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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一個營沿這條走廊去柏林的結果會是什麼？俄國人會在他們的前後方各炸毀一座橋樑，然後賣票給那些尋開心的人前去看熱鬧。如果說派一個營是一場鬧劇的話，派一個師將會釀成一場悲劇。部隊行進時為了不至於停下來，需要三十英里寬的正面。這將被視為對東德的入侵，並會引發全面戰爭。

東西方在國際上交換的首位重要間諜是一九六〇年在蘇聯上空被擊落的美國偵察機駕駛員鮑爾斯。這一事件令艾森豪．維爾在政治上極為尷尬。由於處理不當，艾森豪．維爾與赫魯雪夫原定在巴黎舉行的首腦會議也泡了湯。坐在莫斯科富麗堂皇的工會大廈圓柱大廳的觀眾席上觀看鮑爾斯的審判，一種陰森感油然而生。三〇年代這裡曾是史達林導演的一系列裝模作樣的公審的地方。我當時恰好因其他事在莫斯科，順便想去看看熱鬧。我坐在硬長條板凳上，頭頂上方是彩色粉筆圖案的天花板，上面懸垂下來的晶瑩閃亮的水晶吊燈更適於舞廳，而不是法庭。

赫魯雪夫對玉米的著迷也引起了人們竊竊私笑。他把玉米看做是解決幅員遼闊的蘇聯長期缺糧的祕密武器。一九五七年他首次訪問東德時，米爾克和我帶他到馬格德堡地區盛產穀物的平原參觀。他在當地會晤了農學家，興致勃勃地向他們求教並認真地記下所有的數字。我後來聽說，他回國後，訓斥手下的官員居然連東德的農業產量也趕不上。手下的人狼狽不堪。

俄國人對他們自己的韋切電話線路極為信任。他們研製出了一種新技術，在電話線纜裡面塞入裡面充有壓縮空氣的細細的電線。電流透過這些細電線時若稍有減弱馬上會顯示出來。不管多麼先進的竊聽器，只要一安在電話線上，電流也會有所減弱。

體態臃腫的沃爾韋伯站在面前，嘴裡叼著一小截吸剩的雪茄。我一邊向汽車走去，一邊問有什麼事。他解釋說，他也是被蘇聯人打來的緊急電話叫醒的。為節省時間，從鄰居那兒借了輛車，沒有帶警衛和司機。「快走，米沙。你簡直想不到蘇聯人的發現。」

和生活在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多數人一樣，許多年後我才破除了對史達林和史達林主義的崇拜。覺醒的起因是赫魯雪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開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世界上流傳最廣的祕密講話。我與史達林主義的決裂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又痛苦的過程，很難說清開始於哪一天。五〇年代初，東德出現了不祥的氣候。我對一向信奉的意識型態開始產生懷疑。思想上的轉變大概就是從此時開始的。但和我們這一代的許多共產黨員一樣，真正動搖我長期形成的世界觀的事件還是赫魯雪夫揭露史達林罪行的這篇講話。在此以後，我們雖然仍可以稱自己是忠誠的共產黨員，但再也不能說自己純潔無瑕了。

赫魯雪夫粗俗的舉止和冗長的講話在蘇聯國內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對我們這些注定得聽鳥布利希老和尚唸經式的發言的東德人來說，赫魯雪夫的直言快語的性格卻給我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戈巴契夫之前的所有蘇共領導人中，他最受東德人的喜愛。但他和戈巴契夫不同，是一個樸實的人，對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樂有一種出自本能的理解。談起他的家鄉卡利諾夫卡，他可以滔滔不絕，一口氣講上幾個小時，流露出對自己家鄉的懷念和驕傲。與此同時，完全不去理睬外交上的禮儀規矩。

這是史達林死後首次在大庭廣眾之下審判間諜。那年夏天，審判鮑爾斯一案是莫斯科街談巷議的主要話題。普通的莫斯科市民在法院周遭圍觀，想看一眼從蘇聯空中掉下來的這個美國人。ＫＧＢ的同事們小聲告訴我，總書記本人打算親自核准判決書。

