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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極權社會裡，判斷上的失誤可以說是勢在必然。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內的討論常常冗長無比，而且空洞無物。國家安全部偶爾召開全體大會時，米爾克會滔滔不絕講上一大通，隨後討論一些無關痛癢的問題。

我認為，雙方龐大的情報機構各裁減一半絲毫不會影響它們的效率。不錯，在人造衛星和電腦「駭客」的時代，搜集情報當然離不開昂貴的技術手段。但這不能完全取代人。技術手段只能幫助查明某一瞬間的情況。至於各種祕密計畫、選擇和其他的考慮，哪怕是最先進的衛星也無法察覺。

說歸說，施密特照樣把西德情報局抓在自己手裡。這位總理及他的辦公室主任經常光顧位於普拉赫的情報局總部。一九七七年，我在日記裡寫道：「情報機構的確自成一體。不管是否搞到貨真價實的情報，雙方情報人員神通廣大的名聲確實產生了一個效果：誰都知道任何重大的事件或活動都不可能長久守密。僅這一點就為和平做出了貢獻，而且還保證了國際義務切實得到遵守。」

這席話聽上去很像是給自己臉上貼金。人們可能馬上會覺得我過高地估計了我們情報局提供的情報的作用和意義。其實我常常對自己工作的價值抱有疑慮，尤其是每年慶祝東德國慶時。一九七四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慶剛過，我在日記裡寫道：「在討論情報機構的作用時，除了什麼人得益的問題外，越來越多的人還思考另一個問題：這些情報機構忙活了半天是不是全是瞎忙？我們這些深諳內情的人中，有誰能不假思索地馬上回答？有此問題的不止情報機構一家。武裝部隊耗費的資金更是不可計數。然而北約組織那些上面蓋有『機密』或『絕密』戳子的文件到頭來還不如衛生紙值錢。」

在我的情報生涯中，甜酸苦辣的滋味都品嚐過。既經歷過巔峰時刻的輝煌，又因我們的出色成果受到忽視墜入過情緒的低谷，外加任何官僚機構都免不了的日常瑣事帶來的煩惱。每天的頭等大事往往是向國家領導人報告壞消息。冷戰期間敵方的高級情報官員回首自己度過的一生時一定也有同感。當然，他們與我們有一點不同。他們一方是贏家。我這一輩子不僅參與了冷戰期間不為人知的情報戰，而且還目睹了以我仍然信仰的社會主義的名義肆意濫用權力的行徑。

姑且不提這段反法西斯的歷史，以及我們對它懷有的憂慮，我仍然有理由感到驕傲。歐洲現狀得以維持也有我的一份功勞。這種現狀也許有時劍拔弩張或冷若冰霜，但它最終避免了一場難以想像、卻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核戰。

儘管如此，我仍然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和樂觀主義者。我堅信，許多青年人仍在憧憬一個人人福祉的未來，渴望未來的世界比今天更人道和_圖_書。我認為烏托邦思想不是什麼胡言亂語，而是人類社會不可缺少的東西。人類如果沒有一點理想，很可能會倒退到野蠻人時代，最終因其殘暴毀滅整個地球，而不是哪一國。我相信，年輕的一代及其子孫後代一定可以找到辦法，實現我過去珍視，而且今天仍然珍視的美好理想。

西方的民主社會似乎也沒有找到判斷情報價值大小的可行辦法。豬玀灣慘敗一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一個蹩腳的外國情報機構為了應和冥頑政客的主觀願望，向甘迺迪總統建議採取這一毫無成功希望的冒險行動。據我所知，可以看到聯邦情報局送給總理辦公室的情報的西德人士中，大部分人視其為廢紙，不屑一顧。紀堯姆事發後上台的施密特總理任職期間，常常因類似案件惱火不已。一次他當著東德駐波昂大使麥科爾．柯爾的面挖苦說：「你們能不能別再搞這些情報活動了？搞到的那點情報都是些陳倉爛穀，反正也沒什麼新玩意兒。真正有用的軍事情報我們誰也搞不到，重大機密早就被美國人和蘇聯人捂得嚴嚴的。把錢花在情報上毫無必要，只會使情報機構自我感覺良好，證明自己需要這麼多經費和人。」

