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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霍爾那裡得到的最重要的文件中包括一份「國家信號情報手冊」。這份文件長達四千頁，裡面解釋了如何使用「信號情報」手段搜集政治和軍事情報。我們從中得知中央情報局和美國國務院認為自己在哪些領域不甚瞭解情況。瞭解這一點極其重要，我們可以據此推斷美國人會增加哪方面的活動，並採取相應的反措施。另一個重大成果是搞到了一份代號為「天蓬」的報告。裡面列舉了一旦爆發全面戰爭時，北約為破壞蘇聯和華沙條約組織的指揮中心將採用的各種類型的電子戰手段。而且詳細說明了如何破壞蘇聯最高司令部向其武裝部隊下達命令時使用的高頻通訊。我們把這一情報轉給蘇聯人後，他們在通訊線路上安裝了干擾裝置並採取了其他的防範措施。

霍爾為我們幹的五年中，我們一共付給他十萬美元，超過他的工資收入一倍還多。有段時間他提供的情報尤其豐富，一年就拿了三萬。對我們來說，這筆數字相當龐大。不過同他向我國政府和莫斯科提供的價值連城的情報相比，實在不算什麼。在這期間，霍爾被提升為電子情報分析處裡的一個小頭頭。他提供的情報質量隨之上升。一九八五年，他回美國接受進一步的培養訓練，之後被派到駐紮在法蘭克福的美國第五軍軍事情報營工作，最後一直做到第五軍內主管電子及訊號情報工作的頭頭。

冷戰時期我與美國人是冤家對頭，最後竟以與哈撒韋會面這一古怪的結局收場。我任東德外國情報局局長的三十三年裡，美國一直是一個遙遠而且充滿敵意的國家。我們倣傚蘇聯同事，用「頭號敵人」這個詞形容美國。在莫斯科眼裡，因而也在我們眼裡，美國是一切帝國主義邪惡的發源地。但我個人對美國並不懷任何惡意。當然，對麥卡錫參議員的瘋狂反共活動以及中央情報局在拉丁美洲地區幹的壞事，我不僅知道，而且深惡痛絕。不過因為從小在一個開放的國際環境下長大，我沒有像許多社會主義者那樣患上愚蠢的反美狂熱症。我對美國的瞭解源於羈旅莫斯科時從美國朋友那裡聽到的情況，在柏林當廣播電台記者以及採訪紐倫堡審判時的親身經歷，外加每日必讀的西方報刊。當然，我是帶著濃厚的意識型態濾色鏡閱讀這類報刊的。我的工作就是駁斥西方報導中的種種政治觀點和結論，並儘可能令人信服地為針鋒相對的蘇聯立場辯護。因此我與像菲希爾這樣的美國朋友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隔閡。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他作為艾森豪威爾參謀部的上尉軍官常來柏林。我倆重逢後分外高興。然而雙方都有互不信任之感。

結果發現，馬勒在美國的路子更廣。這些關係對我們一樣有用。他思想深刻，有獨立見解，仍視自己為共產黨人。華盛頓不少身居要職的人都是他的朋友。應我們的請求，他帶著一封杜勒斯的介紹信徑直到美國駐西德大使館登門拜訪大使和駐柏林的美國使團長。最有價值的是，他向我們介紹了當時任西德德意志內部關係部長（即與東德打交道）的萊麥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他是外國報社駐柏林的記者）與一些情報機構的關係，從位於法國和瑞士境內的情報機構一直到俄國情報機構。我從來沒有拿萊麥爾這方面的材料做過文章。不過在我保險櫃裡有一份他簽過字的與ＫＧＢ合作的保證書。馬勒很有錢，從來不要我們付給他工作報酬，只肯接受我們報銷他用於工作的開支。他把這項工作比喻為暴露西方的陰暗面。

在這種氣氛下，我們的許多情報官員都不敢沾美國人的邊兒，擔心日後會落個誤入美國人圈套的罪名。可我們迫切需要瞭解美國人的想法。透過馬勒早年在納粹德國上學時的一位同學，我們與這位經濟學家搭上了線。他倆同是一個猶太人抵抗團體的成員，曾策劃過在一次納粹展覽會上搞爆炸。該團體的大部分成員被逮捕，其中三十五人被殺害。馬勒設法逃到美國。他的朋友被關進了集中營，僥倖活了下來，如今是東德金融部門的一位高級官員。透過他，我們結識了馬勒。當初是想利用馬勒在戰略情報局工作時建立起的老關係。

救出卡尼後，下一步要做的是盡量使他過得愉快。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東德的生活沉悶乏味，消費品和娛樂活動也遠不及美國豐富。我們竭盡全力防止他陷入憂鬱症，哪一天走進美國使館坦白一切。為此，我們安排他監聽在西柏林的英美使館和各研究所發出的英語無線電訊號，把他認為我們可能感興趣的內容詳細記錄下來。這稱不上是什麼重要的情報工作，但至少使他有機會能聽到祖國的音信。我覺得他的精神狀態不適於接觸機密。再說他這個人也靠不住。

