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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本書在社會上引起轟動，暢銷數萬冊，幾乎成為不懂醫學的人的醫學保健手冊。由於它流傳甚廣，後來竟逃脫了納粹對猶太人著作的禁令。靠這本書的收入，我們全家搬到了斯圖加特一棟舒適的房子裡。斯圖加特是一座藝術氣息濃厚的城市，其歷史可追溯到風氣自由的宮廷時代。

父親在政治上極為活躍。一九二八年，他退出獨立的社會民主黨，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並以共產黨員的身分競選斯圖加特市議員，贏得了百分之二十的選票。一九二九年，他寫了一個旨在支持人工墮胎的劇本《氰化物》，為此坐了幾天牢。他因這一事件成了德國國內激進政治的代表人物。一九三一年他再一次入獄，被指控施行人工墮胎手術以謀私利。法院撤銷了對他和另一位被告的全部指控後，他倆離開德國，前往蘇聯。同年重返德國。

也許流亡國外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中有人保護了他。我知道這段時間他曾與其中的一位領導人威廉．皮克透過信。皮克對父親極為尊重。也許他不過是運氣好而已。一九三八年、父親終於獲准離開莫斯科，前往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爆發，他就被當做敵國公民拘留起來。不無諷刺意味的是，拘留他的原因是他持德國護照。一九四〇年夏天，納粹入侵法國後，情況更加不妙。他和其他被關押在韋爾內集中營的犯人將被轉交給德國當局。對他來說，這意味著必死無疑。這期間他好像有過一次機會流亡美國，但為此他必須在表格上申明自己從未加入過共產黨。他放棄了。無論何時何地，他對黨始終赤膽忠心。三年中，母親三番五次催促莫斯科當局批准父親成為蘇聯公民，這樣他就可以被遣返回蘇聯——這個他曾千方百計想要逃離的地方。一九四〇年八月，他終於獲得了蘇聯國籍。

共產國際是一個宣傳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組織。這裡的一切都顯得極其祕密。受這種氣氛的影響，我覺得自己已完全長大成人。一切聽從黨召喚的理念早已在腦海中根深蒂固。黨要我們跳，我們馬上問：「跳多高？」

幾個月後，在瑞士共產黨的幫助下，母親帶著我和弟弟逃到瑞士。德國共產黨此時已被宣佈為非法。從瑞士，我們又到了法國。法國當局把我們當做是「不受歡迎的外國人」，我們只好藏在布列塔尼一個小島上的朋友家裡。父親隨後也來到我們身邊，他在這裡寫完了劇本《馬姆洛克教授》。這是描寫猶太人在德國遭受迫害的第一部文學作品。還沒等這個用德語寫成的劇本在蘇黎士首演，華沙和特拉維夫的猶太人劇院已把該劇搬上舞台。劇本在世界範圍內獲得極大成功，蘇聯還根據這齣戲拍了電影。一九三九年該部影片在紐約上映後，父親的名字在美國也傳開了。許多年後，弟弟康尼也以此劇為藍本拍了部電影。

蘇聯現在成了我們唯一的家。一九三九年，我過十六歲生日時取得了蘇聯國籍。父親從巴黎來信說：「現在你是蘇聯民眾中的一員了。」我為此感到無比的驕傲。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意識到，自己性格中並沒有父親那種烏托邦式的激|情。我屬於更實際的一類人。當然，那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時代，但同時也是大清洗的時代。昔日的老革命常常被安上種種駭人的罪名，遭到處決或被流放到北極圈內的集中營。民眾內務委員會——祕密警察，ＫＧＢ的前身——撒下的大網正在我們認識的流亡蘇聯的朋友和熟人身邊收緊。對此，我們這些孩子感到迷惑不解。多年來我們受到的教育是，蘇聯是社會進步和人道主義的燈塔。

