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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已經完全醉了，根本意識不到他的言行會有什麼後果。我尤其擔心西德一側的某個邊防警察會認出他是當地一位知名人士，而且注意到深更半夜他喝得醉醺醺地穿過邊界。即使沒人懷疑他是間諜，此事一旦傳出去也會成為醜聞，足以結束他的政治生涯。他搖搖晃晃走向邊防站前又一次轉過身，勝利般地衝我招招手，喊道：「咱倆下次再喝個一醉方休！」

有人被逮捕或叛逃後，當務之急是弄清還有誰會因此陷入險境，而不是追究責任。我們會立即用密碼發報給間諜，通知他們情況緊急。鑒於間諜不可能每天都打開收音機聽廣播，有時甚至有必要直接給他們的家打電話，用暗語報警。例如，如果一位間諜是商人，暗語可以是：「下一場會議不得不延期舉行。」我們避免使用像「你在德累斯頓的舅母病危」這樣明顯的警告暗語。此外，還使用一些標記報警，如在一位間諜每天經過的一棵樹上釘個釘子，或是在一個郵筒上畫個十字。不過這種辦法不適用所有的間諜。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晚上，我打開電視，聽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民可以自由到國外旅行的消息。電視螢幕上，首批東德人正在絡繹不絕地穿過突然開放了的邊境。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末日已經來臨。像我們這樣一個生存安危全繫於國內穩定的國家經受不起這樣的衝擊。時鐘彷彿一下子停擺了。我神情迷惘，和妻子一起看著電視上播放的東德和西德公民在柏林邊界的無人區地帶互相擁抱的畫面。有的人只趿拉著一雙拖鞋，好像在睡夢中見證這一即將決定德國乃至歐洲命運的不尋常之夜。

博姆事業上也很成功，雖然是在另一個具有不同價值觀的社會裡。他在文化部管轄的東德印刷行業裡擔任文化出版局局長。該局裡派駐有情報局的人，一至兩名安全部出版處的官員。到底是博姆介紹他們認識波斯特的，還是像我當時聽到的那樣完全是巧遇，我不得而知。反正五〇年代中，這兩位官員在萊比錫貿易展覽會上結識了年輕的波斯特。與他交談後發現，他理解東德對西德重整軍備的關切。我們的人於是建議他打入阿登納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向我們提供有關該黨的情報。

每週四至五天，我分別召見幾位副手以及我個人直接管的各處處長，瞭解他們的工作進展情況以及重要的活動。每份呈送給領導人的報告我都要過目。米爾克並不修改我的報告，但有些報告被他扣壓下來，沒有送昂納克，理由是：「上面看到這些報告不會太高興。」通常我在位於利希籐貝格區諾曼大街上的國家安全部辦公大樓的院子裡與幾位副局長和局黨委書記共進午餐，利用吃飯時間交換情報，互通消息。即使是在戒備森嚴的國家安全部大樓內，我們提及間諜時，包括國外大使館裡的「合法」人員，也只用他們的化名，以防他們的真實身分洩露出去，陷於更大的危險。

柏林圍牆修起後，我主管的情報局與負責邊界安全的反情報部門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張。間諜與反情報部門的關係從來沒有熱乎過，凡是瞭解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聯邦調查局之間鉤心鬥角的歷史的人都明瞭這一點。至於東德，這兩個部門之間的關係此時已降至冰點。我拒絕提供一份需要過境的我們的間諜和其他告密者的名單，擔心他們會因為我無法控制的部門人員的叛逃而暴露身分。

馮．漢施泰因即其中一個。他曾利用自己在西德的顯赫地位同各方面重要人士建立了聯繫。他的爺爺和爸爸均是著名的學者和作家。漢施泰因最初也想像前輩一樣，當一個有紳士風度的學者。二次大戰前，他靠寫歷史小說為生，小有名氣。戰爭期間，他拒絕應徵入伍，躲藏了起來，最後被蘇聯人俘虜。在俘虜營裡，他轉而信仰共產主義。以後他在德累斯頓定居，為共產主義事業勤勤懇懇工作。馮．漢施泰因夫婦奉命潛入西德前，把自己在德累斯頓的別墅和地皮無償贈送給了國家。後來這幢房子轉給了國家安全部。定居波昂後，他憑借自己人道主義的觀點和家庭知名度很快在西德最大的一個人權組織裡擔任了領導職務。阿登納負責安全事務的特別部長海因里希．克羅內和基督教民主聯盟人士，負責兩個德國之間關係的部長萊麥爾均是他的朋友。他還向我們提供了大量有關社會民主黨東德局的情報，並滲透到眾多其他的反共組織裡。被西德逮捕後，他被判了六年徒刑。雖身陷囹圄，他仍不肯閒著，發展了三名囚徒為我們工作。刑滿釋放後，馮．漢施泰因要求定居東德。一九六五年，他在東德病逝。

沙爾克在國家安全部內成了炙手可熱的人物，所有部門都有求於他，渴望從他這裡瞭解情況，撈到一些器材設備和經費。這中間如果有人利用財會制度上的漏洞貪污易如反掌。一九八二年，米爾克和沙爾克同意加強對國家安全部與科科交易的管理。以前是國家安全部的下屬部門根據沙爾克的推薦直接與西德公司打交道。現在改為統由沙爾克負責。每年，沙爾克和他的兩位副手再加上我開一次會，研究下一年的工作安排。透過科科我每年可拿到大約一百萬西德馬克，用於特殊採買。這筆錢不到我們局每年外匯開支的十分之一。其餘部分來自國家預算。

我每天早上六點三十分到七點之間起床，然後跑步，做操活動活動後背。年輕時我就有背痛的毛病。八點十五分左右到辦公室。一開始我有一個司機，一個秘書。後來增為兩個秘書，一個私人助理。我辦公室的幾位從業人員關係非常密切，很少有人事變動。我的私人秘書一九五四年到我身邊工作，當時我任外國情報局局長剛三年。他跟了我三十三年，直到我退休。

與此同時，我還要窮於應付自己一方提出建立統一檔案的人。我的頂頭上司，國家安全部部長米爾克千方百計想從我這裡得到一份包括所有間諜情況的綜合材料，但被我一口拒絕了。這場拉鋸戰一直持續到我卸任那天。我可以驕傲地說，在我任職期間，整個情報局內沒有一份關於所有間諜的材料。我嚴禁用卡片索引或電腦光碟儲存所有情報活動的細節，而是另外建立了一套程式。只有掌握了三到五個關鍵細節後，才能確定一個間諜的身分。每一個細節都需要在完全不瞭解其他細節的情況下單獨核實。我們的確建立了數十萬人的檔案卡片，其中包括許多西德人。他們中有聯邦議會議員，企業巨頭，盟軍管制委員會的成員等等。每個處還保存有我方人員的卡片，一般最多不超過六十到一百人，包括間諜、信使、耳目等。每張卡片上記有化名、位址、工作範圍和檔案號碼。這個號碼是指裝有某個間諜詳盡材料的全套檔案。每個處的這一小疊卡片通常由一位可靠的高級軍官保管。任何人想查閱檔案都必須向這個保管人說明理由。戰時或局勢高度緊張時，保管卡片的軍官負責把有關間諜的檔案從國家安全部轉移到臨時的總指揮部內。

