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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並不奇怪。大凡人心政治認同的變化，總不在一朝一夕。主權可以更換，旗幟可以改變，但絕大多數香港人心目中的「中國」涵義、對現中國政府在內地在香港的行為認同、對中國共產黨的過去和現狀的整體看法，卻只能隨著中國本身的變化和中國共產黨的行為演變而緩慢轉移，此所謂「觀其行」是也。英國人一走，馬上變得徹底愛國愛黨如愛考妣者，到底是少數。特區政府領導層對這方面的估計有錯誤，作為政治政策重要依據的某些資料及其解讀也經不起推敲。我舉一個事例。

這些不是什麼「不足」，而是由根本的政治路線錯誤引出的。我敢武斷地說，這種錯誤的源頭不在香港而在中央，並且和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每一次犯的重大錯誤，性質上如出一轍，就是極左。很多人批評董先生，要他替香港的政治困局負責，是不公道的，他只是很忠實地執行或者很準確地揣摩北京對香港的政治路線而已；換轉北京想香港民主自由多一點，董先生一定樂於照辦。我的判斷對不對，看下一任特首推行的政治路線會否不同、怎樣不同，便會分曉。這樣的一條極左錯誤路線，不僅傷害了特區政府、香港人民，還特別嚴重地傷害了香港正統左派https://www.hetubook.com.com的政治和實際利益。我在下文詳論這些重大問題。

對這個簡單的質疑，這位學者未及回應，董先生就已經對問卷調查結果及其正面解讀照單全收，並多次在談話中引用；其後，政府大幅增撥資源、密集地做各種類似或有關的問卷調查，最終竟引致「廿三條」立法過程中對民眾接受程度估計嚴重偏高。

果然，之後不久，傳媒的朋友們開始感到變化，不少人向我反映，各報社論很多時是有關方面喂的料；還據說，接收政府消息，不同的報紙有不同的待遇，「賞罰分明」。一些同事辯稱西方民主社會也常常如此，但我認為這不應該是一個號稱全民政府之下發生的事；就算不是策略，給人這種印象也不好。峰迴路轉，隨後發生的，就是去年的「名嘴封咪」。

一廂情願錯誤測度解讀港人九十年代以來「愛國愛港（黨）」程度的變化，忤逆民心意圖收緊社會上和政府內部的寬鬆言論尺度以符低度民主體制穩定需要，是特區政府政治失誤的兩大內因。

大概是〇二年春天罷，在中環香港會所舉行的一個民主基金會午餐研討會上，當時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坐在我旁邊。她當然知道我和《信報和-圖-書》的關係，劈頭一句跟我說：「《信報》立場頑固如一，想必是林家揭錯了皇曆？」我對眼下這位前港英高官不無敬意，和氣地解釋：「葉太，我想不是的；只不過是他們看待共產專制主義的態度在回歸前後始終如一而已。」

體制不民主，政府政策自然朝某一少數政治派別或利益集團上傾斜，受壓抑或受損的大多數惟有利用言論自由來表達不滿，政府和少數政治派別或利益集團縱或一再贏了個別政策，卻輸了多數民心。怎麼辦呢？一個辦法就是加速民主化；另一個反其道而行，就是削弱言論自由。二者都可以達到某種不同的平衡。大多數民眾會要求前者；非民主政府的心態傾向選擇後者。〇二年，我在政府高層一再聽到一個訊息說，特區政府政策碰壁、管治困難的主因，是政府沒有輿論陣地，因此如果要改善處境，必先從取得輿論陣地著手。我於是知道山雨欲來。

然而，削足適履，削弱言論自由以適應低度民主，是不明智的；用共產黨的術語說，就是「反動」，「反」歷史前進方向而「動」。此外，在政府內部和各重要公共機構和諮詢委員會裏，也有類似跡象；比較有力敢言的人相繼調職、革職、辭職。於是，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https://m.hetubook.com.com，「友我」傳媒的數目日多，言論日漸馴化，政府內部聲音也日漸齊一，特區政府政治政策卻一個一個觸礁，民意強力反彈，最終勞駕中央出手。