在世界情報史上，菲爾比和布萊克屬於悲劇性的人物。人們對他們的政治觀點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他們事業上成就輝煌。布萊克的遭遇尤其不幸。他不是一次，而是先後兩次失去家園。第一次是他逃離英國時。第二次是蘇聯垮臺。他被迫在一個背棄了他所信仰的事業的第二祖國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經歷了從西班牙內戰以來本世紀許多重大事件的菲爾比先於布萊克去世。也許他是兩人中更幸運的一個。我從未因菲爾比背叛他的祖國感到過不自在，因為他的所作所為都是出於信念。他從一開始就堅信，蘇聯這個國家最好地體現了他的反法西斯主義的理想。一生有信仰的人，會毫不動搖地沿著自己選擇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不管路途上遇到什麼驚濤駭浪。當然，每個人為自己選擇的道路和追求的目標各不相同。有的人。如亞瑟．克斯特勒，早年追求正義、平等等共產主義的理想，後來因為蘇聯的種種過火行為心灰意冷。我的老朋友萊昂哈德就是這樣。我以前感到很難理解這些人。不過我與他仍保持著聯繫。我想現在我倆已彼此理解了。

直到一九五六年二月，我的辦公室裡仍高高懸掛著史達林的畫像。照片上的他正在點燃煙斗，一副慈父的樣子。二月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樣收到厚厚一疊西方報紙https://m.hetubook.com.com。我一直閱讀《紐約時報》和巴黎版《國際先驅論壇報》，借此瞭解美國思想動態。此外，我還閱讀許多西德報刊雜誌，包括《圖片報》。這份小報雖然在報導上譁眾取寵，可它透露的西德情報機構的內部消息常常比一些大報還要多。倫敦的《泰晤士報》和法國的《世界報》也是我瀏覽的對象。閱覽全世界各地的報紙是我這份工作的一個特權。東德禁止西方報刊的發行，表面理由是它們裡面含有鼓吹顛覆共產黨政權的內容。真正的理由是，政治局成員心裡清楚，西方報紙對鐵幕後面生活的報導往往過於真實，令他們感到不舒服。

當時我渾然不知，北約活橡樹方案在內部遭到強烈反對。許多年後，中央情報局公佈於眾的文件中透露出，英國國防參謀長蒙巴頓勛爵曾就這一方案警告過甘迺迪：

隨著冷戰規則的逐漸明朗，對方的間諜也不再像是魔鬼的使者，而更像是東西方遊戲中的棋子或卒子。一旦落入敵國情報機構之手後，他們更有可能成為階下囚，而不是刀下鬼。不過處決間諜的事仍時有發生。通常是因為某個政治家想借此向本國民眾或敵國表達一種立場。情況的變化使我意識到，交換間諜有可能成為情報工作中的一件有利的武器。我開始更為仔細地研究我方關押的間諜情況，看是否有可能用他們換回西方關押的我方間諜。

我走進一間面積相當於寬敞的書房的屋子。屋子中間擺著一張小桌子和兩把椅子。四面牆上環繞著一股股仔細加以區分的電纜線，每股電纜上接回另一端的主電纜之前安有一個擴音器。訊號經過接收和放大，被輸送到五百米外位於西柏林的一幢特別建造的小房子裡。這是一個絕妙的地下監聽站。

布萊克告訴我，修隧道的主意最初是英國人想出來的。他曾任英國情報機構駐遠東情報站副站長。卸任後，他從朝鮮回到英國，參與了在維也納搞的一項類似行動，即從位於維也納西莫林大街上的英國憲兵司令部挖一條隧道，直通蘇軍代表處駐地。這項計畫遇到技術上的困難，但似乎很有希望。因為他參加這項計畫，上面讓他與美國人共同研究柏林隧道的可能性。

我不禁鬆了一口氣。英國的老兵還沒有被鋌而走險的活橡樹方案沖昏頭腦。直到一九八七年，活橡樹的成員才得到北約組織的承認，並獲准像其他北約組織從業人員一樣，在軍裝上佩戴有SHAPE字樣（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英文縮寫）的徽章。該機構一直保留到德國統一後才解散。所幸的是，赫魯雪夫改變了主意，不想為本質上是一個德國問題冒引發戰爭的風險。此後該機構在美國戰略思想中的地位日趨減弱。赫魯雪夫開始尋找另一種解決辦法——混凝土對策。

