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我們還想方設法打入克虜伯這個龐大的軍火工業王國並試圖爭取洪德豪森的同情。洪德豪森是克虜伯廠的董事會成員，喜愛藝術。他似乎比他的其他同事更瞭解東德。對波昂政府壓制兩個德國之間的貿易的立場他曾提出過批評。然而我們很快看清了他的意圖，他同我們拉關係僅僅是為了替克虜伯撈取好處。

下一個難題是物色合適的妓|女。我們找到一位曾任柏林警察緝捕隊隊長的高級官員（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間，東德與西德攜手打擊賣淫和色情行業。）。他一副不修邊幅的樣子。儘管賣淫這一最古老的行業在我們這個清教徒的新社會裡轉入了地下，可他對妓|女經常出沒的地方以及如何找到她們瞭如指掌。不幸的是，他把我們帶到了穆拉克。這一帶的妓|女一向是柏林皮肉市場中最差的。我那時的上司幹了一輩子情報工作，對這種事早已見多不怪。他打電話告訴我：「那兒的女人，一馬克讓你玩你都不想沾她們的邊兒。」

我覺得有必要親自告訴維特馬克這個消息。我事先想好的幾條政治理由一點也沒有打動他。他不滿足於僅僅當一部永不停轉的宣傳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沒辦法，我只好謊稱西德反情報機構正在跟蹤他。唯一避免坐牢的出路就是立即逃到東德。他表示，只有妻子同意才能做此決定。我們推測，雖然他妻子知道他為東德搞情報，但不會對移居東德興高采烈。我們於是勸維特馬克返回漢堡前先給她寫封信。我們的信使趕在他之前火速回到漢堡，先把消息告訴了她，使她精神上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打擊有所準備。面對要嘛丈夫受辱坐牢，要嘛在東德一棟臨湖的漂亮房子安家，開始新的生活，她選擇了後者。

我們的間諜混雜在人群裡進入西德並不困難。他們通常年紀很輕，堅信共產主義。日後取得的不少成就都是靠這批人鋪的路。他們到了西德後，一般被收容在難民營裡並受到盤問。不過只要事先編好一個可信的理由，比如想投奔在西德的親戚，夾在大批新移民裡很容易矇混過關。我們的人打出各種各樣的幌子，如想隱瞞過去曾是納粹黨員或黨衛軍成員的歷史，但被發現了，或是發洩過對政府的不滿言論。我們甚至還把這類含有「污點」的材料放進其他部保存的關於此人的個人檔案裡。即使西德反情報機構設法搞到了哪個間諜在東德的檔案，也難辨真偽。我們局不用西德有親戚的人，以防西德情報機構倣傚我們的辦法，也透過親屬關係打入到我們內部。

令我們欣喜的是蘇珊在波昂安了家，還辦起了一家沙龍。一些知名人士常在這裡聚會，討論政治和文化。透過蘇珊，我們得到了有關西德政治黨派中一個極右組織的很有價值的情報。這個名叫救援自由的組織的頭目是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一名政治家，叫巴澤爾。該組織透過海外人士插手東歐各國，並與奧匈帝國皇室的後代、政治上極為活躍的奧特．馮．哈布玆堡結成同盟。巴澤爾日後爬上了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的寶座，並以此身分與勃蘭特競選總統。他堅決反對勃蘭特試圖給予東德外交承認的努力，令我們頭疼不已。

鮑爾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商人。他用西德的動物脂肪換取東德勞西茨地區產的毛皮。幹這一行當似乎很難發大財，而鮑爾顯然很富有。我們的懷疑不無道理。一九四五年前的某個時候，他曾在弗利克工業集團擔任過高級職務。弗利克集團戰前擁有利潤頗豐的勞西茨褐煤產區。我們找到了一張他在一次教會活動中與阿登納站在一起的照片。這張照片同他平時寒酸的小商人形象判若兩人。我們懷疑，他的背後是希望德國有一天統一的西德大工業家。他的真正使命是替他們先在東德站住腳。根據東德的刑法，他的行為既屬於特務活動，又是顛覆行為。我於是有了讓鮑爾就範的籌碼。至少我是這麼以為的。

