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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種推斷正確的話，那麼英格蘭在美洲大陸的處置舉措就大錯特錯了。由於據有加拿大，以及哈裡法克斯、紐約與納拉甘西特灣，再加上哈得遜一線也在他們掌握之中，孤立一大片起義者的土地，或許具有決定性意義，同時也應在他們力量所及的範圍之內。紐約與納拉甘西待灣本應被置於讓當時的法蘭西艦隊無從下手的狀態，因此得以確保守備部隊的安全，防範來自於海上的進攻，並且使得英格蘭海軍的任務降至最小程度。一旦敵軍擺脫了置列於某一歐洲軍需中心之前的英格蘭艦隊的監視，堂而皇之地在北美大陸沿岸拋頭露面，後者就會在那些港灣中找到安全的藏身之處。相反，這兩處港灣就會被置於虛弱不堪的境地，在一個類似於納爾遜或弗洛格特這類的人物面前就會失陷。而在紐約的陸軍兩度被加以分割，首先開赴切薩匹克，隨後又奔向喬治亞，而這兩支各自為戰的軍隊中的任何一支都沒有強大到足以應付擺在前面的事情。在兩種情況中，當英格蘭陸軍不分兵行事就無從在中間地帶殺出一條血路時，對於海洋的控制就是旨在置敵軍於這兩部分英軍之間的夾縫地位。由於這兩部分英軍之間的溝通完全取決於海軍，因此，隨著這條交通線的延伸，海軍肩負的使命也相應增加了。保護港口與漫長的交通線的必要性共同促使英格蘭在北美的特遣艦隊不斷加以擴大，從而自然地削弱了位居歐洲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地區的海軍實力。因此，英格蘭遠征北美南部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當德斯坦於一七七九年出現在北美海岸時，不得不迅速丟棄了納拉甘西特灣，因為克林頓根本就沒有足夠的力量既保護它，又守衛著紐約。

如果執行封鎖使命的艦隊能夠在敵軍必由之路的側翼尋找到一塊方便的停錨之地，正如同納爾遜在一八〇四年與一八〇五年監視塔蘭艦隊時——這是他為其眾多戰艦特別糟糕的狀況能供進一步驅使而採取的一個步驟——動用了薩丁島的馬達萊那灣一樣。一八〇〇年，詹姆斯．索瑪爾茲爵士甚至使用了位於法國海濱且離布列斯頓僅有五英里之遙的杜瓦納內灣，以便在惡劣的氣候條件下，停泊封鎖艦隊中的近岸艦船。從這一觀點來看，普利茅斯與紐比的地理位置並不能被認為十分令人滿意，並沒有如同馬達萊那灣一樣位於敵軍必由之路的側翼，而是如同斯塔盧西亞那樣，位處路線的後方。儘管如此，霍克證明，戰艦的四處遊弋與管理有序能夠克服這些不利條件，這也如同羅德尼後來在他那處暴風雨並不那麼肆虐的基地所顯示出的那樣。

在當時英格蘭所歷經的艱難險阻中，哪一條出路——是允許敵軍自由進退其港口，通過維持一支充足的海上力量，以在各暴露的陣地上與之決一雌雄，或在各種困難條件下，密切監視其本土的軍需中心，而不至於懷有不切實際的避免每一次偷襲的希望；還是攔截敵軍的每支護航船隊，意在挫敗敵軍試圖實行更大規模集中的計畫，並緊緊尾隨著得以逃脫的任何大型艦隊——更佳呢？這樣一種監視切不可與封鎖混為一談，該術語通常適用於其中，但卻並不十分準確，「請讓我告知勳爵閣下，」納爾遜寫道，「塔蘭港從來就未曾為我封鎖過，恰恰相反，敵人獲得放馬出海的充分機會。因為正是在那裡，我們才能指望實現我們國家的希望與意圖。」

在某一場海戰中，正如在所有其它的海戰中一樣，從一開始就有兩件事情至關重要——一處位於邊界的基地，在這種情況下是海濱地區，軍事行動正是從那裡得以展開；一支有組織的軍事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是海軍艦隊，其規模與素質應與所發起的軍事行動相稱。正如目前所舉證的事例，如果那場戰爭擴大到了這個星球十分遙遠的地區，那麼，在每個這樣的遙遠之地都需要有能適用於航運的安全港口，以作為局部戰爭中次要或臨時性的基地。在這些輔助性港口與主要的或本土基地之間，必須存在著十分穩定的交通線，而它則取決於對中間相隔海域的軍事控制。這種控制權的操作必須要由海軍來加以執行，要麼通過清除大海之上四面八方的敵軍艦船，從而使得本國船舶得以十分安全地穿行；要麼通過武力伴隨（護航）每一梯隊為支援遙遠的軍事行動而必需的供給船隻，對這種控制權進一步加以強化。前一種方法旨在努力疏散國家力量，後一種則在護航處於一定重大關頭之地，集中兵力於那一海域。無論採取何種方式，通過對於沿途適當分佈卻又為數不至過多的優質良港的軍事佔領，例如好望角、毛里求斯，無疑會進一步鞏固交通線。諸如此類的據點總是必不可少的，現在就更是如此了，因為，比起以前的補給與供應，今天燃料補充更加頻繁。海內外據點的配合，以及它們之間來往溝通的狀況，可被稱之為一般軍事形勢的戰略性特徵，依據這種特徵，以及敵軍艦隊的相對實力，就能夠確定軍事行動的本質。在這一領域三個分支的每一方面，歐洲、美洲與印度，出於條理清晰的考慮，已分別加以了闡敘；對於海洋的控制已被堅持視為決定性因素；敵軍艦隊被指定為真正的進攻目標。現在，可將先前的考慮應用到戰爭的整個領域，看一看同樣的結論會在多大的程度上適用於它，如果是這樣，還可以看一看每一方的軍事行動的本質又本應該是什麼。

「如果他們打算出來的話，」他又說道，「不會有什麼事情使法蘭西艦隊龜縮於塔蘭或布列斯特」。儘管這一說法多少有些誇張，然而，試圖將他們鎖閉於港灣之中的任何舉措都將一無所獲，這一點卻是正確的。納爾遜之所以抵近他們的港口，恰當地部置數量充足的警戒艦船，就在於打算知道他們何時得以啟航，去了哪個方向，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以便「尾隨他們到地球另一面」。「我趨於相信，」他在另一場合寫道，「法蘭西的費羅爾特遣艦隊將會開赴地中海，如果它在塔蘭與其它法國艦隊合兵一處，他們將在數量上大大超過我們。但是，我可不願意找不到他們，皮洛（指揮著費羅爾外海的英國艦隊）將會緊追不捨的。」在那次曠日持久的戰爭中，由於氣象的惡劣，封鎖艦隊的暫時退場，或其指揮官的判斷失誤，使得法蘭西艦隊的各分支得以脫逃的事情簡直司空見慣。然而，警報很快就能得以發出，眾多遊弋的護衛艦只中的一些總能發現他們的蹤跡，並尾隨其後以探明他們可能要走的目的地，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從一支艦隊到另一支艦隊，資訊得以傳遞，結果不久一支勢均力敵的特遣艦隊便能尾隨他們之後了。「直至地球的另一面」，如果需要的話。

儘管如此，當時過份緊張窘迫的狀況終於熬過去了。英格蘭艦隊圍住了法蘭西與西班牙的海岸；損失得到了補充，艦船得到修繕；一名軍官倒下了，或在其崗位上精疲力竭，馬上就會有別人來取代他的職位。對布列斯特的嚴密監視粉碎了那位元皇帝兵合一處的夢幻。儘管困難層出不窮，納爾遜的警惕之心卻尾隨著塔蘭艦隊，從其出發的那一刻起，橫越大西洋，最後回到歐洲海濱。這還是在他們進行打擊很久以前，在戰略被撇在一邊而戰術完成了特拉法加大業之前。然而，正是一步接一步，一點捱一點，這群疲憊不堪但卻紀律嚴明的海員，渾身鏽跡斑斑、彈痕累累但卻指揮有方的戰艦，阻擋住了他們那群不學無術的對手們的一舉一動，他們在敵軍每一彈藥補給中心面前都部署了部隊，由小型戰船組成的鏈條將它們聯為一體。他們可能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無法遏制止住敵軍的偷襲，然而，他們卻能有效地阻止住所有敵軍特遣艦隊的大規模集中。

大不列顛與波旁王朝在一七七八年的戰爭，與美國革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是一場純粹意義上的海戰。不僅結為盟友的王朝政權小心翼翼地迴避了在大陸上的糾葛——根據其以前的政策，這正是英格蘭所竭力引發的，而且自從圖維爾時代以來，從未出現過的在海上棋逢對手、勢均力敵的趨勢在兩方角逐者之間出現了。這場角逐的場所，進行戰爭的或戰爭準備達到的目標，絕大部分遠離歐洲，沒有一個在這場大陸之上，直布羅陀只是唯一的例外。直布羅陀位於一個地勢崎嶇且十分難於接近的突出部的極端之地，其中法蘭西與西班牙兩國完全將其與中立國分割開來，它們間的廝殺角逐從未將那些與其利害攸關國家以外的其他各方捲入其中。