我在想，倘若掌權的是我，做法上會不會略有不同，我希望是這樣，但並不肯定。八〇年代初，我曾與安德羅波夫討論過改革的問題。那次討論的國家是波蘭，而不是東德，但問題是一樣的。我問這位開明的共產黨人，為什麼他在這些問題上影響如此之微。他回答說：「沃爾夫同志，不管誰當上總書記，你只有大約一年的時間影響他。不久，他的身邊就會圍上一群親信。這些人吹捧他如何偉大，每一舉措如何正確。到那時再想影響他就太晚了。」安德羅波夫還舉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的例子。齊奧塞斯庫早年似乎走了一條不同於莫斯科的路，但很快就墮落為暴君。

到了一九五六年時，超級大國之間的爭奪很像是布萊希特在其話劇《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裡對三十年戰爭的描繪：不推自動。雙方的軍火商、政客和情報機構在這一蓬勃發展的行業中大受其益。

透過在國際上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東柏林律師沃格爾和代表西德的律師施坦格，兩個德國就交換間諜形成了一套做法。隨著歲月的流逝，鐵幕兩側雙方交換間諜變得更加容易，即使交換的間諜被判長期徒刑也無妨。沃格爾透過在敵對國之間穿針引線發了一筆小財。

在蘇共二十大上，贏得了史達林死後一場血腥權力鬥爭的赫魯雪夫譴責了史達林的獨裁統治，並揭露：一九三四年蘇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選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九十八名被逮捕處決。一九三六名七大代表中，一半以上的人被打成反革命，其中活下來的人寥寥無幾。我們幼年時，父母曾莊嚴地向我們講述過蘇共七大的經過。赫魯雪夫最後指出，史達林的殘酷鎮壓違反了一切革命準則。

鮑爾斯被帶到了被告席上。法庭從業人員用俄語向他宣讀法庭規則時，他顯得茫然不知所措。他長了一張柔和的娃娃臉。每當聽不懂提問時，眉毛習慣地擰成個疙瘩，一副天真無邪的樣子，很招人喜歡。我對這個敵人突然萌生了一絲同情。透過一位毫無表情的翻譯，鮑爾斯老老實實地回答了審判員的提問，供認了他任務的性質和派遣他的單位。「傻瓜！」我自語道。

事後我才從蘇聯同事那裡詳細瞭解到這條隧道內設備的先進程度。原來美國人發現這一帶地下埋有戰前鋪設的通往如今是東德南部地區的主電話線纜。其中三條線成為軍用專線，包括一條聯結莫斯科與位於柏林南邊溫俾多夫的蘇軍總司令部的所謂韋切線（俄語「高頻」的縮寫）。

暴徒肆虐殺人的匈牙利和圖書事件對我們所有人都是一場慘痛教訓。雖然莫斯科的教條主義者借此事件暫時得以將改革者打為反革命分子，但對許多獨立思考的共產黨人來說，這次起義的原因卻是撲朔迷離，從中得到的啟示也很複雜。列寧時代的老問題不禁縈繞在我的腦際中：「我們難道要冒失去得之不易的江山的風險嗎？為了誰的自由？自由的敵人又是誰？」

一九六一年，布萊克被捕入獄。五年後，他從倫敦的監獄奇蹟般地越獄達到蘇聯。雖然他在莫斯科定居並建立了新的家庭，蘇聯人仍然不放心讓他外出旅行。最後，他們終於作出讓步，同意了布萊克休假的請求，送他去東德安全部在波羅的海烏瑟多姆島上的一處療養勝地。布萊克先後訪問過四次東柏林，每一次都有ＫＧＢ人員陪同。我請他跟我們正在受訓的學員談談他的不平凡的間諜生涯，希望借此在共產黨國家的情報團隊中培養一種集體意識和榮譽感。

我們這些共產黨人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提法。在此之前，我們已習慣於粉飾工作上哪怕是最微小的缺點。今天，這一制度的殭屍已赤|裸裸地躺在手術台上，任人解剖。我們可能會覺得赫魯雪夫譴責史達林的語言不夠鮮明全面。但在當時，我們彷彿挨了當頭一棒。看完西方報紙上全文登載的這篇講話後，我的第一回應就是把史達林的畫像從牆上取下來，一腳踢到角落裡。我對這篇講話的內容並非完全沒有精神準備。昔日在蘇聯我對大清洗多有耳聞目染。然而得以窺見史達林罪孽之深令人極為痛苦，好比是我們內心深處對宣誓獻身的這一制度懷有的疑慮一瞬間成了現實。