斗轉星移，物是人非。昔日曾幫過我們的蘇珊搖身一變，竟成了西德聯邦情報局駐香港站的站長，代號一五〇。東京、馬尼拉、雅加達和新加坡等地的情報分站均歸她管。七〇年代我們搞到手的西德情報組織的檔案材料裡提到，她曾一次得到九萬六千西德馬克的報酬。由此推斷，她該不是一般等閒之輩。一九六八年，克勞斯．金科爾當上西德情報組織的首腦後，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清除冒牌間諜，廢止葛蘭的莽撞做法。儘管葛蘭之後又換了兩任首腦，這種做法仍然十分普遍。蘇珊離開了西德情報組織。據說她拿到三十萬西德馬克，條件是不得透露聯邦情報局插手西德政治的內情。從此她銷聲匿跡。直至今日，她到底是哪一方的人，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對我仍是一個謎。

一九五三年的動盪過去之後，次年在波昂召開的西方盟國外長會議成為我們最關注的對象。這是西方第一次在我國門口召開這樣的會議。上面會要我搜集什麼樣的情報，我心裡沒底。蘇聯人像往常一樣要我們制定出一項具體的行動方案。抱著碰碰運氣的心理，我絞盡腦汁起草了一份行動計畫，希望我的部下能夠搞到大量的高品質的情報。

由於我的冒失，結果失去了一個寶貴的關係。施泰因呂克本來可以繼續心照不宣地為我們做事。我們經過多年的實踐摸索，逐漸改進了收買人的方法。我們認識到，勸說有可能為我們搞情報的人在一份文件上簽字是不明智的。不少人出於各種各樣的動機願意與一個敵國的情報機構打交道。若要將這種關和_圖_書係明朗化，他們則會避而遠之。他們其實更喜歡一種含糊不清的關係。我告誡過手下的人：如果你覺得對方的回答會是否定的，最好別問。切忌用官僚機構的繁文禮節來束縛活人。多年來，我們逐漸廢除了蘇聯祖師爺熱中搞的形式主義的那一套，並取得很好的成效。

此事發生在一九五五年。三十七年後，一九九二年四月的一天，我與八十三歲的約翰坐在一家餐館裡。隔窗眺望，當年他逃離東德的地點洪堡大學一帶就在眼前。回到西德後，他因背叛國家罪被判處四年徒刑。他說起此事仍然怒不可遏。實際上，他只服了十八個月的刑。這表明西德並不能確定他犯罪的嚴重程度。至於「叛逃」到東德一事，他告訴我說：「我當時失去了知覺，醒來時已在蘇聯軍營。我從來沒想過去東德。」約翰說他在東柏林始終過不慣。一年後覺得實在忍受不下去了，於是設法找人幫他逃回西德。

經過施泰因呂克一事的挫折，我悟出了一點：刺探聯邦德國政治祕密的秘訣在於四處撒網，廣開情報來源，對向我們提供情報的人，要讓他們感受到無微不至的關懷。右翼方面，我們同京特．格雷克建立了聯繫。他是一位愛國者，戰前曾任國會議員，因反對希特勒坐過監獄。後來參加了一九四四年試圖暗殺希特勒的密謀集團。格雷克的例子說明了為什麼一些鐵桿保守分子最終和我們站到了一起。他們反對阿登納企圖借美國產婆之手接生一個新德國的政策，與他勢不兩立。格雷克公開會見烏布利希，以表示他對阿登納政策的不滿。為此他被驅逐出阿登納的政黨。我們仍然與他保持往來，把他作為瞭解基督教民主聯盟圈子內情況的一個重要消息來源。他提供了大量這方面的情報。

五〇年代期間，成千上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民源源不斷地透過當時幾乎完全開放的邊境，移居西柏林和西德。一九五三年六月的起義之後，外流的人數大幅度增加。起義後的三年裡，民主德國一千八百萬人口中有將近五十萬人逃到西德。

約翰公開露面給西德反情報機構造成的震動逐漸平息下來後，蘇聯人和以往一樣，把損壞了的物品當包袱甩給了我們。約翰當時神情恍惚。我們的當務之急是給他找一些朋友，從而可以使他得到安慰。我們介紹他認識了東柏林市首席建築師亨澤爾曼，還有我在柏林廣播電台時的熟人吉努斯。吉努斯也認識約翰在反納粹抵抗運動裡的一些老熟人。國家安全部為他提供了保鏢，以防西德情報機構把他綁架回西德。可這些保鏢未盡到職責。約翰來到東德十七個月後，和來時一樣又一次悄然無聲地消失了。一次他去洪堡大學開會，中途離開會場去見一位叫亨里克森的丹麥記者。倆人鑽進亨里克森的汽車，穿過伯蘭登堡大門一溜煙地開回了西德。

