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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八年，散館，庶吉士張居正順利點翰林，做了正七品的翰林院編修，大約勉強可以類比為今天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正處級調研員。此後，又是長長的沉寂。其間，曾經為養病等緣故，回到家鄉，前後幾達六年。

至此，高拱認為倒馮之時機已經成熟。於是，指揮一批監察官員接連上書，猛烈彈劾馮保，鋒芒凌厲，直取馮保的性命。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嚴嵩罷相。此後，在新首輔徐階的舉薦下，高拱很快由正四品的國子監祭酒迅速晉陞為正二品的禮部尚書，被徐階推薦參加內閣的值班，為皇帝撰寫受到高度重視的青詞。並在嘉靖四十五年拜文淵閣大學士，正式成為內閣成員。

最後，出現了一個皆大歡喜的局面，雙方開通邊境貿易，互通有無，俺答接受了明帝國「順義王」的稱號。從此，大明帝國多年夢想的和平環境突然降臨，並且一直維持了將近半個世紀。

下面的這個小故事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會發生上面談到的那些大事件。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還是來自宰相制度的廢除。

就此，輿論大嘩。人們反感高拱的粗暴強橫，卻也很難相信他會做這種明顯弱智、且看不出任何好處的事情。於是，一個普遍的希望，是結束東廠的暗箱操作，由司法部門公開審理此案。此時，就連與張居正素來親近的人都來勸告他，不要做這種必然要蒙惡名、遭報應的事兒。張居正為表明自己的清白，向來人憤然出示了東廠本來應該提供給皇帝的秘密報告。誰知，情急之下卻忘記了上面還有自己修改的筆跡，被前來勸解的人窺破，致使場面至為尷尬。

按慣例，皇家頒佈的詔誥應該由首席大學士接旨，現在，太監卻劈頭呼喚次輔張居正張老先生接旨。在這篇以皇后、皇貴妃和皇帝三人名義發佈的詔書中，開宗明義地痛斥高拱「專權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不知其居心何在？詔書命令高拱「回籍閒住，不許停留」。

司禮監的最高首長掌印太監，此時，早就被稱之為「內相」了。在人們的眼中，其地位與內閣首輔是同樣的，二人「對柄機務」，就是內閣首輔與司禮監掌印太監相對掌管國家軍機大事的意思。第二把手，則是秉筆兼提督東廠太監，被看成相當於次輔兼刑部尚書。然後是秉筆太監、隨堂太監，相當於內閣諸成員。這些太監地位崇高，二十四衙門的其他太監見到他們時，是要叩首禮敬，視為上司的。而且，按照帝國制度，這個級別的太監每人所配備的工作班子加生活侍從，人數在六十人左右。這只是正式制度規定的人數，實際情況可能會遠遠不止如此。

當時，這個安排多少帶有一些風險。因為，嘉靖皇帝喜愛景王遠在裕王之上，是眾所周知的。而景王的封國偏偏又特別意味深長——他被封在了德安府，就是當年的湖廣安陸州，嘉靖皇帝的龍興之地。沒有人知道，這位皇帝會不會在一陣清風吹起一縷香煙直達天庭之際，一紙詔書把他召回來，立為太子。以嘉靖皇帝一生行事風格判斷，如果他想要這樣做的話，恐怕是沒有人、包括徐階能夠阻攔得了的。事實上，直到兩年後，景王病死，這個風險才算最後化解掉。

此次，徐階就把握了這個機會，在遺詔中，將嘉靖朝四十五年間最不得人心的重要弊端進行了一番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結果，史稱：「詔下，朝野號慟感激。」遺詔公佈後，朝野上下的人們痛哭失聲、感激不已，並將這份遺詔和當年楊廷和撰寫的那份詔書，視為嘉靖朝一始一終的兩大盛事。從而，成為歷史上相當有名的一份遺詔。

他重返政壇執掌大權之後，為了報當年的一箭之仇，對徐階採取了一連串的報復措施，稱得上不遺餘力。

這種情形，可能導致了張居正在此問題上開始萌生退意。

比如，根據帝國的正統觀念與制度，作為外廷的官員，張居正不能與內廷的宦官相結交。在理論上講，外官交結內侍是一個相當嚴重的罪名，認真追究起來，當是可以處死的罪過。因此，一般說來，這種行為是帝國規範所不允許和為人所不齒的。這是我國歷史上，那些與宦官合作的大臣們，通常很難留下良好名聲的重要原因。然而，另一方面，在如此僵硬的體制之下，不這樣做，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什麼都不要做。揆諸歷史，這可能是太多的人們，不顧後果地如此行事的重要原因。

於是，張居正委婉地勸說高拱，大約是得饒人處且饒人之類的意思吧。高拱本來已經有些動心。誰知，恰在此時，高拱聽手下人講，說是張居正收了徐階兒子三萬兩銀子的好處，所以要為徐階轉圜開脫。聽得高拱一肚子火兒，便要尋張居正的晦氣。結果，高拱興問罪之師，以此責難張居正。史書記載說，張居正臉色大變，指著蒼天發誓，「辭甚苦」——可能就是發出了斷子絕孫、天打雷劈之類毒誓的意思。高拱覺出不對，請張居正原諒自己的道聽塗說。然而，對於張居正來說，這哪裡是可以原諒的事情？就此，「兩人交遂離」——多年的交情算是掰到家了。

可能是青少年時期壓抑過久過重的緣故，這位皇帝時常表現得羞怯而遲鈍，在朝堂上經常說不清話，甚至連程式化的對答有時都需要大學士們代替。這使人有理由懷疑皇帝的智力發育水平。

一方面，那位接手司禮監掌印的前尚膳監太監，一時間頗受皇帝倚信，他肯定想了不少辦法討萬歲爺爺喜歡。我國寫實程度很高的春宮作品的繁榮發展，和皇帝身上的那些熱瘡，可能都與此人關係不小。這樣一來，皇帝是挺快樂，皇后妃嬪們卻不大可能開心。特別是曾經被移居別宮的孝安陳皇后和後來萬曆皇帝的生母李貴妃，肯定不會為此感謝他，這應該是可以想見的。

從皇帝呱呱落地開始，王振就日夜陪伴著他，在幾近二十年時間裡，夙興夜寐，廢寢忘食，苦口婆心，忠心耿耿。由此，皇帝認為他稟性忠孝，度量宏大是合乎其觀察角度的。同樣，當九歲就繼位的皇帝，在逐漸長大的過程中，面對著一個上億人口的國家時，依靠和信任這樣一個人也應該是不難理解的。

當時，社會上和官場瀰漫著一種追求詩詞文學名聲的熱潮，許多類似今天各種沙龍的文學小團體到處湧動：

可惜，事態畢竟發生了變化，而且，到最後，變化得一塌糊塗。其演變的方向則是人們所最不願意看到的。

假如他們對對方的個性瞭解得再深入一些的話，可能彼此就都不會如此期許了。

徐階對張居正最為深謀遠慮的一個安排，就是在扳倒嚴嵩的第二年，即嘉靖四十二年，將他調到了裕王府邸，去充當裕王的老師。他再度與高拱成為同事，兩個人之間的關係也相當友善。

而高拱，則以新皇帝潛邸舊臣的姿態，開始了與徐階的對抗。最激烈時，發展到二人在內閣中，以激憤之詞相互辯駁爭吵的程度。徐階的兩個兒子及其家人，在家鄉橫行鄉里的事情，就是在此時，被高拱的追隨者揭發出來的。

