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當天晚上，我們乘一架巨大的使用渦輪螺旋槳發動機的安-124型客機再次啟程。這種型號的飛機是蘇聯民航中最大的一種。空服員瑪麗亞對我們這個人數寥寥的代表團照顧得無微不至。看得出，她是ＫＧＢ的人。飛機上的大多數乘客要嘛是蘇聯海軍軍官，要嘛是攜家眷一道去共產主義世界的天涯海角赴任的軍事專家。大家都有一種創業的感覺。唯一兩位其他國籍的人來自中國，一看就知道是外交信使。他們就坐在我們前面，皮包帶緊緊纏在手腕上，目光幾乎一刻也沒離開過腳下的皮包，似乎生怕我們一躍而起，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郵袋偷走。機艙後面空空如也，後排座位一律被拆掉。空服員解釋說，這是為了減輕飛機負荷，確保有足夠的燃料飛到八千英里以外的到達站。我們聽後不禁鬆了口氣。

不過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麼重大的消息他一點沒聽到，我們又是怎麼知道的呢？我讓他保證絕對守密後解釋說，我們是透過一台特殊微型收發報機得知衛星上天的消息的。收發報機小到可以裝進口袋裡，功率卻大到可以接收發自東柏林的訊號。我給這一根本不存在的收發報機起名為「戈戈風」，並告訴輕信的翁貝托，這台收發報機存在本身乃屬於最高國家機密。世界上僅有這一台，目前仍處在測試階段。翁貝托指天發願，決不告訴任何人。

一九六五年一月六日，我在兩名助手的陪伴下飛抵莫斯科。那一年的冬天冷得出奇。氣溫降至華氏零度以下。我們一行三人穿過謝列梅捷沃機場，鑽進等候在一邊的汽車時凍得渾身發抖。ＫＧＢ首腦謝米恰斯內和他手下的外國情報局局長薩哈羅夫斯基正等著與我會晤。見面後，他們向我們介紹了古巴內政部的情況以及已在古巴的ＫＧＢ人員和他們開展的活動。

我趕快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中國人。沒想到他們反倒更加驚慌。這時他倆的消化功能已達到極限，不得不輪流去廁所銷毀剩餘的文件。趁廁所門關上前的一瞬間，我朝裡面窺視了一眼，只見其中一個人站在洗臉池前，用一塊蘇聯造的粗糙的肥皂拚命在一張薄紙上蹭來蹭去。看來這一定是一封密碼信函，說不定是發給拉丁美洲國家游擊隊的指示。許多這類游擊隊直接聽命於毛主席。這些指示現在只有靠口頭傳達了。每隔五分鐘，抽水馬桶便震耳欲聾地轟鳴一陣。約午夜時分，飛機再次起飛。這是我第一次到北美大陸。除了高速公路外，什麼也沒看著。

一九六七年格瓦拉在玻利維亞遇害時，還有一位年輕的東德姑娘塔瑪拉與他同時罹難。塔瑪拉的父母從德國移居到阿根廷時，她還是個孩子。一次她作為翻譯陪同一個東德青年代表團訪問古巴，之後未經允許留在古巴，愛上了格瓦拉，並與他一道踏上了最後的征途。這段愛情加革命的故事使她成為東德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塔瑪拉死後，我的副手提醒我，我們第一次訪問哈瓦那時曾見過她一面。在古巴內政部入口處，他曾停下來與一位身穿軍裝的秀美姑娘交談了幾句。她就是塔瑪拉。此後不久她即和切．格瓦拉一起出走。我猜測當時皮內羅正在幫助格瓦拉做好去玻利維亞的準備。不過我在古巴期間，從來沒有人向我提過格瓦拉。古巴人已經學會遵守情報工作的第一要義：任何人不得知道不該知道的事。