在路易十四的遜位與拿破崙的垮臺之間的任何一場戰爭中都未曾出現過這種情況。在其統治時期，曾經一度出現過法蘭西海軍在數量和裝備上優於英格蘭與荷蘭的時期，然而，這位君主的政策與雄心總是直接針對著大陸擴張。結果，他的那支基礎並不太穩固的海軍就成了曇花一現。在十八世紀之初開始的四分之三個世紀裡，英格蘭的海上霸權實際上並沒有受到任何遏制。儘管其對當今問題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一位強有力的競爭對手的缺陣卻使得英格蘭的海軍活動在軍事教義上所獲甚微。在隨後的法蘭西共和政府與帝國的戰爭中，由於某些在此並無需詳細述及的原因而導致的法蘭西軍官與水兵們的士氣低落，使得表面上在戰艦數量與火炮噸位上的旗鼓相當成為了一種假象。在經歷過了數年勇氣倍增但卻徒勞無益的努力後，特拉法加的巨大災難向全世界宣告了法蘭西與西班牙海軍在職業上的無能。這一點早就為納爾遜及其同僚的敏銳眼光所捕獲，並且形成了成其為對待他們的態度及在某種程度上對付他們的戰術的特徵的傲慢信心。從那以後，皇帝「將眼光從那唯一的一塊命運已對其失去信心的戰場之地挪開，並決定在除海洋以外的其他任何地點與英格蘭展開角逐。儘管他同意重組其海軍，然而卻沒有為其在一場空前激烈的搏鬥拼殺中為其保留任何份額——一直到帝國末日，他還拒絕賜予他的那支業已重振旗鼓且充滿激|情與信心的海軍以任何與敵人一比高低的機會」。大不列顛繼續保持住了其無可爭議的海上霸主的舊有地位。

在歐洲，大不列顛的本土基地位於英吉利海峽，有兩個主要的軍需中心，普利茅斯與普茨茅斯。同盟國的基地則位元處大西洋之濱，主要軍港包括布列斯特、費羅與加地斯。在它們的身後，還有位於地中海的塔蘭與卡塔赫那造船廠。在另一邊，與之相對的則是英格蘭位於梅諾卡島上的基地馬翁港，只是後者可以完全不加考慮。因為在整個戰爭期間，它被局限於一個防禦者的地位，而英格蘭艦隊尚不能抽調出任何一支持遣部隊前來地中海。反過來，由於其地理位置，如果能被利用作為一支與其使命相稱的艦隊的基地的話，直布羅陀就能夠有效地監視來往於海峽的特遣部隊或增援力量；這一點並未得以實現。英格蘭的歐洲艦隊被牢牢地綁在了英吉利海峽，即從事本土防禦，並不m.hetubook.com.com定期地光臨洛基，護送對於其守備部隊堅守下去來說至關重要的補給品。馬翁港與直布羅陀相比，所起作用仍然是有所差異的。前者，在那時根本就無足輕重，直至戰爭後期以前，根本就沒有引起同盟國的注意，只是在歷經六個月的圍困之後，它陷落了；而後者則被認為是生死攸關的，從戰爭之初，就吸引住了同盟國相當大的一部分進攻火力，形成了有利於英格蘭的頗具價值的箝制態勢。

英格蘭被指控的橫行於海上的那個專制帝國——並不是不公正地——取決於它的不可一世的海上力量，無論是實際存在的還是潛在的；取決於它的商業和武裝起來的航運業，以及遍及於世界各個部分的商業設施、殖民地與海軍基地。直至此時，慈愛的情感，出於與宗主國緊密的商業往來和那種由於它的優勢海軍持續存在而賦予的保護所產生的更為強烈的自私自利的動機，這些紐帶將它與其遍及五湖四海的殖民地緊密地捆綁在了一起。由於美洲大陸殖民地的起義，其海上力量所依賴的堅固港口的網狀結構中出現了裂痕，儘管在他們與西印度群島之間存在著數不清的貿易往來——已為隨之而來的敵對狀況所削弱——也趨向於分化這些島嶼的同情心。這場鬥爭並不僅僅是出於政治上的佔有和商業上的利用，它包含著具有第一重要性的軍事問題——遍及大西洋沿岸，把加拿大和哈裡法克斯與西印度群島連結起來，並得到欣欣向榮的海洋性民眾支持的海軍基地之環鏈，是否仍然還能掌握在英國手中。迄今為止，它以持續、堅定的咄咄逼人的架勢，在取得了幾乎牢不可破的成功的情況下，擺弄著其史無前例的海上力量。

大不列顛的戰爭目標也十分簡單，由於捲入到一場與其最有希望的殖民地一場可悲的分歧中去，這種爭吵逐步升溫，直至它受到了失去這片殖民地的威脅。當曾經心甘情願的臣服者離自己而去之時，就必須維持暴力控制了，於是它拿起了刀劍來對付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阻止這些海外領地的分離。在那一代人的眼中，它的輝煌正是與這些海外領地緊密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法蘭西與西班牙以那些美洲大陸上反殖民事業的積極贊助者身份的出現，並沒有改變英格蘭的目標，而無論它本應承擔的進攻目標出現了何種變化。由於法、西等國加入到其敵人的行列，英國人不僅喪失美洲大陸殖民地的危險性大大地增加了，同時也遭受到了丟失其他有價值領地的威脅。這一點不久就部分地變成了現實。簡言之，英格蘭就其戰爭目標而言，是嚴格意義上的防禦性的；它擔心丟失的東西太多，在最好的情況下，只是指望看住為自己手中擁有的東西。然而，通過驅使荷蘭捲入戰爭，它取得了軍事上的優勢；因為，在沒有增加其對手力量的情況下，好幾處至關重要但卻疏於防備的軍事與商業據地為其軍隊敞開了大門。

從歐洲到美洲的距離並沒有使得中間供給港口成為絕對的必要，如果由於某種無法預見的原因出現了困難局面——除了與敵遭遇時，它總是可能的，即要麼就返回歐洲，要麼就駛向西印度群島某一友好港口。這種情況有別於繞過好望角歷經漫漫長路駛向印度，比克頓於二月隨同一支護航艦隊離開英格蘭，於九月抵達孟買時，就被認為戰績頗佳；而頑強的沙弗倫於三月啟航出發，花費了相同的時間抵達了毛裡求斯，再從那裡開赴馬得拉斯又花去了兩個月的時間，如果不中途停頓以補充淡水、新鮮的給養品，以及通常被稱為港口千篇一律事情的整修船舶，甚至當艦船儲備品提供了必要物質材料時，幾乎是無法進行這樣一場時間跨度的航程的。一條上等的交通補給線需要——正如同所說的那樣——好幾處港口，它們分佈合理、防禦充實、補給豐足，正如同英格蘭目前所據有的、為昔日歷次戰爭所收穫的它的一些主要商業幹線。在一七七八年戰爭中，沒有任何交戰方在這條線路上擁有這類港口，直至在荷蘭的同意下，好望角置於了法蘭西的控制之中並得到沙弗倫恰如其份的鞏固。由於這一點，再加上沿途的毛里求斯與在線路另一端的特亭可馬利，盟國與法蘭西之間的交通線得到了相當合理的保護。英格蘭雖然據有聖海倫，為了補給和整修其駛向印度洋的特遣編隊與在大西洋的護航隊——擴展到馬德拉島與維德角島以及巴西港口，不得不依賴於葡萄牙的善意中立。對於防禦，這種中立的確是一種脆弱的依靠，正如在約翰斯頓與沙弗倫之間於維德角的那次遭遇戰所顯示的那樣。但是，由於具有幾處可供停靠的場所，且敵人無法知道究竟會使用何處港口——如果有一處的話，這種隱秘性本身就會帶來不小的安全，如果那位海軍指揮官能夠正確地派調其手中的部隊的話——如約翰斯頓在培亞港那樣。確實，由於當時從一個點到另一個點情報資訊傳送特徵的緩慢遲鈍與不確定性，面對一場攻勢，使敵人草木皆兵、疑神疑鬼比起那些只是略加粉飾的少許防範來說無疑是更為有效的防守依憑了。

