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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德社會上蔓延的不滿情緒透過國家安全部厚厚的圍牆，開始在我們內部瀰漫。國家安全部內有專供高級官員使用的桑拿浴室。在這裡說話往往更隨便些。一次和外交部的兩位高級官員洗桑拿浴時，他倆流露出對莫斯科和東柏林年邁遲鈍的領導人極其失望，並透露東德與蘇聯之間的關係並非晴空萬里。契爾年科對昂納克接近柯爾的舉動疑竇重重，擔心西德人想培養一種泛德意志的民族認同意識，以取代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團結。一九八四年東德與蘇聯在莫斯科舉行尖峰會晤時，契爾年科警告昂納克，這樣搞下去最後倒霉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你不要忘了，東德與西德發展關係時必須把蘇聯的安全利益置於首位，」他補充道。

德國當局安排我們在距邊界不遠處的一家旅館稍事休息，準備了小吃和飲料。檢察官在旅館大廳神情肅穆地向我宣讀了逮捕令。隨後，我們一行人來到凱爾斯魯厄最高法院所在地。雖然抵達時間已很晚，檢察官還是設法獲得法院批准，立即將我下獄。午夜前不久，我被關進了凱爾斯魯厄監獄裡唯一一間上有雙重鐵欄杆的囚室。十一天後，律師把我保了出來。檢察官定的保釋金高得嚇人，而且條件非常苛刻。借助朋友的幫助我才籌到了這筆錢。

我凝視著這些在我眼裡只能是敵人的司法機關的代表，不禁浮想聯翩。我的一生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我的厄運源於我的成功。正是因為我領導了歐洲大陸上最卓有成效的情報局，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西方國家的，我才被送上了被告席。

「這個我懂，米沙，」他說，「政治局裡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寫的這篇東西，我要是在政治局上念一個字，第二天我這個委員就得給人擼了。別忘了，戈巴契夫在前三任總書記期間沉默寡言了幾十年才自己當上總書記的。」他的這番話與我多年前從安德羅波夫那裡聽到的如出一轍。

我倆談到馮．阿登，一位出身貴族的傑出的物理學家。阿登擺脫了種種羈絆，在柏林郊外的一座山上建起了自己的研究所，潛心從事科研。他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政府部門的研究所遠遠趕不上他的研究成果。已是耄耋之年的阿登對國家乃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命運深為關注，擔心我們在與西德的科技競賽中已被遠遠甩在後面。而輸掉這場競賽的後果將是亡黨亡國。

一九八六年初，我找到米爾克，向他公開了與安得烈婭的關係。他聽後火冒三丈。米爾克在兩性關係方面是個老古板。火消之後，他竭力勸我至少表面上維持目前的婚姻，並表示可以把安得烈婭調到我的身邊。在愛情方面，米爾克不是個有見地的人。他最關心的還是守密。我妻子是國家安全部在凱爾．馬克思城的從業人員，對我的工作所知頗多。米爾克生怕我妻子一怒之下會向西德洩露有關我個人及情報局工作的內情。

我想清楚無誤地說明，雖然我可能會暫時離開德國一段時間，一旦得到可以受到公正審判的保障，我會毫不猶豫地返回德國。與此同時，我還把這一決定告訴了ＫＧＢ柏林站站長諾維科夫。他微微一笑，說ＫＧＢ已經知道西德當局企圖以免於起訴我為條件換取我向他們洩露機密，並對我拒絕合作的立場感到欣慰。他沒有透露ＫＧＢ是怎麼知道的。諾維科夫向莫斯科會報了我們會晤的情況。幾天後，我收到他的一個口信，說任何時候我遇到危險都可以找ＫＧＢ。

出庭作證的另一名被告是波斯特，這位希望利用與我們的關係促進兩德關係正常化的企業家和百萬富翁。當年西德政府認為，與東德的任何接觸都是犯罪行為。德國統一後，他也因此而暴露。我上一次見到波斯特時，他還是一位年輕的企業家、如今坐在證人席上的他已是一位老人，一頭白髮亂蓬蓬的，臉上鬍子拉碴。他仍主張兩德之間應該實現和解。當年他正是懷著這種願望為東德做事。他稱指控我叛國的罪名荒唐無比。

我在寫給聯邦檢察官馮．施塔爾的信中說：

「過去幾十年裡，我們一直宣傳蘇聯做的一切都是對的。現在突然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怎麼跟民眾交代？戈巴契夫在東德民眾心目中威望很高。說他的做法是錯誤的難以服人。受他的開放思想的影響，東德民眾聯想到本國的輿論政策，希望享有更大的言論和出版自由。這個問題是不會自行消失的。」

七〇年代末，根據外國情報局提供的準確情報，我們瞭解到波蘭社會不滿情緒日益蔓延。華勒沙圈內有我們的耳目。波蘭最著名的知識分子米赫尼克身邊也有人向我們通風報信。不過波蘭與東德情報機構之間的關係始終彆彆扭扭。即便我們告誡波蘭當局有可能爆發騷亂，他們也聽不進去。

德國的統一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好似晴天霹靂。每一個人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和考驗。東德情報局的特務、官員和耳目很難推斷。一九九〇年夏天，他們已經看出蘇聯人對他們的死活漠不關心，莫不義憤填膺。每次情報局的高級官員來我家串門聊天時，必然會提到莫斯科的背信棄義。想當初曾和蘇聯人在一起乾過無數次的杯，如今我們處境危急，他們卻在一旁見死不救。

克留奇科夫不是我意中的ＫＧＢ首腦。可我萬萬沒想到像他這樣的聰明人居然會捲入到一次如此拙劣的行動之中。無需是情報首腦即可一眼看出，這件事從一開始就是一場鬧劇。政變的失敗意味著我已山窮水盡。在此之前，我的律師曾兩次找到我，商討返回德國的時機。做出離開蘇聯的決定已迫在眉睫。顯然，戈巴契夫在台上的日子不多了。葉爾欽很快就會大權在握。我根本不指望從他那兒得到任何幫助。

隨後的兩個月裡，我和安得烈啞開車在奧地利鄉村轉來轉去，專揀小旅店或私人出租房間住宿。有時，奧地利左派圈子裡的老朋友請我們住在他們家裡。我和安得烈婭都沒有化裝。十月三日我逃離德國的消息傳出後，各家報紙的頭版經常可以看到我的照片。不消說，旅館大廳和服務台都擺放著這些報紙。奇怪的是，似乎沒人想到我就是這個失蹤的「頭號通緝犯」。有幾次安得烈婭注意到有人仔細打量我，或有人小聲驚嘆。這種時候，我們便立即轉移他處。這段經歷極不尋常，既讓人懸心吊膽，又其樂無窮。說來也怪，我竟有一種返老還童的感覺。不過我深知我倆不可能像美國的邦妮和克萊得這一對年輕罪犯一樣永遠同警方周旋下去。

第四個法官似乎只管需要時找出有關的證據材料，一刻不停地在堆積成山的文件堆裡翻來找去。第五個法官讓人難以捉摸。他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偶爾臉上浮現出一絲讓人捉摸不透的微笑，一瞬間又消失得無影無蹤。

