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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你應當接管情報局，」烏布利希說。這個「我們」來頭不小。確切地說，它是指中央領導人。他既沒問我是否覺得自己能夠勝任，也沒徵求我對此事的意見。我毫無精神準備。當時我年僅二十多歲，在黨內地位並不高。我問烏布利希，外國情報局歸黨內哪位領導人負責。他讓我直接向他會報。

五〇年代西方動輒指責我們不可能對周遭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理由是我們經歷過莫斯科的大清洗，可以察覺出種種跡象。此話差矣。當年在莫斯科的生活經歷恰恰產生了與此相反的效果。我們始終覺得史達林的所作所為乃出於不得已。面對兇惡的敵人，他不能不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對二三十年代蘇聯國內冤假錯案波及面之廣，我們一直缺乏足夠的認識。因而以後捍衛蘇聯在東歐國家的戰略地位時，我們無法識別種種謊言和狹隘的報復行為。

沃爾韋伯同主管反情報機構的米爾克完全屬於不同類型的人。反情報機構的任務是整肅國內的特務。米爾克反對我主管國外情報工作。他把我看成是競爭對手。無論我倆同級時，還是後來他擔任國家安全部部長，成了我的上司時，他一直在背後搗我的鬼。三〇年代，他曾是德國共產黨內懲辦納粹匪徒的暗殺小組成員，對敵人殘酷無情。一九五三年，黨決定審查他在處理一九五三年起義時是否工作不力。他因此一蹶不振。我於是先於他被提升為沃爾韋伯的副手之一。他始終對我耿耿於懷。許多年後，我才知道，沃爾韋伯被解職後，ＫＧＢ派駐柏林的人皮托夫拉諾夫和蘇聯駐民主德國大使格奧爾吉．普希金與烏布利希討論繼任的人選。普希金說：「你們還找什麼？有一個現成的人嘛！沃爾夫。」但最終這一位置還是給了米爾克。他是烏布利希的警犬。

我們從安插在美國軍事代表團內的一名間諜那裡獲悉，起義前一週，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和在國務院工作的妹妹埃莉諾曾到過西柏林（這個間諜名叫比爾克，任勞聯——產聯駐西德代表貝克的翻譯。貝克真正使命是派人滲透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工會裡。）我們還截獲了《紐約時報》駐柏林記者瓦爾特．沙利文發給曼哈頓總社的一份電報。電文是：「如果沒有美國占領區廣播電台的鼎力相助，根本不會有什麼騷亂。從星期三早上五點起，美國設在柏林的宣傳電台就開始向東德全國各地播放詳盡的指示。」

我們的人有的打入了絕密部門，有的當上了大公司的高級主管。我們還利用兩個德國的科學家之間的官方和私人交往開展工作。當時的環境對我們開展這方面的工作很有利。隨著國際情勢的演變，兩個德國的科學家對原子彈及生物化學武器的危險憂心忡忡。這些二次大戰期間參與了研製原子彈的科學家對原子彈產生的後果深感震動。這批人尤其是我方間諜的重點發展目標。

黃昏時分，美國占領區廣播電台已成了整個事件的協調人，廣播呼籲人們上街遊行，還提供了具體的遊行時間和地點。一個接一個的工廠加入了罷工。各路示威者的隊伍彙集在聯結美、蘇、英、法四國佔領區的波茲坦廣場。來自西德的人群也紛紛湧向勃蘭登堡大門，狂呼推翻共產黨政府的口號。下午一點，東柏林的蘇聯駐軍司令下令戒嚴，坦克隨即開進市內。

不到一刻鐘，我又走在了大街上，腦袋裡卻仍是一片混亂。回到辦公室，看到阿克曼下台後擔任代理局長的施塔爾曼正在等我。我內心忐忑不安，不知他對這項任命會如何回應。像他這樣一個德高望重、經驗豐富的人難道會心甘情願地把權力讓給一個飛黃騰達的毛頭小伙子？沒想到，他笑容可掬，一副如釋重負的樣子。他打開保險櫃，取出裡面不多的幾份文件遞給我。研究文件從來就不是他的強項，卻是我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施塔爾曼把一串鑰匙順著桌面推給我，說：「沒我事了。祝你好運！需要我幫忙，儘管說！」我趕忙出去買了套西裝，準備第一和_圖_書天上任時穿。想到馬上要坐到這張巨大的寫字檯後面，內心不禁喜滋滋的。