從一七七八年的戰爭中並不能引證出能與之相提並論的事例，儘管這套古老的君主制並沒有以詭秘來對其艦隊的活動來加以掩蓋，而這種詭秘正是由帝國嚴酷的軍事暴政體制強加上的。在兩個時期，英格蘭都採取了守勢；然而，在較早的那場戰爭中，它放棄了在敵人港灣之外的防禦第一線，將其整個艦隊分散開來，試圖保住這個鬆散帝國的所有港口。在試圖揭示這一政策弊端的同時。卻得承認另一政策的困難與危險。後者通過封鎖或將戰鬥強加於敵軍頭上，旨在縮短與決定戰爭進程，在大海暫態將戰場的不同部分統一和分割之時，意識到這就是局勢的關鍵所在。這就要求有一支數量上旗鼓相當、效率上卻高出一籌的海軍，分配以有限的活動領域，並受限於承認各佔據該區域的艦隊相互進行支援的條件——因此，一旦部署完畢，這就取決於攔截或擊敗敵人橫行於大洋之上的分艦隊的技巧與警惕性了；通過對艦隊發動攻勢以保護海外領地與貿易，並將其視為真正的敵人和自己的主攻目標；在靠近本土港口的情況下，對需要修理的艦船的替換與更新都能在最快的時間內加以完成，而且還能減少對於為海外基地十分缺乏的資源的需求。

按照法蘭西政府傳統上對於法蘭西海軍的使用方式，由於他們的遠征並不是為了與敵軍艦隊決一高低，而是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隨之而來的憤怒的滋擾與狂熱的追逐都無助於不受干擾和按部就班地執行政府所制定的計畫，甚至由一支分艦隊去做。而對於大規模的匯合而言，由於取決於將各港口的分艦隊統一起來，他們就是絕對致命的了。布呂克斯冒險的遊弋，於一七九九年在布列斯特撇下了二十五艘戰列艦。這一消息傳播開來的快捷，英格蘭人的騷擾舉措與個別的失策，法蘭西意圖的挫敗與追逐者的迫在眉睫，一八〇五年密西斯從羅什福爾、一八〇六年維堯姆分艦隊從布列斯特等的脫逃——再加上特拉法加大決戰，所有這些都可被說成是為依照本書所提示的方向的海軍戰略提供了令人感興趣的研究材料。一七九八年戰役，儘管在尼祿河取得了輝煌的戰績，然而，當遠征艦隊開拔之時，由於在塔蘭前面並無任何力量，由於納爾遜得到的護衛艦只並不充足，因此，仍可被引證為一個幾乎要導致失敗的事例。一八〇八年，岡托姆在地中海九個星期的遊弋也顯示出了甚至在狹窄的水域控制住一支被允許出海，且並沒有遭到一支強大力量監視的艦隊的困難程度。

任何一次海上遠征，只有兩個地點是固定的，出發點與終點。後者或許並不為敵人所知，然而，直至啟航時間，在港口某一力量的出現，不久即將行動的意圖的跡象，或許都能被設想為外界所知。對於交戰的主動方而言，這已是阻止這一舉措的緊要關頭，對於防禦一方來說，這更是特別與普遍地具有肯定性了。因為，在其眾多易於遭受攻擊的地點，他無從知道究竟會在何處遭受威脅，而進攻方卻對自己的目標心中有數，如果他能迷惑其對手的話。假如遠征船隊不意在兩個或更多的港口之間被分散開來——這是一種當某一單獨船廠的設施不足以在允許的時間內整修如此眾多的船隻，或在現在所提及的這場戰爭中，當盟國提供各自的特遣艦隊時，十分容易出現這種情況——圍堵這樣一次遠征的重要意義就更是顯而易見的了。阻止這些特遣艦隊的集中是一件具有特別必要性的事情。從其名稱上看，防禦一方可以被假定為不那麼強大，因此更準備利用將敵軍分而治之這樣的策略。一七八二年在斯塔盧西亞的羅德尼，密切監視著位於馬丁尼克的法蘭西特遣艦隊，以防止它們與在開普法蘭西斯的西班牙人匯合，這便是一個具有恰當的戰略位置的事例。如果島嶼位置能使他置於法蘭西人與他們的目的地之間，而不是在他們的後方，事情就再也沒有比這設想得更好的了。正如實際所發生的那樣，在那種情況下，他已盡可能地將事情做得最好了。

這就是該兩國所追尋的目標，它們的介入改變了美國革命戰爭的整個格局。毋庸置疑，除了各種理由和藉口外，它們決不會承認投入戰爭只是出於敵意。然而，當時頗有見地的英國輿論就正確地提到了法蘭西宣言中以下字句，以寥寥數語生動地勾畫出了聯合一致的波旁王朝行為的真正根據所在：「為著各種所受到的傷害而進行報復，結束那個為英格蘭所篡奪的暴政帝國，以及維持自身在海上的權力。」一言以蔽之，關於戰爭的目標，盟國處於攻勢，而英格蘭則被推到了防禦的位置上。

在西印度群島，擺在英格蘭政府面前的問題並不是要彈壓揭竿而起的領地，而是要永保對於一些狹小但卻物質豐富的島嶼的使用權。不僅如此，還要佔據這些島嶼本身，使它們的貿易盡可能的不致遭受敵軍的劫掠。無須重複的是，這相應地要求既對敵軍艦隊又對單槍匹馬的巡弋敵艦——「商業破襲艦」，正如後者現在所慣稱的那樣——確立起明確的壓倒優勢。由於沒有任何一種警戒狀態可以阻止它們全部偷偷進入港口，因此，在西印度群島水域必須有英格蘭的護衛艦與較輕型的艦船加以巡邏。然而，如果可能的話，比起在某一地點由一支英格蘭艦隊進行遏制來，完全徹底地將法蘭西艦隊趕走肯定會更好。由於英格蘭局限於防禦狀態，因此當處於劣勢時，總是易於損兵折將。實際上它逐漸被加以削弱，在突然襲擊時，它的大部分島嶼也逐一喪失，並且在不同時期，在某一港口的轟擊下，它的艦隊往往會沉默不語。而其敵人，當他發現自己身處劣勢之時，就會等候著增援部隊的到達，他知道等待期間沒有什麼好怕的。

因此，只有海軍hetubook.com.com才能確保或威脅這些至關重要的生命線，對於在各章節已分別加以考察的總體戰的維持也具有相同的影響。它們是將整個戰場連為一體的紐帶，而被視為交戰雙方的恰當目標。

在印度，這塊半島的政治狀況明確地表明瞭東部沿岸——或者說，柯洛曼德爾（Coromandel），可成為戰場。特亭可馬利位於毗連之島錫蘭之上，儘管其狀況不是太好，然而卻提供了良好的、易於防守的港口，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其他所有的錨地都在海岸線上，因為那裡具有更為開闊的停泊之處，從這一形勢出發，在這一地區的信風與季風也具有戰略價值，從秋分至春分季節，這股風有規律地從東北方向吹刮而來，有時還十分猛烈，掀起濤天巨浪拍打著岸邊，使得登陸十分困難；然而到了夏季，盛行的風向就來自西南向，使得海面相對柔和，天氣也較往常為好。九至十月份的「季風更替」通常伴有肆虐的颶風。從這時直至東北季風的平息，進行活躍的軍事行動，甚至於停留在海岸邊都是不明智的。在這一季節應退至哪一港口的問題就變得十分迫切了。特亭可馬利就是唯一的這樣一處港口，在較佳的季節裡，它能面對主戰場和風向，更是進一步提升了其獨一無二的戰略價值。英格蘭人在印度西海岸的孟買港距離過於遙遠，並不能被視為一處區域性戰爭基地，正如同法蘭西的毛里求斯與波旁島一樣，孟買應歸類於位處與宗主國相聯的交通線上的港口之列。

一七七八年戰爭的主要參戰國，一方面是大不列顛，另一方面是控制法蘭西與西班牙兩大王國的波旁家族。此時已在與其宗主國進行一場實力懸殊的戰鬥的北美殖民地，對於這個對他們是如此重要的事件自然是歡呼雀躍；儘管稍後荷蘭被英格蘭下意識地驅趕進入了一場它自己一無所獲且滿盤皆失的戰爭。美國人的目標十分簡單——將他們的國家從英國人的手中擺脫解放出來。除去一些騷擾敵人商業的巡洋艦以外，他們在具有戰鬥力的海上力量方面的缺乏，肯定將他們的所作所為局限在了地面戰方面。這就確實構成了一個有利於盟國的強有力的箝制，極大地消耗了大不列顛的有生力量。然而，放棄這場角逐並且立即停戰，這是英國人力所能及的事情。另一方面，荷蘭免除了來自陸地上的進攻，卻在同盟國海軍的幫助下，除了盡可能地去免除外部損失以外，並沒有表露出多少試圖有所做為的願望。因此，這兩個小角色的目標可說只是中止戰爭，而主要參戰者從其連續性看，其目標卻是希圖狀況有所改變。

