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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三國志》及裴松之注，諸葛亮與馬謖關係非常好，在平定南部的少數民族時，馬謖還曾提出過極有益的建議，馬謖是諸葛亮極為看好的青年才俊。

聽了徐庶這一番話，劉備更是如夢初醒，喜曰：「願聞此人姓名。」然後同關、張前往南陽請孔明。就這樣，雖未與主考官謀面，諸葛亮已利用輿論的力量，起到了先發制人的作用。

建國之初，諸葛亮受劉備之命，會同法正、劉巴、李嚴、伊籍等人共造《蜀科》，開始了立法工作。由於文獻無征，我們今天已無從知曉《蜀科》的具體內容。不過，有學者利用其他材料進行了推測，我們可以據此窺知《蜀科》的大略情況與諸葛亮的思想相一致。同時，諸葛亮還曾作「八務、七誡、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

諸葛亮以用法嚴峻著稱，但奇怪的是，被諸葛亮「嚴刑峻法」懲罰過的人卻都在聽到諸葛亮去世時垂淚涕零。為什麼會導致這樣的結果呢？現在就以幾個人為例，研究一下諸葛亮可貴的執法精神與方法。

諸葛亮，字孔明，號臥龍，漢族，琅琊郡陽都人，三國時期蜀漢丞相，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

適逢劉氏集團ＣＥＯ劉備將公司遷移到荊州，新興的集團充滿朝氣，需要大量的人才。劉備向當地教育界的大佬水鏡先生諮詢人才訊息，這時，諸葛亮的人脈發揮出它的強大效應，司馬徽當即就向劉備推薦了諸葛亮，讚譽他有「經天緯地之才」。

何以會如此呢？陳壽總結說：「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又引孟子的話說：「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所謂「用心平」也即「開誠心，佈公道」，就是清和_圖_書楚地表明嚴格的執法，是出於國家的利益，而非出於私心私利。所謂「勸戒明」、「以逸道使民」、「以生道殺人」，就是對被處罰者來說，也使他能清楚地明白，嚴格地執法，是從根本上對他的關愛和維護。

陳壽評價諸葛亮是「用心平而勸誡明」。「用心平」就是公平，「勸誡明」就是公開，公平、公開，也就公正。雖然諸葛亮用法嚴厲，卻造就了一個三國中治安最好的國家，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的法律智慧也值得後人去深思。

雖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但他在未發跡前，卻是一個在鄉間「不求聞達於諸侯」的草民。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推行法治、增強國力、鞏固政權已成為蜀政的迫切要求，諸葛亮這時總揆百官、獨擔大任所面臨的任務就十分艱鉅。同時也應看到，正是因為局勢的危殆，修明政治的難為，方顯出諸葛亮的英雄本色，其封建法治才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可貴的亮點。

在馬謖被斬之後，諸葛亮未株連家人，而是將馬謖的後代視若己出，安頓好馬謖的家庭生活，他實現了「情」與「法」的完美交融，其人性的光輝由此可見。

諸葛亮本是布衣，躬耕於南陽，他怎麼就一步登天做了劉氏集團的二把手了呢？諸葛亮的上位，來源於一次極為成功的「面試」考核，這場面試後來載入了史冊，成為後世無數讀書人求職的「金牌」攻略，這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三顧茅廬」。

治軍方面，則在《武侯兵法》中立有輕、慢、盜、欺、背、亂、誤七禁，並且對這「七禁」作了詳細的說明，有此者斬之。這樣，諸葛亮的法治政策就有了法律條文上的保證，首先做到了有和圖書法可依。

在中國歷史上「法治」與「人治」始終是一對矛盾。同是出於維護封建政權，儒家系統強調的是人治，法家系統強調的是法治。

在一個本質上「非法治」的時代，諸葛亮能夠「依法治國」，如同淤泥之中盛開的蓮花，十分了不起。諸葛亮卻不但做到保證了法律的正常運行，堅決貫徹用法律來治理國家，還做得非常好，數千年歷史，就此一家，別無分號。

俗話說：「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在如今的訊息化的世界，不管是熱血未盡的年輕人，還是暮年初顯的高齡者，古典四大名著永遠是茶餘飯後說不完的談資。

作為《三國演義》中重點描述的主角之一，諸葛亮身上的傳奇色彩背後，隱藏著高人一等的處世哲學與治國智慧。在此，我們從法律的視角重新解讀這位卓越的政治家，領略他鮮為人知的法律智慧。

建安二年，諸葛亮的叔父諸葛玄病逝；漢獻帝已從長安李傕手中逃出，遷到了曹操的許縣。諸葛亮此時已十六歲，平日好唸《梁父吟》，又常以管仲、樂毅比擬自己，當時的人對他都不屑一顧，只有好友徐庶、崔州平等相信他的才幹。人稱「臥龍」。他與當時的襄陽名士司馬徽、龐德公、黃承彥等有結交。

夷陵之戰後，蜀漢內外交困，形勢愈加危急。曹魏從北方窺視，欲乘蜀之新敗加以攻滅；孫吳扼守荊州，使諸葛亮不能東向。以匡扶漢室旗號起家的蜀漢苟安一方，進退兩難。內部各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越來越錯綜複雜，特別是益州舊地勢力hetubook.com.com待機而行，樹欲靜而風不止，領受先主遺詔的諸葛亮十分清楚當時的局勢。

