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我們可以希冀和平，這是人類必然期待實現的目標，但我們不能幻想像一個男孩從樹上硬扭下一個酸蘋果那樣得到和平。無視我們面前的形勢，或者通過和戰爭給人們帶來的驚憂和恐懼進行片面的對比來誇大寧靜、繁榮和舒適的魅力，和平也不會來到我們身邊。人類永遠不會屈從或信服純粹的功利主義考慮，它的信仰也永遠不會為和平所支配，如果後者僅表現為股票市場的保護神的話。無論二十世紀將帶給我們什麼，十九世紀思想中戰士們的英雄主義和堅忍精神——今天仍在發生作用，將成為傳統中最崇高最有價值的財富。

儘管歐洲大陸上還有著內部的猜忌和摩擦，但歐洲大家庭的一致性還是體現在了上述廣泛開展的偉大運動中。它最終的積極意義是不可置疑的，這已為英國在印度和埃及的統治——對於這種統治，武力不僅起促進作用，而且必不可少——所表明。目前，印度和埃及是這種積極意義的兩個最鮮明的例證所在；不過，這種意義是基於握在開明與公正之手中的寶劍的威力。當然，糾纏於不時出現的一些缺陷和錯誤的細節有可能令人對這個結論感到疑惑，並使問題的真正癥結模糊不清。不過，若廣泛地留意一下結果，那麼，無可辯駁的就是，上述地區不僅發生了巨大進步，而且這是以訓練有素的武裝力量的持續存在與發揮作用為前提的。

給人帶來一種古怪感覺的事情是一面注視著各國不自覺的、不可抗拒的運動，另一面讀著我們的報章對於那些由於個人特性或偶然原因碰巧被推上了領導之位、但最多也只是引導著一種象重力那樣無法被永久地抵禦的無害力量的人們的描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角色原應是這樣的。他想將巴爾幹地區的事務的自然走向引入一個恰當的結局，而他的反對者卻竭力抵制；他們成功了，但解決給耽誤了，事態惡化了。今天，尼古拉一世為一些人所景仰，後者在約瑟夫．張伯倫先生的帝國野心和塞西爾．羅得斯先生的掠奪行徑中看到的只是愚蠢的念頭。可是，從國家合法權利的嚴格闡釋者的角度來看，尼古拉一世在其時代又有什麼權利僅僅因為土耳其是個「病人」就促其死亡呢？當時的土耳其不是並未處於他國佔領之下麼？嚴格地根據法律，難道土耳其無權存在、無權保有其所擁有的東西、無權以它認為是正當的手段來治理是它的合法屬民的人們？不過人們還是太容易忘記這點：法律維護的是公正，但在當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沒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與否不取決於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後者賦予。

愚昧與否的標準不在於物質的繁榮，甚至不在於政治發展，而在於人的內心，在於精神信念。在高尚的精神能被給予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以便在愚昧民族的身上生根、發芽之前，我們必須借用物質力量來防範財富使我們沉迷於安樂之中。去除精神因素，我們的文明也是未開化的東西。那些只知在物質上效仿我們卻不汲取我們的深邃精神的文明的群體更乃愚昧之人。

在決定一個國家的責任之時，地理上的遠近是最顯而易見、最普通的依據所在。如果將美國看成是歐洲大家庭的成員，那麼這個大家庭與世界未來的聯繫最鮮明地體現在了太平洋這個歐洲世界與東方相會之處。由於水路交通的巨大便利，在兩側為歐洲家庭的成員所毗鄰的太平洋再也不能將那些由同一母親所生的子女：希臘或羅馬傳統的繼承者以及後來的條頓征服者們分割開來，而只能將其聯繫到一起。今天，相比於現代輪船穿越大西洋需用的時間，一列快速火車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橫穿大陸，將一些旅客從太平洋海岸送至太平洋海岸。不過，若要進行相對效益更高的大宗運輸，海運還是比陸運具有優勢。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和東部的聯繫為沙漠或山巒所阻，但在這兒有著歐洲文明的前哨陣地。為此，歐洲大家庭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將其與自己的主體更緊密地連接起來，並且通過將從東方或西方通向它的道路置於自己監控之下來予以保護。

近來為我們所熟悉的一個詞是「緩衝國」，處於英國和法國的勢力範圍之間的暹羅扮演的就是這種角色。這個詞多少也讓人聯想起了至今為止的東西方文明之間的關係。一方面，它們相互分離，存在於各自的世界之中；另一方面，它們正相互靠近，這不僅體現在地理上，也表現為雙方都看重物質上的優勢。這兩極不是發自同一源泉但目前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兩個分支，它們源於極為不同的觀念，從始至今循著兩條截然不一的道路演進。要使它們相互間產生共同語言，其中某一方就需要向另一方轉化，而不再是獨自發展涇渭分明。