局勢的關鍵就在於歐洲，以及歐洲相互敵對的造船廠。如果英格蘭不能——正如它所證明的那樣，挑起一場大陸戰爭來對付法蘭西，那麼，它的一個希望就在於找到並擊垮敵人的海軍。再也沒有比在其本土港口更有把握地發現這支海軍了。在拿破崙戰爭中，這一點指導著它的政策，當時它的海軍士氣的優勢已經確立起來，它敢於以劣勢的力量去應對海洋與平靜地擺放在港內為數更多且裝備精良的戰艦所共同構成的危險。由於能夠從容面對雙重危險，它也獲得了雙重優勢，將敵軍置於眼皮底下，讓港內舒適的生活消磨他的鬥志；而它自己的軍官與海員卻被艱難的遊航磨練得能夠十分迅捷地響應每一征戰的號召。「我們沒有理由，」維爾納夫海軍上將重複著那位皇帝的話語聲稱道，「害怕看見英國的特遣艦隊，他們的七十四艘船在甲板上還沒有五百人呢！一、二年的遊弋已使得他們精疲力竭了。」但僅在一個月之後，他寫道：「塔蘭特遣艦隊在港灣中看起來威風凜凜，艦員們衣裝整齊，訓練有素；然而，當風暴來臨時，所有的情況都變了，他們根本就沒有經歷過風暴的鍛煉。」

商業破襲戰作為戰爭中一種主要的可以依賴的手段，針對於一個如同大不列顛這樣的商業性國家時具有特別的效果。那一時代的法蘭西軍官在很大程度上都持有這種觀點，現在在合眾國更是廣為傳播。「在我看來，對付英格蘭的最可靠方式，」一位頗有名望的軍官拉蒙特-皮魁特寫道，「就是在商業上對他們進行打擊。」通過認真地襲擊其商業往來，對一個國家所帶來的騷擾與苦惱為眾人所承認。毫無疑問，這是一項海戰中最具重要性的輔助性行動，並且直至戰爭本身終結以前，還不可能對之加以拋棄。然而，作為一項主要的、根本性的措施，認為其自身就足以致敵人於死地，這恐怕也只是一種幻想。當這種幻想呈現在民眾的代表們面前的是一種蠱惑人心的廉價外表時，它就更具有一種危險性。當所要反對的國家具有——正如大不列顛過去和現在那樣——一個強有力的海上大國的兩個先決條件——遍及全球、健康向上的商業以及一支實力強勁的海軍時，這就尤其具有誤導作用。在一個國家的收入來源及工業可以被濃縮進一些珍寶船的地方，一次攻擊就可能割斷其戰爭的筋脈。然而，當其財富分散於數以千計的來往穿梭的船隻，當這種制度的根系擴散廣泛且深遠，並能深深地紮下根來，在並不會危及根本生命的情況下，它能承受住許多次的殘酷打擊，並喪失掉眾多枝繁葉茂的大枝的，唯有以軍事控制海洋的方式，通過對於戰略性商業中心的漫長控制，這樣一種攻擊才會是致命性的。毫無疑問，從一支強大的海軍手中奪取這種控制權只能通過兵戎相見，並且戰而勝之。兩百年來，英格蘭一直是世界上的主要商業國家，比其他國家，它的財富在戰爭時期正如同在和平時期那樣，更多地寄希望於海洋之中。而在所有的國家中，它一度最不願意承認商業具有豁免資格以及中立國的權利。這並不被視為一種權利上的事情，而是一種政策，歷史證明這種拒絕是有道理的。如果它還全力以赴地維持其海軍，毫無疑問，未來將重複歷史的教訓。

法蘭西國民的偏見，在這裡的行為軌跡中可以再度找到表達，並且上次已進行過抨擊，看起來，這種偏見又為今日的法蘭西政府和軍官所共同享有。對於法蘭西海軍的歷史進程而言，這是關鍵所在；並且依照作者的意見，也是法蘭西未能從此次戰爭中取得更具有實質性意義結果的關鍵。正如這裡顯示出的一種固有的傳統會對民眾的心智產生多麼大的影響，一群極具才幹且膽略超人的海員為了他們崇高的事業，顯然在毫無怨言的情況下，接受了如此卑微的角色，這是很具有啟發意義的。如果這些評論正確的話，它也帶來了一個警示，即流行的觀點和似是而非的看法總應進行徹底的檢驗。因為如果真是錯誤的話，那麼在實際過程中它們就會導致失敗，甚至於災難。

最終和約於一七八三年九月三日在凡爾賽得以簽署。

在進行討論之前，務必簡要地提及對於海洋尤為特別且影響隨後討論的一個條件，這就是，獲取資訊的困難。陸軍穿越或多或少為固定居民所居住的疆域，在身後留下了征途的踏痕。艦隊乘風破浪，橫行於大洋之上，使得遊蕩者四處逃散。只是他們並非原地不動，當它們後面的海水紛紛回攏，甲板上偶爾一瞥的信號旗或許能夠顯示它們的穿行，然而卻無從知曉它們的航程。追逐者發出聲響的風帆或許對於被追逐者一無所知，而被追逐者越過談判地點同樣也許只是幾天或數小時之前。近來，對於海洋風向與水流的仔細研究已揭示了某些具有一定優勢的路線，小心謹慎的水手會習慣性地加以追從，並對他的活動做出某種推測。但是，一七七八年時尚未收集到如此精確的資料。即使他們擁有這些資料，由於許多可能原因中的一個，這條最為快捷的路徑也被經常加以放棄，目的在於避開追捕或埋伏。在這樣一場捉迷藏的遊戲中，優勢在於追逐的一方。監視敵國的出海口，在進入那塊寂靜的不毛之地以前停止追逐，其巨大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如果由於某種原因，這樣一種監視不再可能，下一步的最佳對策就是徑直奔向敵人的目的地，在那裡恭候其大駕光臨，而不是試圖去探尋或許根本就不會加以採納的路線。然而，這也暗示了其意圖所在，可能並不會總有收穫。在捕殺約翰斯頓時，沙弗倫的行動在戰略上是完全站得住腳的；在其進攻培亞港與奔向他們的共同目的地的火急火燎中也是如此。而羅德尼在一七八〇年和一七八二年兩次攔截通往馬丁尼克的護航隊的失敗卻顯示出，儘管已經得知他們即將來臨，甚至在抵達地點都已得知時，進行埋伏仍然是困難重重。

印度的距離是如此遙遠，在那裡，對這一政策尚不能提出異議，被遣往那裡的艦船停駐了下來，一旦出現緊急狀況，卻既不能得以增援也不能被召回，這塊戰場可謂自立門戶。然而，歐洲、北美與西印度群島本應該被認為是一塊龐大的戰爭舞台。其中，各類事件相互關聯，各個不同地區存在著具有或大或小的重要意義的緊密關係，對此應當給予適當的注意。

然而，事實勝於雄辯。相對於較弱一方而言，摧毀敵軍艦船的最可靠方式就是在港口中對它們進行嚴密監視，一旦它們得以啟航出發，就沖上去開戰。這樣做所遭受到的唯一有力的反對就是在歐洲。法蘭西與西班牙海岸之外氣候的暴虐，尤其是在冬季的漫漫長夜之中，這不僅帶來了迫在眉睫的災難，就連堅固、管理有方的戰艦也幾乎無法經受住，而且還造成了各種資源無計可施的持續緊張，因此需要大量儲備艦船，以備替換那些遣派的艦船以供整修，或者替換艦船之上的水手。

海上力量，一支武裝艦隊，對於美洲大陸的那場戰爭的影響也在華盛頓和亨利．克林頓爵士的看法中提及過。就其自身作為一個戰場而言，在沙弗倫戰役的條目下，儘管東印度群島的情形已在很大程度上加以討論過，在這裡僅需重複提及的是，在那裡的一切都取決於一個優勢的海上力量對於海洋的控制地位。佔領特亭可馬利（Trincomalee），儘管對於並無其他基地的法蘭西海上編隊而言至關重要，然而，卻如同佔據斯塔盧西亞一樣，是一場意外收穫。本應只有在擊敗對手或敵軍艦隊臨時缺陣時，才會得以成事，而法軍正好撿了個便宜。在北美與印度，較為合理的軍事政策表明，作為真正進攻目標的敵軍艦隊也依賴於與本土的來往聯絡。這裡仍然要提及歐洲，因為它與這場範圍廣闊的戰爭的關係要重要得多。可以十分明確指出的是，在歐洲，其政治上的讓渡成為戰爭對象的唯一兩個地點就是直布羅陀與梅諾卡島。由於西班牙的一再催促，前者完全成為了同盟國的主要進攻目標，而對於兩者的佔據則十分明顯地取決於對海洋的控制。