後來我們才知道，有關東德的重要數據美國是透過設在西柏林和西德的電子監聽站得到的。鑒於美國需要的大部分有價值的情報可以透過截獲無線電波得到，中央情報局仍派一些無能之輩到處嗅來嗅去有點讓人費解。不過我本人的體會是，再先進的技術也無法取代優秀的情報人員和他們做出的判斷。中央情報局內肯定有人同意我的看法，儘管他們自己成績不佳。你可以竊聽一次電話的談話，但如果不熟悉談話的背景的話，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一張衛星照片可以顯示那一瞬間飛彈的準確位置，而隱藏在司令部裡的內線卻可以告訴你這些飛彈移向何方。技術情報的弊端在於：它基本上只有情報，沒有分析。它只能記錄下已知事實，而無法預測未來。間諜卻可以刺探關於各項計畫的情報，分析政治軍事情勢，弄清各種文件和談話的具體背景。幹這一行的人都知道，一位情報官員平時工作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埋頭於浩繁的資料堆中尋覓丁點兒金子。過分倚賴技術手段搜集情報也許會有雙倍的斬獲，而為此需要篩選的數據量肯定會相應增加三倍。雖然技術情報手段的作用會日益增大，並將取代昔日由人冒極大風險做的部分工作，但它永遠不可能完全取代間諜。一個情報機構的成就來自它的成員，而不是它擁有的花裡胡哨的高技術手段。

我們始終沒有找到在美國開展情報活動的感覺。蘇聯人對普通美國人的心理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因而同美國人打起交道來更加得心應手。可蘇聯人仍認為，我國地處歐洲前沿的戰略地位以及比鄰柏林美國占領區和西德的地理位置，使我們在滲透美國方面具有一些有利的條件。從五〇年代開始，ＫＧＢ請我們幫助搜集有關「頭號敵人」的情報，並監測美國與西德的關係以及在西德內的活動。雖然我們在美國本土上的情報工作斬獲甚微，然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我們在家門口的西德發展了一批可靠的情報來源。六〇年代反戰運動以及反道統的社會思潮風靡一時。這對我們在歐洲的美國人中間發展間諜極為有利。此外，深受青年知識分子喜愛的政治哲學家赫伯特．馬庫塞的作品也起了作用，如《單維人》。美國在西德的駐軍僱用了大批美國人，此外還有一個人數龐大的外交使節團。這些人都是潛在hetuboｏｋ•com.ｃoｍ的發展對象。而且根據盟國簽署的柏林市地位協定，大多數美國人可以自由出入東柏林，不會因去東德受到任何懷疑。

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期間，好爾德訪問了東柏林，並向外國情報局主管他的官員詳細介紹了中央情報局的活動以及它所側重的東德軍事設施和研究機構。此時他已住在莫斯科，受到ＫＧＢ的保護。從他這裡我們第一次得知，中央情報局有一個名單，上面列有東德經濟界和學術界的知名人士。如果他們中間有人申請訪美簽證，美國國務院的領事部門會把他或她的名字轉給美國的情報機構，然後輸入一個巨大的數據庫裡。此人訪美期間，受到監視的電話、傳真或電傳中只要出現此人的名字，地方當局都會錄下音，然後交給中央情報局加以分析。東德因搞竊聽和特務活動臭名遠揚。然而由於受到技術條件的限制，跟美國人比，我們在這方面自嘆弗如。

八〇年代末，我們已確知，東德境內的所有中央情報局的特務要嘛被我們變成雙重間諜，要嘛從一開始就是我們的人。他們根據我們的指令，向美國人提供經過仔細篩選後的情報或假情報。我們是透過中央情報局內主管東德的官員好爾德瞭解到的這一情況。中央情報局將福爾肯召回總部，獎勵他在東德工作成績卓著時，他倆見過面。好爾德從福爾肯那裡得知，中央情報局在東德境內只有六至七名間諜。這幾個人全部是我方布下的誘餌。日後中央情報局自己也證實了這一點。東德垮臺後，它坦承以前在東德的特務都受國家安全部的操縱。

一九七六年，舍維茨作為一名和平運動的活躍分子來到西柏林的甘迺迪自由大學美國研究所任職，後又在位於波昂的外交政策協會做客座研究員。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四年，他在位於凱爾斯魯厄的一家核研究中心工作。從一九七六年起，他一直向我們遞送情報，包括西德削弱美國不擴散政策的活動以及東西方貿易統籌委員會管理高技術出口的種種規定。舍維茨自己稱，這些情報來自柯爾總理府內的一位前情報首腦，可又說從一開始他就是美國的雙重間諜，與他聯絡的美國官員是柏林阿斯彭研究所所長斯通。東德和西德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學者和記者常在這家研究所聚會。舍維茨稱，斯通曾向他許諾過，倘若他遭到逮捕，中央情報局會出來證實他是自己人。可斯通一九九一年已去世，身後沒留下任何有關舍維茨的隻言片語。法院駁回了舍維茨的申訴，可莫名其妙地只判了他一年零六個月的徒刑，而且還是緩期執行。

就道德而論，東西方的情報機構都屬於灰色範疇。他們手段卑鄙毒辣，所作所為常常有違人倫。鑒於這一行的特點，中央情報局的處境似乎頗為不利。為了不違背美國憲法中的有關規定，它不得不裝出遵照民主程序辦事的樣子，不管這些憲法條款是否與情報工作有關。無論政治家如何朝思暮想，任何情報機構都不可能是民主的，也不可能隨時敞開自己的大門，任人審查而不影響其工作。中央情報局的高級官員花費了大量時間準備文件和工作總結報告以應付其他部門的質詢。政治家和報界會怎麼說始終是他們不能不防的一個元素。