高中畢業後，我如願以償，開始攻讀航空工程學。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軍隊根據巴巴羅莎計畫對蘇聯大舉發起進攻後，我的學業猝然中斷。一九四一年，德軍步步逼近莫斯科。作家協會成員的家屬，包括我們一家被疏散到莫斯科四千英里以外的哈薩克的首府阿拉木圖市。時至今日，我對那次穿越烏拉爾山的長達三週之久的艱苦旅行仍然記憶猶新。每隔一小時左右，我們的火車就要停靠到一邊，給對面開赴前線的軍車讓路。父親一路上照顧體弱多病的俄國著名詩人安娜．艾哈邁托娃。她的兩任丈夫均在清洗中失蹤，一個兒子被關進監獄。經過批准，我負責每天給她送飯。分發給她的口糧是四百克黑麵包，外加溫開水。她躺在那兒，失神的臉上滿是倦容。昔日俄國文學之魂就這樣被當局打入另冊。但同車的知識分子仍一如既往，對她十分尊敬。

我分發的時機極其幸運。前一批畢業學員肩負與抵抗組織取得聯繫的使命被空投到德國，卻不幸中了第三帝國反情報機構的圈套。德國的反情報機構一直冒充抵抗組織與蘇聯保持無線電聯繫，而蘇聯當局對此信而不疑。結果這批學員盡數落入蓋世太保和軍事反情報機構的手中，全部罹難。他們的犧牲使我們這批人倖免www.hetubook.com.com於重蹈覆轍的厄運。我們於是被分發到附近一家農莊裡，搞機械維修，兼管給白采爾科維河上的駁船下貨。

大人們的沉默和支吾瞞不過孩子的眼睛。我們隱隱意識到，自己並不完全瞭解周遭的環境。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學校的許多老師先後失蹤。德語學校也被關閉。我們這些孩子注意到，大人們當著那些失蹤者家屬的面絕口不提「失蹤」的人。不用人教，我們馬上自動遵守了這一怪異的禮節。許多年後，我們才瞭解到這一時期共產黨所犯下的大量罪行以及史達林個人應負的責任。但在當時，他是領袖，一個父親般的人物。學校教室的牆上高高懸掛著他的畫像。那張有著方下巴，蓄著鬍子的臉好似一個預言家似地俯視著我們。在我們眼裡，他和他的著作都是絲毫不容指摘和懷疑的。一九三七年，這部殺人機器達到最高轉兒。我們認識的一個熟人弗洛赫被捕。他以前曾冒著生命危險在德國及其他國家為共產國際從事祕密工作。他給妻子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史達林同志對此完全不知情」。

在共產國際學校，我還遇到了未來的妻子埃米．施騰策。我從未見過像她這樣全身心投入政治工作的女性。她的父親施騰策曾是德國國會議員，一九三三年在達豪集中營被納粹殺害。她如此忘我地工作是為了給父親報仇。我倆剛認識時，她有一位西班牙男友。我們的相愛始於離開學校之後在莫斯科的重逢。我非常喜歡她獨立的性格和堅強的意志。她的童年很不幸。三〇年代時，她的母親在一次對涉嫌從事反蘇活動的外國僑民的大搜捕中被捕（後來被釋放）。埃米從小在伊芳萬諾沃這個工業城市的一所育幼院裡長大。生活的磨礪練就了她的這種性格。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首次意識到自己是猶太人。一次，納粹又來家裡翻箱倒櫃。那伙惡棍衝進我們的遊藝室，肆意踐踏我們珍愛的玩具和圖書。我和弟弟怒不可遏。母親竭力做出平靜的樣子，以掩飾內心深處的恐懼。事後，她騎車帶我們跑到斯瓦比亞綠樹成蔭的鄉間，看望父親的舅舅邁爾。我們跟他很熟，稱他「老爺爺」。

作為父母均是共產黨員的德國孩子，史達林給我的最初印象是一個既富於智慧，又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好似童話故事裡心地善良的魔術師一般。我常想像生活在「偉大的蘇聯」會是什麼樣子。很多年裡，我一直以為這就是蘇聯的正式國名。我覺得這個國家一定是白雪皚皚的世界，民眾善良，還有魔法師暗中相助。弟弟則更善於形象思惟。他常常一連幾小時坐在那裡，畫偉大領袖史達林的肖像。他筆下的史達林看上去像是童話裡的好漢。

