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我們這些從莫斯科返回德國的年輕的共產黨員把自己看做是政治啟蒙者，決心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左派和右派之間的天壤之別。我們最初接到的指示不是在德國的蘇聯佔領區內建立共產黨政權，而是成立一個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反法西斯同盟，當然是在我們控制之下。我們和所有的共產黨人均認為，這樣做不僅僅是一種策略，而且是絕對必要。希特勒留下的慘痛教訓之一，即左派力量可以被斬盡殺絕。實際上，史達林最初對在德國的一部分領土上建立一個蘇聯式的政府是否可行心存疑慮，他想在同西方盟國打交道時有多種選擇。

第二天他來後，我和辛德一個扮紅臉，一個扮白臉。每當辛德對我們這位潛在的間諜不耐煩時就大聲呵斥道：「你小子給我放老實點！」默庫爾越來越不能自圓其說，最後終於交代，早在一九四八年英國就派他打入共產黨的情報機構。現在仍在為英國人工作。他向我們提供的材料都是英國人拿來糊弄我們的。

我經常見到烏布利希。在我主持的一個叫「民主論壇」的節目裡，烏布利希代表統一社會黨（實際上是共產黨，一九四六年在蘇聯占領區由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合併而成）講了話。他尖厲的嗓言和厚重的撒克遜口音嚴重地影響了播音效果。我當時完全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建議烏布利希以後讓播音員替他念稿，他可以利用這段時間練練發音。他聽後，臉上一紅，面露不悅。我初出茅廬就犯如此大錯，以後居然能在東德平步青雲，實在出人意料。為了把節目辦得更活潑引人，我們開設了聽眾問答專題，回答聽眾對當時一些忌諱問題的提問。比如，蘇聯關押的幾十萬德軍戰俘的命運如何？對納粹下級官員是如何處理的？沿奧德一尼河劃分的縮短了的德國新邊界是怎麼回事？奇怪的是，電台裡負責監審節目的蘇聯軍官並未禁止這類話題。麻煩的倒是如何對付他們要求沒完沒了地播放枯燥無味的講話的指示。其中一篇是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在聯合國的一次冗長的發言。

關於喬治．巴頓將軍扮演的角色也是謠言紛紛，傳說他保護了一批德國高級軍官。我不無擔憂地意識到，戰後建立一個和平統一的歐洲的目標已經泡湯。敵我雙方都已子彈上膛。付出慘重代價後贏得的和平如今顯得搖搖欲墜。歐洲陷入分裂，敵我之間的斷層橫穿德國領土。

情報總局下面有一個人員精幹、相對獨立的反情報處，專門對付西方的祕密情報機構並設法打入其中。可它馬上與國家安全部發生了衝突，因為安全部下面也有一個負責偵聽的司。一九五三年我們併入安全部後，矛盾仍然存在。所以反情報部門一直直屬安全部。由於各部門之間的傾軋，我們往往對自己部內的情況茫然無知。特別是以後反間諜部門的成員開始跟外國恐怖分子搞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更是被蒙在鼓裡。

離開德國到莫斯科那年我十一歲。十一年後又重返德國。人們常笑稱我是半個俄國人，有時甚至帶點批評的味道。但我從來沒有把這看做是對我的侮辱。俄國人的關照在我的一生中太重要了。德國共產黨內的同事們都知道，我在蘇聯度過的青少年時代以及俄羅斯民眾博大的氣質深深地影響了我。在以後的歲月裡，遇到同蘇聯人發生爭執時，我憑借與蘇聯非同一般的關係說話較少顧忌，也更有份量。

著手組建一個情報機構佔去了我大部分時間。事無鉅細都要我過問。我的注意力放在西方國家上，為熟悉美國和西歐國家的政治動態，掌握它們戰後情報機構的近況花了不少力氣。

德國共產黨的情報機構給我們提供了打入西方盟國情報部門的最初機會。十九世紀時，德國社會民主運動為了對付德國皇帝的鎮壓，建立了自己的情報組織。經歷了血雨腥風的德國共產黨（建黨之初，羅莎．盧森堡和凱爾．李卜克內西等斯巴達克同盟成員即慘遭殺害）倣傚社會民主黨也建立了自己的情報網。這一情報網很快與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和蘇聯的祕密情報機構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一九五一年八月，我接到緊急指示，要我返回東柏林向阿克曼述職。阿克曼的真名叫漢妮施，是東德的外交部長，也是政治局裡屈指可數的戰略家。早上，他在外交部接見了我。詢問了我的健康狀況之後，讓我在當天午飯後再去中央委員會大樓的某個房間報到。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下午到了那兒，看到還是那位阿克曼同志，坐在一張桌子後面。這一回，他是以政治局委員的身分見我。之所以有這種奇怪的安排是因為阿克曼一向強調守密，並主張黨政機關分開。其實黨政機關是一家。

那時西德的經濟奇蹟尚未出現，食品奇缺，民眾生活困苦。人們面對可以吃得好一點或有一份好工作的誘惑而當間諜。西德方面出手更大方，而我們的經費卻少得可憐，只能從意識型態上下功夫。我們在西德的許多鼴鼠，尤其是在政治和工業部門的鼴鼠，並非共產黨員。他們替我們做事是出於消除德國分裂的願望。他們認為，西方盟國的政策加深了這種分裂。柏林圍牆修建後，他們中的一些人與我們分道揚鑣。在他們眼裡，這堵牆成了凝固在混凝土中的一個分裂的德國的象徵。

我們這些共產國際的孩子受強烈的使命感的驅使，渴望清算自己同胞的納粹歷史並真誠地相信，憑借在學校學到的社會主義理論，就能蕩盡納粹流毒，建立一個新德國。然而，整天跟這些曾對希特勒、戈培爾之流歡呼吶喊過的人們生活在一起比我想像的難得多。大多數人似乎不明白，或根本不想明白，納粹在他們的助紂為虐之下或打著他們的旗號犯下了纍纍罪行。沒有誰因納粹的所作所為而感到負罪，或反省自己的責任。埃米有一次聽到幾個婦女議論我們電台播放的關於德國戰爭罪行的報導：「德國男人絕幹不出這樣的事！」德國男人這種說法完全是鼓吹極端民族主義的希特勒式的語言！這種論調她們聽了整整十二年。