魯普是個典型的六〇年代的青年。一九六七年，西德總理基辛吉和副總理勃蘭特同意伊朗國王對西德進行國事訪問後，成千上萬的西德青年憤怒地湧向街頭，抗議這一決定。這位國王為了維護他的獨裁政權，在國內實行恐怖統治，祕密警察為所欲為。反對伊朗國王訪問的示威愈演愈烈，出現暴力。混亂中，一名叫奧內佐格的學生中彈身亡，六十餘人被捕。學生運動由此誕生。當時在杜塞爾多夫主修經濟的魯普參加了這股在全國各地掀起的抗議浪潮。在一次遊行中，走在他旁邊的一個中年人邀他活動結束後一起喝啤酒，吃頓飯，順便聊聊政治。這個自稱庫特的人和魯普一樣，對右翼極端分子勢力的抬頭表示擔憂。兩人越談越投機，對實行民主制的西德為了得到伊朗的石油隆重接待像伊朗國王這樣的殺人犯的虛偽行徑氣憤不已。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成功地用冒名頂替的辦法在美國安插了少量非法情報人員。也就是說，他們的履歷都是仿照實實在在的人偽造的。其中有的人已經作古。這樣可以防止美國情報機構隨意抽查時發現他們頂替的人其實並不存在。而我們這些間諜冒充的人都是確有其人，只不過是兩人頂一個名字。他們必須在一個審查不嚴的第三國先取得合法身分。通常我們選擇澳洲、南非或拉丁美洲國家。在這樣的國家住上兩年後再移居美國，以免引起懷疑。我們還指示他們剛到美國後暫時不要急於發展任何人。有時我們開玩笑說，等到這批人站穩腳跟後，我們早已忘了他們是誰，或他們的任務是什麼了。

我在書首講述了與中央情報局反情報人員打交道的一段親身經歷。我感覺，他們讓人相信中央情報局內沒有鼴鼠的勁頭比找到鼴鼠還大。一九八五年哈撒韋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上稱：「中央情報局核心部門從來沒有發現過有蘇聯間諜。也許這些特務隱藏得很深，躲過了我們的眼睛。但我對此表示懷疑。」此後不久，兩年前因吸毒和小偷小摸被中央情報局開除的好爾德叛逃到蘇聯，把中央情報局莫斯科站的情報活動告訴了ＫＧＢ。直到一位克格動高級官員尤爾琴科叛逃到美國後，好爾德的事才敗露。如果咬文嚼字的話，哈撒韋的話倒也沒錯。好爾德向蘇聯人告密時已經離開了中央情報局。可他的保票未免打得過於絕對。我見過這個哈撒韋。此人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工作認真負責的情報官員。我內心思忖道，為什麼他甘於粉飾中央情報局的弱點呢？我有一種直覺。哈撒韋擔心名聲已經不佳的中央情報局經不起新醜聞的折騰了。

耶魯德勒姆介紹的這些人沒有一個可以與美國國家安全局內從事電子情報活動的專家霍爾相比。美國政府對這一通訊機構嚴加守密，甚至指示其從業人員否認它的存在。國家安全局的人開玩笑說，該局的英文縮寫（NSA）是「沒有此局」的意思（英文中「沒有此局」的縮寫也是NSA）。倘若能夠滲透到這個局裡，斬獲之巨可想而知。耶魯德勒姆挑中霍爾是因為霍爾對美元貶值造成生活水準下降滿腹牢騷。他建議我們試試這個人。

我曾希望魯普為我們工作的事永遠石沉大海，本書中無需提及他的名字。然而世事難料。昔日我們的絕密檔案如今被置於一個灰飛煙滅的制度的停屍板上任人研究來研究去。不過像這種因東德外國情報活動被公之於眾而導致重要間諜暴露的事，我覺得以後不會再有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垮臺時，我沒有看出魯普有暴露的危險。同我們在西德境內的間諜相比，他在布魯賽爾北約總部工作更加安全。我堅信，即使西德方面懷疑北約組織裡有我們的人，他們也猜不出此人究竟是誰。最後是佈施博士出賣了他的化名。佈施是我們情報局內的一名軍m.hetubook.com.com事情報分析員，一九九〇年起開始向西德聯邦情報局透露他所瞭解的情況。佈施知道魯普的化名，但不知道真人是誰。一九九四年，魯普因出賣機密被判十二年徒刑，罰款三十萬馬克。法院稱，一旦爆發戰爭，他出賣的情報會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依我之見，魯普向我方提供北約的情報促進了緩和的氣氛。如果沒有魯普，我們對北約組織就會懼怕甚於瞭解。

突然，庫特將話題從街頭抗議活動移開。「有時一個人可以抵得上一支軍隊，」他單刀直入地對魯普說。這是一次發展魯普做我們的間諜的大膽嘗試。結果成功了。

識別在波昂的中央情報局人員簡直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我本人一向要求部下發展潛在對象前必須精心準備，具體做法上要循序漸進，不露聲色地接近對方。中央情報局的人可好，總是明目張膽地拉攏我方人員。我們誘其上鉤的人常常抱怨說，這些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對東德的經濟困難十分無知。由於他們對東德的情況一知半解，我方人員很難決定用什麼樣的假情報牽著他們的鼻子走。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美國特務的素質極差，工作毫無章法。我國領導人不禁擔心美國不再重視東德。

其實它是美國在歐洲的電子監聽心臟。各種先進的偵聽天線如蛛網密佈，觸角一直伸到東德與西德交界的地區。該站共有一千三百餘名高級技術人員截聽無線電和電話通訊。他們對截聽到的內容加以分析後分成不同種類，然後將其中有價值的情報轉給美國和北約當局。華沙條約國的偵聽活動根本無法與此相比。因而對蘇聯來說，對抗西方電子偵聽的最佳辦法是儘可能瞭解西方的偵聽手段，然後想出反偵聽的對策。