勇猛剽悍的俺答，在自家內部做了一件蠻不講理的事情。他的一門親戚是鄂爾多斯地區的首領，家裡準備迎娶一個女子，俺答發現這位女子極為美麗聰穎，便不由分說地搶來做了自己的妻子，這就是後來極有名的三娘子。然後，為了彌補人家的損失，他又把自己孫子準備迎娶的姑娘送給了人家。結果，導致他的孫子前來投降大明帝國。大同總督王崇古不顧人們的反對，接納了這位滿腹委屈和牢騷的小伙子，並建議中央政府善待之，利用好這個機會，改善邊境上的局面。

到目前為止，張居正表現得相當清高孤傲，才能卓越，並且有為有守，決不苟且。在他步入帝國官場，嚴嵩勢焰薰天的十五年期間，儘管嚴嵩也器重他，他卻謹守著這道底線，看不到他做過趨炎附勢、苟且下賤的舉動。這應該是徐階特別推重他的重要原因。事實上，這也是我國古代社會中特別為人敬重的品質。

「僕固疑兄太冷耳」——我真的懷疑仁兄的性情實在太冷了。

復出後的高拱，權勢極大，以內閣大學士兼任吏部尚書。不久，更以內閣首輔兼任吏部尚書。我們知道，按照帝國制度，吏部乃六部之首，負責天下官員的考選封授，權責特重。因此，由吏部尚書而晉為內閣大學士者，所在多有。然而，以內閣大學士兼任吏部尚書者，高拱卻是到此時為止的第一個；而以首輔之尊又兼任者，更被視為一代之曠典，是大明帝國歷史上，皇家對臣子從未有過的崇高信任與授權。

高拱心緒之惡劣，可以想見。他力圖振作，挽回頹勢。

然而，當此時，事情已然埋下了向截然相反的方向轉變的伏筆。其意味深長之處，甚至令四百年以後討論這一情勢的我們，仍然備感心靈上的折磨。

半年以後，公元一五七三年，即萬曆元年正月，爆發了著名的「王大臣」事件。平心而論，張居正和馮保在此事件中的表現，很難獲得人們的同情與支持。

據說，就是在此前後，張居正察言觀色，看到皇帝「色若黃葉」且神已朽矣，知道其人病入膏肓，已是無可救藥。於是，在暗中寫了關於皇帝後事處理的十幾條意見，密送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

當時，廣西的一個地區長期動盪不安，時撫時反，屢撫屢反，並劫殺朝廷命官，具有了明顯的叛亂性質。高拱舉薦江西按察使殷正茂為巡撫，就是由主管司法的副省長提升為省長，前去主持剿滅行動。這位殷正茂素有能員之名，卻也素有貪婪之名。因此，高拱的提議受到反對。高拱極果斷地排除阻力，敦促皇帝下和圖書達了任命。後來，此人果然平息了叛亂，證明高拱沒錯。高拱的說法是：「這傢伙貪雖貪，卻能成事。」他是從這樣幾個角度思考問題的：假如有又清廉又能幹的官員，當然最好。不然，寧取能幹，不取清廉。否則，派一個清廉但不能幹的官員去，花費一百萬兩銀子，事情也平息不下來。那就不如派一個能幹的人去，說不定給他一百萬兩白銀，哪怕讓他貪了一半，可能他很快就把事情給你辦好了。然後，高拱的一個配套措施是，在這個傢伙的地盤上，大力表彰清廉的官員，以抑制此人可能帶來的惡劣影響。

今天，人們時常使用的「太監」這個詞，其實是一種高級宦官官職的名稱，出現的時間很晚。

張居正回答道：「你總是這麼講話。」

由此，高拱與張居正的關係進入了一個真正的蜜月期。這裡面，可能有高拱對張居正感謝的成分在，但更主要的，應該是二人在治國理念上的高度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所致。史書記載了高拱極為讚賞張居正的才幹，在形容二人的關係時，使用的說法是，「拱至，益與居正善」，「兩人益相密」。在此期間，兩人配合默契，攜手並肩，在不長的時間內，做了幾件極漂亮的工作，使整個隆慶一朝驟然變得生動起來，局勢粲然可觀。

至於令人畏懼的巨大權力，指的是以司禮監掌印太監兼任東廠提督太監。這兩個職位，由於威權太重，所以極少委任給一個人，歷來都由兩個人擔任，以收平衡與鉗制之效。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這種授權，就如今天的內閣首相又兼任了公安部部長、最高檢察院總檢察長和最高法院院長一樣嚇人。

高拱立即又上一書，強調了前者的重要，請發回票擬，「免失人心之望」。

我們沒有證據，證明張居正就是在此之後下決心與高拱決裂的。但可以肯定，發生了這樣一些事情之後，張居正後來以相當決絕的手段對付高拱時，他大約是可以保持住自己的心理平衡了。

此時的徐階，被弄得同樣灰頭土臉。他大約是感慨萬千，很難感受到多少勝利後的快|感。傷敵一千，自損八百。一生在大風大浪中出沒，哪裡想到竟然在自以為風平浪靜的港灣裡，險些翻了船。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名相聲望，經此一番折騰，恐怕是要大打折扣。而且，很有可能他已經覺出，自己在這位隆慶皇帝手下很難再有什麼作為了。就此，萌生退意，不久便榮歸故里。

就此，在群臣畢至的朝堂上，張居正十分正式地出面為高拱求情。

結果，高拱一語成讖——

這位皇帝時常只親筆批紅幾本奏章票擬，其餘全部授權太監們代理皇帝簽批實行。遂成為帝國定制。宣德皇帝在位十年，三十七歲時病死。結果，他所手創的這套制度，到他兒子正統皇帝時代，便產生了重大後果——培養出了帝國第一位大太監王振，由此，引發了「土木堡之變」、皇帝成為蒙古族騎兵俘虜、南宮復辟、于謙被殺等一連串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大事件。

公元一五七二年，即隆慶六年閏二月，大約與放縱過度的性生活有關，三十五歲的隆慶皇帝已經一副形銷骨立的模樣，面色晦暗且伴有熱瘡。

雙方的日子過得都很艱難，稱得上災難深重。

據說，那位美麗的三娘子在其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有史家認為，這種和平的局面，「半係娘子」。由此，這位了不起的女性後來被冊封為「忠順夫人」，受到蒙漢兩個民族的愛戴。至今，讚美這位夫人的畫像、詩詞和傳奇故事仍在廣為流傳。

另一位顧命大臣高儀，則病骨支離，輾轉於病榻之上。聽到高拱被逐的消息後，嘔血三日而死。

而那些出頭露面，迫使馮保與張居正不得不這樣做的人們，則在不長的時間裡，分別受到了降級、撤職、開除公職、被迫退休甚至更加嚴厲的處分，理由多種多樣。

此外，高拱在張居正的協助下，於遼東地區的軍事佈置上大獲成功。在一些地區性騷亂的平息上，在一系列國內事務的安排上，均顯示出高水平的洞察力與應變能力。比如，貴州報告說，當地的一個土司想造反。高拱在派人去時，明明白白地告訴他：「那個土司肯定不會反。你到之後，一定不要刺|激他。」後來，事情的發展果然被他料中。

即便如此，馮保不依不饒。他回到宮中，仍然以「高拱行刺」向皇帝匯報。誰知，一個年過七十的殷姓太監突然跪到皇帝面前，說道：「萬歲爺爺，不要聽他。那高閣老只是個臣子，來行刺，對他有什麼好？」又對馮保說：「馮兄，萬歲爺爺年幼，你當幹些好事，扶助萬歲爺爺。如何卻幹這等事！高鬍子是忠臣，受顧命的，誰不知道？那張蠻子奪他首相，才要殺人滅口。你我內官，又輪不著做首相，幹嗎死乞白賴替他出力？若做下此事，我輩內官必然遭禍，不知要死多少人。使不得呀，使不得。」