當然，東西德邊界從來沒有完全關閉過。對於因公旅行的東德人，它是敞開的。這些東德人首先需要經過審查，獲得「出差幹部」的資格。也就是說，他們政治上是可靠的，在西德沒有直系親屬，而且接觸不到任何東德的機密。七〇年代，隨著兩德關係的改善，東德放寬了出國旅行的限制，允許退休人員出國。這樣做是基於以下合乎邏輯，甚至可以說是玩世不恭的考慮：倘若退休人員滯留西德不歸，東德經濟上不僅不會受到什麼損失，反而還可以因此少付一筆養老金。毋需贅言，我們在國外的間諜以及給他們捎信的聯絡員也可以持偽造護照自由進出東德。

知名人士穿過官方的邊防哨卡來東德見我們一向極具風險。弗雷迪後來逐漸改變了對勃蘭特的看法，成了這位年輕市長的親密助手。他再也不能冒險在光天化日之下來東德見我們，不管是醉還是醒。我們只好另闢他徑，為安排同他的會面精心制定了一個執行起來極為複雜的計畫：利用西方盟國穿過東德領土到柏林的過境通道。

柏林圍牆剛修起後的一段時間裡，鄉下的部分地段的邊界仍有縫隙可鑽。我不失時機地向西德趕派了一批搜集科技情報的間諜，其中有些人甚至未受過充分的訓練。現在偽造身分更為困難。西德當局開始要求移民提供更多的證明身分和履歷的詳細材料。西德借助電腦更容易把移民提供的材料與其他國家或本國不同部門保存的檔案資料做比較。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修建柏林圍牆之前的一段時間裡，我已清楚地意識到，馬上會有重大舉措出台。柏林東區的居民普遍悲觀失望。每個星期，勞動力和商品短缺的情況都在惡化。一天，我從一家商店外面排的長隊旁走過，聽到一位老太太帶著厚重的柏林口音罵道：「人造衛星可以送上天。時值盛夏卻吃不上新鮮菜蔬。這就是向我們宣傳的社會主義。」

五〇年代，我們爭取到許多出身貴族家庭的西德人為我們做事。他們中間，有些人為德國貴族階層未能阻止希特勒上台感到內疚，想贖自己的罪。有些人戰後感到httｐs://m.ｈｅｔubｏoｋ.ｃｏｍ.cｏm失落。新的聯邦德國甚至禁止他們沿用世襲的封號。許多人對阿登納採取的反德親美的立場深感不滿。他們仍渴望參與國家事務。不少人似乎把與我們的合作視為某種祕密外交活動。我認識的人裡，沒有一個覺得自己是叛徒。

當時，我的思惟模式還停留在對待一切社會主義事物只看其光明的一面的水準上，對波斯特如此尖銳的批評感到很難接受。聽著他不加掩飾地一一數落我們的種種失敗和缺陷，我頗感惱火。然而在有些問題上，我不得不承認他講的有道理，如我方宣傳內容極端枯燥無味，而且以偏概全。

我反駁說，對一個獻身於我們事業的西德人，我們黨不能拒之門外。於是破例吸收波斯特入黨。經過了兩年預備期的考驗後，他從預備黨員轉為正式黨員，成為黨內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百萬富翁黨員。我們讓他看了一眼自己小小的紅色黨證，但沒交給他，而是鎖進保險櫃裡，留在東柏林保存。他顯得有點失望。我安慰他說：「黨證可不能走哪兒帶哪兒。萬一你的錢包丟了，落到警察手裡，發現大亨波斯特居然是一名東德共產黨員那還了得！」

然而他們中的一些人卻被馬克斯．海姆出賣。海姆是情報局二處負責搜集西德的執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情報的課長。柏林圍牆修建前兩年，他叛逃到西德，和盤供出我方掌握的有關波昂政府內各黨派的情況，並協助西德反情報機構破獲了我們的幾個間諜。

一九六七年，厄運終於降臨了。波斯特被他的私人秘書諾伊芳曼出賣。令我們震驚的是，出來為檢察官作證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們派去的奧普蒂克。無疑，這傢伙是為了自保。

我們推斷西德的反情報機構一定和我方一樣，嚴密監視這條公路上的來往車輛。雙方的執法人員記錄下每一輛車駛上這條公路的時間以及它離開公路，抵達西柏林或西德邊境的時間。同時，這條公路的時速嚴格限制在每小時一百公里，從而幾乎可以準確地計算出從頭到尾走完這條公路所需的時間。沿途除了短暫停下來傳遞一下情報外，其他什麼事也甭想幹。

任何未經獲准查閱這些卡片和檔案的人為核對一個間諜的真實身分必須要在浩瀚的文件堆裡查找。為了把一個間諜的化名與真名對上號如此明目張膽地查閱文件必然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倘若這些分散存放的檔案都輸入電腦光碟裡，查找起來就會輕而易舉，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的辦法雖然麻煩點兒，可對我來說根本不是什麼問題。一批最重要的間諜的名字早已印在我和其他高級官員的腦海裡。自從我當初使用蜘蛛網模式理清戰後德國現存的間諜網之間的關係後，每遇到新的間諜，只需記住名字即可，很少有時候會記不清一位間諜的真實身分或任務是什麼。檔案分散保管因此加強了我們的安全。遇到內部有人叛變時，叛逃的官員掌握的情況無非是他親自經手的案子，外加從同事那兒聽到的小道消息。平時我們嚴厲告誡部下聊天時不要涉及自己的工作。可在一個大機關裡這種事終歸難免。

西德首任駐東德大使高斯是一位悟性極強的人，對我們的困境有著深刻的認識。他曾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一個由個人小天地組成的社會。許多東德人對社會問題漠不關心，對官方政策不聞不問，只顧忙自己的事，求得有自己一方不受外界干擾的小天地。我也有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那就是我主管的情報局，雖然聽上去有點自相矛盾。

第二次大戰期間，博姆因參加過共產黨被編入最危險的罪犯大隊。納粹把他們認為思想上不可靠的士兵都編到這支部隊裡，派他們執行自殺性的任務。然而博姆大難不死。波俾特則在前線的一支防空部隊裡服役。戰後兩人重逢後，商定一起成立一家出版社。波斯特日後告訴我：「博姆向我講述了他對一個新型的和平社會的憧憬。一九四五年後的日子裡，社會上盛行虛偽之風。他卻不怕受迫害，大膽陳述己見，我感到痛快極了。博姆的為人體現了表裡如一的品性。」

因為可以超速行駛，我和弗雷迪在車上有足夠的時間交談。汽車沿著高速公路飛馳。我倆邊開邊聊。弗雷迪遞給我一些材料。我還可以借此機會向弗雷迪面授機宜。下一個出口快到時，我們在夜幕的掩護下在另一處停車場停下車，等我的司機開著弗雷迪的車追上來。弗雷迪再次把自己的車開走。不過這一把戲有個問題。除了我們外，玩弄這種招數的還大有人在。以後西德情報機構也開始加入了這一行列。還有數十個把東德人藏在車的行李箱偷偷帶到西德的組織。我方反情報機構再度對這條公路上的非法的出口和服務站高度重視起來，網越收越緊。我擔心，高度警惕的東德反情報人員遲早會察覺我與弗雷迪的會面。沒法子，我只好改變初衷，要求有關部門在我或我手下的人與間諜接頭時，暫時關上監測器。