除了準備與管理方面的問題外，與英格蘭人相比，同盟國艦隊的作戰素質如何，只要看一看在很大程度的數量優勢的這一無可爭議的事實即可明白。在同盟和*圖*書國處於攻勢而英格蘭處於守勢時，面對英格蘭海軍，同盟國軍隊卻習慣上處於守勢，作為戰爭的軍事行為中的至關重要的因素，認真嚴肅地打算動用數量上佔優勢的力量擊潰敵軍艦隊的小股力量，使得數量上的差異變得更為懸殊，以摧毀其賴以生存的有組織的力量的方式，摧毀這個海上帝國。但這一點既沒有在同盟國更大的戰略配合上，也沒有在戰場上顯現出來，除了沙弗倫唯一輝煌耀眼的例外之外，同盟國海軍多在迴避或者乾脆承受對方的行動；他們從未打算要發起這樣的進攻。只要大英帝國海軍能得以不受打擊地在大海之上稱王稱霸，不僅同盟國各自的如意算盤得不到兌現，而且內於某種幸運的機會，英國人通過贏得一場重要的勝利，從而恢復與對人實力均衡的可能性也會永遠存在。不這樣做，作為一個錯誤，應歸咎於英國內閣。但是，如果英格蘭在允許其歐洲艦隊如此遜色於同盟國艦隊方面犯有錯誤，那麼，後者更應因未能從這一錯誤中賺取好處而受到指責。採取攻勢的較強一方不可能理解由於不得不關注於眾多地區的防禦而在調配力量上面臨的複雜性，儘管他們並沒有進行辯解。

一七六二年，當英格蘭佔據了所有的向風群島時，在海上確立起了無可爭辯的優勢，它無所顧忌地進攻並佔領了哈瓦那。然而從一七七九年到一七八二年，法蘭西在美洲的海上力量與法蘭西對於向風群島的佔據實際上使自己能夠與英格蘭分庭抗禮。這就使得在哈瓦那的西班牙人能隨心所欲地在所提及的中央地區實現進攻彭薩卡納與巴哈馬的意圖。

同盟國一方的政策比起英格蘭受到更加苛刻的評述。之所以如此就在於，進攻一方，事實上具有對於防禦一方的優勢。當集中他們各自力量的最初困難得以克服——可以發現，大不列顛在任何時候都未能嚴重危害到他們的聚合——同盟國可以選擇在何處、何時、以何種方式動用他們在數量上佔優勢的兵力發動攻勢。那麼，他們又是如何自我利用這一公認的巨大優勢的呢？通過在大不列顛帝國的週邊零打碎敲，通過用他們的腦袋去碰撞直布羅陀堅硬的岩石，法蘭西所做出的最為認真嚴肅的軍事決策就在於向合眾國派出一支特遣分艦隊以及一支部隊，意在使已實際抵達目的地的那些部隊的數量再翻一倍。結果，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使英格蘭驚奇地發現這場與殖民地的搏殺已經毫無希望，因此結束了分散其力量這一對其敵人最為有益的舉動。在西印度群島，通常由於英格蘭艦隊並不在場，這些小島一個又一個地易手，其輕而易舉顯示出，由於對那支艦隊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整個問題是如何得以完完全全地加以解決的。而法蘭西人，儘管具有眾多的機會，卻從未尋找到以攻擊那支被寄予了無限希望的力量的簡單方式來解開這個疙瘩。在佛羅里達，西班牙自行其道，以一支壓倒性的力量換取了一場毫無軍事價值的勝利。在歐洲，英格蘭政府採取的方案使其本來在數量上就處於劣勢的海上力量年復一年地處於無望的境地。然而，盟國所策劃的軍事行動在任何情況下看起來都沒有打算要摧毀那支力量。在最具決定性的關頭，當德比艦隊的三十艘戰列艦被同盟國艦隊的四十九艘戰列艦圍困在托比灣開闊的錨地上時，戰爭內閣的結論卻是不發一槍一彈，僅此就完全濃縮了同盟國海軍戰爭行動的本質特徵！進一步使他們在歐洲行動步履維艱的是，在很大的一段時間內，西班牙頑固地堅持將其艦隊束縛在直布羅陀附近，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實際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在直布羅陀海峽或英吉利海峽或公海，沉重地打擊英格蘭海軍是削弱這座堡壘的最可靠之路徑。當初，就是因此而不止一次地使守敵瀕臨饑荒。

這一尷尬場面並不只限於西印度群島。該群島毗鄰於美洲大陸，使其永遠可能在防禦方弄清其意圖之前，進攻方得以集中兩個方向的艦隊，雖然這種集中在某種程度上受限於人所共知的氣候與季節狀況。出於這原因，一七八〇年與一七八一年的事件顯示出了英格蘭最能幹的海軍將領所感受到的複雜性，儘管他的戰術運用存在著弊端，但卻反映出了他內心的迷茫。當對大英帝國的繁榮所依賴的貿易的極其關切平添了幾分這種困惑之時——在所有情況下，對於防禦一方來說都是家常便飯，必須承認的是，不列顛海軍將領在西印度群島的使命既不輕鬆也不簡單。

有用港口的組合與它們之間交通線的狀況——正如所說的那樣，就構成了整個局勢的主要戰略構架，作為將整個戰爭聯為一體的有組織的力量的海軍，已被指定為軍事行動的主要攻進目標，為達到進攻目標所採用的方式以及戰爭行為則仍有待於思考。

由於作為弱者，防禦方不可能試圖封鎖住存在著敵軍各個分支的所有港口，同時又不致於在每一支敵軍面前都身處劣勢而使自己的目的歸於失敗——這將有悖於戰爭的根本原則；如果它能正確地決定不那樣做，而是在一、兩個地點集中一支優勢力量，決定究竟在何處進行警戒，何處可以加以忽略就變得有必要了——在充分地理解了各個方面的主要狀況——軍事的，道義的，經濟的——之後，這一問題應貫穿於整個戰爭政策的全過程。

十分清楚的是，除在美洲大陸以外，任何一處維持戰爭都依賴於歐洲的宗主國和與它們相聯的暢通無阻的交通線。如果英格蘭人毫無顧忌地得以用其壓倒性的海上力量絞殺他們的商業與工業的話，那麼，美國人的最終潰敗——不是由於直接的軍事行動而是由於糧盡彈絕——也就是可能的了。如果能夠從同盟國海軍的壓力下擺脫出來，它就能將這種力量用以對付美國人；如果它能取得對於他們的一個確定性的優勢，不僅是物質上的，而且還是道義與士氣上的，正如二十年後它所取得的那樣，那麼，它就會獲得這種解脫。在這種情況下，其財政狀況早已不堪其負的聯盟王朝肯定就將功敗垂成地退出這場置英格蘭於劣勢地位的角逐。然而，這樣一種優勢只能通過戰鬥才能取得；通過表明這一優勢，儘管在數量上仍處於劣勢，但是，其海員的技能，財富的來源，通過合理地使用這些力量，卻能使其政府在戰爭的決定性環節擁有實際存在的優勢。如果將它的戰列艦指派到整個世界，在試圖保護這個鬆散帝國的各個瀕於暴露的陣地的同時，使它們被各個擊破，這種優勢就永遠也不會取得。

在北美，戰爭伊始，紐約、納拉甘西特灣以及波士頓即成為了局部性基地。當時，前兩者尚為英格蘭人所竊據。從它們所處的地理位置看，應是北美大陸上最重要的兵站。它們易守難攻，且補給方便。在此之前，波士頓就已落入了美國人之手，因此可供盟軍使用。從這場戰爭實際發展的方向看，通過一七七九年將英格蘭人頗具活動能量的軍事行動分流到南方各州，波士頓便脫離了軍事行動的主戰場，並且從其地理位置上看，它在軍事上就不再那麼重要了。然而，如果通過佔據哈得遜與尚普蘭湖一線孤立新英格蘭，向東一線集中軍事力量的計畫得以採納，就會發現這三個港口本來都對時局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紐約以南、特拉華、切薩匹克灣無疑為成就一番海上事業提供了頗具誘惑力的戰場。然而，出入口的寬度，缺乏保護瀕臨海邊的海軍基地和易於防守的陣地，以及由於試圖佔據眾多的地區而導致的地面部隊的分散，加上在那一年相當大的一部分時間內水土不服，使它們在最初的戰役規劃中無法擔當起主要的角色，因而沒有必要將它們歸類於戰爭的局部性基地之中。在美洲大陸的南端，英格蘭人被一種虛無的幻想所迷惑，指望能夠獲得那裡的民眾的支持。他們未能考慮到，即使是那裡的大多數人平靜地選擇了自由，這種素質也會使得他們不致起而反對革命政府。按照英格蘭人的理論，他們正是遭受這個政府的壓迫。然而，英格蘭人的這一遙遠，並就其最終結局而言是十分不幸的計畫的完全實現，其成敗的賭注就壓在了這樣一次起義上了。查爾斯頓是這次戰爭的又一區域性基地，首先英格蘭遠征軍在喬治亞登陸，十八個月後，它於一七八〇年五月落入到英軍手中。