我最後一次訪問古巴是一九八九年春天。當時東德國內問題成堆，已令我焦頭爛額。許多問題在古巴也可以看到。我們兩國都拒絕了戈巴契夫推行的政治開放和經濟改革的路線。看到貨架上空空如也的商店前排起的長龍，我心裡有一種不祥的第六感。我無法想像卡斯楚政權可以支撐下去。然而歷史卻跟我們開了一個大玩笑。幾個月後土崩瓦解的卻是東西方分析家一致認為比古巴穩定得多的東德。莫斯科拒絕向昂納克提供長期庇護。曾向受迫害的智利社會黨人伸出過救援之手的昂納克被迫流亡智利，並於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在那裡去世。

一場驚心動魄的大營救於是揭開了帷幕。一批最優秀的東德情報人員從東柏林風塵僕僕趕到智利，分別查清智利各機場、瓦爾帕萊索港口以及與阿根廷接壤的公路過境點的邊防檢查情況，並臨時在阿根廷制定了一項外逃方案。逃亡人員藏在構造特殊的汽車裡被偷偷送出國。這和幫助東德人逃到西德採用的辦法沒什麼兩樣。陸上邊防站突然加強過境檢查後，這種辦法風險太大，我們又改換手法，讓東德貨輪改道去瓦爾帕萊索港停靠，將部分逃亡者藏在水果和魚罐頭的麻袋裡運上船。我們花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才把阿爾泰蜜拉諾救出智利，經阿根廷來到古巴，然後赴東柏林。

所有的人https://m.hetubook.com.com都呆坐在椅子上，一語不發。每個人的腦海裡都飛速地推測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是燃料不夠了？還是突遇險情，緊急迫降？或者是蘇聯駕駛員突然覺得投奔自由世界才有前途？我們這些來自一個東歐國家情報機構的使者本來是去幫助世界另一端孤立無援的盟友，結果卻被拋入敵營心臟——美國。我一時全然不知所措。

古巴的情報首腦皮內羅屬於大鬍子幫。這些人當年跟隨卡斯楚翻越馬埃斯特臘山，在山區歷盡鏖戰，直至攻佔哈瓦那。卡斯楚的弟弟、政治局第二號人物勞爾．卡斯楚和內政部長巴爾德斯一心撲在情報機構的籌建上，希望借此可以及時、準確地掌握美國人對古巴的企圖。巴爾德斯和許多古巴領導人一樣，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愛好冒險的情報人員，而不是一個政治家。我們一起去外地時，他讓司機和警衛坐到他那部卡迪拉克轎車的後排，招呼我坐到駕駛座旁邊，然後以時速一百英里的速度在公路上飛馳。我假裝驚恐狀，大叫：「沒有祖國毋寧死！」這是古巴人的革命口號。他一聽更來勁了，車子越開越快，直到我真的害怕起來。他酷愛棒球，非拉我去看他鍾愛的球隊比賽。球打得不好時，他就怒氣沖天地跑下場，攆走那個最差的隊員，自己取而代之。

我們全力以赴相助的國家是智利。一九七三年九月智利軍人發動推翻阿連德總統的政變時，東德在聖地牙哥沒有任何情報人員。兩年前，我關閉了情報局在智利的據點，派駐當地的兩個人也被撤回。不過我們並沒有因此兩眼一抹黑。年初時，我們情報局曾警告過阿連德和共產黨領導人柯爾瓦蘭，一場軍人政變迫在眉睫。可他倆以為智利軍隊有著服從文職政府的長期道統，不會插手政治，把我們的話全當耳旁風。我們是從西德情報機構那裡得到這一消息的。西德人在智利樹大根深，對反叛分子和中央情報局的企圖瞭如指掌。

勞爾給我的印象與皮內羅和巴爾德斯截然不同。他受過良好的教育，舉止沉穩，有政治家風度。勞爾不像一些同事那樣愛感情用事，而是從戰略的角度冷靜地分析古巴的處境。我從來沒有聽他暗示過疏遠蘇聯或是流露出對蘇聯的失望。所有古巴同事中，只有勞爾最守時，每次約會總是準時到。古巴人一般做不到這一點。勞爾的朋友常拿他的守時習慣開玩笑，稱他是普魯士人。流亡墨西哥期間，勞爾潛心研究馬克思理論和軍事原理。每逢會客時，樂於向人顯示自己熟知共產主義理論問題以及軍事知識，儘管古巴與蘇聯和東歐遠隔千山萬水。