在法國革命使作為十八世紀一大特點的對外殖民擴張陷入長期停頓的同時，各國將其熱情明顯地傾注到了另一方面，即創建龐大的現代常備陸軍。這是法國革命在對人權的闡發之外傳贈給我們的普遍兵役制帶來的結果。這種陸軍自十九世紀初開始發展，經過不斷的完善，到十九世紀結束之際已是十分成熟和強大，這表現在了規模、預備力量、組織訓練及裝備諸方面。不過，經濟學家對此一直憂心忡忡，他們怨責龐大軍備的存在，要求予以廢除。在十九世紀，自由得到了發展和強化，而陸軍也是如此。那麼，這件十九世紀的奇特產品是否如許多人堅信的那樣僅僅是人類行為的一種變異結果？或者在其中可能包含著即將到來的時代的特徵？

歷史不時地借助於象愷撤這樣的偉大人物的行動來表達它的深謀遠慮。更經常的情形是，深遠的歷史潮流發自於不可追溯的根源和動機，雖然人們可以看清連續不斷的變化步驟並闡述其結果。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只是被這股潮流推擁向前，他們最多是民眾的代表者而非駕馭者，是引路人而非主宰者。今天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經過一段相對的平靜之後，如今歐洲文明世界的人們再次掀起了拓展浪潮，不僅要佔據地球上所有荒蕪之地，還要將一直把他們和那些古老的國家分離開來的緩衝地帶握在手中。但是，誰會說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只是象愷撒這樣的某個人或少數人的思想的體現呢？不管將這場運動歸結於什麼原因，它的承擔者不是某個個人。只要大眾覺察到了某種必要，他們就會隨之行動。不過，人們不象動物那樣缺乏認知力，他們會問，我們究和*圖*書竟是往何處去？我們的目標應是什麼？當前的潮流是否會將我們引向普遍的和平、廣泛的裁軍和永久性的仲裁條約的訂立？它是否是相對立的傳統和生活與思維方式將互予理解和承認的前奏？這種承認今天是否會出現於東方人和西方人相撞擊的地區？這種接觸是否預示著龐大的陸軍和海軍的迅速消亡，並決定著那種放棄目前由它們所體現的有組織的武裝力量是一種明智之舉？而且，如果截然不同的文明在其間不存在任何過渡地帶的情形下直接相碰，實際的情形又會是怎樣呢？

至於中國，我知道得相對少些，但許多觀察家堅定地認為在中國人的個性中蘊含著巨大的潛在力量。迄今這股力量主要體現為中國人在堅持既有的傳統方面的執著。中國人的保守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其他土地上更美好的情形的無知，但也和這個種族非同尋常的忍耐力、目標的始終如一以及它的基本組成單位的牢固和生命力緊密相關。對這些單位來說，追求個體的物質進步乃是無稽之談。中國在幾年前與日本的戰爭中一敗塗地，其程度雖然出人意料，但也不是不可事先想到的。但這並未改變這個事實：中國擁有最優秀的資源，雖然利用得十分拙劣；中國有著眾多的、在種族上是同一的人口，而且它還正在迅速增長。人們已看到，近年來土耳其軍隊正恢復其力量；那麼，也不能認為中國有效地安排其潛在力量從而充分地發展自己的軍事實力是不可能的。在這方面，日本人已顯示出了巨大的才能，不過他們也未遇到多大阻力。而且，改變一個四千萬人的島國比改變一個其居民幾近十倍於此的遼闊的大陸國家要容易得多。可以肯定，中國的變化是相對緩慢的。但是，使相互間存在著多種不同和差異的中國人長期融為一體的因素將在未來確保他們為同一種激|情所左右，從而會使任何全體意義上的變革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是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將決定著整個地球並支配其未來？當前基督教文明面臨的重任就是將中國、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納入自己的胸懷並融進自身的理念之中。

放眼未來，橫亙在我們和歐洲國家面前的問題有著根本的意義。而不是僅關係到簡單的利益得失。當前的一代人應對其後代負責，無所作為或三心二意只能意味著對這種責任的無視。在時機來臨之時未能把握住它可能會給我們的後人招致問題和困難；如果我們及時地預見到它們，由其而生的血與淚的代價或許能被避免。因此，這種意義上的預防措施其實是防禦性而非進攻性的。而且，如我們從土耳其身上觀察到的，靠投機取巧或怯懦的躲避並不能無限期地阻止頹勢發展為不可收拾。如果不能抓住時機採取果敢的措施以拯救父母的生命或集體的福祉，情形只會越來越糟。今天，雖然歐洲正在遙遠的地方大舉推進，但它仍然容忍在其身上存有或許將使其血液流幹的創傷，仍然允許一些在未來極具重要性的地區為那些時間的流逝已日益證明毫無希望進行政治和社會變革的制度所統治。這是一個不祥之兆，將來這些地區或許會成為蠻族對我們進行外來佔領的前哨基地。