作為海上交通線的守護者，假定海軍成為了戰爭中的控制性因素，海軍和那些被稱之為交通線的連續補給皆來源於本土，在那裡，主要的軍需庫被加以了集中化。如此，就會有兩件事情相伴而來：首先，處於防禦地位的國家，如大不列顛的主要努力應集中於那些軍需中心之前；其次，為了進行這種集中，海外的交通線不應進行沒有必要的擴展，以超出加以保護的分遣艦隊最嚴格的需要。與最後一種考慮緊密相聯的是通過強化以及其他方式，鞏固那些交通線路途的至關重要的地點，以使這些地點無論如何也不應依靠艦隊來獲得保護，而僅僅只是獲取補給與增援。對於那些在合理間隔距離內的地點也應加以同樣的鞏固。例如，直布羅陀就十分符合這些條件，因為它實際上固若金湯，所儲存的補給品能夠維持非常長的時間。

法蘭西與西班牙的觀點和目標更為複雜，傳統的敵意和為尚不久遠的過去報仇雪恨的願望無疑佔有很大的份量，正如在法蘭西也存在沙龍與哲學家對於殖民地民眾爭取自由鬥爭的同情一樣。然而，儘管情感上的考慮對於國家的行為影響甚大，但只有在滿足它們的有形手段足可稱述與計算之時，法蘭西才能指望其北美領地能夠失而復得。然而，當時仍健在的那一代殖民者卻對於昔日的博殺有著過於深刻的個人回憶，他們無法默認任何加諸加拿大之上的這種企圖。革命時期美國人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對於法蘭西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是這點在法國人給予了有效的同情與援助之時，被極大地忽略掉了。不過，當時可以理解且為法蘭西人所感知到的是，法國人如果重提昔日舊夢有可能會在只是最近才反目為仇的同一種族的英美兩群民眾之間，通過正當的讓步而導致重歸於好——這一點正是一部分有權勢、高尚的英格蘭人從未停止宣導過的。因此，法國並沒有承認，或許還並不願意考慮這樣一個目標。相反，它正式宣佈放棄了對當時或最近才置於不列顛君王統治之下的美洲大陸任何一部分土地的所有要求，同時聲稱在佔領與收復西印度群島的任何島礁時將行動自由；當然，大不列顛所有其他的殖民地可隨其進攻。因此，法蘭西的主要目標是獲取英屬西印度群島與落入英格蘭之手的印度控制權，以及在他們造成了一種足夠有效的箝制之後，在適當的時間內確保美利堅合眾國獲得獨立。由於那一代所持有的排他性貿易政策，喪失這些重要的領地被認為削弱了英格蘭的繁榮所依賴的商業成就——使英格蘭衰落，使法蘭西壯大。事實上，這場應該更趨聲勢浩大的角逐可htｔps://m.hetｕｂook•cｏｍ.coｍ被說成是成為了賦予法蘭西以生命力的動機所在。所有的目標用它們所希冀實現的最高目的來加以總結就是：在海上與政治上壓倒英格蘭。

因此，諸如馬丁尼克與斯塔盧西亞這樣的據點對於目前戰爭來說，就具有比牙買加、哈瓦那及其他背向島嶼更大的戰略優勢。他們控制後者是由於地理位置上的好處，由此西向而行將會比返航時迅速得多，而大陸角逐的關鍵之點實際上從一點出發並不比從其他之點出發更遠。被稱之為小安的列斯群島的大部分島嶼都同樣具有這種優勢；而巴巴多斯小島向風而對，具有特別的優勢，不僅適合於進攻性行動，而且防守困難，一支大型艦隊都能接近於它，甚至於能從羅伊堡這樣一個近在眼前的港口出發。要加以牢記的是，最終在聖基特之前停頓下來的遠征艦隊本來是準備開赴巴巴多斯的，然而卻由於信風的暴虐而未能如願以償。在當時的條件下，巴巴多斯作為通向牙買加、弗羅裡達，甚至於北美的交通線上的沿途避難港，尤其適合於成為英格蘭參與戰爭的局部性基地與軍需庫；而逆風一百英里開外的斯塔盧西亞則被軍隊把守，作為艦隊的前哨站卡，密切地注視著羅伊堡的敵軍。

海軍戰記的學者們指望能夠在參予這場大搏殺的各方的軍事計畫與方式當中尋求獲得有益的東西，尤其是在他們所關注的整個戰爭，或這場戰爭中某些較大且定義清晰的部分的一般性行為那裡。同樣，在注入或本應該自始至終地為他們的行動所注入的連續性戰略意圖方面，在影響一段時期命運好壞的戰略部署中，他們也指望找到令人感興趣的東西。儘管還不太可能宣稱，特定的戰役完完全全地不具有戰術的訓導意義——這正是在以前部分所提及的目標之一。然而，毫無疑問正確的是，正如同歷史的所有戰術體系，它們有輝煌的鼎盛時期，它們對於學者們現時的益處，與其說是提供刻意仿效的模式，還不如說是一種心理訓練，有助於形成正確的戰術思維習慣。另一方面，為著波瀾壯闊的戰役先期準備和預備的部署，或通過技高一籌、積極主動的組合，那些在兵不血刃的情況下卻戰果輝煌的行動，取決於比那個時代的武器更為永恆的因素。這倒是能夠為人們提供更具有持久價值的原則。

英屬西印度群島的商業價值使得它們成為了法蘭西頗具誘惑力的目標。法蘭西人以一種奇特的敏捷性，很快使自己適應了那一地區的社會狀況，其中，他們的殖民地產已經十分廣闊，除了它仍然握有的小安的列斯群島的兩塊最佳之地——瓜德羅普與馬丁尼克以外，法蘭西當時還佔據了斯塔盧西來和海地的西半部。不妨說，它可能還指望通過軍事上的勝利，再增添英屬安的列斯群島，使一塊真正意義上的帝國熱帶附屬之地能夠完滿無缺。儘管由於西班牙的敏感，法蘭西被阻擋於牙買加之外，為這個結盟的且弱小的國家贏回那個寶島還是可能的。然而，作為所佔據之地，從而作為目標，無論多麼盡如人意，對於小安的列斯群島的軍事佔領完完全全地取決於對於海洋的控制，以致於它就其本身而言，尚不能成為合適的目標。因此，法蘭西政府嚴禁其海軍指揮官佔據這些可加以佔據之地，他們使得留守部隊成為了囚犯，摧毀了各種防禦設施，然而便撤退離去。在羅伊堡的極佳軍港中、在馬丁尼克、在開普法蘭西斯、在堅固設防的盟軍港口哈瓦那，一支足夠規模的艦隊都能找到優良、安全及供應充足的基地。而斯塔盧西亞早期的嚴重損失必須歸結為法蘭西艦隊的管轄無方與英格蘭海軍統帥的職業能力。在西印度群島，交戰各方因此發現各自在陸地上大致相等地得到了必要的支撐之地的援助，僅僅對於其他地點的佔領並不會增強他們的軍事力量，因此只能取決於艦隊的數量與品質。為了安全地進一步擴大佔領，獲得海上的優勢就成為了第一需要。這並不僅僅是局部性的，而是涵蓋著戰爭的整個領域，否則，佔領就是不穩定的。而所需的增援部隊，其規模是如此之大，以致於它所要求的開支超越了目標的價值。因此，西印度群島局勢的關鍵存在於艦隊方面，它們成為了這場軍事活動的真實目標。由於西印度群島各港口在這場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真正的軍事用途，它們在歐洲大陸與美洲大陸充作了仲介性基地，當陸軍進入冬季作戰期，艦隊均退回至這些港口，情況就更是如此了。除了英格蘭人攻佔斯塔盧西亞以及一七八二年夭折流產的進攻牙買加計畫以外，在西印度群島的陸地上並沒有出現過理智健全的戰略性行動，直至要麼通過戰鬥，要麼通過令人振奮的集中兵力，取得了海上優勢之前，並沒有嚴肅認真地試圖進攻一個軍港，如巴巴多斯，或在可能的情況下，進攻羅伊堡。必須加以重申的是，局勢的關鍵就在於艦隊。

「皇帝」，納爾遜說，「現在才發現，如果皇帝們得知真相的話，他的艦隊在一個晚上所遭受的損失比我們一年所遭受的損失還多——這些高貴的紳士們無從適應於狂風暴雨，而我們卻在未損失一桅一塢的情況下英勇地與之搏鬥了二十四個月。」然而，必須加以承認的是，對於人員與艦船的損耗十分巨大，許多英國軍官在這種消耗當中找到了反對將他們的艦隊置於敵人岸外海中的證詞。「我們所經受的每一次打擊，」科林伍德寫道，「都削弱了這個國家的安全感，上次巡航使五艘大型戰艦失去了戰鬥力，最近又增添了兩艘。它們當中的數艘肯定被架上了船塢。」「我幾乎無從知道一個睡眠之夜居然是這兩個月，」他又寫道，「這一持續不斷的巡航在我看來已超過了人類天性的力量，科爾德已經瘦成了皮包骨頭，並垮了下來。我還被告知，格蘭夫斯也沒有好到那裡去。」豪勳爵的高度職業化的意見也對這種做法大唱反調。