一九八一年，我萌發了退休的念頭。一來事業上已功成名就，二來一九七二年簽署的基本條約步履蹣跚，成效甚微。昂納克成了又一個死抓住權力不放的年邁領導人。有人勸我競選中央委員，繼而爭取進入政治局。然而在這種氣候下，我無意尋求政治上的進一步發展。再說米爾克會不遺餘力阻擋我。我把這一想法埋藏在心底，只在日記裡寫道：

後來有人捕風捉影地把我與穆得羅的會晤說成是我們這些黨內改革派人士密謀把穆得羅扶上台，在東德實行蘇聯式的改革。其實我們並沒想走這麼遠。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上台後，我和穆得羅一致認為這是一次有重大意義的可喜變化。我在日記中寫道：

對我來說，這意味著奮鬥了一生的事業就此完結。我仍然認為，如果有一個既奉行社會主義政策，又允許民眾享有廣泛的言論和集會自由及財產權利的政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可以繼續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存在下去，至少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竭力勸說參加集會的五十萬人以及坐在電視機前觀看的數百萬人不要使用暴力，並譴責了目前不分青紅皂白，把國家安全機構的每一位成員當做前政府奉行的政策的替罪羊的氣氛。這時，人群中開始發出噓聲。他們根本沒心思聽國家安全部的一位前將軍高談闊論什麼鬥爭要有理有節的大道理。

主席台呈U型。我的對面是正襟危坐的身穿紫色法袍的諸位檢察官。自奧地利邊界被捕之日起，以及此後在凱爾斯魯厄的聯邦最高法院出席的簡短聽證，我對這些人的相貌已十分熟悉。法庭裡座無虛席。

一九八〇年，波蘭成立了以華勒沙為首的獨立的團結工會。整個東歐陣營為之震動。比鄰波蘭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感受尤其強烈，擔心波蘭局勢的動盪會殃及自身。波蘭工會在民運中的帶頭作用令波蘭共產黨上層坐臥不安。工人罷工後，波蘭共產黨再也無法自稱代表所有勞動民眾了。

一九八〇年康尼著手準備拍這部電影時已身患癌症，並於一九八二年三月病故。現在只能由我完成弟弟未竟的事業。每天，我攜帶他的筆記和提綱來到辦公室，一面記下我的讀後感，一面四處查找資料。我很快|感到，這項工作比繼續幹情報這一行更有意義。以前發展新的間諜或策劃情報活動讓我興奮異常。如今只有埋頭在這本書裡時才有這種感覺。

我先後兩次去莫斯科，並待了較長的時間。第一次是一九九〇年春天，第二次是從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一直到我回國。外界謠傳說，我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情報機構的檔案材料交給了ＫＧＢ。由於這批材料不知去向，人們猜測紛紛。於是有了以上的傳言。

逗留蘇聯期間，我竭力為以前的老部下、間諜和我本人尋求政治和法律上的幫助。此外，還走訪了青年時代的老朋友，並為撰寫https://m.hetubook.com.com一本烹調書收集俄國菜譜。我兒子薩沙當時由安得烈婭與前夫生的女兒照管。他也不時過來看望我們。

一向對我有求必應的莫斯科各部門開始給我吃閉門羹。或者說，按照俄國人的慣常做法，對我的請求不置可否。有生以來我還是頭一次在蘇聯受冷遇。為了寫這本書，我需要查閱一些舊日的北約文件。這批文件當初還是我手下的間諜搞到的，並由我轉交給莫斯科。到頭來這批文件我連個影也沒看到。當然，俄國人並沒有一口回絕我的請求，只是婉轉地告訴我說，「出於技術上的原因」，無法拿到當初我親手交給莫斯科的這批文件。

此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及蘇聯的有識之士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意識到個人與國家的命運，包括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命運正處在大變動的前夜。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德累斯頓地區黨的領導人穆得羅。穆得羅頭髮灰白，說話輕聲細氣，待人彬彬有禮。他平時生活儉樸，只有一套三間住房，開一輛普通小汽車，從不去享受黨內領導人擁有的種種特權。穆得羅以講話坦率而著稱，與許多頭腦簡單、自以為是的黨內高級幹部形成鮮明對比。在一個慣於掩飾事實真相的黨裡，像他這樣直抒己見的人實屬罕見。「付我這份工資不是讓我去弄虛作假，」穆得羅曾對我說過。我在苦悶之中總算遇到了一位知音。

一九八九年三月，在東德社會動盪日益加劇的背景下，我的第一部作品《三個人》與讀者見面了。此前，東德政府剛剛查禁了一期蘇聯《人造衛星》雜誌。這一期上登有新近發表的揭露史達林罪行的研究成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蘇聯之間的分歧於是公開化了。如今東柏林反過來倒對蘇聯實行新聞檢查。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這可以說是有史以來一個情報機構斬獲最豐的一次。西德人已不再隱瞞，用於起訴十餘名東德間諜的證據中，不少是美國人主動提供給他們的。在調查我和其他人時，檢察官顯然有一個間諜化名名單，並千方百計想知道這些人的真名。例如，情報局的一位前分析員佈施一九九〇年受到盤問時告訴檢察官，北約總部裡有我們的一個人，並說出了他的化名。然而直到一九九三年夏末魯普的真名才暴露。此前，德國各家報紙報導說，中央情報局允許德國情報機構查看它單獨保存的一批檔案裡的名字。

我開始博覽群書，對各種新觀點以及對我國自稱的「當今世界上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提出的種種批評敞開心扉。其中包括魏斯所著的《抵抗之美學》。魏斯在此書中夾敘夾議，回首往事的同時還剖析了史達林主義產生的原因及後果。弟弟康尼正打算拍一部名為《三個人》的電影或寫一部同名小說，講述童年時代他在莫斯科與弗洛赫、維克多．菲舍爾和喬治．菲舍爾結下的友誼。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去三十年後，四個人在美國再次重逢。康尼參加過蘇聯紅軍，日後成為著名電影導演，東德藝術學院院長。弗洛赫的父親是著名德國共產黨人，死於史達林的大清洗中。此後弗洛赫返回德國定居。一九三九年德蘇同盟破裂後，他參加了德國空軍，對蘇作戰。戰後他定居西柏林，成了一名建築商。喬治是美軍上尉，我猜測他也許與美國情報機構有瓜葛。儘管三人信仰不同，經歷迥異，冷戰卻未能熄滅他們內心對童年友情的懷念。

電腦熱剛剛興起的那幾年裡，局裡一些機靈鬼抱怨說，情報局的檔案存儲系統太笨，使用起來極不方便。我沒理他們的抱怨。由於新聞界危言聳聽的報導，現在幾乎無人不曉，東德國家安全部在檔案庫裡存放的檔案長達幾英里。我並不否認，東德國家安全機構染上了一種癖好，四處搜集整理本國公民和海外敵人的黑材料。不過我要提醒撰寫頭條新聞的記者們，東德國家安全部檔案佔地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是它的電腦化程度極低。中央情報局的檔案恐怕不比我們少，不過肯定都儲存在電腦軟碟或卡帶上了。