結果鮑爾斯的天真和與蘇聯方面的合作態度恰恰正中超級大國的下懷，為它們首次交換重要間諜創造了有利條件。鮑爾斯只被判了十年徒刑。我在ＫＧＢ的朋友解釋說，從輕發落鮑爾斯是向華盛頓發出的一個信號，表明莫斯科願意交換間諜。

米高揚被迫回國賓館過了一夜。第二天去機場的路上他情緒低落。面對他的主人執意安排的等候在機場路兩邊的東德人，他在汽車裡沉入夢鄉，以此來表示他的抗爭。赫魯雪夫從他的座位上轉過身，輕聲對我說：「當初我在卡利諾夫卡工廠工作時，有一個德國工匠，叫米勒。一年夏天，他攜在德國的未婚妻一起返回。他平時津津樂道地說，結婚前決不會碰她一個指頭。這件事傳遍全廠。我的一個朋友瓦斯卡瞅見機會來了。整個夏天他跟這姑娘泡在一起。你瞧，沃爾夫同志，德國人事事認真未必是好事。」

不過這一情報上的傑作有一點缺陷，哪怕是最優秀的技術人員對此也無能為力。蘇聯人透過潛伏在英國情報機構的優秀雙重間諜喬治．布萊克，從一開始就掌握了這通道的情況。雖然蘇聯人自己在談話中注意守密，卻一直對我們封鎖消息，結果我們毫無戒備，談話被西方竊聽。令人遺憾的是，蘇聯人的這種行為並不稀奇。對他們來說，情報通常只是單向流動。

我感覺，ＫＧＢ安排菲爾比、布萊克這樣的人去生活水準遠遠高出蘇聯國內的東德和匈牙利等國家度假，是為了減輕他們內心的壓抑。ＫＧＢ無時無刻不在擔心，這些西方要人有一天會逃回祖國，令莫斯科丟盡面子。他們若想逃走的話，並不是很難。菲爾比告訴我，在莫斯科的英國情報機構就曾透過種種途徑幾次邀他回國。

我耳邊已經可以聽到指責我的人嘲諷說，我用了整整二十年時間才把內心想法化為行動。可實際情況就是這樣。我對冷戰的看法完全基於以下的認識：西方及其制度沒有指出一條可行的路。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後的漫長歲月裡，我都不可能採取任何步驟推展我國或是華沙條約組織中的其他國家發展資本主義。哪怕想都不會想到這一步。我堅定不移地認為，儘管社會主義制度存在著種種重大的缺陷，但同西方的制度相比，它仍然代表了一種潛在的更為優越的人類社會模式。每逢重大關頭來臨之際，我認為決不能放棄我們在歐洲的影響，雖然我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做法越來越懷疑。一九六八年，我在日記中記下了下面一段反映我痛苦心情的話：

一九五六年四月底的一天凌晨，我被傭人從睡夢中叫醒，告訴了一個不尋常的消息，「部長正在花園門口等你。」我馬上警覺起來。透過窗簾中間的一條縫隙，我看到樓下停著一輛大眾汽車廠造的老式甲殼蟲牌小汽車。我疑心更重了，因為東德的部長們出門一般是不坐這種車的。我抓過放在床頭櫃上的上了膛的手槍，塞到睡衣口袋裡，然後走下樓梯，來到前門。

一九五六爆發的一系列地緣政治事件使改革的希望變得更加渺茫。赫魯雪夫祕密講話後，波蘭工人舉行了罷工，遭到波蘭軍隊的血腥鎮壓。波茲南事件、匈牙利起義以及蘇伊士運河危機又一次迫使我們從冷戰的角度思考問題。當時的情勢給我們的唯一啟示是，當兩個超級大國的盟國試圖奉行獨立的政策時，分別受到了懲罰。莫斯科教訓了匈牙利。美國則敲了英國和法國一下。世界劃分為勢力範圍。我們當然清楚自己屬於哪個範圍。

然而為時已晚。匈牙利民眾已不滿足這一點。抗議活動和流血事件持續不斷。十一月四日，蘇軍坦克返回布達佩斯。蘇聯人不停地透過我的緊急電話線翻來覆去地問我同一個問題：北約組織將如何回應？我和_圖_書心裡並沒有數。一方面，大量證據表明，北約正在祕密地針對蘇聯人備戰。另一方面，根據潛伏人員提供的消息，西方似乎不打算動手，因為擔心事態會升級。我心一橫，回電給莫斯科：「北約不會干預。」