我們這一方犯的錯誤恰恰相反。雖然我們也要向各級領導提交報告和文件，也就是說，我們的情報工作要受到一定的監督，然而真正意義上的監督是不存在的。我國領導人的地位極其虛弱。為此，凡與威脅到他們地位的潛在危險有關的情報他們都想要，至於怎麼搞到這些情報他們毫不在乎。昂納克慣於在他極力拉攏的西德政治家面前甜言蜜語說，東德情報機構已接到指示，不對他們搞情報活動。一回到東德，他馬上如飢似渴地閱讀有關這些人的材料，而且強烈地暗示，這方面的情報以後多多益善。

霍爾和卡尼這兩個人顯然向東德出賣了自己國家的機密。受到審判的最後一位為東德當間諜的美國人舍維茨的情況卻不那麼黑白分明。他為誰搞情報，或者更確切地說，為誰搞得更多始終是個謎。

霍爾選在法蘭克福的PX百貨商場與耶魯德勒姆接頭，以購物作掩護將一個裝有文件的塑膠袋交給他。耶魯德勒姆隨後獨自駕車來到霍爾在市內租的一小套公寓房子，把這批材料複印下來。有時要一直幹到晚上。幹完活後這個土耳其人開車返回柏林。霍爾再把文件放回原處。為了多賺錢，霍爾向我們提供的文件越來越多。由於數量太大，情報局的分析員處理不完，叫苦不迭。我這才建議把這批材料轉給蘇聯人。這些材料中不僅有東德感興趣的細節，還有大量對莫斯科更有用的具有戰略意義的情報。不過我們從來沒有告訴過蘇聯人這批材料的來源。

透過一個名叫耶魯德勒姆的土耳其人，我們使用金錢手段收買了幾個人。耶魯德勒姆是美軍在柏林基地的汽車修理工，在修理廠幹活時經常與技術專家在一起調侃。誰掙多少錢都瞞不過他的眼睛。聊天中大家流露出自己憧憬什麼樣的汽車。據此他可以講到哪個人對自己的收入尤其不滿，有可能出賣情報撈點外快。透過他的引見，我們認識了美軍中的幾個潛在人選。

魯普很快意識到，他的這位酒友來自東德。至於他是否知道庫特是我們在波昂地區的一名特務，我不大清楚。這位對現實強烈不滿的二十二歲青年爽快地接受了庫特的邀請，來到東柏林與他深談。其間情報局的另外兩位官員也與魯普見了面，對他的才華極為欣賞。魯普能說英語和法語，智商出眾，對政治經濟學也很有研究。我們的一位官員建議他在位於布魯賽爾的北約組織總部裡謀個職。魯普當時並沒有想好大學畢業後去那裡，於是同意了。為了便於日後在北約謀職，他離開了杜塞爾多夫大學，選擇在布魯賽爾修完最後一個學期的課。魯普以優異的學習成績從大學畢業後，應徵去應用經濟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這裡再跳到北約十分容易。沒過多久他就在北約組織裡找到了一份工作，負責研究軍火工業對各國國民經濟的影響。魯普透過信使將這方面的資料以及他在北約總部內瞭解到的其他情況轉交給了東柏林。我們給他起了個化名。叫托帕斯。他在北約工作期間，與一位單純善良的姑娘結了婚。她對跑到東柏林過蜜月一事的含義似乎沒怎麼多想。

例如，西柏林有一小批人專門監視位於東柏林東北部大約二十八英里的埃伯斯瓦爾德蘇聯空軍基地。卡尼的文件表明，美國人已成功地破譯了該基地的地對空通訊系統，並正在研究如何在俄國飛行員收到地面指示之前來個偷樑換柱，代之以美方從西柏林發出的指令。如果搞成的話，米格飛機的駕駛員就會從敵人那裡接受指令！這聽上去像是科幻，但我方的專家認為，美國空軍憑借其巨額經費和雄厚的技術實力，做到這一點並非完全是天方夜譚。

冒名頂替手法的另一大缺陷是：派一對夫婦潛伏國外十分罕見，因為同時編造兩個人的假身分極其困難。我們一般只派單身男子，指望他們娶個美國妻子，改善自己的移民地位。可在西德運用的得心應手的羅密歐手法到了美國卻屢屢碰壁。情報局內主管美國的頭頭向我解釋說，八〇年代末時，美國婦女已非常解放，不肯輕易結婚。而且她們好像還有一種本領。我們這些男間諜跟她們交上朋友後常常會良心發現。從情報工作的角度看，這種心靈深處的懺悔卻是一場莫大的災難。有些人未經允許就向妻子或女友透露了真情。按照規定，只有倆人愛得難捨難分時，我們才允許對戀人講實話。到了這一步後，她們心甘情願接受自己丈夫或男友的雙重身分。美國是一個盛行告解的國家。受此風影響，我們潛伏在美國的很多人不禁吐露真言。對這些人，我們只能斷絕關係。他們大多在假名下繼續生活在美國，從事當初我們為掩護他們的情報活動而為他們找的職業。

我並不瞭解此事的全部真相。情報局知道斯通與中央情報局有染，但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像舍維茨影射的那樣。我們確信，在阿斯彭研究所舉辦的研討會內容常常被錄下音，轉送給中央情報局。至於斯通與舍維茨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我們也搞不清。

我們從化名孩子的卡尼那裡得到的有關美國電子情報技術的情報也極其重要。卡尼是一名空軍中士，在西柏林的騰佩爾霍夫機場任語言和通訊專家。美國空軍把這一機場當做空軍基地。位於美國馬利蘭州米德堡的國家安全局總部與在法蘭克福的歐洲分局和*圖*書和柏林─托伊芳費爾斯貝格有直線聯繫。根據卡尼提供的情報，我們詳細地瞭解到這一通訊系統如何能夠在戰爭爆發後的短短幾分鐘內精確地測出數十個華沙條約組織脆弱目標的方位。該系統的某些能力我覺得簡直有點邪門，為此不得不請專家做出評估，然後用淺顯的語言向我解釋。