身為猶太人，跟納粹時代的顯赫人物面對面地坐在一起，我感到不寒而慄。紐倫堡從前有「德國的首飾盒」之稱。如今卻永遠同種族主義的法律聯結在一起。幾百萬猶太人淪為這些法律的犧牲品。徘徊在紐倫堡的廢墟之間，我突然意識到我們共產黨人和其他反納粹力量面對這場大屠殺表現得多麼軟弱無力！我暗自發願，決不允許這樣的悲劇在德國的土地上重演！

阿克曼奉命組建一個政治情報機構。上面已確定調我到這個機構工作，擔負起使「年輕的祖國耳聰目明」的重任。說得更露骨點，我將成為一個間諜。又是一道命令。和往常一樣，我沒有提出任何異議，甚至沒想過這次調動對我的一生會有什麼影響。當年黨送我上共產國際學校，又派我去莫斯科和柏林廣播電台工作。還是黨，派我去莫斯科幹外交。如果黨認為我適於做情報工作，我絕無二話。黨的領導人信任我才派我參加祕密工作，我因此而感到自豪。研究社會主義制度的西方人士感到最不能理解的就是這種不講價錢的紀律性。然而，不理解黨對我們的絕對支配權力，不理解黨為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選擇的道路，就根本無法理解，更不用說評價我們的一生了。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我到新成立的「經濟研究所」走馬上任。辦公大樓外面掛上這塊牌子是為了掩護裡面的東wｗｗ.ｈeｔubｏok.ｃｏｍ.ｃｏｍ德剛剛誕生的情報機構。上班伊方始，施塔爾曼就帶我坐他的八缸的塔特拉牌轎車轉了一圈兒。這種型號的轎車在當時十分扎眼。負責創建東德情報組織的施塔爾曼是一位職業革命家，也是一位令我尊崇的長者。他的真名叫伊芳爾納。由於長期在共產黨內從事祕密工作，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妻子都用他的化名稱呼他，結果倒成了真名似的。他是德國共產黨內一九一八年入黨的老黨員，一九二三年當選為德共「軍事委員會委員」。和所有老一輩革命家一樣，他絕少談及過去。不過，他倒是跟我聊起過他在蘇聯、英國、中國、西班牙、法國、瑞典和美國執行任務時的佚聞趣事。西班牙內戰時，他幾乎成了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人稱「游擊隊員理查」。他還是被納粹指控縱火焚燒德國國會大廈的保加利亞共產黨人季米特洛夫的密友。蓋世太保前來逮捕季米特洛夫時，他正在季的家中。面對粗暴的逮捕和審問，他倆始終沉著應對，毫不畏懼。季米特洛夫以後稱施塔爾曼是「馬廄裡最好的一匹馬」。由於他的這種老資歷，新的東德領導人十分尊重他的意見。他同他們所有人都十分熟悉。每當組建工作遇到障礙時，他就直接去奧托．格羅提渥（Otto Grotewohl）總理家找他面談，問題立即迎刃而解。

身為德國共產黨人，我們沒有像我們應該做的那樣，對這類暴行提出抗議。這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德國入侵蘇聯時曾經大肆燒殺搶掠。作為一個德國人，對紅軍後來在德國的暴行進行譴責就似乎有點理不直氣不壯了。況且，我們當中一些人當年被迫逃離希特勒魔爪下的德國。他們對甘當第三帝國走狗的本國同胞仍不無憎恨。第二，意識型態蒙蔽了我們的眼睛。

從戰後百孔千瘡的柏林轉到莫斯科大使館從事舒適的外交工作，使生活大為改觀。我們一家在莫斯科過得非常愉快。而且也確實是一家。一九四六年我報導紐倫堡審判時，我的第一個孩子，一個金髮灰眼睛的兒子出生了。我們給他起名叫麥克。一九四九年又添了一個女兒，叫塔季揚娜。埃米很討厭使館裡鉤心鬥角的事，借此機會潛心研究起俄國並著手準備關於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博士論文。

埃米和我一起返回德國。這是我們夫妻第一次生活在一起。回到祖國令我們既激動又傷感。俯瞰大地，昔日的德國城鎮千瘡百孔。飛行途中，被夷為廢墟的華沙從機翼下掠過。整個城市蕩然無存。瓦礫中灰煙縷縷，好像從燒死人的木柴堆裡冒出來的。我們這架飛機是在柏林剛剛開放使用的騰佩爾霍夫機場上降落的首架飛機。三年後的柏林危機期間，這個機場成為盟國空運的交通樞紐。當時沒人想到遭到如此嚴重破壞的柏林還能重建。

我在烏布利希家的餐桌上攤開草圖，詳細地向他會報了我的分析結果。我建議斷絕與西德境內的共產黨情報機構的一切往來。凡是與之沾點兒邊的間諜一概不用。來見他之前，我和阿克曼談過這一想法。他與我不謀而合。當時西德當局準備取締共產黨是我們做出此決定的一個重要原因。一九五六年，西德正式宣佈共產黨為非法組織。烏布利希對我們的建議表示贊同。從此以後，西德的德國共產黨成了我們情報局躲避的禁區。德國政治氣氛寬鬆後於一九六八年重新成立的德意志共產黨同樣也是禁區。

康尼作為一名蘇聯情報軍官參與了在蘇聯佔領區籌建一個新政權的工作，我隨黨的機關返回柏林。流亡海外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烏布利希與身材瘦小的皮克等一小批人四月先從莫斯科返回柏林。一個月後，五月二十七日，我和其他人身著嶄新的西裝搭乘一架道格拉斯DC-3型軍用飛機回國。從空中望下去，戰後的土地滿目瘡痍。