一九五三年的復活節剛過去不久，我上任後的第一場大禍從天而降。我們局內經濟情報處的官員克勞斯叛逃西德，成了第一個叛逃的東德情報官員。這件事後來被稱為火山事件。我個人受到沉重打擊。我由此意識到，新組建不久的外國情報局的安全還遠遠沒有得到保障。不僅如此，克勞斯選擇了一個假日週末叛逃，一連幾天都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失蹤。西德反情報機構因而有足夠的時間從他那裡瞭解到他掌握的潛伏在西德境內的東德間諜的一切情況，並動手將他們逮捕。而我們仍未意識到他們處境危險，更不要說想辦法營救他們了。西德副總理弗朗茨．布呂歇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根據克勞斯提供的情況，西德一共逮捕了三十五名間諜。他這是誇大其詞。我們決不會允許任何情報官員瞭解我們在一個敵國內如此多的間諜的真實身分。原來西德反情報機構為自己取得的首次重大勝利手舞足蹈，極度亢奮中誤捕了一些無辜的商人。這些商人與東德有生意往來，可根本不是什麼間諜。

不無諷刺的是，這次起義反而鞏固了烏布利希的權力。經歷了如此嚴重的動盪之後，蘇聯人根本不可能會冒著讓局勢進一步動盪的風險把他搞下台。而且貝利亞剛剛在史達林死後的第一場清洗中被除掉。蔡司和德共機關報（新德意志報）的總編魯道夫．赫恩施塔特都贊成改革。烏布利希於是有了把對手排擠掉的絕好藉口。倆人均被烏布利希的忠實追隨者取代。烏布利希本人則以史達林般的殘酷無情開始清除反對他的人。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的一天，我接到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的通知，去位於東柏林繁華市中心的中央委員會大樓見他。在入口處，我領到一張通行證。衛兵仔細檢查了這張通行證和我的身分證。當年黨中央總部大樓裡並沒有搞得戒備森嚴。大樓看上去也不大起眼。以後中央委員會總部搬到韋爾德舍爾廣場後情況就不同了。不過即使在當時，人們已經開始感覺到一個特權階層正在形成。這一階層最終完全脫離了民眾。

鑒於美國和它的歐洲盟友處心積慮地阻撓我們在德國這塊土地上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這一方為了實現宏偉理想也不得不採取一些曖昧的做法。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裡，我們不停地找出新的理由為自己的這種行為做辯解，一九八九年才從夢中恍然驚醒。有些人稱我們的制度建立在彌天大謊之上。我仍無法接受他們對我們說三道四。但我不能不承認，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制度是建立在種種託辭之上的。

我決定返回柏林。我們沿著波羅的海海濱通往柏林的公路走到高柏林還有一個半小時路程的新施特雷利茨市時，在蘇聯士兵設置的一個路障前受阻。我亮出特別通行證，仍無濟於事。蘇軍罔顧我們的抗議，把我們連同其他的「可疑分子」關到了指揮所的地下室裡。被關押的幾個小時裡，我不禁想，在我們這部分德國領土上到底誰說了算？！多虧我精通俄語，包括俄語裡最粗野的土話，蘇聯士兵才終於允許我見他們的長官。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紹後，他揮手放行。

一次，我下面的一個人頗為困惑地向我會報說，他看見昂納克（當時是自由德國青年聯盟的頭頭，後來成為東德領導人）在一個黃昏把司機打發走後，偷偷鑽入東柏林的僻靜小巷中。我一聽就知道，昂納克一定是去和情婦幽會。那時他已結婚，妻子也是一名國家幹部。我把這件事當笑話說給米爾克聽。「這種材料無需放在檔案裡，」我邊說邊準備隨手將材料扔掉。「別扔，別扔！」這位反情報機構的首腦忙不迭地阻止我。「把材料給我。誰知道以後會不會有用？」於是他的紅夾子裡收藏的昂納克一生中不甚光彩的材料當中又多了一份。幾十年後的一九八九年，當檢察官搜查米爾克的辦公室時，發現了這份材料。