聖地牙哥市內戰鬥最激烈的時候，「民眾團結陣線」的部分領導人來到東德使館避難。他們中間最知名的要數智利社會黨總書記阿爾泰蜜拉諾。此前，東柏林已斷絕了與智利的外交關係。這意味著，由東德政府出面交涉這條路已經走不通。然而昂納克此時渴望擴大東德與其他國家的雙邊關係，增加在國際上的影響，因此決心幫助智利社會黨人逃出虎口。昂納克的女兒嫁給了阿爾泰蜜拉諾的一位同事。對他來說，逃亡的社會黨人的生死存亡不僅有著戰略意義，而且牽動著個人情感。

事後才知道，自從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以來、這還是蘇聯飛機首次在美國本土降落。我們這架飛機的不期而至在當地引起了轟動。透過窗子我看見攝影記者打手勢讓我們衝他們揮手。我拉下窗幔。看到記者急得上竄下跳的樣子，我們不禁覺得滑稽可笑。這種時候，有點幽默感可以說是最好的夥伴了。我們幾個人開始猜測米爾克聽說他的外國情報首腦及其他兩位高級情報官員被困在甘迺迪機場跑道時的回應。他八成會跟蘇聯人抱怨說：「同志們，當初讓他們乘你們的飛機是為了確保此行萬無一失。現在可倒好，他們身處險境不說，簡直是被直接送入虎口。」

正想著，坐在旁邊的同事輕輕推了推我。他指指前排的中國人。只見那兩個外交信使打開公文包，正大口大口地吞食裡面成疊的文件。我們不禁為他們忠於職守的精神而感動。顯然，吞食文件是他們對付階級敵人的唯一武器。可文件很厚，又沒有水幫助消化這食之無味的東西。我們幾個人很快商量了一下，是否應該發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主動伸出救援之手。商量後一致認為，這樣做有可能構成對中國內政的干涉，給兩國關係造成難以預料的後果。大家因此鬆了一口氣。

在此沒有必要贅述中央情報局在古巴的拙劣表現。一個擁有西方世界一流戰略分析家的情報機構居然在策劃入侵古巴一事中表現如此蹩腳實在令人驚訝。我一向不贊成善惡相對論。不過當美國記者ｗwｗ•hetｕbook•ｃoｍ•com盛氣凌人地質問我們情報局與解放運動中恐怖分子的關係時，我忍不住反問道：難道美國指使人在古巴四處縱火搞破壞就代表了公民社會的理想嗎？

當年古巴共產黨剛成立不久，尚沒有能力扼殺黨內的不同意見。我在島上旅行期間，感受到古巴共產黨老黨員和老工人運動成員對卡斯楚和他的大鬍子幫的反感。老共產黨員不贊成卡斯楚搞個人崇拜。他們認為，卡斯楚被身邊的一群部長包圍，缺乏更廣泛的社會和群眾基礎。返回哈瓦那見到巴爾德斯或勞爾．卡斯楚後，我馬上意識到有人已向他們會報了我在外地與人交談的內容。我不禁覺得十分滑稽。我這個情報頭子大半生幹的就是核對和分析有關他人的這類情報。可古巴人對此面無愧色。我要是抱怨的話反倒顯得失禮。一次，巴爾德斯主動提及我在鄉下問的一個有關卡斯楚政權內部是否穩定團結的問題，接著不厭其詳地予以解答。