繼王振之後，到張居正的時代，帝國至少出現了曹吉祥、門達、汪直、李廣、劉瑾、錢寧等大太監，每一個都有其身手不凡之處，個個都有本事足以將滿朝文武百官折騰得死去活來、斯文掃地。

在大明帝國諸帝中，人們習慣上認為宣德算是一個不錯的皇帝。

此時此刻，張居正的尷尬難受可以想見，徐階於他有知遇提攜之大恩。但凡正派一點兒的中國人，都講究滴水之恩，則當湧泉相報。他不但沒有能夠報答徐階，反而間接令他大受磨難，這算怎麼說的？

如此防範，不可謂不嚴密了。

嘉靖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五四七年，張居正科舉中第被選為庶吉士之後，教習他們的人，正是剛剛來到翰林院不久的徐階。

追根溯源，這個環節是由朱元璋所鑄造的。

大明帝國創立以前，我國歷史上的歷朝歷代都曾經發生過宦官為禍的情形，嚴重時，甚至可以殺死或者更換皇帝。因此，朱元璋對此有著相當程度的警惕和戒備。他曾經多次表達過對宦官的輕蔑，認為這幫傢伙很多都是壞蛋，難得挑出幾個良善之輩。用來做耳目，則耳聾目瞎，用以為心腹，則為心腹之患。是故，他們只能從事挑水、掃地、奔走、傳達之類的工作。據說，在朱元璋制定的制度中，有一條針對宦官的規定，即禁止宦官讀書。掌管圖書典籍的宦官，只許具有識字而已的初級水平；具有一定文字能力的，只限於那些需要記錄皇帝詔令的宦官。並且，據說他還在皇宮中豎立過一塊鐵牌，上面書寫到：嚴禁宦官干預政事，預者斬。

東廠是對帝國臣民進行偵緝與刑獄的機構，與錦衣衛齊名，常常被並稱為「廠衛」。不同的是，東廠由宦官掌控，地點設在東安門北，可能也是為此，所以稱為「東」廠。在東廠中，大約是為了進行敬業精神的教育，所以懸掛岳武穆即岳飛畫像，並供奉有歷任首長的牌位，上面大書「百世流芳」四字。這個機構之所以可怕，是因為它只對皇帝負責，有權力對皇帝之外的任何人進行偵察，同時，其偵察結果可以沒有任何障礙地直達皇帝手中。其最高首長則必定是由皇帝最信任的宦官充任，一般稱之為「提督東廠」或「東廠提督」。按理說，有一個錦衣衛，已經差不多足夠皇家用了，朱棣何以還要再設立一個東廠？對此，至今沒有人能夠有效地解釋清楚。

當時，在內閣中，張居正資歷最淺，不但最後一個進入內閣，在名位上也是排在最後。但唯獨他一個人，完全不來禮賢下士那一套，總是莊重儼然地拿出宰相的派頭，很傲慢地對待朝中那些高級官員們，對任何人都不假以辭色。談論問題時，說話不多，但只要張口，便一定切中要害，極其到位。是故，人們對他「嚴憚之」——特別心存畏懼，超過了對其他所有的宰輔們。這時，張居正的年齡只有四十二歲。

而高拱所推薦的那位尚膳監出身、大約是有一手烹調絕技的原司禮監掌印太監，如今已經不知被發往何方高就去了。

誰知，馮保也是此中老手。他並不將此奏摺發返內閣，而是直接代皇帝擬旨，曰：「知道了，按老規矩辦。」這種漫不經心的回覆，習慣上表示的含義是不冷不熱、不軟不硬的不以為然。

那個莫名其妙、至今無人能夠弄明白的王大臣，則被人灌了一杯生漆酒，稀里糊塗地成了啞巴，並很快丟了腦袋。

高拱為皇帝草擬的批語是：「覽卿等所奏，甚於時政有裨，具見忠藎，俱依議行」——摺子已經看過了，對於時事政治很有幫助，完全可以看出上摺子的人忠心耿耿，都按照上面所說的辦吧。

同樣，並不需要很長時間，張居正和馮保也會知道，不管手中的權力有多大，他們都無法避開那反作用力的打擊。誠如人類歷史所一再顯示的，那些敢於踏破人類價值標準底線的人，一般都意味著走上了不歸之路。

第二天，即隆慶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宮中傳話出來：「有旨，召內閣、五府、六部眾皆至！」另一位顧命大臣高儀告病在家，張居正亦告病，幾經催促，張居正扶病而來。

我國古代，對此種做法有一個極貼切的形容詞彙，叫作「燒冷灶」。大凡已經步入帝國政壇或準備進入官場者，這是必須具備的一項基本功。雖然此種做法難以被看成是正派的，最後結局也鮮有善終者，不過，以此種功力一舉拿下高位的，在我國算得上史不絕書。其中，成就最高者當屬戰國後期，陽翟，即今日河南禹縣的珠寶商人呂不韋。與馮保同行的，則至少有宋徽宗時代的童貫和本朝稍後一點的魏忠賢。

在理論上講，內閣的票擬只是為皇帝發佈詔令起草的草稿，必須由皇帝用紅筆批示後，方才具和圖書有法定效力，下達執行。宣德皇帝則在正式開辦內書堂，教導宦官讀書學習的同時，將批紅的權力委託給了司禮監的秉筆太監，並形成制度，成為此後帝國政治的正常決策程序。由此，皇帝的權力在實踐層面上而不是在理論層面上轉到了太監手中。之所以會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與宣德皇帝的個性有關。

其百無聊賴之處，我們可以在今天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看出苗頭——那麼多才俊名士們，能夠如唐詩人宋詞人那樣，被人們而非專家普遍記住名字的，卻是一個也沒有。

朱元璋大約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這一旨在加強皇家權威的舉措，竟會演變成徹頭徹尾、完完全全地增強了宦官權威的結果。彷彿就像朱元璋成心如此設計一般。歷史老人喜歡捉弄人、特別是喜歡捉弄強人的品性，在此得到了完全的印證。

從張居正主政之後的情形看，這也是典型的張居正式思維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此二人何以會很長時間彼此欣賞，氣味相投了。

遂草草收場。

朕惟旌德報功，帝王大典。忠臣報國，臣子至情。爾振性資忠孝，度量弘深。昔皇曾祖時，特用內臣選拔，事我皇祖。教以詩書，玉成令器。眷愛既隆，勤誠彌篤。肆我皇考，以爾先帝所重，簡朕左右。朕自在春宮，至登大位，幾二十年；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護贊輔，克盡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實至。特茲敕賞，擢爾後官。詩云：『無德不報。』書曰：『謹終如始。』朕朝夕念勞，爾其體至意焉。（《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王振用事」）

綜合諸多史家的記載，我們大致可以得出一個印象：高拱能力極強，個性也極強；對皇帝忠心耿耿，為人直率而高傲；但似乎不是一個豁達大度、有容人之雅量的人。或者說，他肯定不是一個肚子裡能撐船的宰相。

高拱返回朝廷重當大任，是張居正謀劃的結果。當時，徐階離開後，張居正的處境很不舒服，原因是其他幾位內閣成員與張居正的關係並不融洽，有的人甚至很小看他。為此，張居正與一位當年在裕王府邸相友善的宦官聯手，說服隆慶皇帝，召回了高拱。這件事情發生在公元一五六九年，即隆慶三年冬天。

大明帝國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所有大一統帝國中，出現具有特異性格的皇帝最多的一個朝代。隆慶皇帝可以算是一位。