我與施泰因呂克的關係經歷許多春秋。為了不使聯繫中斷，我隔一段時間就請施泰因呂克吃晚飯，還為自己編造了一套關於我家庭的謊話。位於勞赫凡韋爾德的一棟小樓充當我的家。東德電視台一位漂亮的播音員假扮我的妻子。每次請施泰因呂克來家做客之前，都把她孩子的照片掛在牆上。隨著軍火交易越做越大，我與施泰因呂克的交談也越來越有價值。七〇年代中期時，他已是洛克希德公司的顧問，與西德空軍司令來往頻繁，對巴伐利亞州的政治領袖、西德國防部長約瑟夫．施特勞斯的活動也有所瞭解。我從來沒有試圖發展他做間諜，也沒有請他為我們搞情報，雖然他應該可以猜到我是幹什麼的，如果不是我的真實身分的話。我倆之間最後斷絕關係完全是我不留意造成的。起因是施泰因呂克的朋友鮑爾。

每一名派到西德的間諜都執行一項預定的任務。間諜的培養訓練採取人盯人的辦法。每名間諜的訓練由主管這項任務的聯絡官負責。訓練的內容僅限於情報工作的基本知識以及獲取我們所需情報的一些技巧。讓他們掌握與自己任務無關的知識和技能毫無意義。這樣做有時反而使他們的任務不必要地複雜化，從而增大風險。時機成熟時，我們還把間諜從西德召回東德，接受新的訓練。

我們的間諜去的是西德，一個和我們有著同樣的語言和文化的國家。這顯然是一個有利條件。蘇聯派間諜滲透到美國就難多了。反之亦然。隨著兩個德國分裂的日益加劇，派人潛入西德越來越難。柏林圍牆修建後，中間混有我們間諜的絡繹不絕的東德移民一下子變成涓涓細流。這意味著，間諜事先為自己編造好的履歷更要滴水不漏。即便如此，西德還是處於劣勢。因為從西德移居東德的人寥若晨星。這樣的人一旦到了東德，馬上受到嚴密的監視。不過話說回來，西德也不太需要派人去東德。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大批對現實不滿的東德公民中間收買人做間諜。

五〇年代初期，除了維德曼的事務所外，還有一位家在波昂的迷人女老闆似乎也極有發展前途。查閱東德準備大赦釋放的在押西德人名單時，蘇珊這個名字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一九五一年她參加萊比錫貿易交易會時，東德反情報機構以間諜罪將她逮捕並判處八年徒刑。她的檔案裡職業一欄填寫的是自由撰稿人，我手下人因此對她產生了興趣。一位上校在她尚不知自己即將獲釋時約見了她。走進接待室，他看到眼前是一位身材苗條的婦女，年齡約在三十四到三十五歲之間，雖身著囚服，眉宇間卻透著倔和*圖*書強和自信。對於她的被捕判刑，她仍然不服，認為她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絲毫不想取悅扣押她的人。同時，她還談了自己對德國面臨的問題以及阿登納的親美政策的看法。我們的人問她，是否願意換個場合繼續談下去。她被釋放後，兩人再次在東柏林的華沙大橋上見面。她同意回到西德後向我們提供情報。我們給她起了個化名，叫莉蒂亞。

我們安排他在東柏林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露面。格雷克解釋說，他是出於愛國才與我們保持聯繫。我國領導人對這次宣傳上的勝利沾沾自喜，甚至可以說有點得意忘形。從此他們胃口大開，只追求要人叛逃的一時轟動效果，根本不考慮一個沒有暴露的優秀間諜勝過十多個棄暗投明的間諜這一點。以前我有一個人，化名蒂姆，真名叫施密特．維特馬克。他是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議員，負責歐洲安全問題的委員會成員兼基民盟青年分部防務委員會的主席。由於他的地位，他成了工業界鉅子們的紅人，未來基民盟主席的人選。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度完假後回來，看到沃爾韋伯留的一張便條，通知我必須把維特馬克撤回東德。我憤怒至極。為了出一次記者招待會的風頭，竟不惜犧牲一個向我們遞送波昂加入北約組織詳細條件的人。況且我知道維特馬克一定極不情願放棄他在西德前途似錦的仕途，跑到東德默默無聞地度過餘生。但我無能為力。不管一個情報機構多麼敏銳，它始終是政府手裡的一個玩意兒。