抵達古巴後的第二天，和所有官方邀請的客人一樣，我們被帶去參觀古巴國父何塞．馬蒂的紀念碑和停泊在距古巴海岸不遠處的美國軍艦。它有力地提醒人們：這個國家時刻處在敵人的監視之中。每天都能聽到人們回憶推翻巴蒂斯塔政權時的經歷。牆壁上，彈洞清晰可見。古巴人對外國人的接待不像蘇聯人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千篇一律，而是相當地不拘一格，好像巴不得能與外國客人分享他們的經歷。我們遵照主人的吩咐穿上迷彩服，來到奧連特省的科羅拉多海灘。一九五六年，卡斯楚和他的八十二名戰友穿過墨西哥在這裡登陸，打響了爭取古巴解放的第一槍。我們還參觀了豬玀灣。主人驕傲地向我們展示了一架美國B-52轟炸機扭曲變形的殘骸。

早期，古巴人對蘇聯顧問的工作諱莫如深。巴爾德斯閉口不提他們在做些什麼。我建議他找蘇聯人要設備時，他顯得很不自在。在東德，我們常常邀請蘇聯情報官員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並強調兩國之間的合作。古巴人則不同，盡量避免讓前來幫助他們的人出頭露面。也許這是為了造成一切都是卡斯楚說了算的印象，從而加強他在公眾中的威信。

儘管旅途極度疲勞，我們還是難以入眠，不約而同地來到屋外的花園裡。夜色凝重，空氣中飄浮著一股異國他鄉才有的甜絲絲的味道，美妙無比。四周花草繁茂，蟬聲卿卿，星空彷彿像天鵝絨般柔和，令人陶醉。我們三人中間最年輕的一個感慨萬分：「真是不可思議。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而且是在這種地方！」對他來說，天堂也不過如此。我不像他那麼易動感情，不過想到這個美麗島國的民眾憑借自己的力量擺脫了壓迫，也是激動不已。

我們在智利的營救活動並沒有逃過美國情報機構的眼睛。沃格爾與美國人討價還價後用蘇聯關押的異己作家布科夫斯基換回了被捕的柯爾瓦蘭。智利阿連德的教訓對古巴人刺|激很大。勞爾．卡斯楚告訴我，智利政變後，哈瓦那的領導人緊張萬分，擴大了全民防禦體系。同時，他和卡斯楚不再一起外出，或是在同一公共場所露面。

正是早晨時分。機庫後面的高速公路上來往車輛川流不息。我開始胡思亂想起來。倘若我是一個普通乘客，抵達紐約後會是什麼樣子呢？我能憑外交護照穿過海關，然後打電話給菲希爾，或是另一名流亡海外的共產黨人明斯嗎？在莫斯科住在阿爾巴特小區的日子裡，明斯是我父母的好朋友。父親被關在法國期間，靠了明斯的幫助才得以與我們一直保持聯繫。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的一位同父異母的哥哥盧卡斯應該也住在紐約附近。他是父親前妻生的孩子。奇怪的是，那一瞬間我忽然有一種常人皆有的輕鬆自由感。由於歷史、個人經歷和信仰方面的種種元素，我的大半生過得謹慎小心。

在古巴問題上，我和在世的最偉大的德國作家京特．格拉斯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寫道：「我始終反對古巴實行的不切實際的社會制度。然而今天這一制度行將滅亡之際，我看到除了巴蒂斯塔外，沒有另一種制度可以取代它時，又決定支持卡斯楚。」

飛了整整一夜，天濛濛亮的時候，我憑窗遠眺，加拿大海岸線躍入眼簾。幾小時後，我估計著快到古巴了。飛機開始降低高度。我起身去盥洗室刮了鬍子，為抵達哈瓦那做準備。這時，我發現太陽的位置不大對頭。強烈的氣流使飛機劇烈擺動起來，我趕緊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突然，飛機一頭向下扎去。只見大海迎面撲來！由於駕駛員並沒有告訴我們飛機出現異常，我不禁一陣慌亂。這大概就是飛機失事前的瞬間感覺。轉眼間，飛機在跑道上降落，飛旋的輪子在剎車的作用下發出聲www.hetubook.com.com嘶力竭的叫聲。我貼近窗口，眼前赫然出現一行大字：歡迎光臨甘迺迪國際機場！