此人之道行可謂深矣。

我們找不到馮保在此之前得罪過高拱的記錄，這表明高拱不是因為個人原因，而是出於政治目的在刻意打壓馮保。馮保手中的權力已經很大，他的資歷、素養與能力越強，對內閣決策管理權限的破壞力就可能越大，高拱也就越要抑制他。如果不是因為隆慶皇帝的個性和對徐階、高拱、張居正的信賴，高拱大約很難做到這一點。但是，他做到了。只是手法過於粗暴，為後來的不祥結局埋下了伏筆。

畢竟，在許多年裡，他為太子的問題，傾注了不少心血，承擔過可怕的風險，也寄託了莫大的希望與理想。如今，他可能會相當失望。他顯然沒有注意到，這位特別好色的皇帝卻也有一個特別可愛之處——他放心放手地讓那些聰明能幹的大臣們去做事情，極少濫施權術與威風。

是故，此時的張居正潛心於國故典章的鑽研，默默關注著時勢政治，於喧囂浮華之中，自顯出其特立獨行。由此，進入了徐階的視野。

僅僅二十天之前，跪伏於先帝病榻之側、痛哭著接受託孤顧命的三位國家重臣，如今，一死一逐，只剩下張居正一人，再加上一個十分可疑的馮保。想起來，實令人百感交集，百味雜陳，不能不為帝國政治的詭譎與殘酷而扼腕嘆息。

這是一個沒有什麼職權的部門，卻是一個極其清貴的地方。當時，帝國中央已經形成了一個慣例——不是進士不能入翰林，不是翰林不能入內閣，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的禮部尚書、侍郎和吏部右侍郎則非翰林者不能擔任。從一個統計數字中可以看出其清貴，明朝的宰輔也就是內閣大學士共有一百七十餘人，出身翰林者佔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人們才會將庶吉士看成是「儲相」——後備宰相。

就此，高拱全線潰敗，直到六年後去世都沒能翻身。

邊上一位國家重臣看著不像話，也擔心無法收場，便厲聲喝道：「這廝端的無禮，連問官也敢攀扯，只該打死。馮公公，不必再問。」

嘉靖皇帝死時，按照慣例，由首輔負責起草老皇帝的遺詔。一般說來，這種遺詔是對過去的蓋棺論定，並由此生發出對未來的展望，極為重要，並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官樣文章。那些有作為的首輔，常常以此為契機，給國家帶來全新的氣象。

於是，「保由是疾拱」——馮保由此痛恨高拱。

這道敕文並不長，語言也不晦澀，故抄錄如下：

對於大明帝國來說，一個特別現實的好處就是：僅宣府即今日之宣化、大同、山西三鎮的軍費開支，每年就節省下來六十餘萬兩白銀。這個數字，幾乎達到了當時帝國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但同樣作為大學士，他的做法又很可以理解。原因是，作為帝國士大夫的代表，但凡正派一點的帝國官員，沒有人願意看到宦官們的權勢過大，帝國的歷史一再證明，舉凡此種情形出現，都意味著不小的災難。

這時，掌印太監的職位出缺。按道理說，應該由馮保依序遞升，誰知，大學士高拱偏偏向皇帝推薦了御用監太監接任司禮監掌印。

徐階在翰林院教習的庶吉士們，實際上可以被理解成為中央後備高級幹部博士後專修班學員。徐階兼具雙重角色，既是他們的導師，也是他們的校長。就是在此期間，徐階發現了張居正。

所謂創記錄云云，在高拱的《病榻遺言》「顧命紀事」一章中，是這樣評論的：「自古有國以來，未曾有宦官受顧命之事。」

此人天賦極高。難得的是，還兼具了政治才能與藝術天才。有論者認為，他在書、畫、詩、詞、文學方面的天分與造詣，當在藝術天才宋徽宗趙佶之上。除登極之初，其叔叔想倣傚其爺爺永樂皇帝朱棣給他找了點兒麻煩、後來被他裝進大甕活活烤死之外，他基本上是一個幸運的太平天子。於是，也就有了不少精美傳世的書畫作品、讓人讀不下去從而無從記憶的詩詞文章、爐火純青的宣德爐和「蟋蟀天子」的不朽名聲。

由於這個緣故，人們長時間無法知道，裕王究竟會不會成為未來的天子。史書稱「中外危疑」。

從嘉靖二十六年步入仕途，到嘉靖四十一年嚴嵩罷相，十五年間，除了一篇還算言之有物、卻基本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的奏章之外，在那劇烈慘重的政治搏殺中，基本看不到張居正的身影。包括於他有知遇、提攜之恩的徐階身處險惡的漩渦之中時，也看不到他伸出援手的表示。

正統皇帝曾經充滿深情地給王振寫過一道敕文，極有助於我們理解帝國皇帝與宦官之間的關係。從而，稍微運用一點聯想力，就能明白上述一切發生的機理。

他面帶慍色，緊抓住高拱的手，說：「我不回宮裡了。」

王大臣瞪著馮保：「是你指使的。你不知道嗎，卻來問我？」

高拱一不做二不休，第二次推薦了一位尚膳監太監來接掌司禮監。這次雖然破了規矩，但還不太離譜，因為這位負責皇帝飲食的太監有一手絕活，本來就很受皇帝喜愛。結果，此人順利接掌司禮監掌印。史書記載說，「保疾拱彌甚，乃與張居正深相結」——馮保無以復加地切齒痛恨高拱，這才與張居正深入結交。其含義當然是想報這一箭之仇。

萬曆元年正月十九日清晨，十歲的小皇帝在一群人簇擁之下前去早朝，出乾清門後，迎頭撞見一個鬼鬼祟祟、形跡可疑的無鬚男子，惶懼躲閃之下，遂被捕獲。審訊後，得知此人本名章龍，化名王大臣，從戚繼光處來。

「后妃大驚，太子聞之亦色變。」

馮保的機會，出現在隆慶皇帝重病彌留之際。時在隆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隨後，高拱遭遇了來自南、北兩京監察官員們排山倒海般的彈劾與抨擊，史稱：「言路論拱者無虛日。」這可能是高拱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的。最後，隆慶元年五月，大學士高拱以養病為由，辭職了。《明史》作者認為，高拱此次辭職是因為他倚仗皇帝舊臣身份，患得患失，在個人恩怨上反應過度所導致的。這種說法可能是有道理的。

平心靜氣地觀察，即便沒有這件事情，高拱和張居正這樣性格、意志、能力、抱負同樣強烈不凡的兩個政治強人能夠合作多久，也的確大可懷疑。

據說，有一位官居工部侍郎——相當於今日中央工程建設部副部長的高級官員，沒長鬍子。王振問他為什麼？他回答說：「老爺您都沒長鬍子，兒子輩的我當然不敢長。」史書上還記載了這位大太監私下裡將反對自己的官員剁碎後，棄置荒野的事跡；記載了相當於今天最高法院副院長的大理寺少卿，由於沒有當眾向他行禮，而被抓進監獄判處死刑的故事；記載了一位反對他的軍人，是如何被凌遲處死的經過。還有屬於運氣較好的一位，他是當時特別有名的大學者，官居國子監祭酒，就是帝國中央大學校長。王振認為此人對自己不恭，就找了個理由，用一個百斤大枷，把他枷鎖在帝國大學門前示眾，他的學生們哭號奔走，據說是驚動了太后，才終於在示眾三天後獲釋。

我們只要把時間這個參數向兩端拉長一點兒，就會明白無誤地看到，這種政治理性的缺失，使帝國與所有參與者個人，在這場政治遊戲中，必須承擔巨大的風險與成本。即使是那些在各個方面堪稱和-圖-書傑出的人，也沒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選擇。