這正是我們通常稱為舊世界的地區的變化趨勢。和範圍廣大、人口眾多的外部世界相比，維繫著我們的利益和牽掛、我們的希望和憂慮的歐洲文明就像沙漠中的一個綠洲。如同在商業和軍事方面一樣，這個最高級的文明在政治發展和物質繁榮方面也大大地走在了世界其他文明的前面。這歸功於它的子孫的勃勃生機與活力。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我們的文明在技術和科學方面取得的成就提供了種種手段，使我們的繁榮程度得以成倍地上升，並同樣地拉大了我們和既無機會也無才智來使用這些成果的外部世界在物質福利上的差距。此外，伴隨著財富的巨大增加，要求解除武裝的呼聲出現了，似乎我們這個種族業已融為一體，而且普遍和平不僅已經實現，更是不可逆轉。但是，即使在我們自己的疆界之內，難道情況確已發展至如此地步以至於可以欣然解散我們稱為員警的這種特殊的力量？

時代的標識究竟是什麼呢？它們還未完全進入人們的視野，人們還像是在透過一片黑黑的玻璃遙望未來，還不能肯定他們會往何處而去。不過，即使人們尚不能充分、準確地解讀種種標識，他們仍可以注意一二。我斷言，其中可以觀察到的一點是普遍存在於除我國之外的所有其他一流的文明大國身上的前沖勢頭。我們的國家受縛於、沉迷於我們自己的十八世紀傳統之中，為對於和平和富足——也就是要有充足的麵包——的大量要求所包圍，緊抱著孤立主義理想不放，拒絕承認整個歐洲文明世紀必須以一致的利益為基礎來企盼、迎接未來。我說我們的確是如此。不過，我將更確切地表達我的思想，說前沖的勢頭已經存在於我國的大多數人的身上，這在具體的事件吸引了他們的注意時體現了出來。但這種勢力尚受到阻礙，為那些從我國幼年時期所形成的信條獲取關於國家政策之觀念意識的人們長期地、危險地阻礙。

毛姆森說道：「——應聯繫世界歷史的一般進程來考慮羅馬對今為法國的地區的征服以及它與今屬德國和英國的地區的居民的首次接觸的意義。——偉大的凱爾特人為愷撒的跨越阿爾卑斯山的戰爭所毀滅並不是這場宏大的開拓行動的最重要結果，後者的積極作用比它的消極作用要重要得多。幾乎不用懷疑的是，假如羅馬的元老院形式上在幾代人的時間內還繼續存在，異族對羅馬的侵滲將比實際情形早上四百年，而且是發生在義大利的文明尚未在高盧、多瑙河流域或者是非洲和西班牙紮下根來的時刻。愷撒從日爾曼部族中感覺到了對於羅馬-希臘世界的敵意，為此，他以其鐵腕建立起了新的積極防禦體系，教導人們利用河流和人工屏障來保衛帝國的邊境，出於將更遠方的敵人擋開的考慮，將離羅馬邊境最近的蠻族部落納入了殖民的範圍，並通過從敵國徵召士兵來擴充羅馬的軍隊。這樣，愷撒為希臘-義大利文明贏得了將整個西方沐浴於自身之中的時間。——等到人們認識到了亞歷山大不僅在東方建立了一個曇花一現的王國，也將希臘文明傳給了東方，多個世紀已經逝去。同樣，當人們認識到了愷撒不僅為羅馬人征服了一個新的地區，也為西方世界的羅www.hetubook.com.com馬化奠定了基礎之時，多個世紀也已從我們身邊流過。只有後來人才能體會到愷撒對英格蘭和日爾曼地區的遠征——這些行動從軍事觀點看無足輕重，當時也未帶來多少眼前的好處——所具有的意義。」

地峽連同將來的運河以及在兩個方向上通往它的道路將把美洲大陸的東岸和西岸連接起來。在這方面，美國已堅決表明它有著特殊的利益。在目前美國盡可以堅持它的立場，但它只能通過創建對於在加勒比居於統治地位必不可少的海上力量從而在未來履行它的職責。門羅主義在邏輯上的必然結果就是美國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力量。對此，那些希望不付出任何代價就能保持住和平的人也許會哀歎不止。但是，只有對戰爭做好準備才能確保和平。

這些話並不意味著對於其他古老文明的不友善態度，雖然應該承認後者的觀念和我們的並無一致之處。一個人只要相信居住於地球表面的各國人民是上帝用同一種血液造就的，他就只可能反對任何敵視和他不屬同一種族的其他人類的行徑。不過，也無必要為了表明羅馬人戰勝迦太基人對人類有著積極意義而怨恨後者。今天的我們和任何時代的人們或許都會對凱撒感激不盡。在布匿戰爭結束幾十年後，他大大地擴張了羅馬的統治範圍，大大地增擴、鞏固了羅馬的文明和政體的外國工事。這樣，當羅馬的權力在外來征服者的打擊下而收縮的日子到來時，這些防禦安排將羅馬最終崩潰的時間推延了若干世紀。另外，在開始對羅馬進行襲擾時尚是野蠻人的那些部族在接過羅馬帝國的遺產之時也不再和羅馬的文明格格不入了。相反，他們已經深諳羅馬思想的精華，接受了羅馬的法律，皈依了基督教信仰。