一次，我想找一位ＫＧＢ人員。途經莫斯科時，ＫＧＢ告訴了我他的名字。古巴人極盡阻撓之能事。最後我不得不略施小計，甩掉跟在後面的尾巴，直奔蘇聯大使館。日後我們與古巴人的關係有所緩和。古巴與蘇聯疏遠的另一個原因是：古巴飛彈危機播下了不信任的種子。

不用說，我自己決不會自願冒險去美國。然而由於命運的使然，我卻來到了紐約。在此之前，我對這個城市的瞭解只停留在布萊希特的詩歌、魏爾的音樂和洛爾主演的反映黑社會幫派的電影上。那是一九六五年。四年前，古巴的獨裁者巴蒂斯塔政權被推翻。應古巴的邀請，我飛往哈瓦那，幫助卡斯楚政府組建一個有效的情報機構。日後，古巴和捷克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情報機構中均成為佼佼者。可當時古巴在這方面還是個白丁。我的任務是從頭教起，從情報工作的基本知識到建立安全的解碼和檔案系統。古巴不久前的革命勝利令人振奮。我懷著激動的心情啟程前往位於資本主義世界汪洋大海之中的一葉社會主義孤舟。從東柏林去哈瓦那通常先飛布拉格，然後途徑蘇格蘭或加拿大去哈瓦那。然而米爾克堅持我坐的飛機甚至不得在一個北約國家著陸。

機艙內的溫度不斷下降，艙內通風全靠從機外吸進的新鮮空氣。溫度計上的水銀柱早已降至冰點以下。由於原到達站是位於熱帶地區的古巴，乘客們個個身著單衣，凍得發抖。又挨了幾小時，當地的蘇聯領事終於露了面，給我們送來了熱茶。「莫斯科正與華盛頓交涉，」他翻來覆去就是這麼一句話，別的什麼也不說。從他那兒我們才知道，飛機迫降是因為燃料將盡。一九六一年的古巴飛彈危機過後，美國為了制裁卡斯楚，中止了與蘇聯陣營國家簽署的飛往古巴的飛機可以在美國著陸並加油的所有協議。熬過漫長的十八個小時後，面容姣美的ＫＧＢ女空服員終於小聲告訴我，華盛頓將允許飛機加油後續飛，條件是讓兩名美國空軍軍官作為觀察員同行。不用說，這兩人一定接到指示，仔細記下所有乘客的相貌特徵。

巴爾德斯談到赫魯雪夫為了化解危機決定從古巴撤出核飛彈時，怨艾之情溢於言表：「關鍵時刻超級大國只顧自己。我們這些小國應該抱成一團兒。」

古巴人回訪東德時，我們始終為他們的安全懸心吊膽。卡斯楚喜歡出國訪問。隨著國內公務日趨繁重，訪問千里迢迢之外的友好國家令他感到心曠神怡。當然，熱情奔放的古巴人的休息概念與我們這些北歐人大相逕庭。卡斯楚訪問東德期間，負責他及代表團其他成員安全的警衛人員一想起那通宵達旦的飲酒作樂就不禁心驚肉跳。尤其是古巴人常常邀請陌生人，通常是在東柏林遊學的漂亮的古巴姑娘到住地一同聚會。我聽說一次卡斯楚拗不過陪同他的東德官員，佯裝上床睡覺。待四周無人，偷偷溜出房間，順著下水道爬到樓下，跑到其他聚會地點繼續狂歡。此事發生後，我們考慮最好還是想個辦法，晚上讓我們的客人玩得更盡興。有人提議邀請東德電視台芭蕾舞團的女團員同古巴人一道聯歡。果然，此後再沒有出過事。每次聽到古巴人奔放的生活方式，我都不禁感到自己生活的貧乏，每天像所有德國人那樣，只知道盡忠職守，埋頭工作。