馮保惱怒不已：「昨天你說是高閣老讓你來行刺，為何今日不說？」

問題是，以張居正的性情而論，人們肯定會認為，至少他不應該做這種事兒。然而事實上，他不但在做，而且做得相當周到嚴密。這種周到嚴密，肯定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這種深思熟慮，應該是出於格外強烈的政治抱負，也必定是建立在對帝國政治運作周密觀察的基礎之上的。

一時間，京城中人心洶湧，莫知所以。在家閉門思過的高拱又遭橫禍，令他痛不欲生，一度準備自殺，以保全家人。而他家中的親友、僕役人等，則捲走了一切可以裹挾的金銀細軟，作鳥獸散。

此時，馮保至少已經在兩個方面做了深厚的鋪墊。

東廠的最高首長馮保急忙派人將此消息通報張居正。張居正通過來人密囑馮保：「戚繼光手握重兵，處境極度敏感，千萬不要讓這個傢伙再胡亂指認。應該藉此機會對付高拱。」隨後，張居正票擬諭旨一道：「命馮保牽頭審問，追究主使之人。」於是，馮保來到東廠，親自審訊。據說，他關閉門窗，屏退左右，終於審出了一個此人與高拱家人合謀，前來刺殺皇帝的結論。隨即，張居正向皇帝正式奏請追究主使之人。馮保則派遣五名東廠警員星夜趕往河南新鄭縣，捉拿高拱家人。

高拱連忙勸解：「皇上不回宮可怎麼行？望皇上還宮為是。」

在個人處境上，他起用對徐階懷有怨恨的人來對付徐階。史書上說，只要能夠整治徐階，則無所不用其極。我們還記得：當初，百官感激並擁戴在位的徐階，曾經連珠炮一般地抨擊高拱；如今，徐階已經離職，地方官和有關部門的官員們為了給現任首輔高拱留下良好印象，則爭先恐後地想辦法修理徐階；監察部門的官員則紛紛上書揭發、彈劾徐階的罪惡。最後，終於將徐階的兒子全部判罪充軍，並「盡奪其田」——把徐階家的田產全部剝奪乾淨。這些記載可能略有一些誇大，但大體上說的應該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皇帝深深地嘆口氣：「唉，什麼事？還不是宮裡的事。」

——「前七子」方才凋零，便出來了「後七子」；

這時，事情突然發生了意外的轉機。

馮保不理，問：「是誰指使你來的？」

另外一個歷史因素也在時間中發酵，造就了一種相當普遍的傳統心理，那就是北宋覆滅之後，力主抗金並戰績輝煌的岳飛被冤殺，形成了一種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彈的情緒。人們習慣上不願也不敢把責任歸結到皇帝宋高宗身上，於是，秦檜便被指為罪魁禍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內奸，是標準的奸臣。在一定意義上，這並非沒有道理。以是之故，在大明帝國，每當出現或將要出現戰爭狀態時，人們就會特別容易由此生發出聯想，從而進入到一種普遍的激|情裡。這是為什麼天順皇帝復辟後，人們傳說被冤殺的于謙于少保，是岳飛岳少保轉世化身的重要原因。

他死後，又過了四年，張居正死後不久，以高拱的名義出版了一本充滿悲憤與激|情的回憶錄——《病榻遺言》。該書情節細緻入微，文辭極其富有感染力，從而，可能在打翻張居正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卻也由此被相當多的人們認為，其中許多情節，雖詳盡卻死無對證，且過於情緒化，不無令人疑惑之處。

張居正則幾乎完全置身於外，與那些熱熱鬧鬧的場面保持著距離，相當克制地做著自己的事情。從史家的論證中可知，張居正也曾經犯過青年人最容易犯的錯誤——不可救藥地喜愛上了文學。科舉中第之前，他曾經相當狂熱地以古來詩文大家自我期許，並為此著實下過一番苦功。結果，不但發現自己缺少此方面的天賦才氣，還耽誤了太多時間，以至於錯過了嘉靖二十年的全國會試，並在嘉靖二十三年的會試中名落孫山。也有史家認為，張居正之所以沒有參加嘉靖二十年的會試，是因為年齡只有十七歲，太小的緣故。姑且存疑。

張居正「此兄養邃而識精，弟心所師資者，第其性太簡，不奈與人群」——張兄居正學養深邃、識見精湛，我在內心深處是把他當老師看的。只是他性格太傲，不屑與人周旋，很不合群。說這話的人名叫耿定向，是當時很有名的一個官僚型學者。張居正死後，此人以偽善聞名，與李贄二人間相互猛烈抨擊，後來官居禮部尚書。他與張居正的關係，應該屬於那種既是深受倚重的下屬，又是相當親密的同志與戰友。他對張居正的評論，可能與當時絕大多數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當張居正將高拱打翻在地、「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時，在整個帝國出現的反響是：「中外想望丰采」——朝野內外的人們普遍地景仰他，對他的丰采心馳神往。

高拱由此躲過一劫，得以善終。

我國令閹割後失去男性性能力的人在宮廷中做僕役的歷史，十分悠久，可能在春秋時代以前很久就開始了。對這種人的稱呼極多，包括了統稱、尊稱和蔑稱。宦官是最一般的統稱，其他如：奄人、奄寺、奄宦、奄豎、閹人、閹宦、閹豎、寺者、寺人、宦寺、宦者、宦人、宦豎、中侍、中官、中貴、中豎、內官、內臣、內侍、內監、內豎、貂璫、豎璫、貂豎、豎貂、大璫、小璫等等，看到這些詞彙，全部都可以將其理解為是宦官。我們知道，「豎」這個字眼，在古代用在人身上時，帶有一種極度蔑視的成分。其含義已經超過了今天「那小子」、「那傢伙」、「那東西」之類，具有罵人「不是個東西」、「不是個玩意兒」的味道，不屑與不齒的意思很重。

由此，在帝國內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種相當難以化解的剛性思維模式：只有採用強硬手段的主張，才能夠獲得廣泛的同情與支持，並被認為是忠誠與正派的；而希望通過互惠互利來緩和緊張局勢的想法，哪怕這種想法純粹是策略性的，都特別容易被指斥為心術不正或者居心叵測，並使持有這種主張的人常常面臨著凶險的後果。他們時常需要冒的風險，就是被指斥為秦檜的同志。由此，在帝國官場已經形成一種無藥可救的歷史後遺症，導致眾多的官員不願擔負責任，哪怕錯失良機。我們在大明帝國的許多高級別論爭中，時常能夠看到這種情形，用現代心理治療技術判斷，明顯表現出心理變態和智商指數偏低的症狀。其最後結果，則是「華夷交困，兵連禍結」。（《明經世文編》卷三一七，王崇古《確議封貢事宜疏》）

嘉靖一朝四十五年間，少見宦官為禍。可能與嘉靖皇帝在外省長大、並對宦官心存戒備有關。其朝局情形已經說了太多，不再囉唆。

我們的宣德皇帝對鬥蟋蟀的喜愛程度，堪稱獨步古今。

此後，出現了一個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局面：高拱與徐階之間發生衝突，漸趨激烈，終至決裂為勢不兩立。

皇帝恨恨地：「有人欺負我。」

另一方面，在外廷，他與內閣次輔張居正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大明帝國宦官的令人畏懼之處，大體上發生在兩個部門：一個是誕生在公元一四二〇年，即永樂十八年八月的東廠；一個是創制於洪武年間，但在宣德年間脫穎而出的司禮監。後來二者合流，變得威力巨大無比。