迄今為止，一切順利。然而午夜時分，我的電話突然響了。出現了一個「未曾料到的情況」。有人要求對這些女孩進行衛生檢查。結果發現其中一位並不像自己所說的那樣檢點。她患有淋病。我下令將她從這次行動中除名。

我對鮑爾真實身分的推測很快得到了驗證。下一次與施泰因呂克見面的日子到來時，他沒有露面。美國情報機構對他進行了極不客氣的盤問，並告訴他我的真實身分，警告他以後不要再與我保持聯繫。施泰因呂克認真記取了這一告誡。以後的歲月裡，他繼續加深與德國和美國武器商的關係。當初我對他感興趣的原因也恰恰在於此。

這個不修邊幅的商人原來是隻老狐狸。我這個年輕氣盛的情報官遠遠不是他的對手。由於他與上層社會關係很深，我們不便對他進行訛詐。透過這件事我吸取了一條有益的教訓：一名情報人員切忌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實力。

我們開始利用萊比錫貿易交易會同商界人士發展關係，並透過他們結識保守的政治家和社會知名人士。後者認為，與東德保持合作關係可以確保兩個德國之間不致爆發全面衝突。東西德商人在萊比錫交易會上達成的交易受到西方戰略物資禁運規定的嚴格限制。甚至像鋼管這樣的基本商品也在禁運之列。為了繞過這些限制，商人們很自然地彼此建立了祕密的聯繫方法，偷偷做非法買賣。東德黨中央下屬一個部，專門負責從事這類祕密商業交易。以後我們情報局接管了該部的大部分職能。我常常借用濫了的高級貿易代表或部長理事會的代表的身分去萊比錫。

在西德站穩腳跟需要一系列的官僚機構的手續。為了應付這些手續，我們的大部分間諜通常先找一份簡單的體力活幹上一段時間。具有某種手藝或在某個行業有工作經驗的人選因此更受歡迎。但不是所有的間諜都經過這一階段。前面已提到過，當時東德移居海外的幾乎所有的科學家和理工科的學生都在我們感興趣的公司或研究機構裡找到了工作。此外，我們還透過與西德科學家非正式的接觸瞭解到一些情況。他們中不少人對原子彈和生物化學武器構成的威脅憂心忡忡。廣島和長崎遭到原子彈的襲擊使他們身心受到極大的震動。這批人成了我們套取情報的方便來源。

所幸還有埃里斯。不過她的上司後來從總理府調到科學教育部。我們對她的興趣也隨之減少。她在該部工作的十年裡向我們提供了一些政府資助的敏感的研究項目的詳細材料。據此我們制定了自己的竊取科技情報的計畫。

約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歷是解開這一疑團的關鍵。戰時他參加了納粹反情報機構內一個密謀暗殺希特勒的抵抗小團體。透過別人的引見，他結識了後來暗殺希特勒未遂的馮．施陶芬貝格。他接到的任務是弄清如果預謀者幹掉希特勒的話，盟國是否可以接受他們的求和。約翰當時在中立的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為德國的商業航空公司——漢莎航空公司工作。他與當地的美國大使館，特別是與美國武官霍恩撒爾上校搭上了線。霍恩撒爾上校在艾森豪威爾司令部最高層有熟人。約翰還透過英國駐里斯本大使館向英國傳遞口信，尋求它的支持。

沒辦法，我們只好把正統的理論置諸腦後，本能地求助於自由經濟的刺|激手段。在凱爾．馬克思大街上的一個牛奶飲食店裡，我們遇到幾位更有姿色的姑娘。儘管她們白天都有一份正當的職業，但表示為了社會主義祖國，願意晚上再幹一份不那麼正當的活兒。根據制定的計畫，我們派一些人分散到西柏林新聞中心以及外長會議地點附近的餐館和酒吧裡，伺機邀請與會的官員或顧問共飲。如果談得投機，便把他們領回「瑪莉娜」，參加有姑娘陪伴的「小型晚會」。

當年轟動一時的叛逃到東德的事件完全不是我們策劃的。叛逃者甚至根本就不是我們的什麼情報來源。他的職業反倒是偵破我們的間諜。此公乃是西m.hetubook.com.com德反情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的頭子，名叫奧特．約翰。今天很難感受到這一事件在當時掀起的波瀾。那時，所有德國人的履歷和忠誠仍受到他們昔日敵人的懷疑。左派人士在社會上仍享有威望。