回到德國後沒幾天，烏布利希一一接見了我們，簡明扼要地解釋了各自在蘇聯佔領區內的工作職責。我被分發到柏林廣播電台當編輯。廣播電台設在英國佔領區內的一棟大樓裡，這裡曾是戈培爾主持的帝國廣播電台所在地，現在掌握在蘇聯人手裡。開始我不想聽從烏布利希的分發，因為我是學工程學出身，對宣傳鼓動那一套所知甚少，雖然小時候在抵抗納粹運動中曾接觸過宣傳工作。我問烏布利希，什麼時候能讓我回莫斯科完成航空工程學的學業。他不客氣地說：「讓你幹啥就幹啥。現在不是考慮造飛機的時候。」剛開始時心裡一點兒沒底兒，幹起來後卻發現對外採訪和撰寫外事評論其實極有意思（我的筆名是麥克．托姆斯）。我們的廣播電台位於遠離蘇聯占領區的英國占領區，因而成了剛剛揭開帷幕的冷戰中的一個前哨陣地。遠離位於東柏林的黨的總部意味著我們可以相對獨立地工作。不錯，我手上是有一份烏布利希在莫斯科時寫的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小冊子，裡面強調了共同反對法西斯的任務。可當初除了這本小冊子外，我再無其他的政治文件。

隨著人員的急劇膨脹，我們不得不再次搬家，從原地點搬到東柏林市中心的一座更大的樓裡。我很快被提升為新成立的外國情報局副局長。局長古斯塔夫．辛德有著幾十年的豐富經驗，曾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長期為蘇聯情報部門工作。

起先，我在羅伯特．科布手下做分析室副主任。科布曾是我在莫斯科廣播電台工作時的同事，政治知識淵博，博學多才。我從他那裡學到了許多與本職工作無關的知識，如伊芳斯蘭教，以色列建國的來龍去脈以及印度次大陸上的宗教衝突等。他是一個優秀的分析專家。他告訴我，不要輕信下面情報人員報上來的材料。沒多久，我倆就得出一致結論，仔細閱讀報刊雜誌往往比看間諜提供的祕密情報更有斬獲。我們自己的分析員應當根據不同的情報來源得出自己的獨立見解，這樣才能對搜集到的原始情報的真偽優劣作出判斷。在以後的歲月裡，我始終受益於這一見解。

面對納粹德國覆滅後幾乎完好無損保存下來的西德情報組織，辛德和我都不知從何入手。當年效命於希特勒的高級情報官員現在又在巴伐利亞州一個叫普拉赫的神祕的小村子裡為新主子服務。普拉赫這個名字剛開始在報上露面時，我們在地圖上找了好一會兒。對於敵手，我們一無所知，似乎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然而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後來對敵手的情況幾乎瞭若指掌。

默庫爾一案不僅使西方警覺起來，而且也給我們自己敲響了警鐘。根據對他的提審以及他的交代我們得出結論，他對德國共產黨情報機構以及它與其他組織的關係瞭解甚深，遠遠超出了一個情報人員應知道的範圍。為此我們意識到，必須對德共地下情報機構總數為四十到五十的情報人員逐一仔細地審查甄別。好像解謎一樣，我先把派到西德的聯絡員和信使找來瞭解情況。這樣可以避免走漏風聲，傳到這些情報人員的耳朵裡。他們向我反映了違反祕密情報工作紀律的現象。我開始懷疑這個情報網已受到敵人的滲透。

一九四八年，三個西方盟國在其佔領區內進行了貨幣改革後將三個佔領區合併，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德國旋即正式分裂為兩個政治實體。為了與此對抗，一九四九年十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正式成立。人們紛紛舉著火炬遊行，到處是群眾集會，高唱愛國歌曲。在一些m.ｈeｔubook•cｏm.coｍ更為敏感的社會主義者看來，這一切頗有點像過去納粹政權下的遊行集會的重演，令人感到不舒服。但我卻把這看做是德俄關係史上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時刻。此後不久，中央委員會召見了我，通知選派我從事加強這一紐帶的工作。我將重返莫斯科，在新成立的東德大使館任參贊。為了就任這一職務，我不得不放棄蘇聯國籍，又一次正式成為德國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日，我們一家抵達莫斯科。

日後我每次到莫斯科出差，一有機會，就從德國官員的身分中溜出來，像一個我所熟悉的莫斯科人那樣漫步街頭，與人攀談。比起柏林和柏林人，我對這座城市和它的市民瞭解更深。我會重返基茨洛夫斯基街上我們住過的那棟樓。現在這座樓的門口掛著一塊銅牌，紀念父親和弟弟。我還去探望住在阿爾巴特區的許多老朋友。我和摯友阿利克一同穿過我們以前住過的小區，步行到高爾基大街。現在它又恢復了革命前的老名字，特維爾大街。阿利克在二戰中失去了一條腿，如今是一位德語教授。學生時代，我倆常常排幾個小時的隊，為在著名的莫斯科藝術劇院看一場塔拉索娃扮演的安娜．卡列妮娜。要嘛去看學校附近的一家猶太人劇場的主角上演的戲。我倆都喜歡俄羅斯古典作品，還有十九世紀歐洲大師的作品，如海涅、巴爾扎克、高爾斯華綏和馬丁．杜．加爾，以及文筆簡潔遒勁的海明威。一九四一年夏天我倆重逢時，曾泛舟莫斯科河上，划到僻靜的河彎處，一起背誦勃洛克和葉賽寧的詩。

對當時宣傳的建設一個人道主義的和熱愛和平的社會與現實的矛盾，我怎麼竟然會絲毫沒有察覺？我想那是因為我在蘇聯成長的經歷使我成了半個俄國人，感情上同情俄國人渴望對無惡不作的德國復仇的願望。我以為，局勢恢復平靜後，報復情緒會逐漸消失，從而在德俄之間建立一種誰也不謀求壓倒對方的新關係。