「這些人都是想入非非的傻瓜。對付他們並不難。」昂納克說。

我們想再試試能否去以色列，但沒有結果。以色列人曾許諾過給我簽證，可到了維也納後又杳無音訊。我不想為了拿到以色列簽證在奧地利首都久留，以免引起別人的注意（直到一九九五年，我才去成以色列。以色列的《晚報》報社邀請我與一批摩薩德的退休官員會面並會見前總理沙米爾）。一天晚上，我和安得烈婭在下榻的一個奧地利村子吃晚飯。望著她那張楚楚動人又憂心忡忡的臉，我意識到眼下只剩下去俄國這一條路了。我當時仍抱有一線希望，戈巴契夫會在他的朋友柯爾面前為我們求情。我在奧地利給戈巴契夫寫了一封信，但一直沒有回音。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我翻出逃離德國前ＫＧＢ在柏林給我的那個祕密電話號碼，撥通了電話。接電話的是個俄國人。我按事先約定好的暗語告訴他，需要ＫＧＢ幫助的時刻已經來臨。

昂納克揚起下巴，倔強地說：「我永遠不會允許東德境內發生蘇聯正在發生的事。」我問他是否瞭解示威抗議的隊伍正在日益膨脹。他們得到了東柏林和萊比錫路德教會的支持。幾個月後，這批人成了東德不流血革命的中間力量。

我不肯就此罷休：

我向舍巴爾申透露了打算返回德國的想法。他認真聽我說完，然後兩手一攤，做了個俄國人典型的無可奈何的手勢。「米沙，這裡的情況你都看到了。我們雖是老交情，可眼下也幫不了你什麼忙了。誰料到事情弄成這個樣子！願上帝保佑你吧！」

穆得羅不過是黨的地方領導人，能否進入政治局並不清楚。顯而易見，只要昂納克在位一天，我這個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人不可能對黨的路線施加什麼影響。阿登又年紀太大，況且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內的權力鬥爭毫無興趣，只求保證自己的科研不受干擾。我們於是把改革的希望寄託在穆得羅身上。

一九八六年春天，我精心培養的傳人華納．格羅斯曼表示已準備就緒後，米爾克終於批准我退休。我任情報局局長將近三十年，今朝掛印而去無疑是情報局內的一件大事。我們都希望這次人事更迭儘可能順利平穩。我與米爾克就退休後的待遇達成了一筆交易，其中包括在一棟俯瞰施普雷河的柏林公寓裡為我新分了一套房子。至今我仍住在這套房子裡。儘管黨政高級官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享受種種特權，可說到底這些特權是與職務連在一起的。國家給予的，同樣也可以收回。為了撰寫回憶我的情報生涯的材料以供國家安全部參考以及《三個人》的劇本，我請國家安全部為我提供一名秘書，一名司機，並在國家安全部大樓裡留了一間辦公室。作為交換，我的繼任人和米爾克可以隨時找我諮詢。

「我之所以接受審判是因為我希望生活在祖國。我尊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法律，不管我同意與否，」我向法官陳述道。「然而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那一天起我才成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一名公民。在此之前，我是另一個國家的公民。」

倘若把這些分開儲存的檔案都存入電腦光碟，查找起來就容易多了。現在這種辦法雖然費點事，對我來說根本不是什麼問題。一些最重要的間諜名字早已印在了我和其他高級官員的腦海裡。當年我借助蜘蛛網模式已理清了戰後德國各家情報機構之間的關係。以後每次遇到新名字，可以毫不費力地記住此人屬於哪個情報網，很少有記不清哪個間諜或他的任務是什麼的時候。

然而我們預先發出警告也好，波蘭政府加強對民眾的防範也好，均於事無補。團結工會是一個嶄新的組織。東歐各國持不同政見者過去一向認為，任何改革必須以保障經濟和社會穩定為前提。團結工會卻反其道而行之，罷工工人處處與政府作對。後者顯然心虛膽怯，步步後退。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雅魯澤爾斯基在全國實行軍管只不過延緩了局勢的惡化。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國家安全部隆重地為我的退休舉行了歡送會。米爾克想按道統的蘇聯提法簡要地做宣佈：「沃爾夫同志，由於身患重病——」我身體好好的，不想以謊言開始我的新生活，因此堅持換一種更接近事實，儘管聽上去有點詭秘的提法：「根據本人的願望，沃爾夫將軍從沙（國情報）總局退休。」m.hetubook.com.com僵硬死板的正式歡送會後，我個人又在小範圍內舉行了一次風格調異的告別會。面對彼此可以掏心窩子的同事，我頗為動情，衷心感謝他們與我的多年合作，並隱約提到過去幾十年裡經歷過的恐懼、無奈和艱辛曲折。我相信他們一定也有同感。我還引用了布萊希特說過的一句飽含譏諷的話：「一名共產黨員頭戴的鋼盔上彈痕纍纍。有些是敵人的子彈打的。」

由於我精通俄語，在莫斯科又有許多熟人，上面讓我出面疏通疏通。我給切布里科夫打了電話，可碰了一鼻子灰。他提醒我，這種事屬於黨務。情報機構無權過問。

鑒於勃蘭特倒台時金科爾在內政部任職，之後又擔任過西德情報首腦，我的辯護律師要求德國統一後任外交部長的金科爾出庭作證。金科爾在幕後參與了倒勃蘭特的卑鄙勾當。時至今日，這些不名譽的事才在對我的審判中被當眾抖摟出來。我與金科爾同出生在黑欽根鎮。小鎮附近有一座霍亨索倫王朝時期修建的城堡。

凱爾斯魯厄地區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特別要求在杜塞爾多夫法庭審理我的案子。早在紀堯姆事件之前，杜塞爾多夫法庭就以判決之嚴厲而聞名。該法院的法官在西德同行中屬於最鐵面無私的。對我提出的指控書長達三百八十九頁。開庭前我的律師已屢屢碰釘子。現在又收到了這麼一份起訴書。等待我的是什麼可想而知。五位法官魚貫而出，各自在自己座位上落了座。對我的正式審判終於開始了。預審期間，我曾仔細打量過法官席上這四男一女的尊容。一年前我在庫龍受審期間出庭作證時曾見過他們一面。

德國當局當然不甘心就這樣讓我悄然無聲地回國。我們來到位於拜恩一格梅因的德奧邊界後，德國一側的警察已恭候多時。他們客氣地示意我下車，敷衍了事地搜查了行李。一位官員面有難色地解釋說，這是為了查看裡面是否藏有武器。我的大兒子麥科爾趕到邊界為我們送行。我和安得烈婭跨過邊界後，被帶入一輛賓士防彈轎車。我們自己的車交給了麥科爾。我坐的車後面跟著另一輛賓士防彈轎車，裡面坐著檢察官和我的律師。

八月底，驚魂未定的戈巴契夫返回克里姆林宮後，我約見了暫時代理ＫＧＢ首腦的舍巴爾申。名節掃地的克留奇科夫這時已被逮捕。舍巴爾申面對情勢的驟變顯得迷惘不解。蘇聯國內局勢亂成一團。ＫＧＢ內分裂成支持和反對政變的兩派。這種時候，他自顧尚不暇，那裡還有心思管我？不過興許他會念及過去共事的舊情，最後一次挽留我？

抵達莫斯科後，舍巴爾申在位於亞塞涅沃的外國情報局總部設宴為我們接風。賓主共同舉杯，慶祝我安然脫險。然而席上的氣氛卻顯得頗為拘謹。主人為我沒有得到戈巴契夫更多的幫助感到尷尬。老熟人克留奇科夫沒有出面見我，只透過費林和蘇共中央向我轉達了他的問候。這位ＫＧＢ首腦告誡我不要回德國。顯然，蘇聯上層內部對我投奔蘇聯一事內心不無矛盾。一方面，出於過去的情誼，他們感到向我提供庇護義不容辭。另一方面，又不想張揚此事，以免損害與波昂這一更重要的關係。