一九六一年修建柏林圍牆後，這條極其寶貴的消息來源突然中斷。當時有幾個一直向我們提供情報的西德人切斷了與我們的聯繫。她是其中之一。我覺得蘇珊這個人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簡單。有跡象表明，她開始為西德情報機構工作，並同西德陸軍少校扎格納一起消失在遠東。當初蘇珊就是從他這裡聽到救援自由這個組織的名字的。在遠東期間，扎格納先後在幾個國家擔任西德武官。一九六八年時，蘇珊已在一名叫朗格曼的西德間諜控制的情報網內做事。朗格曼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眼線，歐洲及遠東都有他的人。

兩個德國均稱，它們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統一。鑒於戰後德國的分裂源於戰勝國之間的利害衝突，我個人覺得這一目標在可預見的將來根本無法實現。一九五三年六月東德境內的騷亂也堅定了華盛頓和倫敦的信心：擊退蘇聯勢力擴張的戰略一定會奏效。由於受到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方面的壓力，統一的希望更加渺茫。西方把重新武裝西德，將其拉入西方軍事同盟置於議程之首。儘管如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領導人仍然死抱住德國統一的口號不放，全然罔顧大批的東德公民移居海外。

有些間諜設法打入了嚴格守密的單位。有的當上了大公司的高級主管。然而，刺探到作出重大決策的波昂軍事與政治核心的內部機密則難上加難。

然而，和冷戰白熱化時期發生的許多事件一樣，這件事也不像看上去的那麼簡單。下面我把自己所知道的這一怪誕事件的始末首次公之於眾。

在一次討論德國統一問題的大會上，我們與維德曼不期而遇。維德曼是德國統一的積極鼓吹者，也是維爾特（魏瑪共和國期間曾任參贊）的一位老朋友。維德曼表示，光在口頭上反對加強華盛頓與波昂的聯盟還不夠，並暗示我們資助他在波昂開個公司。我聽後十分欣喜，於是和他簽了一個合約，其中規定了公司上繳給我們的盈餘部分。對我們情報局來說，涉足風險資本投資還是開天闢地頭一遭。在我們的資助下，維德曼成立了向固定工資收入勞動者提供經濟援助事務所。這是一個遊說團體可以在政府各部門和其僱員中開展活動。透過這一管道，我們與魯道夫．克里勒搭上了線。克里勒是西德總理府內一個部門的頭頭，負責防務政策和軍事聯盟問題。這位極有權勢的官員經常光顧我們這家事務所，開懷暢飲萊茵地區產的葡萄酒的同時還透露一些有關德國政治內幕的小道消息。

約翰與美國人扶植上來的外國情報局首腦，前納粹分子葛蘭和阿登納身邊的其他納粹分子決算不上是天然盟友，與阿登納本人也是貌合神離。阿登納和許多西德保守派人士一樣，認為斯道芬伯格暗殺希特勒的計畫是冒險主義。約翰本來想在新組建的外交部裡任職。後來他告訴我，去外交部根本不會有任何出路。那裡到處是當年圍著納粹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轉的外交官。更刺痛他的是，葛蘭的副手拉特克被調到了反情報機構，顯然是為了監視他。一九五四年時，他已感到不堪忍受。因此七月裡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他在東德露面被人看做是叛逃顯得順理成章。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麼回事，而是比這古怪離奇百倍。約翰壓根兒就沒想叛逃。身為蘇聯間諜的沃爾格穆特博士決定趁他的朋友情緒低落時把他誘騙到東德。我的ＫＧＢ同事發願打賭說，他們沒有授意沃爾格穆特這樣做。但我可以想像沃爾格穆特對自己的聯絡官說：「我可以把約翰拉過來。」這位蘇聯情報軍官聽到後一定半信半疑說：「好啊。你把他領到這兒我才相信。」

當格雷克的助手是英國情報部門的間諜的消息傳出後，格雷克認識到波昂當局十之八九也在著手準備收拾他，借此把所有反對親美政策的人打成共產黨間諜，把他們搞臭。事不宜遲。我們立即通知格雷克逃到東柏林。一直是保守分子的格雷克萬萬沒有想到會有這種結局。不過當時我們話說得很直率，他別無選擇。如果阿登納決定拿他開刀，殺一儆百的話，他在西德也不可能保持社會知名人士的地位。

