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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桴記: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

作者: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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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政治導向和特區政治失誤(2005.06.15)

三:北京政治導向和特區政治失誤(2005.06.15)

不是董先生不賣力,而是北京把題目出得太難了。北大人只管板起臉使勁地吹香港的政治冷風,董先生生性特有的那種親和力、上海人特有的那種「海派」作風,完全發揮不出來,一遇到北京認為與之有關的政治議題就呆若木雞,香港人於是把帽子愈按愈緊。很奇怪,這個結果幾乎所有香港人都可以預估到,唯獨中央似無知無覺。說領導人都聰明能幹,看來未必事事盡然;香港這本書「一字咁淺」,他們卻愈看愈難,如臨大敵。
儘管如此,如果北京處理香港問題得當,回歸之後還是可以部分化解這個矛盾、技術上把它處理好而不至有失控危險。關鍵是北京動不動就認為大部分香港人意識上還拒絕回歸,於是要施加緊箍咒,並且把上述大部分港人與中央的矛盾定性為愛國者和不愛國、反愛國以至賣國者之間的敵我矛盾。
應該指出,中共對愛國的正面定義一向都寬鬆,你在人民公社把豬養好,就已經是愛國;或者今天你回內地投資消費,也hetubook•com•com是愛國,十分通情達理。可是,對什麼是不愛國或者反愛國、賣國,則態度嚴苛、嚴酷。在內地,沒有反共、恐共、拒共的愛國者,愛國等同愛今天的黨、服從今天的黨領導;對待不按規矩愛國的人,必須進行鬥爭。這是很不幸的,十分不利整個中華民族的團結。
大陸上的經濟政策變了,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服從穩定發展經濟的需要而少搞、不搞了,但異見份子還是抓,香港報刊還是禁,傳媒還是黨壟斷,互聯網頁還是審查,宗教還是打壓,手段不同而已,政治意識形態裏的命|根|子還是史太林那一套。給香港人的政治和人權優惠,不是權宜,還是權宜,不然這些好東西為什麼過一條深圳河就變成壞東西?為什麼香港人爭取快一點多一點也是罪過,要「釋法」禁止?為什麼「河水」、「井水」,要涇渭分明?除非是中央精神分裂,否則「一國兩制」就是權宜,暫時管不到便由得你而已。
這些,大部分m.hetubook.com•com香港人看在眼裏,都明白,於是恐共、拒共如故。當然,這些香港人行動上識趣,「河水」、「井水」,你要分便分,但是會把對中共的負面觀感投射於香港內部政治,不喜歡民建聯、不喜歡中共在香港的政治代理人、代言人,不喜歡董建華那麼緊貼中央的政治路線。
血濃於水,花五十年時間把內地的事情辦好,香港人就沒有不歸心的。此期間,在管治體制方面,香港將逐步民主化,不搞什麼專政;特區政府是全民政府,重視並有責任調停社會內部以及京、港之間的各種矛盾。加上「行政主導」,政府便可以有力而不偏不倚地把上述管治方針具體化。

倡議和解書生被批

北京吹冷風特首交白卷

九七回歸,北京給香港一套《基本法》,承諾經濟基礎五十年不變,上層建築也盡量不變、少變,只要求港人擁護主權歸中國、香港實行以本地愛國者為主體的高度自治。換言之,中https://www•hetubook.com.com央在香港實行的,是一種「最低綱領」,除了主權和治權之外,一切遷就香港內部的客觀形勢,不外加自已的主觀能動性去同化香港。
京、港之間的最大矛盾,就是長期以來大部分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負面觀感。這種觀感分兩方面,一是就中共對內地的管治手段和效果而言,二是就其在香港的工作手法和態度而言。前者在八九「天安門事件」重挫,近年逐漸好轉;後者回歸以來一波三折,令董建華政府處理這方面的矛盾,八年來交了白卷。
眾所周知,大部分香港人的恐共病,至八十年代胡、趙當政而有所改善,但來一個「八九六四」,打回原點不說,還把恐共、拒共意識順延一整代人。中共不去明白這個,卻老是認為自己改革開放四分一世紀了,和以前的中共是不同了,你就不應再恐共、拒共了,否則便是你有問題。但大部分香港人不認為中共已經脫胎換骨,特別在政治和管治心態方面,還是高壓的一黨專政,基本上未脫史太https://www•hetubook•com.com林主義。這好比大部分中國人不認為日本政府已經脫胎換骨、不再懷侵略野心,而日本百思不解;無他,對過去罪行反省不夠深刻,只是行為上有些改變,靈魂深處、骨子裏還是未變,「尋常看不見,偶爾露猙獰」。
愛國沒錯,問題是愛國怎樣定義。由於前述歷史原因,香港人內心很複雜,對愛國這回事有不同看法,中央很難壟斷;有些人不願把愛國縮小為愛港或愛在大陸投資賺錢和幹部打關係,而是愛整個中國,包括她的人民、土地、歷史、文化、政府。這本是很自然的事,反而是「河水」、「井水」論大有問題;用中共自己的術語說,那是把事物任意割裂來看,屬於「唯心主義形而上學」觀點。北京漠視這些香港人的細緻政治心理,粗暴地照搬內地那一制規定的「愛國」定義,強加於另一制的香港,特區領導照單全收;光從效果看,便知這個做法錯了。
北京的這個鬥爭心態,反映在特區政府高層當中,初期並不明顯,至第二屆特區政府成立、政府積https://m.hetubook.com.com極籌建以「愛國」劃線的「管治聯盟」之時開始升溫,而在曲解「行政主導」強行替「廿三條」立法、引至〇三年「七一大遊行」的前夕達到高峰。我在中央政策組看得很清楚,覺得如此鬥下去政府很快會犯大錯,對誰都沒有好處,於是就在組內開會時提出不要鬥爭、要大和解、要回歸《基本法》;劉兆佳如常不在,組內一位重要同事批評我:「阿Joe,你書生氣。」我心頭一震,記起那是毛澤東罵知識分子的話,知道會有後著。
北大人和太陽打賭,看誰能把路人戴著的帽子拿掉;他愈使勁地吹,路人把帽子按得愈緊,北大人失敗了。輪到太陽,一出來,溫和地笑一下,路人覺得好暖,就把帽子脫下。

北京脫胎換骨港人自然歸心

此後,中央政策組更少管政策,更多管政治、配合政府的錯誤方向提供各種服務。我沒有放棄我的大和解觀點,私下找另一位同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曾德成詳談,希望他有別的管道反映我的意見;曾悶悶不樂,沒有表示什麼,但很留心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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