我和弟弟急於適應新環境，恨不得一夜之間把自己變成俄國人。在學校，我們整天講俄語，晚上回家才聽到德語。同學們叫我米沙我很開心，因為這樣人們會以為我是俄國人。晚上，我們躺在床上從廣播裡聽希特勒講話——他聲嘶力竭地鼓吹第三帝國如何輝煌偉大。

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和史達林簽署條約後，在蘇聯的德國流亡者們更是舉日維艱。蘇聯當局一直把我們當做遭受第三帝國迫害和追捕的對象加以保護，如今卻接到指示，今後要注意與希特勒的關係。像我們這樣被納粹趕出德國的人，對蘇聯領導人同希特勒達成的交易尤其難以理解。上面向我們共青團員傳達說，這是史達林挽救偉大的蘇聯的唯一辦法。西方大國曾巴望這個共產黨國家在納粹的劍上「流盡最後一滴血」。當時這個解釋似乎有相當的說服力。可是我和弟弟感到了父母的牴觸情緒。他們認為共產黨跟多年來逼他們流亡的這個獨裁者做交易實在令人作嘔。

與此同時，埃米被派往前線，透過麥克風用德語向德軍喊話，對敵展開心理戰。她手持話筒沿著敵人的戰壕走來走去，告訴德國士兵，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呼籲他們繳槍投降。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她在戈梅利受重傷。由於擔心再次分手會是永別，我們舉行了婚禮。然而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裡，我倆始終天各一方。

納粹對此很快作出了回應。不用說，在納粹政權下，該劇從未上演過。家裡財產遭沒收，父親的名字被當局列入「有害作品」作家的黑名單裡。此後不久，我們全家被剝奪了德國國籍。一九三七年，不僅父親受到當局通緝，連母親和我們兄弟倆也受到通緝。我和弟弟覺得自己一下子長大了。如果說一個人的政治觀點可以因一件事而形成的話，對我來說那就是被祖國視為罪犯。

我的父親弗里德里希．沃爾夫於一八八八年生於萊因省一個虔誠的猶太人家庭。年輕時，父母希望他長大後當一名猶太牧師。他不肯從命，非要學醫。一九二八年時，他已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那年他四十歲。他選擇這一信仰ｗｗｗ.heｔｕｂoｏk•ｃｏm•ｃｏｍ是曲折一生的結果。他不屬於受到俄國十月革命影響的那批德國知識分子。由於他的小資產階級兼猶太人的家庭背景——我爺爺是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深受託爾斯泰、斯特林堡、阿普頓．辛克萊、尼采和克魯泡特金等人思想的影響，曾在和平主義和烏托邦主義之間徘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曾在德皇的軍隊裡服役，身負重傷。從軍期間，德國軍官團的冷酷和驕橫深深刺傷了他，助長了他的激進傾向和反民族主義情緒。他對一九一八年試圖建立一個正義、平等社會的德國革命者遭受的失敗以及魏瑪共和國最初幾年的狀況深感失望，於是接受了馬克思和列寧所宣揚的追求社會和經濟和諧的理想。

但是，我們家一貫有激進的道統。父親常對我說，他的政治教育從五歲就開始了。那年，他的父母帶他觀看德皇出席為十九世紀德國統治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修建的紀念碑落成典禮。四周的群眾對皇帝歡呼雀躍，一個個伸長脖子，爭相一睹紀念碑。祖母把他舉起來，繃著臉說：「弗里切（弗里德里希的呢稱），你看到的這個人根本不是什麼英雄，他是個射殺工人的好戰王子。」她指的是一九四八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對德國革命者的血腥鎮壓。我母親埃爾澤也有反叛精神。她是萊因省一個金髮碧眼的女郎，比我父親小十歲。她罔顧家人反對，毅然嫁給一個猶太人。