這一警告顯然是給昂納克打算正式訪問波昂的計畫潑冷水。這兩位外交部官員告訴我，兩國首腦的會晤在冰冷的氣氛中結束。昂納克因受到羞辱怒不可遏。回到東德代表團駐地後，他一反常態，大發脾氣，罵契爾年科頤指氣使。返回東柏林後，昂納克對米爾克傾吐了自己內心的無奈和不滿，表示不管莫斯科如何反對，他決心實現訪問波昂的計畫。與此同時，蘇聯報刊開始大肆攻擊昂納克。

杜塞爾多夫法院駁回了我的律師的申請後，我馬上決定主動承認自己有罪，以節省法院的時間。檢察官稱，我多年來一直擔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國情報局局長。顯而易見，證明這一點無需任何證據或證人。首席檢察官還稱，他握有我犯罪的證據，可以證明我曾親自會見過間諜並向他們面授機宜。我不需要麻煩法院去一一調查這些會面是否屬實，因為我根本不想否認這類指控。我是一位事必躬親的情報首腦，而不是坐在辦公桌後面，指使他人出生入死搞情報的官僚。對此我感到驕傲。

西德人是在位於蘭利的中央情報局總部裡看到這批名字的。早在兩三年前美國人就搞到了這個名單。為什麼中央情報局等了這樣久才告訴西德人？顯然，美國人這一次如此興師動眾決不是為了偵破東德特務。破獲的東德間諜不過是順手牽羊的結果。他們獵取的目標就在美國國內，即找出隱藏在中央情報局內的年復一年洩露美國機密的鼴鼠。他們知道此人就隱伏在自己身邊，而且危害極大，可就是查不出他是誰。一九九〇年春天哈撒韋找到我正是為此事而來。

夏天，報復空氣越來越濃。一項給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情報人員大赦的法案在波昂議會上受到阻撓，未獲透過。我毫不懷疑，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德國統一之日，也是我被捕入獄之時。徵求了律師和朋友的意見後，我決定暫時離開德國一段時間，希望能夠在國外繼續想辦法保護我的老部下。他們中最後一批人於一九九〇年四月離開國家安全部。動身前；我給聯邦總統魏茨澤克、外交部長根舍及勃蘭特分別寫了信，表示決不想再次漂泊海外：

我決定利用這本書在東西德同時出版的機會公開站出來支持改革，反對病入膏肓的現政權。我表示不贊成查禁最近一期的《人造衛星》雜誌。當西德的一位電視台記者問我對戈巴契夫怎麼看時，我回答說：「我為蘇聯有他這樣的領導人感到高興。」

庫龍的受審預示著我以後的日子不會好過。看到他癱坐在被告席上，面容蒼老。憔悴，我不禁心中一震。拉近了看，德國統一原來就是這麼回事，我默想。上次出庭，我作完證就可以走了。這次卻要待在這裡，接受同一批法官的審判。他們身披黑袍，坐在一隻巨大的老鷹徽記下面，看上去怪誕陰森，猶如博斯油畫作品裡的人物或是來自戈雅畫的夢魘世界。隨後漫長的七個月裡，我熟悉了他們的每一個表情，每一個動作。

我由此推斷，一定是情報局內部有人為了得到一大筆錢並免於受到德國當局的起訴出賣了這批資料。不要忘了，東德情報局美國處處長拒絕了中央情報局用一百萬美元換取這批資料的建議。我之所以覺得這批資料直接落入中央情報局之手，而沒有給俄國人的一個原因是，報紙上刊登出了東德情報機構把這些檔案透過ＫＧＢ柏林站交給了俄國人的消息。出於各種原因，我覺得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不禁懷疑這則消息是有人故意放出的煙霧彈，試圖掩飾中央情報局與一名東德情報官員之間達成的幕後交易。

（我在日記裡寫道）奇怪的是，康尼好像就活在我的眼前。大家好像都理所當然地認為，我會接著康尼的劇本寫下去。他們對此充滿希望。對認識康尼的人來說，早日看到這本書乃是他們的一大心願。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時間的緊迫。此事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第二天，我聽說我成了政治局成員在每週一次的碰頭會上討論的話題之一。米爾克打電話通知我，政治局認為我的表態是對黨的領導人的攻擊，並決定我不得在即將舉辦的萊比錫書展上就《三個人》一書接受新的採訪。借用美國政治中一種粗俗卻入木三分的說法，我在帳篷裡往外尿了一輩子後，現在開始體會到人在帳篷外往裡尿尿的滋味。我沒有去正面頂撞政治局的決定，而是繼續在全國各地巡迴推銷我的書。此時正值國內危機日益加深。民眾對五月份選舉中統一社會黨靠操縱選舉程式得以繼續執政越來越反感。

我和諾維科夫一致認為，危急關頭我和妻子自己想辦法逃離德國，以避免造成蘇聯人插手的印象。必要時，我可以撥一個祕密電話號碼，ＫＧＢ會助我們一臂之力。事到如今，這已是我們能夠指望的最大協助了。我當時仍心存一線希望，在歐洲避上幾個星期的風頭後，待德國國內的迫害浪潮平息下來即可回國。

隨後的七個月裡，檢察官指控我親自操縱了三十餘名重要的間諜。其中一些人還被傳到法庭上作證。我從而有機會再次見到並觀察許多因共同的信仰和事業與我共事多年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倒應該感謝法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和我一樣，親眼目睹了自己所信仰的社會制度土崩瓦解。然而他們不改初衷，維護了自己的尊嚴。我感到極大的安慰和鼓勵。

我不無痛苦地意識到，逃避過去是枉然的。我必須習慣為國家安全部的所作所為以及我為之效力的制度的一些陰暗面承擔責任，雖然我對這類行為既不知情，也沒有同意過。當然，對人群中有人哄我這一點我是有準備的。不過那一天總的感覺是痛快極了。我為自己終於站出來講出心裡話感到如釋重負。晚上回家後甜甜地睡了一覺。這是我幾週以來睡的第一個好覺。

一九八三年初，我窺探到了華沙條約組織已病入膏肓的實情。隱藏在北約組織內的頭號間諜魯普設法搞到了一份北約分析東西方在全球範圍內力量對比的報告。該報告對蘇聯體制的種種弱點以及它在軍事和經濟領域的日益衰弱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我心裡清楚，西方對社會主義陣營內存在的問題所做的分析相當準確。我同樣清楚地知道，那些「花崗岩腦袋」——對現實不滿的人送給我國年邁的領導人這一綽號——不會採取任何行動改變現狀。情勢似乎無可救藥地一天天惡化下去。我情緒低落消沉，深感再幹下去意思不大。和-圖-書

我與加比恢復了通信，彼此互相鼓勵。她常常給我打電話並表示，透過與我的交往，她有了正視過去的勇氣。加比還積極參加了一個爭取儘早結束對其他東德間諜的起訴的團體。這些間諜的案子一直拖著，無法定案。如今我與加比通信用不著使用密碼，也無需透過祕密管道傳遞。我們這一對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間諜結果成了朋友。