這一代人如今也正在逐漸隱退，新的後繼者填補了他們的位置。那麼，在他們的政策演變為固定不變的方針並在將來的許多年中決定著人民的福祉之前，他們是否應該注意外部世界形勢中的某些現象並承認其影響，然後依此來制定、修正自己的政策呢？

這些龐大的陸軍產生的影響是什麼呢？無疑是多種多樣的。就經濟方面而言，生產下降了，對人們時間和生活的索取增加了。種種這類的弊端或問題每日都圍著我們的耳朵嗡嗡作響以至於根本不必在這兒重複。但是，難道龐大陸軍就一點都沒有給為其付出代價的人們帶來好處？在權威正受到弱化、各種約束正在鬆弛的當今時代，國家的年青人走進一所大學校去學會守紀、服從和尊敬他人，去系統地強化他們的體魄、去接受自律、勇敢和剛毅等美德對自己的薰陶難道就沒有一點價值？來自四面八方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學著如何共同工作和行事，進行著心與心的交流，並把當今時代迫切需要的對於既有權威的尊重帶回平民生活之中難道沒有一點意義？看一看才開始接受訓練的一些新兵的表情和舉止，再將其與成熟的士兵的風貌相比較，頗能得到教益。參加軍事訓練對於讓人學會去積極的生活並不會起到糟糕的作用，也不比在大學裡學習更為浪費時間。各國間對於彼此力量的相互尊重使得戰爭更少發生，和平更有保障；即使一場變故真地到來，它也會迅即地過去，而事態會很快地恢復正常，對此難道可視而不見？今天，戰爭不僅更少地發生，而且更多地表現為一時的過火行為，從過火到恢復正常也是輕而易舉的過程；而在一個世紀或更長時間之前，戰爭還是一種時常發作的疾病。另外，在今天，尚武精神以及隨時準備為一項正義事業而戰的決心更加普遍地為人所擁有，而以前人們僅僅受雇當兵。如今，軍事力量服務於整個國家，而不是僅僅為國王效勞。

展開主題的一個簡便的方式似乎可說是十八世紀以來浩大的殖民運動被美國革命推至了一個中止點。美國革命使英國失去了它的最富裕的殖民地，緊隨這場革命而來的法國革命和法蘭西共和國及拿破崙的破壞性的戰爭迫使歐洲將其注意力從外部的誘惑上收回，集中到了它自己的內部事務中。對此，十九世紀之初美國對路易斯安那的購買是一個重重的句號，因為這實際上將北美大陸從可作為對外殖民對象的荒蕪之地的清單上勾掉了。在接下來的十年中發生了西班牙殖民地的起義，然後出現了門羅總統和坎甯先生的聲明。這些聲明通過制止歐洲的干涉確保了西屬殖民地的獨立。美國人民從此時起對門羅總統的立場的一貫堅定維護和門羅主義在以後得到的發展則使講西班牙語的美洲國家在同等程度上從另外的歐洲殖民可能中擺脫了出來。

什麼是今日的基督教國家在未來的主導性精神觀念，這幾乎不成為二十世紀的一個問題。不管人們的信仰在趨向或程度上發生什麼變化，在二十世紀到來之前的短促時間內，它不可能經歷激烈的變革。在即將到來的整個世紀中，基督教的影響無疑將繼續存在。一種思想的盛衰必然是逐漸性的，如果基督教信仰在東方國家中也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傳播，那麼後者也會逐漸地認同那些對西方民族的自然天性起到了強大的改造作用的原則。另一方面，如今日許多人所說，如果我們失去了信仰，如果除了自身利益再也沒有其他什麼更高尚的東西來促使人們自我約束和公正行事，戰爭也只可能在利益的權衡使人們不必訴諸暴力時才是荒謬的。而那些感到有所需要的人不只是在有著合法的機會時才去謀求自己想要的東西，單單是他們沒有什麼、他們想得到什麼或他們有能力得到什麼這類事實就會促使其去攫取。歐洲世界知道這種情形，不過公眾輿論日益增長的神聖性及其對於政治天平日益上升的影響只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從其中解脫出來。東方世界不知道賦予西方以權威的西方世界的物質優勢和政治傳統背後的根源，但它正對這兩者明顯地表露出欽羨之意；與此同時，它也產生了得到它們的念頭。