我們hetubook.com.com的任務是搜集有關這次起義的背景的情報。至於我們的領導人根據這些情報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就不是我們分內的事了。烏布利希極為重視的一條消息幾乎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西柏林工會組織計畫在六月十六日這一天的晚上組織一次遊船活動，並邀請了部分東德獨立工會成員參加。我們的情報人員報告說，邀請不是透過信件寄出的，而是電話通知。邀請人每次打電話時都提到「汽船」兩個字。烏布利希馬上把這看成是六月十七日起義的暗語。這種解釋顯然是對事實的誇大。

烏布利希把寶押在史達林身邊的極端保守分子身上，以為他們會在這場權利角逐中獲勝。為討好新的蘇共領導人，他頑固地推行他的「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即高稅收，緊通貨的政策。這一政策窒息了小企業的發展，並把個體企業者推向破產。突然發起的完善社會主義經濟的運動還給大農場和農業企業造成了損害。宗教活動進一步受到限制。

沒有一個人想過向那些惡毒攻擊我們用鮮血換來的政權的敵人提供砲彈。知識分子還要多一層精神負擔。他們總是試圖博得一個致力於工人階級勝利的黨的信任。我父親和其他作家、思想家經常在黨的會議上小心翼翼地回答嚴厲的質問。在東德，「知識分子」一詞無論在黨內還是在國家安全部內都帶有貶義的意味。許多人為了表白自己沒有「脫離群眾」或「驕傲自大」，拚命強調工人階級的領導，對打著工人階級旗號所做的種種蠢事忍氣吞聲。不承認這種心態的巨大影響，就很難解釋為什麼我在以後的歲月裡始終信仰不變。

我回到了位於東柏林潘科夫小區的家。東德領導人就住在這一帶。一個集機床、重工程和家用電器為一體的聯合大企業的工人遊行隊伍從我家門前走過。父親在市中心險些遭一群暴徒毆打。他斬釘截鐵地說，許多參加示威的年輕人來自西柏林。這些人使他想起希特勒早期充斥街頭的褐衫隊的惡棍。他的話今天聽起來好像是共產黨宣傳的老一套。但不要忘了，這次事件距納粹在德國的覆滅僅隔八年。借用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的一句話說，感到「剛下過崽的母狗仍在發|情」並不為怪。

從此，一種互相猜疑，人人自危的氣氛籠罩了東德。以後的年月裡，東德人始終生活在這一陰影之中。我當時已感覺到了這一點。但我的世界觀和信念依然不變。西方讀者對此可能會迷惑不解。在親眼目睹了街頭流血和烏布利希對我們明知是正直的人們進行清洗之後，為什麼我們沒有想過與他拉開距離或是進行抵制？根據列寧死後所有共產黨遵循的理論和實踐，任何公開批評現任黨的總書記的人，都是階級敵人的幫兇。對一個共產黨員來說，這好比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對上帝表示不敬。

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為什麼挑選只有一年零四個月情報工作經驗的我擔任這一職務。不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一九四九年十月剛剛成立，它的各級官員只能邊幹邊學了。阿克曼顯然推薦了我接替他。我的家庭背景以及與蘇聯千絲萬縷的聯繫肯定也起了很大作用。有時有人問我，為什麼我心甘情願在一個鎮壓機構工作。首先，我並不認為情報局是鎮壓機器的一部分。其次，我的責任感，黨的紀律以及冷戰時期的需要也決定了我不可能拒絕這項任命。

多年後，我讀了赫恩施塔特在位於梅澤堡的國家中央檔案館工作期間寫的日記。人們可以從這本日記中感受到他苦苦思考一個不斷出現的疑問：「難道我比黨更聰明嗎？」雖然他受到黨的迫害並對官方推行的那一套僵硬理論的後果看得很清楚，這個疑問仍在折磨著他。和蔡司、阿克曼一樣，他把種種疑問埋藏在心裡，只在筆記裡記下自己的心路歷程，留給後代。在他之前，無數的共產黨員默默地忍受了屈辱。赫恩施塔特也不例外。他們都嚴守一條共產黨員的基本準則：永遠不做對黨不利的事。