可惜情報局的制度不允許這樣做。東德垮臺時，我已退休三年。新局長是我一手挑選的格羅斯曼。他工作勤奮，深受局內年輕人的喜愛。我從未打算退休後繼續垂簾聽政。格羅斯曼也清楚地表明，他不想受到任何人的牽制。偶爾，他會就我在任時經手的一些活動徵求我的意見，但絕大部分時候喜歡自行決定。不過我把辦公室的鑰匙交給格羅斯曼時特別叮囑過他一點：萬萬不可把間諜檔案存入電腦光碟。

十一月二十八日，西德總理柯爾就德國統一問題提出了一項十點計畫。此後，特別是十二月四日這一天在萊比錫每個星期一舉行的集會上，開始出現零星的呼籲德國統一的標語。然而那一天在東柏林，沒有人喊出這樣的口號。講演人和參加集會的群眾各自闡述了對祖國未來的不同想法和觀點，但大家有一種強烈的同舟共濟的感受。今天想來，那一天恐怕是我們憧憬的社會主義理想的末日。

一九八三年二月，我利用訪問莫斯科的機會告訴米爾克，我已開始考慮退休。那年我滿六十歲，米爾克七十五歲。我倆都該考慮找人交棒的問題了。米爾克不耐煩地揮了揮手。我不肯退讓。他沉吟了片刻後終於原則上同意我退休，但以上司的口吻告訴我，具體退休時間要由他定。他已聽說了我打算寫完康尼開了一個頭的《三個人》劇本，嘲諷地說：「哪有情報首腦寫劇本的！」不管怎樣，反正我把退休的事提到了桌面上。

當年夏天，東德人透過匈牙利新開放的邊界潮水般地湧入西德。我和其他幾位深諳國家安全部的有頭腦的同事一樣，十分擔心會爆發流血事件。醞釀了幾十年的積怨已接近沸點。我找到昂納克的當然傳人、身材結實然而缺乏想像力的克倫茨，表達了自己的憂慮。如果動用已呈如驚弓之鳥的國內安全部隊對付示威者，流血事件恐怕在所難免。這些部隊只從手冊上見過這種場面，根本沒有對付它的經驗。我遞給他一份備忘錄，裡面解釋了下一步應採取的步驟。克倫茨一副愁眉不展的樣子。

下一步我和律師打算透過證人的證詞以及政府檔案中的證據說明，東西德情報人員的活動從法律意義上講沒有什麼不同。證明了這一點，檢察官審判我的主要依據——向ＫＧＢ遞送情報的行為構成了叛國罪——也就不存在了。以此類推，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例子為自己辯護：西德聯邦情報局也同樣賣力地向它的美國盟友——中央情報局——傳遞情報。

這批材料是從何處搞到的？是不是被轉錄到了光碟上？八〇年代初，戰爭氣氛十分濃厚。東德制定了細緻的疏散轉移計畫，甚至還在格森地區修建了一個特殊地下掩體，供我在這裡繼續指揮手下的間諜，好像爆發核戰後我仍可以透過無線電或其他手段找到他們似的。我覺得這種做法頗為荒唐。這個地下掩體我只去過一次。真的打起核戰來，反正也來不及躲進來。我相信，就在緊張備戰的熱潮中，所有間諜的登記卡被匯總到一起並存入電腦光碟。是誰下令這樣幹的，我無從得知。此後，高級官員若想複製含有間諜名單的光碟就容易多了。

我想退休還有一個純粹的個人理由：我愛上了另一個女人——安得烈婭。我的第二次婚姻瀕於破裂。一次我去妻子克麗斯塔家鄉凱爾．馬克思城出差，結識了安得烈婭。一九八五年，她與丈夫又來我家做過客。年輕時，安得烈婭因試圖逃離東德坐了四個月的牢。此事雖已過去多年，聽她講述這段經歷時我心裡很不好受，感受到本國民眾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一向覺得外國情報局局長幹的工作和國內鎮壓並不沾邊，屬於正當職業。然而看到本國異己分子以及那些無非是想移居海外的人受到如此粗暴的對待，我不禁羞愧難當。

出庭作證的證人無奇不有。他們中既有東德人，也有西德人，身世經歷各不相同，向我們出賣情報的動機更是五花八門。在法庭上與加比見面的那一刻令我心碎。她走進法庭時，扭過臉避免看到我。報導這次審判的新聞記者把這一舉動解釋為她與我決裂的一種表示。其實她在極力控制著自己的感情。加比是個極其冷靜的證人，拒絕順從檢察官的意思，把我說成是斯文加利式的人物，透過要挾和其他高壓手段迫使婦女充當東德的間諜。她看上去因內心痛苦而面色蒼白，竭盡最後的力氣對付法官的提問。我深知這對她有多麼不容易。她和庫龍的不幸遭遇又一次使我痛苦地認識到，昔日我以為情報局人員牢不可破的榮譽感沒能經受起風雲變幻的考驗。

一九八四年八月，昂納克與契爾年科的首腦會議只開了一天，並以失敗告終。結果這位總書記和數百萬東德公民一樣，無法訪問西德。他被迫在西德問題上剎車急轉彎，發表了一個聲明，稱「目前的大氣候」不適於召開一次東西德領導人的首腦會議，因此必須暫時擱置一邊。昂納克緊繃著臉，對助手平靜地解釋說：「暫時擱置不等於『取消』。」

總登記簿裡面貯存有間諜（按名字、出生年月日和地點排列）的檔案以及出於各種各樣的理由搜集的幾十萬人的材料。每個處單獨保管自己的一批卡片，最多不超過六十至一百名間諜。每個間諜都有一張卡片，上面記有化名、位址和所屬單位，比如他所在的部、公司或其他單位。卡片上從來不寫間諜的真實姓名。每個處的這一小疊卡片通常由一名可靠的高級官員保管。局勢緊張或爆發戰爭時，他負責把這疊卡片從國家安全部帶到我們的臨時總部。任何未經授權的人若想搞清一個間諜的身分需要在浩瀚的文件堆裡查來找去。如此明目張膽地試圖把間諜的化名與真名對上號的行為必然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我們這兩位東西德情報機構的首腦終於在法庭上見了面。我因為幹這一行成了被告，而金科爾日後卻成了一位高級政治家，在華盛頓、倫敦和莫斯科受到歡迎。至於他過去幹過情報工作這一點，沒有人在乎。金科爾的助手事先處心積慮地做出安排，確保我倆去法庭的途中不會碰上。我知道金科爾內心對我厭惡至極。世人看到我倆在法庭對面而坐，有可能感到我們這兩個情報首腦從事的活動無所謂誰善誰惡。一想到此，他一定惱怒不已。為此金科爾一直拖到馬上要開庭時才露面，坐到了證人席上。對我的存在，他故意視而不見。過了片刻，連他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於是衝我點了點頭。

前面已講過，我上任不久即建立了一套頗為複雜的相互參照查索系統。按照這套制度，任何人若想從我們檔案中確認一個間諜的身分需要瞭解三至五個（取決於守密程度的大小）互不相關的細節，還要經過守密部門的批准才能閱讀三套相互關聯的文件。