一九五八年，美國當時的國務卿杜勒斯成立了一個絕密的美國機構，起名為活橡樹，專門研究一旦莫斯科再次封鎖柏林如何反擊。該機構最初歸屬於北約司令勞里斯．諾斯塔德將軍。一天，透過我們潛伏在駐德英軍司令部的人，我收到一份諾斯塔德將軍簽署的題為「對蘇聯意圖的初步分析」的文件的主要章節副本。時隔四十年後，直到我寫這本書時，這份文件在美國仍然沒有公開。根據活橡樹制定的方案，如果西方在柏林至西德的一百英里走廊沿路上受到的低度騷擾逐漸升級的話，即派出一支軍車隊，以堅持西方進入柏林的權利，並試探蘇聯的回應。文件接下去提出了更廣泛的軍事選擇，從派出一個由美、英、法士兵混合編成的營沿走廊搜索前進，直至三國以一個師的兵力沿走廊開向柏林，維護西方進入該城市的權利。只有美英法三國軍隊參加這一計畫，因為只有這三家才有權派部隊透過東德領土前往它們位於柏林西區的各自的佔領區。

英美兩國的情報機構先在緊靠西德邊境的一側修建了一間小屋子，他們的人可以躲在這裡截聽往來的蘇聯通訊。小屋子的房頂設計成圓型；看上去像是一個氣象站，目的是為了把人們的注意力從它真正從事的地下活動吸引到屋頂上來。

如果當初我判斷錯了的話，我這個局長十之八九要被撤職。這還是最輕的結果。可我說對了。納吉於是成了蘇聯人的代罪羔羊。蘇聯人向躲在南斯拉夫使館裡的納吉和其他匈牙利人保證不會審判他們，但卻食了言。他們把納吉從南斯拉夫使館裡綁架出來，帶到羅馬尼亞，經過鬧劇般的祕密審訊後就地處決。蘇聯人的行徑完全回到了史達林最黑暗時代的做法。日後，匈牙利外國情報機構首腦勞伊芳瑙伊芳向我坦白說，他曾親自參與對納吉的審問，為此深感內疚。「米沙，這種事永遠不應重演，」他說。

為了解決竊聽電話時電流會略有減弱的難題，英國工程師為三根大電纜中的數百條電話線的每一條安了一個微型音頻放大器。這是一個技術上的奇蹟。我想，如果不是透過ＫＧＢ得到線索的話，單憑我們自己是不大可能發現這條通道的。

當然，解凍對東德不可能沒有影響。被蘇聯軍事法庭判處有罪的八十八名東德犯人獲釋。還有七百餘名犯人提前獲釋。在黨內，對阿克曼、達勒姆、詹德雷茨基和其他幾位失勢的（自一九五三年起）中央委員的整肅不了了之。各種改革方案突然從各級官員的卷宗裡跳了出來。在東德共產黨中央委員內，也開始了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建立市場機制問題的討論。這種做法若要成功，就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我曾參加了一個由不同行業的人組成的研究委員會。它的成員包括經濟、金融、政治、軍事和安全等方面的專家。雖然我對經濟問題一向一知半解，但卻饒有興趣地聽取了各位成員的發言。我思想上甚至開始傾向於接受擴大私有制的份額，並對言論自由與堅持黨的教誨的官方理論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深一層的思考。

一九六一赫魯雪夫和甘迺迪總統在維也納尖峰會議上憤怒交鋒之後，冷戰出現惡性升級的苗頭。赫魯雪夫回國後向軍隊發表了講話，強調西柏林的重要性。我清楚地認識到赫魯雪夫與甘迺迪爭吵的嚴重性。透過安插在英軍駐柏林司令部和北約總部的兩位間諜提供的情報，我們獲知，針對莫斯科有可能再次下令封鎖柏林的前景，美國人正在緊張地準備反措施。我翻閱著根據大批微型膠卷彙集而成的一疊守密文件，意識到任何一方稍有不慎，就可能觸發戰爭。而且柏林將成為這場戰爭的爆發地點。

我隱約地感到，西柏林有一個身居要職的英國情報官員是蘇聯人的間諜。詳細情況蘇聯人自然守口如瓶。可他們的一位將軍一次忍不住向我吹噓說，英國情報機構裡有個重要的間諜歸他管。蘇聯想讓美國人完成這一傑作，以便可以對美國人的技術水準作出評估。美國人果然中了圈套。蘇聯情報機構對這個監聽站監視了大約五年後，才戳穿了這一祕密。