我現在才知道，父親當時也岌岌可危。雖然妻兒因在蘇聯居住已成為蘇聯公民，但他本人由於大部分時間在國外，並不是蘇聯公民。他仍可持德國護照旅行，儘管德國已剝奪了他的國籍。他向蘇聯政府提出前往西班牙的申請。他想以醫生身分參加正在西班牙內戰中與佛朗哥法西斯勢力浴血奮戰的國際旅。納粹軍隊在西班牙這塊土地上檢驗了他們可怕的軍事實力，為日後侵略其他弱小國家做準備。歐洲各國的左派志願人士紛紛湧入西班牙，與反對西班牙軍事叛亂分子的共和派並肩戰鬥。當時在蘇聯的許多人還把參加國際旅當做離開蘇聯、逃避清洗的一條生路。幾十年後，一位多年的朋友告訴我，父親在談到去西班牙的計畫時說：「我不會乖乖坐在這裡，等他們來逮捕我。」雖然我聽說此事時已是一個成人，這話仍讓我感到內心一陣刺痛。顯然，三〇年代父母對我們隱瞞了他們深深的憂慮和真實的想法。我們因此也無法知道在莫斯科的許多朋友默默忍受的痛苦和悲哀。

黨決定送我上位於烏法四十英里外的庫什納連科沃村裡的共產國際學校。來自淪陷的歐洲國家及朝鮮的共產黨人在這裡為解放自己的祖國做準備，並為今後的政治任務接受培養訓練。作為一名共青團員，我已習慣了服從命令聽指揮，暗暗為自己無法成為一名蘇聯飛機設計師而感到遺憾。遺憾歸遺憾，我當時深信，抗擊希特勒比我的學業更重要，更光榮。

我和弟弟康尼被送進一所參照當時思想開明的教育改革者的教育方針辦的學校。校方鼓勵我們接觸農村，大膽思考。因為父母那時都是共產黨員，我和弟弟早在德國時就加入了共產黨的青年組織——少年先鋒隊。我們自豪地戴著紅領巾，傾聽有關「偉大蘇聯」的革命故事。家庭的影響在我和弟弟的一生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過父母的素食習慣除外。同學們午飯盒裡的燻肉和德國香腸令我和康尼饞涎欲滴。弟弟說：「長大了，我非吃整整一頭牛不可！」父母對大自然的熱愛和對身體健康的重視，當然還有他們激進的政治觀點，給我們留下了終身的影響。這反映在西南巡迴工人演出團上演的我父親寫的反映農民和工人鬥爭的劇本裡。希特勒上台前後的那些日子裡，我整天東跑西顛，或為罷工的金屬加工工人募捐，或參加宣傳鼓動活動，或擠在成人堆裡聽他們激烈地辯論政治，儼然覺得自己是一名政治鬥士。

阿拉木圖是個閉塞之地，根本聽不到莫斯科的消息，更不用說其他地方的消息了。這是個美麗的城市，只有四十萬居民。現在突然湧入一百萬前來避難的外地人，居住條件變得擁擠不堪。一九四二年，康尼參加了紅軍。由於當時航空工程專業的學生被視為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材，我沒有被徵入伍。雖然外面謠傳紅軍損失慘重，我那時少不更事，盲目樂觀，想也沒想弟弟會有什麼三長兩短。學習期間，我接受了軍訓。我在班裡個子最高，每次都由我在華氏一百多度的高溫下扛著馬克西姆重機槍沉甸甸的三角架，而每天的伙食定量只有五百克。老實說，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體嘗挨餓的滋味。好在從莫斯科撤到本地的一群知識分子幫了我們的忙，尤其是莫斯科電影製片廠的人。晚上，我們跑去找著名導演謝爾蓋．艾森史丹，聽他朗讀電影劇本《恐怖的伊芳凡大帝》裡的片斷。電影開拍後，我們成了和*圖*書群眾演員，扮演被擊退的德國武士。沾了過去受過跳傘訓練的光，電影裡的特技鏡頭都交給我演，報酬比一般人高三倍。戰時清苦單調的生活因參與拍攝這部電影得到了一點調劑。