獲取外匯的主要來源還是透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西德政府及一些主要教會之間的祕密談判。我方要達到的目的非常簡單：以人換貨。對於到手的貨，我們既可以自己用，也可以轉手賣給別人，賺取外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九〇年期間，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一共釋放了三萬三千名政治犯和二十一萬五千餘名公民，讓他們與家人團聚。與此同時，西德付給東德三十四億馬克。其中大部分錢經沙爾克之手。

一九八九年以前，除了西德狹小的金融圈子內的人外，普通西德人對沙爾克的背景一無所知，甚至連科科這個名字都沒聽說過。東德人更不待言。我個人主要透過萊比錫貿易展覽會與沙爾克打交道。對我來說，這次展覽會是從西德商人中物色潛在的發展對象的大好時機。展覽會期間，我的副手弗魯克將軍負責國家安全部的所有情報活動。弗魯克擺出一副玩弄他人於股掌之中的神態，無視情報工作之大忌，在豪華的阿斯托里亞大飯店進進出出，儼然一位貴賓。每天晚上都可以看見他坐在飯店餐廳深處的一張桌旁，身邊簇擁著東德的商人和外貿代表，包括沙爾克。

施普雷河上有一段供遊船遊覽。遊船從特雷普托公園駛出，最遠可以開到毗鄰西柏林市的新科爾恩區，然後規規矩矩地返回東德的停泊地點。這批遊船皆以德國社會主義作家名字命名，我父親也是其中之一。柏林圍牆竣工後不久的一天，弗里德里希．沃爾夫號遊船歡快地啟航向西駛去，演出了一場那個時代不尋常的逃亡記。一天傍晚，船上的廚師和他的家人把船長灌醉，誘他開足馬力駕船全速駛過目瞪口呆的邊防警察，開進西柏林。大廚一家跳下船，涉水上岸，獲得自由。船長躺在甲板上，醉得像一攤爛泥。酒醒後，他滿臉羞愧地把船開回東德。

接下去的幾天裡，我忙不迭地給我們局的人分發匆忙準備好的通行證，使他們可以穿過邊防檢查站，按時到西德與我們的人接頭。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工作上的便利。間諜這一行裡人與人打交道全靠言必信這一條。一旦斷了線，勢單力孤的間諜就會驚恐萬狀。搜集情報這台機器也會隨之停止運轉。

當初我們打算從西德外交部長根舍的經歷中查尋是否有不利於他的材料時，也給他起了個化名，叫鬱金香。一九八九年他知道此事後十分惱火。根舍自幼在東德的哈雷市長大，對我們的手法比較熟悉。他猜到自己會是我們嚴密監視的對象，因此平時與人交往格外謹慎。我們自然查了他個底朝天，閱讀了他寫給哈雷老友和家人的所有信件。每次他來哈雷，均被置於監視之下。有人提出根舍在哈雷上學時曾與蘇聯佔領當局有染後，我們徹底調查了此事。我現在可以肯定地說，根舍年輕時沒有幹過任何見不得人的事。

關閉邊界意味著，我們情報局的工作模式不可避免地變得更加複雜，而且很不幸，也更加昂貴。同提供情報的人接頭，間諜的往來旅費以及發展新耳目都需要外匯。而外匯卻越來越難搞到手。向間諜提供技術幫助，購買偵聽器材、高頻無線電放大器、譯碼機和其他我們迅速落後於美國和西德的設備也離不開強勢貨幣。最佳的辦法是買一台最新設備，然後仿造。然而幾乎所有這類設備都被列入美國人控制的禁止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的商品單子裡。我們必須想辦法透過關係搞到這些設備，又絲毫不留痕跡。此外，報銷潛伏在西德的間諜的各項花費以及拉攏潛在的告密人也少不了外匯。這方面我從來不吝嗇。西德人喜歡自己成為一國情報機構追逐爭取的對象。出手越大方，他們越有可能受寵若驚，答應我們的要求。倘若我手下一位在西德的間諜設法結識了波昂某個政治家，外交官或商界人物並請他喝酒吃飯的話，他去的餐館不見得很豪華或時髦，但肯定有檔次，屬於那種趣味高雅的有錢人去的地方。餐館裡的葡萄酒也得是上乘的。要讓任何思忖是否向我們提供情報的身居要職的西德人感到，他是在與一個言而有信、財大氣粗的機構打交道。我決不會像一些蘇聯同事那麼ｍ•hetｕｂooｋ.cｏm•ｃom摳門兒。他們對錢斤斤計較是出了名的，渾身上下透著一股子小家子氣。

德國統一後，一些法院為了弄清這樁交易中哪些活動屬於非法調查來調查去，始終一無所獲。一些人批評施特勞斯為這筆債款擔保，因為東德借此得以苟延殘喘。然而導致東德最終覆滅的原因並非是火燒眉毛的財政困難，而是整個制度政治經濟上的破產和民眾的背棄。

一九八三年時，沙爾克已紅得發紫。昂納克和米爾克託付給他一項最敏感的財政任務：挽救東德免於破產。昂納克為了要買人心，增加了消費品的進口，並在他熱中的住房建設項目上投入巨資。東德收支因此出現嚴重逆差。沙爾克談成了一筆價值十億西德馬克的債款。東德得以用這筆錢償還拖欠西德銀行的債務。經過巴伐利亞肉類進口批發商美爾茨兄弟倆的通融，施特勞斯同意為這筆債款擔保，條件是東德放寬西德人去東德探親的條件。美爾茨兄弟從東德進口優質牛肉（如此一來，牛裡脊肉幾乎從商店絕跡，雖然東德牛肉產量很高）。沙爾克和施特勞斯成了政治上無話不談的朋友，常在一起談論上層社會的軼聞趣事。沙爾克將聽到的情況再向國家安全部會報。我認為，這樁集貨款、肉類出口、進境條件和政治情報為一體的怪誕交易畢竟還是利大於弊。不過，不少人恐怕在這期間利用規章制度的空子發了橫財。

弗雷迪按規定的一百公里時速剛剛駛過服務站，我和司機馬上在車上亮出特別標誌，表明我是一位那幫卡車司機朋友剛剛嘲罵過的高級官員，可以超速開車，以一百五十公里左右的時速飛馳上路。根據事先對時間和距離的計算，我們趕上弗雷迪的車時，正好離公路上一個專供森林卡車和警車用的出口不遠。兩輛車駛離公路，進入林子裡，避開了監視用的攝影機和公路上的其他司機。身軀碩大的弗雷迪悄然無聲地以最快的速度溜進我的車裡。與此同時，我的司機坐到了他的駕駛座上。兩輛車關上前燈，駛離這一祕密出口，重新摸上公路。地面攝影機或是空中交通管制飛機完全看不到這一幕。我和弗雷迪意識到這次行動大功告成時，興奮不已。「這比搞政治有意思多了！」弗雷迪一副餘興未盡的樣子。