由於前面提及的原因，我們不能僅僅關注國內和經濟問題，以國內有足夠的事讓我們去做為藉口拒絕考慮軍事力量的組織與保持以及我國在自身疆界之外影響的擴展。這樣的政策執行起來輕而易舉，但卻是短視的。就採取這類政策而言，今天的我們還不如二代人之前的先輩們看得全面。後者未體會到經濟學派觀點令人窒息的影響，在他們長大成人之時這些觀點尚未取得支配性的影響力。但這https://www.hetubook.com.com種影響在今天依然保持著，原因是在此影響之下度過自己青年時代的人們尚未從歷史舞臺上退出。每一代人都註定要為其思想本質上屬於前一個時代的人所駕馭。這樣，一個國家行為的連續性會相對較少地甚至不會被打斷。但是，另一方面，這種情形又會使人們看不到時代的精神，因為其統治者說出的是過去年代的聲音，並依據它來行事。在寫這篇文字的同時，一家美國雜誌將索爾茲伯里勳爵在克裡特問題上的作法和格萊斯頓先生對於大國協調的失敗的生動論述作了鮮明的對照。不過，事實上，雖然這兩位英國政治家分屬於傳統上相對立的黨派，他們歸根結底還是為十九世紀中葉的觀念所浸潤和支配，將平靜局面的被打破視為最大的禍端。假如格萊斯頓先生正在當政，很難相信在他的眼中還會有別的什麼目標在重要性上能和維持和平相比擬。正如索爾茲伯里勳爵無疑是同情希臘人的那樣，格萊斯頓先生無疑也會如此，但他還是會願意保持大國在克裡特問題上的協調，只要他相信單是這樣做就可避免戰爭。

要預言最終的結果會是如何純屬徒勞，我們手中並不掌握可供揣測的材料。但是，觀察當前的形勢並作出一些對現實的思考不是不可行的。根據這些思考，或許我們可以知道眼下應如何行事，而我們認定不僅對我們這個種族的、也對整個世界的未來最具積極意義的那種文明或許也有理由佔據統治地位。我們不是生存在一個完美的世界上，我們也不可以期望用理想中完美的方式來處理不完美的現實。只有借助於「力量」這個粗俗的、不完美的但卻是不可忽視的仲裁者，我們才能贏得時間和持久力。在人類變化著的歷史中，力量已創造出了一些最偉大的積極成果。當處於不同的思想層面、沒有共同標準的人們之間的平衡發生了危險的紊亂時，只能由力量對其予以修正。如果信仰從我們自己中間缺失，如果我們自身文明的進步方向是作為其基礎的那些精神信念的消亡，力量的作用就更顯真切了。

經過了差不多一個世紀的間歇、又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復的歐洲國家的前沖勢頭不僅僅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偶然的、和過去毫無聯繫的現象。它的到來儘管一開始不為人注意，但在十九世紀進入了中間階段之後很快就讓人看得一清二楚了。東方文明國家的變化也是這個階段的一大產物，當時同樣不為人關注，雖然如今是那麼醒目。對此，我有著一段有趣的回憶。一八六八年，當我正在日本橫濱的時候，有人讓我翻譯一封來自檀香山的用西班牙語寫的信，這信涉及的是一船日本勞工前往夏威夷的事。當時，我認識作為隨船醫生參加這次航行的人；而且，若我未記錯的話，當我還呆在橫濱時，他就以上述身份踏上旅程了。另外，當我在橫濱的使命結束後，我前往香港，從那裡再經蘇伊士運河返國。在去香港的旅伴中，有一位前南方邦聯的海軍軍官，他的差事是為一批中國人前往當時對黑人勞力已不抱什麼指望的美國南部各州一事進行洽談。如今我們所知道的我們國家發生的情形在那時並未引起人們多少注意。

同樣的氛圍也主宰著內戰以後的美國。就後果而言，這場戰爭遠比北美十三塊殖民地反對英國的鬥爭更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迫使我國人民——無論是在南方還是北方——將其目光從外部問題上收回，並在一股激|情的驅動下將其心智集中於一場國內的衝突上：在其中，一方為獲取獨立的願望所激勵，而另一方則為保持統一的崇高理想所鼓舞。不過，指導這場戰爭的人屬於的是即使在當時也正在逝去的時代。這些人在青年時代受到的影響隨著和平的回歸又找回了昔日的聲勢，並且體現在了拿破崙三世從墨西哥的被逐出、美國對阿拉斯加的獲得以及美國關於購買丹麥群島和薩馬納灣的談判上。不論後來的這些舉動如何明智，它們獨特的意義在於表明了老一代傳統的復活。不過這種傳統和緊接下來很快地掌握了權力的新一代人格格不入，於是也就被棄置一邊了。

我們還應憑著清晰、冷靜而又堅定的目光來注意這樣的事實：處於不同的物質繁榮和進步程度之上、有著不同的精神觀念和不同的政治能量的各種文明正在迅速地靠攏。認識到這點對我們自身至關重要，尤其是在我們將此視為對於自己所屬種族的責任的一部分的時候。歷史上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對歐洲的入侵之所以在一開始就受到了抑制並且後來退縮了回去，原因就在於其所面對的民族雖然由於內部不和與衝突而陷於分裂之中，但依然充滿了戰鬥精神，甘願為自己的權利而戰，甚至為其獻身。憑藉著上帝的安排，當今時代，在歐洲社會取得了巨大的物質繁榮的同時，又產生出了一種與此相對的、被人們貶稱為「軍國主義」的平衡物，正是它將歐洲變為了一個由隨時準備戰鬥的士兵組成的龐大軍營。在這種背景下，無視將來的可能危險的裁軍呼籲實屬不合時宜，它和各國的所作所為相對立。而後者恰恰能在當前的形勢中找到充分的依據，並且表現為對於目前只有極少數人意識到的危險的不自覺的準備。