我的律師首先提出，位於凱爾斯魯厄的德國最高法院——聯邦憲法法院——做出我是否應受到審判的裁決之前，暫停審理此案。在此之前，負責審理接替我任外國情報局局長的魏爾納．格羅斯曼一案的柏林法院表示，最高法院就統一後的德國法院審判前東德情報人員是否有充足的法律依據做出裁決之前，拒絕受理格羅斯曼的案子。我因此懷有一線希望。然而憲法法院的法官一口回絕了我的律師的申請。

布萊希特有個精力充沛、深明大義的孫女，叫約翰娜．沙爾。她邀請我參加定於十一月十四日在東柏林開闊的亞歷山大廣場舉行的一次示威活動。這是一次呼籲和平變革的集會。我深知現在已不是謹言的時候了。參加這次集會的還有作家沃爾夫、海姆和米勒以及反對派團體「新論壇」的領導人博萊和賴希。面對眼前晃動的要求結束一黨專制的標語牌海洋，我心裡明白，統一社會黨獨攬大權的末日已經來臨。

此後，我與穆得羅每年都要見上一兩次面，彼此交換看法。但我並沒有為他上台在幕後積極奔走串聯。如果確有此事，我現在會驕傲地公佈於眾。令人痛惜的是，我和穆得羅都沒有及時袒露自己內心的絕望心情。和朋友或知根知底的老同事在一起時，我倆毫不掩飾對現狀的不滿。但也僅此而已，並沒有積極地去推展改革。和眾多人微言輕的人一樣，我與穆得羅坐等黨內出現一位救世主取代昂納克，為我們開闢一條新航線。

需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護的是加密的卡片總索引。查詢某一間諜的身分和任務絕對離不開它。這套卡片總索引到了什麼地方，我也說不準。東德垮臺時，我若仍在位的話，很可能會把它轉移到莫斯科。然而我們事先並沒有想到國家崩潰時如何處理這批檔案。情報局以為，一旦爆發戰爭，這批檔案肯定會被轉移到位於柏林市東邊格森的戰時總司令部裡。不過每個處都有自己的緊急藏匿地點。一九八九年時，如何安置這批檔案取決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國情報局局長。

此事過去五天後，我在波茨坦的一家作家俱樂部正在參加《三個https://m.hetubook.com.com人》一書的討論會時，門突然被人撞開，一個小伙子喊道：「邊界開放了！」滄桑之變，竟在這一瞬間。一夜之間，我畢生獻身的世界土崩瓦解。當天晚上，千家萬戶的電視機裡播放出柏林圍牆坍塌的畫面。這道曾鞏固了意識型態對立的混凝土屏障沒過多久淪為一塊塊碎石，被人們當做紀念品收集。從現在起，我不得不去適應一個新的世界。迄今為止，它一直是我的敵人。在這個世界裡，我成了一個陌生人，一個來自破滅了的烏托邦的逃難者。

昂納克訪問波昂的計畫擱淺後，我們與莫斯科在其他方面的關係也蒙上了一層陰影，兩國關係空前緊張。兩位領導人誰也不想先找個台階下。為了安排昂納克與契爾年科直接通一次電話，甚至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進行巧妙的外交周旋。透過竊聽電話，我們偷聽到波昂政府發言人伯林與另一位西德高級官員討論莫斯科與東柏林頂牛兒的部分談話內容。「這件事越來越熱鬧。《達拉斯》和《王朝》兩部電視劇加在一起也不如它好看！」伯林評論說。

我將一份我方的分析意見連同報告交給了米爾克。米爾克再透過ＫＧＢ頭子切布里科夫把它轉給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我們的這份「評論意見」既不能掩飾北約報告描繪的這幅黯淡圖景，又不能顯得我們在一旁看笑話。為了把握好調子，我找了一批年輕有為的助手苦思冥想。

儘管對我提出起訴一事荒唐無比，而且不少人對起訴我的法律依據表示懷疑，法院仍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對我提出起訴。叛國罪可判六年徒刑。法院判決我有罪。我的律師向高級法院提出上訴。高級法院又請聯邦憲法法院做出裁決。一九九五年六月，憲法法院裁決，不得以叛國或從事情報活動的罪名起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情報官員。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八日，聯邦高級法院不得不接受我的律師的上訴，推翻了判我有罪的結論，把此案退回給杜塞爾多夫法院。

德語裡「叛變」一詞按字面解釋是「叛國」的意思。稍有常識的人不難看出，把這個罪名安在我的頭上十分荒唐。我背叛的到底是哪個國家？毋庸諱言，我當然沒有背叛自己的祖國，也沒有出賣過我的部下。我不明白，以背叛他國的罪名把我送上被告席究竟依據的是哪一家的法律？

昂納克覺得蘇聯人不僅在外交上，還在經濟上處處與他作對。莫斯科逐漸削減了向東德出口的低於國際市場價格的石油。「我們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昂納克常愛把這句話掛在嘴邊，對東德一沒有足夠的財富，二沒有實力可以我行我素的事實視而不見。為了跟莫斯科鬥氣，他搞了一些毫無意義的小動作，如同中國改善關係。

我和安得烈婭決定返回德國前先在奧地利歇歇腳。一是為了鬆弛一下過去幾週緊繃的神經，二是在這裡更便於與我在德國的律師取得聯繫，為我儘可能不聲張地返回德國做好安排。可惜這只是我們的一廂情願。蘇聯人在我離境後發表的一項正式聲明中洩露了我的去向。他們倒不是想有意陷害我，而是疏忽大意所致。奧地利警察和情報機構接到命令，將我逮捕並移交給德國當局。

我和安得烈婭隱居鄉下，埋頭閱讀整理康尼描寫三個人經歷了冷戰後仍未泯滅的友情的初稿。多年來我第一次感到心情舒暢坦然。《三個人》一書隱含地批評了史達林主義，歌頌了超越兩種敵對的意識型態的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我深知該書出版後，會在東德產生相當大的反響。我決心提出一個東德國內從未公開討論過的課題：史達林的恐怖統治以及大逮捕年代的瘋狂。借助戈巴契夫開放政策的東風——昂納克拒絕倣傚蘇聯在東德推行開放政策，東西德的兩家出版社同時出版了這本書。

與此同時，我和一位導演朋友還合作拍了一部描寫我父親一生的電影。《一個凡人的自白》一片即將上映前，我接到通知，其中一段內容因涉及史達林的罪行需要刪除。我表示不能同意。然而我出國期間，影片中的這部分內容還是被砍掉了。對這種隱瞞歷史（由此類推，也是隱瞞現實）的荒唐行徑，我忍無可忍。同大多數東德人相比，我還算是幸運的，因為我可以見到總書記。我找到昂納克，向他反映了這一情況以及聽到的其他一些作家的類似遭遇。他們的作品曾因涉及政治上敏感的問題被武斷地刪來改去，對此他們毫無辦法。和以往一樣，昂納克待我十分客氣，甚至表示，事先不告訴我和其他作家就刪改作品是粗暴的做法。隨後他承認，刪掉電影中揭露史達林暴行的那部分內容是他個人的決定，並不肯做任何實質性的讓步。我抱怨說，不提史達林的罪行就無法描寫三〇年代蘇聯的那段歷史。昂納克回答說：「你難道沒看出來？如今蘇聯那邊，歷史一天一個樣。這都是讓開放政策攪的。」