只要存在政治衝突，只要武裝部隊負有解決這類衝突的使命，任何一國都離不開一個偵查潛在敵人的意圖及能力的機構。民主國家的議會和政府充其量只能爭取確保情報機構嚴守事先為它們規定好的職責，不得捲入其他活動。然而暗中的較量會繼續下去。無論誰勝誰負，這種較量絕不是什麼遊戲。它發生在現實世界當中。有人會為此坐牢，有人身敗名裂，甚至有人為此喪生。而他們搞到的情報並無法決定一國的政治走向，充其量也許只能施加些許影響。無疑，他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幹了一輩子諜報工作後，我不禁思忖，這一代價是否值當？

記得當年我們信心十足，覺得一定能夠實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設想，建設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回首往事，有時很難理解為何我們失敗了。年輕時，我們覺得僅憑堅強的信念就足以扭轉乾坤。現在不能不承認，我們失敗的原因不是因為社會主義信念太強，而是沒有真正按照社會主義理論去做。史達林所犯的罪行不是共產主義理論的必然結果，而是對共產主義的踐踏。強迫個人無條件服從黨的理論，隨意整人，偽造歷史都源於史達林時期的蘇聯。位於鐵幕我方一側的大多數國家競相傚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悲慘結局的根源在於濫用權力，而不是民主和社會主義。這也是東德最後窒息的原因。我承認，雖然東德社會有優厚的社會保險，我們的制度依然遠遠落後於西方大多數多元化的民主國家。從東德的衰敗中我悟出一條重要https://www.hetubook.com.com的道理：對一個現代社會來說，思想和言論自由同我們引以為豪的其他成就一樣重要。

我們在情報這一行中的老前輩的光榮事跡始終激勵著我。我也一直想以此激勵我的部下。無論是總部的情報人員，還是潛入敵後的間諜，都把這些老前輩視為自己的榜樣。但有一件事始終纏繞在我心頭。希特勒上台後對世界虎視眈眈。索爾格、舒爾策．博伊芳森和特雷佩爾這樣的英雄事先都曾向蘇聯發出過警告：德國正在暗地磨刀霍霍。倘若這一情報引起蘇聯重視的話，本來可以避免慘重的損失。然而史達林卻把他們的警告當做耳旁風。這些人一生的最大悲劇在於：他們效力的制度不允許人們有自己的見解。一切決定和判斷都只能由一個人做。一個不能容納異見的制度也不會理睬不合自己胃口的情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實行的制度最終淪落到了這一步，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或獨立見解。

雙方的政治家，也是我們的主顧，並不想承認這一點。情報價值的大小同間諜為搞到情報顯示出的勇氣和做出的犧牲實在毫無關係。根據我的體會，一個情報機構是否卓有成效主要取決於收到情報的人在情報不合自己胃口時是否仍會重視它。問題是，通常只有少數人可以接觸到祕密情報，而且他們的決策模式也極不科學。由於收到的情報數量龐大，他們根本沒有時間認真消化。最終做出的決定明智與否基本上取決於向他們遞送情報的官僚機構。政府部門與情報機構之間常常互相守密，好似隔著一堵牆。我在任期間，幾乎沒有機會向上級解釋哪些情報最重要。到頭來我手下的官員和間諜的工作成果只有米爾克隨意指定的極少數人知道。

經歷了一九八九年的巨變之後，我反覆思考，為什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下場如此之慘？是不是我沉默的時間太久，沒有及時挺身而出，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我緘口不語不是因為缺乏勇氣，而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幾十年的歷史證明，抗議根本不會起到任何作用。激烈的抗議只會招致更嚴厲的鎮壓，思想自由反而受到更大的壓制。這種情形我見得多了。在一個統治者整日惶惶不安，無法做出理智決定的國家，任何人公開表達自己的見解只會受到壓制。我感覺，悄悄在下面做工作到頭來會更有效。我這種看法是否錯了？很有可能。可惜時間無法倒流，讓我另擇一條路。我常常想起一九四四年父親寫給弟弟的一封信。父親在信中告訴弟弟，任何時候都要保持自己的獨立見解。我現在還要補充一點：必要的時候，一個人還要敢於堅持己見，哪怕為此受到迫害。我現在懂得，必須始終尊重他人的觀點，決不能搞一言堂。然而ｈｔｔps://ｗｗｗ.hｅｔubｏｏk•ｃom•ｃoｍ我這一生中，包括擔任情報局局長的大部分時間裡，卻選擇了耐心等待變革。