將來出現的貫穿中美地峽的運河的重大意義以及加勒比海——考慮地峽問題就不免會涉及該地區——的重要性正是基於上述政治事實而非純粹的商業好處。無論將來的運河是在尼加拉瓜還是巴拿馬，它的根本意義在於它將歐洲文明的疆界——尤其是美國的疆界——推進了數千英里，並且將身處歐洲文明之中的美洲國家體系編織得更為緊湊。這樣的一條海上要道必須處於控制之下，而加勒比海就是這種控制力的天然來源，正如對蘇伊士運河的控制要以地中海為基地一樣。夏威夷則是地峽運河的一個前哨，發揮的是亞丁或馬爾他對於蘇伊士運河、或這條運河開通之前馬爾他對於印度所起的作用。歐洲文明的一個最重要的神經中樞就在於加勒比海的島鏈之上。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島嶼目前正處於那些從未給予開發的國家的掌握之中，實際上這種開發乃是其普遍利益所要求的。

充分地回答這些問題意味著對於將要過去的這個世紀的基本歷史要給予一番濃縮的介紹，而這不是這樣的一篇雜誌文章或系列文章馬上能提供的。筆者給自己定下的考察範圍——這麼一個處於必要的限度之內的範圍和*圖*書也幾乎是不可駕馭的——不包括國家內部的情形。這方面的內容在當代占去了如此之多的對於經濟和社會變化趨勢的注意，而且在許多人看來是唯一值得從最純粹的物質角度予以關注的話題。儘管這些東西十分重要，但至少可以肯定它們並不是全部；而且，儘管本世紀的物質進步十分巨大，國際關係的變化以及它們對於歐洲國家和世界上的所有民族的相對重要性也同樣引入注目。筆者正是希望從這個角度來探討前面提出的主題。這個主題對於某個具體的國家而言，可以說是指它的對外關係。不過，在一個更廣泛的意義上，它更要關注由業已開始並處於進展之中的各種運動以及如今還不易分辨的各種趨勢所表明的世界的一般未來。這些運動或趨勢如果不遭到什麼抵制，將使深刻地關係到人類的福利的政治平衡發生重大的變化。

在預測未來時，我是以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特殊表現為基礎的：在法國革命到來之前的十年中，政治殖民化浪潮陷於了停頓。在接下來的四分之一世紀中，歐洲國家全身心地投到一場全面戰爭中去。隨著和平的實現，由煤和鐵唱主角、技術和工業大發展的偉大時代來臨了。與此同時，已有的殖民地和新的商業中心——尤其是在中國和日本——的發展而不是進一步的殖民拓展成為了時代最顯著的特點。最後，在十九世紀末，政治殖民化又拾回了其昔日的前進勢頭，不過這回它無疑受到了分佈於世界各地的舊殖民地上的人們的有力鼓動。在發生上述變化的同時，龐大的常備陸軍逐漸發展而成；另一方面，東方也進入了西方的利益範圍，但不是僅僅作為一個完全由人驅使的被動者，它有其自身的活力。這種力量雖未得到很好的組織，但仍是有意義的。在許多以前暮氣沉沉但尚非死水一潭的地區，如今出現了無可置疑的生機，日本令人吃驚的發展是最明顯的例證。在印度，儘管不存在再次發生兵變的可能性，但有足夠跡象表明處於外國統治之下的當地民眾的政治意識正在覺醒。他們越來越不滿意於現狀，希望印度自身能獲得更大的自主權。由於這股潮流對西方在物質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優點與長處持欣賞態度，因此眼下它不會比從前的暴動更具威脅性，但它的未來影響卻要讓人不安得多。

在任何情形下，終結，一條生命、一種關係、一個時代的結束——即使這些東西完全是人為的安排、人為的創造——都強烈地吸引著人們的想像，尤其是象我們這樣有著自我意識的一代人的想像。這代人有著這樣的信念——不論它是如何膚淺與不正確：我們知曉自己的方向和趨勢；在不絕於耳的自身進步產生的喧嘩中，我們知曉這種進步從何而來，往何而去。那麼，在十九世紀即將走至盡頭，二十世紀正在走近的情形下，今天的時代從何處而啟？已經走了多遠？又往何處而去呢？