婚後，魯普在北約組織裡步步高陞。時隔不久，他開始向我們提供關於北約各成員國防衛能力的詳盡情報。他的妻子安妮．克里斯廷此時已明白丈夫頻頻往阿姆斯特丹跑是與東德特務祕密接頭，對丈夫躲在家裡閣樓上偷|拍文件的舉動也都看在眼裡。她成了他的好幫手。安妮．克里斯廷在北約綜合系統管理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後，也為我們竊取那裡的情報。一九七七年他們的孩子出生後，她洗手不幹。魯普一直忠心耿耿地為我們幹到一九八九年。在這期間，他交給我們一批價值連城的北約文件，如《危機手冊》、長達三百頁的《武裝部隊計畫》、《預防措施最後文件》等等。八零年代初，他還提供了有關北約國家第一次打擊計畫的詳細情報。然而對我們來說，魯普最大的價值在於，他對提供的材料所做的分析並以淺顯的語言解釋了我們稱之為北約漢語的北約組織內使用的一串串首字母縮略語。ＫＧＢ首腦克留奇科夫對魯普提供的文件讚歎不已，甚至問我能否看到英文原件。如此他就可以說，北約將軍閱讀過的文件，我也閱讀過了。

艾姆斯不是中央情報局僱用的第一個庸人。七〇年代時，美國有一個間諜，化名蒂勒曼。他的任務是結識訪問西德的東德外交官、商人和學者，並從中發展間諜。應該說，中央情報局利用這些東德人出國訪問的機會拉他們下水的想法並不壞。這比在東德境內搜集情報風險小多了。一九七三年，我們著手對中央情報局在波昂外的情報活動進行了一次詳盡的調查和分析。透過監視在雞尾酒會、體育俱樂部、酒吧和咖啡館以及其他公共場所什麼人主動找東德出國人員攀談，我們很快擬出了一個中央情報局情報人員名單。其中就有蒂勒曼。

霍爾在位於托伊芳費爾斯貝格的柏林地面站工作。我們稱它為美國的大耳朵。該地面站建於西柏林附近的一座山頂上。山頂上的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全部毀於戰火，因而有「魔山」之稱。專家認為它的地理位置尤其適於接受電磁信號。美國人給它起了個不痛不癢的名字，叫柏林地面站。

一九八九年，東德的末日即將來臨。情報局內主管他的官員和美國科課長需要立刻想出一個安置他的辦法。我們建議他移居南非，所需費用由國家安全部出，但被他拒絕了。他對莫斯科也不感興趣。沒辦法，我們只好在東德南部的蘇爾地區給他找了一套房子，付給他一筆生活費。待在這裡至少目標小一點。一九九〇年初，卡尼從蘇爾失蹤了。我們局的有些人認為中央情報局綁架了他。更有可能的是，中央情報局的人發現他獨自一人，鬱鬱寡歡。在他們的勸說下，卡尼自願返回美國。如果追捕卡尼的人曾許諾過從輕發落他的話，他們並沒有兌現。當年下半年，卡尼被一個美國法院判處三十八年徒刑。

馬勒主要搜集歐洲地區的情報。克拉維爾雖然派駐德國，卻對美國國內情報機構的情況十分熟悉。他是一個逃到美國的學法律出身的德國人。起初他在美國當律師，後來加入了戰略情報局。目睹西德境內的納粹戰犯逍遙法外，他內心憤憤不平，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歷史學家透露了他瞭解到的內幕。我們答應永遠對他妻子守密後，他才同意為我們工作。他的妻子是西德人，用他的話說，與東德不共戴天。克拉維爾並不拒絕我們給他錢，而且用這筆錢在瑞士建了一棟房子，準備退休後住。紐倫堡審判期間，他是檢察官的助手之一，為起訴德國鋼鐵大王克虜伯的案子做準備。當年希特勒在政治上的崛起正是靠了克虜伯雄厚財力的支持。戰時納粹戰爭機器也是因克虜伯的支持才得以運轉。克拉維爾擔心納粹主義在西德悄然復活，所以答應幫助我們。看到昔日的納粹分子戰後紛紛回到司法、產業和金融部門官復原職，他感到忿然。

七〇年代初東德在國際上獲得承認後，直接瞭解美國的情況比過去容易了一些。在我們的協助下，柏林的洪堡大學和外交學院分別設立了美國研究系和美國室，其負責人均聽從國家安全部的領導。不過我們深知美英兩國反情報機構（分別為聯邦調查局和軍事情報五處）的厲害，向這些國家派遣間諜時格外謹慎小心。

施蒂勒叛逃後，我只建議撤換他的頂頭上司一人。無論是我還是國家安全部部長都沒有受到要我們辭職的壓力。我們辭職又有什麼好處？還不如大家留下來齊心協力找出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的辦法。順便提一下，我覺得中央情報局的人好像從來沒有坐下來認真研究過如何亡羊補牢。中央情報局裡的有些部門，尤其是主管蘇聯部門的情報活動簡直讓人替他們捏一把汗。倘若好爾德叛逃後中央情報局在其內部進行徹底調查，或許可以早一點發現艾姆斯。

