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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之所以如此引人非議，在於他思想之駁雜。先秦諸子的思想傾向都很鮮明，學派歸屬一般不成問題。只有荀子是個例外，在他的統一的理論體系中融匯了不同學派的思想觀點。正是這種「海納百川」的學術氣象，奠定了荀子思想巨人的獨特地位。而他這種駁雜的思想來源，與他在稷下學宮的經歷是分不開的。

公元前二八六至前二八五年，齊王滅掉了宋國，荀子曾進行諫諍要重視德治，但當時剛取得軍事勝利，正在高興頭上的齊王怎麼會掃自己的興呢？荀子的主張當然不獲採納，於是失望的荀子就離開了齊國，結束了他第一段稷下學宮的生涯。

荀子畢竟是一位儒家的學者，他認為在禮與法的關係上，還是禮高於法，禮為法之大本。只講法治，不講禮治，百姓只是畏懼刑罰，一有機會仍會作亂。他把「法治」稱為「暴察之威」，「禮治」稱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極也不過為「霸」，而不能成「王」。如果以禮義為本，則法治就可以更好地發揮作用了：「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會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名況，字卿，周朝戰國末期趙國猗氏人，也就是今山西安澤人。戰國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時人尊稱「荀卿」。

前二三八年，楚考烈王卒，春申君死於政治鬥爭。荀子失去政治上的依靠，廢官居家於蘭陵。「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最後客死於蘭陵，結束了他短暫而又輝煌的傳奇人生。

後來，荀子到了趙國，曾在趙孝成王前與臨武和-圖-書君議兵，提出了「善用兵者」「在乎善附民」的主張，以「王兵」折服了臨武君的「詐兵」，使趙孝成王和臨武君都不得不稱「善」。但處於「爭於氣力」的當時，趙王「卒不能用」。於是，他只好離開家鄉而又回到齊國。

在春秋戰國的戰亂年代，學者們的觀點大多「非黑即白」：有的覺得道德至上，道德能讓統治更穩定和諧，如儒家；有的認為法律是萬能的，一切問題用法律都能得到圓滿地解決，如法家。

也就是說，禮義是立法的精神，是立法的原則。如果人們愛好禮義，其行為就會自然合法，甚至不用刑罰，百姓也能自然為善。總之，荀子的禮法兼施、王霸統一，是對禮法、王霸之爭的總結，開創了漢代儒法合流、法儒並用的先河。

可就是這樣一個提倡人治的學派，竟然誕生出一個提倡法治的儒學宗師，他的思想學說，影響了整個封建時代，是儒家先秦時期最負盛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此獨樹一幟而驚才艷絕的人物是誰呢？

直到今天，「隆禮重法」的思想依然具有借鑑意義。我們從近代走到今天，打破了人治的尊崇，實現了法治的普及。雖然現狀依然不容樂觀，很多人對法律依然存在誤解，但我們需要警醒的是，法律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法律並不是萬能的，我們不能從一個「人治」的極端，又走向一個「法治」的極端。

這個人我們多多少少聽過他的一些名頭，他叫荀子。

漢以後的歷代封建王朝，莫不以儒家文化與法家文化互為表裡，以禮治與法治、王道與霸道兼施並舉，作為維護和鞏固封建政權的基本國策，這充分反映了荀子學說對和_圖_書中國封建文化的深遠影響。

中國古代的歷史，自秦朝以來，基本就是儒家的發展史。隨著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政策的實施，儒家開始正式作為封建帝國的官方哲學而流傳於世。儒家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提倡人治，靠聖哲、賢人的力量感化眾生，來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也就是說，在禮法關係上，「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是法律制定的來源依據，法是對禮的必要補充。「寬猛相濟」，禮法結合，王道霸道並用，提示出維護統治秩序的真諦，既需要暴力的強制，更需要說教的教導。

在國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禮」。荀子認為禮從區分與調節不同人的利欲關係中產生。在治禮的過程中，不能只顧及人的欲望，而要讓物與欲兩者相持而長，在物質的增長和欲望的增長之間保持平衡。

荀子在楚為蘭陵令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他任職不久，就有人向春申君進讒，於是，他只好離楚而回到趙國。在家邦，荀子這次得到了較高的禮遇。任他為「上卿」或「上客」。楚人聽到後，就勸諫春申君，春申君又「使人請孫子於趙」。荀子致信辭謝，對楚政多所批評。春申君深為後悔，又一再堅請。可能是為春申君的誠意所動，荀子又回到楚國，復任蘭陵令。

在禮和法並稱時，禮多指制度。荀子說禮是法之大分時，既是指禮為立法的原則，又是指禮作為原則的道德立場。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純屬利益分配的問題，還有一個道義問題；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貴族和*圖*書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禮的持守卻仍然使有學養的人們不至於沉落。荀子可以說是顧及現實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堅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間保持平衡的思想家。