許多德國人，包括其他國家的不少人認為，我們從蘇聯搬回來了另一種獨裁制度。西方國家後來曾挖苦我們用紅色暴政取代了褐色暴政。可我們自己並不這樣認為。當年生活在莫斯科的所有外國人中，我們這些德國共產黨人大概屬於對史達林的罪行感覺最遲鈍的，因為是蘇聯把我們從死亡或監禁中解救出來。對周遭發生的一切不管有何疑慮，也無法與希特勒殘暴政權下的經歷相比。我根本不可能把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看做是暴政。對於我和我這一代共產黨人來說，社會主義是一支解放力量。它的模式也許有些粗暴，但我們始終認為，歸根結底它是一支代表進步的力量。當時沒有人可以說服我接受與此相反的任何觀點。

一九五二年，我們召回了在海外的間諜。哪怕是最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也受到「別墅式的軟禁」和嚴厲的盤問。人們常好奇地問，我們對這一部分人使用了什麼手段。當時主要對他們施加心理壓力。這批人一向因為自己屬於一個由志同道合的同志組成的集體感到自我的價值和自豪。一旦突然不再對他們表示信任，他們的心理馬上受到極大的壓力，根本無需威脅或是正式逮捕他們。只需把他們當做嫌疑犯加以審問，根據他們的回答就足以使我們確認他們是清白的，而不是什麼雙重間諜。當然，他們根本不可能再被派回西德。釋放前，他們曾受到警告，不得把這一切說出去。所有的人都對此守口如瓶。

人們常常不解，為什麼莫斯科要組建一個德國情報機構，與蘇聯自己的情報機構競爭。史達林正確地估計到，蘇聯的情報人員很難滲透到戰後時期的德國。在當初的德國蘇聯占領區內建立一支德國人自己的情報隊伍會使我們這些人產生一種榮譽感，從而更符合蘇聯的利益。一開始，我們把得到的所有情報都轉給蘇聯顧問，甚至包括向我們提供情報的人的化名以及每一個間諜的情況。以後我們逐漸開始保護自己的情報來源，只是有選擇地向蘇聯聯絡員提供情報。

恐嚇是一種既卑鄙又危險的遊戲。敵我雙方都參與了這場遊戲。西德的前納粹分子中，有的主動幫我們幹事是出於真誠的悔過，有的是為了錢，或是為了隱瞞自己過去與納粹政權同流合污的歷史。蘇聯人在這方面得天獨厚，因為他們繳獲了納粹的檔案，而且還抓獲了像前黨衛軍成員費爾費這樣的人。費爾費曾在納粹情報機構第三帝國安全局內任上校，戰後被網羅進葛蘭的情報局，後來又成了蘇聯的雙重間諜。西德情報機構的所有重大機密經他的手源源不斷地流向莫斯科。他給西德造成的重大損失決不亞於金．菲爾比、喬治．布萊克和奧爾德里奇．艾姆斯等雙重間諜。

在駐蘇使館的短暫工作期間，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九五〇年二月為來訪的毛澤東在大都會飯店舉行的招待會。當時，我正背對著正門人口處。突然大廳裡鴉雀無聲。我轉過身，看到約瑟夫．史達林站在距我只有幾步遠的地方。他身穿人們熟悉的制服，領子豎著。胸前沒有佩戴任何勛章或獎章。我真沒想到他這麼矮胖，禿頂閃閃發光，同電影和畫像中的偉大領袖形象簡直有天壤之別！我先是感到失望，隨後又有一種驕傲感。「至少他看上去像個正常人。所有關於他個人崇拜的傳說一定是有人故意編造出來的，他本人並不知道，」我想。

出於這一原因，戰敗後的德國人對蘇聯佔領軍抱有的敵對態度很令我氣憤。在給父母的信中，我不無幼稚地說：「人們總是牢騷不斷，好像蘇聯紅軍幫他們是應該的。他們似乎根本不明白希特勒給德國造成了多麼嚴重的破壞，也認識不到現在有一個新生的機會。」

對別人來說，這張草圖好似天書一般。可它卻在我的腦海裡形成了一個清晰的輪廓，明確了下一步調查的方向和任務。弄清敵人對這一情報網滲透到何種程度至關重要。

蘇聯佔領軍大規模逮捕前納粹分子以及形形色|色反史達林分子時，數千名反納粹的社會民主黨人也被一網打盡。不無諷刺的是，其中有些人被送去勞改的地方不久前還是納粹的集中營。我們對此所知甚少，聽到一些也以為是西方的惡意宣傳。例如，西柏林社會民主黨的《電訊報》刊登了一條消息說，一個代號叫K-5的警察機構在我住的那棟樓的地下室裡審問並拷打犯人。對此，我矢口否認並指責該報不僅捏造拷打的事實，而且還杜撰出一個所謂K-5的機構。調到國家安全部後我才知道，確實有K-5這麼一個機構，而且他們一直在那間地下室拷打犯人。

紅色樂隊是德國境內規模最大的地下抵抗組織之一。它的少數成員是共產黨人。此外，還有少量來自蘇聯情報機構（民眾內務委員會和總參情報部）的人員。我面臨的第一個難題是弄清建立一個新的共產黨情報網是否可行。沒多久，我即得出結論，以舊的情報網為基礎新組建的情報網不可靠。尤其是英國人成功地說服了一些作為戰俘被扣押的共產黨人為他們工作。他們還在戰時流亡海外的共產黨人中間以及新成立的共產黨情報網的新的年輕特務中發展了一些人做他們的間諜。