這次經歷甚為有趣。我給東德卡車司機遞了幾根西德產的香煙後，他們把我當成了西德人，開始對東德的生活發起牢騷。我這個東德高級官員能聽到東德老百姓的真實想法實屬難得。倘若他們知道聽他們訴苦的是國家安全部的一位高級官員，一定會嚇得半死。我記得一位卡車司機聽說我是來自魯爾區的一位推銷商後，咒罵起東德高級官員的特權。「我們國家的那些大官們八成活得不比你們差。不同的是，你們還幹出點名堂，那些人卻一事無成。」聽了這番話，真正的沃爾夫渾身不自在，可仍點頭稱是。

此外，我方的交通警察還透過攝影機監視沿途上的所有停靠站和彎道地段。我極不情願讓反情報部門插手我的具體工作，故決定不跟他們打什麼招呼，讓他們的人在我與間諜會面時暫停監視。徵得弗雷迪同意後，我們想出一個更刺|激、更自在的會面方法。這一方案是否行得通，我心裡七上八下，並無把握。不過間諜天生愛冒險，不管他職務有多高。偶爾有機會讓我捲起袖子，冒冒險，仍然很有吸引力。我們與弗雷迪商定，傍晚時分再從柏林出發，等我們見面時天色已暗。而且每次來東德的時間定在去波昂出差的時候，這樣不容易引起懷疑。

老實說，一九六一年八月，我聽到修建柏林圍牆的消息後，和所有人一樣大吃一驚。我的坦誠肯定會損害我在東德國內的名聲。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釋是，參與籌劃這次行動的米爾克故意對我封鎖消息。八月十三日清晨，我和上百萬的人一樣，從廣播裡聽到修建柏林圍牆的消息，怒不可遏。我們與潛伏在西德的間諜聯絡的模式因柏林圍牆的修建一夜間發生了巨變。鑒於我們的人以後仍需在東西德之間往返穿梭，這樣的事理應事先通知我。由於修建柏林圍牆的計畫被捂得密不透風，我們甚至來不及事先跟邊防軍司令部打招呼，允許我們的信使穿過這道突如其來的無法逾越的邊界，去西德與我們的間諜接頭。

戰後，博姆繼續公開地宣傳共產主義。美國佔領當局因此拒絕給這對兄弟發營業執照。博姆一怒之下，離開表弟，跑到東德。波斯特來到父親的公司工作。他是一位年輕有為的企業家。在他的領導下，公司規模十年內擴展了十倍。他用他的那部分公司利潤分成買下了位於紐倫堡郊外的一家印刷廠，西德成立後，它成了規模最大，效益最好的印刷廠之一。

當天晚上，母親在飯桌上問我：「你不能幫他一把嗎？」我知道，在父親眼裡，有人利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遊船外逃一事一定顯得很滑稽。我於是請求從寬處理這位可憐的船長。在我的干預下，沒有判他刑，但還是把他調離了柏林，在一個遠離任何邊界的工業區開普通輪船。對此我無能為力。

弗雷迪動身離開西柏林前不久，我坐著一輛掛著科隆牌照的深藍色賓士汽車駛離東柏林。司機攜有偽造的西德護照。由於西德那邊沒人知道我的模樣，因此無需化裝，只不過換了一身商人通常穿的衣服。出了柏林市後，我讓司機在柏林─慕尼黑過境公路上的第一個服務站停下來，給車加滿了油。我買了一杯東德淡而無味的咖啡慢慢咂著，直到看見弗雷迪的車從服務站前駛過。

雖然我對效力的制度心存疑慮，平時過的卻是一種養尊處優，位高權重的生活。任何人處在我的地位都很難放棄這一切，主張改革。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人，認為任何改革只能自上而下。此話出自一個似乎有權有勢的人之口，聽上去可能有點奇怪。可我的權力只及情報局。只有這裡才是我的一方小天地。

東德的邊防軍看見他又駕船回來了更為吃驚，因為等待他的將是嚴厲的懲罰。這位船長的妻子絕望中於是給任弗里德里希．沃爾夫檔案館館長的我的母親打電話，向她求情。

波斯特告訴我，他討厭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軍國主義色彩和信奉的那一套普魯士價值觀，實在做不到與這些人為伍。基督教民主聯盟成員使他想起二次大戰前保守的天主教中間黨。面對希特勒的威脅，該黨毫無作為。他最後加入了自由民主黨，一個戰後成立的政治上屬於中間派的政黨。企業家通常選擇該黨，作為自己政治上的歸宿。波斯特以自由民主黨員的身分，利用各種關係探聽西德重要人物的觀點，如日後成為西德總統的瓦爾特．謝爾和自由民主黨黨魁蒙德。蒙德並沒有懷疑波斯特是間諜，但知道他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有聯繫。有些社會知名人士嚴守一條微妙的界限：一般交往可以，替外國搞情報不行。

國家安全部還利用沙爾克成立的數十個冒牌公司做掩護，從事各種活動，從進口汽車到將東德政府收藏的藝術品偷偷運給西方的經紀人，以充實國庫。國家安全部的主要預算用於技術工作，如偽造護照、特殊用途的攝影室等等。上述公司則協助我們搞到禁運物資，如化學品和微電子設備。東德領導人還可以從沙爾克這裡弄到小汽車、錄影機、高級傢具和其他奢侈品。

我們花了幾個星期，在某些特別棘手的問題上甚至是幾個月的時間後才摸索出一套新的運作模式。我們自己一方往往卡得比西德還要嚴，而且更難有鬆動的餘地。這聽上去似乎有悖情理，可卻是真的。弗雷迪（不是他的真名）就是讓我傷透腦筋的一例。此公是我們在西柏林社會民主黨主導層內的最重要的耳目。我在此處隱去他的名字是不想讓他的家人知道，但瞞不過那個時代的社會民主黨人。弗雷迪屬於那種與眾不同的人物，富有生活情趣，在社會民主黨決策圈內極有影響。與波昂上層人士關係密切。他不是什麼國王，而是幕後決定誰當國王的人。反正對我們來說一樣有用。第二次大戰結束很久後，他才被美國人釋放，返回德國。那一段經歷給他留下痛苦的回憶。還是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時，他就被吸收到黨的情報系統裡。一九五〇年，我們的一位經驗豐富的官員勞弗派他打入了社會民主黨內部。勞弗後來還是潛伏在勃蘭特辦公室的間諜紀堯姆的聯絡官。

許多年後，當後人把冷戰看做是龐大帝國之間的一場衝突時，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史書中只是一個註腳時，我的國家恐怕將以修建了一堵阻止自己民眾外逃的圍牆這一事實名留史冊。柏林圍牆不僅將一座名城一分為二，還劃分出爭奪人類未來的兩大意識型態和軍事集團。聳立的柏林圍牆成了戰後歐洲分裂，乃至冷戰本身的殘酷與荒誕的最強大象徵。