布萊希特在給妻子的信裡談到倆人之間始終存在的「第三元素」，即他倆共同的政治理想，以及它在夫妻關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今人們對這種看法似乎不屑一顧。但在一個人有可能因政治信仰坐獄或掉腦袋的年代裡，共同的信仰成了生活中維繫感情和思想交流的不可缺少的紐帶。儘管我與埃米在結婚將近三十年後離婚，以後又結過兩次婚，她始終是我的一位知音，並且透過管理柏林我父親的檔案館一直與我們全家保持聯繫。

人們對父親的婚外戀議論紛紛，可我和弟弟康尼倒不大在乎。小時候，父親過上一段時間就會告訴我們，很快就會見到又一位同父異母的弟弟或妹妹。對此，我們早就習以為常。母親對這些非她生養的孩子十分寬厚，把他們當做家庭一員。父母的婚姻並未因父親的婚外戀而破裂，一直保持到一九五三年父親在東德去世。

一九三三年國家社會黨人上台後，我們在德國開始度日如年。納粹焚燒柏林國會大廈後栽贓共產黨人，德國各地隨後掀起了迫害左翼人士的浪潮。父親既是猶太人，又是共產黨人。為了躲避危險，他逃到奧地利。我家而後多次受到搜查。一次，我沒好氣地頂撞了一個褐衫衝鋒隊員。他把我按在牆上，威脅說，要是我不交代父親藏在哪兒，就把我送進「霍伊芳貝格」。霍伊芳貝格是我們這一帶第一所集中營，政治犯都關在那裡。大人們對它竊竊私語。我卻完全不知道這是個什麼地方。當時我還年幼，把納粹和左派的衝突看做是兩撥人打架。我深知這些身著褐色衫的人和我們一家極為不同，甚至根本不是一類人，並隱隱感到自己已經是一名小戰士了。

翌年五月，終於迎來了勝利。法西斯德國被打垮了！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和父親與莫斯科街頭的人群一起歡呼雀躍的情景。康尼此時已在德國。他參加了攻克柏林的戰鬥，並因作戰英勇榮獲六枚勛章。他寫信給我們說，盼望在德國團聚。我開始收拾行裝。在共產國際學校的時候，人人都知道，送我們來這裡學習就是為了將來盟國最終戰勝法西斯之後把我們派回德國。現在，這一時刻已經來臨。

如果不是逃到瑞士的話，我們一家人很可能遭到同其他猶太血統的親戚一樣的命運。他們的名字後來永遠地鐫刻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殺紀念館裡。老爺爺就沒能逃過大屠殺的劫難。莫斯科的一名德軍戰俘告訴我，老爺爺後來被捕入獄，最後死在奧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營裡。那年他已是八十歲高齡的老人。

父親因為有外遇或政治活動，經常不回家。我們是母親一手帶大的。但父親常寫信給我們，教導我們如何做人，如何做一個正直的社會主義者。他的信對我影響很大。毫無疑問，少年時代，他是政治上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母親為他的外遇痛苦萬分。他和這些女人生兒育女，給我和弟弟添了好幾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他們自己的孩子冷戰時期也是有的在西方，有的在社會主義國家。直到今天，由於父親當年的艷遇，我的親戚遍及德國、俄羅斯和美國。

我們開始慢慢適應了這種陌生的語言和文化。同院孩子們的粗魯讓我害怕。他們常跟在我們後面喊：「德國人，胡椒，香腸，泡菜！」，還笑話我們的短褲腿。我和弟弟於是央求母親，非要穿長褲腿的褲子。母親拗不過我們，只好答應。她嘆口氣說：「現在你們該算是穿戴合格的小大人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六日，我的生活又發生一次突變。這天，我們一進教室就看到黑板上赫然寫著：鑒於納粹僕從國與熱愛自由國家的情況迥異，共產國際及其學校將予以解散。毋庸諱言，這一決定背後有政治背景。解散共產國際是史達林和西方盟國達成的妥協。西方把共產國際看做是在他們的老窩裡煽動革命的一個危險組織。