他只保了一天的密。第二天晚上，在古巴內政部長舉行的宴會上，所有人都向我們打聽有關東德的最新消息。我回答說，在古巴難得聽到國內的消息。在座的人意味深長地沉默了片刻後，皮內羅脫口問：「不是有戈戈風嗎？」我不得不告訴在座的人，這是跟翁貝托開的一個玩笑。此後，可憐的翁貝托落了個戈戈風的外號。

最終，古巴的安全官員設法把我們一行三人救了出來。其餘的乘客還得繼續留在機艙裡等消息。一輛寬敞的別克牌轎車在夜色中載著我們飛馳進城。首都佈滿碎石子的街道上穿梭著老掉牙的美國汽車，極為有趣。司機一直把我們送到一幢乳白色小樓前。陪同我們的安全官員翁貝托介紹說，革命前這座小樓是一個百萬富翁的宅邸。翁貝托身穿一身黑色西裝，白襯衣上繫一條領帶，不像是熱帶地區的打扮。「革命前」一詞我們一天聽了不下十幾遍，每次都是用來與卡斯楚社會主義政權帶來的新氣象相對比。鑒於東德的共產主義制度是蘇聯紅軍打敗希特勒後強加給我們的，我對古巴民眾自發地選擇革命道路充滿敬意，和他們在一起倍感親切。翁貝托稱司機恩里科是古巴最好的射手，並認真地告訴我們，在古巴期間無需為安全擔憂。

胡思亂想只是一剎那間的事。我hｔtps://ｍ.ｈeｔuｂoｏk.ｃom•com很快又回到現實中來，推測起意外來到美國的種種可能後果。假如美國人查出我是誰，會以什麼罪名指控我呢？美國人僅僅滿足於扣留我，還是就地審判我？當時我們正在訓練一批優秀的間諜，準備讓他們改名換姓潛入美國。所幸的是，此前由於外國情報局內負責監視西柏林美國機構活動的處有一人叛逃，潛伏方案暫停執行。一名間諜也未派出。我們的一些人因這一事件被捕。其中一人是美國駐柏林軍事代表團的翻譯。他向我們提供了華盛頓對東西德採取的政策的祕密情報。情報出自杜勒斯的妹妹埃莉諾、杜勒斯本人和國務院另一位專門負責制定對柏林政策的高級官員訪問西德時的談話記錄。這名翻譯因為把這個饒舌婦說的話告訴了我們，被安上了叛國罪名判了重刑。倘若我落入美國人之手，他們又得知此事的幕後策劃人正是我，結果可想而知了。

環顧四周，社會主義的理想紛紛破滅。在智利，阿連德的民主社會主義被埋葬在血泊中。古巴革命後建立的多元化社會和種種創舉曾令我耳目一新，如今也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是一個專制政權。我半是好奇，半是痛苦地關注著卡斯楚試圖靠自己的力量改革振興古巴的努力。蘇聯甚至連裝裝樣子表示支持都不肯。卡斯楚一定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

此時，蜂擁而至的攝影師和記者把飛機團團圍住。我注意到其中一人的記者證夾在帽簷上，和《頭版》報社的記者一模一樣。他們正與美國警察交涉，要求允許他們上飛機。我暗自祈禱警方千萬不要放人上來。若是我的照片被登在《紐約時報》的頭版上，天曉得東柏林會急成什麼樣。當時西方仍不知道我長什麼模樣。

古巴陪同隨時豎起耳朵，捕捉著我們說的每一句話。我們忍不住跟主人開了個玩笑。一天晚上，我回到下榻的小樓，幾個同事捧著鮮花和伏特加酒迎了上來。那瓶酒還是他們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時買的。原來這一天是我的生日。來古巴後一直沉浸在亢奮狀態中，早把生日忘到腦後。同事們卻記在心裡。不過即使沒忘，我也不想聲張，害怕讓古巴人知道了而為我正式慶祝一番，沒完沒了地祝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我們幾個人喝了幾杯伏特加酒後各自上床就寢。第二天，警覺的翁貝托纏著我們問昨晚為何事慶祝。我裝出一副面容嚴肅的樣子，鄭重地告訴他，東德剛剛成功地發射了它的第一顆人造衛星。眾所周知，只有一顆人造衛星，還是蘇聯人幾年前發射的。翁貝托對我的話深信不疑，取來一瓶酒和幾個酒杯，就東德的太空飛行項目發表了一篇有份量的講話，表示它標誌著古巴與東德關係的一大發展。至於為什麼會是這樣，他則含糊其詞。