此時，皇帝身邊另外一個職位不低的大太監也勸告他，此事斷不可為。由此，馮保方才悻悻收手。

在此之前，徐階是吏部侍郎，即主管全國幹部人事工作的第二把手。當時，連續幾任吏部尚書都很看重徐階，所以，「階數署部事」，很多時候都是徐階在代理主持工作。後來來了一位自我感覺極好的尚書，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說了算。於是，徐階就躲開了，來兼翰林院學士，不久，成為翰林院掌院學士。

隆慶元年，即公元一五六七年，馮保晉陞為秉筆兼提督東廠太監，成為司禮監的第二把手。這使他在帝國官場中的地位，與張居正在內閣中的地位已經差相彷彿。

高拱比張居正早六年科舉中第，那一年，即嘉靖二十年，就是張居正沒有參加會試的那一年。此後，高拱也被選為庶吉士，畢業後，授官翰林院編修。高拱後來的迅速晉陞，有兩個重要原因：一個與他在裕王府給裕王當了九年老師有關，另外一個並非不重要的原因，則與徐階的推重有關。

於是，在帝國史冊上，便記載了許多這位王振的事跡。

然而，當朱元璋制定出力圖將大權獨攬到皇家，從而確保朱家天下萬世一統的政治制度時，其交互作用的結果，卻使大明帝國變成我國歷史上，宦官為害國家最為慘烈、最為深重的一個時代。

但是，誠如我們在前面看到的那樣，嚴嵩勢焰最盛時，深切忌諱著徐階，致使那些與徐階相友善的人們，鬼鬼祟祟，不敢與徐階相交往。值此之時，唯有張居正，始終以相當磊落的方式與徐階往還，導致深知徐階推重張居正的老嚴嵩，都十分欣賞器重這個年輕人。

當時，高拱主持了一件事情，特別有意思。其風格與後來張居正的行事幾乎一模一樣，以至於被人認為此事是張居正操辦的。

隨後，在三位帝國重臣參與的公開審理中，馮保則遭遇了更大的尷尬。當時，大約是殺威棒的意思，按照帝國慣例，審案前，先打了那廝十五大板。結果，被打的嫌疑人「哇哇」大叫著質問馮保：「不是說要給我官做，永享富貴嗎？如何上來便打？」

況鍾是進入了我國民間傳奇的一位清官。此公擔任蘇州知府時，曾經接到過皇帝的一份手書密令，命他協助專程前往江南採辦蟋蟀的宦官，弄牠一千隻上好的回來。皇帝相當鬱悶地告訴蘇州知府，以往弄來的數量hetubook.com.com少，「又多有細小不堪的」。結果，江南蟋蟀價格狂漲，達到了十幾兩黃金一隻，約合幾百兩白銀、幾萬元人民幣。以至於帝國軍隊中盛傳，某某人捕獻蟋蟀，可以得到和殺敵立功同樣的官職提升云云。

大明帝國的宦官組織極其龐大，號稱有二十四衙門。而在這些衙門之下，還有遍佈首都與全國、很難統計清楚的分支機構和外派機構。據說，到清朝的康熙時代，皇宮中還有明代遺留下來的宦官在執役。所以，康熙皇帝曾經告訴他的大學士們：「關於明代的知識，你們都是在故紙堆裡得到的，而我是在萬曆時代的太監嘴裡知道的。那時，有宮女九千人，宦官十萬人。」司禮監就是這些宦官組織的最高領導機關。（余金《熙朝新語》卷四，轉引自丁易《明代特務政治》十九頁）

《明史》中記載：「始階甚親拱，引入直。拱驟貴，負氣頗忤階。」從當時情勢和史料記載中判斷，高拱自視極高，而且，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又病死，裕王承繼大位已成定局，他很可能認為徐階是在拍自己的馬屁，為將來預留地步，於是並不領徐階的情。這樣，他才會在「驟貴」——突然發跡之後，經常賭氣般地和徐階對著幹。

結果，值隆慶皇帝龍馭賓天、萬曆皇帝萬象更新之際，得分最多的人，倒成了一個太監。據說，當時就有朝臣認為，皇帝對後事的安排，特別是對馮保的倚重，是這位太監矯詔即篡改皇帝遺囑所致。後世史家也有持此種看法的。

由於這個緣故，他的孫子，即裕王的兒子——後來的萬曆皇帝出生後，有一位當時頗受寵信的宮中女官祝賀他喜得皇孫，沒想到，他竟勃然暴怒，立即將這位女官趕出宮去。就這樣，萬曆皇帝長到快四歲了，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名字。因為明代皇家規定，皇室子孫的名字必須由皇帝賜給。

徐階之所以如此決意求去，可能和兩個因素有關：其一是隆慶皇帝不可救藥的好色，其二是他栽培起來的接班人張居正，讓他可以放心地離去。

終於，這把火燒到了張居正的身上。

而在此時此刻，張居正已經與大太監馮保達成深刻默契。從而，掀開了帝國歷史上極為奇異的新篇章。

張居正與徐階的做派完全不同。

——唐宋派方興未艾，復古派大旗已高高舉起；

事實上，或許正是高拱自己相當情緒化的個性，才一再化友為敵，使馮保有機會建立起了強大的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一旦形成，幾乎就注定了高拱的政治潰敗只是時間問題而已。自己犯錯誤，自然給了別人犯更嚴重錯誤的理由與機會。帝國政治制度本身的非理性化，注定了這一切的無可避免。

假如事情能夠到此為止，那麼，張居正和馮保二人可能還不至於受到後來那樣普遍的憎惡。可惜，他們搭乘的是一輛真正的瘋狂過山車，完全沒有什麼人性化設計，只有純粹嗜血的利害算計或能量耗盡，才能制止住它那可怕的慣性——

很快，這種情形就顯示出了它應該顯示的後果：人們深切領會了內閣首席大學士與司禮監掌印兼東廠提督太監聯起手來的威力。從此，大凡路過河南新鄭縣高拱家鄉的帝國官員們，很少有人敢於直行。他們寧願繞一個大彎，以避開那個不祥的名字。

於是，在老皇帝賓天的半個月，新皇帝登基的六月初十日當天，高拱給十歲的小皇帝上了一份題目為《特陳緊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的摺子。

張居正又一次露面，已經是嘉靖三十九年。返回京師的張居正，出任國子監司業，開始成為國子監祭酒高拱的助手與同事。

張居正真正走上歷史前台，應該是在嘉靖與隆慶相交之際，也就是嘉靖四十五年年底與隆慶元年年初，即公元一五六七年之初。

關於這次事件，可以見諸幾乎所有涉及此階段歷史的史籍之中，有多種版本，且撲朔迷離之處甚多。取其眾口一詞，其大體經過是：

因此，他與皇帝身邊的宦官相謀請回高拱，只是牛刀小試。當他與政治能量大得多的大太監馮保相結交時，便注定了他與高拱之間的決裂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在這個問題上，張居正對帝國政治機制的認識、深謀遠慮的佈置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決心，都是高拱所遠遠不及的。

一時間，在二人的默契配合下，帝國原本晦暗不堪的地平線上，彷彿展現出一派誘人的霞光曙色。

為此，帝國官場大嘩，立即分成兩派。相當多的人認為，萬萬不可接納這個敵人的子孫。更有正義凜然者堅定呼籲，終於有了報仇雪恥的機會，主張按照帝國舊制殺之，或者將其安置於遠離草原的海濱之地，或者發配為奴。以此報復並打擊俺答的囂張氣焰，至少在心理和士氣上獲得滿足。