回顧青少年時代在蘇聯度過的日子，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史達林的罪行，也不是蘇聯與納粹德國簽署的條約，而是戰爭年代的生活情景。對成百上千萬的人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生中最難忘的事件。謝天謝地，這場大戰終於埋葬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凡是反對過希特勒政權的人有誰會認為自己是德國的叛徒？我自己和親人為這場鬥爭做出的貢獻雖然微不足道，但仍令我感到驕傲。

在普通人眼裡，諜報世界一定顯得荒誕不經。情報工作往好的方面說是一場毫無意義的遊戲，往壞的方面說就是邪惡。如今冷戰已成為歷史，人們正在用比以往更開闊、更解放的眼光評估情報工作的價值以及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中央情報局受到的指責尤甚。人們批評它耗資幾十億後也未能預先看出蘇聯行將解體，而且還出了一個鼴鼠，導致蘇聯境內的整個情報網遭到破壞。

不過我的驕傲是打了折扣的。儘管我覺得有必要呼籲人們客觀地評價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歷史，儘管我更願意強調它誕生在反法西斯烽火之中這一事實，我決不會對它過去的陰暗面熟視無睹。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歷史上有大量污點，包括對本國民眾的鎮壓和迫害，也同樣清楚地認識到我對此應負的責任。我是這一制度的一部分。假如人們把我當成國家元首加以攻擊譴責（實際上他們常常也是這樣幹的），好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境內一切都是我說了算，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因此，雖然情報機構不可缺少，倘若可以明確它們的使命的話，可以大大減少其人數。毫無疑問，情報機構可以對付國際恐怖主義和世界上猖極的毒品販子集團。控制核子武器的擴散也絕對離不開各國之間的合作。不過如今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密探刺探競爭對手的祕密，政府部門的間諜在搜集工業情報方面能起多大作用值得懷疑。

透過講述我的一生，我希望清楚地向世人說明，我從未背叛我的理想，因此也沒有虛度一生的感覺。無論我還是我的朋友們做出的決定有時多麼有爭議，無論我們給自己或是別人帶來的傷害有多麼大，我們這一代人並非一生碌碌無為。

距我柏林家不遠處聳立著一個馬克思．恩格斯紀念碑。一九八九年秋天，東德末日來臨時，一些年輕人用噴漆在紀念碑上噴寫了「無罪」一詞。他們說得對。我暗自想，這些青年人和我一樣，相信馬克思主義蘊藏著無窮潛力。冷戰已經結束，我也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我沒有喪失自己的信仰。我的一生豐富多彩，既做過有益ｈｔtｐs://m•hetｕbｏok.com•ｃｏｍ的事，也犯過錯誤。孩提時代我做夢也想不到日後會走上這樣一條人生之路。現在我踏上了人生旅途中的最後一段歷程。我常常翻閱瑞士科學家齊格勒寫的一本書。書名極好地反映了二十世紀行將結束時我內心的感懷：明天見，凱爾！

日後，我曾尋訪過紅色樂隊的部分倖存者。從西德出版的刊物上可以看到有關這一地下抵抗組織的詳細報導，而國家安全部裡卻查不到這方面的檔案。米爾克把納粹時期的檔案抓在自己手裡，把它們交給調查司下面的一個特別科保管。我想盡辦法也沒能看到這批檔案。我想弄明白，背景和信仰如此不同的這批人究竟是如何投身於反抗希特勒的事業中來的，又是如何克服了自己內心的疑慮和恐懼？他們罔顧周遭環境的險惡，毅然同一個魔爪無所不在的野蠻政權做鬥爭的內在力量又來自何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出版的刊物一般迴避探討諸如此類涉及個人道義和歷史責任的問題。

我清楚地記得當初如何焦急地等待蘇聯領導人的更迭，深知這必然會給東德帶來重大影響。戈巴契夫上台後，終於開始了期待已久的改革。我比任何人都激動。可我們沒有看到，改革來得太遲了。開放政策已於事無補。一九一七年在俄國誕生的烏托邦理想氣數已盡。