我們絕對不會笨拙地直接請一位部長當我們的耳目。只要他與為我們提供情報的老友和同事無話不談，也沒有這個必要。我們甚至和*圖*書還給蒙德起了個化名，叫埃爾克。東德垮臺後，像這樣載有某知名人士觀點的檔案上起有化名的情況造成極大的混亂。人們誤認為，情報局檔案裡有某人的化名卡片就意味著此人自願做我們的間諜。其實有不少人處於灰色地帶，只被列入消息來源而已。我們不想過於強求他們，擔心這樣做反而會使他們意識到不能背叛祖國，從此斷絕與我們來往。

我坐政府提供的轎車去東柏林市內各部門辦事時，會讓司機繞到柏林圍牆施工現場，看一眼施工情況。面對正在修建的柏林圍牆，我感到既好奇，又可怖。我的直系親人都在東德，所以沒有體驗過骨肉分離的痛苦。但柏林圍牆造成了無數起荒誕的事件。其中一起因沾我父親一點兒邊還涉及到我。

我對他日常的具體工作十分著迷，渴望從他這裡更多地瞭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對這一制度口誅筆伐，其實並不真正瞭解它。而波斯特卻想拉著我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也許我這個社會主義者的軀體內有個資本家拚命想掙脫出來。而波斯特的情況正相反，一個社會主義者竭力想鑽出一個資本家的軀體。反正我倆成了好朋友。我們的友誼並不限於情報工作。

遇到意外事件，尤其是我們在國外的間諜被捕時，以上工作習慣自然被打斷。通常我們先從新聞中得到消息。由於新聞報導有時會把一名間諜的名字搞錯，我們必須查明被逮捕的人到底是我們的間諜還是其他國家的間諜。有時，某個處的處長會來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不幸的消息，特別是有人叛逃時。平時我們已養成了習慣，遇到這種事時一步步分析出事的原因，力圖避免自亂陣腳。應付國家安全部部長的追問已經夠讓人膽戰心驚的了。

一九六三年，年邁的阿登納終於被迫辭職。他的繼任人維格．艾哈德邀蒙德入閣。蒙德這位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不主張他的小黨與保守黨人的政府組成聯盟。我知道蒙德同情緩和的觀點，於是勸說波斯特說服他的朋友加入政府。蒙德最終同意進入內閣，任德國事務部部長。我覺得他在這個位置上更易受到我們的影響。

我方公開提出的指控是，西德正在試圖抽盡東德最後一滴血。這一說法聽上去顯得不無淒楚。其實說白了就是，西德再現繁榮後，它對人的吸引力越來越大。人們寧願放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鐵飯碗，告別家人，到前途未卜的資本主義社會闖蕩。毋需贅言，我從來沒有相信過官方對修柏林圍牆做的解釋，即關閉邊界是為了預防迫在眉睫的入侵，或是阻止敵方特務的滲透。但隨著這堵東德正式稱為「反法西斯防禦屏障」，西德則稱為「恥辱牆」的修建，所有人的生活一夜之間發生了巨變。

波斯特被捕後，在一項聲明中仍堅持認為，他與我們的合作不算背叛行為。他在這份富於戲劇色彩的聲明中說：

起初我和弗雷迪在位於東柏林南部的一間公寓房子裡會面。這裡是情報局的一個祕密據點。但會面的氣氛一直很僵。一九五五年，我想出一個主意，把會面地點改到一幢小巧、樸實無華的鄉間別墅，並利用蘇共二十大後人們的樂觀情緒緩和我倆之間的關係。弗雷迪對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和他所犯的罪行表示讚賞。他常以勝利者的口吻說：「你瞧，我沒說錯吧？我跟你說過，不變不行。」我也向他表露了我對莫斯科的「新路線」的喜悅心情。我倆開始暢所欲言，從過去一直聊到目前黨內存在的種種問題，再到文化自由和經濟。在煙霧繚繞的一間斗室裡，我倆一聊就是幾個小時，辯論蘇聯和它的盟國的未來。我的良苦用心終於開始顯出成效。我看出，只有和弗雷迪結為朋友，他才有可能向我們提供情報。有時，他和我開懷痛飲。他五十歲生日的前幾天，我約他去位於勞奇坊斯維德的一所臨湖小別墅。那次不成功的瑪莉娜行動就是借用的這棟房子。那是一個夏日午後，我倆對面而坐，咕嘟咕嘟地喝著冰鎮香檳酒。周遭空無一人。喝到日頭西斜時，又換了一箱啤酒。為了不掃這位新朋友的興，我不得不捨命陪君子。事先我曾叮囑過我的助手，不要沾酒，他負責開車接送我們，並確保無人打擾。等會兒送弗雷迪回西德時，我倆至少有一個人的頭腦是清醒的。

當時西德的新聞媒體強烈反對緩和政策。波斯特建議辦一份新聞雜誌，促進兩個德國之間的緩和。我心裡直嘀咕，一個門外漢能搞起來嗎？出乎我意料之外，波斯特居然辦起一份電視廣播報副刊，起名叫《RTV》，以此為一份發行量更大、政治上更具影響的雜誌做準備。

不過迄今為止，一切還算順利。我和波斯特常常一連幾個小時探討如何引導產業界和兩個德國之間的貿易，克服波昂政府奉行的哈爾史丹主義設置的障礙。根據這一主義，西德不給予任何承認東德的第三國外交承認，迫使他們兩者之間必選其一。如此一來，大批國家紛紛卻步，只有親蘇聯的國家承認了東德。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與波斯特這樣的人保持往來有點像是一條與西德接觸的外交管道，儘管西德當局並不知情。

弗雷迪滿腔熱情地投入到社會民主黨的事業裡。由於對東德現狀悲觀失望，他不再信仰共產主義。有段時間，我們以為失去了他。不過對於我們需要的人，我們總是鍥而不捨。我親自接管了他的案子。他熟悉社會民主黨內在對東德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問題上的爭執內幕。我相信透過他一定可以得到高品質的情報。但他堅決不肯讓我們錄音，也不向我們提供任何有關他在社會民主黨東德局內同事的情況。該局設在西柏林，致力於在東德恢復社會民主。我們視它為柏林圍牆另一邊最奸詐的機構之一。每次我把話題引到政治問題時，幾乎總是以爭吵告終。弗雷迪大罵烏布利希是一個死抱著史達林主義不放的白癡。

我不僅明瞭修建柏林圍牆的真正原因，而且還正式表態支持修建它。我認為，當時捨此之外，再沒有任何其他辦法可以挽救我們的國家。我們接管的一半德國歷史上一向不如另一半發達，因而一開始底子就薄，再加上後來經營不善，困難就更大。此外，蘇聯軍隊還拆運走了東德的工業機床設備，甚至連鐵軌這樣的基礎設施物資也不能倖免。蘇聯把這些物資統統視為戰爭賠償。而西德卻在馬歇爾計畫的援助下重建了自己的國家。我曾幻想，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和合理的國內改革，我們的生活水準會逐步地追上西德。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畫經濟的優越性遲早會顯示出來。我們那時戲言，終有一天，西德會接管柏林圍牆，以阻止西德人去東德。實際上，七十年代末到八〇年代期間，我們在西德的一些間諜和同情者提出疑問，是否還有必要限制出國旅行。當時東德的生活水準已大大改善。大多數出國的東德公民都按時歸國。但退回到一九六一年，我們面對的選擇是：不修牆，即投降。