我們情報局的架構完全是抄襲蘇聯模式。工作方針的用語一看便知是從俄語翻過來的。根據這一方針，我們今後的主要目標是：搜集有關西德和西柏林的政治情報，核子武器及其運載系統、原子能、和-圖-書化學、電力工程和電子、航空及常規武器等方面的科學技術情報，以及有關西方國家的情報，並摸清它們對德國和柏林打的是什麼算盤。

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任首席參贊時，終於見到了史達林。時隔多年，這次經歷仍然令我難忘。當我們這些同齡人談起當年的理想時，總難完全擺脫史達林的影子，似乎有什麼東西已深深印刻在我們心裡。是當年紅場上群情沸騰的遊行場面，還是如今已無處尋覓而當年卻無所不在的史達林的形象？這一切曾使他在我們心目中成為一個半人半神式的人物。

我最終得出結論，如果西德情報機構願意的話，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這個情報網一網打盡。實際上他們可能還不至於聰明到這個地步。但這種危險始終存在。倘若這一情報網被破獲的話，西德共產黨面臨的危險尤其大。我打定主意，與其等敵人下手，還不如主動解散整個組織，斷絕與西德所有共產黨耳目的聯繫。

有人曾問我，像我這樣一個出身書香門第的成熟青年怎麼會對周遭發生的大量不快事件熟視無睹。事實上，當時我只是好奇地聽人們議論這類暴行，一耳進一耳出，並未真往心裡去。在戰後復仇和猜疑盛行的混亂時期，不法行為比比皆是。我們工作的重點是確保納粹主義在德國永遠不再死灰復燃。實際上，絕大多數聽眾來信最關心的也是整肅納粹流毒，而不是在這一過程有人可能會受到傷害。

這種態度日後決定了我們在冷戰期間的思惟模式。也就是說，每當聽到有人罵我們時，我們首先想到的不是「他們說的是否屬實？」而是「他們攻擊我們是否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這種自我辯解的習慣一旦養成就再也聽不進批評意見。

這次講話成為莫斯科與西方盟國關係惡化的先兆。由於這類乏味的節目，許多聽眾改聽美國占領區內新成立的美戰區廣播電台。我們面臨的問題不止於此。比如，不能如實報導德國老百姓與蘇聯佔領軍之間的關係，或蘇聯紅軍在進軍柏林途中肆意的強|奸和搶掠。對戰敗的德國人的野蠻報復行為在德國，尤其在東普魯土地區已屬公開的祕密。我們和所有德國人一樣為此感到震驚！我們覺得，德蘇兩國民眾之間實現和解的唯一辦法就是揭露所有戰爭罪行。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對我們的想法大為光火，因為蘇聯紅軍中一些官兵的惡劣行為已使我們更難贏得民眾的支持。我們只能把這些想法嚥進肚子裡。一些較有涵養的蘇聯軍官私下也說，根本就不該容許這類暴行發生。納粹曾用「俄國人」這個詞煽動起原始的民族仇恨，如今，許多老百姓一聽到這三個字又一次渾身發抖。

本世紀德國共產黨情報組織的締造人是恩斯特．施內勒爾和漢斯．基彭貝格爾。前者於一九四四年被希特勒殺害。後者死於一九三七年的史達林肅反。德共情報網專門搜集科技和軍事方面的情報，然後轉交給蘇聯。希特勒年代，該組織是著名的情報團體——紅色樂隊的情報來源之一。

返回德國後的情形實際上比我們想像的痛苦壓抑得多。許多年後，弟弟在他拍的一部電影《那年我十九歲》中反映了這種痛苦的心情。電影描寫了一群天真熱情的年輕人在得知極其野蠻暴行的真相之後的心理感受。年輕正直的主人公與他所處的亂世形成鮮明的對比。隨著紅軍的迫近，各城鎮的市長忙不迭地捲起納粹旗子，有的乾脆把旗子中間自圈裡的黑剪掉了事。

科布不僅思想大膽，為人處世也十分灑脫。他談吐幽默風趣，對在座的聽取情況介紹的要人們頗有不敬，而聽眾卻感到津津有味。由於我一向看不上那些趾高氣揚的達官貴人，我倆於是成了情投意合的一對。儘管我們也是國家的忠實僕人，卻沒有像某些政治領導人那樣染上傳教士般的狂熱。

起初，我們只有八個人，外加四名蘇聯顧問，包括一名民眾內務委員會的高級軍官，叫「格勞爾同志」。格勞爾曾作為一名情報軍官在蘇聯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工作過，經驗極其豐富。我們常圍著他席地而坐，聚精會神地聽他講述過去的經歷：如何挖出鼴鼠，如何打入敵人內部以及一些特務人員的英勇事跡。從他那兒，我們學會了如何搭起一個情報機構的架子，如何分工，如果選擇敵人的薄弱環節等。沒想到他以後的結局很慘。他開始變得疑神疑鬼起來。這恐怕是特務這行的職業病，同時也與當時史達林時期蘇聯國內的政治氣候有關。他和東德情報局的局長阿克曼成了冤家。格勞爾懷疑阿克曼是間諜。後來，蘇聯不得不把他調回莫斯科。蘇聯情報機構的朋友不無尷尬地告訴我，格勞爾其實是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患有急性妄想狂症。當年，憑著高度的警惕性，他成為一個出色的情報軍官。今天，他卻淪為這種警惕性的犧牲品。

默庫爾的例子清楚地表明這一情報網已受到嚴重破壞。默庫爾的真名叫施洛姆。我是在浩如煙海的材料堆裡尋找西德情報機構的蛛絲馬跡時發現了他。我查閱了他的檔案。上面說他與位於科隆的西德反情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有來往。此外，他還認識許多波昂的政界人士。最近他向黨提供的情報無論從細節、範圍還是深度方面均很有水準，包括西德議會裡各政治黨派的內幕，外交部和其他部的只許閱覽的材料，以及西德反情報機構的內部組成。乍看起來，他似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間諜。我於是派了一個人根據他的檔案提供的地點去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找他。默庫爾見到我們的人後說，他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我們與他聯繫，而且毫不猶豫地同意來柏林。他是我打算招收的第一名間諜。

