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我的大腦一接觸到這種隱語，就飛速轉動起來。眼前是一位來自冷戰時期我們的頭號敵國美國的使者。他表示願意向我提供庇護，使我免受他們在北約組織中的盟國、一個統一後的德國對我的報復。

「先生們，我不知道你們是中央情報局哪個部門的，但我可以猜測。你們是不是想從我這兒瞭解某一方面的具體情況？」我想盡快結束這場開始令我感到厭倦的談話。

德國統一前兩週，我突然接到魏因曼的電話。聽上去他情緒低沉，口氣尷尬。他告訴我說，訪問以色列的事黃了。原因是最近出了一本書，批評摩薩德和它採用的手法，結果引起軒然大|波。那家報社為此對我的訪問失去了興趣。這消息來的真不是時候。我頓悟到，以色列人在最後一刻膽怯了，顯然是擔心我的出訪會損害他們與西德之間業已存在的友好關係。無論從我這裡得到什麼幫助也無法彌補這一損失。又一扇敞開的大門砰然關閉，但特拉維夫並沒有完全切斷和我的聯繫。魏因曼打過幾次電話後，我又接到這家出版社的電話，提出晚些時候給我發簽證並提供機票。我讓他們在維也納準備好簽證和機票。幾週後，我打電話核實是否有我的簽證和機票，結果發現沒有。如果在此之前確有一張機票的話，它也被人拿走了。

一九九〇年七月十四到十六日，戈巴契夫在高加索與柯爾總理會晤時，根本沒有考慮我的請求就同意了德國統一。在最後一輪會談中，他拒絕向西德人提出不對我們這些人進行起訴的要求。那時他最關心的是保持自己在西方的光輝形象。至於他也曾是一名共產黨員這一事實，他就不記得了。西德曾表示願意討論豁免前東德從業人員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在會談中剛一提出，戈巴契夫就揮了揮手，對柯爾總理說：德國人自己會很好地處理這個問題。四十年來，為了擴大蘇聯在歐洲的影響，我們不遺餘力，鼎力相助，事到如今卻遭到了他們最徹底的背叛。

艾姆斯最終是被中央情報局的對頭聯邦調查局挖出來的。我覺得，哈撒韋沒能偵破此案恐怕並非因為經驗或知識不足，更有可能的是他缺乏足夠的想像力。正如他的同事對他的評價，此人屬於典型官僚。但我不想指責他沒有挖出蛀蝕美國情報機構的這條蠢蟲。抓叛徒是件費力不討好的差事。事後人們總覺得這事沒什麼了不起，各種線索似乎就擺在眼前，但這只是破案之後的感覺。

我和妻子安德列婭退到廚房，她找花瓶插花，我找煙灰缸。安德列婭小聲跟我說：「一個官僚。」哈撒韋屬於美國那種狂熱的禁煙者。他極力勸我不要吸煙。我開玩笑說，是否中央情報局內又在開展一項新運動？哈撒韋哈哈大笑，但笑聲並不熱情，不過是勉強應和我而已。

中央情報局總部的某個人，不知透過什麼途徑，找到了我忠心耿耿的私人助手埃伯哈德．邁爾的名字和住址，並與他取得聯繫，透過他問我是否願意接待兩位美國客人。他們都是幹這一行的老手，從來不用有可能被截聽的信件或電話與我聯繫，而是透過種種其他辦法，由我的助手傳遞訊息，避免直接找我。我讓助手轉告他們到我的鄉間別墅來見我。這兒比我在柏林市內的公寓更為保險。至於他們的來意，頗費揣摩。我已退休四年，現在綁架我似乎有點為時過晚。除此之外，他們又想得到些什麼呢？

我的客人不太喜歡這個建議。他們解釋說，中央情報局內部有規定，每年只能請一定數量的外國客人，很難超額。實際理由恐怕是，他們擔心西德方面會發現這筆交易。事成與否姑且不論，美國人拉攏像我這樣一位敵對陣營裡的老資格高級官員為他們做事，本身就是對其歐洲盟友，尤其是德國的重大欺騙行為。我建議找一家聽話的出版社或電影公司，讓它出面以作家身分邀請我訪美。這是一條早已為時間證明的行之有效的祕密途徑。當年我們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如果遇到這種情況肯定會這麼幹。中央情報局找到某個機構，透過它向我發出邀請應該不成問題。如果作成交易，我的訪問隨即也就變成永久居留。

他們非常謹慎，事先沒有打電話與我聯絡，顯然是擔心ＫＧＢ或西德對我的電話進行竊聽。他們聽說一位收集軍服的美國商人找到我，問我是否願意出售一部分東德軍服。受東西方之間這種新的聯繫管道的啟發，他們決定前來拜訪我。

迪斯特爾很快對這場拔河失去了興趣。「沃爾夫先生，不用我說你也明白，我們最終都得進監獄。唯一的差別是飲食待遇的好壞。」

「對，對，」哈撒韋急忙說，「是我們上門來柏林找你。」

「東德的外國情報局是你一手建立起來的，你使它運轉得像鐘錶一樣精確，由你出面向西德人介紹情況再合適不過了，」迪斯特爾一邊斟酒，一邊說。他當然不會讓我白幹。報酬是我將不會因背叛西德的罪名而受到起訴。「坐我的車，咱們一塊兒去伯登的辦公室（格哈德．伯登當時是西德反情報機構的頭子）。告訴我們十到十二個至今仍潛伏在西德的重要間諜的姓名以及他們都幹了些什麼，我們保證你不會受到刑事起訴。」