沙爾克把他一手把持的這個機構命名為商業集團，簡稱科科。這個名字起得妙極了。不僅全名聽上去體面，對西德人來說，簡稱聽上去也很活潑引人，散發著時代氣息。在沙爾克的領導下，該機構迅速擴大。沙爾克本人不久即以「撈外匯的人」遠近聞名。

一九六九年的大選中，社會民主黨人得的票數超過戰後任何一次選舉，從而為躍為執政黨鋪平了道路。在此之前，我們迫切需要瞭解波昂政治風雲的變幻。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冒出一個古怪的間諜，工業大亨波斯特。我跟投身東德情報工作的各種人都打過交道。他們走上這條路的原因五花八門。有的是為了理想，有的是貪財。可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像波斯特這樣感人，甚至可以說是正直的人。他長得短小精悍，精力充沛。我首先要習慣的一點就是我倆交談時，他只有一隻眼睛看著我。另一隻眼在戰爭的最後一天被一顆在他前面爆炸的手榴彈炸瞎。

鑒於波斯特認識許多商界和政界要人，我們決定給他派一名聯絡員，這樣他可以隨時把情報轉給我們。波斯特根本不認為自己是間諜，也不會接受任何祕密工作的訓練。聯絡員化名奧普蒂克，假稱當年從東德逃到西德。為了不引起外人對波斯特家裡住進一個陌生人的懷疑，他扮成波斯特孩子的私人教師。然而奧普蒂克遠遠不止是一個信使。他在波昂也有自己的關係網。此外，德國工業學院和各企業家協會裡也有他的人。除了波斯特提供的情況外，他還加入補充。以後他倆提供的情報量越來越大，我們不得不增派一名特務協助波斯特和奧普蒂克。

可惜他的這一邏輯沒能打動西德檢察官。法院判他二年零九個月的徒刑。整個審判期間，波斯特始終舉止安詳。當問到與我的交往時，波斯特回答道：「沃爾夫將軍待人和藹可親，又讓人覺得若即若離。他樂於開誠佈公地討論各種觀點，哪怕是與官方觀點不和*圖*書同的看法和意見。他和我是一類人，身著剪裁合體的西裝，談吐風趣幽默。坦率地說，不是所有東德官員都像他那樣。」

我擔任情報局長的最後十年裡，每天一般工作到晚上九點左右。每週六天，天天如此，只有星期天休息。平時沒有什麼社交生活，不過我盡量做到每月至少看兩次話劇或聽音樂會。訪問友好國家的情報機構或接待他們訪問東德的代表團對我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借此逛逛博物館，去劇場看看戲。週末一般都在位於柏林東北方向二十英里的普倫登小村的鄉間別墅度過。在此其間我盡量擺脫一切公務的糾纏，過一天老百姓的日子。一九八五年，我在莫斯科時的童年夥伴喬治和路易士訪問柏林時，看到我在鄉村自由走動，不帶任何警衛，頗感意外。米爾克有一名貼身保鏢。有一次還命令我也帶一名，可被我想辦法打發走了。我的司機出於保衛我的需要受過特殊訓練，但從來不帶槍。我自己的槍鎖在保險櫃裡。

普通老百姓對可以出國的人極為羨慕。在這個沒有旅遊者的國度，民眾極其渴望有旅行的機會。出身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大多數大學生去的地方都比我多。西方的評論員對共產黨國家的特權階層成員說東道西時常常把這一點置之腦後。儘管我有種種特權，卻從未有幸光顧過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館，大英博物館或是盧浮宮。所有東德人的生活經歷都很狹窄，雖然我比別人見的世面多一些。由於情報工作這一行的需要，我先後去過東非，荒漠的西伯利亞，黑海海濱，瑞典的大森林以及具有亞熱帶氣候的風和日麗的古巴。我有一套不錯的公寓房子，一部汽車和一個私人司機，還可以應東歐集團內其他國家情報機構的邀請去這些國家度假。但所有這一切總是和我的工作與職務連在一起。到頭來，我對外部的大千世界同樣茫然無知。

今天，波斯特攝影聯鎖店的霓虹燈招牌在前東德的各大城市中心忽明忽暗，和前西德領土上的其他波斯特聯鎖店毫無二致。我的這位朋友渴望市場經濟有一天在東德領土上蓬勃發展的願望終於得以實現。我倆一生的悲劇在於，實現這一願望的代價竟是我倆不同程度上所信仰的東德社會主義制度的垮臺。

這種辦法實行了一段時間後我又懷疑，西德情報機構已經找到了一種監視我們的新對策。如果我方的監視器關閉十分鐘或更長一點的時間，其中必然有詐。西德一側的邊防站就會隨之加強戒備。於是我們又回到了原來的做法，寧肯冒點風險，也不再事先通知反情報機構。我每次都做得滴水不漏，無論是東德還是西德的反情報人員始終被蒙在鼓裡。不僅見弗雷迪用此法，見波昂的另一位有價值的耳目也照此辦理。這位名叫博爾姆的觀點開明的政治家向我們提供有關西德議會的情報。

我切牙切齒地罵了一句，對他無可奈何。弗雷迪返回西德後的頭幾天裡，我懸心吊膽地瀏覽報紙，看是否有關於這件事的報導。可這酒鬼的運氣好得出奇，啥事也沒出。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透過有限的出口賺取到的外匯始終遠遠不能滿足它的外匯需要。戈登堡和維施紐斯基提議，東德政府允許他們從事股票和期貨交易。作為交換條件，他們向國家上繳一定份額的利潤。沙爾克當時是兩德間及對外貿易部裡的一位躊躇滿志的官員，與兩人達成了這筆交易。利潤提成部分經沙爾克之手轉交給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用於資助西德和其他國家的某些政治組織。然而聰明過人的沙爾克決不甘就此罷手。從六〇年代末起，東西德之間的關係逐漸走向緩和。東德領導人利用對外貿易部內負責這項工作的原班人馬另外成立了一個新的祕密機構，由沙爾克負責。該機構的任務非常簡單：透過一切手段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搞到外匯。

喝到此時，弗雷迪已滔滔不絕，無休止地發洩他對聯邦德國日趨美國化的不滿，並嘲諷西柏林的政治新星勃蘭特的政治觀點和私生活。將近午夜時分，我們開車返回柏林市。我吩咐司機把車停在距離邊界有一段距離的地方，我和弗雷迪一腳低一腳高地穿過靜寂無人的特雷普托公園走向邊界哨卡。剛走到邊防警察可以聽到的地方，弗雷迪突然放聲唱起革命歌曲，「我們肩並肩向前走」和「國際歌」。我一下子驚醒過來，用很不夠同志味的生硬語言喝令他閉嘴，然後吩咐司機把我們拉到另一個邊防站，讓他下了車。我囑咐他盡量別惹人眼目，遇到邊防警察盤問，非說不可時再開口。然後躲在陰影裡，看他過境。