對於情報組織來說，一個人過去的歷史是有力的武器。敵我雙方都毫無顧忌地使用了恐嚇手段。正如我們透過揭露敵視我們的政治家或高級官員的納粹歷史把他們搞下台一樣，西柏林自由法律工作者委員會，一個由逃離東德的律師組成的反共組織也如法炮製，在報上登出了隱藏自己納粹歷史的東德官員的名單。由於第三帝國期間幾乎我們所有的高級情報官員和政治領導人均流亡國外，或轉入地下，東德人輕而易舉地贏得了這場宣傳戰。

默庫爾按約定的時間準時來到我們在柏林郊區的一個隱蔽據點。他是個電機工程師，三十歲左右，細高個兒，一看就像是幹這行的人。他告訴我們，他在漢堡上大學時即參加了共產黨的活動，為黨的情報組織搜集情報並根據黨的指示參加了一個右翼青年團體。以後逐漸爬到了帝國社會黨主席弗里茨．多爾斯博士的私人秘書的位置。我隨後詳細地盤問了他，可還是感到有點蹊蹺。我們問到一些他說他認識的人，可他的回答與我們掌握的情況並不符。我們讓他回西柏林，第二天再來。我又一次研究了他的檔案。

我們亟待在對方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等要害部門發展我們的耳目。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蘇聯人為我們情報局制定了極其嚴格的守密條例。為了物色到合格的間諜，必須對數千名被推薦的候選人逐一篩選。西德有親戚的人不能要，二戰期間作為難民或戰俘滯留在西德的大部分人也不能要。時至今日仍有傳言說，我們明知有人是前納粹分子，但照用不誤。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樣。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我們比西德人更正直。

我是從倫敦的《每日快報》上首次看到西德情報機https://m.hetubook.com.com構第一任首腦賴因哈德．葛蘭將軍的名字。該報的大標題是：「希特勒的將軍重操間諜舊業——為了美元」。該文署名德爾默，是個有英國情報機構背景的記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是英國反情報機構主辦的加來士兵廣播電台的台長。德爾默的文章掀起軒然大|波。它不僅披露了昔日納粹情報網依然完好無損的消息，而且還透露出聯邦德國新成立的情報機構裡有大量前黨衛軍成員和納粹軍事情報專家。這些人曾在法國和其他地區為希特勒政權從事情報活動。葛蘭本人就曾是納粹軍事情報機構中對付蘇聯紅軍的頭頭。透過葛蘭情報局這條線，美國人得以把昔日的納粹情報網抓到手裡。和東歐陣營裡的俄國人一樣，美國人在西德情報機構裡也是發號施令的主兒。

少數幾名「予以保留」的間諜沒有被撤回，以後又重新啟用了他們，但我們把他們與新的情報網嚴格區分開來。為什麼要留下這幾個人呢？原因很簡單，我們發現敵人滲透的程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麼嚴重。西德的情報人員並不比我們多什麼絕招。

他們中有些人曾在反對納粹的鬥爭中表現英勇。有一個人甚至當年和我父親一起關在法國的集中營裡。一連幾週，他被軟禁在房間裡，問題弄清後才被釋放。有的人領到了退休金，有的則被分發到各省份從事一般工作，不再受到信任。

審訊默庫爾一事隨後轉到國家安全部（成立於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的第二把手米爾克手裡，最終由國家安全部部長親自處理。國家安全部部長對我們情報局始終懷有戒心，把我們看做是競爭對手。早在西班牙內戰時期，他與同是戰友的辛德就搞不到一起。對我就更看不上眼了。米爾克以雙重間諜罪名逮捕了默庫爾，把他交付審判。默庫爾最後被判了九年徒刑。

在我的一生中，對類似事件我要嘛視而不見，要嘛大而化小，要嘛為之辯解。這裡必須再次提醒讀者，我的思惟模式是在反法西斯過程中形成的。我們當時認為，面對窮兇極惡的敵人，幾乎沒有什麼不能用的手段。以後，聽了赫魯雪夫一九五六年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祕密報告，我的思想才開始緩慢地發生變化。赫魯雪夫在蘇聯共產黨內披露了史達林的罪行。消息很快傳遍全世界。但無論在當時還是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我毫不懷疑，我們共產黨人站在社會進步和正義事業的一邊。基於這一信念，我們原諒了大清洗年代在莫斯科舉行的裝模作樣的公審。今天，由於冷戰初期情勢的需要，我們也將對迫害躲過納粹魔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行為視而不見。對個別人的案子，我曾盡力幫過忙。但這種事例極少。也許我覺得自己已經可以不受某些道德規範的約束。之所以有這種感覺是因為我堅信，共產黨的這部國家機器永遠也不會把槍口轉向我——她的孩子。我從來沒覺得自己是受害者。父親也一樣。也許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能活下來的原因之一。一九四五年，父親甚至還寫信給史達林，抱怨說上面因為他是猶太人，不允許他回德國。當史達林晚年臭名昭著的「醫生陰謀案」又一次引發了蘇聯國內的反猶浪潮時，我和父親均未受到觸動。無論是戰前生命安全完全得不到保證的年代裡，還是戰後的混亂時期，我都覺得不該妨礙正在同邪惡做鬥爭的我們這一方。

通常遇到的問題不外乎是錢和經費的來源。早期我們現金奇缺，捉襟見肘。透過官方管道申請外匯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拿到。偶爾施塔爾曼登門找到財政廳長，回來時他那破舊不堪的公文箱裡塞滿了嶄新的鈔票。捷克斯洛伐克體諒我們的困難，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贈送了二十四輛塔特拉牌小汽車後，施塔爾曼不知用什麼法子為我們這個人數不多的部門搞到了其中的十二輛。別看我們辦公條件寒酸，出門坐的車卻很氣派。施塔爾曼懂得，這玩意兒有助於提升我們情報機構在政府中的地位。處處省錢反倒會引起消減預算的人的注意。我們的首次會議是在柏林東南郊的博恩施多夫召開的。誰也記不得這次開會的日期，也沒有保留會議記錄。以後我們把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定為東德情報部門的誕生日。此後不久，我們搬到了東柏林潘科夫區從前的一所學校裡，距黨和國家領導人居住的地方很近。這一跡象表明，我們已變得不可缺少。