由於這批文件涉及的大量技術細節超出了我們局分析員的能力，我們還請安全部無線電情報與反情報處處長予以協助。他後來得出的分析結果中包括了一條當時不為我們所知的重要情報，直接關係到軍事部署。他發現，借助ELOKA電子戰系統，美國和它的北約盟國可以精確地知道華沙條約組織指揮部的位置以及東德與蘇聯之間的部隊調動。換言之，儘管華沙條約組織的將軍們竭力遮掩部隊和武器裝備的調動，可每次重要的調動都沒有逃過托伊芳費爾斯貝格的眼睛，並立即傳給華盛頓或布魯賽爾。

我極為重視從外國記者和專欄作家那裡得到的消息。他們常常比西方外交官消息更靈通，觀點也不那麼僵硬。過去幾十年裡，我們曾試過在英美記者中發展耳目，可一直沒有得手。為我們做事的都是德國記者，而且大多來自不甚重要的報社（我們覺得直接在東德的記者中發展間諜不妥。不過東德新聞社和各家報社在國外的分社社長一般需要同我們駐外使館中的情報人員通報情況）。我不像反情報機構的首腦，並不反感外國記者在我國各地跑來跑去。我覺得，早期搞的那一套騷擾外國記者的做法弊多利少。這批外國記者很有可能個個是間諜。我們應當設法用假情報迷惑他們，牽著他們的鼻子走，而不是把他們氣跑。

霍爾調回國後，繼續與我們保持聯繫。可惜他太貪心，為了多撈一份外快，又把同樣的文件出賣給了蘇聯人，結果引起了聯邦調查局的注意。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他與耶魯德勒姆來到喬治亞州薩凡納市的一家飯店，與一名扮成蘇聯情報官員的聯邦調查局的特務接頭。倆人隨即被逮捕。法庭上宣讀的列舉霍爾罪狀的起訴書證實，六年中，美國對東歐國家的電子偵聽活動由於他的洩密受到嚴重的破壞。霍爾對指控他從事間諜活動的十條罪狀供認不諱，被判四十年徒刑。拖他下水的魔鬼耶魯和*圖*書德勒姆也因間諜罪受到起訴。

有了霍爾這條內線後，我們開始源源不斷地收到有關托伊芳費爾斯貝格的機密和絕密情報。霍爾和耶魯德勒姆都是貪得無厭的人。外國情報局第九處副處長艾希納負責評估霍爾提供的情報，有時也直接向我會報。我非常器重他的直覺和周密的思考。「這下可發了，」他興高采烈地告訴我。「只要此人小心謹慎，可以一直幹下去。」

這種做法的一大弊端是：它很容易被七〇年代末西德反情報機構成功採用過的偵查手法識破。美國情報機構透過一套甄別辦法找出了一些特點，如單身男子，中等年紀，在不同國家改換過職業等。這些元素湊在一起可以大大縮小偵查範圍。我們潛入美國的不少情報人員就是這樣被發現的，其中包括極富潛力的間諜之一呂蒂希。一九七九年他被捕後，同檢察官達成了認罪辯訴協議，把瞭解的我方情況向美國人全盤托出，換取從寬處理。呂蒂希的叛變後果尤其嚴重。潛伏美國前，他曾是東德情報機構裡的一名主管特案的官員。我們對他十分信任，先安排他在漢堡居住，在當地一家國際搬家公司找了份工作。此後又走關係將他調到紐約。他在美國主管我們一些處境極為困難，隨時有可能暴露的情報人員。此外，他還利用工作之便告訴我們美軍的運輸路線，並發展了一些耳目，把美軍和物資的調動情況洩露給我們。

一直到七〇年代初，哈爾史丹主義主宰了西德的外交政策。波昂拒絕承認任何給予東德外交承認的國家。因此，東德與美國之間幾乎沒有什麼正式交往。我們在美國本土上的情報活動主要是增加對美國科學技術的瞭解。這是一個十分緩慢的過程。聯邦調查局對付可疑的外國人很有一套，只是手段粗暴了些。由於我們在美國沒有大使館或任何其他代表機構，一個想在美國定居的東德人馬上會引起聯邦調查局的注意。因此，派人去美國事先一定要周密策劃，具體實施上格外謹慎，以免把我們的人白白送入虎口，成為報復性驅除對象。冷戰期間，互相驅除對方駐外人員的做法成了東西方關係中的一個特點。

認識霍爾前，我們透過托伊芳費爾斯貝格裡的幾條內線多少知道一點該站的內部建制。它的成員包括美軍第六九一二電子安全小組和英軍的第二十六信號股。但我們對該站能接收多少訊號，以及這些訊號發自何方幾乎一無所知。我們知道，該站是截聽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黨內電話通訊、東德空軍無線電和電話通訊以及國家安全部來往電訊的中心。以後又發現，美國人成功地破譯了我方使用的無線電密碼。每天向黨中央會報國內國外政治情勢時用的就是這種密碼。可惜發現得太晚了。

主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經濟政策的米塔格同我國核心經濟和金融部門之間的通訊管道也受到美國人的竊聽。這好比是每天把東德最新的經濟動態拱手送到美國人面前。西德人多次要求美國人允許他們接觸這類情報，但屢次碰釘子。美國人不相信西德有能力確保這些高度機密的情報不落到我們手裡。美國人的這一決定看來還是正確的。話說回來，倘若西德人可以直接看到送給米塔格的報告的話，再加上他們對兩個德國之間貿易狀況的瞭解，恐怕很早就會得出結論，東德經濟上已經垮了。