一九九一年，我們隱藏在西德聯邦情報局內的優秀間諜、身居要職的加比被送上法庭。顯然，她被出賣的時間要早得多，當時西德的出價也比後來低得多。她的男友凱爾利施克為求自保將她拋棄，不肯提供對她有利的證詞，並公開說，與她繼續保持關係沒有任何前途可言。凱爾利施克因從事間諜活動被判處有期徒刑。由於他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民，法院判處緩期執行（所有國間諜罪被判刑的東德人都獲緩期執行，只有我一個人例外！）。加比因為是西德人，被當做出賣祖國的叛徒判了六年半徒刑。凱爾利施克獲釋後，跑到法院對面的一家義大利餐館大吃大喝了一頓，慶祝自己重獲自由。與此同時，與他好了二十餘年的女友被帶到慕尼黑附近的一家女子監獄服刑。顯然，凱爾利施克既不忠於女友，也不忠於我們。對他來說，當初幹這一行不過是為了謀生。

我拒絕了他的建議，堅持與安得烈婭結婚。米爾克氣得要死。有同事透露說，米爾克下令竊聽我的電話。我現在開始體會到受到政府懷疑的普通東德人遭受的種種不便。克麗斯塔也被置於二十四小時監視之下，恐怕她會投敵叛變。一次在保加利亞度假時，她還是設法甩掉了跟在後面的尾巴，結識了一位西德商人。米爾克斷定此人是西德情報機構派來勾引她的羅密歐。當初我想出的羅密歐手法今天反用到我的前妻身上，真讓人哭笑不得。那段時間，我做好了精神準備，說不準哪一天西德的一家小報會突然登出前妻的照片以及我們婚後生活的細節。最後，在國家安全部答應給她一筆錢並安排一個稱心的工作的誘惑下（也許她本人也不無理由地猜到了西德情報機構正試圖用羅密歐之術拖她下水），克麗斯塔選擇了留在東德。

如果把這類檔案儲存在電腦裡，安全主要靠暗語和不同的守密等級來保障。專家們試圖說服我，一個電腦化的存儲系統萬無一失。每回他們都講得天花亂墜。然而幾週或幾個月後，某家報紙卻報導說，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在自己臥室裡以「駭客」手段侵入了軍方的電腦網路。我從來不相信電腦。

首席法官瓦格納有一張寬寬的臉龐，警覺的眼睛，行動遲緩無力，活像一頭老貓頭鷹。他外表沉靜，謙和。然而一個證人如果毫無防備的話，隨時會被他餓虎撲食般地撲倒。坐在瓦格納和一位瘦臉女法官（她好像拚命想記錄下審訊過程中聽到的每一個字）之間的是一位年紀較輕的法官，臉色慘白，急於表現自己是瓦格納手下的第二號人物。可除了不停地給自己的上司端茶倒水外，幾乎輪不到他講話。

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五日，一群憤怒的人，其中有些人是有備而來的，衝進我曾服務過的國家安全部內，搶走了裡面的檔案。這批材料隨後落到西德情報機構手裡。其中部分經過精心挑選的內容被洩露給了新聞媒體。由於一般老百姓只聽說過米爾克和我，每天針對我的攻擊謾罵之聲幾乎不絕於耳，尤其是在前西德紅軍派的恐怖分子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庇護一事上。對於攻擊我的人來說，找不到可以證明我個人與紅軍派成員打過交道的證據無關緊要。憑我在國家安全部裡的一個部門幹過這一點就足以給我定罪。

俄國人如果拿到這批卡片索引會做多大的文章？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外界紛紛猜測，莫斯科會收下這批間諜，利用他們的知識繼續刺探西德的情報。這批人對西德的瞭解可謂透徹。我對這種說法深表懷疑。換了我是俄國外國情報局首腦的話，我會覺得這批間諜使用起來風險太大。最後幾年的風風雨雨清楚地表明，社會大動盪時期，平時顯得忠心耿耿的人也會叛變。

可我無意讓摩拳擦掌等我回國的新聞界這麼快就如願以償，於是又一次在奧地利同警方玩起了捉迷藏。報界評論員和漫畫家先是感到滑稽，隨後開始對奧地利當局的無能冷嘲熱諷：在自己小小的國家裡，居然連一個退休的情報頭子都抓不到。報上天天可以看到有關我的消息。後來簡直成了一場鬧劇。我和安得烈婭於是來到維也納，主動到警察局投案自首。和-圖-書奧地利警察客氣極了，安排我們在一個避開記者的地方住下。離開德國將近一年後，我在律師的幫助下做好了回國的準備。

眼看地平線上烏雲密佈，東柏林的國家安全部及與波蘭接壤的東德各省國家安全局分別成立了關於波蘭問題的特別工作組。對外國情報局來說，當務之急是摸清支持團結工會的西方政府、政黨、情報機構以及諸如工會之類的民間組織的真實意圖。波蘭情報機構的同事請我們幫助監視流亡海外的波蘭人組織，尤其是位於慕尼黑的自由歐洲廣播電台和在巴黎辦的《文化》雜誌。波蘭騷亂最嚴重的時候，我們徵得波蘭內政部的同意，直接在波蘭國內搜集情報，並制定出種種宣傳方針，積極引導波蘭國內的輿論。同時，我們還掌握了西德情報機構內負責波蘭海外人士部門所從事的種種活動，從而可以針鋒相對地予以還擊。

金科爾不過是回答了幾個不甚重要的問題。然而我與他在法庭上的相遇可以說是德國統一後東德人遭受的精神創傷的一個寫照。東德人過去的一生被置於台面上，任憑拿著手術刀的西德人隨意解剖。西德教師僅憑東德教師在另一種制度下執教這一點就可以全盤否定後者，不管他多麼稱職，或是多麼受人尊敬。借用今天一種新的說法，東德外交官因為「與前制度的瓜葛太深」丟掉了工作。而不久前還和他們坐在一張談判桌前的西德外交官卻繼續官運亨通。東德間諜坐到了被告席上，而西德間諜卻在證人席上。

不幸的是，我和律師無法在法庭上做這種比較。法官裁決，西德聯邦情報局的活動不屬於他的法院審理範圍之內。檢察官於是揪住一點作為指控我的主要依據：東德情報局充當了一個非正義政權的工具。他據此聲稱，我們情報局本性是侵略的，而冷戰期間另一方情報機構則是防禦性的，因而也是無可厚非的。他的法律依據是西德制定的基本法。根據該法，西德聲稱對前德國的全部領土擁有主權。

凝視從我面前走過的昔日的特務和鼴鼠，我不禁思忖道：過去的一切是否值得？我為撰寫本書陷入對往事的回憶時，這個問題常常縈繞心頭，揮之不去。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試圖審視二十世紀後五十年的風風雨雨，思考自己作為一個情報機構首腦在其中起的作用。雖然我們情報局成就卓著，仍無法挽救它為之效力的制度的滅亡。冷戰時期的一切無法以黑白畫線，只有深淺不等的灰色之分。無視這一點，就無法正確地認識過去，走向未來。正如我在法庭上陳述的那樣：