生活於其他文明之中的人類在數量上居於絕對優勢。而且是由頗具能量的基本單位所構成。只是政治的和社會的組織才能的明顯缺乏使他們未能凝為一體。和我們相比，他們在物質發展方面居於劣勢的原因主要在於此。不過，他們不擁有或無法擁有物質上的繁榮並不意味他們對其就不那麼感興趣。如果一個群體對什麼有所需要卻又無力用使用武力之外的方法得到它，它就會訴諸武力，除非他們也為武力所制。在世界歷史上。外族衝破由象愷撒這樣有著睿智的長遠眼光的人針對他們設立的屏障並蜂擁而入的景象並非沒有先例。這種情形更容易發生，如果這道屏障無人把守，或為那些早已失去尚武精神的人們所遺棄或忽視。

對此，筆者作為正在退出舞臺的一代人中的一份子，將給予肯定的回答。在我看來，經過世事沉浮，我們正處於一個時代的入口；在這個時代中，我們將給予這個或許已被長期擱延的問題一個確定的回答：是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將決定著整個地球並支配其未來？當前，擺在文明的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將包圍著自己的眾多古老的異域文明——首先是中國、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納入自己的胸懷並融進自身的理念之中。這是它的一項偉大使命，它必須履行之，否則就只有毀滅。十九世紀的歷史就是一部我們自己的文明向那些更古老的文明持續不斷、與日俱增地施加壓力的歷史。直至今日，如我們放眼四望，在每個地方都可看到一種躁動，一種從睡夢中的覺醒。這種覺醒雖然很大程度上尚處於朦朧狀態，但卻是真實的；雖然迄今並未顯示出什麼條理，但已足使人意識到，粗暴地打斷了他們多個世紀的迷夢的力量至少對他們具有兩大優勢，即力量的強大和物質的繁榮。

十九世紀就是這樣被拉開了帷幕。無疑，人們仍然還積極地在海外尋找活動空間，不過它們主要不是為了建立新的殖民地，而是為了開發利用業已在政治上有所歸屬的土地。但是，總體而言，甚至這種活動也只是附屬性的。從十九世紀的開端至其結束，這個世紀的主要活動在於認識和研究自然力量並應用其成果以滿足技術和經濟進步的需要。當時，那些為人們所掌握的手段——它們在剛被發明出來時是如此令人驚奇，在今天卻是如此為我們所熟悉——被自然地首先運用於各國資源的開發利用上。當時，到處都是新生的土地，因為在任何一塊地方人們都不可能做到了對大自然之所賜的充分利用；到處都有著幹勁的投入，因為在任何一個地區都有著數不勝數的事情去做。因此，很自然地，這樣的一個時代主要是一個和平的時代。當然，大的戰爭不乏存在，但國家間的和平一直是這個發展時代的一般特徵。在這個時代中，人們致力於的是運用所掌握的新的力量來改變他們自己國家的面貌。

歐洲世界針對著外部世界的一致尤其有意識地體現在了英國的帝國聯邦設想中。經過許多挫折和反覆，這種思想已在英國人民及其殖民地上的居民的思維之中牢固地紮下根來。英國人民及英國政治家希望培植英美兩國之間的情誼並將這兩個國家拉得更近的意向也反映了這種考慮。對於這種意向，巴爾福先生曾作用「種族親情」這個詞來形容。無疑，這個詞用在英語大家庭的身上最貼切不過了。不過，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它可能會被推而廣之以涵蓋所有其當代文明產生於同一久遠的源泉的種族。在筆者看來，將來的各種問題的解決方法都蘊藏於這www.hetubook.com.com個詞之中了。但是，在美國這邊，對於英國的意向只有一些不冷不熱的反應。其原因在於我們還死抱著十九世紀中葉的狹隘觀念，習慣於眼睛向內，看不到自己擔有什麼責任。如果英國和美國兩個國家不能找到共同語言，它們怎麼會走到一起呢？在一個其政治活動遍佈全世界的國家和一個隻關注於自己的內部政治糾紛的國家之間，怎麼會有真摯的親情呢？當我們真正開始放眼世界並且為履行自己對於整個世界的責任而辛勞之時，我們應和英國攜起手來，而且不能不認識到這點：在未來的多事之秋，人類的最美好的希望就寄託在英語種族之間心與心的聯合之中。

斷言上述的一些有選擇的特點概括了一個世紀紛繁複雜的人類生活的全部趨勢，並以之作為我們為展望未來所考察諸方面中的獨立因素也許是不能成立的。不過，還是可以穩妥地講，由於這些因素所關係到的未來還相當遙遠，它們比另外一些次要的因素更少受到考慮；而且，其中一些作為當今時代標誌的因素的存在還被自封為「經濟學派」的政治思想派別所怨艾、批判和指責。這一派別依託十九世紀中葉工業進步階段的觀念而發展成熟並且仍然生存於其中，而後者看待任何問題都是從生產和國內發展的角度出發的。在世界各地，這一派的思想都發揮了有力的影響，不過在哪兒都不象在美國那樣氾濫成災。這既是因為沒有哪個鄰國有力量與我們一較高低，軍事建設的必要性對我們來說並非刻不容緩以至於不受多大重視，也是因為在我們的豐富資源只是部分地得到開發的情況下，我們對外拓展的本能尚處於休眠狀態。在歐洲世界的眼光由向內轉為了向外的同時，美國人民卻將其注意力從對外經營上移開。美國眾所周知的自然條件使這種趨勢得以加強與延續。和歐洲大陸相比，美國的疆土更為廣闊，也許擁有更加充足的搭配合理的資源，而且人口要少得多。所以，儘管有大量的移民到來，我們在自身內部的發展方面還是有大量的事情有待去做；為此，今天鮮明的體現在歐洲國家身上的向外部世界進取的勁頭在我們這邊尚未被體驗到。不過，我們孤處於我們這個種族的普遍趨勢之外這件事本身就值得令人思索。