蔡司被解除安全和-圖-書部部長的職務後，我本人的工作以及我領導的局都發生了變動。我仍留在情報局，被任命為新任局長沃爾韋伯的副手。沃爾韋伯很少過問具體的情報工作，但對我們搜集的政治情報興趣盎然。他身材矮胖，嘴上總是叼著一支雪茄。每逢討論政治情報時，他喜歡在辦公室的地毯上不停地踱來踱去，推測西德各種人物和他們的社會關係，以及是否有什麼可乘之機。

以上政策遭到激烈的抵制。農民和小生產者要嘛消極怠工，要嘛根本停工不幹。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東德總理奧特．格羅提握警告說，國家將面臨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短缺。然而烏布利希對此置若罔聞。他是透過正統的史達林理論的有色眼鏡看待對他的計畫的抵制的。根據這一理論，隨著社會主義變革的不斷深化，階級鬥爭也會越來越激烈。

即使是依照情報這一行裡適用的獨特的道德標準來衡量，米爾克也是一個性格不健全的人，還是一個健身狂。他對搜集情報幾乎達到癡迷的程度，不僅是他下令二十四小時監視持不同政見的嫌疑分子，還監視自己同事。他急於在領導人中發現隱藏的叛徒，並向我許諾，如果我能夠從一九四五年後存放納粹檔案的西柏林美國文件中心搞到某種證據，證明有哪個東德政治家在第三帝國時期曾與納粹同流合污的話，他將授予我崇高的榮譽。任何事情都逃不過他的眼睛。多低級趣味的材料他都要收進辦公室保險櫃的紅夾子裡去。

由於擔心東德的局勢動盪會導致整個東德的垮臺，烏布利希又一意孤行，莫斯科於是插手干預了。當時忙於在史達林死後的領導班子裡爭奪權力的貝利亞主持起草了一份文件，題為《關於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狀況的措施》。在當時那個不知改革開放為何物的時代，蘇聯承認東方陣營裡存在問題這一點就頗不尋常。

赫恩施塔特和蔡司也加入了烏布利希鞏固權力過程中眾多受害者的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赫恩施塔特曾效力於蘇聯軍事情報機構格魯烏，在華沙建立了一個出色的情報網。他吸收的兩名間諜，他的第一任妻子伊芳爾莎。施特伯和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外交官凱格爾，曾及時提供了德國定於一九四一年進攻蘇聯的情報。得知自己過去作出的貢獻如今已被一筆勾銷，他一定痛苦萬分。我對赫恩施塔特滿懷同情。雖然他在東德被打入了另冊，但在我的爭取下，八〇年代我們拍了一部反映他在情報工作上的卓越貢獻的紀錄片給年輕的情報人員看。儘管得不到官方的承認，至少他在間諜中將受到懷念。

六月十七日早上，美國占領區的廣播電台報導說，建築工人從史達林大街遊行到政府辦公大樓（第三帝國時期，戈林的航空部曾設在這裡），要求廢除新的生產定額，提升工資，改善工作條件。防暴警察封鎖了這棟大樓周遭地區，氣氛十分緊張。示威者要求見烏布利希和格羅提握。工業部部長弗里茨．澤爾布曼出面接見了示威者，試圖說服他們，但毫無結果。

清洗一旦開始就難以止住。四年後，烏布利希施展手腕，又一次把沃爾韋伯免職，安排米爾克接任國家安全部部長。他在這個位置上一直坐到一九八九年才下台。米爾克的辭職猶如一場鬧劇。他在東德議會上裝模作樣地和大家告別說：「我愛你們所有的人。」

我來到烏布利希的外間辦公室。他正在開會，但很快就出來了。衣冠楚楚，蓄著兩撇向上翹的小鬍子的烏布利希把我領到隔壁他的妻子，也是最親密的同事洛特的辦公室。我和洛特很熟，當年我倆在莫斯科的「德國民眾廣播電台」共事過。她熱情地跟我打招呼。烏布利希示意我坐下，然後把妻子支開。他以前見過我幾次，所以省去了寒暄，直入正題。他的一貫作風是談吐簡潔務實，而且從不直視對方眼睛。