菲爾比喜愛東德的鄉村。每次他來東德時，我倆都要山南海北地聊上一通，談書，談思想，甚至談烹調。我倆一起動手包俄國餃子，然後比較各自餃子的特點。包這種餃子，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口味可以放進自己想吃的餡兒。一次度假結束後，他送給我一本他寫的回憶錄，扉頁上寫著：「尊敬的沃爾夫中將同志惠存。逗留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期間，承蒙熱情款待，不勝感激。金．菲爾比。」這本書是西德出版的。他又在後面補了一句：「聯邦德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版本的翻譯水準大有改進之餘地。金。」也許他覺得向東德外國情報局局長贈送禮物時出於禮貌應當批評西德幾句。無論出於何種目的，我覺得後面補加的一句話很有趣。它反映了菲爾比一絲不苟的學究氣。

藉著一道微弱的手電筒射出的光，我們在漆黑寂靜的隧道裡摸索前進。一塊白紙板從我眼前晃過。我用電筒對準了它。在這條隔開兩個制度和兩種意識型態的地下分界hｔｔｐs://wｗw.ｈetuｂook.ｃom•cｏｍ處，某個不乏幽默感的情報人員放了一小卷鐵絲網和一張硬紙板，上面用黑鋼筆寫著：「這裡是美國占領區。」我這個中央情報局的主要敵手之一在這裡居然欣賞起了美國情報人員彼此之間開的玩笑。那天早上，我第一次掐了自己一下，弄清是不是在做夢。

東德大多數有頭腦的共產黨員都無法擺脫一種矛盾心理的折磨：一方面熱烈地信仰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又心生疑慮。然而我們總是傾向於把這些擾人的問題埋在心底，只盯著這一制度創造的科技成果以及它給諸如俄國和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帶來的巨大變化。社會主義制度更為鞏固之前，一切都要為它讓路。當時不可能進行改革既是這一制度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又與緊張的國際情勢有關。在這種國際氣候下，任何改革的舉動好比承認自己的失敗。而這馬上又會當做是西方的勝利。年復一年，我們在這一怪圈裡循環往復。

然而烏市利希繼續摀住蓋子。蘇共二十大過去僅兩個月，東德共產黨政治局即表決透過一項決定，禁止再討論過去的失誤，以免給敵人提供攻擊我們的砲彈。在諸如「克服前進道路上的缺點」這類荒唐提法下，又一次重申了黨內紀律。我和黨內許多同志曾希望換換腦筋，現在又一次在威力無比的黨紀下臣服。儘管如此，蘇共二十大仍是邁向後來被稱之為改革開放的漫長歷程中的第一步。這一絃線起於蘇共二十大，止於一九八九年。我最終離開了情報局，擺脫了它對我思惟的禁錮，完成了思想上的轉變。但在此之前，仍然還有一段坎坷的路要走。

我還記得赫魯雪夫結束對東德的訪問時的一個插曲。出席完在東柏林舉行的告別宴會後，兩國領導人及其親信隨從隨後來到蘇聯大使館內大使的房間裡繼續再飲幾杯。年邁的最高蘇維埃主席米高揚幾杯酒下肚後頓生睏意，不想再回到郊區的國賓館下榻，想在大使館就寢。烏布利希聞後大驚。他已經做好安排，明天國賓館通往機場的馬路兩旁將排滿忠誠的東德人，夾道歡送客人。

幾年後，艾貝拉來到東柏林，向東德外國情報局介紹他的經驗。ＫＧＢ已提升他為將軍，主管蘇聯在英美的間諜網。除了請他給我們新招收的學員做報告外，我還安排他同我手下的高級官員見了幾次面。他可以談笑風生，就看和誰在一起了。我們互相舉杯祝賀各自在情報工作方面的成就，然後聊起二、三十年代的險風惡浪，甚至還談起我父親的劇本。艾貝拉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物，喜愛化學和物理，對愛因斯坦尤其著迷。他的畫相當有水準。當初他在布魯克林曾以做畫掩護間諜行動。他送給我的幾幅小畫我保存至今。一九七一年艾貝拉去世後，他的遺孀為了能夠在他的墓碑上的ＫＧＢ化名下面刻上他的真名，在蘇聯人面前磨破嘴皮。蘇聯人守密慣了，哪怕一位優秀的間諜已長眠地下也不例外。