「天曉得他們掌握了有關你的什麼情況！萬一出現意外怎麼辦？」他說。於是我改飛莫斯科，搭乘俄國人定期飛哈瓦那的直達航機。

天亮之前，眼前終於出現了「歡迎光臨哈瓦那何塞．馬蒂機場」的大幅標語。可風波並未就此結束。古巴方面事先不知道機上有兩名美國軍官。接下來又是漫長的等待。古巴人拿不定主意，是讓我們下飛機呢，還是把所有乘客如數遣送回莫斯科。

一九八五年，應尼加拉瓜內政部長博爾赫的邀請，我從古巴前往馬拿瓜訪問。訪問期間，賓主共慶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革命勝利六週年。尼加拉瓜人把政治上的解放、人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成功地融入到政府的方案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無論是古巴人還是尼加拉瓜人，為了改變自己的國家付出了重大的犧牲。兩國民眾的革命精神令我感動不已。在東德時，經常聽到周遭人們對現實牢騷滿腹，怨天尤人。在這兩個國家卻極少聽到有人發牢騷，至少在那個年代裡。我非常羨慕那些靠自己的力量取得革命勝利的國家。我深知，東歐各國民眾對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佔領他們的國家，強迫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政府始終心存怨恨。

昔日的古巴給人以希望。今天人們卻心灰意冷。回想這一切，令人無比感傷。一九八五年我重訪古巴時已感觸頗多。那次訪問距我第一次踏上這個國家的土地已相隔二十年。所到之處，商品匱乏，經濟凋零。古巴民眾對未來悲觀失望，言談中流露出孤立無援之感。

巴爾德斯的職業興趣在於搜集和分析政治和軍事情報。他對我們能夠提供的技術援助抱有極為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因此感到很為難。巴爾德斯的辦公桌上堆放著大批西方國家的產品介紹材料，包括最新式的竊聽和遙控設備，遠距離錄音的超敏感話筒，隔牆錄音機，微型無線電發報機，微型武器以及一些老式不實用的東西，如噴射毒液的鋼筆，可以藏在鞋後跟的匕首等等。迷信這類玩意兒說ｈeｔuｂｏｏk.ｃom•cｏｍ明他對情報工作的認識還很幼稚。這些器材完全無助於判斷面前的強大對手會採取什麼行動。無論古巴如何努力，也遠遠趕不上美國強大的技術實力。我耐心向巴爾德斯解釋，一個小國若想在這場情報戰中立於不敗之地，只有另闢蹊徑。再說，向古巴傳授技術知識是蘇聯分內的事，本不該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負責。然而我的苦口婆心並沒有說服他。他對我這個情報設備推銷人越來越失望。

我們與尼加拉瓜的合作遠遠不及與古巴的合作。古巴人常向我們抱怨說，馬拿瓜簡直像個篩子，什麼祕密也保不住。尼加拉瓜革命勝利後的最初日子裡，不管什麼人，只要參加過武裝鬥爭就被政府當做自己人。得到美國人支持的反政府武裝猖獗一時。原因之一就是尼加拉瓜安全部門審查制度鬆鬆垮垮。我們在職務最穩定的安全官員中尋找可以共事的夥伴。也許是意識到了自己名聲不佳，這些人與我們打交道時極為詭秘，堅持在室外，而不是內政部大樓裡會晤。