五〇年代初的德國像一張巨大無比的蛛網。各種公開或祕密的關係交織在一起，錯綜複雜。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陣營裡的人都有難言之隱或是秘而不宣的特殊關係。沒有一件事黑白分明。沒有任何人可以完全信賴。看到的外表往往是假相。人人生活在神經高度緊張之中，彼此相互猜疑。比利．懷爾德拍攝的反映美國占領區生活的電影，尤其是《域外戀》這部片子，以及我弟弟拍攝的反映蘇聯占領區初期日子的電影，均捕捉到了這種氣氛。

莫斯科派來的特別顧問仔細研究了攤在我辦公桌上的草圖，然後像一名找到發動機故障原因的修理工一樣對我說：「會議期間還需要有一個『瑪莉娜』。」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瑪莉娜一詞在俄語裡是山莓的意思。不消說，我們的這位ＫＧＢ朋友這裡不會指水果甜食。後來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個詞在俄語土話裡還有妓院的意思。他是指我們的人應設法把偶爾走出會場的官員引到妓院裡消遣消遣。

我國領導人最關切的是設法使東德具有自己鮮明的特徵。他們內心深處始終無和-圖-書法擺脫「第二個德國」與生俱來的脆弱感。一種近乎於荒誕的愛國主義崇拜應運而生。我們設計了自己的軍禮服。我本人就有五套。對一個從未服過役的人來說，成就可謂不小。在這期間，烏布利希鼓吹的一個頗為奇怪的想法是再次使用軍事象徵手段。鑒於我們曾批評西德沿襲希特勒軍隊的好戰的民族主義道統，這一做法無異於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一九五一年在東柏林舉行的蘇聯陣營內的世界青年運動會上，第一次公開演奏了道統的軍樂。我和許多共產黨人一樣，對此深感不安。我們一直認為，這種尚武主義與音樂的結合構成了納粹主義的溫床。當進行曲響起的時候，我轉過身，問和我一起站在觀禮台上的俄國猶太人作家愛倫堡對此有何感想。他像典型的俄國人那樣聳聳肩，回答說：「德國人一向喜歡正步走。」

我知道他同一個名叫漢斯．吉努斯的人是密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吉努斯曾在德國中產階級抵抗運動與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之間穿針引線。掌握了這一情況後，我決定與鮑爾全面攤牌。我約他在東柏林一家專門招待政府貴賓的約翰尼斯霍夫大飯店見面。鮑爾長得又矮又胖，穿一件舊西裝，簡直難以想像此人是個圓滑的間諜。施泰因呂克顯然很欣賞自己新扮演的中間人角色。見面前他告訴鮑爾，我是內政部主管經濟事務的一位高級官員。我與鮑爾的談話持續了幾個小時。其間我打出了一張又一張牌，但一無所獲。無論問到什麼問題，他都對答如流。面對我的步步緊逼，他從容不迫。甚至當我揭他的老底，告訴他我們知道他與美國人有聯繫時，他仍然絲毫方寸不亂。這是我手裡握有的最後一張王牌，然而卻完全失效了。

與此同時，我們新成立不久的情報局正在埋頭熟悉情報這一行。一個情報機構剛成立時，難免會受到墨菲法則的影響。在科技領域尤其易於犯錯誤或是作出錯誤的判斷。

這次成功刺|激了我們的胃口。我們打算將這個事務所擴大為一個非法巢穴（情報行業裡的術語，指一項長期潛伏任務）。東西德關係緊張時，它可以成為一個聯絡點。我們在事務所裡安插了一名特務，負責偷錄來訪官員的交談，兼接受、處理和向國內會報情報。我們還吸收了維德曼的女友，給她起了個化名，叫埃里斯。她的上司在西德總理府內工作。不過有一個問題令人難堪。雖然維德曼能言善辯，卻經商乏術。事務所的日常開支大大超過了它的收入。這種情況不可能對外界隱瞞很久。我們推斷西德的反情報機構可以看到各家公司的納稅記錄。無需多久，它就會納悶，這家事務所的經費從何而來。一切結束得比我想像的還要快。情報局總部裡的一個從業人員叛逃到西德。因為擔心事務所裡的這名特務會因此暴露，我們把他撤回東德。