就情報價值而言，我們把英國劃為二類國家。主管英國的處同時還兼管法國和瑞典。我們有幾名特務透過西德在愛丁堡的領事處成功地混入英國。愛丁堡的領事處比西德駐倫敦大使館審查得鬆。不過鑒於我國政府希望與倫敦修好，尤其是考慮到我們與美國的關係極易受到超級大國政治的左右，這些非法情報人員很少有人長期潛伏在英國。國際大赦組織是我們滲透的目標之一。米爾克認為它是一個搞顛覆活動的組織，夢寐以求地想派人打入其中，探明它是透過什麼管道得到有關蘇聯和東歐國家內部消息的，可一直沒有得手。我們沒有花費氣力刺探英國的情報還有一個原因（東德駐英國大使館內外國情報局情報人員的活動除外），波昂有我們的耳目。從七〇年代中開始的大約十年裡，我們透過在西德外交部任政務參贊的布勞博士可以看到西德掌握的一切有關英國的情報。他是我們在西德外交部內最出色的耳目之一。布勞娶了個日本妻子。以後他被派到駐日本使館工作，繼續向我們提供有價值的情報。

一九七九年，在一次美國和西德情報機構的聯手行動中，呂蒂希被捕。他出賣了負責傳遞東柏林指示的一個西德人的名字和位址。更糟的是，他告訴西德人及美國人，東柏林可以透過最近在古巴架起的一台發報機向潛伏在美國的間諜單向發報。研製一台具有如此敏感功能的發報機花費了我們幾十年的時間。它大大改善了我們在全球範圍的通訊聯繫。

冷戰期間，除了對美國開展情報活動外，我們對北約組織的戰略計畫也極感興趣。我已經講述了六〇年代在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裡工作的馬格麗特的事跡。我們還十分幸運地發展了一名在北約組織工作的西德官員做間諜。他叫魯普。在長達十七年的時間裡，魯普在英國妻子安妮．克里斯廷協助下向我們提供了北約組織的一些最為敏感的機密情報。

美國情報機構體制上的弱點之一是，它極易受到政治壓力。艾姆斯一案突出反映了這一點。近幾年來，中央情報局局長一職有點像是一支職業足球隊的教練，一個賽季沒打好就被一腳踢開。這純粹是做給人看的，為的是使公眾覺得改換了門庭。幾年後，新換上的人又被斥為無能。任何一個情報機構都不可能靠這種辦法改進它的工作。發生重大叛逃事件或內部有敵人間諜時，尤其需要保持領導班子的連貫性。我從來不認為大批撤換人員就可以解決問題。

呂蒂希被捕後，我決定撤回在美國的所有情報人員。這意味著在美國的情報工作需要從頭開始。駐美大使館和聯合國代表團內的情報人員除外。我懷著沉痛的心情下令召回很有潛力的間諜。有一對夫婦已在美國住了五年，在密蘇里大學為幾位從事科研和教學的教授當助手。還有一位與呂蒂希情況差不多的單身特務。

一九七五年，蒂勒曼已完全定居波昂。我們查出他的真名叫福爾肯。而他和中央情報局還被蒙在鼓裡。起初我們只是派人跟蹤他，看他找什麼人接觸，從而弄清他想搜集哪方面的情報。慢慢地我們開始用自己的人誘他上鉤，向他提供了一些無足輕重的祕密和假情報。目的是將美國人的反情報工作引入歧途；使他們無法摸清我們的真實意圖。可憐的福爾肯信以為真，以為自己很了不起，發展了這麼多瞭解情況的東德人當特務。一次他對一個密友炫耀說，因為他工作出色，中央情報局給他晉級加薪。國家安全部內的反情報機構聽說後忍俊不禁。福爾肯得到的大多數毫無價值的情報就是由這個部門的高級官員杜撰出來的。

遇到像艾姆斯這樣的事曝光，情報機構如果屈從無知的政客的壓力撤換首腦的話，對自己毫無好處。我內心深處一直很同情海倫布羅www.hetubook.com.com赫。因為蒂德格的叛逃，他這個西德外國情報首腦被迫下台。此前任聯邦憲法保衛局局長的海輪布羅赫接管外國情報局的時間並不長。他同西德新總理的某些顧問（尤其是金科爾）在一些問題上有分歧。蒂德格事發後，他成了替罪羊。其實問題出在他的前任用人不當，而且情報局內缺乏一項情報機構應有的嚴密防範措施。

克拉維爾的猶太血統對他的政治觀點起了決定性的影響。他將審判克虜伯一案以及以色列審判艾希曼一案的全部經過整理成一份厚厚的材料交給了我。從他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父親的影子。父親當年從人道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深受自己是一名猶太血統的德國人的影響。克拉維爾還是大名鼎鼎的記者李普曼的朋友。李普曼與甘迺迪家族關係密切。甘迺迪與赫魯雪夫舉行首腦會議前，李普曼和克拉維爾聊天時告訴他，甘迺迪準備在這次會議上持強硬立場。克拉維爾把這一情況告訴了我們。我們又轉告了莫斯科。至於是否對這次會談產生了影響，我不得而知。在這次首腦會議上，結果赫魯雪夫的態度比美國人還要強硬，令甘迺迪猝不及防。

中央情報局為推翻卡斯楚搞的未遂政變以及在中美洲的種種莽撞活動，使它在保守黨和自由派人士中威望大跌。我們在華盛頓和紐約站的情報人員對美國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情報機構的評價表明，它的威望遠遠不及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美國情報人員因此士氣低落。任何一位管理學專家都會指出這一點。在公眾眼裡，中央情報局不僅行動詭秘，而且管理無方。前一種看法對於一個龐大的情報機構來說很正常。而後者的惡名任何一個情報機構都背不起。情報機構是心理不穩定的地方。其內部心態很快會反映到從業人員的行動上。有關叛徒艾姆斯的報導表明，中央情報局內存在著一種極為強烈的自我厭惡情緒。艾姆斯不僅不喜歡自己所在的單位，而且鄙視它。蘇聯的叛逃人員恐怕就沒有這種感覺，例如戈爾迪夫斯基。他們變節常常出於意識型態或個人方面的原因。雖然他們對ＫＧＢ內部的黑暗面看得很清楚，但並沒有因此失去對它的敬畏。戈巴契夫上台後情況才有了變化。