接下去的幾個月裡，我們徹底整頓了情報局。物色合適可靠的人選是一件費力耗錢的事。調查這些人選的政治可靠程度、社會關係和性格需要時間。我們hｅｔubｏoｋ.cｏｍ.cｏm尋找的是有政治覺悟的青年，信仰社會主義，願意為祖國和我們的事業獻身。至於潛伏的間諜人選在西德是否有親戚我們並不在乎。這同總部從業人員的徵聘政策完全不同。後者絕對不能有任何海外關係。實際上，未來的間諜在西德有親戚不是壞事。他們可以借此直接進入聯邦德國，無需經過難民營。

遭清洗的人對烏布利希強加給他們的各種罪名沉默無語。只有經歷過史達林時代的大清洗，懂得黨的約束力量的人恐怕才會理解，為什麼這些人不為自己辯護。他們畢生為革命事業奮鬥，現在與黨抗爭將意味著與過去徹底決裂。沉默還有另一個原因。他們深知事情已無可挽回。開口申辯結果只能更糟。

烏布利希面無表情地告訴我，外國情報局成立以來一直任局長的阿克曼因為健康方面的原因請求辭職。我知道阿克曼被解職並非身體不佳，而是烏布利希不喜歡他提出的走一條不同於蘇聯模式的「德國社會主義道路」的觀點。阿克曼因一段婚外情被烏布利希抓住把柄，被迫辭職。五〇年代的東德好似清教徒社會，婚外戀屬大逆不道。

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的逝世震撼了整個共產主義陣營，引發了克里姆林宮內一場激烈的權力鬥爭。東歐各國主導層內人人自危。我和眾多崇拜史達林的人一樣，聽到這個消息後無比悲痛，同時也感到迷惘。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在他的指引下生活。現在他不在了，以後的路該怎麼走實在難以想像。

蘇聯像對待頑皮的男生一樣把東德共產黨政治局的主要成員招到莫斯科，命令他們盡快貫徹貝利亞起草的這份文件的精神。這將意味著促進小企業的發展，放棄烏布利希的指令性經濟政策，放寬他對所謂意識型態上的「內部敵人」的嚴厲限制，例如開明的知識分子和教會。東德領導人對此很不以為然。貝利亞的如意算盤是讓東德先富起來，然後再把這塊肥肉轉手西德，以換取西德的中立，甚至爭取使它獲得非軍事化的地位。

身為外國情報局的首腦，我的職責是查明是否有任何外部勢力插手了這次起義。當時我就感到這不過是東德領導人玩弄的一種伎倆。一旦蘇聯人罵他們無能，他們可以以此為藉口替自己辯護。搜集各種報刊雜誌上的文章、書籍以及其他文件材料來證明美國和西德圖謀顛覆民主德國並不難。當時國際關係的大氣候就是這樣。美國思想家詹姆士．伯納姆在他所著的《挫敗蘇聯帝國主義》一書裡鼓吹對社會主義陣營開展顛覆活動，包括利用「社會不法分子」尋舋鬧事，或由我們的老對頭，位於西柏林的受中央情報局指使的「反對非人道行為縱隊」和「律師調查委員會」帶頭，共同起來推翻共產黨政權。

我們對周遭人們的暴力行為和發洩出的仇恨感到震驚。像我這樣的人屬於新社會裡的內圈人士。這次事件使我猛然驚醒，認識到我們可愛的制度是多麼不得人心。這次事件中一共死了多少人從來沒有統計過，總數大約在一百到二百人之間。我心裡清楚，東德領導人編造出的「法西斯冒險主義」或「反革命政變」完全是欺人之談。然而，我的信仰並沒有因此而動搖。我天真地想，我們可以從這次民眾反抗中汲取教訓，更好地建設國家。

一九五三年春天，政府下令工廠、重型企業、建築行業的生產指標上調百分之十。與此同時，還大幅度提升了基本食品價格。東德民眾對上面強行規定的增產漲價措施忍無可忍，公開在工廠和商店發洩不滿。僅一九五三年頭四個月裡，就有十二萬多人逃離了東德。三十六年後的一九八九年，同一幕還將再次重演。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來，頭腦僵化的東德領導人面對大出血只會空談，或是打腫臉充胖子。當東德的工人、教師、工程師、醫生和護士也加入了外逃大軍後，據說烏布利希揚言：「階級敵人走光了，我們的隊伍會更純潔。」