維特馬克被安排到外貿委員會當副主席。我始終為把他召回東德的決定感到遺憾。我常常懷疑，我們是不是為了一條大標題而葬送了一位未來的國防部長。格雷克成了全國民主黨內的一名幹部。該黨代表東德的榮民、手工業者和小企業家。可憐的格雷克只好在這個閒差上度過晚年。

許多年後，約翰告訴我，他認為金．菲爾比扣壓了他的口信。菲爾比是ＫＧＢ安插在英國情報機構裡的一名鼴鼠，當時正權極一時。俄國人堅決反對德國國內的反希特勒人士與西方盟國達成的任何交易，擔心保守勢力推翻希特勒後會團結一致抗擊俄國。「我交給菲爾比的文件一定被他塞到卷宗裡什麼地方了，」約翰對我說。「倫敦八成根本沒看到過這些文件。」此時菲爾比早已作古。

暗殺希特勒的計畫流產後，密謀小組的成員受到殘酷的捕殺。約翰設法從馬德里經里斯本逃到英國。記者德爾默收留了他，在自己的廣播公司裡的評估部門給他找了份工作。戰後，在審判馮．布勞希奇、馮．倫德施泰特和馮．曼施泰因三位德國陸軍元帥時，約翰向英國提供的證據還被作為參考。考慮到這一背景，他被任命為位於英國占領區科隆市的西德反情報機構的首腦就不足為奇了。

這些名噪一時的叛逃到東德的人員到頭來幾乎沒有什麼戰略價值。不錯，由於一名西德叛逃人員的揭露，阿登納不得不承認他正在考慮德國重整軍備的問題。昔日納粹分子在波昂政府內捲土重來的內幕經過大庭廣眾之下的曝光也上升為西德政壇上討論的問題。然而，西德還是很快加入了北約組織。我們阻止西德加入西方聯盟的目的並沒有達到，甚至連延緩它的加入都未能做到。

此事後來還有一個奇怪的結局。我們派人去見這位記者時，他未露面。出來見我們的是一位叫馮．努許斯的同事。他自我介紹說，他在發行量很大的西德《明鏡》週刊工作。這種安排是他倆事先商量好的，還是西德反情報機構策劃的，我始終不得而知。努許斯倒是極為熱心，說他認識部長周遭的人。我對他的話半信半疑。不過以後許多年裡他向我們提供的情報同我們透過其他來源得到的情報相符。努許斯後來當上了《快捷》畫刊的總編。這份發行量很大的右翼雜誌是東德的死敵。任總編期間，他繼續為我們做事。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維特馬克在東柏林的記者面前露面。他透露說，阿登納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有重大隱瞞。按照以往在這種場合的做法，我們還讓他透露一些透過其他來源得到的情報，以增強宣傳效果。這一口是蘇聯軍事情報局m.hetubook.com.com提供的情報，即波昂正計畫建立一支擁有二十四個師的陸軍。這完全不符合波昂政府在公開場合表示的立場。

蘇珊被東德逮捕之前曾與任柏林市長的勃蘭特熱戀過。勃蘭特給她寫過不少情書。一九六一年議會競選期間，勃蘭特的政敵，包括施特勞斯向外界洩露了這批信件的內容。以前我們一直把施特勞斯視為敵視社會主義的狂徒。他在公開場合也是這樣表現的。蘇珊提供的情報促使我們第一次重新考慮對施特勞斯的這種成見。蘇珊認為，施特勞斯是一個頭腦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她向外界透露施特勞斯和勃蘭特約定在她家舉行私下會晤時，頓時謠言四起。人們紛紛猜測有可能實現一個大聯合，從而社會民主黨人戰後將首次進入政府。勃蘭特在回憶錄裡證實確實會晤過施特勞斯，但未提會晤的地點以及他與蘇珊的關係。

西方外長會議開幕了。我們佈置好了的人等得心急火燎，可沒有一位客人上鉤。那一年西方部長們的幕僚們品行好得不一般，因為只有一位西德記者上鉤，而且還是會議結束後的那天晚上。我們的人慇勤地陪著這位客人又吃又喝。各位姑娘也各就各位。誰知杯盞交錯中我們負責當晚行動的頭頭不小心誤喝了為客人準備的攙了春|葯的酒。當晚安排的最後一項節目是看黃色|電|影。這類電影在東德當然受到禁止。不過每當我們需要時，原緝捕隊隊長總能給我們變出幾盤來。喝了春|葯的這位頭頭看得目不轉睛。而他的獵物卻對電影和姑娘毫無興趣，躲到廚房裡與女傭人聊起天來。