我一般不會對什麼事驚惶失措。然而活橡樹方案卻令我不寒而慄。透過莫斯科的消息來源我得知，赫魯雪夫喋喋不休地大談柏林，甚至還對美國大使盧埃林．湯普森說，解決柏林問題關係到他「個人的名節」。他為了這一天已經「等了很久了」。我瞭解赫魯雪夫逞強好勝的性格。他的這番話更讓我坐臥不安。歷史上大國為了維護自己國君易受傷害的名節多次兵戎相見。

在大西洋彼岸，ＫＧＢ上校艾貝拉正在美國亞特蘭大市的聯邦監獄裡服刑。艾貝拉的父親是彼得堡一家工廠的工人，德國後裔。他熱忱地投身於布爾什維克事業，幾次見過列寧。一九四七年，艾貝拉（真名叫菲舍爾）奉ＫＧＢ之命，來到美國潛伏下來，化名戈德費滋，對外以攝影和繪畫為職業。他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租了一間畫室，以此為據點操縱一批竊取美國政治、貿易和軍事機密的間諜。一九五六他遭逮捕，次年被判三十年徒刑。一九六二年二月十日，經沃格爾牽線聯繫，蘇聯用鮑爾斯換回了他。

無需任何想像力即可看出，這是一個情報人員夢寐以求的事。美國人可以借此監聽莫斯科國防部與蘇軍在東歐的最大的軍事基地——位於凱爾紹爾斯特的東柏林基地之間關於武器裝備、物資短缺、技術缺陷以及新研製的武器技術的代號等方面的談話。此外，還可以竊聽到作戰計畫和蘇軍內部就一直面臨的經費緊張互相之間的爭吵。

布萊克第三次來東德時，ＫＧＢ的陪同人員似乎不再那麼緊張，允許他的俄國妻子與他同行。布萊克還提出想單獨見見我。我倆年齡相仿，見面後談得十分投機。他說話留有分寸的英國人的表達模式尤其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倆在賓館調侃兒的同時，他的妻子外出採買，享受商品相對豐富的東德國營商店。布萊克是一位出色的語言學家，能說流利的阿拉伯語，法語和荷蘭語。現在又加上了德語和俄語，不過可以聽出英國紳士的口音。顯然他是在劍橋大學時養成的。

經歷過史達林時代後，我從來不相信有竊聽不了的電話線。今天我還是這樣認為，即使在發現了這一祕密通道後，俄國人仍然對他們的電話專線篤信不疑。幾年後發生的一件事說明了這一點。我去拜訪ＫＧＢ在東柏林的頭子時，他興致勃勃地把電話聽筒遞給我，讓我與正在莫斯科辦公室裡辦公的ＫＧＢ首腦安德羅波夫聊天。

布萊克越獄逃到莫斯科後，我與他在我弟和*圖*書弟康尼拍的電影《媽媽，我還活著！》的首映式上又一次見面。我弟弟也在場。這部電影講的是關押在俄國的德國戰俘的故事。那是一個讓人心曠神怡的夜晚。我和布萊克暢談俄國電影和書籍。雖然他已離開間諜這一行，談及以前的經歷時，還是顯得相當謹慎，不願多談。不過他向我坦白過，在莫斯科有菲爾比這麼個朋友對他是個極大的安慰。我當時強烈感覺到，布萊克對別人把他看做是無情無義的間諜痛苦萬分。他希望自己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還感覺到，雖然布萊克忠於蘇聯的事業，卻不肯承認自己像他的國家稱他的那樣真是一個叛徒。他好像不如菲爾比聰明。我同菲爾比也認識，而且對他極為佩服。我理解他們倆人為什麼堅信社會主義制度，同時我們對莫斯科搞的所謂社會主義都看不慣。菲爾比和布萊克好像尋到知音，可以傾訴衷腸感到如釋重負。早在戈巴契夫之前他倆就堅信，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自我改革。

士兵已經挖出一條深溝。我們好奇地看著他們跳進溝裡，切開埋在土裡的一個管狀的金屬架構。裡面露出一扇金屬門。上面的鎖已被士兵手上的切割槍發出的高溫熔化。門被使勁地拉開了。士兵和排除炸彈人員悄然無聲地跳了下去，檢查洞內是否有餌雷，但什麼也沒發現。修建這條通道的人當初沒想到有人會發現它。先下去的人示意我們可以進去了。