另一政策，實際上，需要在數量上佔有優勢，因為不同的分艦隊相距太遠而無法相互支援。所以，每一支分艦隊都必須與對之可能發起攻勢的任何兵力集中確立某種均勢。這就意味著處處樹立起比實際作戰的敵軍領先的優勢地位，而敵軍則有可能得到出人意料的增援，在力量並沒有占上風的情況下，這樣一種防禦性戰略是多麼不切實際與危險。這可由英格蘭的這一情況來加以證明，即儘管在每一處都做了同樣的努力，但是英格蘭無論在歐洲，還是在海外都通常處於劣勢。一七七八年豪在紐約、一七七九年拜倫在格林伍德、一七八一年格拉弗斯在切薩匹克外海、一七八一年胡德在馬丁尼克、一七八二年又在聖基特，都是處於劣勢。而與此同時，在歐洲的同盟國艦隊在數量上具有壓倒性的優勢。結果，在增加船員們的危險與船隻本身的損害不斷上揚的情況下，那些並不適合於航海遠征的艦船得以了保留，而不是將它們派遣回國，縮小海軍的力量，因為在沒有跨越大西洋的情況下，殖民地船塢碼頭的匱乏使得它們無法進行廣泛的修理。有關這兩種戰略的比較性開支，問題就不僅僅是哪一種在同一時期會花費更多，而且也成了哪一種將以高效率，最大程度地縮短戰爭的進程。

法國和西班牙的戰爭目標直指英國：為著各種所受到的傷害進行報復；結束那個為英格蘭所篡奪的暴政帝國；以及維持自身的海權。

關於使用手中的戰艦，現在將一千七百七十八的那場戰爭視為一個整體，英格蘭內閣使得他們在美洲、西印度群島與東印度群島駐外分遣艦隊與敵軍旗鼓相當。確實，在特定時期，情況又並非如此；然而，當一般性地論及戰艦的分配時，這種斷言就是正確的。在歐洲，正好相反，在所提及政策的必然後果中，不列顛艦隊通常都大大低劣於在法蘭西與西班牙港口中的艦隻。因此，英格蘭人若想以此發動攻勢，只能極其小心謹慎，並且由於走運而與敵艦零星遭遇；甚至如此：除非獲得的是一個非常決定性的勝利，否則由於交戰艦船隨之而來和暫時喪失戰鬥力所導致的相當風險，所換取的勝利也是代價昂貴的。可以理解的是，英格蘭本土（或海峽）艦隊也依賴於與直布羅陀、地中海的交通線，在涉及戰役和天氣時，使用起來都十分精打細算，並且局限於執行本土海岸的防禦使命，或騷擾敵人交通線的軍事行動。

大不列顛與結盟的王朝之間的預備性和約，旨在結束這一次波瀾壯闊的戰爭，並於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日在凡爾賽簽署。這一協議是由大不列顛與美國特派代表兩個月以前制定完成的。它帶來了可觀的成果，在歐洲交戰國之間，除了多巴哥以外，英格蘭從法蘭西收回了為它所丟失的所有西印度群島，但放棄了斯塔盧西亞。法蘭西在印度的據點得到了恢復，而特亭可馬利由於為敵人所佔有，英格蘭不可能爭辯要將其歸還給荷蘭，然而它拒絕讓渡內格帕頓（Negapatan）。對於西班牙，英格蘭交出了兩佛羅里達與梅諾卡；如果西班牙的海上力量足以保持對於後者的佔據的話，那將是英格蘭的一次嚴重損失。然而實際情況是，在下一次戰爭中，它再度落入了大不列顛之手。此外，條約還對西非海岸貿易據點進行了某些無關緊要的重新分配。

在這場戰爭中，西印度群島的主要區域性基地通過前面所述已為人所知，對英格蘭人而言，有斯塔盧西亞，及在某種較小程度上還包括安提瓜。順風而下一千英裡就是牙買加的主島，在金斯頓擁有一座能力十分巨大的船廠。盟軍依照主次輕重的順序，首先佔領了馬丁尼克的羅伊堡以及哈瓦那；其次才是瓜德羅普與開普弗朗西斯。在那個時候，戰略形勢的一個控制性特徵——一個在我們自己的時代裡也並非無關緊要的特徵——就是信風，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海流。克服這些障礙從而佔據有利的上風，甚至對於單艘艦船而言都是一項漫長而又艱難的使命，對於規模龐大的艦隊來說則要困難得多。可以理解的是，艦隊只是出於自願，或在確信敵軍正在駛向同一方向時才會駛向這些西部島嶼，正如在得知法蘭西艦隊已駛向開普弗郎西斯時，在聖茨戰役之後，羅德尼才開赴牙買加。風勢狀況使得向風或朝東向的島嶼既成為了海戰的區域性基地，又成為了在歐洲與美洲之間的自然交通線上的關節之點。同樣可以理解的是，在兩大戰場之間，在大陸與小安的列斯群島之間，其中橫置著一塊廣大的中央地區，除非交戰一方擁有較大的海上優勢，或者除非在一處側翼贏得了決定性優勢，否則，更大規模的戰役行動很難得以安全地進行。

有關這一戰略問題，可以簡明扼要地說，「不可告人的目的」一詞包含了那一海軍政策的主要錯誤。不可告人之目的使得盟軍的希望最終化為泡影，因為通過使他們的眼光盯在各自目標上面不能自拔，他們粗枝大葉地從那條導向目標的道路上穿過，願望急切地撲在自己狹隘的目的之上——或https://m.hetubook.com.com撲在他們得以構成他們的目的的部分的優勢之上，使得他們對於他們獨自肯定能夠加以獲取的方式卻視而不見。因此，作為戰爭的結果，他們一無所獲。在作出總結之前，有必要再度進行引述，他們的目標就是「要為著各自所受到的傷害而進行報復，結束那個英格蘭宣稱有權控制海洋的專制帝國」。他們做出的報復對於他們自己而言一無是處。那一代人認為，通過使美國獲取自由解放，他們已痛擊了英格蘭；然而，他們卻未糾正他們在直市羅陀與牙買加的錯誤。英格蘭艦隊從未遭受過會使其高傲的自尊心稍遭刺痛的麻煩，北方各國的武裝中立無結果而返。不久，英格蘭的海洋帝國就變得同樣專橫，並比以前更加絕對化了。

這就是交戰國各方在國內外的主要支撐之地或基地。那些海外基地，必須表明的是，一般而言，它們都資源匱乏——而這卻是構成其戰略價值的一個重要因素，海陸軍的儲存與裝備，以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供海上使用的補給物質，都不得不從本土運抵它們那裡。波士頓或許是這樣一種斷言的例外，其四周群居著富有而又友善的人群，哈瓦那也是如此，那時它還是一個重要的海軍彈藥庫，造船業十分興隆。只是它們都距離主要戰場十分遙遠，依靠紐約與納拉甘西特灣（Nanagansett），美國向鄰國勒索資源過於迫切，以致於在很大程度上一無所獲，而東、西印度群島的遙遠港口又完全依賴於本土供應，因此，交通線的戰略問題又具有了新的重要意義。攔截一大隊供應艦船是一場僅次於消滅一支戰艦的軍事行動，在許多倍受關注的目標中，動用主力或通過逃避敵人搜捕的方式保護補給艦船，需要政府與海軍指揮官調遣手頭可用的戰艦與特遣編隊的高超技巧。坎彭菲爾德的遊刃有餘與北大西洋的德．吉尚的管理無方，再加上一股股狂風襲來，使得德．克雷斯在西印度群島處境十分艱難。在印度洋的沙弗倫由於在大西洋的小股運輸船隊被攔腰切斷，也遭遇到了同樣的打擊，只是後者曾讓一度通過其巡弋艦船捕獲英格蘭補給艦船的成功而抵銷了這種損失，並使其對手大傷腦筋。

