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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管治聯盟」是錯誤概念，是在當今香港而言。在外地民主體制和黨派政治之下，少數派政府上台，必須建立議會裏的大多數、亦即反映選民中的大多數的聯盟，才能有效執政。這種聯盟，理論上有管治合法性（mandate ）；建構得當，也能補救少數派政府在議會中的弱勢。可是，今天政府在香港搞的「管治聯盟」，並不是根據民主選舉結果組成的，聯盟後面並沒有大多數選民支持，因此沒有存在的合法性，是走後門的聯盟，理論上根本站不住腳，在「廿三條」一役，更正正因為失道寡助，在實踐上也破了產。

我認為，過去幾年，北京沒有這樣做，而特區政府更因為思想上接受了所謂的「管治聯盟」論，行為上否定全民政府概念，以北京指定的「愛國」定義劃線，變相走上狹隘的黨派壟斷歧途，在所有政治議題上放棄了調停者或球證的角色，曲解了《基本法》中說的「行政主導」，以之為武器打擊某些派、偏幫其他派，以至天下大亂。特區政府本應是社會上最重要的穩定力量m.hetubook.com.com，如果參與到衝突的一方去對抗另一方，只能嚴重加劇原來的社會矛盾。此點這幾年來大家有目共睹。

中共理論上容許不同意見，名曰「黨內民主」，事實無論什麼時候什麼派當權，它也不能存在；有些讀者一定記得，「四人幫」當道的時候，在黨的最高理論刊物《紅旗》的一篇有名的文章裏提出過，黨員要「不怕坐牢、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可見他們早已預見給「溫和派」鬥垮之後的種種恐怖遭遇。

《基本法》面前，人人平等。香港本地《行政長官條例》規定，行政長官不能隸屬任何政黨。這兩條加起來，毫不含糊地把特區政府定位為全民政府，並且清楚地意味著兩點：一、特區政府要一視同仁服務所有市民，包括合法地反對它的一些市民；二、市民中的任何意見和利益衝突，包括一切政治方面的，特區政府有責任不偏不倚、居中調停。北京如果真正尊重香港的法治，就必須要求特區政府做到上述兩點。

前匈牙利共產黨員、名作hetubook.com.com家Arthur Koestler 的力作《正午無光》（Darkness At Noon ）剖析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這個老問題，感人肺腑之深，足與巴斯突納克的《齊瓦哥醫生》並稱為共產主義自我批判文學中的雙絕。劉賓雁的書，從中國自己的慘痛經驗出發，用心良苦地告訴中國共產黨，最反對它的人往往其實是最愛護它的人。可是，共產黨不領情，「六四」之後，劉流離國外，和很多人一樣，被逼成為不共戴天的反對派。

我去年在英國學了一點船舶結構理論，知道設計船體要注意兩種不同的穩定性：初階穩定和二階穩定。把船身造成一個平底長方盒模樣，船在輕微的風浪中幾乎完全四平八穩，有很好的初階穩定，可是這種方底船，遇上比較大的風浪，往往會忽然翻倒，二階穩定性很差；如果船身左右橫切面的邊部比較圓滑，情況則剛剛相反，儘管在輕微的風浪中也會搖搖晃晃，初階穩定性較差，但在大風大浪之時，則較能保持不翻倒，二階穩定性較優。同理，單體帆船的初階穩定性比雙體帆船差，但二階和-圖-書穩定性則優勝得多；雙體帆船最多只能承受離垂直線約七十度左右的橫向傾側，逾此便翻個船底朝天而不能自正，但單體帆船卻一般可承受高至一百二、三十度的傾側，甚至船底朝天了還可以自正。

「管治聯盟」另一個自然出現的舞台，就是一些並沒有真正管治合法性的時空，例如殖民時代的香港，但那只能是政治分贓的美麗幌子而已。回歸之後，北京和特區政府棄《基本法》指出的全民政府金光大道不走，而回頭走港英時代慣用的「管治聯盟」老路，不是誤入歧途是什麼？「管治聯盟」這個狹隘概念，在回歸八年後的香港，已經充分暴露出它的危害性、反動性和機會主義實質，香港大多數市民不再接受，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都必須予以深刻批判並積極揚棄。

北京如果在內地不能接受「第二種忠誠」，也應該在香港欣然容許，以體現愛國概念上的一國兩制。愛國是原則性，兩制之下它可以有不同涵義和尺度，就是靈活性。有這個靈活性，北京就更容易明白如何去尊重香港的法治、尊重它自己給予香港的《基本法》。我要深入一點具體解釋https://m.hetubook.com.com這句話。

這些例子顯示，史太林式政治體制或許有很好的初階穩定，但遇到強烈衝擊，就容易整個坍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最後遭遇，顯示這個看法基本上正確。所以我給中共一個忠告：要注意二階穩定；而最好的方法，就是逐步脫離史太林黨政體制，走向開放、多元；一時間改革不了，至少也要逐步容許「第二種忠誠」。不過，這是就黨內、內地而言，而我們討論的，是有關香港、有關中央政府和香港人民之間的問題。

「第二種忠誠」並不源於西方政治；中國的儒家在二千多年前已經很清楚這個概念。戰國時代竹書（九三年出土的「郭店楚簡」）記載：「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喟而退之。」不是一次、兩次稱其君之惡，而是「恆稱」，是選定了一種角色。

我習慣表裏如一，在中央政策組的內部討論裏，也多番強調特區政府應該放棄派性，走全民政府的路，一切回歸《基本法》，更不要檯面一本《基本法》，講法治，檯底下面還和圖書有另外一本《小基本法》，講鬥爭，那樣會失信於民，造成不穩局面，不利管治。可惜這些話不中聽，當權派反說我書生氣，最後大概還懷疑我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背景或目的。

可惜中共抗拒西方民主，也背棄中國人文傳統精華，在內地只容許「第一種忠誠」。也許，那是從穩定出發，覺得有其需要；的確，從史太林主義走過來不久的內地政治和社會體制，以及呼吸這種體制空氣成長的政治人的心靈，真的不能經受各種太大的衝擊而能保持安穩，覺得必須鎮壓所有異己，並且將這種鎮壓行為合理化、制度化、法律化、本質化，視之為其現代化過程中的核心保證，即所謂「四個堅持」。可是，到頭來這未必明智。讓我舉實例作譬喻。

文革剛結束，中國文壇出現所謂「傷痕文學」。作家劉賓雁寫了一本小說《第二種忠誠》，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黨員可不可以長期堅定地反對黨的一些重要基本政策和行為，而依然可以被當時的黨領導視為忠誠？在一般民主開放社會，這個問題根本不存在，但在所有一黨專政體制裏卻長期存在而得不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