由，萬曆皇帝回答說：「因為他是都人之子。」太后大怒，曰：「你也是都人之子！」已年屆中年的萬曆皇帝惶恐萬狀，跪俯在老太太面前不敢起來。「都人」是當時宮廷內對低級宮女的稱呼。後來，幾乎受到皇帝終身寵愛的鄭貴妃，想以為太后祝壽的名義，讓自己親生並備受皇帝喜愛的福王留在北京，太后很不客氣地反問：「我的兒子潞王是不是也要到北京來為我祝壽？」帝國制度，凡成年的皇家親王，必須到各自的封地去，非皇帝宣召，不許在北京逗留。這位不好惹的老太太，可能是那位倒霉的皇長子，最終能夠成為皇太子並登上皇位的重要原因。

下面發生的這次著名事件可能是引發悲劇的導火索。

廷杖的結果，留下了長久的傷痛。數萬官員與京師民眾聚集在長安街上，目睹了血肉橫飛的一幕。其中，一位胖大的受刑者被打脫的肉有手掌般大小。他的妻子遵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輕棄的古訓，將丈夫的肉風乾臘制後珍藏起來。他們受到了人們廣泛的尊敬與傾慕。一位張居正的同事、當朝內閣大學士將一隻玉杯、一隻犀牛角杯贈送給了其中兩人，上面分別鐫刻著充滿敬意與感嘆的詩詞。

風暴止息了，創傷卻永不會平復如初。棍棒打飛的遠遠不止是血肉。是非善惡，君子小人，一股非理性的陰鬱乖戾之氣凝結進了人心，為帝國後來的發展埋下了不祥的伏筆，並給張居正帶來了重大影響。

對此，張居正的同年和主要批評者、大名士王世貞評論說：「張居正執政時，一道政令發佈出去，萬里之外，早晨收到，晚上已經奉行開去，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可見其推行力度與成效之大。

後三十八年，張居正死後所引發的關於官員道德與人品的爭論則充斥了朝野，國家失去了現實的目標，帝國的官吏隊伍分化成不同的派系。他們越來越頻繁從事的工作，就是想方設法給對手貼上不道德、沒有操守的「小人」標籤，並盡力證明自己屬於品行高潔卓越的「君子」。幾乎所有的派別和人們都在忙著在這件事情上抓住對方的短處。才能與素質是否稱職，再也得不到任何人關心。國家與社會生活中所需要的管理、運轉與經營，變成了「君子」與「小人」的戰場。朝野上下，到處瀰漫著陰謀的氣息。從此，大明帝國再也沒有能夠擺脫這種狀況，且愈演愈烈，直到耗盡元氣，土崩瓦解。

一方面，守制丁憂盡孝乃人情之常。不論是為人子、為人父、為人師、為人友、為人臣，所有人倫親情，社會利害，都要求他如此行事。否則，必將為自己所不忍，更為人所不齒，潛藏著無法預料的風險。

若此時張居正重返人間，他可能完全認不出自己昔日的學生了。

隨後兩日，張居正連續兩次提交辭呈。史書記載說，張居正向萬曆皇帝辭職時，痛哭流涕，激動得哭倒在地。十四歲的小皇帝走下御座，攙扶起已經年過五十的內閣首輔，並對他說：「先生起來，我要逮捕這個傢伙，讓他死在監獄裡，以慰先生。」

不過，這套考成法還有另外的奧妙之處，它將本來有權監察百官包括監察內閣的科道部門，也一攬子變成了內閣的附庸。在文武百官眼中，這與祖宗之制則是背道而馳的。

除了與馮保之間的知音默契，小皇帝朱翊鈞及其母親慈聖李太后的「傾心委倚」，則是張居正能夠大展拳腳的另一個必要條件。

這時候，已經沒有人願意並且能夠公正地對待張居正的功過是非了。人們沉浸在報復和發洩的快|感、莫名其妙的嫉恨與期盼之中。他們沒有意識到，這種宣洩，可能使大明帝國悄悄失去了延長自己壽命的唯一機會。

從張居正一生行狀判斷，他或許真的不在乎自己的生前身後名。然而，誠如帝國政治所一再展現的那樣，此種作為，在多數情況下，傷害的常常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名聲，甚至主要不是名聲。與二十五年前投身帝國官場的「儲相」庶吉士相比，今年四十八歲、年屆知命的張居正，已然是帝國首輔。當年那些無限的可能性，如今，已經明確而具體地鋪展在他面前。然而，他卻很有可能完全沒有意識到——他置身其中的棋局，如今，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盤死棋。