就事業而言，我們這些參與了冷戰的人沒有昔日反抗納粹制度的那些人高尚。如果我對自己一生的敘述說明了什麼的話，那就是情報工作的局限性。回顧所做的工作，令我們感到欣慰的不是我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了敵人一個冷不防，而恰恰是相反的理由。由於情報機構的存在，雙方的政治家不用擔心會遭到敵方的突然襲擊，從而為半個世紀的和平——也是歐洲大陸歷史上時間最久的和平——做出了貢獻。

我更擔心的是，如果不對情報機構加以精簡的話，哪怕是民主國家的政府也難以抵制暗中監視、控制自己民眾的誘惑。情報機構按其工作性質本來就不民主。毋庸諱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專制國家裡，諜報機構會成為踐踏公權力的工具。然而即使是民主社會裡的立法機構也難以駕馭情報機構。由於情報工作的祕密性質，通常很難要求它們像其他政府部門一樣公開會報自己的工作，接受監督。問題的癥結恰恰在於此。即使是經過挑選的少數議員組成的監督委員會也無法瞭解到最核心的機密，例如西德聯邦議會和美國國會。所有實行代議制的民主國家裡層出不窮的醜聞證明了這一點。

德國統一後，大部分東德公民的生活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美好。就業困難，房租昂貴。許多人深深懷念當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時期生活的安定。以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標準衡量一個像德國這樣的西方民主社會既不公正，也不合理。但我知www.hetubook.com.com道，我們中間有許多人不能接受一個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的社會。美國民眾對自己的國家和她取得的許多成就理所應當地感到驕傲。但我不明白他們何以能對至少四千萬美國人生活在貧窮之中的現象熟視無睹。一想到未來的社會和衣冠文物有可能只信奉金錢至上，我深感不安。金錢的威力不次於任何一種政治制度，其作用同樣無情，只不過常常不易察覺罷了。在社會主義陣營，濫用權力始於歪曲理想。在資本主義社會，個人自由常常不過是用來掩飾富人利益的幌子。即使在「贏得了」冷戰的國家裡，許多人對現存政治體制極為不滿，覺得它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原因也許就在於此。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致力於揭露納粹暴政的根源，它對人類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西德上層內隱藏的前納粹分子。對這一切，我同樣感到自豪。希特勒陰魂不散是我同意加入情報機構的原因之一。這不是叛國。

還有一些持批評態度的人士把我們這些情報機構的活動比做孩子的遊戲。ＫＧＢ的特務冷眼旁觀中央情報局、西德情報局、摩薩德或英國情報機構的特務跟蹤ＫＧＢ人員。一位人士評論說：「為了達到目的，應|召女郎主動投入外交官的懷抱，傘尖上塗上了毒藥，東德的年輕騎士向徐娘半老的西德女秘書獻上花束。世界上沒有一國認為可以不要情報機構。可這些龐大的情報機構平時幹的無非是互相拆台罷了。德國人在自己分裂的國家裡幹得尤其出色，堪稱這方面的冠軍。一次次勝利之後，雙方遍體鱗傷。」

杜塞爾多夫法庭結束對我的審判時，我講了下面的一段話：「一個年愈七十的老人自然可以思考一下自己一生的功過。審判期間，『叛國罪』一詞不絕於耳。我捫心自問，是否真的背叛了我一生遵循的做人準則。我的家人、朋友和我崇敬的人無比珍惜這些原則。今天我認識到，我們過去頻頻失誤，犯了許多性質嚴重的錯誤，而且往往是已鑄成大錯時才恍然大悟。但我仍然信奉當年我們滿腔熱情去改變世界時懷有的理想和價值觀。」

此外，發現人才，培養人才與總部人數的多寡沒有什麼聯繫。甚至可以說，任何一國優秀間諜的數量與其情報機構的大小成反比。我平時即以此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國家安全部其他部門的做法則相反。國家安全部的從業人員最後達到八萬餘人。對一個只有一千七百萬人口的小國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而且對東德的生存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始終與帕金森定律做鬥爭。一九八七年我離開外國情報局時，我們局有三千多人。四年後它解散時，已漲至四千餘人。與此同時，潛伏在西德的間諜人數卻一直沒有變化。最後幾十年裡，我們在西德的間諜人數不過一千餘人，其中真正有價值的不超過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