一九九〇年下半年，我從ＫＧＢ內部得到消息，存有東德外國情報局高度機密資料的光碟落到了中央情報局手裡。中央情報局組織大批人馬正在突擊解譯這批材料。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這批檔案被轉錄到了光碟上。此後不久，魯普和維南德等人相繼落網。能夠洩露這些人身分的原始材料只能來自我們情報局的卡片總索引，其中包含了有關潛伏在西德的東德間諜的種種細節。

紀堯姆出庭作證那一天，法庭裡擠得水洩不通。人們從他臉上已找不到當年曾是勃蘭特左臂右膀的那個人的影子。紀堯姆被捕後在獄中度過了七個春秋。後來又犯了一次心臟病。這一切在他臉上留下了痕跡。檢察官威脅說，如果他拒絕出庭作證，有可能再次受審。他這才被迫同意出庭。當檢察官問他對多年欺騙勃蘭特作何感想時，紀堯姆平靜地回答說：「我這一生為兩個值得尊敬的人忠心耿耿地工作過：馬卡斯．沃爾夫和威利．勃蘭特。」紀堯姆重提他曾把勃蘭特的挪威文件轉交給我們時，法庭上出現了片刻的騷動。我不禁衝他苦笑了一下。不過我和律師事先已商量好，不說任何可能對他不利或導致重新審判他的話。兩個老同事在大庭廣眾之下就此事爭吵絕非我倆所願。

我讚揚了戈巴契夫的改革。在場的人不禁面面相覷。他們知道，我國領導人一直避而不提改革開放。最後，我引用了父親寫的一首題為《一個凡人的自白》的詩結束了發言。這首小詩真實地反映了他的性格。我覺得它也是對我的真實寫照。詩的大意是：

出庭作證的人中還有我手下的一位「超級羅密歐」，施勒特爾。他使我回想起往日荒唐的計謀和大膽的把戲。檢察官一一列舉了施勒特爾的成績後質問他：「你是不是覺得自己是上帝送給女人的禮物？」我手下的這位官員和往日一樣憨直，大步走到我坐的被告席邊，敬了個禮，大聲說：「將軍，在你手下幹不勝榮幸！」此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我們穿過法院正廳，走向位於地下一層的法庭的路途中又與從後門湧入的一批記者迎頭相撞。我一把抓住安得烈婭的胳膊，疾步下樓來到安靜的法庭。

我現在唯一能做到的是幫助加比堅強地面對這一切。加比擔心昔日我打的保票不過是逢場作戲，目的是說服她為我們工作。如今她真的出事了，我的許諾會變得一文不值。我給她回了一封信，重申「任何時候我們都沒有只把你當作齒輪上的一個齒，或是這場巨變中的無數受害者中的一個。在這場大變動中，我們大家或多或少都深受其害。這一切在信上是很難講清的。我自認為很瞭解你，但我倆的經歷畢竟太不一樣了，尤其是最近幾年。不過共同的命運卻把我倆連結在一起。我的安慰決不是敷衍你的陳詞濫調，而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

這一時期背叛事件層出不窮。加比的被捕和判刑是我遭受的最沉重的打擊。加比從監獄裡給我寫了一封信，對她被東德情報機構的一位高級官員出賣而怒不可遏。我對此深感內疚。過去我曾多次向她保障，她的事永遠不會洩露出去，而且我們會一直保護她。沒想到一個猶大出賣了她。看到她身陷囹圄，又無能為力，我心如刀絞。一想到加比在囚室裡孤苦伶仃，思念自己的孩子，內心受到自責的煎熬，耳聞目睹西德新聞界肆意歪曲她的動機和行為，我痛苦至極。

我坐在這間法庭裡充滿了諷刺。身為前東德外國情報局局長，我卻因在聯邦德國從事間諜活動受到統一後的德國司法機關的審判。更耐人尋味的是，這間法庭正是一九七五年審判紀堯姆夫婦的地方。當年審紀堯姆時，西德政府的部長以及聯邦情報局和憲法保衛局的高級官員先後來此作證。證詞一律予以守密。為了確保作證內容不被人竊聽，特別修建了這間地下法庭。選擇這樣一個讓人感慨萬分的地點開庭絕非巧合。

一直到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們在莫斯科過得十分愜意。然而我極其思念在德國的家人和同事，渴望回到他們中間。留在蘇聯意味著隱姓埋名了此一生，與流亡者沒什麼兩樣。入夏，蘇共中央邀請我和安得烈婭去黑海海濱雅爾達專供要人住的一棟別墅度假。與此同時，戈巴契夫也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度假。這是他作為蘇聯領導人度過的最後一個假日。正是在這裡，一個由部分政治局委員組成的代表團不期而至，向戈巴契夫宣佈免除他的一切職務。策劃這場政變的不是別人，恰恰是ＫＧＢ首腦克留奇科夫。

九月二十八日，距德國統一還有六天，我和安得烈婭悄悄打點好行裝，動身去奧地利。我們持的是真護照，開的也是自己的車。我可不想因為一點雞毛蒜皮的違法行為被人抓住，因此出國旅行從來不持假護照。我們像夏末去山區度假的旅遊者一樣，駕車駛向德奧邊界。邊防警察漫不經心地掃了一眼我倆的護照，揮手放行。待車子駛到警察視線之外後我停下車，與安得烈婭緊緊擁抱，好似一對寄宿學校逃學的頑童。

兩天後，一位俄國特務在匈牙利邊界接上我和安得烈婭，開車橫穿匈牙利平原。路上休息了一天，我們一行三人開車經烏克蘭駛抵莫斯科。雖然渾身精疲力竭，卻有如釋重負之感。逃亡的日子終於結束了。

雖然加比的男友因是前東德公民免於受到叛國罪的起訴，同一規則卻不適用於我。一九九三年五月四日，我來到位於杜塞爾多夫的州高級法院，接受對我過去畢生事業的清算。法院外面擠滿了採訪的記者和好奇的群眾。我和安得烈婭在一左一右兩位律師的陪伴下艱難地從人群中擠過。仰頭望去，法院塔樓上是一隻象徵舊日德意志帝國的張著雙翼的老鷹徽記。這種德皇時代的遺跡在戰後的德國已十分罕見。法院門口簇擁著一群迫不及待的記者，等著這場好戲開場後好做文章。一看到我們，呼啦一下子湧了過來。

十月十八日，昂納克和歷史上所有獨裁者一樣，在眾叛親離之後被迫下台。沒有哪一個人出面對此承擔責任。然而如果沒有米爾克的積極參與，任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領導人是不可能被攆下台的。克倫茨被扶到了總書記的位置上。他在電視台發表了一通不痛不癢的呼籲和解的講話。面對極其嚴峻的情勢，他顯得力不從心。

這是不是說雙方沒有任何責任，不應受到任何指摘呢？當然不是。冷戰是一場無情的較量。雙方為了贏得勝利都犯有罪惡。如今冷戰連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已從報紙頭版中消失，成了歷史學家研究的對象。但我們不應忘記，實際情況從來不像雙方的宣傳機器描繪得那樣黑白分明。當代著名日本哲學家池田大作說過的一句話值得我們深思：「我們不能僅憑相對的好壞標準評價某個人，不假思索地或把他捧為正義的使者，或斥為邪惡的化身。善惡與世上萬物一樣，隨著歷史條件、社會特徵、時代和主觀理念的演變而變化。」只有用這種觀點看問題，才能真正從冷戰以及我們這些參與了冷戰的人的一生中汲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