有一點確鑿無疑。最後見到約翰的人講，他看見約翰坐在沃爾格穆特的汽車裡，深更半夜穿過邊境進入東柏林。經過調查這一點已得到證實。我猜測約翰要嘛喝得迷迷糊糊，要嘛喝了他的朋友下的迷|魂|葯。有人看到他倆那天晚上醉醺醺地鑽進一個又一個夜總會，為懷念死去的抵抗運動朋友狂飲。等這位身不由己的旅客一覺醒來時，發現已身陷蘇聯軍營。這對西德反情報首腦來說無異於一場噩夢。我想蘇聯人這一驚吃得也不比約翰小。因為他們叫來了ＫＧＢ駐柏林站站長皮托夫拉諾夫將軍，還有莫洛托夫掌管的外交部下面的新聞委員會的代表圖爾蓋理諾夫，共同商量怎樣最大地利用他的價值。約翰深知，他已鑄成大錯。如今攥在了蘇聯人的手心裡，返回西德只有死路一條。不僅丟官，還要坐牢。

西德頓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指責共產黨情報組織蓄意挑釁，綁架了約翰。說來也巧，正當波昂政府發言人宣稱約翰不是自願離開聯邦德國的時候，這位情報頭子卻在東德廣播電台上斬釘截鐵地說，他來東德完全是自願的，因為阿登納已淪為美國人的工具。美國人「出於與東德士兵打仗的需要，擁抱那些絲毫沒有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中吸取教訓的人。這些人正在等待時機，為一九四五年的失敗復仇」。他還披露說，西德情報網使用的人主要是納粹分子。這番話出自他的口極有份量。

第二天早上，那位記者是唯一頭腦清醒的人。他已洞察主人的良苦用心，表示願意為我們做事。這次行動總算有所斬獲，不過實在得不償失。我們給頗為失望的女招待付了錢，打發她們回家，並嚴厲警告她們不得對任何人說起這次砸鍋的行動。

我常常不解，到底是什麼原因驅使這位婦女偷偷溜到柏林與我們祕密接頭，並向我們提供政治觀點跟她更接近的組織和個人的情報。尤其是在此之前，東德曾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她逮捕下獄。她當然明白我們是幹什麼的。如果她是一名雙重間諜的話，她會設法打聽我們的情報活動。可她從未問過任何問題。她只收下我們為報銷她的開支付給她的錢。除此之外，一分也不多要。為了給她去柏林找一個藉口，她還編造出一個家住西柏林的女友。

當年我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色情搞情報。此事過去多年後我才摸索出了一套辦法。可我不想在蘇聯同事面前顯得自己幼稚無知，於是指示部下火速將位於東柏林南面的一棟我們有時用的小房子改造成一個妓院兼陷阱。客廳裡安裝了竊聽器。臥室的燈具裡面藏了一台紅外線閃光照相機。當時這類器材還十分落後。攝影師不得不龜縮在臥室狹小的衣櫥裡，直到屋裡的人離開才能出來。

約翰本人反對納粹。在參加了一次紀念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反對希特勒的未遂政變十週年紀念活動後，他從西柏林消失了。失蹤前，有人最後看到他與一位老相識，婦科科學家沃爾格穆特博士在一起。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在柏林郊區的蘇聯軍事基地再次露面。有證據表明，他倆同乘沃爾格穆特的車到了東柏林。

我和施泰因呂克就是這麼認識的。他是西德的一位鋼材貿易批發商，同一些工業鉅子私交很好，如奧特．馮．阿梅龍根。阿梅龍根家族擁有的鋼材公司二〇年代初期率先與蘇聯做生意，並參與修建了滿洲裡的鐵路。一次我與施泰因呂克一起吃晚飯，席間告訴他我是東德內政部的一名將軍。我倆一見如故。第二天上午，在西德鋼鐵聯合會的一次內部會議上，他把我作為他的同事介紹給了聯合會的董事莫姆森。有施泰因呂克陪伴在我左右，這個詭秘的上層社會小集團裡似乎沒有一位紳士注意到我的在場，更不要說介意了。施泰因呂克的妻子韋爾哈恩出身於資本主義德國最顯赫的家族之一。她哥哥是阿登納的女婿。我聽說後興奮異常。她的嫂子是西德天主教會頭號人物弗林斯大主教的姪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