一七七八年英格蘭肯定接受了防禦方的角色。然而，不列顛海軍應該與波旁王朝的聯合艦隊在數量上旗鼓相當卻是前一時期英格蘭最稱職的海軍當權者霍克與其同僚們的至理名言。這樣一種狀況，即具有更好的人員素質與可加吸納的更龐大的海洋性人口，肯定將賦予一種真正的力量優勢。只是，這一預防性措施近來卻看不到了。對於這樣一場討論來說，失敗是不是由於內閣的低效率——正如他們的對手所指控的那樣，或是由於和平時期代議制政府經常指導的錯了位的經濟，這已無關緊要。事實仍然是，儘管有著法蘭西與西班牙參戰的極大可能性，英格蘭海軍在數量上次於同盟國海軍，但是，在被稱之為局勢的戰略特徵、本土基地與海外輔助性基地中，總體上的優勢仍在它的一邊。英格蘭的地理位置，如果其本身不是更強有力的話，對於戰略效果來說，至少在地理上位置更佳。然而在戰爭的第二要義方面，即足以承擔起展開攻勢的有組織的軍隊或艦隊方面，它甘拜下風。因此，仍然有待於遊刃有餘、氣貫長虹地調動這支處於劣勢的力量，首先奔向大海，巧妙地擺開陣勢，以更大的運動敏捷性搶在敵人的組合之前，作為進攻目標，襲擾他們的交通線，以優勢兵力與敵軍之主要分支狹路相逢，從而粉碎敵人的意圖。

在這裡，本書所做的努力將會局限在從本書的範圍出發，勾勒這樣一個大綱。

在歐洲，由於缺乏如同在西半球那樣的大型特遣艦隊——這也可以歸結成為丟失梅諾卡的主要原因，英格蘭自身與直布羅陀的安危受到了嚴重威脅。當同盟國的六十六艘戰列艦與英格蘭東拼西湊弄來的三十五艘戰列艦迎頭相撞，並且將它們全部趕進港口之時，對於英吉利海峽的控制權終於落到了法國人手中。拿破崙認為，這將使法國成為英格蘭的主人。一連三十天，組成法蘭西特遣艦隊的三十艘戰艦巡弋於比斯開灣，等待著行動遲緩的西班牙人的姍姍到來。他們並沒有受到英格蘭艦隊的騷擾。直布羅陀不止一次地面臨著饑荒的陰影，原由即在於與英格蘭的交通線中斷了。對於它的救助終獲成功並不是因為英格蘭政府所適時派遣的艦隊的如何強大，而是由於英格蘭軍官高超的指揮藝術和西班牙人的無能。在最終的大拯救行動中，豪勳爵的艦隊僅僅只是以三十四艘面對同盟艦隊的四十九艘。

在他們的攻擊性戰爭行為中，結盟的王朝象大多數海上聯盟一樣，為雙方在採取行動的意見相左和相互猜忌而焦頭爛額。西班牙的戰爭行動看起來自私自利，幾乎到了不忠的地步，而法蘭西卻更為誠實可信，因此在軍事上也更為穩健。要為對付一個作出了明智選擇的共同進攻目標而進行真心實意的合作與協調一致的行動，本應該最好提出雙方共有的目標。有些跡象顯示出了同盟國方面在管理與準備上的不足，尤其是西班牙，而且盟國方面的人員素質還低劣於英格蘭。然而，戰爭準備與管理的問題，儘管在軍事上令人深感興趣並且具有重要意義，卻與同盟國在選擇與攻擊他們的進攻目標，從而完成戰爭目的方面所採納的戰略計畫與方式上有著很大的不同。對於他們的考查不僅不明智地擴大了這一爭論，而且也由於堆積起與主題並無瓜葛的不必要的細節而模糊了這一戰略問題。

儘管就它們本身而言都無足輕重，然而仍有必要對這些安排作出一番評論。在任何一場即將來臨的戰爭中，它們的持久性將完完全全地取決於海上力量的平衡，取決於那片尚未由戰爭確定其歸屬的海域中的帝國。

與法蘭西一道超過英格蘭也是同樣寒倫且不太那麼具有活力的西班牙王國的目標。然而，它所遭受到的傷害有其明確性，為它所特別追逐的目標在其盟友更為廣闊的視野中並不那麼容易發現，儘管當時沒有一個活著的西班牙人可以回憶起西班牙國旗在梅諾卡島、直布羅陀或牙買加上空迎風飄揚的情景，然而，時間的流逝卻並沒有使這個自傲與固執的民族甘心於他們的損失。就美國人來說，也沒有放棄對於西班牙試圖重新復活其在兩個佛羅里達的主權的傳統性反對。

在為著任何一個目標而進行的戰爭中，即使那個目標是佔領一場特定的土地或一個特定的陣地，從軍事上的觀點看，對於所追求的這塊地區進行直接進攻並不是獲取它的最佳方式。因此，軍事行動的目標應該有別於參戰國政府指望達到的目的，從而冠以一個自己的名稱——攻擊目標。在對任何一場戰爭進行的嚴肅思考中，首先有必要在將每一參戰方所企求達到的目標一目了然地置於研究者的眼前；其次，有必要認真考慮在獲取勝利的情況下，所選定的進攻目標是否最有可能實現那些為政府所追求的目標；最後，有必要研討進攻目的得以實現的各種軍事行動的優劣長短。進行這樣一種考察的精確程度將會取決於考察者自我設定的工作範圍。但是，如果能夠在一個更為詳細的討論之前，規劃出一個無需為細枝末節所糾纏而僅僅是突顯主要輪廓的構架大綱，通常這都有助於提綱摯領，當主線被完全掌握之後，各種細節就能輕而易舉地涉及到，並且各得其所。

作為那個時代裡法國最為明智的政治家，托各特就認為，美洲殖民地不能獲取獨立更符合法蘭西的利益：如果起義由於彈盡糧絕而被彈壓下去，他們派出的力量就丟給了英格蘭；如果由於對某些控制性地點的軍事佔領而削弱，但又沒有精疲力竭，進行不間斷鎮壓的必要性對於宗主國而言將是一個持續的弱勢。儘管這一主張並沒有在法蘭西政府的機構中——它們期盼著美國的最終獨立——佔據主導地位，它卻包含著有效地塑造了那場戰爭政策的真理性成份。通過影響對它的救援，如果對於合眾國的好處成為了主要目標，北美大陸就會成為天然的軍事行動的場所，其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軍事地點就會成為主要進攻目標。然而，作為法蘭西的首選目標，它並不是要造福於美國，而是打擊英國。健全的軍事上的判斷就註定了這場大陸上的角逐——迄今還無法有助於得出一個結論——應該轟轟烈烈，這是一個為法蘭西唾手可得的且令大不列顛精疲力竭的箝制，它所要求獲得的支援只是足以維持起義者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理應進行的抵抗。因此，十三個殖民地的土地不應該是法蘭西的主要目標，更不用說西班牙了。

一八〇五年的戰艦本質上與一七八〇年的戰艦並無二致，儘管，毫無疑問，存在著進步與提高，然而，這種變化只是量度方面的，而不是種類方面的。不僅如此，而且二十年前的英格蘭艦隊在霍克及其同僚的率領下，敢於闖入比斯開灣的冬季。「在霍克的通信來往中，」他的傳記作家說道，「並沒有一絲跡痕表明他本人曾經懷疑過，稱雄海洋，經受住冬季的風暴，以及他應不久就能『真正地大幹一場』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他的職責。」如果認為比起霍克與納爾遜的時代來，法蘭西海軍的狀況要好一些，其軍官的人格與訓練素質有所提高，那是必須加以承認的事實。儘管如此，海軍統帥部不可能長期不知道這類軍官的數量仍然匱乏，以致嚴重地影響到海軍的品質，海員的缺口是如此之大，以致於有必要支用陸軍士兵來填補這一編制。至於西班牙海軍的人事狀況，沒有理由相信它會比十五年之前會更好。當時納爾遜在談及西班牙向法蘭西讓渡某些戰艦時就曾說過：「我想當然地認為，不會由西班牙人來操縱，因為那將是再度失去它們的最快捷的途徑。」

除了人員與船隻的過度損耗外，還必須承認，沒有一種封鎖能夠有把握地遏制住敵軍艦隊的退路。維爾納夫就從塔蘭得以脫身，密西斯也從羅什福爾得以倖免。「現在我在這裡監視著羅什福爾港內的法國艦隊，」科林伍德寫道，「然而卻感到要阻止他們升錨啟航並不那麼切實可行。然而，如果他們從我身邊溜走的話，我應倍感恥辱。——唯一能防止他們啟航逃避的事情，就是他們在不知道我們究竟精確地位居何處的情況下，不期然來到了我們中間。」

儘管大不列顛對保住其所握有的海軍基地——這是其海上實力中的防禦性成分——的麻煩深感困惑，它的進攻性海上力量，它的艦隊，卻受到了法蘭西與西班牙海軍增長的挑戰。以一支有組織的具有旗鼓相當或更為優越的物質實力的軍事力量的方式，在一個它所宣稱為己所有的領域，現在與它短兵相接了。時機已十分有利於對這個因其從海上獲取的財富而變得不可一世的海上強國發動進攻了，下一個問題就是選擇進攻地點——進攻者應將主要力量迅速用於主要目標之上，至於次要進攻目標，其防禦應被擾亂，其力量應被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