弗雷迪幾年後因病去世。一次在過境高速公路上與我會面後，沒兩天即心臟病發作。他的體質恐怕再也承受不住極其繁忙的政治活動，大吃大喝的生活習慣以及與我們的祕密交往造成的重荷。儘管合作之初我們的關係疙疙瘩瘩，他從未流露出悔意。他幹這一行幹上了癮，為自己是個特殊人物感到十分愜意。作為誠實的僱主，我們總是為間諜的妻子準備好一筆撫恤金，即使她們事先並不知情。弗雷迪就從來沒有向他的妻子透露過半點有關他與我們的事。為此我們只得派一個人把錢送給她，硬著頭皮向她解釋因為她丈夫生前曾為東德效過力。她是否懷疑過弗雷迪，我無從得知，但她聽到這個消息後十分平靜。我從情報這一行學到的一點是：女人對自己丈夫的瞭解遠比她們丈夫以為的要深。

聽了我對自己生活的這番形容，也許有人會覺得我過的是一種可悲的官僚生活，當初幹這一行只為了貪圖一般人享受不到的特權。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就錯了。我對情報局局長這份工作十分滿意。我確信情報工作關係到國家的安危，並且全身心地投入到這一工作中。我曾有意避開了擔任更接近政治權力中心的職務的機會。對上面提升我為主管新聞的官員的提議，也婉言謝絕。這一職務將使我掌管宣傳工作。甚至連我的孩子也勸我不要去，因為這會使我太接近政治領導人，從而不可避免地產生磨擦。

儘管波斯特對東德的弊端看得很透，他仍認為東德的社會主義制度，尤其是它的福利制度和反法西斯道統比西德的資本主義制度更優越。他在自己的企業裡推行勞資合營的做法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的這種政治傾向。波斯特和我們的許多商人間諜一樣富於幻想。一分鐘前，他可以就是否向德國市場引進日本照相機和電器產品作出全面嚴謹的分析。他正是靠這一戰略一躍成為百萬富翁。轉眼之間，他又沉湎在對一個更合理、更合乎正義的社會主義歐洲的幻想之中。

我們是透過波斯特的表哥凱爾．博姆認識他的。他倆從小在紐倫堡市一起長大。童年時代，博姆在波斯特眼裡儼然是一個大哥哥和生活的楷模。他跟表哥無話不說。納粹上台後不久，博姆因為是共產黨人遭到逮捕，在達豪集中營關了六年。少不更事的波斯特不明白為什麼把他崇敬的表哥從身邊奪走，一直盼望表哥回來的那一天。父母多次向他暗示，關在集中營裡的人有時是回不來的。但他仍不死心。

此後我們的信使再去西德必須想出更充足的理由，不然邊界另一邊的警察會懷疑，他們為什麼可以去西德，其他的東德人卻不行。對西方情報機構來說，封鎖邊界是個意想不到的斬獲。關閉邊界後，大批東德普通老百姓無法再去西德。西方各國的反情報機構從而可以集中力量對付可以出國的少量東德人。他們通常是因公訪問的人員，如外貿官員，事先得到批准的學者等。偶爾還有一些因親人有急事獲准去西德的普通老百姓。

我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內容極其乏味。情報這一行說到底其實十分枯燥，從浩如煙海的雜亂無章的情報中篩選來篩選去，只為了找到一粒使人開竅的寶石或是有啟發意義的線索。為了換換口味，我堅持親自掌管十到十二名間諜。據我所知，世界上各大情報機構首腦中，這樣做的人只有我一個。我得以不時地溜出國家安全部大樓，去位於柏林郊區的安全據點或德累斯頓和其他地方與這些間諜會面。我個人更喜歡是後者，因為外地更不容易遇到西德人。

六〇年代初，我們開始為波斯特的安全感到擔心。我發現，他對自己的私人秘書諾伊芳曼透露了他的祕密活動。這步失著恐怕與他天真而又傲慢的性格有關。身為腰纏萬貫的企業家，僱有成千的職工，擁有數棟別墅，還有一架供他驅使的私人飛機，他以為生活就該稱心如意，手下的人就該忠貞不貳。可他錯了。

波斯特應我們要求加入了自由民主黨後不久，即向我們提出一項不尋常的請求。他想成為東德統一社會黨的一名黨員。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為此徵求了熟悉黨章的同事們的意見。他們告訴我，嚴格地講，一個不是東德公民的人不能成為我們的正式黨員。連黨的西柏林支部也是作為另一個組織註的冊：西柏林統一社會黨。

自從一九四九年東德成立以來，二百七十萬人逃到西德，其中一半人不滿二十五歲。我不禁想，如果我自己的孩子不是忠誠的社會主義者的後代的話，是不是也會遠走高飛。一九六一年八月九日那一m.hetubook.com.com天，西柏林共接收東德移民一千九百二十六名，創一天接受東德人數之最。東德好似大出血。它的勞動力大軍源源不斷地逃向西德。國家為培養這些人花費了大量的財力。失去他們，東德的生活水準會進一步下降。我感覺，我們正在泥淖裡掙扎。

我和沙爾克關係一般，只與他在黑海海濱度過一次假。他談吐風趣。想想他原來不過是一名東德貿易官員（通常是些乏味平庸的人），如今一躍成為掙脫了無聊的意識型態之爭的赫赫有名的人物，令人刮目相看。在他眼裡，東西方之間的衝突不過是給做生意添點麻煩而已。經商才是他最愛幹的事。不管什麼人，對他都有用。他是個工於心計的人，本質上為人冷酷。

早期，我們為了應付以上各種需要四處搞外匯，並沒有固定的來源。隨著情報局編制的擴大，工作面也越鋪越大。到了修柏林圍牆時，過去的籌款辦法已不能滿足我們的外匯需要。正是出於搞到外匯的需要，我結識了東德的金融怪才沙爾克。沙爾克身材魁梧，方下巴，寬胸脯，說起話來聲如洪鐘。六〇年代中，我的副手弗魯克將軍介紹我認識了他。弗魯克任國家安全部龐大的東柏林司司長期間，曾與兩位東德商人打過交道，一個叫戈登堡，另一個叫維施紐斯基。西德人一般以為東德沒有私人企業家。其實並不然。只不過東德的私人企業家在社會上居於不顯要的地位，並且受到國家的密切監視。到頭來大多數商人都聽命於國家安全部。

回首過去，我常想，會不會有另一種結局。我個人的看法是，如果不關閉邊境，東德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堅持到一九六一年後很久。經濟上面臨的巨大壓力，外加只是一個國家的一半所內含的脆弱性（而且歷史上一直是德國較不發達的一半）注定了我們的命運。然而我方沿邊界線築起混凝土牆之日，即埋下了東德覆滅的種子。切斷我國民眾與更吸引人的另一半德國的聯繫不失為蠻橫有效的一招，但只是權宜之計。從長遠看，這是一場災難。西方借柏林圍牆這一發人深思的象徵攻擊東德政權失道寡助，並贏得了越來越多人的同情和共嗚。我認為，這也是決定了冷戰結局的關鍵元素之一。無論我們這一方如何運籌帷幄，施展外交手腕或是極盡間諜之術，都無法改變這一結局。