公元前二八四年，燕將樂毅率燕、趙、韓、魏、秦王國之師攻齊，陷齊都臨淄。齊襄王復國後，吸取先王的教訓，又招集亡散的學士，重整稷下學宮，「修列大夫之缺」。這時，荀子在楚國，正逢秦將白起攻楚，陷郢燒夷陵，舉國大亂，楚人倉惶遷都於陳。

齊國這時齊王建在位，但朝政由齊襄王的皇后控制。荀子向齊相進言，論述齊國內外大勢，勸他「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與之參國政、正是非」，並對「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的弊政進行了批評。

事實上，漢王朝建立後，經過漢初黃老之學的盛行和漢武帝的「獨尊儒術」，至漢宣帝時，荀子「隆禮重法」的政治學說遂被確立為「霸王道雜之」的基本國策而延續下來，也被稱為「儒皮法骨」，就是外表包裝了層儒家思想，其實奉行的是法家學說。

「隆禮重法」，是荀子對儒家思想進行改造而提出的新思想，這是基於人性惡的理論。他認為，人生來就有欲，「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有欲必有爭，因此人性是惡的。「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要發揮「禮義」的教化作用，藉以改造生來不良的人性，同時還要並用刑罰制服性情頑劣之人。他在性惡論的基礎上，把儒、法兩家對立的政治主張結合起來。

在荀子看來，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禮的作用則在對人的利欲的無限追求hｔｔps://m•ｈeｔuｂook.ｃom.ｃｏｍ作出限制，二者之間不免有衝突。為了確保公共秩序的正常運轉，禮的遵循不免要訴諸一種強制性。由此，禮轉為法。因此，荀子常有「禮法之樞要」「禮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禮法並稱。在荀子那裡，禮是介於義和法之間的一個範疇。在義禮並稱時，禮多是指道德。

齊襄王死後，荀子在齊國鬱鬱不得志，秦國於此時聘請他入秦，荀子遂離齊赴秦，對秦國的政治、軍事、民情風俗以及自然地形等都進行了考察。他建議秦昭王重用儒士，「力術止、義術行」。秦昭王雖然口頭稱善，但他事實上正忙於兼併戰爭。所以，荀子的學說在秦國無法得到推廣，於是，荀子只好離開秦國而往遊他國。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辯題，就是霸道為上，還是王道為上的問題。這也是儒家和法家爭鋒的焦點。「王道」是說君主以仁義治天下，以德政安撫臣民的統治方法。「霸道」指以武力、刑法、權勢等統治天下的政策。

稷下學宮可謂中國最早的綜合性學術機構，齊國稷下之學正盛，齊王招集天下賢才而「尊寵之」。田驕、慎到、接子這些著名的學者，都齊聚齊國稷下學宮，號為列大夫，享受優渥的政治生活待遇，不治而議論，作書以刺世。荀子來稷下遊學，但他對諸子之事都有批評，認為「非先王之法」，當時的他已經五十歲了。

結果，正如《史記．孟荀列傳》所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荀子冷言進諫反而受到了讒言的攻擊，因此他在齊國再也待不下去了。於是他轉而赴楚，正碰上楚滅魯新得蘭陵之地，因而被春申君任命為蘭陵令。

作為獨樹和_圖_書一幟的傳奇人物——荀子，一個儒家的「宗師級高手」，他思想最大的亮點就在於，在強調德治的同時，並沒有處於學派觀點的偏見，清晰地認識到法律可以彌補許多道德「管不到」的灰色地段，德治與法治應該放在同等的地位，它們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這就是他「隆禮重法」的著名思想。

對禮法、王霸之爭，荀子提出了「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的命題。

譚嗣同說：「兩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縱觀歷史，我們發現譚嗣同說的基本屬實，歷朝歷代的皇帝，雖然都尊崇儒學，但都基本沿用了荀子「隆禮重法」的主張。

荀子在戰亂中離楚來齊，參加稷下學宮的恢復重建工作。由於田驕等老一輩的學者已死，慎到、接子又不在齊國，荀子憑他的學識和才德，在復辦的稷下學宮中「最為老師」，「三為祭酒」，可謂稷下學宮的領袖，成為稷下學宮有史以來最牛的校長。

荀子是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後一位大師。後人對荀子爭議頗大，有的說他是孔門嫡傳，有的說他是儒門異端；有的說他是法家，是黃老思想家，有的說他是經師，是專制主義理論的祖師……

他認為，「王道」和「霸道」並不是不能兼容。由此提出了禮法並舉、王霸統一的主張。他認為「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禮以定倫」，法能「定分」，二者可以相互為用。只是法的特點表現為通過賞罰來維護等級秩序。

荀子「隆禮重法」的政治學說，對於維護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專制體制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