政府政策推銷得不好，還有第二個原因。社會人士的一般學識過去二十年提高很快，高等院校和大學倍增，香港多了一批有識之士，但同期間公務員特別是政務官的學歷和現代專業知識水平卻提高很慢、甚或依然故我，政策答辯場合中怎能應付裕如？水漲船不高，要沉的。（一位搞教育的高官回大學研究院修讀教育學學位，既說明問題，亦指出一個解決問題的正途。）第三個原因當然是政府自已理屈而辭窮了，特別是在推動一些忤逆民意的政策或立法之時。

特區政府政治方面的失敗，和經濟政策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這方面的原因比較複雜，有來自北京的外因，也有屬於特區政府自己的內因；特區政府的錯誤是次，北京的錯誤是主，因為影響太強勁了。內外兩害交加在香港的錯綜複雜政治環境上，香港不受重傷幾稀。讓我選一個有趣的切入點，先談內因。

〇二年初，一位學者發表並向政府提交了一個有關港人身份認同變化的問卷調查報告，指出九十年代初以來，香港人認和_圖_書為自己是「中國人」的百分比大幅上升，從而推論一般香港人的民族主義觀念在回歸前後有普遍、顯著而正面的改變、加強。當時董先生和劉兆佳都對這個問卷調查十分重視；我卻私下對這位學者說，問卷結果很有趣，但可以有不同解讀。我指出，九〇年以來，有幾十萬人因「九七」因素移居海外，而同期間有數目相若的大陸移民定居香港；有理由假設前者在這類問卷調查中認為自已是「中國人」的百分比較低而後者則較高，然則就算其餘大部分香港人身份認同絲毫未因回歸而變，也可得出相似的問卷調查結果。我說，我不知道我提的另外解讀對不對，但嚴格的思維要求，在作出他那種正面解讀之前，起碼得證明其他合乎邏輯的解讀是錯的。

政府想強化自已的聲音，前已有之，就是鼓勵各局長多接受訪問、多在報上發表文章，那是正路，但〇三年「七一」之後，我覺得很多跡象顯示它決定要削弱言論自由以適應低度民主。社會上眾多「親政府人士」不斷強烈發表有關言論自由尺度的觀點，而他們的要求後來又竟然陸續實現，可說是旁證。

研究問題不夠嚴格，或者是「結論行頭、前提搭夠」、結論指導推理，等等，都可以引發很多意想不到的壞後果，絕對馬虎不得。ｗｗw•ｈｅｔｕbｏoｋ•ｃｏｍ•cｏm學術本應有助得出正確政策，但學者和用家引喻失義，卻反而成為特區政府政治政策錯誤的內因之一。

內因之二是什麼呢？踏入九十年代，香港的政治環境演化出一個很大的矛盾，即言論上的高度自由和政制上的低度民主。大家都知道，民主和自由是孿生兄弟，發展程度相若，二者才能取得動態平衡。香港的情況，就是不平衡。

其實政府的言論非無「陣地」（如果一定要用這種戰鬥性話語的話），只不過沒有很大市場罷了。每次政府有重要消息宣布，試問有哪一份報紙、哪一個電台不洗耳恭聽，然後大幅報導並引各界評論、市民意見、政府答問、補充？只可惜政府的政策常有很多漏洞甚或「死穴」，論據或是蒼白無力，或是偏頗不全，讓有份量的評論家（有時只是一些販夫走卒）一駁就倒。本身實力不足，是一個原因。

我進政府之前，一位認識比我多的朋友告訴我，政府內部的政策分析文章，寫的人也許很有經驗，但技術方法嚴格程度大抵比不上像樣一點的碩士生，立論有時更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我當時半信半疑，後來看多了才知道大體屬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