我們情報局對內稱為經濟及科學研究總局。這個名字一點也不隱諱，任何知情人一看到「總局」這個字眼立即會聯想到ＫＧＢ內負責間諜活動的「第一情報總局」。一九五六年，外國情報局改名為「情報總局」。

一些納粹分子想隱瞞歷史，改換門庭投靠我們。我剛上任不久，一位下屬找到我，侷促不安地說，他注意到審訊處裡有個人的胳膊上有黨衛軍的刺青。審訊處是國家安全部裡最粗野的部門。我可不想落到那兒的一些惡棍手裡。可以想像，曾在希特勒手下幹這一行於得津津有味的人，在這裡一定有如魚得水之感。我不動聲色地把這人調走了。

事實上，不管我怎麼設法用成人的頭腦冷靜看待他所犯下的罪行，仍無法完全擺脫他給我帶來的這種神祕的感覺。這或許是一件好事，因為它將始終提醒我，一個獨裁者的個人魅力可以對人們產生多麼深遠的影響，甚至在他的邪惡暴露之後依然不減。

兩年的外交生涯中，像這樣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經歷並不多。一次，使館內部為慶祝東德成立兩週年籌備招待會時起了爭執。爭執的焦點不是中蘇同盟的破裂或是一個叛逆的共產黨國家，而是穿什麼的問題。大使說該穿大晚禮服，以示莊重。而我們這些年輕外交官沒有大晚禮服，要求允許穿西裝。最後達成妥協，穿正式西裝，繫黑領結。當時，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都是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大多把黑領結看做是資產階級的服飾，拒絕佩戴。雖然我們日後在共產主義陣營內成了有名的俯首帖耳的附庸國，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之初仍然明顯地帶有其前身普魯士一絲不苟的遺風。結果那天晚上除我們幾個人之外，只有侍者穿得這樣正式。我們簡直狼狽極了。當俄羅斯東正教的大主教克魯季茨基起身告辭時，我彬彬有禮地陪他走到衣帽間。他的手在寬大的披風裡摸索了好一會兒，掏出三個盧布，很嚴肅地交到我手裡，算是小費。

西德總理阿登納把自己的命運同美國的「實力政策」和杜勒斯倡導的擊退共產主義的戰略拴在一起。杜勒斯的兄弟艾倫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局長。二次大戰結束時，蘇聯的勢力向西得到擴展。現在華盛頓打算聚集美國和它的盟國的所有政治、經濟、情報，必要的話還有軍事力量予以反擊。葛蘭認識到這一新的衝突給他帶來的機會。他可以借此對政策直接施加影響。西德從中央情報局手裡接管它的情報機構之前，阿登納曾召見過葛蘭，為他撐腰打氣，並授予他廣泛的權限，其中包括掌管國內政敵的檔案材料，如基督教民主聯盟政府在議會裡的反對派——社會民主黨人——的情況。在西德的武裝部隊和政府部門裡，第三帝國的忠實僕人又一次身居高位。前納粹軍官再次效力於葛蘭的麾下。

漢斯．格洛布克是阿登納最親密的顧問之一，最後官至總理府國務秘書。他的名字成了納粹分子入朝做官的同義詞。他曾是希特勒政權下的內政部高級官員，對紐倫堡種族法做過威權的ｈttｐs://m•hｅtｕｂｏok.ｃom.cｏm評論。這部種族法使暴力的歧視行為合法化，並最終導致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格洛布克後來在阿登納手下任國務部長達十年之久。

一九四五年九月，電台派我去報導紐倫堡審判。在此之前，我對納粹德國情況的瞭解主要透過蘇聯的宣傳機構。蘇聯的報導側重德國共產黨人的遭遇。透過從德國傳來的有關我們親屬的消息，以及父親在信中講到的日後被稱為大屠殺的種種先兆，我們對德國國內的情況也有所聞。儘管如此，我們很晚才意識到，屠殺猶太人是國家社會主義（簡稱納粹）的核心。紐倫堡審判彷彿一張手術台。解剖後的國家社會主義在台子上一覽無餘。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大屠殺的全貌。

我們這批人成分五花八門。既有老共產黨員，又有父母是老共產黨員的德國戰俘。回到德國後會是什麼樣，大家心裡都沒有譜。我們甚至不知道是否允許共產黨在德國合法存在。沒有人高談闊論建設一個新德國。誰都知道，當務之急是解決德國人的衣食住行，以渡過難關。

蘇聯顧問對我們的工作有很大的發言權，甚至可以說握有決定權。起初，各科課長起草所有工作計畫都要徵求蘇聯顧問的意見。而這些顧問依據的是蘇聯政府部門內的繁文禮節。這些章程之繁瑣刻板簡直令人無法忍受。除了抄寫各種規章制度和文件外，還要花大量時間把它們裝訂成活頁本。這種辦法還是革命前沙皇的祕密警察最先使用的。沒人曉得為什麼要這樣做，但也沒人對此提出疑問。

我於是坐下來，畫了一張草圖，標明所有情報網之間的關係。這張圖看上去像是一張巨大無比的蜘蛛網。我像當年學航空工程學時那樣，在一張圖紙上畫了這張我自稱為蜘蛛網的草圖，上面用線條把所有信使、祕密據點和類似的內容聯結起來，把可疑的雙重間諜，情報來源和當地情報員分別塗成紅、藍、綠三色。各種方塊和線條還顯示了不同人之間的個人及工作關係。對一些疑難處和可能與敵方接過頭的事例標有特殊符號。