科道，是對帝國監察部門——都察院與六科給事中的習慣稱呼。按照帝國制度，都察院下設十三道監察御史，其職責為監察糾劾文武百官，也有當然的權力監察、彈劾內閣成員包括首輔。六科制度則創立於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六年，指的是相對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設立的六科，其官職名稱為給事中，職責是輔助皇帝處理章奏，並有權力稽查、批駁、糾劾六部的和*圖*書錯誤。六部首長尚書的品級為正二品，六科首長都給事中的品級則只有正七品，給事中的品級還要再低。以小官制約大官，以低級別的六科監察高級別的六部，這是大明帝國的一項創造，也是堅不可摧的帝國傳統。因此，給事中品級雖低，權責卻特重，其鋒芒所向，有時甚至可以將位極人臣的大學士乃至首輔拉下馬來，打翻在地。

這位不知道世事艱難的青年皇帝，還面臨著治國方略的選擇。他徘徊在兩個極端之間。

張居正著名的《陳六事疏》，被認為是「系統地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張」。實際上，仔細推究起來，這所謂「六大改革綱領」——省議論、振綱紀、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實在沒有一件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倒真實地反映出了張居正試圖恢復祖宗舊制的努力。

或許，張居正與萬曆皇帝悲劇的根源，就是來自這種真摯與深切的感情。

有一天，萬曆皇帝興致勃勃地將內閣九卿等重臣召進文華殿，觀看自己的書法表演。只見他筆走龍蛇，咄嗟之間，已經寫出二十張八十個盈尺大字。據說，觀看的人們驚嘆不已。除了拍馬屁的成分之外，當時在場的書法高手不少，有的至今還有作品傳世。一個普遍的看法是，小皇帝的功力已經很不錯。就連在書法藝術上自我感覺甚佳的張居正，回家後仔細端詳，也承認小皇帝的字「奇秀天成」。這與後世對萬曆皇帝書法的評價是一致的。當時，小皇帝是十二歲。

一般歷史學家傾向於認為，所謂「國本之爭」，最終導致了萬曆皇帝徹底疏遠朝臣，荒怠國政。

張居正立即陷入尷尬之中。

《明史》記載道，從奪情風波之後，張居正變得日益偏頗恣肆，提拔或懲處幹部時，常出自自己的愛憎；圍在左右的親近之人「多通賄賂」；奔走於他和馮保之間的那位徐爵被提拔為錦衣衛指揮同知，相當於帝國憲兵副司令；張居正的三個兒子先後中進士高第；他府上的一個家奴管家花錢買了一個官職；帝國的勳貴國戚文武大員都與他巴結交往，甚至談婚論嫁。《明史》評論說：「世以此益惡之。」——人們為此更加憎惡他。

毫無疑問，這個時期，張居正在萬曆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應該是相當崇高的。但並不意味著他的所有壓力都是令人愉快的。

張居正則大約很難感受到勝利後的快|感。原因是，四位受刑者中，有兩位是他的門生，有一位是他的老鄉。在極為注重師生之情與同鄉之誼的帝國官場，張居正顏面掃地。他黯然嘆道：「嚴嵩尚且沒有受到過同鄉的攻擊，我連嚴嵩都比不上。」其心境之灰惡可以想見。

慈聖李太后對兒子的管教之嚴，在歷代帝后中是有名的。長時間罰跪是她懲處萬曆皇帝錯誤的常用手段。經常是小皇帝哭泣著保證改過，才被允許站起來。每次小皇帝讀書下課回宮，太后都會讓他模仿講官，在自己面前複述講習內容，以考查並鞏固其學習成果。每臨早朝，太后則必會在五更時分，大約是早晨四點多鐘，親自去叫醒小皇帝，命宦官們將睡意正濃的皇帝強制扶起來，洗漱裝束，看著他登轎而去。對於十幾歲十分貪睡的孩子來說，其痛苦可以想見。

公元一五七七年，即萬曆五年，張居正遭遇了一場真正的風暴。

萬曆皇帝十五歲時所發生的張居正「奪情」事件，並沒有對他們倆的關係造成什麼重要的影響。這件事情對張居正的聲望與人品形成了巨大殺傷力，但他畢竟是在皇帝與太后的堅持下才這樣做的。從後來皇帝與張居正之間幾次淚流滿面的對話和張居正病重時皇帝的表現來看，君臣二人的感情十分真摯與深切，相當動人。