我母親性格恬靜溫柔。然而無論是納粹粗暴的抄家，還是史達林時代祕密警察對我們的搜查，她都沒有被嚇倒，顯示出她性格中剛強的一面。有一次，她曾收留一個遭通緝的人住在家裡。這樣做的結果很可能是她本人也被逮捕，或者更壞。在莫斯科躲避納粹迫害期間，我同父異母的妹妹萊娜在伏爾加地區被捕。母親聽說後，馬上從莫斯科趕去，把她接回家來。

在我印象中，三十年代的莫斯科是個明暗交替的時代。城市變化日新月異。此時我已是一個很愛思考的少年，史達林在我眼裡再也不是什麼善良的魔法師了。然而，莫斯科周遭接二連三拔地而起的高層公寓樓群，街上川流不息的取代了馬車的黑色轎車確實讓人有種目不暇接之感，好像真的有誰魔杖一揮，把一個舊日的莫斯科變成了未來www.hetubook.com.com世界。美觀大方的地下鐵站也投入了使用。車站的燈飾屬裝飾藝術派風格，深入地下的樓梯式電梯令人目眩。下午放學後，我們常去觀賞地下鐵站穹隆的屋頂。它真像一座巨大的地下教堂。二〇年代的缺糧現象此時有所緩解。雖然蓋了許多新樓，父親的朋友們，主要是俄國知識分子階層裡的人，卻寧願留在彼此為鄰的舊家。每年五月一日都舉行盛大的遊行活動。這一天的新聞常常包括當時重大的事件，如切柳什金的探險隊征服了北極後大膽地從北極海的浮冰群中脫險。我們對這些事件的傾注不亞於西方孩子對自己喜歡的足球隊或棒球隊的癡迷。

父親最終沒去成西班牙。他的申請被擱置了一年，始終沒有回音。在蘇聯的德國人圈子裡，越來越多的朋友和熟人相繼失蹤。父母再也掩飾不住內心絕望般的痛苦。一天晚上，門鈴突然響了。一向舉止沉穩的父親一下子彈跳起來，歇斯底里地罵了一句髒話。原來是一個鄰居急著跟我們借一件家什，他這才恢復了往常的機敏。但從此以後他的手總是顫抖不停。

甚至死後，我父親仍然是一個極有爭議的人物。波昂南邊有一個小鎮叫新維德，坐落在萊茵河畔。在小鎮的中心廣場有一塊紀念銅牌，上面刻有我父親的出生日期：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附近的一條道路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紀念他一百年誕辰。這塊銅牌在小鎮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波，因為我父親不僅僅是當地深孚眾望的醫生和劇作家，還是一位堅定的共產黨人。把他這樣的人當做家鄉英雄來紀念，在生活舒適的西德小鎮中並不多見。

大學剛讀了一半，我收到了一份神祕的電報，署名「EKKI爾科夫」。「EKKI」四個字母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縮寫。簽署人是執委會幹部部部長。電報命我立即趕赴偏僻的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首都烏法報到。共產國際領導機關以及流亡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已從重圍中的莫斯科轉移到了這裡。

老爺爺在這個小鎮上素有行為古怪之稱。他原是律師，退休後隱居森林，和養的羊住在一起。他在當地小有名氣，人稱神醫。父親恐怕正是受了他的影響，才從道統醫學轉向自然療法，並把那本他著的關於自然療法的書獻給了他。我們去時正值逾越節，他只能給我們吃未經發酵的麵包。這樣的食物對於我們這些孩子來說簡直味同嚼蠟。雖然他沒能讓我們飽口福，卻講了許多摩西五經裡有趣的故事，還告訴我們猶太節日的含義。