儘管我享有種種特權，去過一些奇鄉異國，平常過的卻是一個官僚的生活，一個為我的政治主子服務的僕人。最初，我們和蘇聯政府機構的高級官員一樣晚上工作。這是史達林的工作時間。史達林死後，米爾克改為白天工作，從早上七點開始，常常到晚上十點才下班。不過後來我覺得，他假裝待在辦公室，其實人在其他地方。情報局內有些人有很大的行動自由，令我羨慕不已。他們執行特殊任務時自由自在，工作時間可以自由掌握。而我每天都要跟著上司的工作時間表轉。

如果青年人選擇在邊境另一邊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誰又能指責他們呢？在西德，他們的工資收入和消費水準東德人望塵莫及。這些青年人不覺得自己背叛了哪個國家。他們只不過移居到德國的另一半。多數人在西德有朋友或親戚，可以助他們一臂之力。

雖然我們連西方普通殷實之家所享有的舒適和自由都沒有，但我個人遠不至於和普通東德老百姓一樣忍受物質生活的匱乏。我們從蘇聯人那裡繼承了一套特權階層享受特殊待遇的做法。這一制度始於一九四五年。當時政府官員、科學家和其他對共產主義事業有用的人可以多分到一些短缺的物品，我們稱為定量供應。以後這種做法形成了一套制度。一個叫「平安」的商店專門提供這類商品，它的店員後來增至五千餘人。透過以外貿部為首的一個關係網，我們享受著種種特殊待遇。這套制度的建立是為了保證國家高級官員可以得到比本國生產的常常是質量低劣的商品更多的東西。這套分發制度等級分明。政治局成員有供應西方商品的特殊商店。他們挑剩下的東西給我們情報部門，然後再是其他部委和貿易機構。這一切實行起來十分簡單。高級官員的日子為此過得很舒適。面對這些特權的誘惑，我沒有力量說不。多年後，學生質問我時，我老實承認了這一點。學生對我的回答感到滿意，因為他們理解這些特權給人帶來的難以抵制的誘惑。不用說，如果我政治上失勢的話，這些特權一夜之間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以後許多年，他對我的這番描繪一再為各家報紙所引用，還附上一張看上去溫文爾雅的男人照片。此公當然不是我。到底是何許人，我始終不得而知。由於西德人找不到我的照片，這些報紙只好隨便找個人將就一下，演出一場移花接木的把戲。

海姆出賣的另一個人是馮．埃普伯爵。他的父親早在納粹運動初期就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埃普想透過為我們做事洗刷自己家庭的恥辱。我對他的被捕當然感到痛心，但並不是沒有思想準備。這位伯爵當初找到我們，表示願意接受從事恐怖活動的任務。我們向他解釋說，我們需要的是能夠將祕密情報搞到手的謹言慎行式的人。他聽後大失所望。

我第一次見波斯特是在博姆位於東柏林郊外的週末別墅。波斯特不客氣地批評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現狀。我試圖向他解釋，許多過火行為都是對付西德威脅的結果。他搖搖頭，大不以為然，活像是視察一家經營不善的工廠的管理學諮詢專家，指出我們的問題主要是人為的。從邊界警察粗暴地對待外國旅遊者，到造成經濟一蹶不振的官僚主義和效率低下。「就拿那些糟糕的國營商店來說吧。如果交給我管，我可以讓它們和我在西德的攝影店一樣，買賣興隆，財源滾滾。」

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德剛想出對付我方滲透的辦法，我們又有了新的對策。這是一場扣人心弦的較量。例如，我方的一個有利條件是，我們的人可以冒充死於德累斯頓大轟炸的人。可誰也無法擔保一位死裡逃生的倖存者哪天不會突然出現，戳穿我方間諜的假身分。隨著西德反情報機構逐漸擴大電腦聯網並改進其功能，這種現象越來越頻繁。最終我們放棄了這種冒險的做法。

每天上班後我首先閱覽重要文件，各科室負責人呈上的報告，有時還有間諜提供的材料。在任的最後十年裡，由於文件流量太大，我改為閱讀分析處為我準備的一份概要，其中包括機密材料，要聞和各新聞社的報導。

我們需要有一個熟悉西德股票市場、金融規則和隱含條款的中間人。沙爾克無疑是最佳人選。他有完全的行動自由。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可以為所欲為。與他打交道的西德商人和政要哪兒知道，沙爾克其實是國家安全部裡的一名上校。他的真正老闆是米爾克，同時還直接向接替烏布利希的黨的領袖昂納克和負責經濟事務的政治局委員岡特．米塔格會報。沙爾克成了一名「負有特殊使命的軍官」。透過與情報局科技處的密切合作，沙爾克搞到了屬於禁運物品的西德造電腦和其他高技術產品。我們局幫助沙爾克判斷哪些西德供應商有可能願意賣東西給東德。東德的工業部門和軍方願意出比市場價格高出一倍的錢。

這一下可惹惱了這位慣於獨斷專行的企業家。波斯特約見了表哥，並向他表示，他很樂於協助東德瞭解更多的西德政治情況，但不會當它的傀儡。說來也巧，我那年夏天在捷克的溫泉療養勝地凱爾斯巴德剛好遇到博姆。他在那兒正接受降血壓的治療。「我表弟個性很強，不會隨波逐流，也受不了別人的指手畫腳。可他想就兩個德國之間的政治關係交換看法。你幹嗎不直接找他談談？」他問我。

柏林圍牆建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此後，我一直在這堵牆後面生活和工作，致力於保衛和完善修建了柏林圍牆的這一制度。在我的眼裡，這堵牆既是力量的反映，又是虛弱的表現。只有一個對自己的意識型態有堅定信心的制度才能做到把一個大都市分隔成兩半，在一個國家的兩個部分之間劃出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也只有像我們這樣虛弱和有著根本缺陷的制度才會有這樣做的必要。

外國情報局下屬大約二十個處，分別主管以下事務：安插在西德政府各部門、政黨、工會、教會和其他機構裡的間諜及他們提供的情報；軍事情報；美國、墨西哥和世界其他地區；位於布魯賽爾的北約組織和歐洲共同體總部；反情報；散佈假情報；從西德搜集科學和經濟情報；竊取基礎工業、電子和科學儀器工業以及航空太空飛行工業的技術情報；各國大使館；邊防；培養訓練翻譯等。此外，還有一個處專門負責分析評估來自以上各部門的原始情報。

博姆刑滿出獄後，波斯特的父親在自己門臉兒不大的照相館裡給他找了份工作。對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來說，這是很有勇氣的舉動。不過街坊四鄰都知道波斯特的父親是個埋頭苦幹的生意人，從不沾政治的邊兒。三〇年代，照相館的生意越做越大。戰爭爆發後，老波斯特的生意更加紅火，為身著戎裝的青年拍下一張張照片。這些照片往往是他們的妻子和親人保存的生前最後一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