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兩位美國紳士出現在我的鄉間家門前。一上來就開門見山地自我介紹說，他們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並獻給我一個大花籃，外加一盒給我妻子的巧克力糖。我不知道他們送花籃用意何在，是對我表示祝賀呢？還是給我獻的花圈？

很多過去在情報部門工作的同事給我寫信，訴說國家安全部侵犯公權利的真相暴露之後，他們成了國人發洩憤怒的靶子，孤立無助。當遍佈全國境內的監視機構曝光時，東德民眾怒不可遏。我本人在情報總局內的工作從沒有針對過一千七百萬東德民眾，而是針對覬覦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可我知道，這會兒沒人會有興致搞清楚斯塔思下屬各司局之間分工的細微差別（國家安全部被東德老百姓貶稱為斯塔思，我們情報局是它的一個下屬機構。國家安全部的從業人員不會用這個詞，我也避而不用）。我想知道，我們這些昔日蘇聯陣營中最出色的情報人員究竟能得到什麼樣的幫助。

「別去莫斯科，」他勸我。「那兒的日子苦得很。替安德列婭想想。到一個能過舒心日子的國家去。你在那兒可以安安靜靜地工作和寫作。依我之見，眼下你只有去美國才能做到這一點。」

「沃爾夫先生，」他和顏悅色地說和*圖*書。「我們來找你是因為知道，你掌握的情報有可能幫我們偵破一樁大案。我們正在尋找潛伏在中央情報局內的一個鼴鼠。他給我們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一九八五年前後出了一連串的事。不僅在波昂，還有其他地方。這些地方你都熟悉。我們損失了一些人，大概三十到三十五個，其中五、六個是安插在對方情報機構裡的。」

由於我與東德情報機構的軍官、特務和鼴鼠的命運屬於政治上高度敏感的問題，戈巴契夫總統本人直接過問這件事。我獲知，我同克里姆林宮的聯繫要透過費林。他是一位老資格的中央委員，戈巴契夫的外交事務顧問。我非常熟悉他在蘇德關係上發揮的重要作用。極受西德尊重的費林介入此事意味著我可能會帶來政治麻煩。費林接手的這項工作相當棘手，既要照顧我的需要，又不能惹惱西德。

「我對自己的長相挺滿意。」我回敬了一句。

觀察懷疑對象是否有反常行為是查找鼴鼠的正確辦法。然而每一行裡都會有人酗酒、行為不軌、婚姻不和、懷才不遇或因薪金不高而囊中羞澀等問題，更不用說神經高度緊張的間諜這一行了。從事情報工作的人長期工作和生活在祕密環境中。受此影響，他們常感到別人必須遵守的法則不適用於他們，尤其像中央情報局內同蘇聯打交道的人。他們對敵手的思惟模式瞭如指掌，潛移默化地受到對方的影響。特別是有人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或滿腹怨氣時，他對祖國和自己單位的忠誠就會一點點地受到侵蝕。艾姆斯就是一個例子。

我來到度過童年的莫斯科。這座城市曾庇護過從希特勒的魔掌下逃出來的我們一家。我對莫斯科始終懷有深厚感情。外界廣泛流傳有一個精心制定的應急計畫，幫我逃脫。事實並非如此。我當時正在撰寫關於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回憶錄。為此需要時間在一個安靜的地方把它寫完。而德國的統一很可能意味著我的被捕。東德垮臺前不久，西德正式發出了對我的逮捕令，指控我犯有間諜和賣國罪。覬覦的鯊魚正在我周遭游弋。

抵達莫斯科後，我照例在位於莫斯科西南郊外的ＫＧＢ第一總局大樓內受到歡迎。這裡是ＫＧＢ外國情報工作的心臟。外國情報局局長舍巴爾申和他手下的高級助手對我十分熱情。我們的交情歷經幾十個春秋。他們拿出伏特加酒，關切得詢問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狀況。然而我很快看出，受戈巴契夫政權後期權力鬥爭的牽制，ＫＧＢ再也無法給予我們任何實質性的幫助。

他告訴我，伯登表示，如果我同意去西德見他，他可以保證我來去自由，不會受到逮捕。顯然，這是一個精心策劃的建議。先由迪斯特爾出面熱情款待我，然後是伯登在幾英里外等著歡迎我的光臨。席間，迪斯特爾甚至還提到，我是否可以利用我所知道的情況助西德反恐怖部門一臂之力。