東德垮臺後，我終於有機會重歸故里。漫步在位於自己國家另一半的小鎮的街道上，我心中一片迷茫。對於腳下這塊土地，我所知頗多，所見卻甚少。冷戰期間，我從未到過西德。任東德情報首腦的幾十年裡，只有偶爾幾次到過社會主義陣營以外的地方。每次都負有重要的情報使命，通常是與因安全原因無法來東德的間諜見面。

夏天，我被送到少先隊夏令營並被任命為我們這一群孩子的頭兒。在給父親的信中，我抱怨夏令營的燕麥片粥如何難吃，營地紀律如何死板。父親的回信充滿了慣常的樂觀。他要我和其他孩子組成一個委員會展開鬥爭。「告訴他們，史達林和黨不容許這種浪費現象。質量才是重要的。你作為一名優秀少先隊員，尤其是一個負責人，任何時候都不能吵架。你和其他小組的頭兒應該一起找營地負責人交涉——孩子，不要為此垂頭喪氣。」

六十年後，我漫步在黑興根鎮一塵不染的小街上，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老爺爺。看著街上和我年齡相仿的人們，想像著他們在納粹政權下的表現，我不禁脊背一陣發涼。這種感覺只有一個德國人才會有。對於納粹暴行，他們究竟瞭解多少？內心深處又隱藏了多少昔日罪惡的祕密？也許大城市更容易抹去往昔的痕跡，置身德國小鎮，我卻無法排除對自己同胞產生的不愉快的念頭。

當然，父母盡量避免讓我們覺察到他們對這場血腥清洗的恐懼。儘管心中懷有疑慮和失望，但他們無論從感情上還是理智上仍視蘇聯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九三一年，他們首次訪問蘇聯後，曾不無驕傲地這樣告訴我們。

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仍然令我們吃驚。老師不是總說，共產國際是永恆的，是共產黨的最高形式嗎？但平時受到的教育都是讓我們不加懷疑地絕對服從命令。我們已經習慣於把黨的一切命令看做是正確的。於是，我們耐心等待新的指示。

我和康尼無比激動地加入了蘇聯少年先鋒隊。它相當於西方的童子軍。我們學唱以階級鬥爭為主題的戰鬥歌曲和歌頌祖國的歌曲。每逢十一月蘇聯革命節來到時，少先隊員們便排著整齊的隊伍從紅場前走過，向列寧墓上那個小個子高呼稱揚的口號。週末，我們一家到莫斯科郊外的鄉下採草莓和蘑菇。雖然住在城裡，父親依然堅持熱愛大自然的生活習慣。不過，我https://ｍ•ｈetuｂｏｏｋ•ｃｏｍ.cｏm很留戀德國的精美食品。蘇聯人粗糙的飯菜，比如作為主食的養麥麵粥和酸牛奶，實在引不起我的胃口，日後我逐漸習慣，愛上了所有俄式飯菜。我包的俄國水餃在西伯利亞以西這一帶沒人比得上。不過對於養麥麵粥，我始終沒有好感，也許是小時候吃傷了的緣故。

父親是個健美狂，還是早期宣揚自然主義的少數人之一。受他的影響，我們的家庭照中有不少父親、我和比我小三歲的弟弟康拉德赤身裸體地做屈體運動的照片。同學們看了這些照片咯咯直笑，可我和弟弟覺得這很正常。我們的不少裸體照片在父親的著作《自然康復法》中還被當作人體解剖插圖。該書是我們住在赫爾施泰格期間完成的。父親在書中談到生活和工作條件對一個人健康的影響。後來這些思想極為流行，今天人們稱其為預防醫學。但在當時，這些想法被視為旁門左道，醫學界對他不以為然。父親對許多病因的分析引發了人們對社會以及窮人生活境況的廣泛關注，而這恰恰是他們不想看到的。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九日，我出生在黑興根，一個位於德國西南部產糧區的小鎮。當地居民信奉天主教。我出生時，通貨膨脹正如脫韁野馬，勢不可擋。每次父親的病患用黃油、雞蛋支付診費的時候，父母都會偷偷鬆口氣。我們的家庭氣氛活潑快樂。在不苟言笑的當地人看來，也許可以說有點古怪，可我們不在乎，搬到德國南部與瑞士接壤的赫爾施泰格後，依然我行我素。