作為一名間諜，卡尼的弱點在於他柔弱的心理性格。他是同性戀者，患有急性妄想狂症，整天懸心吊膽，害怕禁止同性戀的美軍會利用他是同性戀這一點在軍隊裡搞臭他。一九八四年他返回美國後，向我們提出要來東德避難，聲稱和他同在通訊部門工作的同性戀夥伴死於浴池內，頭上套著一個塑膠袋。他含糊地說，這是一個想對他下毒手的情報機構幹的。我們擔心他隨時可能會把一切都說出來。不管浴池謀殺案是真是假，他恐怕已受到監視。倘若他此時試圖離境，很有可能會被逮捕。怎樣才能把他從這種危險的處境中解救出來呢？我們決計來個瞞天過海。這一招只有緊急關頭才用，而且次次靈驗。卡尼持偽造的古巴護照從美國飛到哈瓦那，然後再途經莫斯科飛到東柏林。

由於霍爾提供的情報數量太大，我們擔心會引起懷疑，建議他悠著點幹。有一回他一次就交給我們美國國家安全局和情報與安全指揮部的十三份整套文件、指令和工作計畫，還有美國今後十年準備研製的無線電情報技術的詳細方案。此外，霍爾還提供了雷根寵愛的反飛彈防禦系統——星際大戰計畫的機密材料。美國軍事情報機構在美國國內的出色表現曾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托伊芳費爾斯貝格它顯然失於疏忽。

和許多人一樣，我認為判魯普有罪顯然是非法的。國際法和德國憲法裡均有一條原則：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兩個得到國際法承認的國家和平統一後，為什麼一個國家的間諜可以安然無恙？如果以前坐過敵人的牢，甚至還可以領到一筆賠償金。而為另一個國家效力的間諜卻被判長期徒刑，兼罰以巨款？對有些間諜來說，冷戰終於結束。而對於其他一些間諜，冷戰仍在繼續。

我對美國人的政治思想、意圖和憂慮的認識主要來自於兩位美國人。他們是我吸收的首批美國間諜，始終沒有暴露身分。雖然今天這兩人已經作古，我仍無意在這裡說出他們的真名，權且以化名稱呼。一個叫馬勒（「畫家」），另一個叫克拉維爾（「鋼琴家」）。兩人均出生在德國，年輕時參加過共產主義運動，而且都是猶太人。在納粹的白色恐怖下，他倆從德國逃到美國，並在那裡讀完學業。一個成為經濟學家，另一個當了律師。由於他們是德裔，專業知識又對口，兩人雙雙被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錄用。五〇年代初麥卡錫參議員掀起迫害浪潮時，戰略情報局被斥為左派知識分子的老窩。不無諷刺的是，史達林藉口菲爾德與戰略情報局有染，於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三年期間對捷克、匈牙利和東德幾個國家的共產黨人進行了血腥的迫害。根據我聽到的關於菲爾德的情況，我可以肯定他根本不是什麼間諜，而是一位天真的理想主義者，出於幫助反法西斯主義陣線的目的才一直同戰略情報局保持聯繫。不過他的例子表明，史達林和貝利亞以他為藉口在東歐國家搞清洗的翻雲覆雨的手段是多麼的卑鄙無恥。

至於我們情報局在駐美使館裡的人，他們的工作收效甚微，費用卻十分高昂。根據我們的經驗，美國聯邦調查局對東歐國家的外交官監視得極嚴。他們很難有機會發展間諜或是和沒有戒心的知情人拉關係。儘管我們在使館裡的情報人員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由於美國人視我們為極端危險的人物，仍佈置了大批人馬對我們駐外使館人員的活動嚴加監視。我擔任情報局局長期間，始終未能透過這一途徑與消息來源保持聯繫。我們情報局在華盛頓使館和聯合國代表團裡的人員為此主要把注意力放在保護東德外交官不受敵人的拉攏，檢查美國是否在使館內安裝了竊聽器，確保祕密交談不被竊聽，等等。東德外交官也向國家安全部的反情報部門反映情況，但絕不是什麼洞悉了美國真實意圖的石破天驚的消息。偶爾，駐華盛頓大使館裡的情報人員會向我們會報一些旁聽到的雷根或布希總統的隻言片語，參議院裡的逸聞趣事或是某個產業大王的真知灼見。諸如此類的消息，通常過幾天在報紙上也可以看到。

美軍在海德堡的司令部是我們的首要目標之一。同在這裡工作的人拉關係也很容易。英國人和法國人在海外服役期間通常縮在本國人的小圈子裡。而美國人卻喜歡交際。遇到不熟的人請他喝酒吃飯，聊聊美國人在歐洲的生活感受，一般來者不拒。我們還發現，美國人喜歡貪便宜。蘇聯人幹起這種事來比我們老辣得多。他們認為，美國人答應為一個外國人做事常常是受到物質上的誘惑，即使他們自己很有錢。我們注意到，美國情報人員拉攏東德人與中央情報局合作時，往往一上來就以優厚報酬作為誘餌。而我們發展間諜繼續打政治信仰這張牌。有時也利用人的報復心理。當兩者都不奏效時，或者發展對象顯然就是衝錢來的時，我們才用金錢這一招。