他三個高中進士的兒子，可能都有作弊的嫌疑。

萬曆十七年，一位名叫雒于仁的七品小官，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直指萬曆皇帝酗酒、好色、貪財、尚氣。此時，萬曆皇帝很有可能已經認定，自己的大臣和張居正是一路貨色，滿口仁義道德之下，隱藏著爭權奪利、男盜女娼。既然大家都是如此，為什麼皇帝不行？因此，他並沒有把這個小官怎麼樣，只是將他貶為庶民。自己則酒、色、財、氣一切如故，很有點兒我行我素愛誰誰的味道。

後來，甚至到小皇帝已經長到十八歲，娶妻生子，按照帝國慣例早已到了親政——主持國家大政的年齡，張居正「乞休」、「歸政」，就是請求退休，將大政歸還皇帝時，皇太后仍然命皇帝傳達了自己的斷然回答：「請張先生輔導皇帝到三十歲，那時再商量由人接班也不遲。」這位皇太后一口氣活到了萬曆四十二年，僅僅比自己的兒子萬曆皇帝早死六年。假如張居正能夠像嚴嵩或徐階那樣，壽命足夠長的話，後來的情勢發展可能會變得特別有意思。

原因是此時大明帝國已經走過了二百年漫長歲月，就像我們在以前的描述中所不斷看到的那樣，當年太祖創立的制度，如今大多演變得面目全非。而困擾中華帝國近兩千年的制度弊端，也在此時一一出現，其交織纏綿的結果，令種種弊害，更加積重難返。譬如，豪強富戶，「多依勢恃強，視佃民為弱肉」，表明新一輪的弱肉強食早已展開。而土地兼併也已經具有了濃厚的大明帝國特色——「有地無立錐而籍田逾頃畝者，有田連阡陌而版籍無擔石者。」意思是，有的百姓窮得無立錐之地，卻在官府的賦稅名冊上記載著百畝以上的納稅額度；而土地極多的大地主，反而在官府沒有記載，也就是說不需要納稅。於是，許多農民「拋荒田產，避移四方」。

萬曆元年十一月，當張居正集皇帝、內閣與司禮監各種大權於一身，雷厲風行地予以頒行時，所達到的深度與廣度均十分罕見。在其當日，可能是全世界最嚴密、影響最大的一套官吏績效考核體系。

事情起因於九月十三日，張居正的父親去世。九月二十五日，消息傳到北京。第二天，張居正在內閣的幾位同僚上書皇帝，希望援引前朝重臣曾經有過的案例，挽留張居正「奪情」，繼續工作。

憤怒的張居正和與他同樣憤怒的皇帝，不約而同地將此種情形看成了對自己權威的蔑視，也幾乎是不約而同地決心以非常手段——廷杖，對付之。

少年時代的萬曆皇帝聰明伶俐，很是討人歡喜。

張居正希望皇帝「念念不忘祖宗締造國家的艱難，念念不忘先帝託付的重任，講學勤政，親賢遠奸，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悠悠之治」。從中，不難看出張居正心潮激盪，必欲有大作為的雄心壯志。以至於四百多年後讀來，仍令人不免感慨萬千。

宮中記載顯示，此時的皇帝，身體大致不錯，只是相當放縱地沉溺在酒色之中。據說，這期間，皇帝每餐必酒，每酒必醉，每醉必怒，每怒必定要責罰打罵周圍侍奉的人。而且不要命了似的，夜夜交歡。清算完張居正不久，皇帝就開始為自己修建陵墓。彷彿賭氣似的，他在這座墳墓上一口氣花掉了相當於兩到三年全國財政收入的七百多萬兩白銀。張居正時代的積蓄所剩無幾矣。

史書記載顯示，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年間，全國官府登記在冊的土地面積最多時為八億五千萬畝；到萬曆六年時，官方徵收賦稅的在冊土地卻只剩下了五億一千萬畝。兩百年間，為國家納稅的土地蒸發了三億多畝。此中情形只能說明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全國將近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已經落入皇親貴戚、豪門富戶和貪贓自肥的官吏手中。這種境況恰好和大戶不納稅或少納稅，小戶反而要多納稅的奇異景象互為表裡。張居正推行的清丈田畝，曾經受到過頑強抵抗，表明上述人等決不會為此感謝他。實際上，此時的張居正已經站到了全國上層社會——皇親貴戚、官僚士紳的對立面。他最後清丈出來的土地，比官府記錄在冊的，多出一億八千多萬畝。在一定程度上，或許可以說，此類土地的數量和張居正所受到的憎恨，大概呈正相關的關係。而張居正旨在將土地與人口掛鉤推廣的一條鞭賦稅制度，顯然有助於緩解人民的痛苦、加深貴族士紳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