不過，我和弟弟很快就喜歡上了周遭的新環境。我們這兩個在德國鄉村長大的孩子對繁華的城市生活感到相當刺|激。那時候，人們還把葵花籽皮隨地吐在行人穿越道上。馬車咕隆隆駛過街道。莫斯科其實還是一個「大村子」，一個土裡土氣的城市。我和弟弟開始上的是李卜克內西德語學校（這是一所為講德語的孩子開辦的學校，以領導一九一九年一月德國斯巴達同盟起義的社會黨人領袖的名字命名。起義失敗後不久，李卜克內西即在柏林遭暗殺），以後又轉到一所俄國高中。等我們長到十三或十四歲時，已經和當地孩子一樣，講一口帶有莫斯科口音的地道俄語了。我們有兩個特別要好的朋友，喬治和維克多．費希爾。他們的父親是美國記者路易．費希爾。我的別名「米沙」就是他們給起的，一直延用至今。弟弟不甘落後，也按康尼的發音起了個俄國名字，叫「科利亞」。

也許因為父親是知名作家的緣故，我被分發到德國民眾廣播電台任播音員兼評論員。黨的領導人覺得我適合幹這一行。該電台是莫斯科廣播電台中德國共產黨的喉舌。於是我回到莫斯科。二十歲那年，我轉為正式共產黨員，並參加了在盧克斯飯店威廉．皮克房間裡舉行的各次會議。皮克後來成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這家飯店在外國共產黨人遭清洗的日子裡曾處在風口浪尖上。正是在這兒，我還認識了戰後成為東德國家領導人的烏布利希和其他人。

學校裡施行嚴格的守密制度。每個人都有一個假名。我的假名是庫特．弗爾斯特。我覺得這名字聽上去很帶勁兒。雖然學校裡所有的德國青年早在莫斯科時就已相熟，但彼此仍以假名相稱。這是我們早期接觸到的一點祕密工作知識。我們學習如何使用機槍、步槍和手槍，如何使用爆炸物和手榴彈，以及祕密接頭和傳遞情報等間諜的基本技術。政治教育則著眼於戰勝希特勒之後的日子。沒人懷疑，我們這些學員日後將組成一個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統一戰線。同時，我們還接受了宣傳技能方面的全面訓練。在一門課上，老師讓我們輪流以儘可能令人信服的論據闡述納粹敵人的觀點。另一些同學則運用反法西斯的觀點予以駁斥。我對這種挑戰很感興趣，絞盡腦汁想出贊成納粹的種種理由。有些平庸的同學也許是害怕自己共產黨員的聲譽受到玷污，只是敷衍了事地重複課本裡的話。一次，老師嚴厲批評了我的同學未能有力地反擊我提出的納粹理論。「真要有一天需要你們跟納粹分子面對面地辯論，你們這些人豈不傻眼了？」他大吼道。在這種展開意識型態交鋒的辯論會上，我遇到的唯一勁敵是萊昂哈德。一九四九年，他從東德逃到南斯拉夫。日後在德國以及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執教，成為一名屈指可數的蘇聯問題專家。我的一生充滿矛盾。其中之一就是，萊昂哈德教授最終運用他在共產國際學校裡練就的本領反對蘇聯，而我卻利用學到的知識一直捍衛這一制度。

納粹此時已凍結了我們在銀行的存款並沒收了全部的財產。蘇聯的庇護救了我們一家。在一個劇作家朋友的幫助下，父親在莫斯科老城區一條建於十九世紀的小街上找到了一套兩居室的房子。小街彎彎曲曲，曲徑通幽。它的前面就是深受文人藝術家們偏愛的阿爾巴特大道。一九三四年三月，我和母親、弟弟隨父親搬進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