在他當皇帝的六年中，可能是中國陶瓷業、書畫印刷業等製作春宮色情產品最為鼎盛的時期。沈德符在他著名的《萬曆野獲編》中，記載了這位皇帝對於具有高度寫實春宮畫面的杯盤碗盞的愛好。江南地區一度發生的「拉郎配」搶婚風潮，就發生在此君當政期間。他的宮闈故事也相當可觀。因此，煌煌官修正史《明史》，在談到徐階辭職時，才會使用特別委婉曖昧的語言方式，曰：「階所持諍，多宮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側目。會帝幸南海子，階諫，不從。方乞休，帝意亦漸移，許之。」表明徐階辭職，確實與皇帝的私生活有大關係。徐階可能是老了，見不得皇帝荒唐。

御用監在十二監中的地位並不高，主要負責御前圍屏、床榻諸木器和紫檀、象牙、烏木、螺甸等玩器的造辦。這一舉薦相當失策，頗有點扶粗使丫頭為正室夫人的意思。其不符合宮中常例也有違情理之處在於，按照宮廷規矩，御用監太監不能接掌司禮監。而且，更糟糕的是，假如這位粗使丫頭國色天香聰明伶俐倒也罷了，偏這位御用監太監是個文化程度很低的人，很有可能接近文盲的水平。而司禮監卻是每天都要和國家典章制度、來自全國官員們的文書報告打交道的。

在大殿前的台階上，高拱對並肩而行的張居正說：「今天這事兒，肯定是因為監察官們彈劾馮保，才召大家來的。我必定會據理力爭，也會惹惱皇帝，你正好可以留下。我走後就天下太平了。」

而徐階大約也確實有預留餘地的意思在，因此，對高拱很器重並親近。但他似乎沒有洞察到高拱的心思，因此在處理事務時，顯然沒有過多考慮高拱的情緒。當時，高拱把自己的家搬到了內閣值班室附近，時不時地在值班時，偷偷溜回家，並且有時還把宮裡的器具帶出去使用。為此，遭到一位言官的彈劾。這位言官可能有拍徐階馬屁的意思，偏偏又是徐階的同鄉，高拱便認為是徐階指使的，於是，「大憾之」——痛恨徐階。公元一五六六年，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嘉靖皇帝病死，裕王即位。沒幾天，轉過年去，就進入了新皇帝的年號——隆慶元年。在此期間發生了一件事情，導致了高拱對徐階的徹底痛恨，並為此後與張居正的決裂埋下了伏筆。

結果，徐階走後，反倒是隆慶皇帝的這個特點，成全了後來回到朝廷的高拱和張居正，使他先後任用的這三位主要宰輔大臣，都可以放手作為，成為了中國歷史上不同凡響的名臣。也使短短六年的隆慶一朝，在明代歷史上成為頗有建樹的一個時期，在史家們口中享有不錯的名聲。

此時，嘉靖皇帝的另外一個兒子景王，更受皇帝喜愛，並且沒有按照皇家制度到他自己的封地去，長期留在首都，具有明顯的爭奪繼承權的意思。在此期間，高拱一直盡心盡力地輔導裕王讀書，裕王相當尊重他，曾經手書「懷賢忠貞」四字賜給他。

張居正為人行事中的這種孤高冷峭，給人的印象相當深刻。

從帝國制度的角度看，高拱的做法顯然是不妥當的。作為大學士，他沒有理由破壞帝國規制，將更有資格、能力更強的馮保愣擠到一邊去。這種強橫的做法不可能不招人討厭，不可能不帶來乖戾之氣，不可能不毒化政治空氣。

這位當年顯得特別循規蹈矩的裕王，也不知道他到底受了什麼壓抑或刺|激，做了皇帝之後，變成了一隻真正的色中餓鬼。以至於在時人的記錄中，關於這位皇帝的情|色歷史，可以稱得上蔚為大觀。

此時，徐階尚在朝中，張居正也已經進入內閣。沒有證據表明他們反對高拱的做法。在理論上講，他們應該是支持高拱的。因為這符合他們的理念與利益。直到徐階離去，張居正又受到高拱頗為輕率的傷害。

既然如此，皇帝的權威和他的權威當然不應該有太大的區別，或者說，這種權力的轉移與合二為一，已經沒有任何不可理解之處。

在政治上，只要是徐階當年贊成的，如今他就反對；只要是徐階當年反對的，如今他就贊成。他在隆慶皇帝面前，用一種有欠磊落與良知的方式，將徐階當年清理嘉靖朝弊政、從而深受朝野歡迎的措施，說成是對先帝的誹謗與居心不良，試圖挑起皇帝對徐階的不滿與怨恨。

朱元璋心思細密，考慮重大問題時，常常繞殿徘徊，正思逆想，反覆斟酌。當他自以為一切安排都完美妥貼、天衣無縫時，偏偏就忘記了自己那些子孫們，不會都是像他一樣的工作狂。他們是要在深宮膏粱中出生、在滿身脂粉香氣的女人懷裡和不男不女的宦官堆兒裡長大的。於是，在後來的世代裡，朱元璋的如意算盤大都演變得面目全非。其中，以宦官的作用，在制度與實際運作中變化最為巨大。

四天後，馮保將此奏疏發回內閣票擬。

果然，這位既無姿色又無眼色的粗使丫頭，不久便惹翻了好脾氣的隆慶皇帝，https://m.hetubook.com.com很快便被罷而去。

改善北部、西北部邊疆與蒙古部落間的關係，是此二人的一個大手筆傑作。

這是一篇用心深沉的奏摺，表面上看起來，這篇奏摺完全是按照帝國政治制度理論上的規定，輔導小皇帝如何處理朝政。因此，甚至對帝國政事處理的整個流程細節，都交待得細緻入微。實際上，其中隱含著的重大玄機，是要按照帝國政治傳統中太監必須「按票擬批紅」的理論規制，將馮保手中的批紅大權，在實踐層面上剝奪掉，變成真正按照內閣票擬批行的程式，由此使決定大政的權力回歸到內閣來。

王大臣答道：「是你教我說的，我哪裡認識什麼高閣老？」

高拱當然知道，十歲的小皇帝不可能讀懂這篇東西的微言大義。但他只要皇帝按照慣例將此奏疏發回內閣即可。屆時，他就會步步為營地安排下一步的攻勢。

沒想到，這件盛事卻把高拱和另外一位內閣大學士惹惱了。原因是，此時的徐階「傾心委居正」——全心全意地依靠張居正，他是和張居正商量著起草的這份重要文件，高拱和另外一位大學士連邊都沒有能夠沾上。是故，二人大為光火，以至於那另一位大學士提出：「徐階誹謗先帝，應該斬首。」這顯然是一種意氣用事的情緒發洩，透出一股陰暗的小家子氣。

中後期的嘉靖皇帝，極度相信道教師父的話。當時，為了長壽，一個道士警告嘉靖皇帝：兩龍不相見。結果，這位皇帝便長時間地不見自己的兩個兒子，同時，也在很長時間內不立太子。因為兩個兒子中必定有一個是未來的「龍」，立了太子會使兩龍相見，會令他聯想到自己的死，聯想到這個太子有一天會取代自己。對死的恐懼，甚至令他極度厭惡別人談到皇家子孫的生，因為這同樣會使他聯想到有生必有死。

——你們哥幾個管自己叫「三傑」，我們兄弟們就是「四俊」。

翰林院是在唐代開始設置的，最初的功能，是為皇宮內部提供各種藝術、技藝表現與表演的部門。宋朝的翰林院下設天文、書藝、圖畫、醫官四局，其最高首長叫翰林院勾當官，搞得就連御廚茶酒也稱翰林。而所謂翰林學士，則是由具有優秀文學才能的朝臣充任，其工作的部門在唐代叫學士院，在宋代叫翰林學士院，元代則稱之為翰林兼國史院。到了明代，才開始將修史、著作、圖書等事務歸於翰林院，正式成為外朝官署，「備天子顧問」是其重要職能之一。其最高首長就是掌院學士，一般由正三品以上的大臣充任。