哈撒韋似乎很熟悉蘇聯情報機構，知道誰主管外國情報工作。我由此推測他是美國反情報機構中的一位高級官員。我們不失分寸地聊起一些著名的蘇聯叛逃人員，如佩尼科夫斯基、戈爾迪耶夫斯基和波波夫等。由於他們的背叛，美國人對蘇聯的間諜活動一直瞭如指掌。哈撒韋對我的一位蘇聯同事，負責國外反情報活動的基列耶夫將軍讚賞有加。我曾與他一道策劃了針對中央情報局的情報活動。哈撒韋好像對我們的活動有所瞭解，想引我談談有關菲力克斯．布洛克的情況。布洛克是一位美國外交官，中央情報局懷疑他被莫斯科收買。由於缺少證據，一直未對他提出起訴。我估計中央情報局已經仔細研究過我與ＫＧＢ之間的合作關係，因此猜測我有可能知道他們正在尋找的這個鼴鼠的真實身分。

有趣的是，我認出給我們上菜的侍者是前國家安全部的人。「我有個建議，而且是絕密的。」迪斯特爾解釋說，東德共產主義政權垮臺後，西德方面試圖透過分析前政府留下的資料掌握龐大的東德情報機構的情況，但進展遲緩。他們曾勒令一九八六年我退休之後接替我的格羅斯曼以及另一位高級官員菲舍爾協助分析這批雜亂無緒的材料。但倆人既沒有透露尚在潛伏的特務和鼴鼠的姓名，也沒有簡明扼要地說出他們所掌握的情況。西德內政部長朔伊芳布勒對此極不耐煩，認為手下的調查人員未能全面掌握我們的情況。

雖然大家都是德國人，有著戰後歐洲鐵絲網無法隔絕的共同語言和文化，我們之間的敵對卻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敵對。它不僅僅是兄弟鬩牆之爭，德國人反對德國人。資本主義德國對社會主義德國的報復，也是全世界範圍內清算馬克思和列寧的遺產以及對打著他們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旗號犯下的種種罪行的一部分。我的國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分裂為兩大敵對意識型態陣營的最生動體現。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沒有料想到這場分裂會結束得這樣快。

想到我幹了一輩子特務，晚年竟要重新揀起新手們玩弄的這種小把戲，我強忍著才沒笑出來。

就在此時，迪斯特爾給我在柏林郊外普倫頓的鄉間別墅打電話，邀我去他家。見面後，我看出他是在奉西德內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芳布勒的指示行事。同其他新政客不同的是，他不但沒有對我的厄運幸災樂禍，反而極力造成一種親切和諧的氣氛。儘管前東德領土上已出現了政治觀點截然不同的黨派（我和極端保守的迪斯特爾先生在政治觀點上可以說有天壤之別），但他與我都曾是東德人這一背景使我們之間殘留了一絲舊情。

「我說先生們，你們兩位不辭辛苦，親臨寒舍，不是只為了恭維我吧？你們肯定對我有所求。」

該我提條件了。我首先感謝他們不起訴我的建議，但申明我要對從前的部下和特務人員負責。

柏林圍牆倒塌以後，我時常收到原中央情報局在歐洲的一名特務人員透過傳真發給我的信。信的內容總是非常友好，絲毫沒有對我有所圖的意思，完全是惺惺相惜的口吻。不過現在我不禁懷疑，他是否也在這一精心制定的計畫中扮演了一個角色。

「當然，」他說，「也得幫我們個忙。」哈撒韋說。

新聞媒介、政客和法院宣稱曾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支柱之一的東德安全機構的成員是頭號民眾公敵。這種現象的出現在所難免。在一定意義上，它也是一個垮掉的政權的公民重新正視歷史的痛苦過程。

同父異母的妹妹萊娜．賽門ｈｔtps://wｗw.ｈetubooｋ.ｃｏｍ•coｍ諾娃安排我住在她的鄉間別墅和位於莫斯科河邊高級住宅區的公寓裡。從三十年代起，這裡就住著莫斯科高級官員的家屬們。每次走進這套公寓考究的大門，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當年在莫斯科我們這些年輕的共產黨人所懷有的美好理想。憶往昔，我和父母為逃離法西斯德國而來到莫斯科。今天，眺望著二月冰封的莫斯科河面，我再次有了一種安全感。冬天凜冽的空氣使我的頭腦格外清醒。我常常沿著阿爾巴特老區一帶的狹窄小街久久漫步，回想一生。世事滄桑，風雲變幻，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德國南方孩子在不諳世事的年齡裡來到這裡，在風華正茂時回到分裂的德國，再回來的時候已是一個領取退休金的老人。

八月中旬，西德透過迪斯特爾出面提出的交易已徹底流產。我的選擇範圍急劇縮小。中央情報局顯然也猜到了這一點，他們透過同一管道再次與我聯繫。我們又一次在我的鄉間別墅會面。哈撒韋重提他小心翼翼稱之為我的「不利處境」。他告訴我，韋伯斯特仍不同意向我個人發出邀請，但以幫助他們尋找中央情報局內的鼴鼠為條件換取我在美國得到庇護這一條依然不變。這一次，查理斯比上次話多。他解釋說，如果我決定尋求他們的幫助，就讓我的妻子安德列婭去柏林市西面的動物園車站，在那兒撥一個免費電話號碼。接通後自稱是格杜達，說：「我找古斯塔夫。」柏林這邊就會作出安排，幫我逃離。看來，眼前這個自稱查理斯的人在柏林負責我的案子。