我接任外國情報局局長後，烏布利希直接領導我們只有半年左右的時間。一九五三年春天時，我m.hetubook.com.com們局已歸威廉．蔡司領導。蔡司是政治局委員，兼任國家安全部部長。他閱歷豐富，是一位受尊敬的東德領導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曾在中國執行過祕密使命。西班牙內戰時，他擔任國際縱隊第十一旅旅長。我們倆配合得很好。換言之，他放手讓我開展工作。每週他只給我一小時會報工作。還沒等我講到存在的問題，時間就到了。他篤信馬克思主義理論，當時正在主持編輯新德語版列寧選集。他更願意討論這部選集的翻譯問題，而不是聽我會報。他的寫字檯上通常堆放著這套選集的翻譯手稿，而不是我們遞交的情報。

一九五三年東柏林爆發起義前夕，我正與家人在波羅的海海濱度假，讀海明威之餘，跟孩子們一起玩耍。對於一個情報首腦來說，承認這一點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這次難得的度假是我的上司蔡司一再敦促的結果。我有一次找他反映外國情報局經費奇缺的情況時，他實在不耐煩了，沒好氣地甩給我一句話：「米沙，現在有更重要的事等著處理！」隨後他馬上緩和下來，問我：「你上次休假是什麼時候？你先給我開車去藍色別墅，求我的事回來再說。」

管一個間諜的訓練由以後直接管他的人親自負責。如果要搜集的情報涉及科技方面，還要對他進行特別培養訓練。在西德潛伏下來後，我們的間諜一般先找一份體力活悄然幹上一段，為以後在西德尋求職業上的更大發展做鋪墊。因此，我們更喜歡會一門手藝或在某一領域具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候選人。幾乎所有早期移居到國外的學生和年輕科學家都在研究機構或我們感興趣的公司裡找到了工作，如在干利希、凱爾斯魯厄和漢堡的聯邦政府核研究所，以及法蘭克福的美國人建立的巴特萊研究所。德國最大的電子公司西門子、ＩＢＭ德國分公司，以及德國大化學公司巴斯福、赫希斯特和拜爾。考慮到一旦反對德國軍事化的浪潮過去之後，西德的武器製造商早晚會恢復軍工生產，因此在梅塞施米特和伯爾科這樣的公司裡也安插了人。

位於普裡羅的藍色別墅是國家安全部部長在波羅的海的度假別墅。被請到這裡度假是種殊榮。在這幢幽雅的政府別墅裡，我從德共政治局六月十六日發佈的公報中感覺到東德領導人的驚惶失措。政治局和政府在公報裡承認犯了嚴重錯誤，並宣佈取消提升產量和食品價格的措施，削減對重工業的投資，增加消費品的生產。烏布利希強行關閉的私人企業將獲准重新營業。烏布利希這回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然而，一切已經為時已晚。

克勞斯的背叛給我們造成了重大的損失。至少六名卓有成效的間諜落入敵手，包括桑代克。他是一個才華橫溢的紀錄片製片人，在這一職業的掩護下為我們搜集情報。桑代克出身於顯赫的漢莎家族。透過他的社會關係，我們試圖打入漢堡有權勢的政治經濟圈子裡。克勞斯叛逃時他並不在西德，而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但一個小圈套使他落了網。西德反情報機構給他拍了一份通知他姨媽病重的電報。他一回到西德即遭逮捕。所幸的是，西德拿不出他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只好將他釋放。他回到東德，在我們這一邊重新操起了拍電影的老本行。蔡司溫和地責備了我一句：「米沙，你還太嫩了點。」

西德情報機構，確切地說，得到美國人支持的西德掩護組織在擴大這次事態方面捲入到何種程度有不同的說法。工業部門裡滲透了不少西德人員。對所有渴望東德垮臺，從而實現德國統一的人來說，六月份的局勢發展顯然是一次天賜良機。導致事態發展到這一步的根本原因還是東德共產黨經濟政策上的失誤以及烏布利希的高壓政策。烏布利希最後還是露了面，但他不敢見示威群眾。他們此時已喊出「打倒山羊鬍子！」的口號。這是指他下巴上蓄的列寧式的翹鬍子。烏布利希選擇了一個更為安全的場合——一次黨的積極分子大會上露面表態。這一次他看上去全然沒有了往日生硬的專橫，顯得心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