儘管菲爾比和布萊克都被安排在可以發揮自己專長的工作崗位上，然而盡人皆知，在西方工作生活了這麼久的間諜撤回後的日子不會好過，尤其是回到像蘇聯這樣一個矛盾重重的國家。菲爾比比布萊克更外向，與人交往時顯得瀟灑自如。他也曾先後幾次來東德度假，一次與老朋友暢談到深夜。在莫斯科生活了幾年後，他對蘇聯有了更清醒的認識。他常當著我的面激烈地批評蘇聯經濟一團糟，國家領導人嚴重脫離群眾。英國人一向認為他們先發現了諸如劣質消費品和官僚習氣這類現象。

我覺得很可笑。菲爾比在莫斯科難得有機會與文化修養很深的人交談。但我不同意西方稱他在莫斯科度日如年的說法。不錯，除了莫斯科他無處可去。但菲爾比比其他間諜更能隨遇而安。

透過西方新聞媒體的報導和人們之間的奔走相告，赫魯雪夫富有爆炸性的講話在東歐各國不脛而走，波蘭和匈牙利等國民眾的不滿情緒好似火上澆油。十月至十一月的匈牙利起義即是赫魯雪夫反史達林的直接後果。匈牙利的改革派領袖是納吉。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間我在莫斯科工作時就認識了他。當時他任流亡的匈牙利廣播電台台長。我是德國民眾廣播電台的記者。下了晚班後，我倆常乘一輛公共汽車回家。納吉留著典型的匈牙利式小鬍子，圓圓的臉。他性情沉靜隨和，很快和莫斯科的流亡團體成員結成了朋友。我當時相信，納吉與莫斯科領導人一定能找到辦法，恢復匈牙利的平靜。起義的最初幾天過去後，坦克撤出了布達佩斯。納吉保證要推行自由化政策。

無疑，赫魯雪夫可以顯得很粗俗。由於自身文化理論水準有限，加之對世界其他國家缺乏瞭解，他看不到自己國家的嚴重缺陷。同時，他對祕密報告引起的廣泛後果也缺乏足夠的認識。到頭來他仍牢牢地與舊體制及其思惟模式掛在一起。但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政治家，而不是一個官僚，對自己的信仰堅定不移。他常常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不惜犧牲外交上的優勢。

我們開著這輛吱吱呀呀的老爺車穿過空無一人的街道，直奔舍納費爾德機場。距美國占領區分界線大約五百碼的地方，藉著灰濛濛的晨光，看到一堵墓地牆外有一小群人。一半是蘇聯士兵，正在起勁地掘地，其他人在一旁觀看。我認出他們都是莫斯科軍事情報局駐柏林的高級軍官。一條祕密隧道剛被掘了出來。

米高揚和烏布利希於是激烈地爭吵起來。赫魯雪夫最後插話說：「阿納斯塔斯，你跟烏布利希爭也沒用。德國人就是這麼吹毛求疵。」烏布利希滿面通紅，一語未發。

一九五六年的動盪過去後，赫魯雪夫最關心的是化解東歐陣營內的衝突和緊張局勢，從而他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國內，實施他的雄心勃勃的經濟計畫。他列舉出的一串串數字和發表的樂觀無比的講話使他的不少同事感到好笑。但他確實相信，在他的領導下，蘇聯不僅可以趕上，而且超過美國的繁榮。烏布利希的顧問們十二萬分虔誠地把赫魯雪夫的這一想法翻譯成牛頭不對馬嘴的「不用趕上即可超過」。我們的總書記長期以來一直把這一口號掛在嘴邊，直到有人斗膽向他指出，這種提法邏輯上講不通。

一九五六年三月，我們在國家安全部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蘇共二十大的意義。當時主持國家安全部工作的仍是沃爾韋伯，他不像後來接替他的米爾克把會開得沉悶枯燥。對於米爾克來說，開會無非是對部下滔滔不絕訓上個把小時的話，然後宣佈散會。我在會上談了自己的想法，歡迎蘇聯同事敢於正視過去那段歷史，並表示，多年來我一直生活在疑慮之中。現在終於感到如釋重負。米爾克聽了我的發言後大驚失色。「我從來沒有什麼思想負擔，」他說，「我不知道沃爾夫同志是什麼意思。」接下去他又說，據他所知，蘇聯國內根本沒有什麼鎮壓行為，還特別補充道，東德國內也沒有任何這種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