接著，他又用流利的德語說：「加利福尼亞是個好地方，一年四季氣候宜人。」

年長的那個人頭髮花白，面龐清瘦，穿一身深色西裝，襯衣熨燙得極平整，打一條斜紋領帶。他自我介紹說，他叫哈撒韋，是奉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姆．韋伯斯特之命前來找我的私人特使。他講一口準確而略帶官腔的德語。

由於不可能再得到情報機構的幫助，我不得不按照這一行的起碼規矩，在房間的夾板中安了一台錄音機，將整個會面過程偷錄下來。任何對間諜手段略知一二的人都懂得，會見敵人時必須錄下全過程，以免日後受到訛詐。

或許有人難以理解，我居然願意坐下來和中央情報局的人談。我並不想離開德國，也公開宣佈過不打算移居海外。我根本不接受西德作為冷戰中勝利的一方用他們的法律審判我和我的同事。依我之見，這種做法有報復之嫌。中央情報局建議的誘人之處在於，我可以在德國統一後的最初日子裡暫避風頭。我清楚，統一後的頭幾週或幾個月裡，報復的慾望最為強烈。如果可能的話，我不想去俄國。逃到莫斯科會給公眾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我不願留在一個新的德國。國內要求審判我的人會鬧得更歡，借此指控我去莫斯科是為了把間諜的名字告訴蘇聯人。一九九〇年我在莫斯科逗留的兩個月裡，外面已經有了這樣的傳言。事實並非如此。我當時最關心的是爭取我本人和曾在我手下幹過的同事、特務和鼴鼠免受起訴，根本無暇在蘇聯人那兒扮演中間人。

「一起吃頓晚飯，聊聊天怎麼樣？」他輕鬆地問我，並說他的助手會為此作出安排。

「如果是我主動找你們的話，你說的不錯，」我不再掩飾自己的惱怒。「那樣的話，你就可以問我給今晚的聚會帶來了什麼。可我並沒有找你們，是你們來找我的。」

他的同伴年紀很輕，體格健壯，自我介紹說他叫查理斯，是中央情報局柏林站站長。可我覺得他的體格和舉止更像一位保鏢。他很少講話，談話期間從頭到尾幾乎毫無表情，後來我發現他其實也懂德語。安德列婭看到他便想起了在有關越戰的電視片中看到的美國人。

「這樣做當然對你也有好處。」哈撒韋說。

哈撒韋終於言歸正傳。

統一的日子已定在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無論我走到那裡，都是滿目淒涼。昔日的祖國以及這個國家的制度成了一堆廢銅爛鐵，被掃入垃圾堆。紀念品的搜集者們興高采烈地搶購著不久前東德人還自豪地佩戴和穿著的獎章和軍裝。我內心遠沒有這種節日般的歡樂，甚至連懷舊的情致也沒有。

大家哄然大笑。這使我有短暫的時間思考一下。

「你是個精明強幹的人。」哈撒韋說。

甚至可以說，我退休以後，除了出於禮貌或昔日的情誼非請我出席不可的場合，俄國人避免與我接觸。每次我去莫斯科，與費林和舍巴爾申談到我對東德的擔憂時，他們總是無話不談。然而他們當時全神貫注於蘇聯的改革，已無暇他顧。柏林圍牆倒塌後，事態發展一天一個樣，幾乎沒人能跟上情勢。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我給戈巴契夫寫信時恐怕已為時太晚。我在信裡寫道：

「先生們，你們現在玩的這一套，我見識得多了。你們葫蘆裡賣的什麼藥，我全知道。你們對夥伴的期待很高，可他不肯痛痛快快地答應。一個人要有點耐心。一切談成之前，透過交談可以得到很多東西。」

我接下去問戈巴契夫，他是否可以把大赦東德間諜作為他同意德國統一的條件之一。ＫＧＢ首腦克留奇科夫在回信中告訴我，戈巴契夫已指示蘇聯駐西德大使同柯爾總理討論我這一要求。實際上，大使只見到了柯爾辦公室主任特爾奇科。

我開玩笑說：「西伯利亞也不錯。」當時覺得，真實生活中間諜之間的對話，有時倒很像是來自間諜小說。

此事過去很久，我才知道讓中央情報局如此頭疼的這名鼴鼠的真實身分。他叫奧爾德里奇．艾姆斯，是美國情報史上危害最大的一個叛徒。艾姆斯專門負責偵破世界範圍內蘇聯的反情報活動。他利用工作之便向蘇聯人出售美國間諜的名字，從而導致蘇聯境內的美國情報網全部瓦解。九年中，他利用這一職務以及後來在禁毒司的工作便利先後向蘇共政權和葉爾欽政府提供情報，共領取二百七十萬美元，成為有史以來身價最高的鼴鼠。中央情報局派來見我的人絕不僅僅是威廉姆．韋伯斯特的特使，而是加德納．哈撒韋，前美國反情報機構首腦。他在首次拜訪我的幾個月前剛剛退休。這都是後話。