皮內羅還向我講述了切．格瓦拉離開古巴前他倆最後幾次交談的情況。切．格瓦拉對蘇聯決定從古巴撤出核飛彈以結束危機的行為失望至極。

引擎漸漸停止了轉動。成串的警車飛馳而來，將飛機團團圍住。警笛嗚嗚叫個不停。「真他媽的！」我旁邊的人從牙縫裡迸出一句。我們做好了警察衝上飛機的準備，可等了好久，不見一點動靜。一連幾小時，我們坐在停在跑道上的飛機裡，如墜五里霧中。我緊張地推測各種可能性，沒有一種能讓人寬心。

「切以為他可以在其他國家重演古巴的勝利，從而為我們減輕壓力，」皮內羅說，「可古巴的情況十分特殊，不同於其他國家。他走之前我們大家就看到了這一點。」

我方為加強尼加拉瓜安全做出的最大貢獻是為它訓練總統和各部部長的保鏢。這幾乎成了東德國家安全部的一個看家寶。東德保鏢質量之高舉世聞名。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紛紛邀請我們派專家為他們訓練貼身警衛。一般來說，我們是有求必應，巴不得有這樣一個機會既可以幫助處境困難的盟友，又無需捲入他們國內的治安工作。此外，我們還提供了少量的技術援助，如特殊沖印和放映器材。每次我們回訪時，主人都十分驕傲地將精心保養的這些器材拿出來給我們看。送給非洲國家的物資的下場與此形成鮮明對比。

天長日久，我與皮內羅的交情越來越深。早期頗為稚嫩的古巴外國情報機構迅速成長壯大起來。憑著我與古巴上層領導人的老關係，有時可以把我們的人藏在古巴。作為報答，我為皮內羅採買他所需要的竊聽、解碼和特殊攝影器材。一九七三年智利阿連德總統遇害後，皮諾切特將軍瘋狂捕殺左派人士。我們協助智利朋友逃到古巴。昂納克的女兒嫁給了一個智利人，因此東德挺身而出，幫助智利的反對派人士。昂納克喜歡看到東德向處境困難的人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當時智利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片白色恐怖。軍人極右政權大肆迫害左翼人士。向這些國家受到迫害的人士伸出救援之手得到了東德青年人的支持。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七〇年代東德援助拉丁美洲國家的舉動使它贏得了人心。

我們這個代表團的三名成員均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護照，然而此時東德尚未得到美國和聯合國的承認，在美國境內沒有任何外交代表可以幫助我們。我隨身攜有一個小文件袋，裡面的文件顯示了我們的真實身分。多虧蘇聯民航對行李限制不嚴，我悄悄把文件袋塞到身邊過道上一個嬰兒車的墊子下面。

「如果美國人入侵我國，現在有誰會幫助我們？」一位古巴高級情報官員憤憤地說。他的話一語破的。莫斯科背上了阿富汗這個沉重的包袱。戈巴契夫對西方世界的開放政策意味著古巴得不到什麼實質性的援助。我搭乘的飛機臨近哈瓦那時——這回中途沒有突然迫降紐約——一陣苦悶和失望湧上心頭。現實生活中的共產主義似乎與我青年時代的理想越來越遠。一九四五年，我正是懷著這一理想返回德國。而包括卡斯楚在內的政治家的一廂情願與普通老百姓每天看到的現實差之千里。戈巴契夫的上台曾給人帶來一線曙光。我默想，也許莫斯科的這一變化會有助於古巴和尼加拉瓜找到新的辦法，克服它們因比鄰美國的不利地緣政治位置而面臨的困難。

那裡想到，戈巴契夫新路線的結果是古巴的徹底孤立和桑地諾陣線在尼加拉瓜的失敗。實際上莫斯科已不再管拉丁美洲社會主義國家的安危。克里姆林宮第一次明確表示，它接受並尊重美國的勢力範圍。戈巴契夫剛上台時，我以為今後的氣氛會更加寬鬆，會有更多的個人自由，從而給古巴的社會主義制度帶來新的生機。結果是大錯特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