我們掌握了第三帝國時期部分納粹黨員的檔案，並以此勸說西德那些隱瞞自己納粹歷史的人與我們合作。更多的人主動要求為我們做事，聲稱想為昔日的罪惡贖罪。這是從好的方面看待他們的動機。實際理由很可能是，他們想確保自己在西德的生活和工作不致因歷史瘡疤被我們揭開而毀於一旦。德語裡用「雙保險」（既為將來，也為過去保險）一詞來形容這種行為。有一位自由民主黨政治家，叫魏勞赫（日後在西德的德國共同事務部任職），過去曾為西德共產黨提供情報，而後向我們提供了大量的政治情報。我們發現他在德國佔領波蘭期間曾任高級官員並犯有戰爭罪行後，馬上斷絕了和他的來往。局內另一位前納粹分子曾是前衝鋒隊隊員，化名莫里茨。他在我們對歐洲防衛共同體展開的政治攻勢中出過力（歐洲防衛共同體最終沒有搞成是因為法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作梗，而不是我們情報局反對它的宣傳）。

離開莫斯科後的悠悠歲月裡，這座城市常令我夢繞魂牽。但我和定居莫斯科的朋友們不一樣，從未打算在蘇聯過一輩子。德國仍然是我的故鄉。再說黨派我到共產國際學校學習以及去廣播電台工作就是為了回國這一天做準備。那時我二十三歲，躊躇滿志，對返回德國後的情況想得非常簡單。我們在校時，意識型態教育佔了很大比重。訓練的重點放在如何整肅戰敗德國的殘敵上。然而，一旦面對國破家亡的同胞、親眼目睹了自己曾熱烈擁戴過的大獨裁者可恥覆滅，我受到的震撼難以想像。

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祕密報告後，我們為大多數從西德撤回的同志恢復了名節，並授予了獎章。布魯諾．海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法國抵抗組織並肩作戰。撤回東德後，他被發落到馬克思城的一家工廠當普通辦事員。以後他曾任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副總檢察長。他指責我解散德共情報網的做法與史達林祕密警察頭子貝利亞式的殘酷手法如出一轍。事實並非如此。日後他聽說了像默庫爾這樣的雙重間諜案子後，終於理解了我當時為什麼要這樣做，雖然怨氣未消。

這位蘇聯領袖說出來的每一個字都像聖旨一般令我們誠惶誠恐。在我和大部分來賓的眼裡，史達林和毛澤東早已不再是普通人，而是高高矗立的歷史豐碑。我們對即將發生的中蘇分裂毫無察覺。但我還記得，當時心裡也曾納悶：整個晚會，毛澤東一言未發，頗不尋常。我思忖著，這大概就是傳說的中國人深不可測的性格吧？

在這種瘋狂的氣氛下，五〇年代的柏林取代了維也納，成為歐洲間諜活動的中心。多達八十餘個情報組織以及它們的分支和掩護單位在柏林駐有情報人員。美俄兩國的情報據點用各種名義作幌子，從水暖公司，果凍公司直到學術研究機構。大批聯絡官在這裡從事發展和操縱間諜的活動。一九六一年柏林圍牆將柏林市和德國一分為二隔開之前，這些間諜可以在柏林的各盟國佔領區之間以及後來的兩個德國之間隨意穿行。

那時我們非常幼稚。我以為，德國人從戰敗的重擊下醒過來後，越來越多的人會感激蘇聯人把他們從希特勒的統治下解救出來，並對他們的救星表示熱烈的歡迎。實際情況跟我想的大相逕庭。在我住的居民區內，有一家納粹分子被趕出了他們那套寬敞的住房後，左鄰右舍開始為誰有資格搬進去而爭吵不休。德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雖已垮臺，而德國人仍為爭奪個人的「生存空間」斤斤計較，我不無厭惡地想。更令我氣憤的是，有一家人聲稱他們從未加入過納粹黨，因此最有資格住進這套房子。實際上，他們是當地臭名昭著的告密者，曾向當局出賣過五名共產黨員！

我作為臨時代辦代表大使出席了這次招待會，坐在前排。中蘇兩國代表團團長互相祝酒。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和蘇聯外長維辛斯基講話時，史達林一根接一根地抽勁兒很大的弗洛爾牌香煙（一種史達林喜愛的用俄國煙紙捲成的加長紙煙）。後來，他也親自祝了幾次酒。在一次祝酒時，他讚揚了中國領導人的謙虛和團結。然後又舉起酒杯，祝南斯拉夫各族民眾有一天重返社會主義大家庭。就在兩年前，南斯拉夫極富魅力的領導人鐵托拒絕接受史達林的個人崇拜，要求在治理這個多民族的巴爾幹國家上有更大的自治權，南斯拉夫因此被史達林打入冷宮。我們這些來自對蘇聯忠貞不渝的國家的人，對南斯拉夫又怕又好奇。鐵托居然敢違抗史達林的意志！

我夾著這張草圖約見了烏布利希。當時東德的所有情報部門都歸他管。事先我向他強調了這次會報內容的絕密性質。他於是邀我去他位於潘科夫小區的家裡面談，而不是在辦公室召見我。潘科夫被東柏林人貶稱為「城中城」。這位東德領導人家中的陳設反映出他木匠出身的審美觀，中產階級偏愛的結實耐用的傢具上面刻有裝飾性的花紋。

當然，許多史達林時代的可怖罪行我當時就有所聞。任何聲稱自己對此一無所知的人都在說謊。回首這段往事不會使我感到驕傲。我甚至同德國領導人談過我的看法。但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從未把共產黨政權下的罪行和納粹的罪行相提並論。如果有什麼原因使我堅信永遠也不可能把兩者等同起來的話，那就是紐倫堡審判中所揭露出來的納粹令人髮指的戰爭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