他的意思是，我們這些曾效力於東德的人，在今天的新德國已無權無勢。至於我，更有可能因為叛國罪而坐牢。

哈撒韋的率直坦言以及拚命想把我拉入美國陣營的勁頭表明，中央情報局對自己內部有鼴鼠感到極度恐慌，他們www.hetubook.com.com在這件事上有求於我肯定覺得很丟面子。況且，他們來找我還冒著觸怒西德盟友的危險。情急之下，哪怕是最牢固的意識型態朋友之間也會出現裂痕。

接下來是長久的沉默。哈撒韋搖了搖頭，只是翻來覆去地說，我無需直接背叛手下的人就可以為中央情報局作出重要貢獻。我慢慢意識到，他們和西德人不同，對我在東德情報機構的工作不感興趣。他們最關心的是我對ＫＧＢ和蘇聯情報機構內部情況的瞭解。

一九九〇年夏天，在西方討論德國統一問題之前，戈巴契夫曾與柯爾討論過對東德間諜人員進行大赦的問題，但沒有達成任何協議。克留奇科夫認為，戈爾巴喬將在高加索的阿雷西舉行的首腦會議上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以最後敲定統一的細節。這個答覆並不讓人樂觀。我第一次對戈巴契夫的忠誠產生了懷疑。他總不至於把我們這些毫無防衛能力的人交給我們的老對手西德人處置吧？

美國中央情報局如果願意邀請我去美國，我是會認真考慮的。這不失為一條富於戲劇性的出路，雖然對我來說只是權宜之計。然而我擔心的是，假如不經正式邀請就飛到美國，一旦交易談不成，中央情報局可以說是我自己找上門來的，並以此要挾，逼我按他們提出的條件合作。中央情報局自恃了不起，傲慢地以為我急於投奔他們，不惜置自己於每一個聰明的叛逃者都力圖避免的不利境地：在敵手的領土上談判條件。雖然哈撒韋九月二十六日就專程來到柏林，我們也備好了行裝，但最後一次會談仍是令人乏味地在原地兜圈子。

老實說，對方的建議對我充滿誘惑。我渴望自由。但我深知，我的自由將意味著犧牲那些曾為我們情報局獻身的人們的自由。那些潛伏在西方的間諜一旦暴露，有可能多年坐牢。假如我出賣了他們，他們會怎麼想我這個當年被他們稱為「頭兒」的人呢？我對迪斯特爾的宴請表示感謝，但沒有接受他的建議。

我略為做了點調查，哈撒韋這個人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他剛剛退休。作為一個退了休的前情報官員，我對他的同情油然而生。他和我是一類人，無法在退休前與退休後的生活中間劃一條線。我們想像中的退休生活應當是做做園藝，度度假，和家人一起共享天倫之樂。可哈撒韋退休後仍然一直試圖解開在位期間沒有解開的一個致命的謎：隱藏在中央情報局內的這個叛徒到底是誰？這個謎至今攪得他不得安寧。我還記得他坦言中央情報局還未偵破此案時凝視我的眼神。親自跑到柏林來請一個從前的敵人幫忙對他的自尊心一定是極大的傷害。可他無論作為一名情報官員還是一個普通人，已經深深陷入此案不能自拔。為偵破此案，他專門成立了一個班子，起名為特別工作組，連中央情報局的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其成員主要由退休人員組成，以防洩密。其中有一位婦女，任反情報高級分析員。不管在中央情報局還是任何其他情報機構，像她這樣的人均不多見。她曾參與破獲在中央情報局內隱藏達三十年之久的中國鼴鼠。這個班子裡的人知識極為全面，給我印象很深。它的人員少得不能再少，換了我也會這麼做。使用退休人員這一招尤其高明。借用中央情報局內蘇聯司的人有可能打草驚蛇，甚至會把這個鼴鼠也吸收到班子裡來。所有這類反情報工作都應遵照一個方針：躡足而行。

我擔心他們會像西德人一樣，要我用人名單換自由，於是告訴他們，我不想出賣任何部下。

我打聽了一下有關魏因曼的情況。有人悄悄向我透露說，他年輕時曾在摩薩德裡幹過。魏因曼本人馬上對此加以否認，說他曾在以軍服過役，但從未搞過情報工作。我倆之間於是電話不斷。我期待著對以色列的訪問，同時想像著波昂、莫斯科和華盛頓看到我在以色列出現的頭條消息時，會是何等的沮喪。我猜想，摩薩德可能想套到我所掌握的有關巴勒斯坦各派別以及他們活動的情報。其實，這方面的情報我知道得很有限，但我決定到達聖地之後再亮底牌。無論如何，訪問以色列是一條逃離德國的新途徑。對一匹白送的馬，就無需掰開嘴看牙齒了。

我始終把領導東德情報機構的工作看做是冷戰期間擔負的一項特殊使命。為鼓舞年輕部下，我曾仿照一首蘇聯歌曲譜寫過一首歌，其中把他們的工作比做「看不見的戰線」。這決不是誇大其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四十年裡，我們一直認為，我們與糾集在一起反對我們的資本主義勢力處於交戰狀態。