在這種局面上，十九世紀經過了它的鼎盛時期，開始向它的終點傾沉。此時，在歐洲文明的國家中出現了戰爭和戰爭傳聞。王朝興衰，國家則在政治重要性的天平上沉浮。不過，前述的那些主要特點還存在著，而且越來越成為政治家們的主要關心所在，這些政治家們中的佼佼者在十九世紀達到其巔峰之時或之後不久也來到了歐洲舞臺之上。在這種狀況下，出於經濟意義上的純粹功利主義原因，維持現狀逐漸成為了一個主導思想。這個思想自然是令人推崇的；但是，從各大國為了自身利益而一致向希臘和克裡特人施壓來看，也許我們不可以認為它是高尚的。至今的問題是，在實際可行的意義上——作為一種合理的可能的體現而不是一個空想，維持現狀的想法還能為人推崇多久？我們已經發現許多人——其中一些是普遍和平的最激烈的鼓吹者，而普遍和平的鼓吹者又是當代對現實最為不滿的人——說道，當半個世紀之前沙皇尼古拉建議打破既有的平靜，依照一種更合理的平靜局面來重新規劃東南歐的政治地圖時，是他體現出了理想意義上的理性政治家風範，而當時現狀的維護者們顯露出的只是見風使舵的政客們的天然本性。歷年以來的證據表明，後者在東南歐這個令人頭疼的地區並沒有確保住平靜，甚至是死氣沉沉的平靜。鑒於正在離去的十九世紀作為遺產留給我們的世界上變化著的局勢，今天繼續無限期地維持當前的和平和繁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還是歐洲國家的一個切實可行的目標？認為普遍裁軍——對此的鼓噪令人不安地一時間蜂擁而起——最可能使我們如今的文明及其種種好處得以保持的觀點是否應體現在我們近來的要求之中？沒有誰能比筆者更熱切地懷有這種期望：有朝一日，各國將化劍為犁，熔矛為鋤。但是，是否包括美國在內的歐洲文明已經處於了能夠構築一種不是基於各國的良知而是基於一個永久的法庭的人為和平、從而在現代政治中再現中世紀教皇統治下的理想狀態的地位？

但是，任何這樣的階段都會象人類的每一件事情一樣化為過眼雲煙。生產的增加——這是經濟學家們癡迷的目標——如所預料的那樣帶來了對新的市場的需要。生活的改善、財富的增加、人口的上升引起的國內消費的增加跟不上生產的增長以及蒸汽的使用導致的運輸方面便利的增加。在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和日本從封閉的年代中被趕了出來，被迫和歐洲社會建立聯繫，和它做買賣。不過，在國外進行的旨在獲取新的政治領地的大規模的認真嘗試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只有在確信能賺取利潤的情形下人們才為商業活動尋求新的根據地。另外，美國的人口和資源的增長、英屬澳大利亞殖民地的開發都有助於滿足需求。中國和日本的開放只是這種需求的一個單獨的表現。所以，這種開放更應該說是隨機械加工方法的進步和交通線的增多而來的普遍的工業發展的伴生物。

在陸地方面，歐洲國家的龐大陸軍的存在及其人民的向外開拓熱情確保了他們的後代將世代相續，直至對維護捍衛歐洲文明的障礙之物最終消失。在海洋方面，則沒有哪個歐洲文明國家比美國擔負著更多的責任了。在加勒比海事務上，我國人民對於某個歐洲國家的侵滲活動的本能的反對如此地無力以至於都引發不起爭端。這種狀況要求我們以調配得當的武裝力量來支持我們的立場，就像歐洲大陸國家相互間的疑忌促使它們要保持龐大的陸軍一樣。不過，如果我們在某個地區將其他國家排除了出去，我們也就承擔起了在該地區維護歐洲文明大家庭的利益的責任。地峽和加勒比海就是這樣的地區。

不過，即使在這種形勢下，如果能恰當地選擇地理上的要點，恰當地將邊界向外推展，還是可以贏得時間，在很大程度上阻滯災難的到來並使全域轉為對世界有利。這樣，及時地確定有關地點有什麼實際價值以及從何處開始佔領就極為重要了。今天歐洲國家的大規模向外拓展活動的意義至少部分地在於此。自覺地或者不自覺地，這些活動正將我們文明的前哨向前推移，並鞏固使其得以生存的防禦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