據說，馮保時常焚香沐浴之後，彈奏古琴，水平相當高，且很有儒者風度。他屬於那種一眼看上去知書達禮、頗有文化素養的宦官，琴棋書畫都能來，詩詞文章也不錯。由於學識涵養在宦官們當中確屬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因此，嘉靖年間就已經做到了司禮監秉筆太監的位置。

——「十才子」的自我感覺剛剛漸入佳境，「八才子」又意氣昂揚地迎面而來；

司禮監則是在朱元璋時代設置的。當時，其職能就如其名稱一樣，是負責皇宮內禮儀事務的。後來，在宣德皇帝時代，與內閣制度大體成型的同時，司禮監也同樣脫穎而出，變成了一個與內閣表裡相應的重要機構。

高拱儘管對此深惡痛絕，但他確實已經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了。就以皇帝的遺詔為例，本來，理所當然是應該由帝國首輔高拱來主持，結果，卻由次輔張居正代勞了。原因是，眼下皇帝還沒有死，高拱哪裡可能寫一份這樣的東西給皇帝？於是，在張居正的指導點撥下，馮保也不知是怎麼攛掇的皇后、皇貴妃，竟然能夠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皇帝，基本上按照馮保和張居正指示的方向，對後事作了安排。高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怒火萬丈，卻又全然無從發洩。

高拱與張居正則力排眾議，明確支持邊境地區那位聰明的地方長官王崇古，他們一致說服隆慶皇帝，並下令嚴厲處分了幾個重要的反對者。然後，授予俺答的孫子指揮使職位，並盡力優待之。

大明帝國開國以後，一個揮之不去的噩夢，就是與蒙古各部落之間的關係，一直纏繞了帝國將近兩百年。正統年間發生的「土木堡之變」，帝國皇帝被俘、南宮復辟和于謙被殺等一系列大事件都是由此導致的。兵鋒直薄帝國首都的「庚戌之變」，就是由蒙古部落首領俺達導演的作品。而帝國首輔夏言被殺，也與蒙古部族干係甚重。到隆慶年間，由俺答率領的剽悍的蒙古族騎兵，已經使帝國在幾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精疲力竭。

太監這個詞在遼代最早出現時，是一種官職稱謂，為宦官管理機構太府監的最高長官。元帝國因襲之。到了大明帝國，宦官機構大幅度增加，於是，二十四衙門中的十二監便全部設立了掌印太監這個官職，為各監之最高首長，正四品；其他四司首長為司正，正五品；八局各設大使一人，也是正五品。從此，人們就用最高一級的官職名稱，來通稱宦官。拍馬屁的味道很重。因為，絕大多數宦官可能一輩子都當不上太監。

無奈，眾多史料包括高拱自己撰寫的《病榻遺言》中，都全文照錄了皇帝的兩份遺囑。而且，從當時的情形和各種記載中判斷，遺囑是在隆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這一天，由皇帝身邊的太監——馮保，當著神志清醒的皇帝的面，宣讀給皇后、皇貴妃、皇太子與三位顧命大臣的。第二天，皇帝死去。就此，三位內閣大學士全部成了顧命大臣，馮保則不但成了顧命之臣，還掌司禮監兼提督東廠。就此，這位太監創了一項中國記錄，並掌握了令人畏懼的巨大權力。

自娛自樂，相當熱鬧。

前面，我們已經知道，內閣發展起來的奧秘在於其票擬權。現在，我們則需知道，司禮監發展起來的奧秘與此密切相關，這就是屬於皇帝的批紅權。

事實上，在此之前，我們已經知道，張居正表面為人孤傲冷峭，但他實際上所作的一些事情，與他所給人的外在印象有著相當大的差距。我們也許可以將這種差距，理解成他早就在為未來的政治鬥爭積蓄力量。

歷經三朝，冷眼旁觀了嘉靖、隆慶時代無數官場直取性命之傾軋的馮保，如今臨到自家頭上，也慌了手腳。據說，他派往張居正府上密議的徐爵，和張居正派去給他面授機宜的姚曠二人，違背皇家制度，連夜開東華門者，三番五次。遂定計，由馮保去面見皇后、貴妃和皇帝，揭發高拱的不臣之心。因為，高拱在隆慶皇帝去世時，曾經在內閣痛哭著說過一句話，曰：「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馮保對皇家三位主要人物匯報時說：「高拱指斥太子為十歲孩子，如何做人主？」並且，可能還談到了高拱意圖擁戴一位成年藩王入繼大統之類很難考證的話。

應該說，張居正抓住了大明帝國政治體制中最關鍵也最脆弱的那個環節。

這是一個很鬧騰很無聊的事件，然而，唯其如此，它似乎才更加應該喚起人們的關注，喚起人們對於帝國政治的永久懷疑。

我們已經知道，在永樂皇帝朱棣手裡，發生了中國歷史上極其著名的「誅十族」和「瓜蔓抄」故事。知道了這些，再看看那些熱烈讚頌這位皇帝雄才大略的歷史著作，我們才會明白什麼叫心理變態。同時也就會明白，東廠這樣一個機構，孕育在他做皇帝的永樂年間，該是多麼的恰如其分。

國子監是帝國最高教育管理機構和帝國最高學府。祭酒是其最高首長，可以理解成相當於今天的中央最高加唯一國立大學校長；司業則相當於常務副校長，負責以儒學為主的教學事務。從史書記載上看，高拱與張居正志同道合，兩人相處得相當好，以至於彼此「相期以相業」。就是說，兩個雄心勃勃的傢伙，已經在以有朝一日攜手擔當宰相來互相期許了。

高拱在他那本雖然火氣很大，卻也相當有名的遺著《病榻遺言》中，曾經對此做過相當細緻的描述。高拱說：張居正與馮保拜為兄弟，逢迎諂媚無所不至。馮保有一個心腹僕人名叫徐爵，沒有一天不到張居正家中去。只要是他想要的，張居正一定會盡力幫助他促成，使這傢伙特別感激張居正，不遺餘力地為他與主人馮保奔走。三個人像合穿了一條褲子般，變成了一個人。於是，一有什麼事，張居正就捏估出一個東西，由徐爵交給馮保，馮保再在宮中以皇帝的名義批出來，張居正則袖手旁觀，假裝不知內情。高拱說：「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

值此充滿變數的時刻，在擬定嘉靖皇帝遺詔前後，張居正和前兩年的高拱一樣，在徐階的栽培下，飛快地晉陞。從侍講學士領院事，到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再到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成為內閣成員，最後，到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榮銜。從正五品，即相當於今日司局級的學士，晉級到從一品的副宰相，此人只用了僅僅一年左右的時間。這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優美的三級跳了，根本就是在六七級之間身輕如燕地飛身而過。更其厲害的是，如此神速之晉陞，並未引起朝野內外、官場上下明顯之惡感。其內外雙修之功力，由此可見一斑。

於是，馮保讓開大路，佔領兩廂，把自己對皇家的滿腔忠愛傾注到了皇后、貴妃和皇帝的繼承人身上。

高拱：「何人膽敢無禮？有祖宗重法在。請皇上告訴臣，臣依法治他。」

張居正在裕王府邸三年，「王甚賢之」，裕王特別欣賞看重他。此時，還有一個相當意味深長的細節，「邸中中官亦無不善居正者」，王府中的宦官們沒有不喜歡張居正的。這個情節極其耐人尋味，似乎預示了他今後一生的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