哈撒韋又乾笑了幾聲。他接著又說，還會給我數目很大的一筆錢。我們沒有討論細節。但我知道，在此之前，中央情報局駐柏林站站長以一百萬美元的價碼，要我手下負責搜集美國情報的官員羅加拉向他們出賣他所掌握的情況。他拒絕了。我們不失禮貌地談論了共產主義失敗的後果以及我主管的情報局享有的盛名。

哈撒韋說韋伯斯特想請我去維吉妮亞的中央情報局總部，和他談一筆交易。他接著說：「你可以化化裝，或做個整容手術，如果這樣使你感覺更安全的話。」

我來莫斯科的另一個目的是想摸清，東德垮臺後，我們昔日在ＫＧＢ和克里姆林宮的盟友想盡多大力量幫助我及我在情報部門的同事。過去幾個月裡我們度日如年，而莫斯科的朋友們並沒有熱情地伸手拉我們一把。和我們一樣，他們對事態的發展毫無精神準備。多少年來我們舉杯共祝的所謂永恆的兄弟般的友誼，如今已名存實亡。往日架設的東柏林與莫斯科之間繁忙異常的電話熱線，如今寂然無聲，發出的任何音信都如石沉大海。等待我的是令人尷尬的沉寂。

「可你在此地很不安全。」哈撒韋打斷我的話說。他提醒我，如果我留在德國的話，再有幾個星期肯定會被逮捕。我深知這一點。

我知道任何改革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希望已不復存在（我退休期間，曾有人把我看做是潛在的戈巴契夫式的改革者）。我需要想辦法暫時躲開這個發著高燒的國家。

九月底，我們又見了一次面，這一次是在我位於柏林市區的家裡，但美方並沒有加碼。

一九九〇年夏天，兩個德國在經歷了四十年的分裂和敵對之後準備統一。東西德的分裂和敵對始於戰勝國一九四五年建立的戰後秩序，在隨後的超級大國衝突中又進一步加深。我親眼目睹自己懷著社會主義理想而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頃刻間ｈｔｔｐs://wｗw.ｈeｔｕbｏｏｋ•ｃoｍ.coｍ分崩離析。我自己的國家——東德因為有負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一稱號，處於被迫與歐洲經濟大國西德聯姻的境地。結束一個獨立的東德的過程已經啟動。我雖然不知道一個獨立的德國對歐洲將意味著什麼，但有一點是清楚的：我很快就會成為一個被通緝的人。

一九九〇年夏天，她突然打電話來，說有一位叫魏因曼的猶太教士想結識我，他是耶路撒冷猶太教正統派中的一位高級人士。那天是星期五，也就是說，猶太人的安息日在日落後就開始了，他來不及登門拜訪我。但我還是給他打了電話。我倆在電話上互致問候，約定下次他來柏林時再見。時隔不久，他又一次來到柏林，稱此行主要是訪問猶太人文化協會。我請他到我位於市內的家做客，他準時到達。此人五十開外，戴一頂寬邊黑禮帽。此外，從穿戴上看不出他是一位正統教派猶太人。魏因曼關切地詢問了我的猶太背景，昔日經歷過的迫害，以及在德國面臨的一場政治官司的情況。對於我過去的職業，他十分謹慎，避而不談，但問我是否願意訪問以色列。我開始懷疑魏因曼對我的興趣是否完全出於文化上的原因。不久，我收到以色列《新消息報》的邀請，要我出訪以色列。

此時，西德的檢察官急不可待地宣佈，十月二日半夜將派警察上門正式逮捕我。一家名叫《圖片報》的小報派人找到我，提出替我支付律師費用，條件是由他們獨家報導我被捕的全過程。我答覆說，可以考慮。我已看透，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馬戲，我無意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我告訴這家報社的記者，我沒有離開德國的計畫。這也差不多是實情。儘管我非常希望能夠暫時離開德國一段時間，可無處可去。由於我拒絕了波昂提出的出賣同事的要求，留在德國而又不受逮捕坐牢的可能性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

首先跳出來喊價的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乃是我的宿敵，西德反情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就在這個機構裡，我曾安插了鼴鼠和雙重間諜，幾十年裡不間斷地刺探著它的機密。

艾姆斯的案子令我大為吃驚，沒想到他出賣情報如此之久竟未被發現，也沒想到美國的反情報機構無能到這個地步，萬般無奈之中竟然請敵方的情報首腦幫助破案。

我感覺到，他其實對我十分瞭解。我很想弄清楚他的真實面目。果不其然，他用了情報這一行中一個行之有效的老辦法，先主動透露了一點關於他個人的情況，期待著我會投桃報李，透露給他更重要的訊息。他說，五〇年代他曾被派駐西柏林，密切跟蹤我早期的情報工作。根據他的談話我推測，他肯定還當過中央情報局駐莫斯科站站長，雖然他沒證實這一點。

我從他的這番話推想，只要一提到格杜達這個暗號，馬上就會同時接通中央情報局總部及該局柏林站的電話。隨後把我偷偷送出德國不會太難，很可能是坐飛機，蘇聯就是用一架軍用飛機偷偷把前東德領導人昂納克送到了莫斯科。我禁不住慨嘆，一九四五年希特勒滅亡之後，我曾隨首批東德共產黨員從莫斯科飛回德國。四十五年後的今天，假如我真的在美國人的掩護下飛離柏林，那實在是個極具諷刺意味的結局。