所謂「法治」，核心的特點就是排斥「情」的干擾作用，在中國古代的法家是如此主張，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也曾極其明確地強調：法律「是全沒有感情的」。但是完全地拋棄「情」，又是違背人類天性的，所以在中國古代的輿論上，法家並不怎麼受歡迎，連司馬遷也批評他們「刻薄寡恩」。

所謂人治，並不是不講原則，儒家所主張的「道」，就是他們所理想的社會原則，《論語》中提出「守死善道」，荀子則明確地說過「從道不從君」、「從道不從父」。但他們立足於宗法血緣關係，又主張「尊尊」「親親」，所謂「尊尊」「親親」就是講「情」。所以當「情」與「法」相衝突的時候，他們就只有讓「法」屈從於「情」，孔子就明確地主張「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所謂「隱」，就是包庇。因此，在整個封建時代，徇情枉法是自然而普遍的現象，讓國家的法規很多時候成了一紙空文。

但是因街亭的失責，諸葛亮堅決地依法將其處死。另外，在他死後，諸葛亮又「親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以至於使「十萬之眾為之垂涕」。再從諸葛亮整個政治上看，他在蜀國以「立法施度」、「科教嚴明」著稱，所謂「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誠然，赦宥作為調整社會矛盾的一種手段，有時也會起到收攏人心、穩定社會的作用。但是，如果不去嚴明法治，公平賞罰，而只寄希hｅｔｕｂｏok.ｃｏｍ.com望於通過頻繁的赦免來求得臣民歸心，那只能是捨本逐末，根本無法消弭固有的矛盾，反而會使情況變得更加糟糕。歷史上這類教訓很多，諸葛亮之前的劉表如此，其後的後主劉禪也是這樣，這也就是老祖宗「刑亂國用重典」政治智慧的最好體現。

他的這種做法，得到百姓的擁戴，據陳壽說，亮死後，「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諮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

後來，劉備手下的重要謀士徐庶也強力推薦，一句「若得此人，無異周得呂望，漢得張良矣」讓劉備茅塞頓開，急問：「此人比先生才德如何？」庶曰：「以某比之，譬猶駑馬並麒麟，寒鴉配鸞鳳耳。此人每常自比管仲、樂毅。以吾觀之，管、樂殆不及此人。」

作為政治家和軍事家的諸葛亮早已被歷代史籍所稱頌和被後代各階層人士所推崇，但他作為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成功的法治實踐家的巨大成就，卻尚未被人們廣泛地熟識接受。

在世時被封為武鄉侯，謚曰忠武侯；後來的東晉政權為了推崇諸葛亮的軍事才能，特追封他為武興王。代表作有《前出師表》、《後出師表》、《誡子書》等。發明木牛流馬、孔明燈等。諸葛亮在後世受到很大的尊崇，成都有武侯祠，大詩人杜甫也有讚揚諸葛亮的《蜀相》名篇傳世。

但是，後來家道中落，諸葛亮三歲母親章氏病逝，諸葛亮八歲喪父，與弟弟諸葛均一起跟隨由袁術任命為豫章太守的叔父諸葛玄到豫章赴任，東漢朝廷派朱皓取代了諸葛玄職務，諸葛玄就去投奔荊州劉表，安家於南陽郡鄧縣，在襄陽城heｔuｂｏｏｋ•ｃom•ｃｏｍ西二十里，也就是諸葛亮高臥的隆中之地。

比較來看，無論是過於「人治」，還是過於「法治」，對於整個國家的長久穩定都不是好事，但是其中的「度」，千百年來很少有人能夠把握，就像在兩個雞蛋上跳舞，踩碎哪個都會引發嚴重的後果。而諸葛亮治國思想中最大的特點，恰恰是做到了既嚴於法，又重於情。

草廬中的「隆中對」讓諸葛亮淋漓盡致地表現了自己的遠見卓識和過人才幹，使劉備感激涕零，攜諸葛亮回歸新野。

雖然諸葛亮在劉備集團很早就居於高位，但真正掌握大權，成為實質上的「一把手」是在劉備去世之後。

作為具有儒家政治文化思想的諸葛亮，在東漢末年軍閥混亂，諸侯爭立的時代，在他跟隨先主劉備輾轉創業和託孤輔政的二十餘年治理蜀漢的政治和軍旅生涯中，形成「德主刑輔」為主，仁政與法治並舉，恩德與威嚴兼用的以正統儒家思想為核心、法家思想為手段的完整系統的思想體系。內儒外法、厲行法治、適勢定法、並存剛柔、執法嚴明、寬嚴有度、刑不擇貴等方面的立法精神及執法準則，既是其思想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其法治思想的明顯標誌。

史書記載，諸葛亮於漢靈帝光和四年出生於琅琊郡陽都縣的一個官吏之家。新版《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諸葛氏是琅琊的漢族，先祖諸葛豐曾在西漢元帝時做過司隸校尉，諸葛亮父親諸葛圭東漢末年做過泰山郡丞。

比如我們都熟知的「揮淚斬馬謖」就是一個很具代表性的例子。

諸葛亮急症猛藥，重典治國，時人譏為「惜赦」，即在赦免他人罪行方面十分吝嗇。面對這種非議，諸葛亮溯古察今，闡明隨便赦宥的危害，要求赦不妄下，體現了其法治的嚴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