他們兩人咧嘴笑了，為我的點破窗紙而如釋重負。哈撒韋開口說：「我們知道你是一位堅定的共產黨人。不過，假如你想助我們一臂之力的話，可以找我。沒人會知道。作出這樣的安排對我們不成問題。」

在我一生中，走投無路下投入俄羅斯母親的懷抱已不是第一次了。但我並未像外界傳言的那樣，一九八六年離開外國情報局後一直與莫斯科的上層人士保持著正式的聯繫。ＫＧＢ在柏林的負責人，開始是瓦西里．舒米路夫，後來是根納季．季托夫，只跟米爾克打交道，避免與我接觸。有人說，我和共產黨內支持改革的漢斯．穆得羅密謀策劃一場政變，把昂納克趕下台。我曾警告過費林和莫斯科的幾位其他同事，東德政權已搖搖欲墜。但我從未試圖在昂納克倒台之後對主導層施加影響，也沒有得到這方面的協助。昂納克的下台是政治局內一場政變的結果。

風聲鶴唳，情勢越來越危急，德國當局迫不及待地想把我送進監獄。天涯何處能棲身？棲身的代價又是什麼？我的面前沒有一條可走的路。時間在飛逝！

無論美國人、俄國人還是西德人都沒注意到，還有一個重要的主顧神不知鬼不覺地加入到這場奇特的拍賣中來。此主兒是以色列人，我是猶太人，一個猶太人在蘇聯陣營的情報機構身居高位是很不尋常的事。準確地說，我只有一半猶太人血統，因為我母親是基督徒。但根據一九三六年頒佈的種族主義的紐倫堡法，這一半的猶太血統也會使我受到迫害，如果我們全家沒有經法國逃到俄國的話。根據我所受到的意識型態教育以及冷戰造成的敵對與隔閡，我本來應該是以色列的敵人。可我始終對猶太人的事很感興趣。受家庭的影響，我覺得自己是猶太人的後代，雖然我並不信猶太教。

「出賣人的事還是讓別人去幹吧！」我說。

我和特拉維夫的接觸很晚才開始。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四日，我出席了一次群眾集會並在會上呼籲更換現任東德領導人。在那兒，我認識了一個叫愛琳．龍格的女人。她是一位學者，也是猶太文化協會的負責人。該協會八〇年代成立於柏林。在此之前的幾十年裡，由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阿拉伯世界站在一起，東德國內的猶太道統文化受到壓制。我接受了愛琳的一次採訪，採訪內容登在一家以色列報紙上。我還應邀作為來賓參加過她們協會召開的一次會議。除此之外，我並沒多想。

聽到這話，他馬上警覺起來，感覺到也許除他之外，至少還有另一個強大的對手在爭奪我。

「願意幹的人多得是，」迪斯特爾邊說邊轉身離去。「如果你改變主意，任何時候我都可以陪你會見伯登。」

此時，多年來擔任東德國家安全部部長、我退休前的頂頭上司埃里希．米爾克已被逮捕。前東德情報機構的特務和官員們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逼他們洩露機密。背叛事件層出不窮。昔日的部下和西德人做成了一筆筆交易，以洩露東德的國家機密換取免受起訴。他們擔心，德國統一後，馬上等待他們的命運將會是鋃鐺入獄。每天我家的電話鈴聲不斷，身陷絕境的人紛紛求我想辦法。我得知，已有兩名國家安全部前高級官員自殺身亡。我女httｐs://www•hetuｂook•com•ｃｏｍ婿貝恩德曾在外國情報局裡負責刺探西德反情報部門的情報。最近有人向他提出，以免於起訴外加五十萬西德馬克的條件換取他們所掌握的手下人員的情況以及他們所盯梢的目標。

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五日，憤怒的人群衝進位於諾曼大街上的國家安全部總部，發現了大量透過特務手段搜集到的有關本國公民的檔案。

我們的工作重點是柏林。這裡，兩種制度在漫長的戰後歲月裡涇渭分明，水火不容。雙方的戰略學家和政治家均認為，如果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它最有可能在柏林打響。然而，隨著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圍牆的坍塌以及東德對世界敞開大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個國家頃刻間土崩瓦解。我為之服務一生的國家轟然坍記。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的政治生涯會是這樣的結局。柏林圍牆倒塌的前四年，我對周遭的官僚機構的僵化深感失望，辭去了情報局的工作，轉而從事寫作。在重病纏身的昂納克的僵化領導下，我覺得根本不可能從內部推行改革。然而東德局勢的急轉直下同樣令我感到措手不及。末日終於降臨時，許多人痛苦萬分，向我傾訴內心的酸楚。

哈撒韋是中央情報局的一位資深官員。他剛上任一年，就不斷顯露出苗頭，中央情報局內部有一個身居要職的叛徒。中央情報局內只有極少數幾個人知道美國在蘇聯境內的特務人員損失慘重。十人遭處決，另外幾十人被判長期徒刑。他們還十分清楚，隱藏在他們中間的這個叛徒仍在源源不斷地洩露著美國的機密情報。哈撒韋就是這少數幾個人之一。

一九八五年艾姆斯正式被蘇聯招募為特務後，負責他的人是蘇聯駐美大使館內ＫＧＢ的駐地代表安德羅索夫（ＫＧＢ正式派去的官員）。一年後，伊芳萬．格羅馬可夫接替了他的工作，六〇年代我就結識了他，當時他是ＫＧＢ德國科（第一總局第四司）課長。我知道他懂德語，但一點不知道他還講一口流利的英語。聽說他去華盛頓工作後，頗感吃驚。他身材短粗，一副眼鏡厚得像瓶底，天性快樂，喜歡高聲大嗓地為ＫＧＢ的成就舉杯祝賀。我從未跟他談過他手下的這個王牌特務，但不難想像，剛在敵人心臟安營紮寨的他，看到艾姆斯投上門來會是怎樣的欣喜若狂。

五月二十九日，兩人又一次登門。但在正式邀我去美國一事上仍毫無進展。哈撒韋表示將向韋伯斯特會報。如果我想繼續探討此事，可以找他聯繫。顯然，他們指望我在隨時有可能被捕的情況下會同意現在的條件，投在他們的羽翼之下。這時，查理斯開始插話。他向安德列婭介紹了美國生活的誘人之處。臨走前，他們留了一個直通中央情報局總部的免費電話號碼，互相交換了今後接頭的暗語。我沒有向他們提供任何情報，也沒有做任何許諾。我知道，他們選擇了等待。我的境遇只會每況愈下。

幾天以後，一輛天藍色的寶馬牌轎車來接我。寶馬已取代了昔日共產黨領導人偏愛的雪鐵龍和沃爾沃牌轎車，成為政治新貴們的新寵。我不禁好奇地想：這個司機幾個月前還不知給哪位東德領導人開車呢？出於禮貌，我沒問。

他的這番話不幸惹惱了我，也許是因為它使我想起了當年我自己曾用過的對付間諜的軟硬兼施的手段。他們把我當成什麼人了？

可我並不知道。蘇聯人對這類情報守口如瓶。同樣，我也不會向蘇聯透露我手下的重要鼴鼠或間諜的情況，儘管我們表面上是兄弟般的夥伴關係。充其量只會羞羞答答地告訴對方，敵人陣營裡有「我們的人」。僅此而已。

隨著東德的工業資產和各種機構開始合併或出售，另一場不為人知的拍賣也悄然揭幕。這就是為我舉辦的拍賣，或者說，是為我所掌握的情報展開的拍賣。這場拍賣的出價空前絕後：我的自由。

與在德國坐獄相比，在加利福尼亞或佛羅里達的陽光下，舒舒服服安度晚年的確顯得非常誘人。可我仍擔心自己給中央情報局送上門去做人質。假如他們決定擰緊我這顆螺絲怎麼辦？他們恐怕也給這次會談錄了音。一旦日後關係搞僵，他們隨時可以說這次會見是我捏造出來的。我希望深談之前他們能作出更大的承諾。所以我提出以某種形式邀請我去美國，也許可以由中央情報局的掩護機構出面。

「可你必須幫助我們。」哈撒韋又重複了一遍。

「討論這樣的問題總有個限度，」我說。「我的底線是不出賣任何在我手下幹過的人，不提供任何姓名。假如你們還想和我談的話，就正式邀請我去美國。那樣，我們就可以像成年人一樣正兒八經地談。做任何決定之前，我先要看看你們的國家。」

「俄國總是可以去的嘛！」我答道。

我這是用最衣冠文物的語言表達了我內心的想法。我真想告訴哈撒韋，他全搞錯了。看他跟我說話那副樣子，好像我是個可以任他買賣的無名小卒。我想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像我倆這樣的情報老手，要談也要有個談的樣子。

他拒絕了。然而眼見自己真誠信仰的事業分崩離析，自己的政治生涯猝然結束，他的內心受到重創，終於患了精神抑鬱症並自殺未遂。和其他曾為這個失敗了的制度獻身的人們一樣，他感到自己前途渺茫。隨著柏林圍牆的倒塌，他們的自信和政治信念也在一夜之間轟然塌陷。

「問題是，我不瞭解美國。對我來說，在美國生活很難想像。」

一九九〇年三月，東德舉行了一九四五年以來的首次民主選舉。受到波昂的柯爾總理聯合政府堅強支持的基督教民主黨人上台執政。這是一屆留守政府。它的任務是引導東德走向與西德的統一並盡量縮小社會動盪。該屆政府的內政部長是一個穿著入時、自以為是的年輕人的迪斯特爾。他起家於東德崩潰後成立的一個保守黨。

喊價的人頗為不少。來自另一方的喊價令我愕然，我做夢也沒想到這一條逃往自由之路。

我暗想，先來胡蘿蔔，大棒在哪兒呢？我們不知喝了多少杯咖啡。我還罔顧客人的反對吸了煙。他們顯得很痛苦。最後，我的耐性終於磨沒了。

哈撒韋與我閒聊了一會兒，對德國統一後我的處境和等待著我的厄運表示同情。他對我倍加讚揚，稱我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情報首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